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的国际环境中，我们必须进行战斗，在全世界结束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死亡战争的新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世界。
我们号召青年学习、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真相。我们要告诉资产阶级政府和资本家们：人类的未来必定是一个新的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够了！无耻的谎言！
资产阶级说：资本主义的胜利就证明社会主义的失败。历史已经证明：没有任何一个社会经济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会永远存在，资本主义统治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生产力的发展与劳动的社会性质及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任何经济制度都是不相容的。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某些挫折是暂时的;历史的车轮永远不会停止。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性质绝不会因反革命的暂时胜利而改变。
人民有最后发言权！
男女工人青年们，人民大众中的青年们，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发展到它最后阶段，你们在这个旧的，过时的.历史性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已经毫无指望，你们争取满足需求、过好日子的前途，完全系于你们积极参加并开展阶级斗争，推翻野蛮资本主义，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事业中。出现在人民面前的是一场伟大的阶级斗争!即将来临的革命必将是社会主义革命!
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和革命性规定了：夺取政权只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则是更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保持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和革命性，其最深刻的根源在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一客观的必然规律。无产阶级为了实现自身所代表的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必须变革旧的经济制度，消灭过时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建立和发展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为了消灭旧的生产关系，建立和发展新的生产关系，就必须改革旧的上层建筑，使之成为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新的上层建筑。与以往的社会革命是以一种私有制取代另一种私有制不同的是，对于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革命来说，改造旧经济、建设新经济是彻底废除私有制，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公有制经济。所以，无产阶级革命必然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深刻而艰巨的社会革命。由此规定了，无产阶级改变旧经济制度的斗争，首先必然集中地表现为革命的政治斗争，即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政治革命本质上隶属于社会革命，是社会革命首要和基本的标志，在整个社会革命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无产阶级只有首先夺取国家政权，才可能运用政权的力量，变革旧的制度，建立和发展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完成社会更替的历史使命。同时，正因为首先夺取政权是为了运用政权的力量变革旧制度，建立和发展新的社会制度，即彻底废除私有制，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公有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所以，夺取政权，只是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而不是结束。夺取政权以后，运用无产阶级政权的力量，改造旧经济，建设新经济必然就是更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因此，革命的***要始终保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先进性，就必须始终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性。
我们，就是这样的人！
我们在想：革命是不朽的！
《长恨歌》诗的主题是“长恨”，反复渲染玄宗之纵欲，沉于酒色，不理朝政，因而酿成了“渔阳鼙鼓动地来”的安史之乱。这是悲剧的基础，也是“长恨”的内因; 杨氏归阴后，造成玄宗寂寞悲伤和缠绵悱恻的相思。
一、关于《长恨歌》主题的探讨情况
关于《长恨歌》的主题，建国以来学界多次展开讨论，综合各家的观点，大致可分为三派：其一是讽刺说，其二是爱情说，其三是双重主题说，即既有讽刺又有爱情的双重主题。
讽刺说发端于古人。南宋陆游说，杜甫的“《哀江头》即《长恨歌》也。”明代的唐汝询说：“《长恨歌》讥明皇迷于色而不悟也。”清乾隆皇帝的八个字下得很准：“哀艳之中，具有讽刺。”
“哀”的“艳，”就是杨玉环，是形式;“讽刺’’唐明皇，是内容。这几个人都认为诗中的帝王和后妃是否定的对象，诗歌的主题与白居易同时所写的《李夫人》是一样的。
爱情说是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提出来的。基本观点是诗中帝妃是正面艺术形象。立论的依据是诗的后半部分对爱情的描写。但他们无法将其观点贯穿到前半部分，他们也承认诗的前半部分具有讽刺和谴责的意味。此说的不彻底性使他们在争论中处于少数地位。
讽刺说与爱情说各执一端，那么试图调和矛盾的双重主题说便得以产生。这一派既承认诗的前半部分具有讽刺意义。又承认后半部分李杨有诚笃的相爱之情，并认为作者偏重于后一’
方面。因而这一派被认为是折衷派，也可以说是爱情说的支持《长恨歌》的创作及其主题思想派。
列宁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二卷512页)去把握那个时代的特殊精神，去体会那个时代所反映出来的特殊情趣。当然这种特殊的情趣还是由作家的作品反映的，因而就必须先“知人论世，”顾及到作家创作时的各种因素。
从时间上说，杨玉环死于756年，白居易写《长恨歌》是在年，正好相隔半个世纪。半个世纪的过滤，只会引起作者对事件的冷静思考，而不会引起作者哀艳的热烈冲动。诗歌的情感动力只会来源于诗人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
叶燮在《原诗》中说：“发为文章，形为诗赋，其道万千，余得以三语蔽之：日理、日事、日情，不出乎此而已。”“先揆乎理：
揆之于理不谬，则理得。次征诸事：征之于事而不悖，则事得。终絮乎情：絮之于情而可通，则情得。”所以我们也应从合理、合事、合情三方面分析。
先看理，理有两层：一是作者写《长恨歌》与他写《策林》同时，也与他写的《李夫人》同时，作者的文学思想与其政治思想是相呼应的，也就是说与《策林》中的思想是一致的，更何况是像白居易这样的不为虚文的诗人。《长恨歌》与《李夫人》同时，《李夫人》中也写了唐明皇，其小序是“鉴嬖惑也。”那么作为同一题材的《长恨歌》，主题当与其相近而不会相悖。二是《长恨歌》的特殊性在于，主题的完成采用的是悲剧故事的模式，把帝妃的爱情悲剧托浮在国家大悲剧的背景之下，或者说是在安史之乱的典型环境下写出李杨的典型性格。遵循了常人对爱情悲剧的理解逻辑：先写他们的花容月貌，倾心相爱;再写外界的障白居易研究一碍和彼此经历的磨难;最后升华主题，使读者与作者一起，共同塑造了文本中的人物形象--尽管各人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大不相同。《长恨歌》之所以赢得古今中外许多读者的欣赏，就是用惯常的悲剧程式写了一个帝妃的悲剧。
再看事：《李夫人》用汉武帝、周穆王、唐玄宗之事，简笔勾勒出“尤物惑人”的主题，小序云：鉴嬖惑也。陈寅恪先生指出“其畅述人天生死、形魂离合之关系，”是“从汉武帝李夫人故事附益之耳。”(《元白诗笺证稿》l3页，中华书局l963年5月第1版)为什么要附会一些美丽的神话，就是要在史实的基础上，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写天上人间的相思之苦，达到艺术的真实。
最后看情：《李夫人》所抒之情是对女色误国之愤恨，是非很清楚。作者的思想也说得明明白白。“自古及今皆若斯;君不见穆王三日哭，重璧台前伤盛姬;又不见泰陵一掬泪，马嵬坡下念杨妃。纵令妍姿艳质化为土，此恨长在无销期。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长恨歌》主题的隐晦之处，在于有着诸多的凡人的情感历程，按人之常情娓娓道来，先写爱恋之深，次写永离之痛，最后写相思之痴，是通俗化和演义化了的皇家爱情悲剧。使人不易在扑朔迷离中把握其主题倾向。
荣格说：艺术家并不是一个能找寻自己个人目的的、意志上完全自由的人，虽然他为人类的一员也有自己的情绪、意志和个人目的，但是作为艺术家，“他是一个高度感受力的人。，，侏狄《当代西方美学》23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第l版)白居易正是运用自己的高度感受力，抓取具有集体原型意义的李杨血.型，写出了触及社会灵魂、更满足全民族心灵需要的诗篇。
二、从当时的创作背景看首先
写《长恨歌传》的陈鸿说：“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自校书郎尉于周至，鸿号浪琊王质夫家於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相与感叹，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日：t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乐天因为《长恨歌》。歌既成，使鸿传焉。世所不闻者，予非开元遗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纪》在。今但传《长恨歌》云尔。”由这段话可以看出，自居易的《长恨歌》与陈鸿《长恨歌传》是同一题材的不同体裁，这是一种新的传奇小说形式，有《歌》有《传》，既“可以见诗笔”f诗歌部分)，又“可以见史才”(记事部分)，诗与传互相辉映和补充，“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就是说他们有共同的创作意图，主题是统一的，陈寅恪先生说：··必须合并读之，赏之，评之”方可。(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其次，从白居易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几次写到尤物害人的意思，也可以窥见《长恨歌》主题：《新乐府·八骏图》“由来尤物.不在大，能荡君心则为害。”《新乐府·李夫人》“生亦惑，死亦惑i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在这两首诗的序中，分别说明是为了“戒奇物，惩游佚’’和“鉴璧惑。”《新乐府·胡旋女》“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说明安禄山和杨贵妃都是惑君的奸佞，弄得君王昏昏沉沉，是非不辨，事到临头，还认奸作忠，死后还追念不已。诗的卒章显志：“数唱此歌悟明主。”.酌 白居易研究一“古冢狐、妖且老，化为妇人颜色好……忽然一笑千万态.见者十人八九迷，假色迷人犹若是，真色迷人应过此。彼真此假俱迷人，人心恶假贵重真。狐假女妖害犹浅，一朝一夕迷人眼。
女为狐媚害即深，日长月长溺人心。何况褒妲之色善蛊惑，能丧人家倾人国。”(《新乐府·古冢狐》)这首诗虽未道及贵妃，但从所处的地位、媚态以及最后殃及人国的结果，已经能看出了《长恨歌》的雏形。该诗序中说“戒艳色也。”
史载唐玄宗从开元二年到天宝十四年的四十一年时间里，先后出游华清官三十六次之多，有时一年两次，杨贵妃在这里居住长达十一年之久，唐玄宗和杨氏姊妹每年十月来华清宫避寒，到年底或次年三四月才回长安，每次游幸，兴师动众，花费极大。白居易在《骊宫高》中写道：“八十一车千万骑，朝有宴饫暮有赐，中人之产数百家，未足充君一日费。”极尽挥霍，可见一斑。
我们把以上所提供的材料与陈鸿的话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出白居易《长恨歌》的写作动机，是在告诫君主不要沉迷女色，贪图逸乐，导致国破家亡。这个倾向性是十分明显的。
再次，从白居易当时的创作思想来说，他写《长恨歌》这一年，写成了《策林》七十五首。《策林》中的思想，也必然影响到他的创作思想。《策林》六十九对音乐艺术的作用是这样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