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教约》
最初看王阳明的时候，先是欣赏这个人，立德立功立言，真正的三不朽也，盛名之下，再去追逐他的功绩，才发现他用兵如神，军功显赫，再慢慢领悟他的心学思想的过程中，我喜欢上了博大精深的阳明心学。
阳明心学的核心思想是“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所谓“心”，当是哲学上一种本源的概念，跟我们所熟知的黄老思想中的“道”有异曲同工之妙，道在一切事物中，一切事物中皆蕴含着道，“心”也是如此，所谓“吾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吾来看此花时，此花之颜色则一时明亮起来。”心与物同在，心即是物，物即是心。这样的说法像是禅理，却是“心学”这种唯心主义思想的极致。心学是让我们去掌控自己的心灵，能够被心看见，把握的，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良知，一个起初看起来晦涩的词，慢慢琢磨之后，才明白，王阳明的“良知”，其实就是一个人的价值观，就是“圣人之道”，而他在龙场悟道之后，忽然顿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一切都已经存在，我们只是需要去发现而已。而这个发现的过程，就是修行，就是“致良知”，这是个很精妙的说法。手段无非有二，一是向内求索，就是内省，孔子说“吾日三省吾身”，见贤思齐，冥想自问，曾国藩日日静坐深思，修为已臻化境，终于也成了“三不朽”的完人;二是向外求索，要多做“事上磨练”，从行事中去打磨自己，践行自己的“良知”，使自己的行事和自己的认识协调和谐，在世俗生活中不断修行，让自己成为一个内心强大的人，有能力去掌控命运，掌控这个世界，从而成就梦想，绚烂人生。
阳明心学是很多人的心灵导师，如今也是我的人生指引，我希望它的力量也可以让我面对这个浮躁的社会，强大自己，让我有勇气和能力面对，去获得去改变去创造去拥有去珍惜……
王阳明《教约》读后感【篇二】
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浙江馀姚人。因晚年爱越城东南二十里之会稽山阳明洞，筑室以居，自号阳明子，学者乃称阳明先生。
阳明的一生，约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二十八岁以前，是他憧憬圣学，追求做天下第一等人第一等事的萌芽时期，他本著自己对社会，对政治上的热血和执著，以及凭著他那股自傲和自我扩张的理想，他坚持要做对国家及社会人民有所帮助的建树。思想上，这还是他的摸索阶段。
二、二十八岁举进士以後到四十四岁，期中经过贬谪至龙场，这是第二阶段，这一阶段阳明极端困厄，思想上抑塞沉郁，这则是印证的时期，也是他事业和学说成功的开始。
三、四十五岁到五十七岁病逝军中，是他建立事功和学术成熟时期，也是他讲学立教的极盛时期。这是第三阶段。
十二岁时，阳明正式就学塾师;十三岁，母亲郑氏卒，幼年失母，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挫折。十五岁便与祖父出游居庸关，那时已有经略四方之志。二十一岁 参加乡试，中了之后赴京师，他遍求朱熹遗书以读之，读著读著，便兴起一个念头：何不实验一下?於是他便真的“格”起竹子来，格了七天，道理没领悟出来，反 而生了一场病。於是他从此转为研究辞章之学。他的思想起了一次变迁。
二十二岁时参加会试失败，这是他第一次尝到失败的滋味，到了第二次会试依然落榜，这对自信的他来说，无疑是一种挫败，但他坦然面对，从此他的个性和向上之促成他伟大的成就和事功。
二十六岁的他开始学习兵法。他对於政府只得射骑抟击之士，而不能收韬略统驭之才感到可惜，所以他开始留意武事，尽读兵家的秘书。这对於日後他往绥靖南赣，平定宸濠，以及敉平匪乱，有相当深远的影响。阳明二十八岁在京师举进士，观政工部，这是他进入仕宦之途的开始。
但自从他担任官职开始，他的职务便都是低琐的、小而繁琐的工作。在这样抑郁不得志的状况下，他寄情於山水之中。
三十五岁时，武宗新登基，大家都对新皇帝新政绩怀抱著新希望，但是刘瑾等宦官乱政，以狗马鹰犬歌舞角觝以娱武宗，武宗便镇日沉迷於酒色，废弃万机，害得 众忠臣被奸臣所害，当然包括王阳明。王阳明因上疏替戴铣求情，又痛陈刘瑾等罪行，这让刘瑾非常生气，於是想办法将阳明贬至贵州龙场，作龙场驿的驿臣。那是 个蛮荒偏远的地方，他凭著自己的意志力在那种蛇虺蚊蚋，充满瘴疠之气的地方生存下来，并且他教育那儿的蛮人，开导他们，教他们架木开棘以居。在这种环境 下，阳明反而悟出了「心即理」之说，後来的致良知也是由此发出。从种种蔽障陷溺中超脱以後，他的心境慢慢转坦。
三十八岁则在贵阳主讲贵阳书院，从这一年他才开始论知行合一之学。由是贵州学风大盛，至今若到贵州仍随处可见「阳明洞」、「阳明祠」。这三年的谪居，使他超脱了一切障碍，格物致知、知行合一之论都是此时确立的。
到了四十五岁，也就是正德十一年，王阳明便开始一路升迁，替国家立下不少功劳。
第一，他巡抚南赣〈江西〉汀、漳〈今福建之长汀、龙溪〉等地〈四十五到四十七岁〉，剿平了四省边境多年扰民的顽寇。
第二，他平定了叛藩宸壕之变〈四十八岁〉，使东南半壁免於涂炭。
第三，他征服思田〈广西〉土酋〈五十六到五十七岁〉、开拓南疆，绥靖了边陲。
他在这期间仍不停地上疏谏皇帝，以及请求返家，经过多次终於得到世宗的首肯，在阳明五十岁到五十五岁这个六年家居的生活，他在家讲学，这段时间是他思想的成熟期，多方求学问的人也愈来愈多。
五十六岁又再度奉政府之命到两广以及江西、湖广地区征讨，而这次的征讨，是因为政府在无计可施的状况下又再度想起立下许多汗马功劳的王阳明。但这对他来说当然是一个艰巨的担子和任务，它却成功地征服了。
嘉靖十一月二十九日〈西历一五二八〉卒於回程的舟上。家人问遗言，曰：“此心光明，亦复何言?”这个伟大的思想家，军事家，从此长眠。
王阳明从自己思想的确立过程，深刻地体验到“立志”的重要。
教约读后感【篇一】
从《教约》这一文中，笔者简单地归纳出了王阳阳的如下几点教育思想：
1、重视德育
王阳明是高度重视德育工作的。“每日工夫，先考德”，每日早晨，第一件事便是用如下四个问题来遍询诸生：“在家所以爱亲敬长之心，得无懈忽未能真切否?温清定省之仪，得无亏缺未能实践否?往来街衢步趋礼节，得无放荡未能谨饬否?一应言行心术，得无欺妄非僻未能忠信笃敬否?”
这与曾子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2]有异曲同工之妙，两者都是为了加强道德修养，是高度重视德育的表现。
2、劳逸结合
王阳明劳逸结合的教育思想表现在如下几点：
(1)“每日工夫，先考德，次背书、诵书，次习礼或作课仿，次复诵书、讲书，次歌诗”。一天当中，各种内容的教学秩序是充分考虑到了学生的身心规律的，非常注重劳逸结合。学生在学习了一段时间的儒家经典著作四书五经之后，身心肯定会有些疲倦，此时便让他们“习礼或作课仿”，既可以让学生学习礼仪，又可以让他们借此机会活动一下筋骨、缓解一下疲劳，接下来又是学习四书五经，而在学生感到疲劳之后，学习内容便换成了比较轻松的
(2)在学习诗歌时，“每学量童生多寡，分为四班。每日轮一班歌诗，其余皆就席敛容肃听”，也就是说，每位学生每四天只有一天是学习的，而其他三天时间则是只要在一旁听着就行，这就让学生们一张一弛，效率更高。学习礼仪时，也是一样轮班学习，而且“习礼之日，免其课仿”，也是有劳有逸，十分符合学习规律。
3、适可而止
适可而止表现在如下几方面：1)无论是诗歌，还是习礼，都是分班轮流学习，而不是强迫学生不停地重复式学习;2)对教授内容的多少进行控制，“凡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量其资禀，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这就充分考虑到了学生的接受能力，让他们可以稍微努力便可完成学习任务。
4、因材施教
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对于不同资质的学生，就必须灵活地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唯有如此，才能取得最好的教学效果。王阳明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在《教约》一文中，他就强调老师在教学时，必须“量其资禀，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根据学生接受能力的不同而决定每天教学内容的多寡。在《寄希渊・二》中，他也提到：“人品不齐，圣贤亦因材成就。孔门之教，言人人殊，后世儒者，始有归一之论，然而成德达材者鲜，又何居乎?”[3]
5、强调乐学
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学习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正如俗话所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觉得学习是一件痛苦的事情，那就肯定不能长期地全身心投入其中，如此一来就势必学不好。还是爱因斯坦说得好：“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正因为如此，王阳明才强调乐学。在《教约》一文中，他就多次强调了这一点：“凡授书不在徒多……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每日工夫……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乐习不倦”。
教约读后感【篇二】
虽然当今社会距王阳明撰写《教约》已有五百多年的时间，但是其中所体现的教育思想，依然可以古为今用，有着巨大的借鉴价值。笔者以为，我们应当从如下几个方面来学习、继承和发展他的这些教育思想：
1、确确实实将德育工作放在首位 虽然目前社会上一直在提倡学生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但其实这只是一句喊了几十年的空洞口号罢了，很少有人将其落到实处。因此，我们完全有必要学习王阳明“每日工夫，先考德”的德育第一精神，并且结合各地的具体实际，将其贯穿到教学过程的始终。
2、劳逸结合，提高“教”和“学”的效率
目前的教育，尤其是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从早到晚，学生的时间几乎全被繁重的课堂学习所占满，一再被压缩的休息时间也常常是不情愿地花在各种辅导班上。在这种狂轰滥炸式的教学模式下，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很容易疲劳，导致效率低下。我们需要改变这种局面，让老师和学生都可以做到劳逸结合，提高单位时间的效率。
3、掌握适度的原则
如今的社会，人们是普遍重视教育的，但因为没有科学精神的指引，所以导致重量不重质的畸形局面。如今的学生，从幼儿园开始，就有学不完的课程、做不完的作业，这远远超过了他们的身心接受能力。我们应当学习王阳明“凡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量其资禀，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的适度教学原则，让学生们在真正掌握教学内容的同时还可以让自己的身心健康发展。
4、因材施教
每个学生都是与众不同的，他们的个性、知识背景、兴趣爱好等等都是各不相同的，所以教学方法就不能千篇一律，而应当千人千面、因材施教。当然，现在学生数量多，老师不太可能给每位学生单独授课，但在分班时可以将水平相近的学生尽量放在一个班，这样就可以在不同的班级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尽量做到因材施教了。
5、努力营造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
众所周知，趋利避害是所有生物的本能，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自然也不会例外。所以，要想提高学生的成绩，我们务必要努力营造一个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让学生乐学、爱学，不再视学习为一件苦差事。惟其如此，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主动性，从而提高学习成绩。
大学古本序读后感【篇一】
王阳明先生这篇《大学古文序》写于1518年，阳明先生时年47岁，他任提督军务都御史，在江西和广东等地平定了众多叛匪，功德卓越。他一边工作，一边讲学和写作，前面分享过的《祭浰头山神文》和《教约》两文均写于此年。
《大学》原是《礼记》的第四十二篇，其著名的
后代儒学者怀疑因错简而导致《大学》原文的篇目次序有误。北宋大儒程颐和程颢先后编撰《大学》原文章节为《大学定本》。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他认为《大学》有“阙文”(阙文指有存疑而未写出的文句)，遂对《大学》“移文补传”。他认为“经”是孔子所说，由曾子所记述的;而“传”是曾子所说，门人记录的，所以就把《大学》分成了经(一章)、传(十章)，为其“补格物致知传”，又把传文中对“诚意”的解释后移，置于解释“正心”之前，形成“三纲”、“八目”、“三纲释文”、“八目释文”的完整文本结构，并将《大学》与《论语》《孟子》《中庸》合编为《四书》。后经朝廷功令，朱熹的《大学章句》地位突显，对后世影响很大，后被定为科举
自《大学》受到重视开始，对它版本问题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王阳明1508年在贵州龙场的时候，就对格物致知的理解和朱熹不同。他一直伏读精思，怀疑朱熹的《大学章句》非圣门本旨，他认为圣人之学本来就简易明白，其书就是一篇，无经传之分，更无经可补。于是写下这篇反映他心学思想的《大学古本序》。
朱熹认为“格物致知”为《大学》之要，把“格物致知”解释为“即物而穷其理”，故注重对外界一事一物的探究。在这篇《大学古本序》中王阳明说：“《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诚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诚意之极，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则，致知而已矣。”王阳明认为是《大学》是“诚意”为要。他把“格物致知”和“明明德”、“亲民”都解释为“正心”、“致良知”，“物格则知致、意诚”。“圣人惧人之求之于外也，而反复其辞。”
王阳明在文中说道：《大学》“旧本析而圣人之意亡矣。是故不务于诚意，而徒以格物者谓之支;不事于格物，而徒以诚意者谓之虚;事本于致知，而徒以格物诚意者谓之妄。支与虚与妄，其于至善也远矣。合之以敬而益缀，补之以传而益离。吾惧学之日远于至善也，去分章而复旧本，傍为之什，以引其义。”他指出朱熹的《大学》改本有“支与虚与妄”之病，旨在恢复自认为正确的古本。
这篇《大学古本序》和他后来讲授《大学》的记录本《大学问》都包含了他的哲学中心思想，是他心学“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思想的重要体现。他多次强调圣人之心无须外求，至善在于吾心，格物即格心，致知为致吾心之良知。王阳明的讲学，以及与当时学者的这些论争，使得王阳明对《大学》格物的认识，愈来愈清楚，对当时的知识界造成了明显冲击，朱熹学的权威大大削弱，《大学》之研究呈多样化趋势。
王阳明心学思想突出了个人在道德实践中的主体能动精神，客观上提高了人的价值和作用;阳明学敢于挑战朱熹等传统权威，也是一种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体现，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科学务实的思维方法和精神动力;阳明心学确立了以道德良知为核心的道德理想主义，对于救治当今社会道德滑坡、唯利是图的弊端是一剂对症良药;阳明学提倡“亲民”、重视民生的思想主张，对于我们实现社会主义价值观三个引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引领，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引领，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引领”有借鉴作用。
大学古本序读后感【篇二】
程颐在他的改本《伊川先生改正大学》一文中，只是于“在亲民”的“亲”字下注有“当作新”三字，尚未把“亲”直接迳改为“新”。伊川指大学古本有错简，并非以为有阙文，但他的“当作新”之注，确实为朱子直接改“在亲民”为“在新民”作了理论上的铺垫。朱子取程颐“亲”作“新”之意，将其解为革新、自新，单方面的要求子民弃旧图新、去恶从善，王阳明是决不同意这种对大学原意的曲解的。
徐爱所辑《传习录》首章记载了他们师徒二人所讨论“在亲民”与“在新民”之辩。这一次的表态至多只能算是小范围内的私下交谈。徐爱《传习录》首章正式发表的时间，恰巧也是正德十三年，七月，阳明刻古本《大学》，作《古本大学傍释》，又作《朱子晚年定论》，紧接着八月，门人薛侃刻《传习录》，《年谱》载：“侃得徐爱所遗《传习录》一卷，序二篇，与陆澄各录一卷，刻于虔。”至此，阳明与徐爱师徒二人于六年前，在归省途中于运河船上的那段关于大学宗旨的精彩对话，终于公开发表而告诸天下。先是徐日仁问道：
“在亲民”，朱子谓当作：“新民”，后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据。先生以为亦从旧本作“亲民”。亦有所据否?
阳明的回答是直截了当且具说服力的：
“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与“在新民”之“新”不同，此岂足为据?“作”字却与“亲”字相对，然非“新”字义，下面“治国平天下”处皆于“新’’字无发明，如云“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皆是“亲”字意，“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百姓不亲，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所以亲之也。尧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亲九族”至“平章协和”，便是“亲民”，便是“明明德于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亲民”，说“亲民”便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
为什么是“亲民”而非“新民”，阳明讨论问题的又一个特点是引经据典，这与他在龙场时的学风一以贯之。在这段话中，中心思想突出且集中，又可依以下几个要点来加以理解：
其一，“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与“在新民”之“新”不同，不能互为解释依据。所谓《大学章句》第三章(朱本称此章为“传之二章”)中有“汤之《盘铭》曰：‘苟曰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尚书·康诰》此处“作新民”之意，为激励人们焕发新的风貌，与《大学》首章“三纲领”之“在明明德、在新民(朱熹所改)、在止于至善”之“在新民”完全不是一个意思，用“作新民”来证明所谓“在新民”的合理性，显然是站不住脚，“此岂足为据”?
其二，既然古本中的“作新民”不能用来支撑“在新民”中“新”字之改的正当性，“作”字却又与“亲”字相对，然非“新”字义，那么将“在新民”之“新”还原为“亲”则是理所当然。在阳明看来，“亲民”与“新民”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亲民”是惠民、养民义，而“新民”则只是单纯的教化、革新之义。阳明举《大学》中大量原文来加以论证，举所谓“烈文”章“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又举所谓“齐家·治国”章“如保赤子”，所谓“治国·平天下”章“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等，作为自己主张“亲民”正当性的根据，认为这些实实在在地“皆是‘亲’字意”。“亲民”与“新民”虽一字之差，实为两种截然不同之执政理念，前者于惠民、养民中爱民，后者于教化革新中治民;前者着实体现了原始儒家“亲亲仁民”的仁爱观念与仁政理想，后者则单方面强调的是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之道。如果说“亲民”与“新民”所体现的都是儒家的外王之道，那么阳明显然倾向于古本大学中所体现的孔子早期儒家立场，即所谓“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百姓不亲，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所以亲之也。百姓不和睦，舜就让契担任司徒，“敬敷五教”，用来使他们互相亲近。为了维护圣人之意，阳明对于朱子之改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更何况，“亲民”中原本就包含了教化养育的意思，“说‘亲民’便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朱熹的“新民”说明显褊狭了。
其三，“明明德”就是“亲民”，就是“明明德于天下”。“明明德”与“亲民”本就是相辅相成的，“明明德”自然有“亲民”含于其中，无“亲民”即无所谓“明明德”，无“明明德”则哪来所谓“亲民”之存在。阳明举《尧典》说法，其说“克明俊德”就是“明明德”，“以亲九族”到“平章”、“协和”，就是“亲民”，就是“明明德于天下”，这些都是早期儒家的思想，属圣人之意。又比如孔子说“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之“己”，是先圣所指的大人，“修己”就是“明明德”，“安百姓”就是“亲民”，己若不修，如何“安百姓”，如何“亲民”?在阳明看来，所有这些儒家的宝贵思想，又岂是朱子之“新民”的褊狭观念所可囊括?
再说，“作”与“亲”相对应，但并不是“亲”的意思，“下面‘治国平天下’处皆于‘新’字无发明”，以下讲到“治国”、“平天下”等处，都对“新”字没有发表阐述。
正如郑珍感叹的，由于朱子之猵狭，致使“六七百年学者之心不能泯然，亦遂争新角异，而《大学》日多矣”。郑珍于是表彰道，王阳明“复古之功不可没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