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总是听到一些朋友说我们写古诗词的人是无病呻吟、卖弄文章；但是我都坦然对之，不以为然。然而，今天在QQ群里面看到自己的社员质疑今天的古诗词创作，我却毛骨悚然。
前几天在社团的文学交流课上，我就四十多位文学爱好的社团同仁交流了一些古诗词写作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技巧，当然也谈到了自己的一些拙劣的看法。经过同他们的几番交流，基本上形成了一些共识；可以说是可喜可贺。我本身就是个爱好诗词歌赋人，然而现在很多同学都难以接受这一套近于之乎者也的陈词滥点；现在终于有些算得上志同道合的朋友了，不免喜出望外。”士为知己者死“，虽然我不是士，但也保留着这长期不遇的一份真诚。是呀！知己难遇，知音难求；人生得一知己，夫复何求？然而，在这些才俊中却有人开始怀疑起来……
我是坚决不会怀疑的，就像咬定青山的老竹，除非石烂。是的，我们不能否认现代很多人看不懂古人诗词，甚至在没有注解和提示的情况下把古今异义完全颠倒。譬如《尚书》里面一句：“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一般人一看辄认为是：“刑罚不能施加在大夫（做高官）的身上，礼乐不必在庶民里使用”。其实不然，恰好相反——“刑罚不能包庇大夫之辈，礼法不能废止在庶民阶级。”所以要能理解古代经典和古诗词，还要有很扎实的基本古汉语功底。
也不怪有这么多牢骚，情理之中的。特别是读经（及先秦诸子散文）特别费神，其中通假字、意动字、生僻怪字比较麻烦；最糟糕的就是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如：鼋、鼍、鰽、梽、蠾之类和簋、耱、晑、橚之属；这些古代称谓的事物，难以见到，更加不知从何说起。有些东西如古代房屋内外的装饰，即使是古装剧上也很难看到，急需考证时需要翻阅史书或者到博物馆。经过数代的改朝换代，汉语也在随着政权的变化而变化。如果今天的人能够穿越时光倒古代，最多到明朝；明朝之前的人说话，你不一定听得清楚。我们知道，各朝各代都设有专门的五经博士，来对前朝遗留的“四书五经”经行新的注解以便当代人的解读。
最明显的就是单音节变双音节。我们看一些古文时，特别是《春秋》里面一般一个字就表示一个动作或者一个物体。如“屡”，既表示鞋子，又表示穿鞋子，还可以表示像穿鞋子走路一样；然而具体是什么鞋子呢，还不一定表述的清楚。经过明清时期的白话小说的酝酿和“五四运动”以来的新白话运动，逐渐双音节代替单音节如前缀“老”（老师、老虎、老大……）和后缀“子”（桌子、椅子……）的出现等等。因此逐渐地隐去了对古代汉语的解释。时代飞快发展，旧事物逐渐的消退和新事物的层出不穷，也为我们忘记历史奠定了条件。一般不是专门研究古代的学者和专家，很难复原历史的真想。
扯了这么远，就是想说明：讨厌古诗词，摒弃经典并不是偶然，而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反而研究的人却被冠以“老古董”的名号，显得格格不入。要不是2006年以来《百家讲坛》里面易中天、王立群、马瑞芳、于丹、钱文忠、周汝昌、康震等等一批教授学者陆续讲经得到热播，岂怕是很难得唤起这一轮的国学热。放这大局来说，我们不能放弃者一伟大的瑰宝，这是我们民族难得的`精神财富。从小的来说，我们自从省事读书开始哪里离开了唐诗宋词和四书五经里面的故事？
中国台湾把《孟子》和《史记》作为他们中学必修教科书，当然是有很大的道理。然而我们却推脱时代的发展，放弃这里面耐人寻味的美章。什么事无病呻吟？毛主席、陈毅等一批革命家就是现代里写古诗词的名家，现代周汝昌、汪国真等等就经常写作古诗词，特别是网络上总是可以看到很多我哪敢有挥笔写诗填词。难道这真的都是吃饱没事干的，挤尽脑汁在哪里呻吟？我们有时遇到不顺心的事，或者是得意时总是能够冒出一两句前人的名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等等。
我们的诗词，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有“市场”的。就近说，方文山的歌词偏古典型不就是引得一篇热推吗？我认为，关键还是看诗词里面的情和理。古代的诗人和词人就好比是今天的歌星和影星，他们的诗词就在全国传唱“各领风骚数百年”毫不夸张。我们熟知的两个俗语就能证明——“旗亭画壁”和“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当然，我们现代学生中也有不少同学走入了两个误区。一是遣词用字方面，喜欢用一些生僻古怪的字来组些稀奇古怪的词，来显示自己“语言文字功底强”。另一种是乱用意境，一味追求文辞美不顾诗歌表达的实实在在的意思。这都是违反了古人说的：“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基本写作初衷，导致真正意义上的无病呻吟，我们坚决反对。
哪里有读不懂的诗词和文章？再难再深奥也会有专攻，除非是超出时空的科研成果，否则就是胡说八道。一些自命不凡的人以为能模仿古腔来写写诗词，而目中无人，以为天下人都是傻瓜庸才。然而显露出怀才不遇的情怀目空一切，或者做跳梁小丑自作聪明来藐视权威，然后美其名曰：“别出心裁”；简直令天下读书人说不齿。我们爱好古诗词的这批“文学青年”应当虚心受教，好好学习来丰富自己的学识修养。然后再图突破，创新写出自己的性格；将大才展露于世人……
热爱古典文学我们就要耐得住寂寞，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来酝酿。然而，当他们在繁华的街市中忙碌之后，偶尔静下心来去阅读这些从远古走来还闪闪发光的诗词时，未尝不是给劳累心灵的安慰。或者说当他们捕捉到自己的灵感，遵照前人的格律章法来写成诗词自娱自乐时；何尝不是一件赏心悦目返璞归真的事情呢？
绪论：《诗经》的性质
在探讨“《诗经》与爱情”这一话题之前，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诗经》的性质，以及中国历史各时代的人们对《诗经》的认识。
1、五经之首，文学之源
说到《诗经》的性质，窃以为八个字足以
先说“《五经》之首”。
我们讲传统文化，一般都会提到“四书五经”。但“四书”和“五经”这两个
“四书”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合称。宋代以前没有“四书”之说。《孟子》一书，从战国到唐，一直没有什么地位。直到 “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力捧《孟子》，它的地位才得以抬高，随后得到宋儒的重视。“四书”的
在宋代以前，主要讲“五经”。先秦就有“五经”的
“五经”的排序方法也是不一样的。通行的说法——《诗》、《书》、《礼》、《易》、《春秋》，是今文经学家的排序方法。汉代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什么叫“今文经学”，什么叫“古文经学”，说来话长，我们不多讲。但大家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今文经学”跟“古文经学”不是一回事儿。“古文经学”排“五经”的次序跟“今文经学”不同。“古文经学”按文献时代的早晚来排。“五经”中《易经》时代最早，相传伏
“今文经学”为什么把《诗经》排在第一呢?因为《诗经》性质特殊。这涉及到诗经的文学性。
中国古人说做学问，一个人要成为君子，怎么做呢?——“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兴”是兴起的意思，因为《诗经》是文学作品，文学作品在感染和熏陶方面，比历史和哲学要实在，而且是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古人认为，一个人要成为君子的话，先要读诗。那时候的诗，便是《诗经》。《诗经》为什么是五经之首，实在是得益于它的文学性。
为什么说《诗经》是文学之源?任何一本文学史或者讲《诗经》的书都会提到一句话——“《诗经》是我国第一部文学总集”。除了年代早之外，还有一层意思，《诗经》是中国文学的典范。我们讲一个人有文化，会说这个人“风雅”、“风骚”。“风雅”两个字怎么来的?《诗经》里有“国风”、“大雅”、“小雅”。“风骚”两个字又是怎么来的?“风”者，《诗经》之《国风》也;“骚”者，《楚辞》之《离骚》也。中国文学批评，讲“诗言志”、讲“风雅精神”，这些传统都是从《诗经》来的。此外，讲中国文学表达技巧的高明，常会提到“比”、“兴”，也是《诗经》作品常用的两种表达方法。
《诗经》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性、不可替代性，就是这八个字——“五经之首，文学之源。”
2、赋诗言志——《诗经》在春秋时代被用作外交辞令
探讨《诗经》的性质，需要讲一下中国历史上是怎样用《诗经》的。《诗经》在中国，自它产生以来，超过2500年的历史，它是如何被各时代的人运用的?
先讲跟《诗经》差不多同时的时代，周代的情况。东周历史有春秋、战国之分，春秋人怎么用《诗经》，简直超乎我们的想象。孔子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不学《诗经》，你别跟我开口说话。我当年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吓得战战兢兢，心里想自己真够可怜的，连说话的资格都没有了。
照这样看来，我们现在全中国十几亿人口，99.9%的人都不要说话了。有几个人敢说自己学过《诗经》啊?《诗经》到底有多少篇?每篇的篇名叫什么?每一篇都怎么讲?全中国有几个人敢拍着胸脯说：“我能讲这个”。孔子为什么要说这样一句话，缘由就在于当时时代的特殊性。
这个“言”和现在讲的“言”不同，不是指一般说话的“言语”的言。这个言是什么意思呢?《论语•先进》有孔门“四科”之说。有人说孔子是中国最早的私立学校的创办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孔子学院”有4个系，有十大优秀毕业生。哪四个系呢?第一“德行”，第二“言语”，第三“政事”，第四“文学”。这个“言语”系，相当于我们现在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与口才系，专修外交辞令。
为什么呢?因为春秋时代的外交，诸侯会盟，两个不同的国家要在一起谈判。那个谈判不像我们现在，两个公司合作签协议，条款都写清楚就可以了。春秋时期的外交，特别注重前面谈判的过程。如果是我们现在谈判，一开口就说，我们俩结盟吧，你借给我三千军队，我明年报答你多少东西，这样就可以了。但在当时却不这样，当时的贵族太有文化，谈判的游戏规则是“赋诗言志”。“赋诗言志”就是两个国家的最高的行政长官，两国首脑或者外交官(当时主要是“三卿”或者“六卿”：大国六卿，小国三卿)代表国家谈判。因为太有文化了，他们有话不好好说，表达的时候，就“赋诗”。“赋诗”，并不是说自己当场写一首诗，或者互相唱和。春秋时代的“赋诗”，有点儿像现在的“点歌”。大家都去过KTV包厢，知道怎样点歌，都有一个歌单，先点好曲目，轮到自己了，放开喉咙唱，就OK了。春秋时代的“赋诗”也是“点歌”性质的，但却不是自己唱，而是有专门的乐工。比如你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不能直接说，你需要点一首《诗经》的作品，让乐工唱出来(或许只是用某种腔调吟诵出来)。听完之后，对方也“赋诗”一首，作为答复，当然也是点一篇《诗经》作品，让乐工唱出来。双方便都心知肚明了。这就是春秋时候的外交习惯，很风雅。
《诗经》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是当时外交的辞令。不学《诗经》，你就没有办法跟别人谈判会盟。《左传》里记载了太多的“赋诗言志”，《国语》里也记载了很多。赋诗万一“不类”——意思表达错了，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事情。一个人掉脑袋是小，搞不好还会导致灭国。赋诗不类，后果不堪设想，会成为国际社会的政治丑闻的。所以《诗经》在春秋那个时代，在贵族社会里，它是何等重要，完全超乎我们现在的想象。
3、《诗经》是汉代贵族的必读书
接下来讲汉代是怎样用《诗经》的。汉代在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我们现在一讲中国文化，就讲唐、宋，但是周、汉两代才是真正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品德的。汉代的时候，《诗经》重要到什么地步，这是出乎人们想象的。
天子是万民敬仰的，《诗经》对天子的用处是什么呢?汉代的天子有时候也还要选拔的，虽然按道理是
汉代有两个帝王就是这么选上的，其中一位是汉宣帝，他是在汉昭帝之后做的天子，但他不是汉昭帝的儿子。汉昭帝没有儿子。汉昭帝死后，在汉宣帝之前，有一个昌邑王已经被选作天子，但是很快就被废掉了。选汉宣帝做天子这件事，是大汉名臣霍光做的主。汉宣帝姓刘名询，霍光的奏议里头说，我们要立刘询为天子，并列举了很多理由，其中有一条就是刘询会背《诗经》。
汉代还有一个皇帝——汉哀帝，也是因为会背《诗经》才做了天子。哀帝是在汉成帝之后做天子的，他也不是成帝的儿子，因为成帝刘
汉宣帝和汉哀帝都是因为会背《诗经》做了天子，当时的天子都会背《诗经》，而我们现在的专家有几个会背《诗经》的?这是时代的不同，但是可以看出古代人对《诗经》是多么地看重。
再讲讲汉代大臣怎么用《诗经》。这也有意思。汉代大臣把《诗经》当成谏书用。这在《汉书》里有明确的记载。我前面讲汉宣帝是因为背《诗经》做了天子，本来汉宣帝是一点儿机会也没有的，昭帝死了之后，霍光先立了一个人做天子，这个人是昌邑王，但只做了不到一个月时间的天子。昌邑在现在的山东省。汉代封的诸侯王，一般用封邑来指称，因此读古书，提到什么王、提到什么侯的时候，应该首先考虑到这是地名。昌邑王在昭帝死后，先被霍光立为天子，但是不到一个月时间就把他废掉了。为什么把他废掉呢?《汉书》记载昌邑王的罪名是“行淫乱之实”。据我的猜测，这位昌邑王刘贺可能行为不检点，但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不跟霍光合作，霍光便找一个理由把他废了。汉代的法律特别苛刻，汉代跟秦代的关系，在法律的继承上是最直接的。汉代的法律严酷到什么地步?昌邑王被废了，他所有的大臣都要治罪的。当年昌邑王的那些臣子，哪些人有罪，哪些人无罪，哪些人杀头，哪些人死缓，都要有个说法。这里面出了些情况，我们可以从中看出问题来。
《汉书•昌邑王传》记载：昌邑王手下有一个郎中令，姓龚名遂，他说昌邑王小的时候我教他读《诗经》，昌邑王不好好学，不好好做事情，我就教训他。我问他：“我说大王啊，你整天背《诗经》，你扪心自问，你的行为哪一条符合《诗经》的规范呢?”后来昌邑王年纪越来越大了，快要长大成人了，老跟小人在一块，中国古代最忌讳的就是跟小人在一起，君子、小人势不两立。龚遂又建议昌邑王，说：“大王啊，《诗经》里有一篇叫《青蝇》，青蝇是比喻小人的，这篇诗要我们远小人、亲君子，请问大王你做到了没有?”龚遂因为用《诗经》规范君主行为，从而名满天下。
还有一个人，跟昌邑王关系更密切，是昌邑王的师傅。汉代的时候，师傅太重要了。朝廷有太子太傅，各个诸侯王的太子也有太傅。师傅是在诸侯王少年时代影响其成长的重要的人物。昌邑王刘贺的太傅姓王名势，昌邑王获罪首先要判刑的就是他。判刑的时候，王势就跟办案的人说，你们不能杀我。办案的人说：“你身为太傅，昌邑王行为不端，你连一篇谏书都没有，不杀你杀谁啊?”王势说：“此言差矣，我教昌邑王的时候，我教他《诗经》，每教一篇，里面讲到忠臣孝子的时候，我都哭着跟他讲啊。我说大王啊，你将来成人了，你要学习这些榜样啊，你要报国，要尽孝啊。我这样做老师的，难道还不合格吗?”管刑事审理的官员就把这件事报告给上面。上面就给王势减轻刑罚，由立斩改判死缓。
由此可见，《诗经》是汉代贵族的必读书，会不会背《诗经》，在竞选天子的时候可以当作一条考察标准，同时大臣也可以把它当谏书用，在关键时候可以救命。《诗经》在当时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何等重要!
4、《诗经》是宋代以后的科举考试必读书
宋代的朱熹，太了不起了。中国文化两大伟人，前有孔子，后有朱子。朱子的主要精力花在了《四书章句集注》方面。但是“五经”，他也重点注了两本书，一本是《诗经》，一本是《易经》。而且“五经”之中，朱熹用力最深的是《诗经》。朱熹的书注的最好的，一本是《论语集注》，还有一本就是《诗集传》。
朱熹的《诗经》讲得很圆通，很高明。在当时的理学背景下，朱熹作为宋代第一大儒，要讲“为万世开太平”。朱熹在理学体系里讲诗。由于朱熹本身《诗经》讲的好，又符合主流意识形态。于是从南宋末年开始，朱熹注的书都是无价之宝。尤其自元明清以来，凡是朱熹注的经书，都是科举考试的必读书。朱熹的《诗集传》影响太大了，所以后来讲《诗经》，都按朱熹的路子去讲。自从《诗经》被元明清作为钦定的教科书之后，所有的读书人都读《诗经》。因此中国古人对《诗经》都是烂熟于心的。
5、《诗经》从20世纪以来被当作文学作品解读
20世纪初，有“五四新文化运动”。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对《诗经》的讲法就完全不一样了。以前都是按照经学的方法来讲《诗经》，但从胡适、顾
我们今天来讲《诗经》，当然是站在现代人的立场来讲。讲的内容，是《诗经》中的爱情与婚姻。
6、《诗经》在某种程度比唐诗宋词好读
要讲2500年前风花雪月的故事，那当然要落实到《诗经》的具体作品。关于《诗经》的读法，古人有一个说法，叫“诗无达诂”。每个人对《诗经》的理解都不一样。“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诗经》怎么读，还是有原则的。
一要把读者带到《诗经》的时代。两千多年前的作品，它的文化背景，跟我们现在不一样了。前面讲春秋时代，外交场合赋诗言志，汉代人怎么用《诗》，我们现在简直难以想象，它的文化礼俗背景是要想办法去还原的。
二要把《诗经》带到读者的时代。为什么带到我们这个时代来呢?因为读作品，最简单的办法是将心比心。《诗经》毕竟是文学作品，文学作品都是抒情的。古人有情，我们也有情。食色性也、饮食男女，古人的那点儿事情，我们现在也还是那点儿事情。古人谈恋爱，我们现在也谈恋爱。读《诗经》作品的时候，很容易操作的一个办法，就是把《诗经》里的作品想象成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品，把《诗经》里的爱情想象成是我们自己的爱情，把《诗经》里写的事情想象成我们自己亲眼看到的事情。这样一来，不就很容易理解了吗?
很多人都说《诗经》难读，其实不然。《诗经》难在什么地方呢?一是文字障碍，二是礼俗文化背景。两三千年前先秦时代的语言跟我们现在不一样，很多字我们不认识。还有，如果不明白《诗经》的礼俗文化背景，往往对诗的理解，会和本义相差万里。但是如果把这些文字障碍扫除了，把礼俗文化背景也搞清楚了。《诗经》反而好读。《诗经》甚至比唐诗宋词好读。因为唐诗宋词过于凝炼。《诗经》比唐诗宋词更生活化，更原生态。
二○XX年十月十五日上午九点，我和心爱的儿子一起浏览了杭州宋城，大门古色古香，古城墙威严，游人众多，购买二门票进入。据说宋城老板是我们丽水景宁一个退伍军人，成功创办宋城，开辟新的旅游景点，给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游览场所。
儿子欣赏古代皇帝，集权天下于一身，刚好有个女老板出租皇袍，拍上二个造型照片，拷上U盘带回来欣赏。景阳岗酒店酒香四溢，进去喝一杯米酒，类似松阳甜酒酿，吃上一块东坡肉，肥腻可口。聊斋迷宫，弯来绕去，进去难出来，四面镜子，眼花缭乱。高山瀑布，飞流直下。儿子拈弓搭箭，射击十支箭，中箭心一支，老板娘奖励纪念品，一根红绳吉祥物。武大郎烧饼吃一个，饼香好吃。古街工艺品琳琅满目，带点回去做纪念品也不错。
在宋城这个氛围里，仿佛自己穿越时空隧道，生活在古城，繁华的`都市，千姿百态的古人服饰，房子是仿古建筑，店员穿古人服装。自己成为一员古人，简单生活，没有现代的喧嚣，惟有古代的思静。没有现代化的电器，只有简单的生活用具。民风纯朴。宋朝重文轻武，屡受少数民族欺负，偏安一隅，故出现岳飞抗金的故事。儿子说岳飞坟墓在那里？问得好。马上去西湖边上岳飞坟墓看看，还有他的儿子岳云，一同葬在岳王庙里。陷害岳飞的奸臣秦桧、王氏、张俊、万俟卨四人反剪双手，千古罪臣，受到人们唾骂。儿子说当时皇帝是最大始作俑者，言之有理。莫须有罪名成语就是由些来。武将韩世忠不服，质问大作秦桧，秦桧口气强硬，言莫须有。也许有，历来成除害忠良的借口。
宋城创意很好。现代人回归，挖掘古代文化精华，不忘历史，传统文化，古为今用，不愧为爱国主义教育的活教材。由些我想到东阳横店大批仿古建筑群，影视基地，教育人的好去处。现在人们假期越来越多，旅游是好去处。到古代文化鼎盛的地方走一走，看一看，对比现代美好的生活，更加珍惜现在的好日子，好时光。古人条件那么艰苦，却自强不息，创造多姿多彩的传统文化，传承至今，成为浩如烟海的文化海洋，让今人享受丰富的文化生活。这是我游览宋城的体会。网友们，有时间的话，不妨到宋城看看，一定会有所收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