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新编·采薇》的叙事结构及寓意新探
(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鲁迅先生的《采薇》在文本结构上呈现出复合型文本的特点，一方面，对于历史和传说故事的重复，构成了小说的文化阐释背景和明线;另一方面，新的叙事焦点对“吃”的窘境的关注，构成了小说的暗线，并对明线进行着消解和颠覆。以往的研究对《采薇》这种独特的文本结构鲜有涉猎，这自然影响我们对文本内涵的解读以至对文章主旨的理解。本文对其文本结构的独特性作了新的探索，并进而发掘由此呈现出的新的寓意。
关键词：鲁迅《采薇》;复合型文本;寓意
《采薇》出自鲁迅先生的小说集《故事新编》。所谓新编之意，即是以旧故事为其背景和蓝本，加以再创造。鲁迅先生在《故事新编·序言》中谈到，对于历史小说有两种写法，其中之一是“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1]，而《采薇》正属于此。我们知道，《采薇》的故事梗
就以往的研究而言，对《采薇》独特的文本结构涉及不是很多，这自然会影响到对《采薇》文本的解读乃至对文章主旨的理解。本文就此作新的探索，并进一步发掘此种结构模式下所产生的新的寓意。
一、复合型文本：故事与新编
伯夷、叔齐的故事在历史上很有影响，而对于他们事迹的评价则莫衷一是。总体看来，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方面是从正面肯定二人的节义之举，他们坚守正义，耻食周粟，隐退首阳山，采薇而食，最终饿死于山中。这种看法影响非常大，以至于在很大程度上夷、齐故事本身即成为坚守节义的象征。例如《论语》中就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山下，民到于今称之”的感叹，汉代司马迁则作有《史记·伯夷列传》;及至明代的《封神演义》中，有《首阳山夷齐阻兵》一回，叙及二人耻食周粟的事，叹曰：“至今人皆啧啧称之，千古犹有余
精熟中国古典文化的鲁迅，对伯夷、叔齐的“故事”自然是十分熟悉的，作为对此故事的“新编”，他必将传统的文本纳入新故事的视野。《采薇》一文在基本情节以及话语的使用上与传统故事有着直接的继承关系。但是，语境的不同，带来了不同的艺术效果，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新的寓意和内涵，这才是“新编”最具价值之处。
整体看来，《史记·伯夷列传》作为小说《采薇》的基本故事背景，与小说的情节相互交织，大致可分为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尾四部分。从“开端”来看，《史记》记载：“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4]，而《采薇》一开篇即从西伯文王的“养老堂”讲起，“伯夷整天坐在阶沿上晒太阳”，而叔齐则可推知是经常打太极拳的。伯夷、叔齐从抽象的历史
从“发展”来看，关键事件乃是“武王伐纣”和伯夷、叔齐的“阻兵申讨”。《史记》中记载了“武王载木主……东伐纣”，夷、齐二人“叩马而谏”的情形：“‘父死不葬，
故事的高潮部分，乃是表现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的节义之举，《史记》写道，“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小说《采薇》则详尽地表现了伯夷、叔齐因不吃“周家的大饼”而隐居在首阳山的情形：从茯苓的渴望到发现薇可吃的惊喜，更细微到“薇汤、薇羹、薇酱……”，可见“新编”关心的是主人公“吃”窘境，而“义不食周粟”则冻结为一个历史的符号。
结尾部分，写到伯夷、叔齐的结局。《史记》中载，“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遂饿死于首阳山”。《采薇》则借小丙君之口叙述了夷、齐生前的生活，甚至包括临终前的遗作。由是观之，鲁迅先生以《史记·伯夷列传》为其故事蓝本，又将“故事”的主旨消解于新编的叙事之中，由此产生了新的寓意。同时，小说也涉及到了其他的一些历史文本。例如《采薇》中对于二人的死因所作的补充：是饿死的吗?阿金姐不这么看，大约是叔齐贪嘴想吃鹿肉所至吧。关于吃鹿肉的这段传说也并非空穴来风，刘向《列士传》中就有关于叔齐贪嘴想吃鹿肉的戏虐描写(关于对各种历史文本和传说的引用这里暂不一一列举)。总的来看，《采薇》的情节展开依附于传统文本，但传统文本在新的叙述语境中已不再保持原来的寓意和风格，它们已经退居为背景和底色，转而为其新的寓意服务了。
细读《采薇》，不仅其整体情节与传统文本相呼应，而且很多细节都是化用传统而来，最终成为对传统话语的悖离与戏仿。例如《采薇》中引用了《尚书》中武王伐纣通告众人的《泰誓》，其所举的旗号是“共行天罚”，意在强调讨伐行为的合理性和正义性。在后文中，当出走途中的叔齐、伯夷遭遇华山之王小穷奇的搜身时，上演了世上最讲礼节的强盗行为，同时打出了“恭行天搜”的口号：
“阿呀!”小穷奇吃了一惊，立刻肃然起敬，“那么，您两位一定是‘天下之大老也’了。小人们也尊先王遗教，非常敬老，所以要请您老留下一点纪念品……”他看见叔齐没有回答，便将大刀一挥，提高了声音说道：“如果您老还要谦让，那可小人们只好恭行天搜，
既是强盗，却口口声声“遵先王遗教”，即使是行拦路抢劫之实，也要打着“敬老”的大旗，宣称他们是“恭行天搜”。“恭行天搜”的出处显然是对“共行天罚”的戏仿之辞。“恭行天搜”尚且如此，“共行天罚”又何以堪?其反讽的意味不言而喻。再如《史记·伯夷列传》中，司马迁写道：“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这是作者在对于伯夷、叔齐的故事的议论，他质疑了此话的可信度——倘若可信，那么像夷、齐这样的“善人”何故被饿死?而在《采薇》中，这句话却成为夷、齐离开养老堂、“不再吃周家的大饼”的心理寄托——老天爷既然眷顾善人，我们出走应该也会有好日子过吧。并且这种心理的寄托可以具体到当他们“不再吃周家的大饼”时，“或者竟会有苍术和茯苓之类也说不定”这样的实惠。
正是如此，《采薇》的文本结构便呈现出复合型文本的特点来。历史记载的旧故事，是该小说的背景和基础;在此基础之上，《采薇》将历史旧故事加以再叙述，使其进入到新的语境之中。情节的展开也好，语词的化用也好，在新的语境中形成对于原文本的主题的喜剧性偏离。正是这种喜剧性偏离才孕育出新的寓意与内涵来，而文本的复合型结构模式便体现了这种新寓意的形成过程。
二、“吃”的困境：重复与颠覆
我们在阅读《采薇》时，若没有历史和传说的故事作为背景，则失去了文化阐释的大语境;同样，若忽视了新的叙述产生的离间效果，就无法品味出新编故事的内涵和意蕴来。《采薇》中，新的故事既是对旧故事的重复与再叙述，同时，它又对旧故事呈现出消解和侵蚀之势。
众所周知，伯夷和叔齐是谨遵“先王之道”的典范，谈论时事，必称“合不合先王之道”，这是几千年来文化沉积为二人打造的典型形象。鲁迅先生在《采薇》中也没有彻底否认这一点，从头至尾都在强化“节、义”，这是夷、齐二人的“大事”，这条线构成了全篇的明线。但与此同时，每当论及“大事”的时候，文中必又有意无意间与现实生活中的“小事”联系到一起。我们如果将这一系列的“小事”整理起来，发现这些小事也构成了一条线，一条暗线，与“大事”构成的明线并行不悖，并且对明线构成威胁与侵蚀。那么，表一就是对两条线的.直观
透过这两条并行不悖的线索，尤其是由生活中“小事”构成的暗线条，我们看到，在对原故事的消解中，《采薇》的寓意逐步在文本中凸现出来。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暗线当中的一系列关键词语：烙饼、粉、大饼、辣、姜汤、核桃、茯苓、清香、饭团、薇菜、鹿肉……这些词语始终与“吃”紧密相关。显然，文章对于“吃”的问题有着锲而不舍的关注，而且总是与“保节、守义”等这般“大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鲁迅先生在对历史的叙事面前，不动声色地将日常性话语贯穿其中，“节义”之大事与“衣食”之小事相互照应、互为表里。我们不难发现，伯夷和叔齐的身上固然有着不食周粟，隐居首阳山的行为和事迹，但却始终无法摆脱生活的困扰，尤其是“吃”的困扰。这便是故事“新编”以后的寓意寄托之所在。
表1：
隐居首阳山
饿死于首阳山
寻找食物，不识茯苓，改吃薇菜
无薇可吃，饿死;又传说因贪嘴想吃鹿肉而饿死
传说周武王要动兵
武王出发，“共行天罚”
夷、齐义阻武王
初入首阳山，义不食周粟
养老堂的烙饼，一天一天小下去
不但烙饼小下去，粉也粗起来
烙××张大饼的功夫
伯夷怕辣，不肯喝年青太太的姜汤
武王在养老堂张贴《太誓》
姜子牙称二人为“义士”
武王动兵，夷、齐准备离开养老堂
每个字都写得有核桃一般大
闻到茯苓的清香，沉沉睡去
先吃下带来的饭团，才决定践约
韩愈，字退之，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是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
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继承先秦两汉散文传统，反对专讲声律对仗而忽视内容的骈体文。韩愈文章气势雄伟，说理透彻，逻辑性强，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时人有“韩文”之誉。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韩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766年—780年)以来的平庸诗风。在封建思想道德方面，他也有独到的建树，大力提倡儒学，以继承儒学道统自居，开宋明理学家之先声。
韩愈文章的特点之一是“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或“鲠言无所忌”，也就是敢于讲话，而且敢讲真话。这个特点是和他积极的政治态度分不开的。他的几篇奏疏都是敢于揭发事实，敢说“群臣之所未言”的话。《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和《论淮西事宜状》都有这个特点。当然，最有代表性的文章还是《论佛骨表》。其中所讲的就是“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的话。在封建社会中，敢于说出别人该说而不说的话，这是了不起的胆识。正因此，韩愈这类文章也就有内容、有深度、有力量。再加上韩愈的语言艺术不同凡响，便成为气势磅礴的好文章。
韩愈文章之“发言真率，无所畏避”，不仅表现于他在君主面前敢说真话，而且还表现于他不顾儒家的传统观念，敢讲违背旧说的话，甚至说了同自己别的文章互相矛盾的话。例如《读墨子》一文曾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这样的言论显然同他尊崇孔孟之道有所牴牾。对于这样的言论，前人指为“刺谬”，其实这正是韩愈虽然尊儒却不墨守的表现。
韩愈文章之“发言真率，无所畏避”，还不仅敢于不顾儒家的传统观念，有时也敢于突破社会上的流俗之见。例如他写《讳辩》一文，是专为李贺不得应举而发表的意见。李贺之父名晋肃，“晋”与“进”同音，为了避讳，李贺便不得举进士。对于这样的世俗之见，韩愈是不以为然的。于是他便“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写成了极有说服力的一篇《讳辩》。
韩愈的《师说》一文。也是一篇不同流俗的文章。柳宗元在《答韦中立书》中曾经说过：“今之世不闻有师，…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愈以是得狂名。”又《报严厚与书》说：“仆才能勇敢不如韩退之，故不为人师。”由此可知，在那个时代，不顾流俗，不怕笑侮，抗颜而为师，是要有些勇气的;能够写出《师说》这样的文章，也是相当大胆的。
韩愈文章的再一个特点是不仅真率大胆，而且慷慨激昂，忧愤甚广。从韩愈的全部文章看，凡是论及人材，便往往愤激不平，别具风概。例如《杂说》对于人材不为世用所发的不平之论，《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也是宣传选拔人材的一篇宏论。所谓“相为天子得人于朝廷，将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求内外无治，不可得也”云云，这正是韩愈对于国家用人的殷切希望。《送董邵南序》更是一篇悲歌慷慨的文章。韩愈自己是屡试而不得志于有司的，所以对于文中的董邵南“不得志于有司”，便感同身受，无限叹惋。悲歌慷慨，发自肺腑。
韩愈还有一篇类似俳谐而实质是抒发才高见屈、忧愤甚广的文章《进学解》。历来的论者都说此文源于东方朔的《答客难》和扬雄的《解嘲》，《新唐书》本传也说他“既才高数黜，官又下迁，乃作《进学解》以自喻。”其实这篇文章的意义要比“自喻”广阔得多。其中有“自喻”，却不仅是“自喻”，主要还是宣传选拔人材的观点。
韩愈文章的另一特点，是不但真率、大胆、慷慨激昂，而且还写得自然随便、如话家常。这类文章和他的《原道》、《原性》诸篇的面貌不同，不是坐而论道，而是促膝谈心，无所拘束，生动活泼。《与崔群书》、《与孟东野书》、《答崔立之书》、《题李生壁》等，都属这类作品。例如《与崔群书》先说自己对崔群为人的认识，中发贤者不遇之叹，后讲自己困穷之状，是一篇感慨很深的杂文。
在韩愈看来，崔群是他平生交往之中一个没有缺点的朋友。但是，对于这样的朋友也有人怀疑。于是韩愈十分感叹，他说：“自古贤者少而不肖者多，自省事已来，又见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贤者虽得卑位，则旋而死;不贤者或至眉寿。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无乃所好恶与人异心哉?又不知无乃都不省记、任其死生寿夭邪?未可知也。”由崔群之贤，说到贤者不遇，而不贤者反而得势。这样的文章很像司马迁的《伯夷列传》。刘大魁说：“公与崔最相知，故有此家常本色之言，中间感贤士之不遇，尤为郁勃淋漓。”“感士不遇”本是历代文章的一个传统题目，韩愈这段文章是比“感士不遇”之文涉及者更为深广的。
韩愈为文的又一特点是突破传统写法。例如墓志铭这一文体，在韩愈笔下，便颇有新的特征，形式多样，甚至“一人一样”(李涂《文章精义》)。与墓志近似的文体，还有哀祭之文。这类文字韩愈也有独创，不同寻常。例如《祭河南张员外文》，茅坤就评为“奇崛”。姚范以为“他人无此”。刘大櫆也说：“祭文退之独擅。”至于《祭十二郎文》，曾国藩虽然认为这类文章“究以用韵为宜”，但他又说：“韩公如神龙万变，无所不可。”就是说，韩愈之写祭文，也是变化不测的。
韩愈文章之别开生面者，还有送序一类。在唐代，送序之文是常见的文体，前辈作者如王勃、陈子昂、李白、任华，所为送序，都很出色。但从多数文章的写法看，大抵不出一种格式。先叙离情，后缀风景，情致物态，尚似六朝。林纾所谓“狃于六朝积习”者，即指此类。但到韩愈笔下，送序之文就多种多样了。
韩愈有的送序之文几乎通篇议论。这是一个突出的特点。林纾曾说：“韩昌黎集中无史论，舍《原道》外，议论之文，多归入赠序与书中。”例如《送水陆运使韩侍御归所治序》，曾国藩就看作“条议时事之文”。
韩愈的几篇“游戏”之文，也是新体。同前代的俳谐文字比较，是有新的特点的。例如《毛颖传》就是一篇奇文，不可以寻常俳谐之作视之。柳宗元《答杨诲之书》云：“足下所持韩生《毛颖传》来，仆甚奇其书，恐世人非之，今作数百言，知前圣不必罪俳也。”但与此同时，裴度却对这类俳谐之文很不满意。他在《寄李翱书》中，把韩愈的俳谐文字看作“以文为戏”，是很不赞成的。
现在看来，时人“罪俳”，大概不止一个裴度。像柳宗元那样肯定《毛颖传》这类作品者恐是不多的。柳宗元“甚奇其书”，不是无缘无故。因为，自从六朝以来，俳谐之文如张敏的《头责子羽文》、沈约的《修竹弹甘蕉文》等等，虽有寓意，并不深远。而《毛颖传》一篇，则与前此诸作不同。虽说所写不过一篇“兔传”，实际则写一个多才多能而终被废弃之人。文章写到最后，韩愈对毛颖之“以老见疏”无限同情。这里又一次流露了韩愈痛惜人材不尽其用的一贯的思想。这样的俳谐之文，前所未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