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谭嗣同
梁启超
今年四月，定国是之诏既下，君以学士徐公致靖荐被征。适大病不能行，至七月乃扶病入觐，奏对称旨。皇上超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同参预新政，时号为军机四卿。参预新政者，犹唐宋之参知政事，实宰相之职也。皇上欲大用康先生，而上畏西后，不敢行其志。数月以来，皇上有所询问，则令总理衙门传旨，先生有所陈奏，则著之于所进呈书之中而已。自四卿入军机，然后皇上与康先生之意始能少通，锐意欲行大改革矣。而西后及贼臣忌益甚，未及十日，而变已起。
初，君之始入京也，与言皇上无权、西后阻挠之事，君不之信。及七月二十七日，皇上欲开懋勤殿设顾问官，命君拟旨，先遣内侍持历朝圣训授君，传上言康熙、乾隆、咸丰三朝有开懋勤殿故事，令查出引入上谕中，盖将以二十八日亲往颐和园请命西后云。君退朝，乃告同人曰：“今而知皇上之真无权矣。”至二十八日，京朝人人咸知懋勤殿之事，以为今日谕旨将下，而卒不下，于是益知西后与帝之不相容矣。二十九日，皇上召见杨锐，遂赐衣带诏，有“朕位几不保，命康与四卿及同志速设法筹救”之诏。君与康先生捧诏恸哭，而皇上手无寸柄，无所为计。时诸将之中，惟袁世凯久使朝鲜，讲中外之故，力主变法。君密奏请皇上结以恩遇，冀缓急或可救助，词极激切。八月初一日，上召见袁世凯，特赏侍郎。初二日复召见。初三日夕，君径造袁所寓之法华寺，直诘袁曰：“君谓皇上何如人也？”袁曰：“旷代之圣主也。”君曰：“天津阅兵之阴谋，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闻。”
君乃直出密诏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又以手自抚其颈曰：“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袁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不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闻也。”君曰：“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袁曰：“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君曰：“荣禄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袁笑而不言。
袁幕府某曰：“荣贼并非推心待慰帅者。昔某公欲增慰帅兵，荣曰：‘汉人未可假大兵权。’盖向来不过笼络耳。即如前年胡景桂参劾慰帅一事，故乃荣之私人，荣遣其劾帅而已查办，昭雪之以市恩；既而胡即放宁夏知府，旋升宁夏道。此乃荣贼心计险极巧极之处，慰帅岂不知之？”君乃曰：“荣禄固操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视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因相与言救上之条理甚详。袁曰：“今营中枪弹火药皆在荣贼之手，而营哨各官亦多属旧人。事急矣！既定策，则仆须急归营，更选将官，而设法备贮弹则可也。”乃丁宁而去，时八月初三夜漏三下矣。至初五日，袁复召见，闻亦奉有密诏云。至初六日变遂发。
时余方访君寓，对坐榻上，有所擘划，而抄捕南海馆（康先生所居也）之报忽至，旋闻垂帘之谕。君从容语余曰：“昔欲救皇上既无可救，今欲救先生亦无可救，吾已无事可办，惟待死期耳。虽然，天下事知其不可而为之，足下试入日本使馆，谒伊藤氏，请致电上海领事而救先生焉。”余是夕宿日本使馆，君竟日不出门，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则于其明日入日本使馆与余相见，劝东游，且携所著书及诗文辞稿本数册家书一箧托焉。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遂相与一抱而别。初七八九三日，君复与侠士谋救皇上，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逮。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数辈苦劝君东游，君不听。再四强之，君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于难。
君既系狱，题一诗于狱壁曰：“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盖念南海也。以八月十三日斩于市，春秋三十有三。就义之日，观者万人，君慷慨神气不少变。时军机大臣刚毅监斩，君呼刚前曰：“吾有一言！”刚去不听，乃从容就戮。呜呼，烈矣！
【译文】
今年四月，决定国家大计的诏书颁布后，谭君由于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的保荐，被皇帝宣召。碰上他这时生着大病不能上路，直到七月间带病进见皇帝。召见时，他回答皇帝的话很合皇帝的心意，光绪破格提升他为有四品卿衔头的军机章京，同杨锐、林旭、刘光第一起参预新政，当时称为“军机四卿”。参预新政的几人，犹如唐宋时代的“参知政事”，实际上是宰相的职位。光绪本想重用康有为先生，但是害怕西大后，不敢按自己的想法办。几个月来，光绪有询问的事，就让总理衙门传达旨意；康有为有向上报告的事，就写在他呈给皇帝看的书信里了。自从“四卿”进入军机处，这以后光绪同康有为之间的意见开始能够稍稍通达，决心要实行大的改革了。然而西太后及奸臣也就忌恨更厉害了，不到十天，政变就发生了。
起初，谭君刚进京，（有人）跟他谈到皇上手中无权和西大后阻挠变法的事情，他不相信那些说法。到七月二十七日，皇上想开懋勤殿设顾问官，指令谭君起草诏书，先派太监拿出历朝皇帝的遗训给他，（大监）转达皇上的话，说康熙、乾隆、咸丰三朝都有开懋勤殿的先例，叫他查出引入诏谕中，因为皇上将在二十八日亲往颐和园向西太后请示。谭君退朝回来，就告知同事说“我现在才知道皇上真的没有权了。”到二十八日，朝廷里人人都知道皇上拟开懋勤殿的事情了，以为今天诏谕将要下达，可是终于没有下达，于是大家越发知道西大后与皇上已互不相容了。二十九日，皇上召见扬锐，接着交给他一份“衣带诏”，上面有“我的帝位几乎不能保住，命令康有为与‘四卿’和其他同志从速设法营救”的话。谭君和康有为棒着“衣带诏”大哭。可是皇上手里没有一点权柄，真拿不出好办法来。当时在许多将领之中，只有袁世凯长时间出使朝鲜，研究过中国和外国的国情，是力主变法的。于是谭君向皇上密奏。用优厚的待遇去联络他，希望在危急时或者能得到救助，话说得很激昂痛切。八月初一日，皇上召见袁世凯，特别赏赐他侍郎的官衔。初二日，又再一次召见他。初三日晚上，谭君本人直接到袁世凯居住的法华寺去拜访，直接了当地问袁世凯：“你认为皇上是怎样的一个人？”袁世凯说：“是一代少有的好皇帝！”谭君又问：“天津阅兵的阴谋，您知道吗？”袁世凯说：“是的，本已听到了一些传闻。”
谭君就直截了当地拿出皇上的密诏给袁世凯看，并说：“今天可以援救我们的圣主的人，只有您了。您如愿意救就救他！”又用手在自己脖子上一抹，说“如果不愿救，就请到颐和园控告我，把我杀掉，你可以凭这‘功劳’得到富贵呀！”袁世凯正色厉声说：“您把我袁某当成什么人了？皇上是我们共同事奉的君主，我同您一样，都受到特殊的恩宠，救护的责任，不只是您一个人的。如有什么指教，我当然愿意听从。”谭嗣同说：“荣禄的阴谋，全在天津阅兵一举。您和董福祥、聂士成三军，都受荣禄指挥调遣，荣禄将会依仗你们的兵力来进行废黜皇上的大事。虽然这样，董、聂的兵力是不值一说的，天下强有力的，只有您了。如果事变发生，您用您的一支军队，就可以敌他们两支军队，保护圣主，恢复皇上的大权，肃清皇上身边的坏人，整肃宫廷里边的秩序，指挥起来稳操胜算，镇定自如，这是一世无比的`事业哩！”袁世凯说：“如果皇上在阅兵时急速跑入我的军营，传布号令诛讨奸贼，那么我一定能随同诸位，竭尽死力来补救。”谭君又说：“荣禄待您一向优厚，您将怎样对待他呢？”袁世凯笑笑，却不说一句话。
他的一位幕僚说道：“荣贼并不是真的推心置腹对待我们慰帅。过去，某公曾想增加慰帅兵员，荣贼说：‘汉人，不能给他们大大的兵权。’原来不过是笼络慰帅罢了。就拿前年胡景桂上奏章弹劾慰帅一事来说，胡是荣贼的心腹，荣贼指使他揭发慰帅，却由自己来查办，为慰帅昭雪，但不久胡就被委任为宁夏道的一个知府，接着又提升为宁夏道员。这就是荣贼心计极端险恶、极端奸诈的地方，慰帅岂有不知道的！”谭于是说：“荣禄本来有曹操、王莽那样的才干，称得上是绝世的奸雄，要对付他恐怕不很容易。”袁世凯立即装出一副怒容，瞪视谭君说：“如果皇上在我军营，那么，杀荣禄就像杀一条狗罢了。”于是两人共同商谈了救皇上的措施。袁世凯说：“现在军营中的枪枝弹都掌握在荣贼的手里，而且营、哨各级将官也大多是旧人。事情很紧急了，既已定下应付的策略，那我需急速回营，更换这些将官，并设法贮备弹才行。”谭君再三嘱咐一番才告辞。当时是八月初三日夜晚三更的时候了。到初五日，袁世凯又被皇上召见，听说也奉有密诏。到初六日，政变就发生了。
当时我正在谭君寓所拜访，两人对坐榻上，有所布置，忽然传来搜查康有为住处、逮捕康有为的消息，接着听到由慈禧垂帘听政的上谕，谭君从容地对我说：“以前想救皇上，已经无法可救了；现在想救康先生，也无法可救了，我已经无事可做了，只是等待死期而已。虽然这样，天下事还得明知它难做，却尽力去做到它。您试试到日本驻华使馆拜访伊藤博文，请他打电报给日本驻上海领事设法救康先生啊。”这天晚上我就住在日本使馆避难，谭君却整天不出门在家等候逮捕。逮捕的人没来，第二天他来日本使馆同我会面，劝我到日本去，并带了他写的著作与诗文稿本几册、家信一包托付给我，说：“没有出走的人，无从谋求将来；没有殉难的人，无从报答圣明的君主。现在康先生的生死还不知道，那么程婴和杵臼，月照和西乡，就让我和您分别担任这样的角色吧。”就相互拥抱告别。初七、初八、初九三天，谭君又同侠士王五共谋救皇上，这事终于没有成功。初十日，就被逮捕。被捕的前一天，几位日本志士苦劝谭君到日本避难，谭君没有接受。再三再四的劝他，谭君说：“世界各国的变革，没有不经流血牺牲而成功的，现在中国还没听说因变法而流血牺牲的人，这就是中国不昌盛的原因。要有人流血牺牲的话，请从我谭嗣同做起。”他终于没有出走，因此最后遭了祸难。
谭君入狱后，题了一首诗在狱中的墙壁上：“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寄以思念南海。于八月十三日被斩于北京南城菜市口，年仅三十三岁。就义的那天，围观的有上万人，谭君神态慷慨没有一点改变。当时军机大臣刚毅监斩，谭君叫刚毅上前说：“我有一句话！”刚毅走开不听，谭君于是从容就义。唉，多么壮烈啊！”
谭嗣同传原文
谭君字复生，又号壮飞，湖南浏阳县人。少倜傥有大志，淹通群籍，能文章，好任侠，善剑术。首在浏阳设一学会，每七日集众而讲学，君慷慨论天下事，闻者无不感动。
今年四月，定国是之诏既下，君以学士徐公致靖荐被征，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与杨、林、刘同参预新政。而西后及贼臣忌益甚。及七月二十九日，皇上赐衣带诏：朕位几不保，命康与四卿及同志速设法筹救。君与康先生捧诏恸哭。时诸将之中，惟袁世凯久使朝鲜，力主变法。君密奏请皇上结以恩遇，冀缓急或可救助，词极激切。八月初一日，上召袁世凯，特赏侍郎。初三日夕，君径造袁所寓之法华寺，直出密诏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又以手自抚其颈曰：“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袁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仆与足下同受圣主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闻也因相与言救上之条理甚详。
初六日变遂发。是夜，袁世凯向荣禄揭发“围园劫后”之密谋。顷之，抄捕南海馆①之报至，君从容语余曰：“昔欲救皇上既无可救，今欲救先生亦无可救，吾已无事可办，惟待死期耳, 虽然，天下事知其不可而为之，足下试入日本使馆谒伊藤氏。”明日，君携所著书及诗文辞稿本数册家书一箧托焉，力劝东游，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遂相与一抱而别。初七八九三日，君复与侠士谋救皇上，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逮。前一日，日本志士数辈苦劝君东游，君不听，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卒不去。君既系狱，题一诗于狱壁曰：“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就义时，慷慨神气不少变，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年仅三十有三。
【参考译文】
谭君字复生，又号壮飞，是湖南浏阳县人。年少时豪爽洒脱，胸有大志，深通群籍，能写文章，喜欢侠义之举，擅长剑术。最早在浏阳开设了一个学会，每七天，大型集结众人，进行讲学。他慷慨激昂，谈论天下大事，听的人无不受到感动。
1898年4月，皇上决定国家大事的诏书下达后，谭嗣同因学士徐致靖的推荐被征调入京。提拔他为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和杨锐、林旭、刘光第一起参预新政。可是西太后及贼臣更加嫉恨他们。等到29日，皇上赐给密诏：“朕位几乎不保，命康与四卿及同志速设法筹救”的`话。谭嗣同与康有为捧诏大哭。当时诸将之中，只有袁世凯长期驻守朝鲜，力主变法。谭嗣同秘密奏请皇上以优惠的待遇结交袁世凯，希望（眼下的）危急形势或许能够（得到）援救，言辞极为激烈直率。八月初一，皇上召见袁世凯，特意赏赐侍郎的官位。初三日晚上，谭嗣同直接造访袁世凯暂时居住的法华寺，直接拿出密诏给他看，说：“今天可以救出皇上的人，只有您了，你要想救就赶快救吧。”又拿手抚摸自己的脖子说：“如果不打算救皇上，请到颐和园告发我，然后杀了我，可以得到大富大贵。”袁世凯庄重严厉地说：“您把我袁某人当成什么人了?我和您同样受过皇上的不同寻常的礼遇，救护的责任，不独在您，如果有救助的办法，我很愿意听一听。”于是十分详细地相互商量救助皇上的具体环节。
初六那天，事变终究发生了。谭嗣同从容对我说：“从前要救皇上，已经无法救助；现在要救康先生，也无可挽救了，我已经没事可做，只有等待死期了。虽然如此，天下事明知它难做，还是要尽力去做到它，您试着进入日本使馆拜会伊藤博文先生。”第二天，谭君带来了他著的书及诗文辞稿本数册和家书一箱托付给我，尽力劝我东渡日本，说：“没有出逃的人，没有什么可以拿来谋划将来；没有赴死的人，没有什么可以拿来酬答皇上。”于是相互拥抱分别。初七、八、九三天，谭嗣同还与侠客谋划救助皇上，事情最终没有成功。初十日，便被逮捕。被逮捕前一天，好多日本志士苦苦哀劝他东游日本，他就是不听，他说：“各国变法，没有不从流血才成功的。现在中国没听说有因变法而流血的，这是国运不昌的原因。如果有的话，那就请从我谭嗣同开始吧!”最终没有离开。谭嗣同被关到监狱以后，在监狱的墙壁上题写了下面一首诗：“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就义的那天，谭嗣同慷慨激昂，神气没有什么变化，(突然)大声喊道：“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谭君就义的时候，)年仅33岁。
谭嗣同的《狱中题壁》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血荐据说这是谭嗣同临刑前写在监狱墙壁上的一首绝命诗，还据说这首诗被梁启超“篡改”过，
原诗为：“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证据不足，难以采信。“望门投止思张俭”，这句说的张俭这个人的典故。
根据《后汉书·党锢列传》的记载，张俭是东汉末期的高平人，初为山阳东部督邮，严劾宦官侯览及其家属为非作歹，为太学生所敬仰。后来党锢之祸又起，他被迫逃亡，人们敬重他的人品，都冒着破家灭族的危险接待他。“望门投止”指的是找上门请人留宿，张俭在逃亡时害得很多人因为收留他而满门抄斩，甚至“郡县为之残破”，其于心何忍！“忍死须臾待杜根”，这句说的是杜根这个人的典故。
根据《后汉书·杜根传》的记载，杜根性格耿直，东汉安帝时任郎中，当时邓太后摄政，权在外戚。安帝年长，杜根上书要求太后归政，太后大怒，命人把他装在麻袋里摔死。执法官示意施刑人手下留情，载出城外待其苏醒。太后派人查看，杜根装死三日，目中生蛆，侥幸逃脱，躲了15年。邓太后死后，杜根复出，官拜侍御史。谭嗣同在诗中提到这两个历史人物的遭遇，而不选择他们的避难方式，表现出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他不愿意选择逃亡而给别人添麻烦，也不可能凭借执法者手下留情而暂时躲过一死，他要以“横刀向天笑”的方式大义凛然地去刑场就义。“我自横刀向天笑”，表现慷慨赴死的气节。
其实谭嗣同是被关在囚车里拉到北京菜市口开刀问斩的，由不得他横刀向天，虽然壮怀激烈，但是身不由己。至于“去留肝胆两昆仑”一句，历来解释颇多。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称“两昆仑”一个是指康有为，另一个是指大刀王五；后来有人把康有为换成唐才常，认为唐才常是谭嗣同肝胆相照的朋友，像昆仑山一样坚毅；有人认为是指当时跟谭嗣同私交深厚的两个侠士胡七和王五，因为他们两人的武艺属于昆仑门派；有人把“昆仑”理解为“昆仑奴”，认为是谭嗣同的两个仆人；有人说其实就指的是谭嗣同自己一个人，“去留”可以作死生讲，嵇康的《琴赋》有“委天命兮任去留”，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有“曷不委心任去留”，无论生还是死自己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也有人认为“去留”不是“去”和“留”两个对比的意思，是偏正结构，是要留下什么的意思；……面对要斩尽杀绝的敌人，需要有的人牺牲，用流血牺牲的方式昭告同胞大众，鼓舞未死者和后来者继续做长期的奋斗。“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诗句），谭嗣同的做法或许可以称为“血荐”，他要用自己的鲜血警醒世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他用鲜血实践了自己的誓言。
谭嗣同与戊戌变法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生在北京，是湖北巡抚的三公子，戊戌变法前他的身份是江苏候补知府。据说他12岁的时候在北京的大疫中被传染，昏迷了三天三夜，好不容易才活过来，所以取字“复生”。在这场大疫中他的母亲、大哥和二姐都被死神夺去了性命。后来死在台湾的是他的二哥谭嗣襄。谭嗣同的夫人李闰在他就义后取“忍死须臾待杜根”之意自号“臾生”，做悼亡诗：“盱衡禹贡尽荆榛，国难家仇鬼哭新。饮恨长号哀贱妾，高歌短叹谱忠臣。已无壮志酬明主，剩有臾生泣后尘。惨淡深闺悲夜永，灯前愁煞未亡人！”谭嗣同故居有湘人余德泉撰写的
为了信仰，为了追求的事业，不惜生命，以身殉道，其精神确可感召后人。读这首诗，自然要了解谭嗣同这个人，于是也就关心他所参与的戊戌变法的背景。顺便说几句题外的话，谈诗词和作者的背景，自然涉及到一些方方面面的史料记载，正史也罢，野史也罢，显然都不完全是真实的，只能说尽量选取接近真实，自己认为比较可信的说法。总是来自第二手的资料居多，即使是抄自原始的史料，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看到别人引用，再以此线索核查第一手的史书。有时候，看到第二手的资料说的头头是道，自己认可或者偷懒，也未必再一一查对原始的记载。于是便有些说不清的“抄袭”的争议。
写这篇文章之前看过好几遍李敖的《北京法源寺》，受到很大影响，包括知识和思想。戊戌变法又被称为百日维新，因为前前后后才不过103天的光景。变法维新是从1898年的公历6月11日正式开始的。
这一天，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自强（《清德宗实录》卷四一八），接着就是紧锣密鼓地实行一连串除旧布新的改革。当时慈禧太后虽然名义上已经“还政”给光绪皇帝，但实际上一直都在暗中操纵实权。才不过4天，6月14日，西太后就赶走了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和，而且还把自己的心腹荣禄安置做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接下来，“帝党”和“后党”明争暗斗，甚至有苗头显示太后那边要发动政变赶光绪下台，变法力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
9月18日晚上，谭嗣同找袁世凯密谈，希望掌握着新建陆军的袁世凯能够帮忙。袁世凯表面上同意了谭嗣同的计划，但谭嗣同前脚一走，他后脚就向荣禄告了密。荣禄是慈禧太后的亲信，住在颐和园的西太后很快知道了真相。9月20日清早，康有为上了去天津的火车。在他离开后不久，官军在南海会馆抓到了他的弟弟康广仁。侥幸脱身的康有为在英国人的帮助下逃亡上海。与此同时，梁启超被日本公使馆收容保护起来。9月21日，西太后正式“临朝训政”，光绪皇帝被软禁，103天的维新变法就此宣告结束。9月25日，农历戊戌年八月初十，梁启超被日本人护送离京，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清官军带走。
三天之后，9月28日，农历八月十三日（中秋节的前两天），谭嗣同、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等“六君子”被押赴菜市口刑场，未经审讯直接砍头。据说，谭嗣同在临刑前从容多于慷慨，没有激越之气，没有畏惧和悔恨，也许连乞求刽子手“给个痛快”都不屑于一说，只是让一个声音划破了寂静的长空：“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没有想明白的是，这要杀的“贼”到底是谁？又为何“死得其所”？
心苦后人知对于谭嗣同的死有多种解释：为了要对支持变法维新的人有所交代；为了报答光绪皇帝的知遇之恩；为了要大家支持变法继续走改良的路；为了证明改良的路走不通而必须走革命的路；为了害怕连累家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视死如归的态度是非常难得的。殉道者能够做到如此，显然需要从内心里发出强大的力量才行。这内在的力量来源于他的信仰，而他信仰的内容究竟是要改良还是要革命却是后人难以破解的谜团。有人认为他是改良派，他为他的信仰殉道，而不是信仰的内容。因为要深究那内容，也许会觉得他的死并没有多大意义。他一直反对愚忠，反对糊里糊涂地为皇帝而死。“止有死事的.道理，绝无死君的道理”。
他为了他的信仰本身。也有人认为他是革命派，他血淋淋地证明中国唯一的前途就是革命，改良是一条行不通的路。因为保守势力实在是太强大了！倘若革命党看到谭嗣同的死，也会认识到改良主义在中国的不可行，从而会更加坚定地走革命的路。“功高明主眷，心苦后人知。”这是袁崇焕的两句诗。谭嗣同与袁督师的命运大不相同，谭嗣同得到了光绪皇帝的赏识，他也把这位热衷于变法维新的年轻皇帝当作知己，所以有人认为他“士为知己者死”。他在劝梁启超出走时曾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慷慨成仁易，从容就义难。前者总是处于事件的高潮点上，目的单纯，更容易有勇气，不会三心二意，反正也要一死了之，无所畏惧。后者往往是在事件处于冷静时发生的，要经过复杂的思考而自愿选择殉难，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作为殉道者，谭嗣同死得慷慨壮烈，死得从容不迫。其实，谭嗣同原本可以不死，许多种记载都说他不必去死。他是自愿送去给别人杀掉的。
《华严经》有“回向品”，主张已成“菩萨道”的人，还得“回向”人间，由出世回到入世，为众生舍身。如果不把失败孤立来看，而是把失败当成成功的一段，当成是成功必经的阶段。那么，这便可以称为是一种“成功的失败”。为了永恒，一时撒手。有的人斤斤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不能从大局出发，不肯轻易抛下自我；有的人义气用事，贸然做出牺牲，并没有产生什么深远的影响。太多太多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都终究被滔滔滚滚的历史长河淹没。而谭嗣同，被称为“千百年来中国第一真男人”。
郑师渠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关于“诗界革命”的论述中曾这样评介谭嗣同的《狱中题壁》一诗：“充分显示了这位激进的维新志士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崇高的人格。”就这首诗而言，是作者志意的反应，有激昂慷慨，有悲壮从容，也有无奈和期待。用典贴切，一气呵成，有打动人心的力量。生命诚可贵，信仰价更高。举世最惜者，死，而其不知惜也，这正充分体现出谭嗣同的痴。痴其实就是一种对于信仰的执着，甚至执着到不怕流血牺牲的程度。在今天，我们也许不必采取如此惨烈的方式以身殉道，但是这种对信仰执着追求无怨无悔的精神却不能不令我们肃然起敬。愿昆仑正气长留天地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