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一首长篇叙事诗。全诗形象地叙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诗人借历史人物和传说，创造了一个回旋宛转的动人故事，并通过塑造的艺术形象，再现了现实生活的真实，感染了千百年来的读者，诗的主题是“长恨”。该诗对后世诸多文学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长恨歌》一出，关于其主题，便成为历来读者争论的焦点。观点也颇具分歧。大抵分三种：其一为爱情主题。是颂扬李杨的爱情诗作。并肯定他们对爱情的真挚与执著;其二为政治主题说。认为诗的重点在于讽喻，在于揭露“汉皇重色思倾国”必然带来的“绵绵长恨”，谴责唐明皇荒淫导致安史之乱以垂诫后世君主;其三为双重主题说。认为它是揭露与歌颂统一，讽谕和同情交织，既洒一掬同情泪，又责失政遗恨。究竟如何，还需从作品本身去分
应该说，写作之初，白居易至少在主观上是同意陈鸿的“惩尤物、窒乱阶”之说的，后来在《新乐府》的《李夫人》、《古家狐》中还重复强调了“尤物惑人”、“狐媚害人”的主题，明确宣扬性爱之为害，但是又承认“人非木石皆有情”，性爱是消灭不了的`，所以解决问题的途径只好是“不如不遇倾城色”。但在《长恨歌》的实际写作当中，他又服从了民间爱情故事所表达的人类的向美本能和情感欲望。这样，整个故事便具有了更为深刻复杂的涵义：既写了真美，又写了真恶，并将两者直接联系在一起;《丽情集》本《长恨歌传》有一段话：叔向母曰：“甚美必甚恶。”李延年歌曰：“倾国复倾城。”此之谓也。这段话大
对于《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历来有如下几种争议：
一说：“通过李杨的爱情悲剧，歌颂了人们对爱情的真诚和专一，歌颂了人类一些美好的品德，歌颂了人们对团圆的美好的爱情生活的向往。”
二说：“主要讽刺唐明皇的荒淫的乱国和昏迷不悟”
三说：“诗篇一开头，对男女主人公是有所谴责的。但发展下去，诗人却用自己的感情、想象丰富了这个故事，赋予了这个爱情悲剧以更普通的意义，使得作者自己和广大读者都对这一对男女的生离死别的不幸命运，产生了高度的同情。”
一.爱情说
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是一篇千古传唱的名作，但其主题思想一直备受争议，我们小组在进行了较深刻的分析后，一致认为《长恨歌》的主题思想是爱情的视点，应该说，它是一个完美的爱情悲剧。下面我们将从整体结构、白居易的角度、社会背景、引用学者观点、作品本身五个方面来论证我们的观点。
一.整体结构
《长恨歌》以“情”为中心旋律，始终回旋激荡于全诗。围绕“情”这个中心，诗的前半部分是唐玄宗、杨贵妃相爱到恋情进一步发展的描写，后半部极力表现杨氏死后李对爱情的坚贞执着。诗篇1/3叙述了历史，而白居易用剩余2/3的篇幅，最多的笔墨，最深的情感来表现他们的爱情。“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生。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形象的描述了他们爱情缠绵的情形，当杨归阴后，李面对旧景感慨万千，不由自主，睹物思人，一切如故，却已物是人非。“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非常形象的把李对杨的那种寂寞悲伤和缠绵悱恻的相思展现在我们面前。不仅如此，接下来，白居易运用浪漫主义手法，上天入地，使李于飘渺的仙境中寻找杨氏的踪影，又以含情脉脉，托物寄词，重申前誓，表示愿做“比翼鸟”“连理枝”，进一步渲染了主题，结尾以“天长地久有时尽，次恨绵绵无绝期”深化了主题。
如果说，杨氏身前，他们的爱情带有物质享受的成分，那么，杨氏死后，执着的思念，是一种完全丢弃物质的精神活动，这种感情不是爱情又是什么呢?
二.白居易的角度
《长恨歌》之所以流传至今自然是因为它是一首好诗，而一首好诗自然是融入了作者的感情的。作者写这首诗的初衷是为了记录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描述的是“恨天无情忌红颜，恨己无能护知己”的恨意，这个立意和作者本人的感情经历颇为吻合。诗人年轻时与出生普通人家的姑娘湘灵相爱，但由于门第观念和风尚阻碍，两个有情人最终没能在一起，分手时，诗人写了“不得哭，潜别离;不得玉，暗相思;两心之外无人知。深笼夜锁独栖鸟，利剑春断连理枝。河水虽浊有清日，乌头虽黑有白时;惟有潜离和暗别，彼此甘心无后期。”(《潜别离诗》)的沉痛诗句。《长恨歌》作于作者婚前几个月，诗人为失去与湘灵相会之可能而痛苦。“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正是诗人借前代帝妃的悲剧，抒发自己的痛苦与深情。白居易自身的爱情悲剧的经历，无疑有助于他对李杨爱情悲剧的体察和分析，才使其诗写的如此肌理细腻，情真意切，赋予无穷的艺术魅力。
三.社会背景
白居易生活的中唐时代，民间喜于谈论玄宗与贵妃的故事，“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元稹《行宫》)“洛阳昼夜无车马，漫挂红纱满树头。见说平时灯影里，玄宗潜伴太真游。”(元稹《灯影》)不仅如此，据说，平定叛乱后，当唐明皇避暑回来的时候，百姓都是哭着欢迎他回来的，由此可见当时的百姓对于李杨的爱情悲剧是同情的，宽容的。白居易写作《长恨歌》的地点在周至，而马嵬就在附近，当地肯定流传着有关李杨的爱情传说，那么，白居易也一定受到了民间传说的影响。
而且，当时的唐朝经济有所发展，市民阶层兴起，这一新兴的力量，追求感官的享受，张扬个性价值，显示其个性意识，与封建文人放荡不羁的浪漫天性有某种程度的吻合，对于胸怀远志而官职卑微的白居易来讲，这无疑是一种影响其创作的推动力。《长恨歌》蕴含了人们对理想爱情和美好愿望的追求，尤其是在安史之乱平反后，割据，藩镇势力勃兴，战乱不已，人们生活极度痛苦，而越是处于痛苦之中，人们对于美好生活，尤其是对幸福安逸的爱情生活的追求也就越强烈。
百年以后，唐末战乱，唐僖宗又像玄宗一样带领皇室入蜀避难，途径马嵬坡时有感而赋诗云：“马嵬杨柳绿依依，又见鸾舆幸蜀归。泉下阿环应有语：这回休更罪杨妃。”唐僖宗已代杨妃说了冤魂的不平之恨了。
四.借鉴学者观点
马茂元、王松龄的《论〈长恨歌〉的主题思想》是史料考证与理论分析并重，较全面的论述了“爱情说”的观点。文章认为“作为诗的主体，诗的核心，它那富有悲剧意义的感人至深的故事情节，则来自民间传说，是不受历史原型的局限的。”实际上作品塑造的李杨形象，已经脱离了它的历史原型唐玄宗与杨贵妃，作品所描述的爱情悲剧也不再仅仅是帝王宫妃的悲欢离合，而是具有普通男女爱情悲剧的性质。
钟来因《〈长恨歌〉的创作心里与创作契机》一书中从三个方面分析了《长恨歌》的创作心态：(1)作为仕途得意的新进士白居易，出于“生活浪漫，思想开朗，反旧礼教习俗等要求”，促使他写出《长恨歌》这样的“风情”诗。(2)对初恋者湘灵的思念及不能与之结合的“绵绵的恨”，是其创作的“感情酵母”。(3)反映了白居易婚前对爱情的理想与渴求(包括文人对美满爱情的理想和渴求)这些学者的研究资料都充分显示了《长恨歌》的主题是爱情，歌颂了爱情的坚贞和专一。
五.作品本身
首先，从作品本身来看，主人公无论是唐明皇还是杨贵妃都是令人同情喜爱的人物。先看唐明皇的形象，在马嵬事变前，“汉皇重色思轻国”，对唐明皇的描写确实不无讽喻，但那不是作品的主要倾向。由于它沉溺于对杨贵妃的宠爱，不理朝事而导致了安史之乱。作品不能违背历史的事实，这里对造成爱情悲剧的原因不能不作必要的交代，但马嵬事变后，情节急转，格调突变，作者笔下的唐明皇已变成了多情善感，动人心脾的失恋者形象。避蜀归后，唐玄宗做了太上皇，政治上被打入冷宫，加之失去了杨贵妃，处境很是悲惨，作者用了十分凝重的情感抒发了对斯人的同情，从见月伤心、闻铃断肠、相顾沾衣、信马归都，到对景垂泪、长夜难眠、最后情感道士、仙山访晤、七夕盟誓、恨无尽期，层层深入的写出了唐明皇对杨贵妃的强烈思念之情，情感之真挚，境况之悲凉，读者思之令人潸然泪下，讽喻之意，已飘得无影无踪。
再看杨贵妃得形象，全诗对她并无任何讽刺和责难，也没有把她写成迷惑君心丧权覆国得“尤物”，展现给读者的是一个艳冠群芳，能歌善舞，对爱情始终如一，生死不渝的感人形象。“姊妹弟兄皆列士，可怜光彩生门户”其意仍在述明皇之过，杨贵妃只不过处在“天生丽质难自弃”的被动地位，责任不在她。
统摄全诗，作者隐去了不少史实，其塑造杨贵妃的用意也不言自明了。所以，诗中政治色彩十分淡泊，篇幅最多也是最动人之处，恰恰是对爱情的咏叹。
全诗以历史真实为基础，但不受历史的束缚，把现实与想象相结合，故事完整，情节曲折，既成功的塑造了故事中的人物形象，又充分表达了诗人爱憎的思想感情。此诗重在写贵妃的死而导致了长恨之悲剧结局的爱情悲歌，对两人悲剧爱情的描写渲染功夫用的更多，也更吸引人，“叙事壮物求实而又不拘泥于实，在流利的描绘中富有隽永的情味。”。结局“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两句，是对爱情的叹息与呼声，是对于爱情受命运播弄和被政治伦理摧残的痛惜，此恨之深，已超越时空而进入无极之境。通过李杨的爱情悲剧，歌颂了人们对爱情的真诚和专一，歌颂了人们对美满爱情生活的向往。
二.讽喻说
《长恨歌》是唐诗中的精品，古代叙事诗的杰作，与《琵琶行》堪称为诗人白居易之“双璧”。《长恨歌》的主旨何在?历来众说纷纭，有“爱情说”、“讽喻说”、还有“双重主题说”。“爱情说”认为这个“恨”是对唐明皇和杨玉环这种人间美丽的.爱情无法实现而表示深深的长恨，而我们持“讽喻说”，认为此恨应是白居易对唐玄宗荒淫误国的痛恨。正是安史之乱导致了经济凋敝，内有土地分割，外有吐藩侵扰。所以说《长恨歌》一诗的写作动机是要以伤代讽，为后代君主尤其是唐宪宗，也就是唐高祖提供一个历史教训。
唐代现实主义诗人杜甫曾写过这么一句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正是当时腐化社会的真实写照。安史之乱的八年动乱就如同当年日本侵略军对我们的杀戮，百姓都处于水深火热中，这是刻骨铭心的“恨”。试问，这种恨能够与爱相提并论吗?
那下面我们就从五个方面来阐述我们“讽喻说”的观点。
从诗的本身来看，作者的本意是批判唐玄宗因为宠爱杨贵妃而废弃朝政荒淫误国，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诗的开头两句“汉皇重色思倾国”就是笼罩全篇的纲领，它就明确的指出了讽刺的对象和内容，也为大家揭示了此诗创作的主旨。诗句中“重色”二字就表明了讽刺的意味。我们再看下面四句“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金屋妆成矫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显然就是对李隆基不理朝政，淫乐贪色的讽喻。“渔阳颦鼓动起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在安史之乱爆发时，唐玄宗却在悠然的欣赏着歌舞，可想而知，这讽刺的意味已经跃然纸上了。此诗通过对李隆基、杨玉环爱情的描写，暴露了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讽刺了李隆基的贪色误国，最后引发了安史之乱。同时，作者也意在告诫最高统治者应引以为戒，不要重蹈覆辙。至于诗歌的后半部分对绵绵长恨得描绘，并不是对他们爱情的歌颂，只是通过李隆基晚年失去一切的狼狈景象描写，讽刺了他荒淫误国而最终只能自尝苦果。
从白居易一贯的政治观点及创作背景来看，他对唐玄宗和杨玉环的荒淫误国是谴责的。白居易在写《长恨歌》的前几个月，在准备应制举考试你的刺问中曾明确指出：“群之作为，为教兴废之本。若一肆其心，而事有以阶于乱。”怀有这样的政治观点，对以荒淫误国导致祸乱的李隆基和以色感君的杨玉环不可能抱同情态度。《长恨歌》中的“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及其后对杨贵妃的美貌及李隆基的倾倒的描写的语句中，已饱含了对李隆基、杨玉环的讽刺。再从白居易创作《长恨歌》的背景来看，白居易作此诗之目的是劝谏宪宗不要重蹈覆辙。宪宗即位之初，有志改革弊端，朝政出现一线希望，但他骄奢淫逸，宫中多内宠，为了能放肆淫乐，他竟然久久不立皇后，为了不让宪宗沉溺女色，而作此诗。唐、杨的爱情最终以杨贵妃的惨死马嵬坡的悲剧而告终，而这场悲剧不仅断送了他们酣歌醉酒的宫廷恩爱生活，而且导致天下大乱、战火连年、百姓涂炭的历史惨祸。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他们的爱情悲剧，具有政治悲剧的色彩，这样：“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的讽喻主题。就是白居易寄希望于宪宗，不要沉迷于酒色，皇帝毕竟是皇帝，要以“天下为大”，不要像玄宗一样，最后以悲剧而告终。
从导致安史之乱的政治原因看，以唐玄宗为首的贵族官僚，他们营私舞弊，不问政事，过着“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风花雪月的日子，唐玄宗为了两情欢爱，可以把国事先放在一边，而且从“一骑红尘妃子笑”的典故后面，我们看到玄宗甚至动用了手中的权利来取悦杨贵妃，为了赢得美人之笑，他使杨贵妃一家享受天伦之乐的生活，纵容杨国忠到处搜刮，广受人贿赂赂。统治集团的腐化，使安史之乱有机可乘。这样做法的出发点固然是为了爱，虽然他们也曾发过“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誓言，但是皇帝毕竟是皇帝，他们的爱情不可能像普通人一样，他们所做的一切并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必然要牵涉到政治的东西。这就是他们的爱情注定不可能单纯，必将带上政治色彩，并最终敌不过政治。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的爆发，次年玄宗匆匆逃跑发生马嵬兵变，杨贵妃被赐死，可见就算是皇帝也挽救不了自己心爱女人的性命。
从唐、杨的爱情角度来看，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是在各种复杂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政治斗争中展开的，皇帝与贵妃的身份使他们与现实造成这样一种矛盾：“驰了朝纲，占了情场”。应该说唐明皇是个相当有功绩的皇帝，在他的统治下，“山河统一，天下太平”，但安史之乱使他的功绩毁于一旦，使他成了历史的罪人。他与杨贵妃的爱情成了罪魁祸首。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情”，并不是一个局限在爱情意义内的名词，而是包括了男女、君臣、父子、国家、民族、敌我关系的一种具有哲学意味的理念。唐明皇与杨贵妃就在重重的压力下挑起“以情及理”的旗帜，最终以杨玉环的生命作为这场挑战的代价。
最后我们站在文学的创作角度来谈一下我们对《长恨歌》主题的观点。大家认为白居易是个出色的作家吗?自古出色的作家绝不会停留在叙述故事上，他总是会借这个故事来抒发自己的某些意见，某些感情，这是中国人的传统，从《诗经》开始就有了这样的传统。文学是要为政治服务的，不能写风花雪月的陈年烂事，写皇帝与爱妃的男女之情，而应以帝王误国误民的事实来告诫后人。“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这是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即《长恨歌》的作者创作文学的主张，诗人认为任何创作都要跟着时代走，要有价值，有教育意义，让君王闻诗则明政。诗人生活在中唐时代，此时，唐朝已由盛转衰，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诗人，他对当时的朝政也是很关注的，所以写了大量的讽喻诗，《长恨歌》就是其中之一，由于他处于唐朝，故不可能直接对本朝皇帝提出意见，因此借助于“汉皇”，用一种委婉的方式来谴责时政。 唐玄宗，作为一国之主，身系着万千子民的安危，却“重色思倾国”。杨玉环从明间走进皇宫，本是唐玄宗的儿子寿王的妃子，而后却成了唐玄宗的妃子，这样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的关系，难道不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吗?唐玄宗他何以为父?何以为君?尔后终日贪欢，不理朝政，疯狂到让百姓“不重生男重生女”，仔细体会一下他的讽刺意味。陈鸿在研读《长恨歌传》时，曾有这样的感叹“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却为门上媚”可见当时人们羡慕杨家的程度，更是对李杨的讽刺。“不重生男重生女”同时也深刻表现了诗人对唐玄宗沉迷女色，任用奸臣以至失国的悲痛之情。情，是人的本性，两人本没有错，但是他们的情培育了咬花啮根的蛀虫，把百姓推进了火坑，这样于国理、家理都是难以接纳的。作为一个皇帝，一国之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弛了朝纲，否则将会给社稷、民族以及自身造成惨痛的悲剧，我们认为，唐明皇最后的下场都是由于政治上的失误，这一失误带来的教训是深刻的。所以诗人是以讽刺为主要写作动机，从而“垂戒来世”。
总之，我们认为持“爱情说”观点的人是过分夸大了唐明皇、杨玉环的爱情关系以及他们的精神面貌，唐明皇在政治上昏庸糊涂，私生活有如此多情，越沉溺于思情也就越昏庸，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这是唐明皇形象的基本特点，但是作为君主，他没有表现出丝毫高尚的思想情感，杨贵妃本是寿王妃，后来又被公公唐明皇看中，而后再爱情中表现出极其真挚的情感，大家不觉得这很可笑吗?至于唐明皇在杨贵妃死后表现出来的真情，那只是因为他在那时已经失去一切，到了可怜的地步。过去的繁华、欢乐和权威宛如一场梦，如今，他的周围一片空虚，而且， 国家的巨变，杨贵妃的横死，都折磨着他的内心，他的精神是空虚的，空虚的无所寄托，只有借助对杨贵妃无止息的思念来填塞他灵魂中无底的洞穴。诗中，我们认为唐明皇这个形象本身没有真正的意义，但具有很大的认识意义、教训意义。
三.双重主题说
以上两组同学的发言很精彩，但是很抱歉，我们一小组并不同意你们的看法，以下是我们研究的结果。我们认为将此诗看成纯粹的讽喻诗或是爱情歌颂都不恰当，它应是暴露与歌颂的统一，讽喻与同情的交织，既为李、杨爱情悲剧的同情之泪，又为他们的误国，一叹遗恨之声，二者交相融汇，不是机械叠加，我们认为《长恨歌》的主题应该是双重性的，是讽喻和爱情皆有的。一方面由于世界观的局限，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唐明皇这个历史人物既是安史之乱的制造者，又是一个所谓“五十年太平天子”，因此诗的主题思想也具有双重性，既有讽刺，又有同情。诗的前半部分露骨的讽刺了唐明皇的荒淫误国，劈头第一句就用“汉皇重色思倾国”唱起，接着是“春宵苦短日高起，不重生男重生女”，讽刺意味是极其明显的。从全诗来看，前半部分是长恨之用，而后半部分，作者用冲满同情的笔触写唐明皇的入骨之思，从而使诗的主题思想由批判转为对他们忠贞爱情的歌颂，是长恨的正文，但是在歌颂和同情中仍暗含讽意，如诗的结尾两句，暗示的正是明皇重色轻国造成这无可挽回的终生恨事。
对于爱情主题说，我们组认为这不仅仅是写爱情的，第一部分写李杨爱情的狂热与执着，但并没有因为他们是难得的钟情者而宽恕他们，最后还是揭示了他们爱情性质与恶果。唐玄宗因贪色而误国，这是事实，无论对国家、人民还是他们自己都是不可饶恕的，这样歌颂谁，恐怕谁都不会情愿的，描写杨贵妃“回眸一笑百媚生，文官粉黛无颜色，春寒肠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夫妻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是够色美的了，玄宗“重色”，贵妃色美，这就是他们爱情的基础，又加上贵妃善于追情邀宠故作娇弱之状，于是争得了“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于一生”的地位。成为这场“求幸”斗争的胜利者，难道这仅仅能看作是对贵妃的颂扬之词吗?如果说这是赞美，可以想象杨贵妃本人也一定会不满意。而且玄宗爱屋及乌，一人得宠鸡犬升天，不理国政，致使在安史之乱中，得宠的杨贵妃葬身于马嵬坡，一个封建帝王连一个爱妃都不能保全，而且当年信誓旦旦，“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之枝”的海誓山盟，早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确切的说，为了保全他的性命或者王位，为求安定，把杨贵妃当作条件去平息民愤。难道白居易仅仅会为他们这样的爱情而这么隆重的写首诗吗?显而易见，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全篇并不仅仅写爱情的。
首先，如果作品仅仅是为了暴露唐玄宗荒淫无耻的生活，那么诗从唐玄宗的“重色”写起，写他求她，朝思暮想，一旦把杨贵妃弄进宫里，唐玄宗就“从此君王不早朝”，沉迷于女色之中，从而导致安史之乱，酿成了马嵬坡的悲剧，以“色”的得而复失而告终，故事已经达到了高潮，再加上晚年的孤苦，原来的亲信太监陈玄礼、高力士都已被贬，70多岁的太上皇，名存实亡，而且被迫从兴庆宫迁到太极宫，实际上被软禁，不准与外人相见，更惨的是迁移途中险些做了刀下鬼。这下场、这处境够惊人的了，唐玄宗既是悲剧的制造者，又是悲剧的承受者，充分的品尝了自己酿成的苦酒，从人物的结局，主题的表现，讽喻的目的，这场悲剧都应收场了，可作者为什么还要加上寻觅，仙山答问，托寄信物，再表誓言等情节，把他们的爱情进一步美化呢，这岂不是与暴露的旨意相违背。
其次，诗歌的前半部分写杨贵妃入宫时，作者有意地掩盖了唐玄宗强占儿媳的丑闻，而写成“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玉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写她的光彩，似乎是上帝恩赐的一样，如果是暴露唐玄宗的荒淫无耻，这是现成的最有力的材料，作者却弃二不取，这是不可理解的。对此，既然陈鸿能写进《长恨歌传》里，而诗人则未取，如果没有其他因素，可见诗人并没有把贵妃当作“尤物”来写。在选材上，我想作者是有自己的用意的。
我认为：全诗是暴露与歌颂的统一，讽喻与同情的交织，其主题应该是双重性的。
首先，从作品本身看，以“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为界，全诗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表现出批判和暴露的倾向是不言自明的。有人说这也是在写情，显然不能成立，如果“思倾国”“不早朝”也写爱情，那么作者为什么在下文加入“渔阳鼓动起来”呢?这岂不是大煞风景?后半部分写李杨爱情，思念之切，上天入地，感人至深，表面看来写爱情为主，其实也不乏讽喻。作者的思想用意，作品的悲剧意义在于告诫世人，尽管可以开天入境，但现实中的悲剧是无法挽回的。造成这种悲剧的根源如果不加以明察和借鉴，那就只有与天地永存的悲痛了。由此可见，同情与批判相辅相成，双重主题得到好的发展。
其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看来，尽管安史之乱是唐玄宗重用奸人所致，但他毕竟在战争中失去皇位，失去爱情，加上他有开元之治的政绩，所以他也成了人们同情的对象，在他被迫还都的时候，百姓“夹道欢呼靡不流涕”可见人们对他的态度是批判与同情兼有的。我们都知道，白居易和杜甫不一样，杜甫又和李白不同，李白是在安史之乱之前，而杜甫是经历了安史之乱的，白居易则是在安史之乱之后。白居易写这首诗是在安史之乱几十年之后，对这样的民情，他不但很清楚而且也受影响，何况他本人很佩服玄宗，常把玄宗和太宗相提并论，而当时同情李杨爱情的传说大量产生，对于“深于诗，多于情”的白居易来说，难免会批判中兼有同情的个人色彩体现在作品中，退一步讲，我觉得一部好的作品，尤其是悲剧色彩十分浓厚的作品不会只有一种主题思想。每个读者以何种心情，何种角度去欣赏作品，都是视个人而定，正如莎士比亚所说“一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所以我们小组一直认为是双重主题说。
白居易元和元年(806)以唐玄宗、杨贵妃故事为题材创作的《长恨歌》，到2005年已经进入第1200个年头。《长恨歌》以婉丽多情的文本，从一个侧面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强盛的唐王朝由盛而衰的重大转折——甚至可能艺术地揭示了其中的重要原因，无疑是中国古典叙事诗的经典之作。不过，由于所取帝王题材波及甚广，内容丰富复杂，因此《长恨歌》的创作刚刚完成，对这部经典长诗的解读、阐释就揭开序幕，分歧巨大的争论也由此展开。
关于《长恨歌》的各种研究既多，述评一类论文亦不少。但已有的述评或限于某一时段，如《六十年来国内〈长恨歌〉研究述要》 (《文史知识》1983年第7期) 、《近二十年〈长恨歌〉主题之争综述》 (《上饶师专学报》1997年第2期) 、《新时期〈长恨歌〉主题研究述评》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或以“共时”方式进行分类整理，如《〈长恨歌〉主题研究述论》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长恨歌〉主题思想述评》 (《山西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长恨歌》主题研究全面的时间线索及发展轨迹并不清晰。因此，本文拟以时间为“经”，相对集中的时段则以不同类别分述，注重阐述各说在不同时段的演进与变化，力求展示约1200年来《长恨歌》研究的宏观发展轨迹，并对《长恨歌》主题研究的走向提出一些看法，以有利于推进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述论已多，所以对各说的阐述相对从简，而把重点放在“发展”和其他研究没有论及的问题上。
一 公元806年至20世纪初:集中于有无规讽史笔、是否“艳体”
据《长恨歌传》记载，元和元年(806)十二月，白居易从校书郎调(今陕西周至)作县尉，陈鸿与王质夫住在，闲暇时一起游览仙游寺，谈起李、杨故事，互相感叹不已，“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稀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歌既成，使鸿传焉”。从这段记载来看，《长恨歌》创作刚刚完成，白居易即委托陈鸿作《长恨歌传》。“传”即“传注”，是对《长恨歌》进行阐释。《长恨歌传》指出，白居易创作《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即要借助李、杨故事，惩戒导致惨祸的“尤物”，阻断违背朝纲的乱源，以作为将来的鉴戒。这是对《长恨歌》讽谕主题的最早诠释，几乎与《长恨歌》创作“同步”。
陈鸿对《长恨歌》创作目的的阐释是否准确可靠，一开始就有争议。从可获得的史料来看，白居易本人没有明确表示异议。不过，中、晚唐时期不少人似乎并不理会陈鸿的评价。李
进入明代，对《长恨歌》的积极评价增多。何良俊说:“至如白太傅《长恨歌》、《琵琶行》，元相《连昌宫词》，皆是直陈时事，而铺写详密，宛如画出，使今世人读之，犹可想见当时之事，余以为当推为古今长歌第一。”这里，“推为古今长歌第一”的关键标准是“直陈时事”，可见明代的积极评价主要是否定了唐宋以来的“艳体”之说，肯定《长恨歌》的讽谕意义。清代学者沈德潜在所选《唐诗别裁集》中沿用了明代唐汝询《唐诗解》的评论:“《长恨歌》讥明皇迷于色而不悟也。”这大致反映清代学者的一般看法。乾隆年间御编《唐宋诗醇》评《长恨歌》“总以为发乎情而不能止乎礼义者戒也”，则代表当时官方意见。因此清代基本上稳定了明代以来对《长恨歌》讽谕意义的肯定。这种意见一直延伸到20世纪上半叶之前。
二 20世纪50年代前后:集中于讽谕说与爱情说的论争
20世纪20年代末，俞平伯提出了
50年代至60年代初，受当时政治环境与左倾思潮影响，关于《长恨歌》的阐释不但以讽谕说为主，而且大多十分尖锐。如白枫认为，《长恨歌》“通过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恋爱和他们的悲剧展现出中唐时代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生 活面貌:统治阶级生活的荒淫糜烂和政治道德上的腐败堕落……反映出唐朝的统治者与人民的矛盾已达到了极端尖锐的程度” (《〈长恨歌〉的思想性》，《光明日报》1955年9月11日) ，由传统讽谕演化为暴露、批判说，直指封建统治者及封建统治体系。
这一时期与讽谕说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爱情说。
由于讽谕、爱情两说各有所据，分歧巨大，难以形成统一意见，于是出现了讽谕、爱情兼有的双重主题说。一般认为王运熙首先提出了双重说:“诗篇一方面对李杨两人的生活荒淫、招致祸乱作了明显的讽刺，另一方面对杨贵妃的死和两人诚笃的相思赋予很大的同情。” (《略谈〈长恨歌〉内容的构成》，《复旦》1959年第7期) 王士菁也认为《长恨歌》具有同情和批判两个方面，但却是分别针对杨贵妃、唐玄宗的，对杨贵妃是同情，对唐玄宗则是批判 (《唐代诗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22页) 。
三 20世纪80年代前后至今:多向延伸，新论叠出
20世纪70年代以后，《长恨歌》研究呈现出新的面貌。首先，爱情说与讽谕说的争论继续延伸并进一步深化。不过，与50年代前后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讽谕说略占上风不同的是，80年代以来几乎是爱情说的一统天下，目前高校的中国文学史或有关《长恨歌》的选注本不是采用爱情说，就是采用双重说，所谓双重说其实往往偏于爱情说，单纯的讽谕说已逐渐退出高校教材和各种唐代诗歌的选注本。
北京大学袁行
在爱情说几乎一统天下的80、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吴庚舜、董乃斌先生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下)采“批判”说，但持论已较50、60年代温和，显示这一时期讽谕说发展的基本趋势;关于唐玄宗的悼念、方士觅魂，即一般所指的后半部分，认为突出了“无比的痛苦，意义很为深刻”，“是更为深入一层地鞭挞这个悲剧角色的灵魂”，最后“写出唐玄宗永远也饮不尽他自己所斟下的苦酒，批判唐玄宗的主题从而也就得以彻底完成”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79—281页) 。与这一时期大多数研究多少有些重情轻理相比较，《唐代文学史》(下)的相关论述沉稳而多理性分
80年代还提出了感伤主题。陈允吉先生认为，“安史之乱”后的一代中唐知识分子和大多数群众忆念“开元盛世”，“哀悼理想社会失去”，痛感“中兴”成梦，这是一件沉重地压在人们心头但又无可挽回的恨事。白居易凭着他对现实生活的体验和他过人的敏感，很及时地发现了它的深
在爱情、讽谕、感伤主题的基础上，90年代提出了三重主题说，认为“一篇作品一个主题”的艺术教条长期禁
50年代提出的双重主题说也有新的进展，在“兼有说”的基础上，80年代相继提出了“形象大于思想说” (雨辰《形象大于思想的适例——也谈〈长恨歌〉的主题思想》，《郑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与“矛盾主题说” (郭象《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相矛盾的杰作》，《邢台师专学报》1988年第2期) ，前者认为《长恨歌》创造的艺术形象所显示的客观意义溢出了作者主观设定的讽谕主题，后者认为主、客观矛盾是导致双重说的成因，在解释双重说的形成方面有新的推进。
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无主题(思想)说与“泛主题”说。黄永年先生以大量篇幅考证《长恨歌》描写的真实性问题，判断有违史实甚多，但并不深究白居易进行创造(有意识的艺术虚构)的目的，认为“像《长恨歌》这样的作品在艺术上是十分成功的，思想则说不上什么” (《〈长恨歌〉新解》，《文史集林》1985年第4期)。 刘维治先生强调接受者的主观作用，认为各种理解都有合理性，而且时代不同，对《长恨歌》的理解不同，《长恨歌》的主题也可以发生变化，基本上不承认有一个客观存在的主题或主要思想倾向 (《关于〈长恨歌〉讨论之我 见》，《辽宁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
80年代前后至今的多向延伸把《长恨歌》研究推向深入，也使《长恨歌》主题的争论更加纷
四 白居易对《长恨歌》主旨的自述及归类研究
元和十年(815)，即《长很歌》创作近十年后，白居易在《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中说:“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持爱情说者一般认为:“作者自述主旨(指爱情主题)如此，当不容置疑。” (马茂元、王松龄《论〈长恨歌〉的主题思想》，《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 持讽谕说者则认为“长恨”与“秦吟”并举，属于互文，恰恰表明《长恨歌》与“秦吟”等讽谕诗一样表达讽谕主题 (周明《释“一篇长恨有风情”》，《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 。基本上各执一端。
要破解白居易自述的真实内涵，只有详考“风情”在汉唐时代的涵义。从白居易“风情”、“正声”对应的表述来看，“风情”指《诗经》“风诗之情”没有问题。现在认为，所谓风诗其实只是当时各地的民歌，除了极少数诗篇可能具有倾向性外，大部分是没有明确政治目的的。但经秦火之后，“诗三百”在汉代始立为经，汉儒开始不遗余力搜求所谓“微言大义”，大加发挥阐扬，不惜穿凿比附，使风诗罩上了几乎首首都有“寄托”的神秘面纱，风诗的政治作用被明显夸大，“风”也逐渐被赋予婉转以“讽(谏劝)”的含义。从孔颖达的疏证来看，唐代不但接受，而且进一步强化了汉儒的观点，以为风诗乃是婉转以“讽”、有种种寄寓的政治诗的经典。
汉唐学者这种无限夸大政治意义的对风诗的“扭曲”的看法，和我们今天还风诗本来面目之后对风诗的理解很不相同。需要注意，在当时氛围下，是没有人随便认为风诗仅仅是民歌或情诗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诗三百”作为经典就不免有失妥当)，强调诗歌政治作用的白居易尤其如此。因此，理解白居易的自述，就只能放在“扭曲”的环境氛围中去解读，而不能以今天“还原”了的风诗的意义去理解。这样来看，白居易称“一篇长恨有风情”，其实是说《长恨歌》是风诗那样婉转的政治诗，而非单纯的爱情诗 (参阅拙作《“一篇长恨有风情”考辨——兼及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
白居易编诗集时，把自己的诗分为讽谕、感伤、闲适、杂律四类，《长恨歌》归入感伤诗，这也成为讨论的一个问题。
首先是分类标准。学术界一般认为使用了两个标准，是两次分类的结果 (杨民苏《论白居易的自分诗类》，《昆明师专学报》1988年第4期) 。即第一次以古体(包括讽谕、感伤、闲适)、杂律(近体格律诗)的形式标准分类，第二次以内容不同再分为讽谕、感伤、闲适。但是，讽谕、闲适是根据“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思想划分的，“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意也” (《与元九书》) 。儒家处世立身思想只有两个方面，并没有为感伤诗留下位置。因此，所谓“两个标准”、“两次分类”未必确切。
其次，《长恨歌》归入感伤诗是否可以表达政治主题。持爱情说者一般都认为这证明《长恨歌》不可能表达政治主题，持讽谕说者不少则认为白居易归类有误，《长恨歌》应归入讽谕诗。其实，从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的论述来看，讽谕与闲适才是两个相对应的.
五 关于《长恨歌》主题研究的反思与前
《长恨歌》主题研究涉及的因素很多，这里仅就两个主要问题提出笔者的一些看法。
(一)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对《长恨歌》研 究影响较大
我们从大致划分的几个阶段可以看出，在不同时期，受当时社会政治环境与文化环境的影响，《长恨歌》主题研究明显呈现不同特征。从806年到20世纪初期约1100年间一直延续的“女祸”观点，是封建社会的典型印记，显然偏离了《长恨歌》文本与白居易比较进步的妇女思想。从文本来看，只有唐玄宗是自始至终从未“离场”的中心人物，主题所指也必然在唐玄宗而非杨贵妃。关于“淫言
20世纪50年代则明显受政治环境尤其是左倾思潮影响，这从讽谕说的极端化倾向就可以看出。不过，同样需要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前后至今的《长恨歌》研究由于对此前一段时期文学过分政治化或作为政治工具的反感以及反拨，因此在文学研究领域出现某种“厌倦”政治的倾向，在进行接受研究的时候有意“去政治化”——故意忽略、淡化政治因素而强化其中的非政治内容，似乎越远离政治越正确，与20世纪50年代前后越政治化越正确一样，都可能有意无意地导致对文本的误读。
因此，学术研究如何立足于作品本身，尽量避免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的非科学性影响，尤其是把《长恨歌》作为一个典型的文学文本而不是泛文化文本进行分
(二)关于“爱情”、“讽谕”术语选择的偏误与策略
“爱情”、“讽谕”是白居易《长恨歌》研究中使用最多的两个术语。《长恨歌》研究之所以分歧极大，可能部分与术语的选择有关。
在中国主流文化中，爱情具有庄重、神圣等品质，但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关系十分复杂，如杨玉环先作寿王妃、李杨年龄相差三十多岁等，因此只要使用“爱情”这个术语，学术界就很难统一起来。“情爱”作为现代汉语辞典里的常用语词，具有热烈、浪漫等涵义而不具“爱情”的庄重、神圣，尤其是一个不带强烈褒义色彩的中性词，或许使用“情爱”表述李、杨关系更为准确。
“讽谕”作为文学批评的重要术语出自白居易自编诗集时把自己的诗歌分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及《与元九书》的相关阐述。白居易170余首讽谕诗，尤其是其中《新乐府》、《秦中吟》等诗篇尖锐直露、近于杂文“匕首投枪”式的风格，赋予了“讽谕”明确无误、不能随意更改的涵义。“讽谕”之说显然无视《长恨歌》“婉丽多情”的文本特征与讽谕诗尖锐、直露等风格的重大差异。或许采用“婉讽”或“劝讽”
一部约1200年前的文学作品在今天仍然受到广泛关注和出现相当巨大的分歧，是异乎寻常的，表明《长恨歌》文本可能处于某种“临界”状态，具有可从不同方向进行解说的性质。这意味着，作为一部经典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不仅具有无穷的艺术魅力，而且很可能提供了进行文学鉴赏和研究的相当重要的典型样本。1200年后重温对《长恨歌》的阐释和研究，或许能激活更多的思考，进一步揭开其中的迷雾，找到更加合理的科学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