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冰凉血腥的监狱中，夏侯胜不免心灰意冷。他素来性情耿直，不会曲意逢迎，如今不过说了句实话，便受此大辱，想想皇上的寡恩，想想人生的无常，夏侯胜的郁闷可想而知。
事实上，那个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做的黄霸应该更冤，可他生性乐观，似乎一点也不在意眼前的一切。他早就知道夏侯胜是个大儒，很想跟他学习《尚书》，只是一直无缘亲近，没想到因意外的灾祸被关进了同一间牢房，他心想：自己身为官吏，却没有深入研读过经书，原来天天忙工作没有时间，现在时间也有了，而良师近在眼前，为什么不赶紧补上这一课呢?
当他向夏侯胜表明求教之意时，夏侯胜不禁苦笑连连，他说：“咱们都犯了死罪，明天就要被处死了，现在读经有什么用?”
黄霸说：“孔子有言：‘朝闻道，夕死可矣。’人应该活在当下，抓住现在，学有所得，心有所悟，今天就是快乐的，何必管虚无缥缈的明天呢?”
夏侯胜听了，精神为之一振，内心大为感动，当即答应了黄霸的请求。从此两个人席地而坐，每天夏侯胜都悉心向黄霸传授《尚书》。黄霸尽心听讲，不懂就问，二人日夜讲学津津有味，研读到精妙处，时不时还
秋天转眼就到了，看到树上的黄叶飘落，有人提醒汉宣帝夏侯胜和黄霸的死期到了。宣帝于是派人到囚狱中调查这两个人是否心中哀痛，有悔改之意，回报说他们每天以读书为乐，面无忧色。汉宣帝心中不满，但也感叹二人之贤，不忍杀之，以至此案久拖不决。
虽然身在监牢之中，决意活在当下的夏侯胜和黄霸心无阻碍，没有什么能够束缚住他们。随着时光的流逝，他们的学问研究得愈益精到，思想有了长进，精神更加充实。
两年后的一天，关东四十九个郡突然发生地震，山崩地裂，墙倒屋塌，死了六千多人。对统治者来说，这不仅是自然灾害，而且是上天对世间存在冤狱的警示，汉宣帝不敢怠慢，一边赶紧赈灾，一边宣布大赦天下。夏侯胜和黄霸由此得以出狱，更让他们惊讶的是，他们并没有被逐回老家，而是直接被宣进朝廷，夏侯胜被任命为谏大夫，留在皇帝身边，黄霸为扬州刺史，外放做官。
真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一场意外的地震让两个人获得了新生。后来，夏侯胜以正直博学做了太子的老师，九十岁逝世，为谢师恩太后为他穿了五天素服，天下儒生都引以为荣。黄霸以精明干练、政绩卓着名扬天下，后来官至丞相，史书评价他，自汉朝建立以来，才能卓异的丞相多多，但论到治理百姓，则“以霸为首”，是要将他排到第一位的。
谁能想到，夏侯胜和黄霸命运的转折点，竟然是牢狱之灾。只是从风光无限的士大夫，一下子沦落成了监牢中的死囚，这个转折也太大了点，大得让人难以适应。一般人可能就此抑郁死了，可他们懂得人生的意义就是活在当下，从而在黑暗而恐怖的地方，每天都传出了朗朗的读书声。
一个人不可能总能赢，重要的是在跌倒时，自己不要认输。海明威说：“一个人并不是生来就要被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无法打败他。”在困厄时，只要你选择了坚守，命运的转机说不定就在眼前。 用句流行语说，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成功了呢?
绪论：《诗经》的性质
在探讨“《诗经》与爱情”这一话题之前，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诗经》的性质，以及中国历史各时代的人们对《诗经》的认识。
1、五经之首，文学之源
说到《诗经》的性质，窃以为八个字足以
先说“《五经》之首”。
我们讲传统文化，一般都会提到“四书五经”。但“四书”和“五经”这两个
“四书”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合称。宋代以前没有“四书”之说。《孟子》一书，从战国到唐，一直没有什么地位。直到 “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力捧《孟子》，它的地位才得以抬高，随后得到宋儒的重视。“四书”的
在宋代以前，主要讲“五经”。先秦就有“五经”的
“五经”的排序方法也是不一样的。通行的说法——《诗》、《书》、《礼》、《易》、《春秋》，是今文经学家的排序方法。汉代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什么叫“今文经学”，什么叫“古文经学”，说来话长，我们不多讲。但大家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今文经学”跟“古文经学”不是一回事儿。“古文经学”排“五经”的次序跟“今文经学”不同。“古文经学”按文献时代的早晚来排。“五经”中《易经》时代最早，相传伏
“今文经学”为什么把《诗经》排在第一呢?因为《诗经》性质特殊。这涉及到诗经的文学性。
中国古人说做学问，一个人要成为君子，怎么做呢?——“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兴”是兴起的意思，因为《诗经》是文学作品，文学作品在感染和熏陶方面，比历史和哲学要实在，而且是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古人认为，一个人要成为君子的话，先要读诗。那时候的诗，便是《诗经》。《诗经》为什么是五经之首，实在是得益于它的文学性。
为什么说《诗经》是文学之源?任何一本文学史或者讲《诗经》的书都会提到一句话——“《诗经》是我国第一部文学总集”。除了年代早之外，还有一层意思，《诗经》是中国文学的典范。我们讲一个人有文化，会说这个人“风雅”、“风骚”。“风雅”两个字怎么来的?《诗经》里有“国风”、“大雅”、“小雅”。“风骚”两个字又是怎么来的?“风”者，《诗经》之《国风》也;“骚”者，《楚辞》之《离骚》也。中国文学批评，讲“诗言志”、讲“风雅精神”，这些传统都是从《诗经》来的。此外，讲中国文学表达技巧的高明，常会提到“比”、“兴”，也是《诗经》作品常用的两种表达方法。
《诗经》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性、不可替代性，就是这八个字——“五经之首，文学之源。”
2、赋诗言志——《诗经》在春秋时代被用作外交辞令
探讨《诗经》的性质，需要讲一下中国历史上是怎样用《诗经》的。《诗经》在中国，自它产生以来，超过2500年的历史，它是如何被各时代的人运用的?
先讲跟《诗经》差不多同时的时代，周代的情况。东周历史有春秋、战国之分，春秋人怎么用《诗经》，简直超乎我们的想象。孔子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不学《诗经》，你别跟我开口说话。我当年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吓得战战兢兢，心里想自己真够可怜的，连说话的资格都没有了。
照这样看来，我们现在全中国十几亿人口，99.9%的人都不要说话了。有几个人敢说自己学过《诗经》啊?《诗经》到底有多少篇?每篇的篇名叫什么?每一篇都怎么讲?全中国有几个人敢拍着胸脯说：“我能讲这个”。孔子为什么要说这样一句话，缘由就在于当时时代的特殊性。
这个“言”和现在讲的“言”不同，不是指一般说话的“言语”的言。这个言是什么意思呢?《论语•先进》有孔门“四科”之说。有人说孔子是中国最早的私立学校的创办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孔子学院”有4个系，有十大优秀毕业生。哪四个系呢?第一“德行”，第二“言语”，第三“政事”，第四“文学”。这个“言语”系，相当于我们现在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与口才系，专修外交辞令。
为什么呢?因为春秋时代的外交，诸侯会盟，两个不同的国家要在一起谈判。那个谈判不像我们现在，两个公司合作签协议，条款都写清楚就可以了。春秋时期的外交，特别注重前面谈判的过程。如果是我们现在谈判，一开口就说，我们俩结盟吧，你借给我三千军队，我明年报答你多少东西，这样就可以了。但在当时却不这样，当时的贵族太有文化，谈判的游戏规则是“赋诗言志”。“赋诗言志”就是两个国家的最高的行政长官，两国首脑或者外交官(当时主要是“三卿”或者“六卿”：大国六卿，小国三卿)代表国家谈判。因为太有文化了，他们有话不好好说，表达的时候，就“赋诗”。“赋诗”，并不是说自己当场写一首诗，或者互相唱和。春秋时代的“赋诗”，有点儿像现在的“点歌”。大家都去过KTV包厢，知道怎样点歌，都有一个歌单，先点好曲目，轮到自己了，放开喉咙唱，就OK了。春秋时代的“赋诗”也是“点歌”性质的，但却不是自己唱，而是有专门的乐工。比如你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不能直接说，你需要点一首《诗经》的作品，让乐工唱出来(或许只是用某种腔调吟诵出来)。听完之后，对方也“赋诗”一首，作为答复，当然也是点一篇《诗经》作品，让乐工唱出来。双方便都心知肚明了。这就是春秋时候的外交习惯，很风雅。
《诗经》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是当时外交的辞令。不学《诗经》，你就没有办法跟别人谈判会盟。《左传》里记载了太多的“赋诗言志”，《国语》里也记载了很多。赋诗万一“不类”——意思表达错了，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事情。一个人掉脑袋是小，搞不好还会导致灭国。赋诗不类，后果不堪设想，会成为国际社会的政治丑闻的。所以《诗经》在春秋那个时代，在贵族社会里，它是何等重要，完全超乎我们现在的想象。
3、《诗经》是汉代贵族的必读书
接下来讲汉代是怎样用《诗经》的。汉代在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我们现在一讲中国文化，就讲唐、宋，但是周、汉两代才是真正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品德的。汉代的时候，《诗经》重要到什么地步，这是出乎人们想象的。
天子是万民敬仰的，《诗经》对天子的用处是什么呢?汉代的天子有时候也还要选拔的，虽然按道理是
汉代有两个帝王就是这么选上的，其中一位是汉宣帝，他是在汉昭帝之后做的天子，但他不是汉昭帝的儿子。汉昭帝没有儿子。汉昭帝死后，在汉宣帝之前，有一个昌邑王已经被选作天子，但是很快就被废掉了。选汉宣帝做天子这件事，是大汉名臣霍光做的主。汉宣帝姓刘名询，霍光的奏议里头说，我们要立刘询为天子，并列举了很多理由，其中有一条就是刘询会背《诗经》。
汉代还有一个皇帝——汉哀帝，也是因为会背《诗经》才做了天子。哀帝是在汉成帝之后做天子的，他也不是成帝的儿子，因为成帝刘
汉宣帝和汉哀帝都是因为会背《诗经》做了天子，当时的天子都会背《诗经》，而我们现在的专家有几个会背《诗经》的?这是时代的不同，但是可以看出古代人对《诗经》是多么地看重。
再讲讲汉代大臣怎么用《诗经》。这也有意思。汉代大臣把《诗经》当成谏书用。这在《汉书》里有明确的记载。我前面讲汉宣帝是因为背《诗经》做了天子，本来汉宣帝是一点儿机会也没有的，昭帝死了之后，霍光先立了一个人做天子，这个人是昌邑王，但只做了不到一个月时间的天子。昌邑在现在的山东省。汉代封的诸侯王，一般用封邑来指称，因此读古书，提到什么王、提到什么侯的时候，应该首先考虑到这是地名。昌邑王在昭帝死后，先被霍光立为天子，但是不到一个月时间就把他废掉了。为什么把他废掉呢?《汉书》记载昌邑王的罪名是“行淫乱之实”。据我的猜测，这位昌邑王刘贺可能行为不检点，但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不跟霍光合作，霍光便找一个理由把他废了。汉代的法律特别苛刻，汉代跟秦代的关系，在法律的继承上是最直接的。汉代的法律严酷到什么地步?昌邑王被废了，他所有的大臣都要治罪的。当年昌邑王的那些臣子，哪些人有罪，哪些人无罪，哪些人杀头，哪些人死缓，都要有个说法。这里面出了些情况，我们可以从中看出问题来。
《汉书•昌邑王传》记载：昌邑王手下有一个郎中令，姓龚名遂，他说昌邑王小的时候我教他读《诗经》，昌邑王不好好学，不好好做事情，我就教训他。我问他：“我说大王啊，你整天背《诗经》，你扪心自问，你的行为哪一条符合《诗经》的规范呢?”后来昌邑王年纪越来越大了，快要长大成人了，老跟小人在一块，中国古代最忌讳的就是跟小人在一起，君子、小人势不两立。龚遂又建议昌邑王，说：“大王啊，《诗经》里有一篇叫《青蝇》，青蝇是比喻小人的，这篇诗要我们远小人、亲君子，请问大王你做到了没有?”龚遂因为用《诗经》规范君主行为，从而名满天下。
还有一个人，跟昌邑王关系更密切，是昌邑王的师傅。汉代的时候，师傅太重要了。朝廷有太子太傅，各个诸侯王的太子也有太傅。师傅是在诸侯王少年时代影响其成长的重要的人物。昌邑王刘贺的太傅姓王名势，昌邑王获罪首先要判刑的就是他。判刑的时候，王势就跟办案的人说，你们不能杀我。办案的人说：“你身为太傅，昌邑王行为不端，你连一篇谏书都没有，不杀你杀谁啊?”王势说：“此言差矣，我教昌邑王的时候，我教他《诗经》，每教一篇，里面讲到忠臣孝子的时候，我都哭着跟他讲啊。我说大王啊，你将来成人了，你要学习这些榜样啊，你要报国，要尽孝啊。我这样做老师的，难道还不合格吗?”管刑事审理的官员就把这件事报告给上面。上面就给王势减轻刑罚，由立斩改判死缓。
由此可见，《诗经》是汉代贵族的必读书，会不会背《诗经》，在竞选天子的时候可以当作一条考察标准，同时大臣也可以把它当谏书用，在关键时候可以救命。《诗经》在当时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何等重要!
4、《诗经》是宋代以后的科举考试必读书
宋代的朱熹，太了不起了。中国文化两大伟人，前有孔子，后有朱子。朱子的主要精力花在了《四书章句集注》方面。但是“五经”，他也重点注了两本书，一本是《诗经》，一本是《易经》。而且“五经”之中，朱熹用力最深的是《诗经》。朱熹的书注的最好的，一本是《论语集注》，还有一本就是《诗集传》。
朱熹的《诗经》讲得很圆通，很高明。在当时的理学背景下，朱熹作为宋代第一大儒，要讲“为万世开太平”。朱熹在理学体系里讲诗。由于朱熹本身《诗经》讲的好，又符合主流意识形态。于是从南宋末年开始，朱熹注的书都是无价之宝。尤其自元明清以来，凡是朱熹注的经书，都是科举考试的必读书。朱熹的《诗集传》影响太大了，所以后来讲《诗经》，都按朱熹的路子去讲。自从《诗经》被元明清作为钦定的教科书之后，所有的读书人都读《诗经》。因此中国古人对《诗经》都是烂熟于心的。
5、《诗经》从20世纪以来被当作文学作品解读
20世纪初，有“五四新文化运动”。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对《诗经》的讲法就完全不一样了。以前都是按照经学的方法来讲《诗经》，但从胡适、顾
我们今天来讲《诗经》，当然是站在现代人的立场来讲。讲的内容，是《诗经》中的爱情与婚姻。
6、《诗经》在某种程度比唐诗宋词好读
要讲2500年前风花雪月的故事，那当然要落实到《诗经》的具体作品。关于《诗经》的读法，古人有一个说法，叫“诗无达诂”。每个人对《诗经》的理解都不一样。“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诗经》怎么读，还是有原则的。
一要把读者带到《诗经》的时代。两千多年前的作品，它的文化背景，跟我们现在不一样了。前面讲春秋时代，外交场合赋诗言志，汉代人怎么用《诗》，我们现在简直难以想象，它的文化礼俗背景是要想办法去还原的。
二要把《诗经》带到读者的时代。为什么带到我们这个时代来呢?因为读作品，最简单的办法是将心比心。《诗经》毕竟是文学作品，文学作品都是抒情的。古人有情，我们也有情。食色性也、饮食男女，古人的那点儿事情，我们现在也还是那点儿事情。古人谈恋爱，我们现在也谈恋爱。读《诗经》作品的时候，很容易操作的一个办法，就是把《诗经》里的作品想象成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品，把《诗经》里的爱情想象成是我们自己的爱情，把《诗经》里写的事情想象成我们自己亲眼看到的事情。这样一来，不就很容易理解了吗?
很多人都说《诗经》难读，其实不然。《诗经》难在什么地方呢?一是文字障碍，二是礼俗文化背景。两三千年前先秦时代的语言跟我们现在不一样，很多字我们不认识。还有，如果不明白《诗经》的礼俗文化背景，往往对诗的理解，会和本义相差万里。但是如果把这些文字障碍扫除了，把礼俗文化背景也搞清楚了。《诗经》反而好读。《诗经》甚至比唐诗宋词好读。因为唐诗宋词过于凝炼。《诗经》比唐诗宋词更生活化，更原生态。
创作背景
《乐府诗集》卷六十六录此四首于《结客少年场行》之后。根据陈铁民《王维年谱》及组诗所反映的少年游戏精神面貌来看，这四首诗是王维早期的作品，当作于安史之乱发生之前。
少年行
【其一】
新丰美酒斗十千⑴，咸阳游侠多少年⑵。
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
【其二】
出身仕汉羽林郎⑶，初随骠骑战渔阳⑷。
孰知不向边庭苦⑸，纵死犹闻侠骨香。
【其三】
一身能擘两雕弧⑹，虏骑千重只似无⑺。
偏坐金鞍调白羽⑻，纷纷射杀五单于⑼。
【其四】
汉家君臣欢宴终⑽，高议云台论战功⑾。
天子临轩赐侯印⑿，将军佩出明光宫⒀。
词句注释
⑴新丰：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东北，盛产美酒。斗十千：指美酒名贵，价值万贯。
⑵咸阳：本指战国时秦国的都城咸阳，著名勇士荆轲、秦舞阳都到过此地。汉时曾徙豪侠于咸阳。这里用来代指唐朝都城长安。
⑶羽林郎：汉代禁卫軍官名，无定员，掌宿卫侍从，常以六郡世家大族子弟充任。后来一直沿用到隋唐时期。
⑷骠骑：指霍去病，曾任骠骑将军。渔阳：古幽州，今河北蓟县一带，汉时与匈奴经常接战的地方。
⑸苦：一作“死”。
⑹擘：张，分开。一作“臂”。雕弧：饰有雕画的良弓。
⑺重：一作“群”。
⑻白羽：指箭，尾部饰有白色羽翎。
⑼五单于：原指汉宣帝时匈奴内乱争立的五个首领。汉宣帝时，匈奴内乱，自相残杀，诸王自立分而为五。这里比喻骚扰边境的少数民族诸王。
⑽欢宴：指庆功大宴。
⑾云台：东汉洛阳宫中的座台，明帝时，曾将邓禹等二十八个开国功臣的像画在台上，史称“云台二十八将”。
⑿轩：殿前栏槛。
⒀明光宫：汉宫名，公元前101年（汉武帝太初四年）秋建。
白话译文
【其一】
新丰美酒一斗价值十千钱，出没五陵的游侠多是少年。
相逢时意气投合为君痛饮，骏马就拴在酒楼下垂柳边。
【其二】
才从军便作汉朝的羽林郎，一开始就随将军鏖战渔阳。
谁知道不能去边关的痛苦，纵然战死还留下侠骨芬芳。
【其三】
一个人就能拉开两张雕弓，敌骑千重全都不放在眼中。
偏坐金鞍上从容调好羽箭，不停地射去敌酋无法逃生。
【其四】
朝廷君臣庆功大宴方告终，高高坐在云台上谈论战功。
天子亲临殿栏赐予列侯印，将军佩着印绶走出明光宫。
文学赏析
《少年行》是王维的七绝组诗，共四首，分咏长安少年游侠高楼纵饮的豪情，报国从军的壮怀，勇猛杀敌的气概和功成无赏的遭遇。各首均可独立，合起来又是一个整体，好像人物故事衔接的四扇画屏。
第一首诗
写侠少的欢聚痛饮。诗开头便以“美酒”领起，因为豪饮酣醉自来被认为是英雄本色，所谓“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李白《少年行》）饮酒在当時因能激发意气而被视作胜事。“斗十千”语出曹植《名都篇》：“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按李白也有《将进酒》诗云：“昔時陈王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此诗意近李诗，不仅极言酒之珍美，而且还借前人的用语写出慷慨好客、纵情欢乐的盛况。盖游侠之饮原非独酌遣闷，其倜傥意气正在大会宾客之际才得以充分的表现。第二句言“咸阳游侠”，乃以京都侠少为其代表。游侠人物大多出身于都市的闾里市井之中，故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里径直称之为“闾里之侠”，咸阳为秦的国都，则京邑为游侠的渊薮也不言自明，這里不过是举其佼佼者以概全体。诗的前两句以“新丰美酒”烘染在前，“咸阳游侠”出场在后，而“多少年”则为全篇之纲。诗的后二句更进一层，写出侠少重友情厚交谊的作风。即便是邂逅相逢的陌路人，杯酒之间便能成为意气相倾的知己，所谓“论交从优孟，买醉入新丰”（李白《结客少年场行》）、“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正表现了他们同声相应的`热情。因此，在他们开怀畅饮的豪爽风度中，还渗透着为朋友倾情倒意，肝胆相照的人情美。酒如一面镜子，映照出他们率真坦荡的人生态度。诗为人物写照，最后却宕开去以景语收束。诗人撇开楼里的场面，转而从楼外的景象落笔，其实写外景还是为内景服务的。末句中的“高楼”不仅和首句呼应，暗示了人物的豪纵气派，而且以其卓然挺立的雄姿一扫鄙陋猥琐之态；“系马垂柳”则以骏马和杨柳的意象，衬托出少年游侠富有青春气息的俊爽风致。有此一笔，使情景历历如绘，遂在表现人物豪宕气概的同時，又显得蕴藉有致。全诗用笔的跳荡灵动，也是和少年奔放不羁的性格神采相吻合的。
第二首诗
写游侠的出征边塞。这首诗里所说的“仕汉”“骠骑”，以及下面两首诗里出现的“五单于”“汉家君臣”等，都是借汉事喻唐，这在唐诗中几乎是习闻熟见的惯例。這里说少年委身事君，入仕之初便担任了羽林郎的职务。由于羽林郎宿仗卫内、亲近帷幄，地位十分重要，故非一般等闲之辈可以入选。《后汉书·地理志》云：“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由此即可见一斑。骠骑指武帝時的名将霍去病，曾多次统率大军反击匈奴侵扰，战功显赫。少年报国心切，一心想效功当世，一旦国家有事，便毫不犹豫地随军出征。边关是遥远荒寒的，沙场的搏杀更是出生入死，而主人公“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种为国献身的精神，和曹植的《白马篇》里“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少年英雄是一脉相承的。所不同的是，曹诗通篇是用第三人称的视角来加以客观的描述和赞颂，這里却借少年自己的口吻直抒胸臆：第三句以自诘的口气反挑，使文势陡起波澜，末句则以斩截之语收束，而“孰”“不”“纵”“犹”等虚词的连用，又在接二连三的转折中不断加强语气，活脱地传达出少年从容朱毅的神情和义无返顾的决心。这种借顿挫的用笔展示人物内心世界的手法，不仅很有力度，而且进一步深化了游侠“意气”的内涵。
第三首诗
写少年的勇武杀敌。诗人将主人公置于孤危险恶的战争情势之中。“虏骑千重”指敌人大军压境，形成包围之势；“众敌酋倾巢出动，来势汹汹，企图以优势兵力取胜。而少年以“一身”对“千重”之敌，竟能左右驰突于敌阵之中，如入无人之境，且能擒贼先擒王，将凶蛮剽悍的敌酋“纷纷射杀”，其过人的胆略和武艺已分明可见。這里把少年写成孤胆英雄，意在突出他的勇冠三军、战功卓著。诗的一、三两句，以特写镜头为少年英武矫健的身姿写照：“擘两雕弧”言其多力善射，能左右开弓；“偏坐金鞍”言其鞍马功夫娴熟，能在疾驰的马背上自如地变换各种姿势；“调白羽”则是善于在运动中瞄准目标，箭无虚发。二、四两句，从对方着笔来反衬少年的艺高胆大。敌我双方的力量愈是悬殊，也就愈能表现主人公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而这种气概，又正来自于其置生死于度外的献身精神。这样，这首诗就和上一首彼此呼应，并为下一首写功高不赏张本。诗中所出现的雕弧、金鞍和白羽，均是以着色之笔略加点染，本来是爱其人而及其物，這里的物又为人增色，人与物原不妨是互相辉映、相得益彰的。盛唐诗人每喜表现尚武精神，如李白自称“弯弓绿弦开，满月不惮坚。闲骑骏马猎，一射两虎穿。”（《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杜甫自述“射飞曾纵鞚，引臂落鹙鸧。”（《壮游》）王维则称赞他的一位族弟说：“读书复骑射，带剑游淮阴……席帆聊问罪，卉服尽成擒。”（《送从弟蕃游淮南》）等等。这些都可看作是诗中理想形象的现实依据。
第四首诗
写游侠的功成无赏。上一首诗既已写到少年游侠的勇却群敌，那么这一首写朝廷论功行赏，他也理应是受奖的主角了。诗的前三句，极写庆功仪式的隆重和气氛的热烈：君臣欢宴、云台论功、天子临轩、封侯赐爵，正当期待中的主角出场時，领赏者却突然变成了“将军”。這里的“将军”和第二首“初随骠骑战渔阳”里的“骠骑”当是一人，指军中的主帅。“将军讽出明光宫”，也即李白《塞下曲》其三所云：“功成画麟阁，独有霍嫖姚。”意谓受皇帝宠信的权贵坐享其成而血战的勇士反遭冷落。诗以烘云托月的手法反复渲染，到头来却翻作他人；而活跃在前三首诗里的主角被悄无声息地推到了局外。这种欲抑故扬的艺术处理，使诗中的不平之鸣得以强有力的表现，這里再加申说反而是多余的了。
王维的《少年行》四首，以浪漫的笔调讴歌了豪荡使气、舍身报国、崇尚事功和功成不居的任侠精神，表现出强烈的英雄主义色彩。他笔下的少年游侠形象，和盛唐其他诗人创造的形象一样，实际上是時代理想的人格化写照。这四首绝句独自成篇，各有侧重，但又蝉联而下，互相补充和照应。用笔或实或虚，或显或隐，舒卷自如，不拘一格，成功地谱写了一支朝气蓬勃、富有青春旋律的进行曲。
名家点评
刘学锴：《少年行》是王维的七绝组诗，共四首。分咏长安少年游侠高楼纵饮的豪情，报国从军的壮怀，勇猛杀敌的气概和功成无赏的遭遇。各首均可独立，合起来又是一个整体，好像人物故事衔接的四扇画屏。
作者介绍
王维，唐代诗人。字摩诘。原籍祁（今属山西），其父迁居蒲州（治今山西永济西），遂为河东人。开元（唐玄宗年号，公元713—741年）进士。累官至给事中。安禄山叛军陷长安时曾受职，乱平后，降为太子中允。后官至尚书右丞，故亦称王右丞。晚年居蓝田辋川，过着亦官亦隐的优游生活。诗与孟浩然齐名，并称“王孟”。前期写过一些以边塞题材的诗篇，但其作品最主要的则为山水诗，通过田园山水的描绘，宣扬隐士生活和佛教禅理；体物精细，状写传神，有独特成就。兼通音乐，工书画。有《王右丞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