我国古代散文的产生是从简单的记事开始的，逐渐发展而有叙事记人的史传散文，而有议论政事、阐释哲理的诸子散文。写景记游之作比较后出，正如绘画中人像、佛像中出现的山石、树木背景一样。写景散文初起时难免体制短小，描写简单，像“逝者如斯”“松柏后凋”的联想与比喻，应该说只是写景状物的一种胚胎因素，主旨在于表达作者自己的志向与操守。到了东晋时期，世事乱离，偏安江南的士大夫们开始仰慕老庄思想，追求清玄之风，逃避现实，寄情山水。
一、中国古代散文发展概况
1、先秦时期：文史哲不分家，散文作品往往集实用性、哲理性、文学性于一炉。哲学家用散文说理，产生了诸子散文，如《论语》、《孟子》、《庄子》等；史学家用散文纪事，产生了历史散文．如《左传》、《国语》、《战国策》等。诸子散文以论说为主，历史散文是以记言记事为主。
2、汉魏六朝时期：
（1）战国末期至秦汉时代，出现了书，记，碑，铭，论，序等个体单篇散文，散文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独立的文学地位。如秦代李斯的《谏逐客书》、东汉班固的《苏武传》是非常具有文学性的散文。
（2）赋是汉代文学的代表，它其实是介于韵文与散文之间的一种特殊文学样式，但它可划分为广义的散文范畴。赋起源于战国，兴盛于两汉。赋大体经历了骚体赋、大赋、抒情小赋三个发展阶段。两汉时期大赋盛行，代表作有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扬雄《甘泉赋》《河东赋》等。魏晋南北朝时期大赋衰落，抒情小赋占主导地位。如曹植的《洛神赋》、王粲的《登楼赋》、江淹的《恨赋》《别赋》等。
（3）代表两汉散文最高成就的是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它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的历史。全书以人为经，以事为纬，开创了我国纪传体史学和传记文学的新纪元，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塑造了一系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语言高度个性化，极富形象性和表现力。它是后世叙事散文的典范，并对小说、戏曲的发展有巨大启发和影响。
3、唐宋时期：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高峰期，出现了以“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为代表的唐宋散文家。他们继承了先秦散文的优良传统，又吸收了六朝文学抒情写景、语音修辞方面的经验加以融合发展，使文章体裁样式增多，艺术水平提高，出现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
在唐朝和宋朝都兴起过“古文运动”，产生了不少优秀的散文作品。如韩愈的《师说》、柳宗元的《捕蛇者说》、《永州八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苏轼的前后《赤壁赋》。
4、明代时期：明初刘基、宋濂等写了一些揭露黑暗社会现实的作品，如刘基的《卖柑者言》。明中期有前后七子以拟古为主，主张“文必秦汉”，但一味拟古；后有唐宋派主张作品“皆自胸中流出”，继承唐宋古文传统，较为有名的是归有光《项脊轩志》；后由又有公安派、竟陵派，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晚明小品文盛行，颇有光彩。代表作由张岱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
5、清代时期：清代散文成就最高的是清中期的桐城派，主张学习唐宋、秦汉古文，以清真雅正为宗，代表作有方苞的《狱中杂记》，姚鼐的《登泰山记》等。
二、中国古代山水游记的发展历程
古代山水游记是我国旅游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旅游文学的滥觞。古代山水游记是以轻快的笔调描述山水名胜，借助景物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记叙文。古代山水游记作为具有特定内容的文学样式，是伴随着人类旅游意识的产生、旅游生活的展开以及在自然景物中孕育出来的审美观而萌芽、发展和成熟起来的。它的发展过程非常漫长。追溯它的发展历程，从先秦至明清，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即呈现时期、形成时期、发展时期和兴盛时期。古代山水游记作为一种散文体裁，不但具有一般文学散文样式的特征，而且更具有不同于一般散文样式的特点和内涵。探究古代山水游记的产生、发展以及它的特点，对于了解我国古代旅游文学的内蕴，丰富我们现代旅游文化意识是有积极意义的。
（一）古代山水游记的萌牙和产生
先秦及秦朝时期，人类旅游意识尚未产生，以审美观赏为内容的旅游生活也尚未出现，人们外出活动，大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和社会交往。如周朝君主周穆王长达两年之久的周游，目的就是为了显示国威，安抚部属；孔子周游列国，席不暇暖，是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秦始皇巡视天下，是为了征服天下，统一帝国。由于那个时代的出游根本不具备旅游的意义，相应地，表现旅游内容的旅游文学作品也就不可能产生；即使当时有的典籍中有一些关于山川景物的描写，大多也只是零星而原始的，如先秦时的《山海经》中“大泽方百里，群鸟所生及所介”“又西六十里，曰太华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广十里，鸟兽莫居”的描写就是非常直观而简单的。
到了汉代，随着帝国疆土的扩大、社会经济的繁荣，人们对自然景物的认识日渐增多，出游活动也有所增加。随着人们对山水和宫殿建筑的新认识，山水、宫殿的描写在当时兴盛的赋体作品中也就有了一些反映。如西汉枚乘《七发》中关于潮水的描写：“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皑皑，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庸如三军之腾装”就写得比较生动且气势磅礴。又如司马相如《上林赋》中对宫殿的描述：“离宫别馆，弥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阉；华榱壁璫，辇道纚属”写得多姿而宏伟。然而这样的描写，主要也不是重在表现景物，更没有记游的倾向，而是借描写以夸耀帝国的强大。东汉马第伯的《封禅仪记》中，具有大量的写景篇幅，其中写登泰山时的俯视所见、写天门的陡峭和奇险、写登山途中的艰辛，更具精彩；同样，这些描写，其目的也是为当时光武帝登泰山举行封禅仪典这一事件作烘托和渲染。因此，以上这些作品虽然或多或少地写有路途的景色，但都不具备山水游记的特点，只能视为最早的山水游记文字，而不能算作山水游记作品。在先秦到两汉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虽然人们已把景物描写纳入作品的叙写范围，但是山水风物的描写只是作为表现作品主题的附属品出现，而没有成为作品描写的主要对象，并且这种描写大多只是作品中的一个部分，没有独立成篇。因此，真正的山水游记在秦汉时期还没有出现，完全意义上的山水游记作品还处在积累和萌芽之中。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这一时期朝代更迭，使得文人学士厌恶仕途，逃避现实，志趣转向广阔的大自然。他们有的隐居田园，有的寄情山水，开始对大自然进行自觉性的观赏，并且在游历山水的过程中追求种种精神境界。这种追求使得他们的社会审美心理也得到一定的发展。他们对大自然的审美以及觉醒，使得这时期山水景物的描写不再是表现主题的附属品，而成为了主要的描写对象。这种旅游意识的加强，使相对完整独立的骈体山水游记、散文山水游记也应运而生。如东晋僧人惠远的《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就是作者与庐山众僧人同游石门、赋诗纪游，诗成后所写的序文。文中细致地描写了出游时艰难行进的经过，并在主观感受中生动地描述了石门神奇瑰丽的景观，突出一种神仙的境界。全文辞句清丽，语调流转，由景生情，由情入理，是一篇独立的、具备了旅游文学特点的旅游散文。到南北朝，涌现出的骈体山水游记、骈体山水信札、小品等就更多了。有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陶弘景的《答谢中书书》、吴均的《与宋元思书》、《与顾章书》、萧纲的《与萧临川书》、《行与山铭》以及祖鸿勋的《与阳休之书》等。这些作家把山水景物当作自己描写的主要对象，记游明确，刻画形象，呈现出一幅幅极尽妍态的山水画、风景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郦道元的《水经注》。《水经注》是一部散文体的实录体地理学著作，同时又是一部旅游文学著作，其中许多篇目历来被人们推祟为旅游散文的佳品。如《水经注·三峡》篇，在记述三峡水道情况的同时，还描绘了三峡雄奇壮丽、气势磅礴的景象，并穿插着关于三峡的众多神话传说、风物习俗、民歌民谣，其写景叙事、实虚映衬无不给人以美的享受。除郦道无的《水经注》外，还有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洛阳伽蓝记》是一部历史文献，它的写作目的虽然是企图通过佛寺的盛衰寄托对拓跋氏复亡的哀悼，但旅游线索明晰，又常常把洛阳寺塔建筑作为审美对象加以描写，文字生动，写法精湛。如写水宁寺的佛塔，仅用“高风水夜，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十余里”寥寥几语，就写出了寺塔的巍峨壮丽和庄严肃穆。不仅如此，它在描写中还插录许多关于寺塔的历史传闻、风尚习俗，是一部较典型的文史结合的山水游记作品。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人们旅游意识的形成、对旅游生活的重视，使得记游类作品在秦汉积累的基础上，内容更丰富，形式也开始多样化。这个时期的许多作品已经具备了山水游记散文的特点，它们标志着古代山水游记散文的正式产生和形成。
（二）古代山水游记的成熟和发展
隋唐时期，社会尽管有动荡，但总的说来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高度发展。特别是唐代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使得人们的旅游审美观赏意识更加成热，更看重旅游者在游览观赏中的主体审美作用。这时期人们的旅游目的和要求有了很大的改变。具体表现为人们旅游，不但要使自己与自然之间培育相亲相近、相和相融的关系，以获得身心愉悦，而且还积极探索旅游的价值观，注重景物的文化内涵。这种旅游内容的丰富，使得此时期的旅游散文从形式上来讲，不再仅仅是骈体小品短札或解释山河的附文，而是出现了体裁多样的铭文、诗序、书信等；从内容上来讲，在对山水景物的特征描绘中能融进作者的主观感受，融情于景，情景交融，创造出优美的意境。唐代元结的山水游记作品最能代表这种特点。元结的作品在记述中注重描写和抒情，使主体的人和客体的景达到相应的结合，是情景交融的优美山水游记散文。其《右溪记》，写右溪“清流触石，洞悬激注；佳木异竹，垂阴相荫”，不但以细腻的笔调描绘出右溪的清新秀丽，并且在写景中以“置州以来，无人赏爱，徘徊溪上，为之怅然”寄寓自己怀才不遇的身世感叹。元结的这种以景寄情的山水游记对唐代以后的山水游记写作产生了很大影响。清末古文家吴汝纶评价元结：“次山（元结）放姿山水，实开于厚（柳宗元）先声，文字幽妙芳洁，亦能自成境趣”。
唐代大散文家柳宗元，更是在元结的写法上有了很大发展。柳宗元是唐代山水游记集大成者，他的山水游记不但文笔清新秀美，富有诗情画意，而且在对景物的描写中，寄托了自己抑郁的情怀，表现出较为深刻的思想意义。他的组记《永州八记》，是古代山水游记散文中的一块丰碑，标志着古代山水游记散文的最高成就。《永州八记》中的第一篇《始得西山宴山水游记》，从自己被贬后的忧惧和漫游起笔，一直让自然景物的描写与自己的身世遭遇紧密地融合一起。他写宴游西山，不直接描写西山的景物，而是抓住“一览众山小”的视觉感受，运用生动的比喻、巧妙的夸张和色彩的渲染，有层次地状写登高眺望中的山水远景，从侧面烘托出西山高峻特立的壮观气象；同时，运用象征的手法，寄托自己的抑郁心情，表现遗世独立、不同流俗的人格理想。整篇文章刻画人微，托意深远，是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山水游记散文。除柳宗元外，唐代在古文运动的蓬勃发展中，在文体革新思潮的引导下，还涌现出了一批清新活泼的山水游记散文，有韩愈寄寓深刻、在表现儒家人格思想中渗透出浓烈山水审美意识的《燕喜亭记》；有白居易以赴仕途中旅游过程为外在行文线索，以友人之间的友情为内在情感线索，两条线索互相交织，把叙事、写景、抒情融为一体，富于清新明丽意境美的《三游洞序》；有李翱全篇借题发挥，将游山比作交友，写得别有情趣的《题峡山寺》等等。
到宋代，山水游记散文追随着唐代山水游记散文的踪迹，在内容和形式上更臻完美。其主要成就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山水游记作者数量增多，作品硕果累累。作家突出的有：苏舜钦、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晁补之、陆游、范成大、王质、宋熹、周密等，他们都写有不少名篇佳作。二是形式更加多样化，有题记体、随笔小品、散文赋体、书信体、纪事体、考辨体、
元代山水游记散文从总体上看远不及唐、宋，但在题材和内容上也有一些新的开拓，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得较好。
唐宋元山水游记散文，作者众多，内容丰富，样式具备，如群星灿烂，百花争艳，不但标志着山水游记文学的完全成熟，而且为明清山水游记散文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从此以后，明清大多数著名作家的集子中都有山水游记散文作品，其内容涵盖了国内几乎所有的名山秀水和古迹。
明清两代，是古代山水游记散文发展和昌盛时期。这时期，大多数文人学者都喜欢游历山水。他们继承唐宋以来的山水游记散文传统，创作了大量风格多样的山水游记作品，为山水游记的发展增添了更多的奇峰异彩。
明代突出的山水游记奇峰有两座，一座是以公安、竟陵派为代表的山水山水游记和小品；另一座是徐弘祖的巨著《徐霞客游记》。
公安、竟陵派一大批作家在“独抒性灵”的文学旗帜下，突破传统的束缚，刻意在作品中表现个人的山水审美情趣，其作品都极富个性。其中最著名的作家有袁宏道、袁宗道、袁中道、钟惺等。其中袁宏道的《游苏门山百泉记》，以游百泉而借题发挥，任意铺写，充分表达了自己向往古代隐士、热爱自然山水、鄙视功名富贵的情感和个性，可谓是性灵自然流露的鼎作。稍晚出现的还有此时期山水游记小品的代表作家张岱。张岱沿袭公安、竟陵派的主张，提倡任情适意的文风，他的山水游记小品或写社会风情，或写旅游活动，描写细腻，情感真切，表现出他对“深情真气”的个性追求。其代表作有《湖心亭看雪》、《西湖七月半》。
《徐霞客游记》是徐弘祖历经数十年，游遍大半个中国而写下的数十万言的日记体巨著。这部日记不仅记录了宝贵的地理
清代是古代山水游记继续兴盛的时期，具体表现为著者迭起，游踪广布，丰富多彩的旅游生活在山水游记散文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形式上体裁皆备，风格多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性灵派和桐城派作家。“性灵派”虽以诗著名，但其中代表作家袁枚善诗工文，一生喜爱山水，文学上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他提倡写个人的“性情遭际”，写个人的灵感。他的山水游记散文《游桂林诸山记》、《峡江寺飞泉亭记》、《游黄山记》等都是写自己的旅游感受，兴致所到，尽情描写，直抒性情，表现出一定的反叛精神和追求个性自由的倾向。袁枚所具有的这种独特风格的作品，丰富了清代山水游记散文的宝库。“桐城派”是清代著名的散文派别。它宣扬理学，文学上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结合。这种文学主张在其派别作家的旅游散文中表现突出，它与旅游情趣融为一体，读来更耐人寻味，这其中以姚鼐的成就最显著。姚鼐的代表作《登泰山记》，记游叙事，语句不多而线条清晰；考证述古，文笔平实而恰到好处；描景绘形，简洁准确而生动传神，全文没有抒情议论之笔，但作者那种昂扬奋进的心怀、博雅乐观的志趣以及喜悦满足的感情，全都寄寓在写景叙事之中，是古代山水游记散文中不可多得的名篇。
从以上古代山水游记的萌芽、产生、发展和鼎盛的轨迹可以看出，我国古代山水游记源远流长，作品浩如烟海，它开启了我国后代的旅游文学，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三、我国古代山水游记散文的特点
（一）写景状物，栩栩如生
我国地大物博，名胜古迹、山川景物数不胜数，这为历代文人提供了绝好的写作对象。秀丽的景象加上文人卓越的才华，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文化瑰宝。苏轼在《前赤壁赋》中描写了这样的景色，在“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长江边，作者心境如水，啜饮着美酒，吟诵着关于明月的诗文，“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简短两句，把寂静无声的月亮写得宛如八九岁的小姑娘，活泼可爱。此时“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置身于朦胧月色中的作者也恍惚起来，油然而起“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的奇幻想法，此景此情，也难怪老苏要“遗世独立”“羽化登仙”了。寥寥数笔，作者便勾勒了一幅空灵秀美的月夜江水图，时隔千年，当时的江月都已成空，但读着这段文字，我们却如身临其境一般，扇动联想和想象的翅膀，亦能看到波光粼粼的万顷碧波，吹着习习而来的夹着草木之香的江风，举头望去皓月当空，在云间穿梭，似乎和人间的儿女嬉戏追逐。要不是散文对当时明月传神的描摹，又有谁能感受到文字背后的美好？
（二）融情于景，动人心弦
古人云：一切景语皆情语。优秀的写景散文，都是字字扣着情来描写的。写景是山水游记的载体，抒情是文章的灵魂。在写景中借景抒情才能体现作者的写作主旨。归有光的《项脊轩志》被称为他的压卷之作，其中描写自家庭院的明月之景，更是堪称经典。“三五之夜，月明半墙，桂影班驳，风移影动，姗姗可爱”。这段文字看似笔墨疏淡却情韵绵远。十五之夜，圆月高悬，倍感思亲，而作者的亲人却已亡故；桂影姗姗可爱，而赏景之人却“斯人独憔悴”；景致依然，人事已全非，这样的景物读来，谁人不能体味到作者的悲凉？此外，作者以动态的景物来衬托内心的寂寥，将心底深深的无奈与对亲人的无限追思，化作清冷的月光，摇曳的树影，读来使人不禁为之心动，作者要表达的情感也于须臾之间表现的淋漓尽致。融情与景，用景物来抒写心绪，也算是山水游记散文中的另一番景致吧。
（三）托物言志，含蓄隽永
有人说，中外山水游记散文最重要的不同在于，中国文人写景，不象外国文人习惯与到自然中寻找自我，相反的喜欢将景物的特点投射到自身，因而崇拜山的沉稳，水的轻灵，大地的浑厚，天空的辽远，从而在中国的山水游记散文中，有相当数量的文章，在描写美丽景色的同时，蕴涵着深刻的人生哲学。这无疑给山水游记散文增加了许多魅力。这样的文章举不胜举，王安石在他的《游褒禅山记》中，作者介绍了山得名的由来，进山游览的经过之后，从前洞游者多，后洞游者少得出了“非有志者不能至”的结论，从山名被误传得出学者必须“深思甚取”的至理名言。读罢此文，使人深深感受到他“务为有补于世”的.文风和人格魅力。又如苏轼在《石钟山记》中，不仅用生动的语言，给读者展现了一幅月黑风高风及浪大的可怕恶滩险境，同时也在文章里，围绕石钟山命名的原因，不断展开追问，面对前人不同的结论，作者不盲目相信其中任何一种，他坚持实践出真知的原则，深夜泛舟到石钟山绝壁之下，借着月光和火把进行实地考察，最终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也给了我们一条终身受用的道理：事不目见耳闻，不可臆断其有无。加入了作者中学思索的山水游记散文，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更表明了我国的哲学不落后于任何一个西方世界。时光流返，这些散文的光彩亦就生辉。
（四）语言优美，妙笔生花
在以上这些特点之外，山水游记散文诸多的语言特色也是必须提及的。如果写景散文是曼妙的女子，其描写的景色就是她国色天香的姣好面容，抒发的浓情就是她风姿绰约的美丽姿态，蕴涵的哲理就是她呵气成兰的优雅气质，那么优美的语言就是她恰如其分的表现伊人的得体服饰。
这其中包含准确到位的用词、变化多样的句式、不一而足的修辞手法、朗朗上口的音韵绝律。如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作者在描写气势磅礴的天姥山时，用尽了夸张“天姥连天向天横”衬托“天台一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在描写奇幻的梦中仙境时，那奇特的想象：声势浩荡的“熊咆龙吟”，随后是整齐而另人惊叹的“虎鼓瑟”，“鸾回车”，最后是日月照耀着的“如麻仙人”。短短文字间，尽显了一个浪漫主义诗人的创作天赋。这样的才思，这样神气的山水游记散文，不值得我们千百遍的吟颂回味吗！又如王勃的《滕王阁序》，其中几乎是字字用典，字字对偶，其华丽的辞藻，丰富的内容，流畅和谐的音律，工整多变的句式，读来给人以畅快淋漓之感，细品之下，又能感受到作者独巨匠心所勾画出的山水美景，连韩愈都情不自禁的赞叹：“江南多临观之作，而滕王阁独为第一”。这样的成功正是因为作者运用了大量比喻、拟人、排比、通感、叠词、衬托、对比等修辞手法的缘故。像其中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在上下对偶的同时，在句中自成对偶，形成了“当句对”的特点。同时在色彩上，将碧水青天相接，上下浑然一色，彩霞自上而下，孤鹜自上而下，相映成趣，远近虚实整合到一句里，构成一幅色彩明丽的秋景图，给人以无限美感，最终使得这一句成为千古绝唱，成为山水游记散文中的绝品。
四、阅读和鉴赏古代山水游记散文的方法
中国古代，山水游记作品很多。山水游记在介绍历史、地理、文化、科学知识中给人以美的享受，抒写人对自然的审美感受，具有浓厚的抒情成分。那么，如何阅读、分析古代山水游记作品呢?
（一）把握写景、抒情和议论的关系。
山水游记因体裁本身的特点，写景状物是必不可少的。但无论哪篇山水游记，都不是纯粹地停留在写景上。作家游览山川景物、名胜古迹，往往是有感而发，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审美趣味寄寓其中。所谓“言为心声”，“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王国维《人间词话》)。写景与抒情在山水游记作品中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苏轼的《记承天寺夜游》全文仅80余字，写景的只有“月色入户”“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短短几句，在此基础上，作者发出“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的感慨。而“闲人”一词即表达了作者被贬黄州仕途失意的伤感，慨叹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复杂感情。
通过议论句，寄托作者的政治抱负或借景说理，也是山水游记作品的一个重要特点。所以这些作品中的议论句也是我们在阅读、分析时应着重理解的。山水游记中的议论往往起到画龙点睛，揭示主题或深化主题的作用，也可用来抒发感情。它不能摆脱具体的景物描写，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在极力描写岳阳楼胜景的基础上，用一段议论句，水到渠成地揭示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这也是《岳阳楼记》所要表达的主题。再如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最后一段的议论表达了作者“与民同乐”的思想。
山水游记作品中，景、情、议是有机统一的。景与情往往融合在一起，情有时也通过议来抒发。景与议的关系则是：先写景，后议论(较多见)；先议论后写景；夹叙夹议。当然，有些山水游记作品也完全不用议论。如郦道元的《三峡》、柳宗元的《小石潭记》。
（二）把握写实与写虚的关系。
记叙的真实性、具体性是山水游记的基本特色。它所记叙、描写的名胜古迹、山川大泽、人情风物基本上可以考证。人们在阅读这些作品时，会留下真实、可信和深刻的印象。如曾巩的《墨池记》所描写的王羲之的墨池就在江西省临川市。沧海桑田、世事变化，至于现在可不可考就另当别论了，至少在当时是可考的。《三峡》所描写的长江三峡沿岸的景色就具体可感，其山密、水急、景清、猿啼凄凉的特色引人入胜，如临其境。
但我们在阅读古代山水游记作品时，除了理解其写实特色的一面，还应把握其写虚的一面。无论作家如何忠实于现实的自然，只要他的作品还能称为文学作品，就会含有或多或少的写虚的一面。游记作品也不例外地运用想象来写虚景。《醉翁亭记》中写道：“环滁皆山也”，但实际上滁州周围并没有那么多山。《岳阳楼记》中的“虎啸猿啼”也非实写，岳阳楼周围自古就没有发现过“虎”。这些写景的佳句都是经过作者的集中概括和创造，实中有虚、虚实相生。
山水游记中的“景”既是现实之景，又是作者心中之景，是作者创造的艺术之景。阅读时，惟有充分展开想象，对作品中所绘之景，所叙之事，所状之物进行再补充、再创造，才能使这些作品常读常新、获得裨益。
写景记事简洁生动，是我国古代游记散文的特点之一。
这个特点在早期的写景散文中就已经出现了，如北朝郦道元的《水经注》。这散文著作虽然属于地理人文方面的专著，但其中许多记述山水名胜、风土人情的精彩篇章，则富有文学价值，对后来游记散文的发展影响深远。
节选自《水经注·江水》的《三峡》，作者就以峻洁的笔墨具体而生动的描绘了三峡奇险壮丽的山光水色。以“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来总写三峡两岸的特点：山高陡峭。“重”和“叠”，就山本身的状态写其高，是俯瞰而得；“隐”和“蔽”，以天和日来衬其高，乃仰视所见。下面两句，则以特定条件下的情景形象地综合表现以上特点。只有正午见日，夜半见月，由特定条件充分显示了三峡特点。以“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写夏季三峡情景：水流湍急。当王朝的紧急命令要向各地传达时，才“朝发白帝，暮到江陵”，补笔交代“其间千二百里”，则时速约为百里，加上更用奔马和疾风作比较，给人的感受也就更为形象而深刻了。以“清荣峻茂”四字状写其春冬两季四种景物的特点：水清、木荣、山峻、草茂，实在富有趣味。以极为精练的四字，状写了四种景物，且各具特色。以“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来渲染秋季山谷中的凄清、肃杀的气氛。描述简洁，文字清峻，笔触生动，神韵悠然。难怪刘熙载会作出这样的评论：“郦道元叙山水，峻洁层深，奄有《楚辞》《山鬼》《招隐士》胜境，柳州游记，此其先导耶？”
唐以后的游记散文吸取并发展了这一写作特点，简洁精练、生动传神成为古代优秀游记散文的一个鲜明特色。如清代桐城派姚鼐的游记散文《登泰山记》，这篇文章在组织结构上就有主次分明、简繁得当的特点：首尾两段概括地叙述了泰山总的地理形势和冬季自然景象，中间两段则具体地记叙了登泰山的经过和日观峰观日出的情景，而将日观峰作为全文描写的核心。但此文最精彩的地方，还在于以简洁的笔墨勾画出了泰山冬季冰封雪盖的独特景象和泰山日出时的瑰丽图景。如作者登上泰山绝顶后见到的壮丽景色是：“苍山负雪，明烛天南。”这两句话语言精练而含意深邃。一个“负”字，将冰雪盖山的静态景色描绘成泰山以它的雄伟身躯背负冰雪的动态画面，写出了泰山雄踞于天地的英姿和傲然挺拔的气势；而在日光下雪山反射出的光芒又照亮了整个南面天空，则写出了苍山、冰雪、蓝天在雪光中联为一体的泰山冬景奇观。对于日观峰日出景象的描写也很精练，形象生动，精彩纷呈。“稍见”一句写曙光初现，是隐约看见云海之中的白色的雪山顶。日观峰下负雪的群峰“白若樗蒲”，这个比喻十分新颖，“白”字还是在写雪。“极天”二句写亮度增大，这是日将出之时，先是天边一线异色的云，很快变成五彩颜色，“日上”四句写日初出之时，接着就看到红得像朱砂的太阳升起来了。下边还有红光托着。虽然只有简洁的几笔，却写得有色彩，有动态，使读者看到了瞬息万变的鲜艳色彩和日出的动态。“回视”以下四句写日既出之时，由于山的高低不等，有的山峰被阳光照射得成都市绛紫色，有的山峰没被阳光照射到，仍然一片雪白。“皆若偻”，写出日观峰以西山峰的矮小，反衬出日观峰是“最高”的。这段描写，重墨浓彩，尽为渲染，却又要言不繁，恰到好处。这一幅幅画面都异常逼真、生动，而作者仅用了67字。
附：古代游记散文的创作特点
融情于景，即事寄慨，是我国古代游记散文的又一大特点。
唐代柳宗元在贬官永州后所撰写的“永州八记”，既开创了独立完整的游记散文，又开创了游记散文以山水抒写怀抱的一种优良传统。如其首篇《始得西山宴游记》，就在记述作者发现和宴游永州西山的过程中抒发了自己所得到的感受、谴闷舒怀。作者在本文没有直接写眼中西山，而从多角度写登西山所见所感，采用比照映衬手法突出其高峻峭拔之貌。如先写“坐法华西亭，望西山，始指异之”。再写登上西山始感高险难测，云天相连。由极目远眺，“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衬其高。所见之深山低谷，好像土堆洞口，千里之外的景物尤如近在咫尺亦衬其高。青云萦绕，云天相连浑然一体更衬其高。由此写出“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为类”的感受。作者由西山的特立之貌，喻自己卓而不群的人格，表现自己志高不俗的志向。此时他仿佛觉得脚下的西山及大自然中的一切与自己完全消融在一起，物我合一。作者还写道：“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表现了作者全身心投入自然万物之中，与天地之气相融，泯灭了主客之差异，在物我同一中获得巨大的精神愉悦。记述之中既流露出被贬失意抑郁不平的心态，又表现出偶识西山之喜，沉醉之乐，借西山的高峻气势，表现自己高洁的人格，所记山水景物无不融入自己的感情，表露自己的傲世情怀。这就表现出本文一自然界的山水之美与作者的人格之美相融合的基本特色。
宋代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也是寄情山水的名篇。文章先写到亭子的远景，从琅岈山落笔，用“蔚然深秀”表现它的外观，又用“水声潺潺”“峰回路转”表现它的姿态，使人产生赏心悦目之感。接着写亭的近景，用“翼”作比，有凌空欲飞之意。然而借释亭名来直抒作者胸臆，道出名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奠定了全文抒情基调。以下从两方面展开；第一，写亭子四周的自然景色，以“乐亦无穷”表现作者纵情山水之意；第二，写滁州官民同乐的情景，极力写出滁州人民在这和平生活怡然自乐和众宾尽欢的情态，并特意塑造了太守醉酒的形象，用这幅生动的风习画从侧面显示出政治清明的景象，也表达了作者“与民同乐”的政治理想。作者的欣慰和悲苦都含蓄地蕴藏在风景的描绘和气氛的渲染当中。作者在山水风景的描写和记录里，不声不响地寄寓以至抒发了作者的性情，作者的欣慰和悲苦都含蓄地蕴藏在风景的描绘和气氛的渲染当中。
明人袁宏道的《虎丘记》也是在写景叙事中寄托情怀。从文中可以感受到，作者钟爱自然，钟爱山水，钟爱名胜古迹，特别是虎丘这一“吴中第一名胜”，可谓一往情深，作者“吏吴两载，登虎丘者六”，足见游兴之浓，对虎丘之爱。在他笔下，虎丘之美，虎丘之乐，真可谓人间天堂。从文中还可以感受到，作者富有平民意识。这篇游记，取景主要不在景物，而在游人，作者以浓笔重彩抒写中秋之夜虎丘游客欢乐场景，显然，作者以为，百姓之乐与名胜之美是相辅相成的，万众欢乐的虎丘中秋之夜，是虎丘最美的景观。而且是融入平民之中，同享山水之乐。特别要指出的是通过记叙最后一次与几位朋友同游虎丘的一个细节，并有针对性地发表感叹，表达愿望。作者任吴县县令期间，最后一次与几位朋友同游虎丘，“歌者闻令来，皆避匿去”，针对此事，作者感叹“甚矣，乌纱之横，皂隶之俗哉”，其痛恨官吏横行霸道、衙役庸俗粗野，体恤爱护百姓之情溢于言表。文章结尾处，直接表明心迹：“他日去官，有不听曲此石上者，如月！”这是他自己与民同乐的愿望和淡泊名利的情怀。“今余幸得解官”，一个“幸”字更是情透纸背，掷地有声，无官一身轻，免去官职是一大幸事，其淡泊利禄、清心寡欲的高尚情怀表露无遗。
记游说理，借景立论，是中国古代游记散文的再一特点。
游记散文发展到北宋时代，由于受当时思想界学术界比较注重务实和进取精神的影响，产生了说理性的游记，反映了宋代散文议论化的倾向。这类作品虽然大多记述了他们游览的山水名胜，文物古迹，但有的发表游后的感触，记议结合，有的则立意于议论，借记游来说理。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和苏轼的《石钟山记》就是这类游记中的名篇。
《游褒禅山记》文写的是一次未能尽兴的游览，作者深感后悔和遗憾，照理说，这样的游览没有多少值得写的东西，可是作者却据此得出两点深刻的启示：一是世上神奇雄伟、美丽壮观的景色，常常在艰险、遥远的地方，必须不避艰险，“尽吾志”以赴之，才能于己无悔，不为人讥。这里虽然是说游山，实际上是以游山作比喻，说明不论研求高深的学问，还是创建宏伟的事业，都必须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去完成自己的意愿。二是由于古代文献资料的散失，后代以讹传讹，
《石钟山记》则与《游褒禅山记》先记游后议论的写法不同，作品一开始就主要叙述关于“石钟山”命名由来的两种说法，然后分别提出质疑，为下文作者亲临其境进行探究提供了依据。然后写作者亲临石钟山和探究石钟山得名原因的经过，作者在这段里生动细致地叙写了亲自探究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对“石钟山”命名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最后写作者探访得实后的感想：凡事须亲历而不可主观臆断（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点明了作者写作本文的目的。本文以石钟山得名由来作为线索。先“疑”，后“探”，再“断”，最后是叹”。文章结构严谨，脉胳清楚，记叙、写景、议论紧密结合，是宋人游记常用的写作方法。本文的特点是记叙内容容量大而条理分明，写景奇特，真切动人，而通过对石钟山命名的探索，阐明了“臆断”有害于人们对事物的正确认识，“臆断”的方式又是多么谬误和浅陋可笑。这种议论，确定能给人以启发。《石钟山记》贵在由名质实，实地考察，表明了苏轼不泥古而崇实的精神。文章不虚耗笔墨，为写景而写景，而是结合记叙，即事明理，深入浅出地议论，能给人以深刻的启示。至于写景，作者又紧紧抓住景物的特色，作气氛的点染，写出自己的感受，如写暮夜乘舟探绝壁一段，绘形绘声，情景事例，描写十分细腻、真切，写得有物有人，有景有情，有静有动，有声有色，从而比一般的说理文章具有更大的艺术感染力和说服力。
宋代开创的说理体游记对后代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此后，记游说理的作品历代不绝。
齐、梁的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里说：“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以“山川之美”作为基本描写对象的我国古代优秀的游记散文 作家也深其三味。他们的创作往往不停留于对自然景物的单纯描摹，而是在简洁生动的写景过程中融入感情，抒发感慨，或阐明道理，发表议论，从而使作品既具有景趣、理趣，达到写景与写心互相交融的艺术境界。
曾巩，建昌南丰(今属江西)人，北宋著名政治家、散文家。他家境贫寒，有一个哥哥，四个弟弟，十个妹妹(其中一人夭折)，父亲被罢官，身体也不好，所以肩负起养家的重任。
闲行
【作者】曾巩 【朝代】宋
草软沙匀野路晴，竹枝乌帽称闲行。
鸟啼绿树穿花影，风出青山送水声。
转觉所忧非己事，似从多难见人情。
闲中我乐人应笑，忙处人争我不争。
作品介绍
先道而后文
曾巩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他在当代和后代古文家的心目中地位是不低的。他的成就虽然不及韩、柳、欧、苏，但有相当的影响。
曾巩为文主张是接近欧阳修的。先道而后文，但比欧阳修更侧重于道。在《答李沿书》里他说：辱示书及所为文，……足下自称有悯时病俗之心，信如是，是足下之有志乎道，而予之所爱且畏者也。末曰其发愤而为词章，则自谓浅俗而不明，不若其始思之锐也。乃欲以是质乎予。夫足下之书始所云者，欲至乎道也;而所质者，则辞也。无乃务其浅、忘其深，当急者反徐之欤?夫道之大归非他，欲其得诸心，充诸身，扩而被之天下国家而已，非汲汲乎辞也。其所以不已乎辞者，非得已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此其所以为孟子也。
此外，在《与王向书》、《回傅权书》中也有类似的见解。先道德而后辞章，这是曾巩的一贯主张。也许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曾巩的'文章同韩、柳、欧、苏各家相比，便显得质朴少文。韩、欧诸公虽也说过先道后文一类的话，但他们毕竟还是重视文采，曾巩则不很讲求文采。
自然淳朴
当然，曾巩虽然不讲文采，而文章却写得自然淳朴，自成一家。这是曾巩文章的特色。这特色体现在几个不同的方面。首先是论事之文写得纡余委备，委婉曲折，与欧阳修近似。其次，曾巩文章虽质朴少文，然亦时有摇曳之姿，纵横开合，有如韩愈。赠序之文，尤有特点。例如《赠黎安二生序》一开始说：苏轼"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予，称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携其文数十万言，安生携其文亦数千言，辱以顾予“。然后说，读了他们的文章，认为："二生固可谓魁奇特起之士，而苏君固可谓善知人者也。"再说下去，便说到黎生将行，求曾巩赠言，以"解惑于里人“。于是曾巩乃大发议论如下：予闻之自顾而笑。夫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之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为笑于里之人;若予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归]，且重得罪，庸讵止于笑乎?然则若予之于生将何言哉?谓予之迂为善，则其患若此;谓为不善，则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古，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生其无急于解里人之惑，则于是焉必能择而取之。遂书以赠二生并示苏君以为何如也。像这样的笔墨虽然不及韩愈的赠序那样纵横变化，故作姿态;却也写得曲折尽意，很有波澜。而且语出自然，无造作之迹，这一点又近似欧阳修。再有，曾巩的文章又是善于记叙的，其特点是条理分明，无不达之意。
例如《越州赵公救灾记》，写知越州的赵公"前民之未饥，为书问属县"云：灾所被者几乡?民能自食者有几?当廪于官者几人?沟防构筑可僦民使治之者几所?库钱仓粟可发者几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几家?僧道士食之羡粟书于籍者其几具存?使各书以对，而谨其备。还有，曾巩为文，一般说来，是长于记叙、不多写景的，例如《醒心亭记》、《游山记》等，几乎不写景物。但有的文章也极刻画之工，如《道山亭记》即是一例：其路在闽者，陆出则厄于两山之间，山相属，无间断，累数驿乃一得平地。小为县，大为州，然其四顾亦山也。其途或逆坂如缘絙，或垂崖如一发，或侧径钩出于不测之溪。土皆石芒峭发，择然后可投步。负戴者虽其土人犹侧足然后能进，非其土人，罕不踬也。其溪行，则水皆自高泻下，石错出其间，如林立，如士骑满野，千里上下，不见首尾。水行其隙间，或衡缩蟉糅，或逆走旁射，其状若蚓结，若虫镂，其旋若轮，其激若矢。舟溯沿者，投便利，失豪分，辄破漏。虽其土长川居之人，非生而习水势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陆之险如此。这段文字是写道山亭所在之地的山川之险的，形容刻画，可谓精工。同柳宗元山水诸记相比，自有特色。 由此看来，曾巩为文虽少景物描写，却并非不能，而是不为。偶一为之，也能臻于极妙之境。
此外，曾巩还有一些论及学术、艺术的文章，例如《战国策目录序》、《宜黄县学记》、《墨池记》等，纵论古今，更多学者气息。
简奥而不晦
《宋史》本传论及曾巩的文章："曾巩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这一评语，比较切合曾巩文章的实际。"纡徐简奥“，概括了主要特点。
曾巩生前与身后，都不曾以诗见称。但他一生作诗也并不少。而且有些诗中还抒发了不见于文的思想和情感。在文章里，曾巩不像欧阳修那样指陈时弊，而在诗中却有所涉及。例如《胡使》诗云：南粟鳞鳞多送北，北兵林林长备胡。胡使一来大梁下，塞头弯弓士如无。折冲素恃将与相，大策合副艰难须。还来里闾索穷骨，斗食尺衣皆北输。中原相观双失色，胡骑日肥妖气粗。九州四海尽帝有，何不用胡藩北隅?
这样的言语，在曾巩的论政之文中不曾有过。"斗食尺衣皆北输“，"胡骑日肥妖气粗“，这是对北宋朝廷刮民髓赍盗粮的苟安政策的生动概括。剥夺百姓的衣食，养肥入侵的军马。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事，曾巩循循儒者，于此也不能不慨乎言之。
曾巩还有《追租》一诗，其中有句云："赤日万里灼“，"禾黍死硗确“。"饥羸乞分寸，斯须死笞缚“。"公卿饱天禄“，"每肆诛求虐“。这是说天旱民饥，而官方不恤。曾巩在这里颇有为民请命之意。最后说："试起望遗村，霾风振墟落“，面对民间疾苦，曾巩是无能为力的。
曾巩一生，历任地方官职，鞠躬尽瘁，似乎没有什么抱怨。几次上书，皆以侍亲为言。但在诗中，有时也微露不满。例如《东轩小饮呈坐中》云：二年委质系官次，一日偷眼看青山。念随薄禄闲垂首，似见故人羞满颜。及门幸得二三友，把酒能共顷刻间。海鱼腥咸聊复进，野果酸涩谁能删。谈剧清风生尘柄，气酣落日解带镮。瑰材壮志皆可喜，自笑我拙何由攀。高情坐使鄙吝去，病体顿觉神明还。简书皇皇奔走地，管库碌碌尘埃间。功名难合若捕影，日月遽易如循环。不如饮酒不知厌，欲罢更起相牵扳。
又如《人情》诗云：人情当面蔽山丘，谁可论心向白头!天禄阁非真学士，玉麟符是假诸侯。诗书落落成孤论，耕钓依依忆旧游。早晚抽簪江海去，笑将风月上扁舟。
在这样一些诗里，曾巩流露了更真切的情感。曾巩不是诗人，但在诗里却更体现了他的"全人“。总的看来，曾巩一生，政治表现不甚突出。《宋史》本传说“吕公著尝告神宗以巩为人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
综观曾巩一生，历任州郡官吏十几年，在京师作官的时间不多。从他的一些政论文章看，如《唐论》、《书魏郑公传后》、《熙宁转对疏》、《自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札子》、《移沧州过阙上殿札子》等，并没有突出的政治见解。其主要观点是泛称三代之制，称赞后周和唐初的贞观之治，而对于宋代的政治却没有多少条陈和建议，与范、欧诸公不同。他在《移沧州过阙上殿札子》中对于宋朝的现状还是相当称赞的。他说：
盖远莫懿于三代，近莫盛于汉唐，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而天下之变不可胜道也。岂有若今五世六圣、百有二十余年，自通邑大都，至于荒陬海聚，无变容动色之虑萌于其心，无援桴击柝之戒接于耳目。臣故曰：生民以来未有如大宋之隆也。
又说：
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广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则宋兴以来，全盛之时，实在今日。 由此可见，曾巩对于当时的政治不仅没有任何不满，而且推崇备至，当然也就不曾提出改革的意见。
在这以前，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参知政事，推行新法，当时曾巩出守越州，其后转徙六郡，在外十二年。对于熙宁新法，也没有发表过具体意见。只是在《过介甫归偶成》诗中说过："心交谓无嫌，忠告期有补，直道讵非难，尽言竟多迕。知者尚复然，悠悠谁可语。"观此，则两人过去言谈之间，可能有过意见分歧。还有，其《与介甫第二书》也说："比辱书，以谓时时小有案举，而谤议已纷然矣。足下无怪其如此也。"又说："谤怒之来，诚有以召之，故曰：足下无怪其如此也。虽然，致此者岂有他哉?思之不审而已矣。"由此看来，在政治上二人是有分歧的。
总的看来，曾巩一生，政治表现不甚突出。《宋史》本传说"吕公著尝告神宗以巩为人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这话可能有些根据。
一、韩愈
韩愈(768～824)字退之，唐宋八大家之首，是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汉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他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韩愈还是一个语言巨匠。他善于使用前人词语，又注重当代口语的提炼，得以创造出许多新的语句，其中有不少已成为成语流传至今，如“落井下石”、“动辄得咎”、“杂乱无章”等。在思想上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
韩愈，谥号文公，故世称韩文公，唐河南方河阳(今河南孟州市)人。唐宋八大家之一。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郡望”一词，是“郡”与“望”的合称。“郡”是行政区划，“望”是名门望族，“郡望”连用，即表示某一地域国范围内的名门大族。而韩愈世居昌黎，故又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
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崇他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
人物生平
韩愈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虽孤贫却刻苦好学。二十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二十五岁后，他先中进士，三试博学鸿词科不成，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三十六岁后，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赋税，贬阳山令。宪宗时北归，为国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五十岁后，先从裴度征吴元济，后迁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五十七岁终。政治上较有作为。诗力求险怪新奇，雄浑而重气势。
成就及贡献
韩愈，贞元八年(七九二年)进士，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唐宪宗时，曾随同裴度平定淮西藩镇之乱。在刑部侍郎任上，他上疏谏迎佛骨，触怒了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后于穆宗时，召为国子监祭酒，历任京兆尹及兵部、吏部侍郎。
韩愈是唐代著名的散文家和重要诗人。他和柳宗元政见不和，但并未影响他们共同携手倡导古文运动。他们反对过分追求形式的骈文，提倡散文，强调文章内容的重要性。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曾经因为进言佛骨一事，被贬袁州，即今江西宜春。任职袁州期间，韩愈政绩卓越，并且培养了当时江西省的第一个状元。现宜春秀江中有以沙洲，名为状元洲，传说就是当年学子读书之处。宜春城中最高山头建有状元楼，宜春市区有昌黎路，都是为了纪念韩愈的特别功绩。
韩愈时代的诗坛，已开始突破了大历诗人的狭小天地。韩愈更是别开生面，也创建了一个新的
另外韩诗在艺术上有“以文为诗”的特点，对后世亦有不小的影响。当然韩诗中也有追求怪诞诡谲的游戏文字，是不足取的。著名作品有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
政治主张
韩愈在政治上主张天下统一，反对藩镇割据。唐宪宗时，曾随同裴度平定淮西藩镇之乱。他和柳宗元政见不和，但并未影响他们共同携手倡导古文运动。他们反对过分追求形式的骈文，提倡散文，强调文章内容的重要性。“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曾经因为进言佛骨一事，被贬潮州，后因治政突出，迁袁州，即今江西宜春，刺袁州史。任职袁州期间，韩愈政绩卓越，并且培养了当时江西省的第一个状元。现宜春秀江中有以沙洲，名为状元洲，传说就是当年学子读书之处。宜春城中最高山头建有状元楼，宜春市区有昌黎路，都是为了纪念韩愈的特别功绩。
韩愈排在八大家之首，并不是因为唐在宋之前，而在于他为唐宋古文运动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柳宗元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唐代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祖籍河东(今山西省运城市)，世称柳河东，生于长安，贞元九年(793年)进士，官监察御史。与唐代的韩愈、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和曾巩，并称 “唐宋八大家”。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余篇，其文的成就大于诗。唐代河东解(今山西省运城解州镇)人，代宗大历八年(773年)出生于京城长安，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客死于柳州。一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享年不到50岁。因为他是河东人，终于柳州刺史任上，所以人称柳河东或柳柳州。
顺宗时，王叔文执政，他任礼部员外郎，锐意推行政治改革。不久，王叔文失败，他也被贬为永州司马，迁柳州刺史。在南方凡十四年，死于柳州。唐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杰出的文学家。作为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和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反对六朝以来笼罩文坛的绮靡浮艳文风，提倡质朴流畅的散文。著有《柳河东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柳宗元永州八记中《小石潭记》最著名。
柳宗元一生留下600多篇诗文作品，其诗多抒写抑郁悲愤、思乡怀友之情，幽峭峻郁，自成一路。最为世人称道者，是那些情深意远、疏淡峻洁的山水闲适之作。柳宗元与唐代另一位文学家韩愈，共同倡导了唐代的古文运动。在游记、寓言等方面，柳宗元同样为后世留下了极其优秀的作品。“永州八记”已成为中国古代山水游记名作。这些优美的山水游记，生动表达了人对自然美的感受，丰富了古典散文反映生活的新领域，从而确立了山水游记作为独立的文学体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因其艺术上的成就，被人们千古传诵、推崇备至。除寓言诗外，柳宗元还写了不少寓言故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临江之麋》等，也已成古代寓言名篇。“黔驴技穷”，已成成语，几乎尽人皆知。有的寓言篇幅虽短，但也同他的山水记一样，被千古传诵。
1.论著
包括哲学、政论等文及以议论为主的杂文。笔锋犀利，论证精确。《天说》为哲学论文x代表作。《封建论》、《断刑论》为长篇和中篇政论代表作。《晋文公问守原议》《桐叶封弟辩》《伊尹五就桀赞》等为短篇政论代表。其哲学思想中具有朴素的唯物论成分。其政治思想主要表现为重“势”的进步社会历史观和儒家的民本思想。但也受佛教影响，尤是政治失意时，往往向佛教寻找精神上的解脱。
2.寓言
继承并发展了《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列子》《战国策》传统，多用来讽刺、抨击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推陈出新，造意奇特，善用各种动物拟人化的艺术形象寄寓哲理或表达政见。代表作有《三戒》【《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传》《罴说》等篇。嬉笑怒骂，因物肖形，表现了高度的幽默讽刺艺术。
继承了《史记》《汉书》传统，又有所创新。代表作有《段太尉逸事状》《梓人传》《河间传》《捕蛇者说》等。有些作品在真人真事基础上有夸张虚构，似寓言又似小说。如《宋清传》《种树郭橐驼传》。
山水游记
最为脍炙人口，均写于被贬后，以永州之作更胜。典范之作为《永州八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姆潭记》《钴姆潭西小丘记》《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这些作品，既有借美好景物寄寓自己的遭遇和怨愤;也有作者幽静心境的描写，表现在极度苦闷中转而追求精神的寄托。至于直接刻画山水景色，则或峭拔峻洁，或清邃奇丽，以精巧的语言再现自然美。《永州八记》作于元和四年以后。那时，柳宗元因政治改革失败被贬永州，即今湖南永州。文章写的都是当时永州附近的一些山水风景，文章短小、轻灵，朴实、顺畅，为历代所传颂。其中以《小石潭记》最为著名，作者通过他的笔向人们描述出了一个清幽宁静的小石潭风景。文章引人入胜，隽咏无穷。开头用未见其形，先闻其声的写法展示小石潭。以鱼写潭，则潭水之清澈可以想见;以鱼写人，则人羡鱼乐之情溢于言表。作者状形、传神、布影、设色，笔墨经济，手法高超。结尾以清寂幽邃之境写凄寒悄怆之感，情景交融。
3.骚赋
宋人严羽说：“唐人惟子厚深得骚学。”此论相当中肯。柳宗元的辞赋继承和发扬了屈原辞赋的传统。他的辞赋，不仅利用了传统的形式，而且继承了屈原的精神。这或者是因为两人虽隔千载，但无论是思想、遭遇，还是志向、品格，都有相通之处。《旧唐书》本传云柳宗元“既罹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堙(户乙)。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数十篇，览之者为之凄恻。”与屈原之作辞赋，何其相似。柳宗元的“九赋”和“十骚”，确为唐代赋体文学作品中的佳作，无论侧重于陈情，还是侧重于咏物，都感情真挚，内容充实。
《惩咎赋》《闵生赋》《梦归赋》《囚山赋》等，均用《离骚》《九章》体式。或直抒胸臆，或借古自伤，或寓言寄讽，幽思苦语，深得屈骚精髓。《天对》《晋问》两巨篇，则为另一种类型，形式仿照《天问》《七发》，造语奇特深奥。此外，柳集中也有不少有关佛教的碑、铭、记、序、诗歌等作品，对禅宗、天台宗、律宗等学说有所涉及。
政治、哲学思想文学成就而外，柳宗元又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一个积极投身于政治革新的人，必然是一个思想家。柳宗元的哲学论著有《非国语》《贞符》《时令论》《断刑论》《天说》《天对》等。在这些论著中，柳宗元对汉代大儒董仲舒鼓吹的“夏商周三代受命之符”的符命说持否定态度，把董仲舒这样的大人物斥为“淫巫瞽史”，指责他“诳乱后代”。他反对天符、天命、天道诸说，批判神学，强调人事，用“人”来代替“神”，这在一千多年前神学迷信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柳宗元还把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用朴素唯物主义观点解说“天人之际”即天和人的关系，对唯心主义天命论进行批判。他的哲学思想，是同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科学所达到的水平相适应的。他把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中唐时代杰出的思想家。
三、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2年)，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诗人。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六一即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琴一张，棋一局，常置酒一壶，醉翁一人)，吉州永丰(现江西永丰)人，自称庐陵人，因吉州原属庐陵郡，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天圣进士。仁宗时，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英宗时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朝，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卒谥文忠。既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支持者，也是北宋诗文xx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又喜奖掖后进，苏轼父子及曾巩、王安石皆出其门下。诗、词、散文均为一时之冠。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风与散文近似，重气势而能流畅自然;其词深婉清丽，承袭南唐余风。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有《欧阳文忠公文集》。
死后葬于开封新郑(今河南新郑)，新郑市辛店镇欧阳寺村现有欧阳修陵园，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另今绵阳南郊亦有其祠堂，名曰六一堂。
主要作品
代表作有《朋党论》、《五代史伶官传序》《醉翁亭记》《秋声赋》《祭石曼卿文》《卖油翁》六篇;词《采桑子(群芳过后西湖好)》、《诉衷情(清晨帘幕卷秋霜)》《踏莎行(候馆残梅)《生杳子(去年元月时)》《朝中措(平山栏槛倚晴空)》《蝶恋花(庭院深深几许)》六首;诗《戏答元珍》和《画眉鸟》《醉翁亭记》等。
基本资料
四、苏洵
姓名：苏洵，字明允，号老泉
所属朝代：宋代
所属文学时期：宋代文学
所属流派：唐宋八大家
代表作品：权书衡论
生平介绍
北宋散文家。汉族。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应试不举，经韩琦荐任秘书省校书郎、文安县主簿。长于散文，尤擅政论，议论明畅，笔势雄健。有《嘉祐集》。
据说27岁才发奋读书，经过十多年的闭门苦读，学业大进。仁宗嘉祐元年(1056)，他带领苏轼、苏辙到汴京，谒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很赞赏他的《权书》《衡论》《几策》等文章，认为可与贾谊、刘向相媲美，于是向朝廷推荐。一时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文名因而大盛。嘉祐三年，仁宗召他到舍人院参加
苏洵是有政治抱负的人。他说他
曾巩说苏洵“颇喜言兵”。苏洵的《权书》10篇、《几策》中的《审敌》篇、《衡论》中的《御将》和《兵制》篇，还有《上韩枢密书》、《制敌》和《上皇帝书》，都论述了军事问题。在著名的《六国论》中，他认为六国破灭，弊在贿秦。实际上是借古讽今，指责宋王朝的屈辱政策。《审敌》更进一步揭露这种贿敌政策的实质是残民。《兵制》提出了改革兵制、恢复武举、信用才将等主张。《权书》系统地研究战略战术问题。在《项籍》中，他指出项籍不能乘胜直捣咸阳的战略错误。他还强调避实击虚、以强攻弱、善用奇兵和疑兵、打速决战、突击取胜等战略战术原则。
苏洵的抒情散文不多，但也不乏优秀的篇章。在《送石昌言使北引》中，他希望出使契丹的友人石昌言不畏强xx暴，藐视敌人，写得有气势。《张益州画像记》记叙张方平治理益州的事迹，塑造了一个宽政爱民的封建官吏形象。《木假山记》借物抒怀，赞美一种巍然自立、刚直不阿的精神。
苏洵的散文论点鲜明，论据有力，语言锋利，纵横恣肆，具有雄辩的说服力。欧阳修称赞他“博辩宏伟”，“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曾巩也评论他的文章“指事析理，引物托喻”，“烦能不乱，肆能不流”(《苏明允哀词》)，这些说法都是比较中肯的。艺术风格以雄奇为主，而又富于变化。一部分文章又以曲折多变、纡徐宛转见长。苏洵在《上田枢密书》中也自评其文兼得“诗人之优柔，骚人之清深，孟、韩之温淳，迁、固之雄刚，孙、吴之简切”。他的文章语言古朴简劲、凝炼隽永;但有时又能铺陈排比，尤善作形象生动的妙喻，如《仲兄字文甫说》，以风水相激比喻自然成文的一段描写，即是一例。
苏洵论文，见解亦多精辟。他反对浮艳怪涩的时文，提倡学习古文;强调文章要“得乎吾心”，写“胸中之言”;主张文章应“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他还探讨了不同文体的共同要求和不同写法。他特别善于从比较中品评各家散文的风格和艺术特色，例如《上欧阳内翰第一书》对孟子、韩愈和欧阳修文章的评论就很精当。
苏洵作诗不多，擅写五古，质朴苍劲。宋人叶梦得评其诗“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石林诗话》)。其《欧阳永叔白兔》《忆山送人》《颜书》《答二任》《送吴待制中复知潭州二首》等都不失为佳作，但总的成就远逊于散文。
苏洵著作，宋代以多种版本流行，原本大都散佚，今存者有北宋刊《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残卷。通行本有《四部丛刊》影宋钞本、《嘉佑集》15卷。
著名作品
《云兴于山》 云兴于山，霿霿为雾。匪山不仁，天实不顾。山川我享，为我百诉。岂不畏天，哀此下土。班班鸤鸠，谷谷晨号。天乎未雨，余不告劳。谁为山川，不如羽毛。
《有骥在野》 有骥在野，百过不呻。子不我良，岂无他人。絷我于厩，乃不我驾。遇我不终，不如在野。秃毛于霜，寄肉于狼。宁彼我伤，人不我顾?无子我忘。
《有触者犊》 有触者犊，再箠不却。为子已触，安所置角?天实畀我，子欲已我。恶我所为，盍夺我有?子欲不触，盍索之笠?
《朝日载升》 朝日载升，薨薨伊氓。于室有绩，于野有耕。于途有商，于边有征。天生斯民，相养以宁。嗟我何为?踽踽无营。初孰与我，今孰主我?我将往问，安所处我?
《我客至止》 我客至止，我迎于门。来升我堂，来饮我尊。羞鳖不时，詈我不勤。求我何多，请辞不能。客谓主人：唯子我然。求子之多，责子之深，期子于贤。
《颜书四十韵》 任君北方来，手出《邠州碑》。为是鲁公写，遗我我不辞。鲁公实豪杰，慷慨忠义姿。忆在天宝末，变起渔阳师。猛士不敢当，儒生横义旗。感激数十郡，连衡斗羌夷。新造势尚弱，胡马力未衰。用兵竟不胜，叹息真数奇。杲兄死常山，泪满颐。鲁公不死敌，天下皆熙熙。奈何不爱死，再使踏鲸鳍?公固不畏死，吾实悲当时。缅邈念高谊，惜哉我生迟。近日见异说，不知作者谁。云公本不死，此事亦已奇。〈或云公尸解。虽见杀，而实不死。〉大抵天下心，人人属公思。加以不死状，慰此苦叹悲。我欲哭公墓，莽莽不可知。爱其平生迹，往往或孑遗。此字出公手，一见减叹咨。使公不善书，笔墨纷讹痴。思其平生事，岂忍弃路岐?况此字颇怪，堂堂伟形仪。骏极有深稳，骨老成支离。点画乃应和，关连不相违。有如一人身，鼻口耳目眉。彼此异状貌，各自相结维。离离天上星，分如不相持。左右自缀会，或作斗与箕。骨严体端重，安置无欹危。篆鼎兀大腹，高屋无弱楣。古器合尺度，法物应矩规。想其始下笔，庄重不自卑。虞柳岂不好，结束烦馽羁。笔法未离俗，庸手尚敢窥。自我见此字，得纸无所施。一车会百木，斤斧所易为。团团彼明月，欲画形终非。谁知忠义心，余力尚及斯。因此数幅纸，使我重叹嘻。
《欧阳永叔白兔》 飞鹰搏平原，禽兽乱衰草。苍茫就擒执，颠倒莫能保。白兔不忍杀，叹息爱其老。独生遂长拘，野性始惊矫。贵人识筠笼，驯扰渐可抱。谁知山林宽，穴处颇自好。高飚动槁叶，群窜迹如扫。异质不自藏，照野明暠暠。猎夫指之笑，自匿苦不早。何当骑蟾蜍，灵杵手自捣。
送吴待制中复知潭州二首
十年曾作犍为令，四脉尝闻愍俗诗。
共叹才高堪御史，果能忠谏致戎麾。
会稽特欲荣翁子，冯翊犹将试望之。
船系河堤无几日，南公应已怪来迟。
五、苏轼
苏轼(1037~1101)宋朝(北宋)人，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谥号文忠。南宋高宗朝，赠太师，追谥号“文忠”。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山)人，汉族，是父亲苏洵的第五个儿子，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散文家、诗人、词人。有多方面的创作才能，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独特，优异的成就。世人称为苏东坡。
生平简介嘉祐二年(1057)与弟苏辙同登进士。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熙宁二年(1069)，父丧守制期满还朝，为判官告院。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反对推行新法，自请外任，出为杭州通判。迁知密州(今山东诸城)，移知徐州。元丰二年(1079)，罹“乌台诗案”，责授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文。哲宗立，高太后临朝，被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4个月后，迁为礼部郎中;任未旬日，除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又迁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元祐四年(1089)出知杭州，后改知颍州，知扬州、定州。元祐八年(1093)哲宗亲政，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阳)，再贬儋州(今海南儋县)。徽宗即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卒于常州(今属江苏)，年六十五，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他与他的父亲苏洵(1009～1066)、弟弟苏辙(1039～1112)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三苏”为唐宋八大家中的三位，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乐府》等。在政治上属他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
详细信息
嘉祐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阴差阳错地高中进士第二名。
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
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政绩显赫，深得民心.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就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
俗话说：“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祐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外放颍州。元祐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再次被贬。后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享年六十四岁。
文学艺术成就
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艺术境界。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释德洪《跋东坡(左忄右允)池录》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苏轼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间享有巨大的声誉，一时与之交游或接受他的指导者甚多，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四人都曾得到他的培养、奖掖和荐拔。故称苏门四学士。
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燮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篇也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传诵甚广。诗文有《东坡七集》等。
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中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xx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苏轼还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自云：“我书造意本无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人书并尊，在当时其弟兄子侄子由、迈、过，友人王定国、赵令畤均向他学习;其后历史名人如李纲、韩世忠、陆游，以及的吴宽，清代的张之洞，亦均向他学习，可见影响之大。黄庭坚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
苏轼在绘画方面画墨竹，师文同(即文与可)，比文更加简劲，且具掀舞之势。米芾说他“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亦善作枯木怪石。米芾又云：“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均可见其作画很有奇想远寄。其论书画均有卓见，论画影响更为深远。如重视神似，认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式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并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等，高度评价“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造诣。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尊定了理论基础。存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与《祭黄几道文》《前赤壁赋》等。存世画迹有《古木怪石图卷》《竹石图》;又近年发现的《潇湘竹石图卷》也是他的作品。
苏轼在诗、文、词、书、画等方面，在才俊辈出的宋代均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旧党。豪放派词人。
六、苏辙
苏辙(1039～1112)字子由，晚年号颍滨遗老，北宋散文家。与其父苏洵、兄苏轼合称“三苏”，均在“唐宋八大家”之列。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仁宗嘉祐二年(1057)与苏轼一起中进士。不久因母丧，返里服孝。嘉祐六年，又与苏轼同中制举科。当时因“奏乞养亲”，未任官职，此后曾任大名府推官。熙宁三年(1070)上书神宗，力陈法不可变，又致书王安石，激烈指责新法。熙宁五年(1072)，出任河南推官。元丰二年(1079)，其兄苏轼以作诗“谤讪朝廷”罪被捕入狱。他上书请求以自己的官职为兄赎罪，不准，牵连被贬，监筠州盐酒税。元丰八年，旧党当政，他被召回，任秘书省校书郎、右司谏，进为起居郎，迁中书舍人、户部侍郎。哲宗元祐四年(1089)权吏部尚书，出使契丹。还朝后任御史中丞。元祐六年拜尚书右丞，进门下侍郎，执掌朝政。元祐八年，哲宗亲政，新法派重新得势。绍圣元年(1094)，他上书反对时政，被贬官，出知汝州、袁州，责授化州别驾、雷州安置，后又贬循州等地。崇宁三年(1104)，苏辙在颍川定居，过田园隐逸生活，筑室曰“遗老斋”，自号“颍滨遗老”，以读书著述、默坐参禅为事。死后追复端明殿学士，谥文定。
苏辙生平学问深受其父兄影响，以儒学为主，最倾慕孟子而又遍观百家。他擅长政论和史论，在政论中纵谈天下大事，如《新论》(上)说“当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于安，乱而不至于危，纪纲粗立而不举，无急变而有缓病”，分析当时政局，颇能一针见血。《上皇帝书》说“今世之患，莫急于无财”，亦切中肯綮。史论同父兄一样，针对时弊，古为今用。《六国论》评论齐、楚、燕、赵四国不能支援前方的韩、魏，团结抗秦，暗喻北宋王朝前方受敌而后方安乐腐xx败的现实。《三国论》将刘备与刘邦相比，评论刘备“智短而勇不足”，又“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胜”，也有以古鉴今的寓意。
苏辙在古文写作上也有自己的主张。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说：“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认为“养气”既在于内心的修养，但更重要的是依靠广阔的生活阅历。因此赞扬司马迁“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他的文章风格汪洋澹泊，也有秀杰深醇之气。例如《黄州快哉亭记》，融写景、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于汪洋澹泊之中贯注着不平之气，鲜明地体现了作者散文的这种风格。
苏辙的赋也写得相当出色。例如《墨竹赋》赞美画家文同的墨竹，把竹子的情态写得细致逼真，富于诗意。
苏辙写诗力图追步苏轼，今存诗作为数也不少，但较之苏轼，不论思想和才力都要显得逊色。早年诗大都写生活琐事，咏物写景，与苏轼唱和之作尤多。风格淳朴无华，文采少逊。晚年退居颍川后，对农民生活了解较多，写出了如《秋稼》等反映现实生活较为深刻的诗。抒写个人生活感受之作，艺术成就也超过早期，如《南斋竹》：“幽居一室少尘缘，妻子相看意自闲。行到南窗修竹下，□然如见旧溪山。”意境闲澹，情趣悠远。苏辙于诗也自有主张。他的《诗病五事》以思想内容为衡量标准，对李白、白居易、韩愈、孟郊等都有讥评。如说李白“华而不实”，说“唐人工于为诗而陋于闻道”，这看法在宋代有一定代表性。
主要作品
苏辙著有《栾城集》，包括《后集》《三集》，共84卷，有《四部丛刊》影明活字本。又，《栾城应诏集》12卷，有《四部丛刊》影宋钞本。
七、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年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北宋临川人(今江西省东乡县上池村)，汉族。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改革家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号“文”。被列宁誉为是“十一世纪中国最伟大改革家。
政治成就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事、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一度调开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调知常州事、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继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对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治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变法，史称“熙宁变法”，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政权需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特别是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政局的逆转，使王安石深感不安，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变法
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1074年)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1076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文学成就
王安石出身地方官家庭。王安石自幼聪颖，读书过目不忘。从小随父宦游南北各地，更增加了社会阅历，开阔了眼界，目睹了人民生活的艰辛，对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青年时期便立下了“矫世变俗”之志。庆历二年(1042年)三月，考中进士，授淮南节度判官。1058年(嘉祐三年)冬，王安石改任三司度支判官。次年春，他到了京城开封，上万言书。他指出，法度必须改革，以求其能“合于当世之变”。他认为变法的先决条件是培养人才，因此他主张废除科举制度，官吏应从基层(“乡党”)选拔。年调任鄞县(今浙江宁波)，为人正直，执法严明，为百姓做了不少有益的事组织民工修堤堰，挖陂塘，改善农田水利灌溉，便利交通。在青黄不接时，将官库中的储粮低息贷给农户，解决百姓度荒困难。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临川集》、《临川先生文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八、曾巩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南丰(今属江西)人。世称“南丰先生”，北宋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宋嘉祐二年(1057年)登进士第，儿童时代的曾巩，就与兄长曾晔一道，勤学苦读，自幼就表现出良好的天赋。其弟曾肇在《亡兄行状》中称其“生而警敏，不类童子”，而且记忆力超群，“读书数万言，脱口辄诵”。嘉祐二年(1057年)，39岁的他才考取了进士，被任命为太平州司法参军，踏上了仕途。翌年，奉召回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熙宁二年(1069年)先后在齐、襄、洪、福、明、亳等州任知州，颇有政声。元丰三年(1080年)，徙知沧州，过京师，神宗召见时，他提出节约为理财之要，颇得神宗赏识，留三班院供事。元丰四年，神宗以其精于史学，委任史馆修撰，编纂五朝史纲，未成。元丰五年，拜中书舍人。次年卒于江宁府。理宗时追谥“文定”。曾巩在政治舞台上的表现并不算是很出色，他的更大贡献在于学术思想和文学事业上。
曾巩与应用文
曾巩作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有《元丰类稿》和《隆平集》传世，从他传世的文集来看，他的兴趣主要在於史传、策论一类的应用文。尤其是他从事史书编纂工作多年，对史传碑志的写作较有研究。对他有关应用文的理论进行研究和总结，对现代应用文的发展不无指导意义。
曾巩的思想属儒学体系，他赞同孔孟的哲学观点，强调“仁”和“致诚”，认为只要按照“中庸之道”虚心自省、正诚修身就能认识世界和主宰世界。在政治上他反对兼并政策，主张发展农业和广开言路。他在任地方官时，总是以“仁”为怀，“除其奸强，而振其弛坏;去其疾苦，而抚其善良”(《齐州杂诗序》)。由于他思想有一定局限性，因此，对王安石变法有些不同看法。他认为法愈密，则弊愈多。但是曾巩也不主张死守成法，他对在位者的因循苟且表示不满，提出“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战国策目录序》)的观点。主张在不失先王意旨的前提下，对法制作必要的改革。在行动上，他能够维护新法，在齐州为官时，能力行保甲之法，使州人安居乐业。
曾巩的散文创作成就很高，是北宋诗文xx革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师承司马迁、韩愈和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把欧阳修的“事信、言文”观点推广到史传文学和碑铭文字上。他在《南齐书目录序》中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他强调只有“蓄道德能文章者”，才足以发难显之情，写“明道”之文。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风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宋史》本传说他“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他的议论性散文，剖析微言，阐明疑义，卓然自立，分析辨难，不露锋芒。《唐论》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援古事以证辩，论得失而重理，语言婉曲流畅，节奏舒缓不迫，可与欧阳修的《朋党论》媲美。他的记叙性散文，记事翔实而有情致，论理切题而又生动。
著名的《墨池记》和《越州赵公救灾记》熔记事、议论、抒情于一炉，深刻有力，通情达理。他的书、序和铭也是很好的散文。《寄欧阳舍人书》和《上福州执政书》历来被誉为书简范文。叙事委婉深沉，语言简洁凝练，结构十分严谨。《战国策目录序》论辩人理，气势磅礴，极为时人所推崇。当西昆体盛行时，他和欧阳修等人的散文，一揖雕琢堆砌之风，专趋平易自然。王安石曾赞叹说：“曾子文章世稀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赠曾子固》)。苏轼也说：“醉翁门下士，杂从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曾巩也擅长写诗，有400余首传世。其诗或雄浑瑰伟，或委婉超逸，无不含义深刻，妙趣横生。《迫租》描绘了“今岁九夏旱，赤日万里灼”，“计虽卖强壮，势不旭弱”的惨状，发出“暴吏体宜除，浮费义可削”的呼声，与王安石的《兼并》诗有异曲同工之妙。绝句《西楼》、《城南》，清新隽永，具有王安石晚年诗作的风致。他的咏物诗多数富有新意，如《咏柳》诗：“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以柳树隐喻奸臣和邪恶势力，形象逼真，寓意深刻，别开生面。曾巩的诗作，格调超逸，字句清新，但有些也存在宋诗言文言理的通病，又为其文名所掩，故不甚为人们所注意。曾巩一生整理古籍、编校史书，也很有成就。《战国策》、《说苑》、《列女传》、《李太白集》和《陈书》等都曾经过他的校勘。《战国策》和《说苑》两书，多亏他访求采录，才免于散失。他每校一书，必撰序文，借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曾巩好藏书，珍藏古籍达20000多册;收集篆刻500卷，名为《金石录》。曾巩治学严谨，每力学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识其微，故能“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其弟曾肇，说他的文章“一落纸，为人传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学士大夫手抄口诵，惟恐得之晚也”(曾肇《亡兄行状》，见《元丰类稿》卷末)。曾巩培养了一批名儒，陈师道、王无咎、曾肇和曾布受业于他。《宋元学案》云：“陈无己(师道)好学苦志.以文谒曾子固，子固为点去百十字，文约而义意加备，无己大服。”曾巩的文章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南宋朱熹“爱其词严而理正，居尝诵习”。明代唐宋派散文家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清代的桐城派方苞、刘大槐、姚鼐和钱鲁斯等人都把他的文章奉为圭臬。《明史·王慎中传》载：“慎中为文，初主秦汉，谓东京之下无可取，已司欧、曾作文之法，乃尽焚旧作，一意师仿，尤得力于曾巩;顺之初不服，久亦变而从之。”曾巩一生著述丰富，有《元丰类稿》50卷、《续元丰类稿》40卷、《外集》10卷流行于世。另外，他还著有《卫道录》《大学稽中传》《礼经类编》《杂职》《宋朝政要策》《诗经教考》等等。宋朝南渡后，《续稿》《外集》散佚不传，今仅存《元丰类稿》 50卷。又世传《隆平集》30卷旧题曾巩撰，前人考订系出于伪托。
在唐贞元和时期，韩愈、柳宗元崛起，掀起古文运动，使得唐代的散文发展到极盛，一时古文作家蜂起，形成了“辞人咳唾，皆成珠玉”的高潮局势。而到了宋代则以欧阳修为魁，他荐拔和指导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散文家，对他们的散文创作发生过很大的影响。其中，苏轼最出色地继承和发展了他所开创的一代文风。
韩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是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三苏等五人是宋代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他们先后掀起的古文xx革新浪潮，将古代散文史的水面搅了个天翻地覆，使得散文发展的陈旧面貌焕然一新。
九、代表作：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苏轼、苏洵、苏辙(苏轼，苏洵，苏辙父子三人称为三苏)、欧阳修、王安石、曾巩(曾经拜过欧阳修为师)。(分为唐二家，宋六家)。
八家之名背景
明初朱右选韩、柳等人文为《八先生文集》，遂起用八家之名，实始于此。明中叶唐顺之所纂《文编》中，唐宋文也仅取八家。明末茅坤承二人之说，选辑了《唐宋八大家文钞》共164卷，此书在旧时流传甚广，“唐宋八大家”之名也随之流行。自明人标举唐宋八家后，治古文者皆以八家为宗。通行《唐宋八大家文钞》164卷，有明万历刻本及清代书坊刻本。清代魏源有《纂评唐宋八大家文读本》8卷。
八大家中苏家父子兄弟有三人，人称“三苏”，分别为苏洵、苏轼、苏辙，又有“一门三学士”之誉。故可用“唐有韩柳，宋为欧阳、三苏和曾王”概括。
唐代两大家
韩愈——尊儒反佛为题材的代表作有《原道》《论佛骨表》《原性》《师说》等，嘲讽社会现状为题材的杂文有《杂说》《获麟解》以及著名的《祭十二郎文》;
柳宗元——寓言故事《三戒》，《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临江之麋》，哲学论著有《非国语》《贞符》《时令论》《断刑论》《天说》《天对》《永州八记》。其中包括《小石潭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等。
宋朝六大家
欧阳修——《醉翁亭记》，《鸣蝉赋》《秋声赋》《与高司谏书》《朋党论》《伶官传序》《卖油翁》
苏洵——《六国论》《衡论》《辨奸论》《管仲论》《权书》等。
苏轼——《水调歌头》，《浣溪沙》，《江城子》《蝶恋花》等;散文有《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平王论》《留侯论》《石钟山记》等。
苏辙——《栾城集》84卷，《栾城应诏集》12卷。
曾巩——《上欧阳舍人书》《上蔡学士书》《赠黎安二生序》《王平甫文集序》。
王安石——《游褒禅山记》《伤仲永》《答司马谏议书》
韩愈。柳宗元共同倡导了“古文运动”，故合称“韩赫洋柳岸”。苏洵是苏轼和苏辙的父亲，苏轼是苏辙的哥哥，故苏轼，苏洵，苏辙三人合称为三苏。而王安石、曾巩都曾拜欧阳修为师，欧阳修也是苏轼的老师所以说唐宋八大家分为唐二家(韩、柳)和宋六家(苏轼、苏洵、苏辙、欧阳、曾、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