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鹳雀楼
浩如烟海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里，咏唱名山胜川、雄关塞楼的篇章不知有多少。唐诗宋词汉文章，铺天盖地，让后辈一代代的读书人青灯黄卷，寒窗苦读，压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但真正能够令人吟咏不厌、永远留在人们记忆里的还是那些名作佳构、华彩篇章.人们在那里认识了惟见天际流的长江，认识了从天上而来的黄河，认识了“春风不度’的玉门关、“飞阁流丹”的滕王阁……一首仅有20字的小诗，也让天下人知晓了黄河岸畔有一座很有名气的鹳雀楼。
人世沧桑，时代嬗变，几千年过去了。多少曾经是显赫一时的历史胜迹，随着岁月的风尘已经湮没了。但有的却可以随着诗词和文章的流传而名垂千古。即如鹳雀楼，它虽然沉没在黄河的厚厚的泥沙里已近800年，它的名字却是鲜鲜亮亮地活着，活在千古绝唱的唐诗名句里，活在莘莘学子朗朗的诵读中。不仅时间难以消蚀它，泥沙难以掩埋它，反而更会激起人们对它的深深怀念与向往.
谁不知道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现今的小学生没有背不出这首唐诗的。在当今看重学前教育的父母们的传授下，孩子们学的第一首诗大概就是它;多少孩子还在刚刚咿呀学语时，就在摇头晃脑不知所云地念诵着它。我深信不疑：只要这个世界存在，就有我们的中华民族存在，这首绝唱也必将千秋万世、生生不息地流传下去，诵唱下去：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这首《登鹳雀楼》，是再浅显不过的一首唐诗了。它明白如话，无雕无饰，却能够历代传颂，以至永远。何也?就在于它昂扬着一种继承前人、超越前人的强烈的奋发自强精神，不管你理解了多少，你感受了多少，都会被这种精神所深深地激励和感染。
诗的作者王之涣，字季陵。生于唐武后垂拱四年(公元688年)，死于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原籍晋阳(今山西太原)人，后迁居绛郡(今山西绛县)。开元初，任冀州衡水县主簿，因遭诬陷，弃官而去。此后15年漫游，足迹遍黄河南北。晚年出任文安县尉，病死于任上。
这就是王之涣的生平。如果要像现今动辄就要去填那些繁琐的个人履历之类的话，王之涣的填表就要简单多了。古人追求功名，追求仕途，王之涣可说没有多高的科举功名，没有“文凭”，故而官也作得不大，一生也只是弄了个“副县团”，在职的时间还不长。他生前坎坷不遇，“官一尉而卑栖”，所以在新、旧《唐书》上都没有他的传。但王之涣却以他的诗名让历朝历代的人尊着、敬着，后人只有仰视他的份儿。或问：同是唐朝诗人，王之涣也像李白、杜甫、白居易那样诗如潮涌、著作丰厚吗?这个问题一时却是很难回答的。王之涣一生到底写过多少诗，无人知晓，因为他的诗大都已遗失了，仅仅只存下了6首诗传世。你会想像得到吗?也就是这6首诗，竟然能成就和支撑起一位名世千秋的伟大诗人。
前几年我到古称蒲州的永济市，当时鹳雀楼正在修复之中，我没有去看。我怕看那埋在泥沼中的废墟，怕看那种残破和缺失，因为鹳雀楼的名气太大了，生怕会损害我心目中的鹳雀楼的形象。
如今，我就要去一睹修复竣工后的鹳雀楼风采了。这是去和古人与名楼相会，还有我的跃跃欲试的写作欲望。
在面前铺展开来的是永济市区西边的一片无垠沃野。这里是古蒲州的老地方。永济早些年迁到了过去的赵伊镇，原先繁华的蒲州虽然还留有一个名儿，且有一个叫作蒲州的镇子，但那已是被黄河水逼着一迁再迁的蒲州，而“城围二十里”的老蒲州，早已沉埋在厚重的黄河泥沙里了。
但这老蒲州却是一个很值得说道的地方。
蒲州，古称蒲坂。“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这蒲坂即蒲州，就曾是古舜帝的都城所在。到了我国封建社会的前期，几个朝代都建都在陕西长安或中原洛阳，而蒲州正处于长安和洛阳之间，均属京畿之地。唐李吉甫道：“河中之地，左右王都，黄河北来，太华南倚，总水陆之形胜，郁关河之气色。”这里边所说的 “河中”，也指蒲州。
蒲州披山带河，它西临黄河天堑，东倚巍巍中条，南有潼关之险，不仅是京都长安或洛阳的屏障，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位置。
唐代时的河中府曾为中都，这里历史悠久，经济发达，既有盐池之利，又是棉麦产区，市井繁华，人文荟萃。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三河是“天下之中’，“土地小狭，民人众”。三河即河东、河南、河内三郡，河东郡即指唐代河中府一带。可见这里在汉代时已是地狭人稠，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隋初，文帝巡幸蒲州，赞叹说：“此间人物，衣服鲜丽，容止闲雅，良由仕宦之乡，陶染成俗也。”
河中府交通便利，它既处于西京长安与东都洛阳之间，可以控扼通往长安的漕运路线，又处于太原与长安之间，是秦晋联系的交通要冲。河中府位于这样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经济和军事上的位置自然很高。还因为这里拥有众多的风景名胜，诸如蒲津关、鹳雀楼、逍遥楼、普救寺、万固寺等，唐代的许多著名文人如李商隐、温庭筠、岑参、韩愈、卢纶等都在蒲州留下了他们的瑰丽诗篇。
说起蒲州城，它的选址并不在塬上，而是在濒临黄河的阶地上，楼堞完固，城池周长有20余里。城西就是闻名的“黄河第一桥”蒲津桥。据陕西《朝邑县志》载，这座特大型浮桥建于秦昭王二十年(公元前287年)，到了唐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唐玄宗李隆基命兵部尚书张说重建蒲津桥，将蒲津桥原先的“竹缆连舟’改为“铁缆连舟”，河上用七八十条大船支撑，然后在黄河两边各铸铁牛四只，下铸铁山，以铁牛、铁山作地锚与铁缆连接，以固定舟桥，一座规模宏大的蒲津桥建成了。
桥修成后，喜欢铺派的“风流皇帝”唐玄宗少不了要来蒲州看看。他也正是在他的“开元之治”大见成效的年月到蒲州来的。看过了蒲津桥，他随后又登上了蒲州城头的逍遥楼。兴之所至，颇有才气又能舞文弄墨来两下的李隆基，就要写诗了。《晓渡蒲关》和《登蒲州逍遥楼》就是他这次来蒲州的两篇“圣制”。前者是写蒲津桥的，后者是他登临逍遥楼的即兴之作。他在《登蒲州逍遥楼》一诗中写道：“……昔是潜龙地，今为上理辰。时平乘道泰，迈赏遇年春。”说是蒲州这地方他过去就曾来过，故为“潜龙”之地，今天正是治理的大好时期。志满意得的欢悦之情，溢于言表。
逍遥楼在蒲州的北城上，此楼的创建年代和毁圯年代无考，想来一定是建造得十分华美的，唐代时就多有名人在此登楼赋诗。从“飞观接天津”的高峻的逍遥楼向西南方向望去，也就可望到黄河岸畔的那座鹳雀楼了。
逍遥楼――鹳雀楼，一北一南，双楼相映，曾经是古老蒲州的标志和方位座标。
鹳雀楼，故址在古蒲州城西南的黄河洲渚之上。为北周时蒲州守将宇文护所建造。楼高三层，凭山临河。关于鹳雀楼的楼名，清《永济县志》上说：鹳雀楼“在郡城西南黄河高阜处，时有鹳雀栖其上，遂名。”说是黄河岸边的白色的鹳鸟和苇丛中的候鸟野雀，常飞来在楼上栖息，所以才有了这个名字。楼名，竟原来出自于俚俗!但就是这个原始于俚俗叫法的鹳雀楼，因文人墨客的频频造访，登楼赋诗题咏而声名大噪，从而也变得格外高雅和尊贵起来。
我们还是来看看唐代诗人李翰在《鹳雀楼序》中描述的当时的盛况吧!
后(北)周大冢宰宇文护镇河外之地，筑为层楼，遐标碧空，倒影洪流。二百余载，独立乎中洲。以其佳气在下，代为胜概。四方隽秀有登临者，悠然远心，如悬龙门，如望昆仑。河南尹赵公受帝新命，宣风三晋，古贤好士，游人若归。小子承连帅之誊，列在下客。八月天高，获登兹楼，乃复俯视舜城，旁窥秦塞，紫气度关而西入，黄河触华而东汇，龙踞虎视，下临八晋。前辈畅当题诗上层，名播前后。山川景象，备于一言。上客有前美原尉宇文邈，前栎阳郡郑鲲，文行光远，名重当时;吴兴姚系，长乐冯曾，清河崔颁，鸿笔佳什，声闻远方。将刷雨看天，追飞太清，相与言诗，以继畅生之作。命余记事，书于前轩。
这里就可知鹳雀楼是“独立乎中洲”的，当时已历经了“二百余载”。上推200年，它的始建当在南北朝时的北周时代无疑。历经隋、唐、五代，到了北宋时，鹳雀楼依旧巍然耸立，沈括的《梦溪笔谈》卷十五云：“河中府鹳雀楼三层，前瞻中条，下瞰大河。”这和李翰“独立乎中洲”的记述，又可互为印证，说明最早鹳雀楼的楼址，确乎是在黄河洲渚上的。
读上面这段文字我们看得出来，李翰在这里分明又记叙的是在鹳雀楼上举行的一次以文会友的盛会。“遐标碧空，倒影洪流”，说的是鹳雀楼的高峻，高大的楼影倒映在滚滚的黄河水中，使登临者有了一种“如悬龙门，如望昆仑”之感。站在楼上东望可俯视河东大地，西边远眺可见关中平原，紫气通过潼关而西入长安，黄河遇阻华山而折向东流。鹳雀楼虎踞龙盘在八晋大地，气势宏伟。这是远景的描绘。
接下来是近景，再叙“八月天高”文人在鹳雀楼举行“笔会”的现场。这里不仅有宇文邈、郑鲲等“文行光远，名重当时”的上宾贤达，也有姚系、冯曾、崔颁等“鸿笔佳什，声闻远方”的名士俊秀。文友们来自各地，有来自北方的，有来自南方的。大家谈诗论文，放歌抒怀，这是何等相融相洽的欢聚。谁说“文人相轻”，看看这种场面，真令今世的文人羡煞也!
这里还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有“前辈畅当题诗上层”的句子，说明此次盛会又是“继畅生之作”的，这就限定了所作的诗文须以写鹳雀楼为题材。畅当的诗当时已是题在鹳雀楼壁上了，是畅当的哪首诗呢?当然是他的名作《登鹅雀楼》。
沈括在《梦溪笔谈》卷十五中说：河中府鹳雀楼“唐人留诗者甚多，唯李益、王之涣、畅当三篇能状其景。”沈括从唐人题咏鹳雀楼的众多诗篇中，拈出的他所赞赏的三首诗，是同为《登鹳雀楼》的“同题诗”。
李益的诗云：
鹳雀楼西百尺樯，汀洲云树共茫茫。
汉家萧鼓随流水，魏国山河半夕阳。
事去千年犹恨速，愁来一日即为长。
风烟并起思乡望，远目非春亦自伤。
畅当的诗云：
迥临飞鸟上，高出世尘间。
天势围平野，河流入断山。
李益，为陇西姑臧(今甘肃武威)人。唐大历元年(公元766年)进士，任郑县(今陕西华县)县尉，久不得升迁，郁郁不得志，遂弃官而去，后漫游燕赵之间，颇有点与王之涣相似的经历。后来他又回到了他的故乡一带，在军中作幕僚，过了十多年的军旅生活，成为著名的边塞诗人。想来这首《登鹳雀楼》当写于他在郑县(华县)县尉任上之时，那里与蒲州仅一河之隔，来去十分便当，
畅当，则是河东蒲州本地人，与李益是同时代，为大历七年(公元772年) 进士，他曾被召从军，参加过平息淮西叛乱的战争。唐德宗贞元年初为太常博士，官终果州刺史。《全唐诗》录有畅当的诗一卷。李益、畅当、王之涣三人的官职比较起来，畅当的职位最高，又是蒲州“乡党”，何况他的诗意境开阔，气势不凡，据于鹳雀楼的显要位置，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君不见，当今的一些风景名胜区不是把本地官员和本乡籍在外高官的不伦不类的题字，都赫然雕凿在那里吗?可见是历代的流风使然。
王之涣生活在盛唐年代，比李益和畅当要早得多了，何以中唐时的鹳雀楼上没有他的题诗在上面，以让李益、畅当也发出“眼前有景道不得，之涣有诗在上头”的感叹呢?这一方面是因那时的诗文出版条件所限，文学作品的流播不易;再就是一篇作品的优劣，需要有一定的时间磨洗和淘漉，不是你一时“炒”得很红就可以流传下去的。不息的时光流水在披沙拣金，而真正的金子是永远会闪光的。
有考证说，王之涣是在赴京赶考途中，过河中府登鹳雀楼而赋此诗的。
唐都在长安，想那王之涣从河东绛郡(今山西绛县)出发去京，因龙门那边无桥可过，因而他取道蒲州，从蒲津桥那里过黄河。从绛郡到河中府，百十来里，赴京已走了一半的路程，在此歇歇脚，逗留小住数日也是情理中的事。《西厢记》里的张生不就是赴京赶考途中，在蒲州的普救寺里小住，才有了那段缠绵悱恻的爱情吗?
王之涣来到了蒲州。一个晴朗的傍晚，他信步出城，登上了鹳雀楼。大自然的森严万象顿时扑面而来――
巍峨的中条山绵延起伏，从东北向西南逶迤而去，在山的尽头处正与徐徐下降的太阳会合，晚霞似火，落日熔金。
此时，鹳雀楼下的黄河仿佛也流得更为急切了。那冰崖转石的怒涛，正掀起滔天的巨浪，呼啸着，翻卷着，往南奔腾流淌，向着预定的目标，向着远方的大海……
诗的开头两句构思出来了。高山、大川多么令人胸襟开阔，白日、大海何等引人无限遐想!王之涣望着那落日衔山、水天相接的瑰丽景象，不觉已陶醉其中了。是的，太阳就将要渐渐收去它的余晖，落到大山后面去了，但一泻千里的黄河，还将以她的雷鸣般的轰响和一往无前的力量，滚滚向前，奔流到海不复回。
此刻，诗人的开阔的胸臆，激荡的诗情，犹如盘马弯弓，呼之欲出了!王之涣登上鹳雀楼，面对如此胜景，万千气象，涌出了开头的两句诗。鹳雀楼楼高三层，这两句诗他是在第几层楼写的呢?王之涣没有说过，后人也无人考证，我们当不必过份较真。但接下来的诗的后两句，却一定是在楼的最高层即第三层写下或构思而成的。即使他写前两句时身在二层，此时他也必定健步登上了三层。登上了最高层第三层，视野已达到了天的尽头，当然也就是“千里目”了;然而，诗人却意犹未尽，还要“穷”其目而登其“楼”，还要登楼外之楼，拓出一片更加高远的天地，追寻和领略一个更加理想的境界。
我们可以猜度一下，诗人此刻是怎样想的呢?我王之涣登上了前人建造的鹳雀楼的最高层，纵目远眺，落日，黄河，一派多么充满生机的天地!但大千世界，万类霜天，如何使它尽收眼底，尽入吾人之彀中呢?只有再上更高的层楼，登临远眺。而那更高的第四层、第五层，却是要我自己去建造的。我王之涣是赴京赶考去的，当朝以诗取仕，我王之涣能诗，是因为有李(白)、杜(甫)等前辈的引导，一如前人建造了这座鹳雀楼我才能登高而见白日、黄河那样。我若是不能“更上一层楼”，别说对不起前辈，也对不起我多年的寒窗苦吟了……王之涣可能想到了很多，也可能此刻他什么也没有想，而是久宿的大志、不息的奋发精神，在此时喷涌而发，诗句抖擞而出，一挥而就……
于是，《登鹳雀楼》这首千古名作就这样诞生了。
现在我们可以把沈括所推祟的三首同题诗作一比较了。这三首诗，都可堪称杰作。但如果稍作深一些的比较，仍不难有高下之分。畅当的诗也和王之涣的诗一样，同为五绝，气魄不可谓不大，然而通篇写景，缺乏了王诗那种深邃而高远的意境;李益的诗是一首七律，在写景之外，寄寓了作者吊古伤时的感怀，立意也不可谓不深，但和王诗相比，一低沉牢落，一奋发昂扬。这里，两诗的风华神采则已有轩轾可分了。
今天我们所知的盛唐的边塞诗派，其重要作家有高适、岑参、王之涣、王昌龄、李颀等，他们多采用七言歌行和七绝的形式，描写将士们从戎报国的英雄气慨，不畏塞漠艰苦的乐观精神，并描绘了奇特壮丽、寥廓广漠的边地风光。笔势豪健，雄浑奔放，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之涣以盛唐著名的边塞诗人名世，只可惜他的作品大都散佚了。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这是脍炙人口的王之涣的《凉州词》。
凉州，即今甘肃武威。这首诗描绘了唐代西北边塞壮阔的自然风光，抒发了征人久戌不归的哀怨。诗的境界阔大，意蕴丰富，格高调逸，可称是唐代绝句的珍品，有人甚至称它是唐代七言绝句的压卷之作。
王之涣的诗气势雄浑，意境阔大，语言凝炼优美，音调和谐，所以他的诗即使在当时也多被乐工谱曲歌唱，“传乎乐章，布在人口”，名动一时。
薛用弱《集异记》载：开元中，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齐名。一次三人到旗亭饮酒，亭中有歌伎十多人。三人相约说：“我辈均有诗名，今天看歌伎们唱谁的诗多，就算谁赢。”一位歌伎先唱王昌龄的“寒雨连江夜入吴”，昌龄高兴地在墙上画个圈，口中说道：“一绝句。”接着第二个歌伎唱的是高适的“开箧泪沾臆’，高适也得意地在墙上画个圈，说道：“一绝句。”第三个歌伎唱起了“奉帚平明金殿开”，这又是王昌龄的诗，昌龄眉飞色舞，一边画圈，一边说道：“二绝句。”这时王之涣指着歌伎中最俏丽的一位说道：“如果这一位不唱我的诗，我今生甘拜下风了。”话音刚落，只见那位打着双鬟的美丽歌伎唱起了“黄河远上白云间”，果真是之涣的《凉州词》。三人乐得相对大笑，痛痛快快地畅饮了一天。
这就是被传为美谈的“旗亭画壁”的故事。
从《登鹳雀楼》到《凉州词》，就王之涣个人来说，他是没有辜负自己在鹳雀楼上许下的壮志和诺言的，他终于“更上一层楼”，登上了他所追求的诗歌创作的高峰，成为被后人誉为“四十八字压倒李(白)、杜(甫)”的著名诗人。所谓“四十八字”，其中的“二十字”是指《登鹳雀楼》诗，另外“二十八字”就是指他的《凉州词》了。
当然，这种说法恐有失其偏颇的地方。“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李、杜的诗确是我国诗歌创作的峰巅，但仅从王之涣留存的6首诗来看，他所达到的高度也是当世和后来的许多诗人所难以企及的。
人们游赏山水风景，都喜爱登高远眺。远眺能使局部的风景空间无限地引伸出去，将山水林泉之景尽收眼底。
“山楼凭远，纵目自然”，廓外青山的楼观，一般都建在高地上，或滨临大河大江，或耸立于高地山巅，其视野之广阔，景观之多样，庶乎可称得上是“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了。
宋人秦观有词：“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园望断无寻处”。古代时，楼和台常组合在一起，称为楼台。追溯其渊源大概要追到秦汉时的高台建筑。不过那时建高楼的主要功能还是观望，尤其是军事上的观望，观赏风景还不是它的主要目的。汉武帝只因听信了“仙人好居楼”的说法，在上林苑建成了许多高楼，当时称之为 “观”，也完全是为了满足他企求“长生不老”的奢望。不过到了汉末，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楼的观赏作用就渐渐占了主导。像“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就写过一篇有名的《登楼赋》，抒发了他游子思乡的缕缕情丝。到了南北朝，更兴起了一股石窟凿造热和山水风景开发热，在一片纷纷乱乱的斧凿瓦刀叮当声中，不仅建起了一座座大大小小的石窟，还兴建了许多作为名胜景区景观的楼房，著名的武昌黄鹤楼、蒲州鹳雀楼等就是在这一时期创建的。
多年来我国有四大“历史文化名楼”的说法，其中有三大名楼在长江上，那就是洞庭湖的岳阳楼、武昌的黄鹤楼和南昌的滕王阁，还有一座在黄河上的名楼，那就是蒲州的鹳雀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自宋庆历五年(1045年)滕子京谪守巴陵郡，重修岳阳楼并请范仲淹作记之后，岳阳楼的名声大噪。其实，岳阳楼早在唐代时就已负盛名了，包括李白、杜甫、白居易在内的大诗文家都曾来过岳阳楼，并留下了诗文，不过都没有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那样脍炙人口罢了。谁人不知道那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绝唱。
洞庭湖岳阳楼确实是瑰丽和壮美的，但历史上的岳阳楼又是个什么样子呢?这也不难，今天我们在山西芮城的永乐宫壁画上就可找到它，壁画是元代的作品，我们在那里就可以看到元代时的岳阳楼：大江之上，高檐雄峙，楼前高台，气象万千……
雄立于武昌长江边的黄鹤楼，亦因诗人的名句和轶事而名闻天下。
诗是唐代诗人崔颢的诗，故事却发生在大诗人李白身上，且有李白的诗为证。说是李白来游黄鹤楼，被眼前的美景所陶醉而诗兴大发，正要往楼壁上题诗，猛抬头看到了已有崔颢的诗题在上面：“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李白深深为诗中描写的情景所折服，随口说道： “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遂弃笔而去。
但李白后来还是在黄鹤楼留下了他的诗篇，也同样是名诗，还不止一首。像“黄鹤西楼月，长江万里情”，“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都是千古传诵的名句。一代伟人也曾在黄鹤楼故址，吟成了《菩萨蛮黄鹤楼》那首著名的词。
武昌黄鹤楼兴兴衰衰，一千多年来不知毁过多少次，修过多少次，据说仅明清两代就修过八、九次。如果今天我们再去武昌看看1985年重新修造的黄鹤楼，仍可重温她昔日的姿影。
每当提起江西南昌的滕王阁，人们随之就会想起王勃的“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名句。那“飞阁流丹，下临无地”的华瞻雄伟的建筑美，那“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的秀丽风光，怎能不叫人对这滕王阁心向往之。有资料说，这座楼阁在13O0多年的时间里竟重新修建了29次，这第29次修建是在上世纪80年代。这又不能不说是唐代大诗人王勃的《滕王阁序》的魅力。
“初唐四杰”之一的山西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市)人王勃，是去探望远贬在海南交趾的父亲，路过南昌，才写下他的千古名篇《滕王阁序》的。然而，也就是在这次省亲途中，王勃从广州渡海赴交趾时，不幸堕海而死。他的年仅 27岁的生命，就这样与“披绣闼，俯雕甍”的华美的滕王阁相依相偎以至永远了。
同样，鹳雀楼因王之涣的诗而千古，王之涣的诗也因鹳雀楼而永恒!
这真可谓是“名楼和名篇齐飞，诗文共古建一色”了。
“文因楼成，楼借文传’。中国的四大名楼以其奇美的景色，雄伟的形胜，引来了无数的文人雅士为之歌吟，为之诵唱，而这些诗文名篇的流传，更使名楼的声名远播，使它们能在千年的历史风雨里，一次次地修葺重建，以至留存到今。这种文学名篇与风景建筑之间互相依存、互为映衬的关系，可以说是我国建筑文化的一大特色，也是世界上独有的，令人艳羡的。
河东这片古老的土地，也是一块名楼荟萃的土地。除了蒲州的鹳雀楼和逍遥楼外，在离此不远的万荣县，还有古今闻名的飞云楼和秋风楼。
提到万荣的飞云楼，你不能不惊叹古代楼阁构制的奇巧。飞云楼所处的位置不能与其它名楼相比的，是它既不在大江大河之滨，也不在名篇名诗之中。凭楼所见也不过是“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田园风光。但飞云楼却以它巧构奇筑，精美造型，在我国木构建筑中占有―席独特的地位。
飞云楼始建于唐代贞观年间，楼高约40多米，巍峨高峻，当地有民谣曰：“万荣有座飞云楼，半截插在天里头”。你会知晓吗?它是由底层的扎地通天的四根大柱和周围的32根木柱，共同支撑着这高耸而硕大的楼体。现楼虽为清乾隆年间重建，却保留了较多的唐宋建筑风格。楼高四层，斗拱重叠密致，翘角凌空，飘然欲飞;楼顶用彩色琉璃瓦覆盖，颇有叠彩流霞之势。
与飞云楼相比，秋风楼就更有名气了。秋风楼是建在万荣县宝井乡后土庙里的一座楼阁。后土庙的所在，是汾河汇入黄河的合河处的一道漫漫土塬上，是历史上盛称的“汾阴睢地”。后土庙始建于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从汉代开始，这里便成为历代帝王祭祀土地神、祈谷佑民的胜地。汉武帝刘彻曾先后5次来此祭土。西汉时的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和东汉的光武帝照例来这里搞祭祀活动，达11次之多。唐玄宗于开元年间3 次来这里祭土。宋真宗还在此留下了巨型的亲笔御碑。
也就是在这后土庙，汉武帝刘彻留下了一首有名的《秋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清人沈德潜赞誉《秋风辞》有“《离骚》遗响”;鲁迅先生对此诗的评价是：“缠绵流丽，虽词人不能过也”。应当说“秦皇汉武”中的“汉武”，还是很有文采的。后土庙的最后面就是高高的秋风楼，以内存汉武帝的《秋风辞》石刻而得名。秋风楼已经过修缮，楼高三层，建造华美。登临其上，晋地秦川尽收眼帘。
与飞云楼和秋风楼相比，曾被誉为中国四大名楼之首的鹳雀楼却是命运多舛的。
这座建于北周时期(公元557年――581年)的名楼，由于历代黄河河道淤泥壅增，河床抬高，到元代，毁于洪水之中。
我们今天还可以找到元代著名文学家王恽的《登鹳雀楼记》，此文正写于元“至元壬申春三月”，即1272年的春天。王恽等一行来到鹳雀楼时，“杰观委地，昔人己非”，说是鹳雀楼已部分坍塌倒地，来人也不是唐时的人了。但他们一行还是“徙倚盘桓，情逸云上。于是俯洪流，面太华，揖首阳……而河山之伟，风烟之胜，不殊于往古矣。”说他们还是扶着楼梯，盘旋而上登到了楼顶，看到了雄伟壮观的景色。这说明元初时的鹳雀楼也只是部分毁圯，它的主体建筑还在。
到了明代，明篡修的《蒲州志》“鹳雀楼”条云：明初时，“故址尚可按，后尽泯灭。或欲存其迹，以西城楼寄名曰‘鹳雀楼’。”也就是说，鹳雀楼在元代被冲毁之后，明代时遗迹尚存，为使鹳雀楼象征性地存在，遂在蒲州城的西城楼上悬挂起了一块鹳雀楼的榜匾。
鹳雀楼的完全毁圯是在明世宗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明代《重修黄河石堤记》载，那一年黄河发大水，冲垮河堤，侵入蒲州城内，城外西南的鹳雀楼遗址，此次完全被洪水冲没，被泥沙壅塞，沉入了漫漫滩涂之中。这一埋，就是400多年。
所幸《蒲州府志》里保存有鹳雀楼的附图，这就为后来鹳雀楼的重建留下了极其珍贵的资料。
改革开放，旅游事业大发展，挖掘和开发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旅游胜景鹳雀楼成为当务之急。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四大历史文化名楼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相继修缮或修复，惟有鹳雀楼仍沉埋在历史的泥沼之中。1991年，在全国旅游地学术研讨会上，近百名专家发出了“关于重建全国历史文化名楼鹳雀楼的倡议”，专家们一致认为，三大历史文化名楼(阁)的修复重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料，惟独居于四大名楼之首的鹳雀楼的修复尚在议论之中。无论是从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角度，还是适应改革开放和旅游事业的发展，重建鹳雀楼已势在必行。
90年代初，永济市为振兴地方经济，发展旅游事业，提出了建设蒲州古城旅游经济开发区和重建鹳雀楼的构想。1992年春，在柴泽俊等古建专家的主持下，完成了鹳雀楼重建方案的规划设计和可行性研究报告。同年7月，由国家建设部顾问、著名建筑学家郑孝燮、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组长、著名古建筑学家罗哲文主持，在水济召开了鹳雀楼复建方案论证会，肯定了设计方案，井初步确定了复建楼址。
鹳雀楼原址，按历史记载应在蒲州古城西南的黄河岸畔。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历史上黄河多次倒岸，如今的黄河水已西迁到离鹳雀楼原址7华里之外的地方。由于治理黄河的需要，这里修建了小北干流域工程，砌筑固定石堤数十华里。经专家论证和实地勘察，确定了鹳雀楼的新址在原址地向西5华里的地方。这里不仅“前瞻中条，下临大河”，符合历史文献所描写的景观特点，富于诗情和画意，而且堤内有大片滩涂，具有良好的开发条件。
鹳雀楼的重建于1997年12月开工，经过了近5年的建设和后期工程，于2002年10月竣工，对外开放。复建后的鹳雀楼景区占地1700多亩，并初步建成了黄河文化游览区、休闲度假区和水上公园三大景区。
鹳雀楼到了!
从古色古香的游区大门进入，过拱桥鱼沼，过宽阔的广场，前面就是耸入云天、气度非凡的鹳雀楼。它建成在一座10余米高的台基之上，总体高度创四大名楼之最，达73.9米。从外观看，巧构奇筑，斗拱飞檐，但据导游介绍，它实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现代的科技工艺将钢筋水泥构件漆以木色木香，达到了“修旧如旧” 的效果。
我们一行人来时已是大半下午的时辰，游人已显稀疏。登楼既可沿梯阶攀援，又可乘电梯而上。我虽然登楼心切，但还是一层一层，次第而上，登上了楼的最高层。顶层四边是宽阔的远望台，台的西南角有王之涣的铜像，他衣带飘逸，目视远方，左手展纸，右手举笔，纸上的洋洋洒洒的《登鹳雀楼》诗，分明在1300年前就已写就。
此时，太阳已圆圆地斜挂在西天，富于壮美的诗意，凭栏眺望，西面脚下的黄河滩涂，是一片绿色蓊郁的林木和庄田，为它粗线条压边的就是汹涌的大河了。粼粼波光中，可见河上有几条船，在橹摇歌呼中联翩下驰。黄河西岸那边，村落、烟树，历历在目。远天远地，天高地阔，在这里，你果真可以领略到“千里目穷”的壮阔境界!
登斯楼也，望着黄河，望着落霞熔金的远天，你会想很多很多。想古人，想今人，想到你曾经奋斗过的日子，欢欣的和失意的，向往的和憧憬的……
同行人在咔喳咔喳地争相拍照，笑语连连，喧声盈耳。
鹳去雀来，楼废楼兴。时光亦如眼前的黄河流水，日夜汩汩流淌而去。而鹳雀楼和《登鹳雀楼》诗所凝聚的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却是永远地“定格”在这里了，并将同滚滚的黄河水一同奔腾不息，千古回响……
唐代边塞诗，以动人心弦的笔触描写边塞军旅生活，体现了唐朝锐意进取的民族精神，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一枝独秀”的地位。
有一种诗总会让我们心潮澎湃，它写的是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胡地，有一种诗总会让我们无比向往，它讲的是胡笳悲啼、八月飞雪的边关;有一种诗总会让我们热血沸腾，它说的是秦月汉关、铁马秋风的塞外。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诗歌呢?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梦回大唐，聆听那铜板铁琶奏出的千古绝唱――唐代边塞诗。
一、群星璀璨
边塞诗可上溯到《诗经》，历经汉魏六朝以至隋、初唐的草创、发展，至盛唐而蔚为大观，其后则是余音流响。据统计，从《诗经》到隋代，这么长的历史岁月中，现存的边塞诗才不到二百首，而在《全唐诗》中所收的边塞诗已有两千余首，足以看出唐代边塞诗的空前繁荣。由此很多人纷纷携笔从戎走向战场，即使有的诗人不到边关，也用自己的如椽巨笔去描写边关的明月，塞外的烽烟。
风流潇洒的诗仙李白这样说到：“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 ”，只破楼兰，杀气喷涌而出，这就是李白一直崇尚的侠客行，英雄梦。
诗圣杜甫说道：“健儿宁斗死，壮士耻为儒”。男人就应该保边卫国，做书生多耻辱啊。就连杜甫这位恪守“奉儒守官”一辈子的“老夫子”也说出这样的话，可以看出世风人心的所向了。《送蔡希鲁都卫返陇右》
看破浮华的“诗佛”王维说：“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谁不知道驻守边疆的艰苦，但我依然会一往无前，即使到最后剩下的只有一堆白骨，我也可以带着侠气流芳百世。一个“香”字就把热血豪情都带到我们的面前来，很淡定的诗佛也坐不住了。
再来看一生体弱多病的诗鬼李贺也昂扬的说道：“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男儿何不佩带这样一把锋利无比的弯刀去收取关山五十州呢?请你到唐太宗的凌烟阁上去看看，那里都是立过边功的英雄群像，里面哪有一个是书生呢?连弱不禁风的诗鬼李贺也要弯弓射大雕，笑傲江湖了。
在唐朝名家大腕无论是豪迈的，还是沉郁的;无论是淡泊的，还是超脱的，都涉笔边塞诗;很多默默无闻的诗人也在写边塞诗。所以创作过边塞诗的人数之广、作品数量之多，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边塞诗在唐朝可谓繁星璀璨。
二 、繁盛之因
唐代边塞诗的兴盛有多方面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四点：
(一)空前强盛的综合国力
这为边塞诗的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大唐终于实现了汉末以来的大一统，东至朝鲜半岛，西达西亚，南到越南顺化一带，北至北冰洋一带。疆域如此辽阔，同时老百姓生活也很富足。比如在杜甫就留下了这样一片繁华盛世，“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杜甫《忆昔其二》)可见唐朝不但GDP高，幸福指数也高。再来看外交：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大唐的深宫禁苑也不再像其他王朝那样是禁闭的，而是一殿殿、一级级已敞开大门，各国使节都向大唐皇帝朝贡。这是日本国王子来大唐朝贡的画面，顶礼膜拜，十分虔诚。
足以见出，唐代的经济、政治、外交各个领域的全面兴盛， 形成了让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欣羡、赞美的“盛唐气象”。这必然有助于打开人的眼界、 激荡起人们感情和想象的波澜。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唐代边塞诗正是在唐帝国这一肥沃土壤上迅速成长繁荣的。
(二)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
唐代是一个开放的国度，李泽厚说过，这些外来文明都可以进入唐朝，但唐人的大气一丝一毫没有感觉到别人会吞没我们，反而坚信会把他们融合掉。这就是唐人普遍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唐代是一个充满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时代，更是一个充满了希望和进取的时代，此时“天下壮武而柔文”，整个社会弥漫着英雄主义的气氛。伴随着战争的胜利、疆土的巩固，更给这个冉冉升起的帝国注入了强劲的动力，一种锐意进取、志在必得的民族精神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再加上朝廷上下对边功的极为重视，这样一种时代精神就自然升华为投身边疆、杀敌报国的拼搏意识。解了唐人的这种精神，我们就会进一步明白他们的醉卧沙场、蔑视死亡，与历史上其他朝代相比都有着不同的精神内蕴。毫不夸张的说，正是这种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为边塞诗的繁荣提供了社会心理基础。
(三)连绵不断的边境战争
唐自建国起就一直边患不断，唐朝初年四周都有边患。唐太宗在位23年中近20年有边塞战事，他平定突厥(北亚的一支逐草而居，逐水而居的游牧民族)、征服吐谷浑、和亲吐蕃，又平定契丹等地，使唐朝成为一个地大物博的多民族国家。唐高宗中叶以后，突厥不附，吐蕃强盛，屡屡犯边。武后时，基本上采取守势，但依然边境不断。唐玄宗重视武功，开元初年虽比较安定，但中期后边境地区少数民族统治者的侵扰也日益频繁，杜甫在《兵车行》就写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白首还戍边”。当兵去的时候还是小伙子，回来头发斑白了还得去边关。可以说战争连绵不断。
朝廷上下为此坐卧不宁，寝食难安，所以军人拿起刀枪上战场，诗人们拿起笔来做刀枪，在边塞诗的战场上开疆拓土。所以边境战争是边塞诗兴盛的直接原因。
(四)发展完备的诗歌
首先，唐诗整体的繁荣，它就拉动了边塞诗的繁盛。我们看唐诗怎么发达?唐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极盛时代，上到皇帝，下到百姓，甚至乞丐，都在写诗，诗歌总量现存超过50000首，诗歌作者近2300人，繁荣空前!辉煌的唐诗，就带动了蔚为壮观的大唐边塞诗。
其次，边塞题材的传承。先到源头《诗经》中看看这首《秦风・无衣》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这是先秦百姓抗击西戎入侵的军中战歌。这种最原始的英勇无畏的精神跃然纸上。边塞题材在诗经时代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发展到两汉，边塞题材的乐府诗歌处处可见。一直到南北朝乐府民歌中，出现了描写描写边塞战争的《木兰诗》，到唐朝人手里继续发展传承。 最后是诗歌体裁的丰富发展;以前诗歌样式很单一，也没有定性的韵律。在初唐终于定型，并且诗歌样式也丰富多彩，唐代边塞诗就找到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适合自己的表现形式。
唐代边塞诗有了这些坚实基础，长成繁茂的参天大树是毋庸置疑的。
三 内在魅力
《木兰诗》中“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一)悲壮
唐代这种“悲壮”又是如何表达的呢?下面就从边塞诗的领军人物之一高适来看看他的《燕歌行》：
带着都山之围的悲壮背景，来看“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在唐朝东北的边境上烽烟四起，所有将士辞家去抵御胡贼，男儿本来就看中横刀骑马天下行，天子也是非常赏识这种英雄本色，国难当头，将士们士气高昂集结完毕赶赴战场。“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校尉穿过大漠深处紧急传来了羽书，单于也高居猎火已然照到狼山腹地，战争一触即发，剑拔弩张，战果如何呢?“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在那种大漠穷秋的萧瑟背景下，暮色降临这座孤城，这里能战能守的士兵越来越少了，为什么?因为很多将士已以身殉国了。我们不是，士气高昂、蓄势待发，胜券在握吗?为什么会失败呢?
作为军人的高适看到了此次战争失败的原因，“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将士们在阵地上冲锋陷阵、奋勇杀敌，而将军在哪里呢?在美人的温柔乡里呢!接着一句“相看白刃雪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战士们相互看着战刀上血迹斑斑，看着刀刃插进自己的胸膛，但绝不投降。一反问句，振聋发聩，自古尽忠而死难道仅仅为了功勋受赏吗?看看战士们与敌人短兵相接，浴血奋战的画面，听听战士们肉搏厮杀，震天动地的吼声，这根本不是为了取得个人的功勋呀!明明知道重重包围、已经无路可逃，却没有一个将士投降;直至战到最后一分钟，最后一个人。我想此时此刻的战士们应该想到了“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正是这种宁肯站着死，也不愿跪着生的抗争意识，才显得这场都山之围尤为地悲壮。
除了悲壮，还有一种什么样的情感使边塞诗中的铮铮铁骨变成了鲜活丰满的男儿，一次次撞击着我们的心扉呢?
(二)柔美
还是走进《燕歌行》，看看那座孤城里的将士们此时此刻在想些什么?
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
这位身着铁衣盔甲的战士正在站岗执勤，白天勇猛无比，此时听着远处传来的幽咽的羌笛声，他情不自禁地遥望着玉门关，遥望着家乡的方向，想起了妻子，万般柔情涌上心头。此时的唐朝，“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男人们都奔赴战场了，留给家中女人的是苦苦的'思念和期盼、无尽的煎熬和折磨。
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此时他仿佛看到妻子一个人在城南的小院内，流着千行的泪水仰望星空，守着一片清辉，望眼欲穿。妻子也知道教夫婿觅封侯的道理，但那种“战死沙场”的无限担忧，再加上太久太久的分离，思念已经如穿肠的毒药，让她肝肠寸断了。而战士也已经习惯了这苍茫无尽的大漠，习惯了无尽大漠下跨越千山万水的思念。在这生命中最后一个晚上，妻子再一次入梦――最后让我再看一眼魂牵梦萦的故乡吧，最后让我再听一听妻子满是哀怨的倾诉吧……
正是对敌人满腔的仇恨和对妻子无尽的思念和不舍，铸就了这个敢爱敢恨的血性男儿。顿时化作了战士心中无穷的力量，化作了他手中杀敌的利器，当然也化作了他胸前最后的那一抹红色……
正可谓“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铁骨柔情，长歌当哭，这正是一个有血有肉、敢爱敢恨的真男子。
四、雄奇
首先来看唐代边塞诗的另一位代表诗人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北风卷地白草折”，北风如此劲猛，连那“冬枯而不萎，性至坚韧”的“白草”也迎风而断。“胡天八月即飞雪”，八月在我们这里正是桂子飘香、皓月当空、中秋月圆的时节，而在塞外却已经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了。这种情形应该使人感到“愁云惨淡万里凝”才对，但是诗人突发奇想，认为这压在枝头的不是雪而是盛开的梨花，“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往这里一搁，就使阴暗的天空突然有了亮色，空气突然变暖起来了，从而也奠定了全诗豪迈乐观的基调。把春风催使梨花盛开与北风吹送雪花飞舞之间搭起一座桥梁，春与秋，边地与内地，时空跨越很大。试想，北风呼啸、大雪纷飞，下了一夜之后，第二天竟变成了异样的、银装素裹的冰雪世界。这玉树琼枝，像春风来了，像是醉人的、芬芳的江南春色。这境界该是怎样的雄奇壮美!更主要的是边境苦寒呀，营帐中奇冷无比，连“狐裘”这样的貂皮大衣，“锦衾”这样的军被，也“薄”而“不暖”。将军的大弓也被冻得拉也拉不开;善于征战的都护，铁衣也是冰凉不比，但是为了战斗，“铁衣冷犹着”，如此乐观豪迈。
当然这种雄奇不仅体现在生活中，还体现在战时状态。比如“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狂风像发疯的野兽，在怒吼，在咆哮，像斗一样大的走马川的石头，居然被风吹得满地滚动。再著一个“乱”字，更表现出风的狂暴，极写了环境的恶劣和艰苦。大家试想一下，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无所畏惧地行军，这该是一支怎样的军队呀!战无不胜的铁军。正是这样一种雄奇的景色，衬托出出征将士的英勇无畏。
我们通过刚才对唐代边塞诗现象、原因和特质的赏析，明白了边塞诗是博大而壮美的，读懂了边塞诗的生死无畏，看懂了边塞诗的阔达胸襟。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说：唐代边塞诗就像挥毫泼墨的画家，一幅幅画面让我们心潮澎湃;它像在呢喃地诉说，一句句说得我们柔肠百转。它更像一个雄浑的军号，一声声吹得我们热血沸腾。
唐代边塞诗数量之多，诗人之众，风骨雄浑豪壮，特别是盛唐边塞诗，在中国历朝同类诗歌中居于领先地位。
以军旅、征战等边塞生活为题材的边塞诗最早起源于《诗经》中有关战争和征戍题材的诗歌，经过汉魏六朝，边塞诗无论从质上还是量上都有一定的提高，到了唐代，边塞生活成为诗歌创造的普通题材，特别是自玄宗开元元年(713)至代宗大历五年(770)这一盛唐时期的边塞诗，更是以其充沛的感情，刚健的笔触，描写了壮丽的边塞风光，豪迈的军戍生活。在近些年的唐诗研究中，边塞诗是众所瞩目的热门课题，已发的论文多达数百篇，但大多都是从文学的角度研究边塞诗的，从历史的角度探讨边塞诗在盛唐盛行原因的论文甚少，从解放到现在主要相关论文有陈涛的〈〈盛唐边塞诗的繁荣及内容再探〉〉，黎传绪的〈〈论盛唐诗歌特征及其原因〉〉[2]等，还有个别的论文集也有所论及，其中胡大浚“深沉的历史意识和特定的现实条件造就的时代精神，独特的社会文化心理是盛唐边塞诗盛极一时的根本原因”[3]是最重要的观点，本文就是在此基础上，展开并深入地论述边塞诗盛行的历史原因，在综合前人的观点上通过举例等论述使之成为更为全面的结论，这不仅可以理清其盛行原因，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将有助于我们对唐文化史乃至中华文明史的认识。下面我将从物质、精神、文化、战争融合四个方面来浅析盛唐边塞诗繁荣的历史原因。
一、 唐帝国强盛的国力为边塞诗的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物质方面)
唐承隋制，是在隋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大一统封建王朝，并且在开元、天宝时期把中国封建社会推向了辉煌的顶峰。唐代是一个变革的大时代，国内各民族进一步融合，对外文化交流频繁，思想高度活跃，整个社会生活呈现出一种积极健康向上的趋势，给人以一种蓬勃而富有生机的感受。这样的时代背景，必然有助于开阔人们的视野，充实人们的生活体验，激荡起感情和想象的波澜，从而为艺术文化的创造开拓出崭新的局面。盛唐边塞诗正是在唐帝国所开创的空前强盛的政治经济文化这一肥沃土壤里迅速成长繁荣起来的。
处在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王朝经济是十分发达的。由于唐初推行均田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由于隋末农民起义对豪强势力的严重打击，使农民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与地主阶级的人身依附关系，从而使唐代的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解放与发展。到贞观年间，唐代的经济不仅得到全面的恢复，还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贞观政要.政体>>有当时“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备，又颇致丰稔，米斗三四钱”，就是见证。到玄宗时代，唐朝的经济更是达到颠峰，<<杜甫.忆昔>>中已是“小邑犹藏万家室”，“公私仓廪俱丰实”.
同时唐帝国也是一个气度恢宏的大国，言路开通，思想活跃，政治文化氛围较为宽松自由，这为唐边塞诗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像元稹《连昌宫词》、白居易的《采诗宫》等，虽然批评了皇帝，也并没有因此犯忌讳。正因为这样，所以朝野上下，有一种比较自由的空气。<<杜甫.饮中八仙歌>>中有诗人可以“举觞白望青天，皎如玉树立风前”，可以“长安市上市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唐代的变革更带来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社会生活领域的全面兴盛，形成了让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欣羡赞美的“盛唐气象”，唐代边塞诗尤其是盛唐边塞诗的雄豪风貌，正是以这种强大帝国蒸蒸日上的国势及其所展示出来的“盛唐气象”为其现实依凭的。
二、唐诗的整体繁荣和边塞诗的长期发展是盛唐边塞诗繁荣的内在逻辑起点(文化方面)
盛唐边塞诗繁荣，既有其共时性的因素，诸如盛唐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的强盛，同时又有其历时性的“史”的因素，即从文学发展的流变来看，盛唐边塞诗之所以能够成为历代边塞诗之冠，主要是因为它是唐诗全面繁荣和边塞诗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首先，唐诗的整体繁荣带动了边塞诗的创作水平，提高了边塞诗的艺术成就。唐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极盛时代，诗歌总量现存超过50000首，诗歌作者近2300人，诗歌繁荣盛况空前，技巧之成熟，流派之众多，体裁之完备，揭露社会矛盾之深刻，描摹人物心态之细致，几乎空前绝后之地步!唐代诗歌的这种整体氛围和总体格局，使得作为唐代诗歌重要组成部分的唐代边塞诗的创作水平和规模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和拓展。
其次，从边塞诗自身发展的逻辑来看，在唐以前，边塞诗歌已有悠久的历史，《诗经》始为滥觞。两汉时期，武功卓著，对匈奴的长期战争和经营西域的成就，不仅对当时社会，而且对整个中国历史都有深远的影响。尽管由于诗歌创作的不发达，没有为我们留下成熟的边塞诗，然而汉乐府中的《上之回》、《战城南》，以及许多已亡佚的作品，如《陇头水》、《出塞》、《入塞》、《关山月》等等，却成了唐人边塞诗中最常见的题目，《乌孙公主歌》、《李陵歌》、《匈奴歌》成为典故常为唐人所歌咏。建安魏晋南北朝诗歌对唐代边塞诗的影响就更为明显了，它们之间有着更加直接的渊源关系。
三，民族边患战争的长期存在也促进了盛唐边塞诗的发展与繁荣。(战争和融合方面)
自大唐建国伊始，便面临着严重的边患。事实上，在李唐近三百年的历史中，边患一直没有真正解除。于是，在唐代士人中，特别是那些渴望建功立业而扬名沙场的高洁之士便大量涌现出来，这就为从军出使，漫游塞上提供了方便，实际上也就为诗人直接和间接地吸取边塞生活养料创造了可观条件。而与此相关的边塞诗也便应运而生了。当时边事不休，文人崇尚军功，“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从军行》)成为当时众多士子的共同心态;而国内承平气象又自然使人想到秦汉王朝空前威严雄浑气象(因此之故，唐代文人爱在诗中出现“秦汉”字眼，王昌龄《出塞》中“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17]，这种对秦汉王朝的'追慕情怀，笔者姑名之为“秦汉情结”)，这更激起诗人心中的豪情。 盛唐边塞诗人中作豪壮语者颇多。如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以“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极写军情之急，以“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力衬唐军之勇。高适在《燕歌行》中，以将士面对“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的酷烈战争，表现出“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哪顾勋”[18]的无私报国。
但不可回避的是，盛唐边塞诗人的这种豪情也往往伴随着“边愁”。边地辽远，生活苦寒，“五月天山雪， 无花只有寒”(李白《塞下曲》)，羌笛“怨”杨柳自在情理之中。在组诗《从军行》中，王昌龄才抒发“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明敕星驰封宝剑，辞君一夜取楼兰”的豪情，又流露出“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19]的愁绪。
由于战争的影响，所以各民族出现了空前的融合，再加上唐统治者采取开明的民族政策和民族思想，从而扭转了自古以来大汉民族鄙视少数民族的偏见，如<<资治通鉴>>中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在李世民的带头下诗人们也逐渐摒除了民族偏见，这就从很大形势下促进了民族关系的改变，为各民族边塞诗人的互相交流提供了一个平台，由于各民族诗歌风格的相互融 合，为诗歌的发展补充了异样的血液，从而促进了 边塞诗的繁荣.
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唐朝边塞诗派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同时，它的形成也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酝酿。事实上早在边塞诗派形成之前，不少文人已经创作出数量可观且远胜于前代的边塞诗，像骆宾王，陈之昂等，但唐代边塞诗派的真正形成却是在盛唐时期。从骆宾王到陈之昂，初唐边塞诗大大地发展、丰富了，虽然还未能形成独立的流派，但已为盛唐边塞诗派的出现做了多方面的准备，预示着一个更加繁荣的边塞诗创作时代的到来。
由此观之，盛唐边塞诗繁荣的原因不是单方面造就的，而是由多方面因素综合构成的，是唐王朝雄厚的国力、开明的文化政策、士人锐意进取的民族精神及下层民族之间长期的战争与融合谱写出来的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史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