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州）人，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散文家和诗人。豪放派代表人物。他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他还是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乐府》等。
嘉佑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在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高中进士第二名。
嘉佑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服满还朝，仍授本职。
苏轼几年不在京城，朝里已发生了天大的变化。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相国王安石意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故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这样持续了有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仕大臣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俗语：“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佑六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被外放颖州。元佑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他以“讥刺先朝”罪名，贬为惠州安置、再贬为儋州（今海南省儋县）别驾、昌化军安置。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
苏轼的生平事迹的简介
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生于公元1037年，去世于公元1101年，北宋眉州眉山人，祖籍河北栾城，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诗歌方面，苏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以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之风，为时人所赞扬。
词作方面，开创豪放派诗词，与词人辛弃疾同是豪放派词作的.代表，两人并称“苏辛”。
散文方面，与散文大家欧阳修并列，合称“欧苏”，著述宏富，豪放自如的散文风格，受到历代士子的追捧与学习。“唐宋八大家”，大家都听过吧，这个名称指的是唐宋两代八大散文作家的合称，苏轼位列其一。除了苏轼以外，其他七位分别是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苏洵、苏辙、欧阳修、王安石、曾巩。
苏轼还善书，与黄庭坚、米芾和蔡襄共称“宋四家”。
苏轼自小就表现出了极高的天赋，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宋嘉佑二年与与弟弟苏辙、父亲苏洵同时进士及第，一时成为一方美谈，人说“一门三苏”。
嘉祐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来母亲病故，因守孝丁忧故里，熙宁二年官复原职。复官之后，因为不赞同王安石的变法，而上书反对，从而受到排挤，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杭州任职期满，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县令。时间一转到了1079年，苏轼因李定等人故意扭曲其词中之意，而网织“文字毁谤君相”的网罗罪名，被捕入狱，史称“乌台诗案”。若不是宋太祖赵匡胤曾定过士大夫不杀的国策，苏轼想来难逃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此后心灰意冷，郁郁不发，只每日寄情于山水，寻求心灵上的解脱。在这个时间段里，苏轼作出《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
宋哲宗极为之后，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受到打压，司马光被重启为相，苏轼也复为朝奉郎知登州，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不久连升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
物极必反，正当苏轼仕途一帆风顺之时，因为上书对王安石变法的抨击，而在此受到诬陷。此后苏轼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只能外调，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
公元1093年，新党重新执政，苏轼再遭贬谪，先是被贬到惠州，不久又被贬到儋州。
宋徽宗继位之后，因大赦北还，复任朝奉郎。可惜的是还不待回到京城，便在途经常州时因病逝世，享年六十四岁，御赐谥号“文忠”。
苏轼一生起起落落，经历坎坷，但也许正是因为其丰富的人生经历，才能留下如此多封著作。
东坡肉
苏轼被贬黄州的时候，有著名的《猪肉颂》打油诗：“黄州好猪肉，价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这里的“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就是著名的东坡肉烹调法了。苏东坡后来任杭州太守深受百姓爱戴。而这“东坡肉”也跟着沾光，名噪杭州，成了当地的一道名菜了。
苏轼退房
苏轼居于常州，他花掉了最后一点积蓄，买了一所房子，正准备择日迁入住，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一老妇哭得十分伤心。他问老妇哭什么，老妇说，她有一处房子，相传百年了，被不孝子孙所卖，因此痛心啼哭。细问之下，原来苏轼买的房子，就是老妇所说的祖传老屋。于是苏轼对她说：“妪之故居，乃吾所售也，不必深悲，今当以是屋还妪。”苏轼当即焚烧了房契，只是租房子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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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主要成就
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
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
柳永虽然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却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而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
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许多人问人的一生怎样度过才为好？在我看来：苏轼的一生是最为畅快惬意的，如一坛美酒，馥郁香醇。换言之：人只要拥有苏东坡般的性情，一生便可怡然自醉。
提及苏轼，许多人最先想到的就是他的才华。的确，这位二十岁出头就考中进士的当朝的“神奇小子”，后来成了他那个时代文坛绝对的领军人物，就连后来对他颇有不满的大文豪司马光也会感叹：苏轼这样的人才，不知还要过几百年才能再出一个。然而，苏轼有的，不仅仅是文才。宋神宗一次与大臣论及苏轼，群臣说他像李白，宋神宗不满意地摇摇头说，他有的绝不仅仅是太白之才。神宗的评价是中肯的。如果仅负文才，那么苏轼将湮没于古往今来的文人堆中，他的人生也将无太大的品味价值，然而他的人生是那么美：其中不仅有文才，还有胸怀，有穷忠，有爱民，有宽于待人的大度与朴素和近于常人的可爱情趣。
也许由于太过锋芒毕露，也许上天给他旷古之才的同时注定又要夺走他的一些东西：他的一生仕途坎坷，“迁谪”二字伴他始终，是他难得有几年安顿、宁静的日子。但他偏偏是这样一个“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穷忠臣子：遭贬谪调出京邑，他一如既往的忠于职守，造福百姓，而且他人生中真正的收获：文学上和政绩上的，大多都是他在外地所得：被贬徐州，他与百姓共同抗洪灾，又调集人力兴修水利，立了一大功;被贬黄州，他的文才与“赤壁”相碰撞，诞生了千古绝唱“三赤壁”；被贬杭州，修整西湖筑苏堤，解决当地的水患与百姓的生计；被贬琼州，他写出《易传》、《书传》、《论语传》这人生中的三大巨著……如此，对那个年少就立志要治国平天下的他而言似乎有些反讽，但好在他是那样达观、不介怀，真正地收获了人生。无独有偶，泰戈尔也说过一句可以作为苏轼的反面注解的话：当一个人为错过太阳而痛哭时，他也将错过星星了。可惜，古往今来太多有才华的人过于计较得失，他们都注定只能在瞻前顾后、顾影自怜中蹉跎自己的一生，任一腔热血与满腹才华如弃置的良田长满野草，兀自荒芜了。
苏轼性格乐观大气，胸襟宽广，即使得势，对待曾迫害自己兄弟二人的政敌都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态度。豪爽的他还爱喝酒，在被贬时犹爱交朋结友、游山玩水，留下不少趣闻轶事，使他在民间人气颇高：
苏轼在朋友家如在己家，心有所想，脱口而出：在老刘家吃了一种很酥脆的饼，觉得很好吃，问及它的名字，老刘忙着做饼，随口说没名字，苏轼立刻随口说道：“就叫它‘为甚酥’ 吧。”还有一次，在朋友家喝酒，觉得酸，也不管主人的'脸色，脱口而道：“你这酒是不是做醋错放了水啊?就叫它‘错著水’吧。”后来更是作出一句“已倾潘子错著水，更觅君家为甚酥”戏谑之，性情之活泼可爱，如一大孩子。
苏轼的一生，除了诗词喝酒，更多的是困境，还有困境中的亲情。他那遇事不鸣则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性格使他在官场上吃了不少苦：早年为官锋芒毕露的他，就已因此在“乌台诗案”中让人整得够惨，但这个乐观、耿直到无可救药的人在复归京师后又口出狂言：他看不惯大臣程颐的满口道德文章，斥之为虚伪造作，还在司马光的追悼会上当众取笑他，让程颐和他的党羽们当众下不了台，为自己留下一大祸患。
苏轼的锋芒毕露让身边家眷也尽受累，贬谪途中的舟车劳顿、迁徙辗转令几位至亲夭亡，这自然又给了他沉重的打击，但悲伤过后，他又继续与健在的亲人相濡以沫，共渡难关，其情之笃，实属感人。那首赠给弟弟苏辙的《水调歌头》，不仅寄予了苏轼对弟弟的深厚情感，也抚平了古往今来无数离人的心愁。
乘过风，有顺风、逆风甚至邪风、恶风，东坡一概笑立风中；踏过浪，登过浪尖沉过水底，苏轼还是那样超然洒脱。“苏门六君子”之一的李方叔为他写的祭文很好的注解了他的一生：“道大难容，才高为累。皇天后土，鉴一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万古英灵之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