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相关内容，一起来看看！
成书过程
名称由来
《诗经》约成书于春秋中期，起初叫做《诗》，孔子曾多次提及此称，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3]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4]
司马迁记载的也是这一名称，如：“《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5]
因为后来传世的版本中共记载有311首，为了叙述方便，就称作“诗三百”。之所以改称《诗经》，是由于汉武帝以《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的缘故。
产生年代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最早的记录为西周初年，最迟产生的作品为春秋时期，上下跨度约五六百年。产生地域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南到长江北岸，分布在陕西、甘肃、山西、山东、河北、河南、安徽、湖北等地。
经文史专家考定，《诗经》中的作品是在周武王灭商（前1066年）以后产生的。
《周颂》时代最早，在西周初年产生，是贵族文人作品，以宗庙乐歌、颂神乐歌为主，也有部分描写农业生产。
《大雅》是周王朝盛隆时期的产物，是中国上古仅存的史诗。关于《大雅》这十八篇的创作年代，各家说法不同：郑玄认为《文王之什》是文王、武王时代的诗，《生民之什》从《生民》至《卷阿》八篇为周公、成王之世诗。朱熹认为：“正《大雅》……多周公制作时所定也。”但均认为“正大雅”是西周初年之诗。
《小雅》产生于西周晚年到东迁以后。
《鲁颂》和《商颂》都产生在周室东迁（前770年）以后。
创作者
相传周代设有采诗之官，每年春天，摇着木铎深入民间收集民间歌谣，把能够反映人民欢乐疾苦的作品，整理后交给太师（负责音乐之官）谱曲，演唱给周天子听，作为施政的参考。这些没有记录姓名的民间作者的作品，占据诗经的多数部分，如十五国风。
周代贵族文人的作品构成了诗经的另一部分。《尚书》记载，《豳风·鸱鸮》为周公旦所作。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的一批战国竹简（清华简）中的《耆夜》篇中，叙述武王等在战胜黎国后庆功饮酒，其间周公旦即席所作的诗《蟋蟀》，内容与现存《诗经·唐风》中的《蟋蟀》一篇有密切关系。
创作背景
周代的祖居之地周原宜于农业，“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绵瓜瓞》等诗篇都表明周是依靠农业而兴盛，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周族在武王伐纣之后成为天下共主，家族宗法制度、土地、奴隶私有与贵族领主的统治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特征。
西周取代殷商，除了商纣暴虐无道，主要与其实行奴隶制经济制度有关。西周建立以后，为缓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尖锐矛盾，缓和阶级斗争，变奴隶制为农奴制，正如王国维在《殷商制度论》中所言：“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的三大变革，自其表而言之，不过一家一姓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
西周较之殷商，由于经济制度的巨大变革，促使社会在精神文明方面产生飞跃性的进步，作为文学代表的《诗经》出现是时代进步的必然产物，而它反过来又促进了社会的文明进步。
传承历史
据说春秋时期流传下来的诗有3000首之多，后来只剩下311首（其中有六首笙诗有目无诗）。孔子编纂诗经之后，最早明确记录的传承人，是“孔门十哲”、七十二贤之一的子夏，他对诗的领悟力最强，所以由其传诗。
汉初，说诗的有鲁人申培公，齐人辕固生和燕人韩婴，合称三家诗。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到唐时还在流传，而今只剩外传10卷。现今流传的诗经，是毛公所传的毛诗。
现实主义
《诗经》关注现实、抒发现实生活触发的真情实感，这种创作态度，使其具有强烈深厚的艺术魅力，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一座里程碑。《诗经·国风》是中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在《七月》中，可以看到奴隶们血泪斑斑的生活，在《伐檀》可以感悟被剥削者阶级意识的觉醒，愤懑的奴隶向不劳而获的统治阶级大胆地提出了正义质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守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獾兮？”有的诗中还描写劳动者对统治阶级直接展开斗争，以便取得生存的权利。在这方面，《硕鼠》具有震颤人心的力量。
诗经六义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是各诸侯国的乐调；“雅”是宗周地区的正乐；“颂”是宗庙祭祀之乐。至于“大雅”和“小雅”当从音乐分，“广大而静，疏达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诗经》的艺术技法被总结成“赋，比，兴”，与“风，雅，颂”合称“六义”。[12]
“诗六义”是《诗大序》（《毛诗序》）最先提出，这个提法又是以《周礼》“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的旧说为根据，对《诗经》中作品的分类和表现手法所做的高度概括。
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解释：“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12]
一般认为风、雅、颂是诗的分类和内容题材；赋、比、兴是诗的表现手法。其中风、雅、颂是按不同的音乐分的[13] ，赋、比、兴的按表现手法分的。
赋、比、兴的运用，既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也开启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关于赋、比、兴的意义，历来说法众多。简言之，赋就是铺陈直叙，即诗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来作比喻。兴则是触物兴词，客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引起诗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诗歌的发端。赋、比、兴三种手法，在诗歌创作中，往往交相使用，共同创造了诗歌的艺术形象，抒发了诗人的情感。[14]
一、比，就是譬喻。
朱熹《诗集传》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这是在今天仍常常使用的一个主要修辞手法，包括比喻与象征。比喻可以使描述形象化。如《卫风·硕人》写庄姜的美貌用了一连串的比喻：“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因为有前后的一系列比喻，所以末尾的点睛之句才能使其形象跃然纸上。[14]
比喻还可以突出事物的特征。因为比喻都是取整体上差异较大，而某一方面有共同性的事物来相比，喻体与本体相同之处往往就相当突出。因此，在比喻中，便常常有夸张的性质。如《硕鼠》，就其外形、生物的类别及其发展程度的高低而言，本体与喻体的差别是相当之大的；但是，在不劳而获这一点来说，却完全一致，所以这个比喻实际上是一种夸张的表现。
又由于喻体在人们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已获得了一定的情感意蕴，在某种程度上已有一定的象征意义，故根据与不同喻体的联系，可以表现不同的感情，如《硕鼠》、《相鼠》等。《诗经》中用比的地方很多，运用亦很灵活、广泛。如《卫风·氓》：“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桑之落矣，其黄而陨”。前者用以比喻形体，后者用以比喻感情之变化。[14]
一般的比喻，是以形体喻形体，色彩喻色彩，光泽喻光泽，声音喻声音，气味喻气味，动作喻动作，感觉喻感觉，景况喻景况。
《邶风·简兮》：“执辔如组，两骖如舞。”以形态比形态；
《唐风·椒聊》：“椒聊之实，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硕大无朋”。以某种繁多之物喻人之多生；
《王风·黍栗》：“中心如醉”，“中心如咽”。以感觉喻感觉；
《诗经》中的“比”有两点应特别加以注意：
一为象征。手法上比较含蓄，但往往从多方面进行比喻，即用“丛喻”之法，有时同于今日的“指桑骂槐”的。如《小雅·大东》：“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有捄天毕，载施之行。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维南有箕，载翕其舌。维北有斗，西柄之揭。”前半通过一系列的比喻说明东方诸侯国之百姓对西周王朝贵族窃据高位、不恤百姓的愤怒（皆有名无实之物），末尾以箕之翕其舌，斗之向北开口挹取，指出西人对东人的剥削。实际上是用了象征的手法。
另一种为同时运用通感的修辞手法。也就是说比喻中打破了事物在人的听、说、触方面的界限。如：
《小雅·节南山》：“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以山之高峻，比喻师尹地位之显赫、重要，此以具体物之高，喻抽象的地位之显赫。
《小雅·天保》：“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以山冈之永恒，河水之不断，日月之长在，松柏之茂盛比喻君福祚之不可限量。
《邶风·谷风》：“习习谷风，以阴以雨，黾勉同心，不宜有怒。”以山谷之风，喻人之盛怒，以自然现象喻人情绪之变化，是通感之比。
《诗经》中的比是多种多样的，大多是篇中有比的句子，个别为全诗皆含比意，如《硕鼠》。
二、兴是借助其他事物作为诗歌的开头。
朱熹《诗集传》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兴即引发、开头。包括两种情况：
一、情触于物而发为歌咏（即用一个同表现内容相协调的事物为开头）。
二、借助某事某物起韵。
从文学发源的'整个过程来说，兴是早期诗歌的特征；从诗歌作者的层次来说，它是民歌的特征；如从创作方式来说，它是口头文学的特征。采用兴的手法的作品多在《国风》之中。汉代以后，虽《诗经》被视为经典，比兴之法被提到很高的地位，但如同《诗经·国风》一样单纯起韵的兴词并不见于文人的创作；而从引发情感的事物写起的兴，同比和赋的手法很接近。
朱熹对赋、比、兴概念的解释十分明确，但他将《诗经》每章表现手法都一一标出，其所言的类型和对诗的解释中，就显示了矛盾。如《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朱标：“兴也。”但他在具体解释此章时又说：“雎鸠，一名王雎，……生有定偶而不相乱，偶常并游而不相狎，故《毛传》以为挚而有别，《烈女传》以为人未尝见其乘居而匹处者。盖其性然也。”串讲全章时又云：“言彼关关然之雎鸠，则相与合鸣于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则岂非君子之美匹乎？言其相与和乐而恭敬亦若雎鸠之情挚而有别也。”则又成了“比”。[14]
再如《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他也标为“兴也”，解释时却说：“周礼，仲春令会男女，然则桃之有华，正婚姻之时也。”又成了“赋”。
这样，赋、比、兴三者的界限就又乱了。比较适合的划分是，凡与当时情景之描述有关联者，都应归于赋，如《卷耳》、《黍离》、《蒹葭》、《七月》；凡有比喻、象征意义者，都应归之比，如《关雎》、《桃夭》、《谷风》、《无衣》；只有无法与诗本义联系的，才是兴，如《黄鸟》、《采薇》等。
兴包括“情触于物而发为歌咏”的情形，是指由于人们生活阅历各不相同，每个人的经历都会有种种偶然的情形，某些事物对一般人来说是漠不相关，但对某一具体人来说，就可能会勾起对旧的经历的回忆，引起很深的感慨。[14]
三、赋。
《诗集传》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
这里所谓“直言之”，是说不以兴词为引，也不用比的手法，并不是不要细致的形容描绘。因此可以说：兴、比以外的其他一切表现手段，都可以包括在“赋”的范围之内。作为一种写作手段，它包括得十分广泛。就《诗经》言之，它包括叙述、形容、联想、悬想、对话、心理刻画等。《七月》、《生民》全诗都用赋法，无论对于弃儿情节的叙述，还是对于祭祀场面的描写，都极为生动。《东山》、《采薇》二首，除《东山》第一章“蜎蜎者蠋，烝在桑野”外，也全用赋法。但这两首诗写行役征人之心绪，可谓淋漓尽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是最上乘的写景诗。所以，《诗经》的赋法不只是指叙述，不只是所谓“直陈其事”，在抒情写景方面，也达到很高超的地步。
赋法，在《诗经》中也常体现于一些简单的叙事。如《邶风·静女》写了一个女子约他的男朋友晚间在城隅相会，但男青年按时到了约会地点，却不见这位姑娘，等之不来，既不能喊，也不能自己去找，不知如何是好而“搔首踟躇”。过了一会，姑娘忽然从暗中跑出来，使小伙子异常高兴。诗中所写姑娘藏起来的那点细节，可以理解为开玩笑，也可以理解为对小伙子爱的程度的测试，充满了生活的情趣，表现了高尚纯洁的爱情。后面赠彤管的细节也一样。其中既无比，也无兴，却十分生动。[14]
《诗经》中也有通过人物的对话来抒情、叙述的。如《郑风·溱洧》，表现三月间水暖花开之时，男女青年在水边游玩戏谑的情景。通篇并无兴词，也全无比喻，却描绘出一幅充满欢乐气氛的民俗画。
赋法中，也包括叙写、联想与悬想。如《豳风·东山》第三章写到“有敦瓜苦，烝在栗薪”，从而引出“自我不见，于今三年”；第四章更承上“瓜苦”（瓜瓠，结婚合卺之物）而联想及结婚时情景，作为对于将要面对的现实的烘托或反衬等。
悬想即未必有，而是诗人设想之，借以表现诗人的心绪。如《东山》的第二章写其想象中的家可能会出现的情况，第四章前半写设想妻子可能正在家中想念自己等。《周南·卷耳》、《魏风·陟岵》亦是。[14]
《诗经》中有些纯用赋法的诗中，也创作出了很深远的意境。《黍离》、《君子于役》、《蒹葭》全用赋法，既无兴词，也无比喻，然而抒情味道之浓、意境之深远、情调之感人，后来之诗，少有其比。诗人写景不是专门描摹之，从抒情中带出；而情又寓于景。
前人用赋、比、兴来概括《诗经》的表现手法，十分精到。但对《诗经》“赋”这种表现手法注意得不够，在兴和赋、比的关系上也一直未能划分清楚。再就是将比、兴看作诗的特征的主要体现。这是将《诗经》中的“比兴”和后代的“比兴”混同之故。其实，对《诗经》中赋法的研究，应是探讨《诗经》艺术手法的重要方面，这同古代文论史上探讨“比兴”概念的流变是两回事。
《诗经》中“兴”的运用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只是在开头起调节韵律、唤起情绪的作用，兴句与下文在内容上的联系并不明显。如《小雅·鸳鸯》：“鸳鸯在梁，戢其左翼，君子万年，宜其遐福。”兴句和后面两句的祝福语，并无意义上的联系。《小雅·白华》以同样的句子起兴，抒发的却是怨刺之情：“鸳鸯在梁，戢其左翼。之子无良，二三其德。”这种与本意无关，只在诗歌开头协调音韵，引起下文的起兴，是《诗经》兴句中较简单的一种。《诗经》中更多的兴句，与下文有着委婉隐约的内在联系。或烘托渲染环境气氛，或比附象征中心题旨，构成诗歌艺术境界不可缺的部分。如《周南·桃夭》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起兴，茂盛的桃枝、艳丽的桃花，和新娘的青春美貌、婚礼的热闹喜庆互相映衬。而桃树开花（“灼灼其华”）、结实（“有蕡其实”）、枝繁叶茂（“其叶蓁蓁”），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出嫁后多子多孙、家庭幸福昌盛的良好祝愿。诗人触物起兴，兴句与所咏之词通过艺术联想前后相承，是一种象征暗示的关系。《诗经》中的兴，很多都是这种含有喻义、引起联想的画面。比和兴都是以间接的形象表达感情的方式，后世往往比兴合称，用来指《诗经》中通过联想、想象寄寓思想感情于形象之中的创作手法。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收集和保存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的305首诗歌，描绘出两千多年前各阶级人民的生活状况及社会面貌。而《诗经》中描写的服饰也是这部诗歌总集的重要内容。
服饰作为人类生活的重要部分，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它除了满足人们物质生活需要外，随着人类思想与审美的发展，还代表了一定时期的民俗、礼教和文化。服饰作为文明的重要内容，在《诗经》中担任了重要角色：《诗经》305篇中有65篇涉及服饰描写。服饰犹如白瓷釉上的浓重墨彩，成为《诗经》中塑造人物形象，反映社会面貌的画龙点睛之笔。以下从三方面浅谈《诗经》中的服饰文化。
一、《诗经》服饰与阶级礼教
《白虎通义》云：“圣人所以制衣服何?以为蔽形，表德劝善，别尊卑也。”可见服饰有三大功能：一是用来蔽形遮羞;二是用来勉励为善;三是用来区分身份地位与所处的场合。在古代，政府对天下百姓都有规定的服色，从祭服、朝服、公服至常服，都有详细规定。穿制服的人，多属上层阶级。时代不断变迁，中国文化中不断加入外来文化，流行服色也会反过来影响制服服色。古代的服装，依穿着场合，原则是地位愈高的人，穿着的种类愈多，可以用的颜色也愈多。
1.《诗经》服饰区分身份地位
《诗经》中描写人物的一大方式是服饰描写。从服装的颜色、材料、样式，我们可以分辨出主人公的身份与其所处社会的阶层或阶级。
至春秋时期，服饰已出现以红、黄、黑、蓝、绿、白为主的各种不同的颜色。其中贵族以正色为贵，尤其崇尚红色。《小雅·采芑》中描述了周宣王卿士、大将方叔为威慑荆蛮而演军振旅的画面。“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玱葱珩。”主人公方叔服其命服，朱衣绿佩，气势汹汹。在这个句子中，作者重点描写了方叔所穿的衣着，刻画了一位勇猛自信的贵族大将形象。其中“朱芾”最是点明方叔为王卿士的重要身份。从《小雅·斯干》中的“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与《曹风·候人》中的“彼其之子，三百赤芾”，我们也可以看出贵族的服饰尤以红色为主。所以，在《诗经》时期，朱红色衣服为贵族身份的象征。
在春秋时期，服饰的制作已出现多种多样的材料。“葛”、“麻”、“蚕丝”、“皮毛”等都为主要的服装材料。在这之中，不同的服装材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的阶级层面：平民百姓的服饰材料多使用“葛”“麻”，而王公贵族则多穿由蚕丝、皮毛做成的衣服。《豳风·七月》中的“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说明了劳动人民使用麻、葛做出为自己穿的衣服，而柔软的蚕丝是用来为贵族公子们做衣服的，平民百姓很少机会能够穿上由名贵的蚕丝所做的衣服;“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这句诗写道：劳动人民十一月上山猎貉，猎取狐狸的皮毛，送给王公贵族做皮袄。这里面也显示了像狐裘这样的材料都只是身份显赫的贵族才有资格穿着，普通的平民百姓只能穿着粗劣的葛、麻等材料所做的衣服。
2.《诗经》服饰区分不同的场合
春秋时期，人们在特殊场合对服装有特别的要求，特殊身份的人的衣服更是有特别的规格。
在正式场合中，贵族们会穿与其身份地位相应的服装来显示身份。在《诗经·小雅·采菽》中描写了天子赏赐诸侯的场景，里面记载了“又何予之?玄衮及黼。”“玄衮”指的是绣有黑色龙纹的礼服，“黼”为有黑白相间花纹的礼服。诸侯在接受天子赏赐的这种隆重的场合中特别地穿上了与日常衣服不同的“玄衮”“黼”，既表明诸侯对天子的尊重与崇敬，又显示了自身显赫的家世与地位。从这之中我们就能够知道高级官吏与诸侯会在正式场合穿上有别于日常服装的高级礼服。
另外，春秋时期的卿大夫们也有其特定的官服，称为缁衣。《诗经·郑风·缁衣》云：“缁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为兮。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说明“缁衣”为特定的朝服，有其特定用途。
二、《诗经》服饰与感情世界
《诗经》时期，最让人神魂颠倒的莫过于一篇篇触人心弦的爱情绝唱。情，往往是无法用简单的语言来描述完整的，而《诗经》中的恋人们要怎样才能表达出对心上人深深的爱恋与欣赏呢?情人眼里出西施，每对卿卿每销魂。在热恋期间，少男少女们不能具体的描绘出对方身上的美好，所以他们开始从彼此的着装等小细节来表示出对对方的关心与喜爱。这种含蓄又热烈的方式也成为《诗经》爱情诗中表达爱情的一种重要途径。
《郑风·有女同车》通过对女主人公佩饰的描写，表现了男子对他所娶女子的赞美。“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翱将翔，佩玉琼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有女同行，颜如舜英。将翱将翔，佩玉将将。彼美孟姜，德音不忘。”“颜如舜华”“颜如舜英”点出女子拥有着绝美的外貌。“佩玉琼琚”中以洁白的美玉衬美人，装点出女主人公娇美的容姿与纯洁温柔的气质，并且“佩玉将将”更是从听觉上表现出女子的举手投足间的优雅，宛如在眼前有一位窈窕的女子穿着华服、带着玉佩从远处娉娉婷婷地走来。玉声和谐，行步中节，行之有度。此外，作为服饰中配饰的玉在古代常常用来表示美德与贤才。从女子佩玉的这一细节中我们可以知道女主人并不是一个虚有其表的人，在美丽的外貌下，更有高尚的品德与素养，是一位德容兼备的女子。
除此之外，《齐风·著》中也通过服饰描写表现恋人之间的绵绵情意。“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琼华乎而。俟我于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琼莹乎而。俟我于堂乎而。充耳以黄乎而，尚之以琼英乎而。”开篇，女子跟随着迎亲车辆踏进婆家大门，她急切渴望见到屏风后面的夫君。少女的靦覥，使她羞于说出“他”字，但从“俟我”二字却能品味出她对夫君的情意和对未来日子的憧憬与幸福。到了二三句，女子离夫君越来越近，此时她已可以清楚地看清夫君的样貌。
她看到了那个在内堂穿着华贵、气宇轩昂的男子，内心不免颤动，可此刻的她无法大胆直率的表达自己内心的喜悦，便含蓄地通过对夫君身上着装的描写来隐隐透露出内心的.娇羞与欢喜。反观男子身上的着装：“充耳”是一种垂挂于两耳的耳塞，属于冠服的装饰品，一般为玉石、香木、宝石所做。文中的“素”“青”“黄”表示“充耳”边悬挂的各色丝线;
“琼华”“琼莹”“琼英”表示玉瑱;“华”“莹”“英”均称赞了美玉的光泽。闪闪发亮的“充耳”与美玉刻画出男主人公当日的风度翩翩与容光焕发。此外，汉刘熙《释名·释首饰》云：“瑱，镇也。悬当耳旁，不欲使人妄听，自镇重也。”佩戴“充耳”也有告诫人们要有所闻，有所不闻，言行举止要谨慎的意思。从这层意义来讲，人们佩带“充耳”也就有彰显德行之意。由此，从文中男子佩戴“充耳”的这一细节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文章的男主人公不仅仅只有华丽的外貌，更有高尚的品德，是一名德才兼备，文质彬彬的翩翩公子。面对这样的一位男士，女子又怎能不心动呢?
三、《诗经》服饰间的差异
服饰可以反映人物的身份地位与人物形象，但是有时候，相同的服饰在不同的地区会出现差异。
《诗经》中的三篇《羔裘》(郑风、唐风、桧风)均是用服饰来表现人物形象的，但在这三篇《羔裘》中，有一篇是不同与其余两篇的。在郑风中的这篇《羔裘》通过羊羔皮制的朝服的质地、装饰赞美了穿朝服的官员的正直的品德与出众的才能。而在桧风中，却通过纯洁而富有光泽的羔裘来反衬出君主的昏庸无能。在唐风中也是如此，羔裘讽刺了那些穿着羔羊皮袄豹袖，抛弃故旧的人，突出了官员的傲慢态度和虚伪的、浅薄的德行。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呢?其最大的可能就是国家间的政治差异。下面，我将从郑风、桧风的政治背景来简要分析一下。
郑人东迁入主中原的骄奢之风使处于风光旖旎，山水秀丽，经济富庶的溱、洧地区的郐国奢华之风大张，并且郐国主昏臣怠，政治黑暗，民不聊生。在郐国的社会黑暗的背景之下，民众心中的不满渐生，对官员与统治者的怨恨便从诗歌上表现出来。而羔裘作为一种珍贵的服饰材料，在制作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而为统治者劳动、制作这些华贵服饰的正是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劳动人民生活困难、衣食无着，而统治者却酒池肉林、奢侈糜烂，引发了大量社会矛盾。但是在古代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的社会体制下，劳动人民无法直接对统治者表达不满。所以在民间广为流传的诗歌中用贵族所穿着的昂贵的羔裘侧面反衬出君主的昏庸无能与人民内心的不满。
再来看看郑风：郑国与东周王畿接壤，地处中原，文化较发达。郑国商人在社会中占有特殊地位，占社会阶层的比重较大。郑国的商人的祖先，是在西周初年被迁至成周的殷商遗民。在丧失土地、政治权利被剥夺的情况下，经商成为殷商遗民最主要的谋生手段，这一条件使后来的郑国的商业高度发达，人民生活水平较高，社会稳定，平民百姓对统治者的不满也比在桧风中少很多。综上所述，政治背景是两篇《羔裘》中服饰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出现不同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此看来，不同地区、相同的服饰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也会有差异。
总之，服饰作为《诗经》中的一种重要元素，为《诗经》中阶级礼教、感情世界、人物形象的重要标识，更是成为“周礼”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的发展，服饰文化会更加丰富多彩，因此，我们在研究《诗经》中的服饰文化时，要寻找共同，比较差异，在服饰中感受中国古代文化文明与古人的深远智慧。
写山水的诗经有那首呢?全诗主要写的是什么?下面来看看!
十月之交
年代: 先秦 作者: 诗经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
日有食之，亦孔之丑。
彼月而微，此日而微。
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
四国无政，不用其良。
彼月而食，则维其常。
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烨烨震电，不宁不令。
百川沸腾，山冢崒崩。
高岸为谷，深谷为陵。
哀今之人，胡憯莫惩。
皇父卿士，番维司徒。
家伯维宰，仲允膳夫。
棸子内史，蹶维趣马。
楀维师氏，醘妻煽方处。
抑此皇父，岂日不时。
胡为我作，不卿我谋。
彻我墙屋，田卒污莱。
曰予不戕，礼则然矣。
皇父孔圣，作都于向。
择三有事，亶侯多藏。
不慭遗一老，俾守我王。
择有车马，以居徂向。
黾勉从事，不敢告劳。
无罪无辜，谗口嚣嚣。
下民之孽，匪降自天。
噂沓背憎，职竞由人。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
四方有羡，我独居忧。
民莫不逸，我独不敢休。
天命不彻，我不敢效我友自逸。
拓展：
诗经简介
1.《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录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作品305篇。《诗经》本名《诗》或《诗三百》。后世儒家学者把它尊为经典，故称《诗经》。
2.《诗经》按音乐性质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
“风”是民谣、土乐，有十五国风，106篇，大多数为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具有浓厚的民歌特色;
“雅”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音乐，根据音节、律吕分为大雅、小雅，共105篇，多为贵族、士大夫所作;
“颂”多采用庙堂祭祀舞曲，有商颂、周颂、鲁颂，共40篇。
3.《诗经》的艺术手法，前人曾概括为赋、比、兴。据宋代学者朱熹在《诗集传》一书中的解释是：“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就是说，赋是对事物进行直接的陈述、描写;比就是比喻;兴是先借用别的事物或所见的眼前之景起头，然后引出要歌咏的人或事。赋、比、兴是前人对《诗经》艺术手法的总结，其实《诗经》的艺术手法远不止这三方面。
4.《诗经》以四言为主，节奏简约明快;常用重章叠句，情致回环往复;根据不同内容的需要，灵活地运用赋、比、兴的艺术手法。写景抒情极富艺术感染力。语言质朴优美，韵律和谐悦耳。
5.《蒹葭》选自《诗经》里的《秦风》，是十首秦风中的第四首。秦，国名，其地即今天陕西、甘肃部分地区。
内容分析
《蒹葭》是《诗经》中历来备受赞赏的一首抒情诗。
1.主要内容。
《蒹葭》写抒情主人公在一个结着霜的秋晨，沿着河水去追寻所仰慕思念的人，可是不管他怎样努力也没法接近。道路艰难而遥远，河水迂回而曲折。“伊人”一会儿在水那边，一会儿又像在水中央，一会儿又似在水之岸。总是扑朔迷离，可望不可即。
2.层次分析。
《蒹葭》共分三章。每章均为两个层次。
第一层，每章前四句。首两句借景起兴;三四句点明主题：深切思念，隔河企望，追寻“伊人”。
第二层，每章后四句。描述追寻伊人而不可得的境况：道阻且长;幻象迷离。
全诗流露出诗人对“伊人”的真诚向往、执着追求以及追寻不得的失望、惆怅心情。
3.“伊人”所指何人?
关于“伊人”之所指，众说纷纭。有的.认为是秦之君子隐于河上，秦人慕之而作;有的认为是想念朋友之词;有的认为是贤人隐居不仕之作;有的认为是一首思慕恋人的情歌。
据毛传说：此诗为针对秦襄公在取得西周自岐山以西的土地后，未能寻求深明周礼之贤才来协助自己治理国政而作。作诗的目的，是“劝君求贤人使之”。按《史记·周本纪》中记载诸侯叛周幽王，联合西部少数民族武装于公元前771年伐周，杀幽王于骊山下，而秦襄公将兵救周，作战有功。周平王因此在东迁时，封襄公为诸侯，“赐之以歧以西之地，襄公于是治国。”为此诗人切盼秦要摆脱文化落后状况，要渴求贤德之人振兴西周的礼乐教化，以巩固秦在西周旧址的统治。像这样把所怀之“伊人”，理解为国君应当渴慕、追求的能够安邦定国的贤才，亦可备一说。
朱熹在《诗集传》中说：“言秋水方盛之时，所谓彼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所指也。”一般来说，研究者都认为《蒹葭》确系怀人之诗。至于所怀何人，因年代久远而不可考。但从诗人所流露的情绪来看，全诗只有敬慕之意，渴望之思，而无亵慢之情、儿女之私。显而易见，这个诗中的“伊人”是超凡脱俗、可钦可敬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