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雾》开启了老舍的话剧创作的发端，借助其小说的成就老舍写了大批带有小说色彩的抗战话剧。
生活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变时期的老舍，具有非常自觉的现代意识;但这现代意识突出表现在政治思想、社会理想、创作理论等显在层面上，在其文化心理深处，却是远比现代意识更为浓重的传统意识。老舍的传统意识表现在家庭生活、衣食住行、婚姻爱情、道德操守等众多方面，表现在他文学世界的诸多方面，而在女性形象
塑造中表现得更是特别突出。
一、抗战女性
作为一个满族人，老舍深知民族团结在抗战当中的重要性，老舍与回民的渊源很深，在他当天津教员期间就为当地的马甸圆回民小学的创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国家至上》是老舍作为“回教文化研究会”会员期间，在马宗融的鼓动和策划下创作的，其中的张老师之女张孝英受父训特深，个性极强，略受新教育，凡事都听从父亲但有时有自己的主张。善于持操家务，对外落落大方。作为回民张孝英拥有很深的回教思想，相信真主。面对金四把传播的日本人不会损害教堂的谣言，张孝英凭借自己的判决，据理力争。她具有机敏与智慧的特征。后来为了证明自己对于金四把的判断并除掉了一个内奸。她让马宗雄与金四把接触，通过计策找出金四把是汉奸的证据，为回汉团结联合抗战除了一个奸细。老舍在剧中赞美回汉团结抗战也批判了没有国家观念、民族意识、有奶便是娘、给钱就卖命的无廉耻的社会渣滓，批判了国民的劣根性。该剧是回满汉三族合作创作的，谱写了一曲歌颂民族团结、共同抗日的正气歌。
《归去来兮》的乔家小姐乔莉香性格庸俗，心眼不坏，但没有知识。受乔绅的嘱咐，负责在商场上与人交际，好打扮的她常与乔绅的二房桃云争个高下。在外打交道期间结交了许多男朋友并怀孕，而后抓住父亲乔绅所器重的流氓丁影秋以为孩子找到身份。其二哥回来后，她看不起缺乏果断与自信的二哥，而后丁影秋与乔绅之妾桃云相好，她十分伤心、害怕。渐渐改变了对二哥的看法，第五幕丁影秋卷着几十万港币与桃云逃到香港，乔莉香在这之中成长，不再对乔绅言听计从，拥有了自己的独立思想，支持二哥出走到前线，转变为一个爱国女性并说：“要不是女的，我也与二哥一道出走。”
《谁先到了重庆》这个标题取自于《归去来兮》的原标题。剧本展示了处于日军占领下的北平的爱国志士吴鸣凤的光辉形象。剧中的失足女性董志英为人意志薄弱，受人利用走上了不归路做了汉奸，然而她良善之心未泯，虽无力改变现状但也尽力少干亏心之事，得知最好的朋友小马儿准备与吴凤羽一起逃离北平前往重庆的.消息，她并没有将其上报给上一级组织，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爱国志士的安全。对于与自己同一小组的田雅禅她恨其不争气没能将烟除掉。而后她与田雅禅被汉奸管一飞所挟迫，答应侍候汉奸头目胡继江，以期找到机会帮助出逃北平而被捕的小马儿与吴凤羽。最后尽管没能成功解救爱国志士，但那种深陷泥潭不能自反却能不昧良心为国家保护爱国人士的行为是中华民族在抗战中所需要的精神。
《面子问题》中的看护欧阳雪虽身在后方，本着救死扶伤的天职不肯给面子，勇于当面驳斥好面子的佟秘书。同时心地良善，在物价涨的时期并不十分有钱的周明远请客之际，欧阳雪代秦医官给周明远送了五元钱同时劝佟秘书和于科长也出一份。为人勤快在佟秘书家中主动干活不为面子所累。她是剧本中为抗战作实际努力的人，并且准备与秦医官一道到前线工作。
《归去来兮》中的吕以美作为画家吕千秋的女儿为替父亲还债而在商人乔绅家中负责算帐，她具有理事之才，很好地处理商业上的一应事务。她并没有因为在乔绅家中为父亲的债务抵帐而低人一等，反而自立自强，她拒绝了乔绅要求她与乔绅次子乔仁山结婚的要求并规劝乔绅：“儿孙自有儿孙福，你老人家何必操心呢?”同时她办事有分寸，在乔家大儿媳摘下戒指为吕千秋凑足重画为国捐躯的乔家长子乔德山的画像的费用时，她断然说到：“爸，不能要。”她尊敬伯母乔妻，看似软弱的乔家次子乔仁山从香港回来后处处受到父亲的排斥，在吕以美的带动下变得坚强起来。最后她与父亲吕千秋因不满乔绅在国难期间只知谋利不顾国家的行为，与乔家次子乔仁山一起出走到前线为国出力。
老舍在抗战话剧中所刻画的女性不论从大家小姐，职业女性甚至于不幸成为汉奸的女性，都无一例外地体现了老舍对于国家的热爱。
二、落后女性
四十年代是老舍话剧创作的一个高峰时期，剧作中也反映了不少落后的女性形象。老舍第一部话剧《残雾》中的徐芳蜜是一位标准的女间谍。与洗家小姐淑菱出自同一个学校的她成了汪精卫政府的间谍来重庆搜集情报。借助于常军长义女的身份得到杨太太的引见，得以与洗局长接触。洗局长一眼洞穿了她的间谍身份。但贪财好色的洗局长不惜出卖国家情报，幻想与女特务徐芳蜜“把钱弄到差不多了，手拉手儿上瑞士起码也要上香港快活几天。徐芳蜜利用了洗局长的这种心态得到情报并将这些情报交给了对她有爱慕之情而毫不知情的知识分子红海。最终事发，洗局长被拥有充分证据的侦探带走，不知情的红海成了通缉的对象，徐芳蜜凭借常军长义女的这一特殊身份，加之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是汉奸而没被捕。
《面子问题》中的单鸣琴因上海的生意破产与丈夫方心正一道来到重庆，她精于世故又极好面子而常说大话。见到陡然而富的赵勤，她与丈夫想出了“办企业”的想法希望赵勤入股，掏出入股合同时掉了一块烧饼，场面十分尴尬但她为了保全面子极力编了一些话语把这一关给过了。同时到重庆谋生计的她贪财好利借住在佟秘书的家中尽可能地骗取钱财。她有强烈的官本位思想，当佟秘书问及方心正新谋到的职位是什么时。了解情况的佟小姐本欲说“图书管理员”，她机警地在“图”字之后接了“土产委员会秘书”这个根本不存在的职位。这个例子将其人格特征生动地刻画出来。
《王老虎》中的柳条儿出身于农村，好打扮，向往城市生活，为人不正经，在村里就使得王家两兄弟王老虎王铁牛争风打架。后来柳条儿与王铁牛一起成了汉奸被当上连长的王老虎抓住，她面对王老虎伪装自己汉奸的身份，同时极力讨好以不被枪毙。
解放后的话剧当中也有落后的女性。《红大院》中的方大妈作为房东对于大院的街道居委会的整风运动漠不关心，当老党员耿大爷准备筹资在院内建一个新的厕所时，她反应冷淡只出了两角钱。对守居的李敬莲看管得紧，不让其参加社会活动，后来街道整风运动因不愿参加会议让李敬莲去开会。老舍塑造的方大妈形象体现了老舍对于落后女性的关怀与理解。
三、解放女性
解放后老舍应邀回国，感叹新中国的变化，创作了大批歌颂新社会的话剧。其中描写大跃进时期工地建设的《青年突击队》中的工人王学仁的徒弟李二明强壮，机警，积极。对于突击队副队长，师傅王学仁的兄弟王学勤对女工看不上眼的说法嗤之以鼻，说他是“封建脑壳”，同时指出他多出力挑土致使肩膀肿痛的事实，并对他自我夸奖的行为当面批评并劝说成功。同时，担心要强的师傅丢了面子，她在师傅王学仁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形下挑头学习突击队要在小组中实行计件工资的作法予以劝阻，王学仁不顾各方的说法一意孤行，采用了计件的方式，这时李二明与同组的冯福远一起努力，不但积极响应计件制，而且从突击队学习了一些先进的经验，为提高小组生产效率作积极的工作。作为青年团员的她接受了党的指示与小组中的破坏分子小孙密切接触，假装与其相恋。尽管因此王学仁对其不满，但李二明仍坚持完成任务看紧小孙，为了防止打草惊蛇，她并没有将她所知道的关于小孙的破坏行为告诉师傅。最后，凭借其胆识紧随小孙，协助公安抓住了小孙这个间谍，为此她也被枪近距离击中而受伤。在这当中体现出她的机敏和青春的热情，还有一种荣誉感。伤好后的李二明与先前相比更为洒脱。第四幕在王学仁家中，借助于突击队的工作经验成功超额完成任务的王学仁，对于诚心诚意前来讨教工作技术的突击队长刘海清与先前淘气冒犯过王学仁的小陈推三阻四不甘愿教其自身的绝活。李二明指出了王学仁的缺点，并表示：“师傅，你要是不听劝，我要求调到突击队去!”李二明身上的进步性可见一斑。自然作为老师傅的王学仁在工艺上的保守是可以理解的。剧本是以喜剧结尾，李二明也凭借其优异表现得以有机会到上海学习。李二明正是那个时代的虚心学习，处处带头的青年团员的形象。
《一家代表》反映了解放后的人民为社会主义工作的热情。程明是程家的女儿，立志作护士，一开始在工作上有一些小脾气，不能很好地帮助团结周围的同事，父亲与哥哥相继成为优秀人物当上北京市人大代表，她积极克服自身的缺点，一年后成为单位的积极分子，如愿以偿地当上了人大代表。其母王雅娴解放前不愿面对是非而信奉基督教，以求内心安宁，解放后积极参加各种社会爱心活动受到家人和街坊的尊敬成为人大代表。老舍写出这个人物与自身的宗教信仰有关，在南开中学，他为学生团体主讲《圣经》。他的形象，不只是一个普通的教徒，而且是一个明经通义的宗教活动家。老舍毕生的“宗教”，是民族文化建设，而文化中的更核心的目标又是文艺。他抱基督教的态度，他“以救世的态度为人世的事业”，他富正义感，热情，全身心投入。理想实现，他便是最幸福的人，为这个理想，他甘于牺牲生命。
《红大院》中的彭六嫂实在、肯干，是街道上的积极分子，每天都为这个大院打扫道路，不满于街道内不积极的妇女和破坏社区卫生的人，但为人和气没过多报怨而是相信能够将她们改正过来。当七号大院的老党员耿兴久来这个落后的“红大院”时，她十分地高兴，努力配合耿大爷和街道居委会为“红大院”摘掉落后的帽子，为真正的红大院作出了重要贡献。王大嫂为人直，积极，对于落后分子同样不满，只是在对于落后分子的改造上缺乏耐心。房东方大妈的女儿方体兰活泼坦率，为人上进，对于母亲的落后行为不满，故而常跟妈妈吵嘴。李敬莲从一个有自卑感的人到坚强起来的这个过程与方体兰在行动和精神上的支持密不可分。周二嫂热爱劳动还当了干部是红大院中的进步形象。
解放后的女性还有一部分是经过改造坚强起来的。《红大院》中的李敬莲是方大妈的侄媳，守寡后居于方家。解放后在街道整风运动中参加街道会议视野开阔起来。而后经过方体兰和街坊的劝说，在方大妈的同意下参加劳动，性格坚强起来。徐四嫂好吃懒做，对街坊的态度不友好，用蓠芭隔开了王大嫂的院子，而且常与丈夫徐师傅吵架，整风后在街坊的感化与帮助下有了进步。小唐嫂好花钱为人娇气，整风之后有了改变。
老舍解放后的话剧多是歌颂之作，创作的如《红大院》、《青年突击队》等在艺术手法上略显不佳，但所表现的热爱新社会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这些话剧中的女性可以说是当时女性的写照，尤其是街道中的女性形象刻画最为成功。
老舍的话剧中的女性形象体现了老舍对于男女平等的接受，同时又带有男性色彩。
新版首演之夜，王安忆谈话剧《长恨歌》——
好作品还需时间慢慢沉淀
距离原版本最后一次上演已经8年，作家王安忆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品《长恨歌》再次走上话剧舞台。昨晚，历时3个小时的《长恨歌》谢幕之时，作家王安忆成为全场焦点。人们对她的到来，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还有一些人对她继发布会现身后再度出现在剧场感觉意外：这可不就是那位连自己出版新书都不见得愿意为之站台的女作家!
咫尺之遥的舞台是个别样的世界
多年来，王安忆一直保持着本色：不说不愿说的话，不出席没兴趣的场合，好就说好，不好也直言不讳。昨天，当该剧导演苏乐慈请她到台上来时，她直接表达了心中的感受。她表示，《长恨歌》能再次回到舞台，实在是件非常让人高兴的事，“虽然这已不是我第一遍看她，但看到自己笔下的人物能活在舞台上，心里依然非常激动”。与此同时，王安忆也对记者表示，好作品必须经得起时间的沉淀，等今年5月份编剧赵耀民从加拿大回来时，一定要“抓”住他将剧本再改改。《长恨歌》修改的余地还很大，需要继续磨。
8年来，观众换过一拨又一拨，《长恨歌》在小说之外，分别以话剧、电影、电视、绘本的方式被反复表现。然而，对原著者来说，这个从舞台上跑出来的“孩子”，既熟悉又陌生，是新朋友又是旧相识，是今事又是过往，仿佛从头写又仿佛再次读。王安忆谈及，话剧作出了非常忠于原著的创作，并且增加了颇多的喜剧色彩，而以喜写悲是编剧赵耀民进行的颇具意味的`二度创作。这得到了王安忆的赞赏：“这么一来起到了很好的剧场效果，使这么一个悲剧不显得沉闷;而以喜来写悲更显张力，这是改编成功的部分。”
有意思的是，在王安忆小说《长恨歌》结尾和话剧结尾都提到了鸽子。舞台上，王琦瑶被害，大幕落下，“鸽子照常从波涛连绵的屋顶飞过，花开花落。”这是旁白的声音。鸽子飞翔在城市上空，它们是见证者;谁又能说鸽子飞来飞去，每天在固定的地方画圈，不是带有一些绝望呢?在小说《长恨歌》里，散落着许多这般意味无穷的描写，赵耀民曾经说，王安忆是用一肚子的浪漫主义创造了一个世俗的世界。这些，对小说来说是翅膀，对话剧改编却是难题。
“怎样把言外之意做出戏来，编剧和导演都尽力了。”王安忆表示，“就像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莱特，我不敢说目前呈现的王琦瑶就是我心中的王琦瑶，但至少这个人物是站住的。她或许是苏导的王琦瑶，又或许是赵耀民的王琦瑶。其实，我并不十分在意它有没有完全地体现了我的小说，我的小说哪怕有一点点在舞台上立住了，我已足够高兴。”
王安忆钟爱戏剧是圈里出了名的。在剧场邂逅她的几率极高，她对戏剧那种小女孩般的憧憬和喜爱，多半来源于她的父亲。很多人知道作家王安忆的母亲是作家茹志鹃，但很少人知道她的父亲王啸平先生就是上海人艺的著名导演，曾执导过话剧《白毛女》《杜鹃山》，并且把《霓虹灯下的哨兵》第一次搬上了上海的话剧舞台。“我对剧场不陌生，小时候，父亲常领我去剧场，他工作的时候，我就四处转转，也有不少演员会到家里来玩，一起畅谈。”年幼时的耳濡目染，让王安忆始终对舞台充满感情。她说：“我非常关心话剧《长恨歌》的排演和演出，这是因为我非常喜爱舞台，我觉得舞台和我只是咫尺之遥，可它就已经是一个别样的世界。《长恨歌》写于20年前，当时的情景已成惘然，后来的生活覆盖了它。话剧又将它推到我的跟前，真是一个奇妙的相逢。”
这一版的遗憾是丢失了一些“朴素”
《长恨歌》的出现，来自于一段流言的存在——一个选美小姐出身的女人，死于非命。王安忆透露：“写《长恨歌》的时候，我只是感性地被她的故事所吸引，她的意义是在事后去回想的。有人问我，年轻时候的王琦瑶有没有梦想，我当时断然回答，没有梦想，她只有现实。后来我又想起这个问题，我依然坚持她没有梦想。只是，随着生活的进程，现实越来越变得像一场梦，她就成了梦中人，最后的结局就是梦醒。”
对于王琦瑶的扮演者张璐，王安忆给予了肯定。“她的进步是非常非常大的，8年前我的一个日本戏剧界朋友来看戏，看到张璐的表演觉得她太年轻了。他说，在日本，宁愿选一个年纪大的演员来演年轻的角色，这样更有把握。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看到了年轻演员的成长。如今的王琦瑶比8年前好得多。”
一场繁华上海的遗恨和旧梦，是被王安忆一点一点用非常日常的素材“堆砌”出来的。“朴素”是她反复跟记者强调的两个字。如果说有遗憾的话，她认为这一版丢失了一些“朴素”。但是，长恨不正在于“有些我们无法控制的变化在发生着吗”，对于有人说小说回避了许多现实社会中的重大历史事件，王安忆不认同。她说：“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生活的演变。我是个写小说的，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就应该表现日常生活。在这方面，话剧唯有比小说走得更彻底一些，这是话剧本身的特质决定的。”
每天早晨写作，下午阅读，晚上休息。王安忆就喜欢这样的日常生活，也爱着舞台上的不平常。这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如同她这个人，似乎是难以言尽的。在《长恨歌》再度演出的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她：“这一版与此前那一版相比发生了哪些变化?”王安忆的尖锐瞬间爆发，她说：“为什么非得关注变化?好的作品只需随着时间慢慢沉淀，我们对时间的态度为什么变得那么急促?我是写小说的人，我认为文学追求的正是那些永恒不变的东西。
莫言，他是山东人，这个震惊了全世界的山东人在得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没有骄傲而且坦然地说了“惊喜而惶恐”这句话让我感触良多。
我认为惊喜是每个人获得成为之后所应有的反应，然而有些人获得小成功之后自高自大，目中无人并不再努力，那么他必须会落伍，正如别人所说“不进则退”可是莫言他并没有骄傲，目中无人而仅说了“有很多作家都具备了获奖的资格，没有想到奖项会落到自己的头上。”他感到很吃惊。从这些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出莫言具有了“胜不骄败不馁”的精神。“惶恐”是莫言担心有了这层光环之后，会有更多的人盯着他找毛病，为难自己，所以他更应该继续努力，坚持创作，写出更完美的文章，最可贵的.是他那坚持不懈的毅力和积极创造的精神是我们中学生所值得学习的，正如他所说“不为获奖而写作。”然而上面我们说到很多作家都具备了获奖的资格，为什么他们没有得到呢？这说明了莫言比他们更努力，更创新充分体现了莫言的创作精神。
莫言，他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他更是我们中学生学习的好榜样，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又添新辉煌，开辟了新天地。莫言，他用他的聪明智慧和文学才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了中国的骄傲，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