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过程中，由于古代文人对于自然宇宙和艺术的融合状态比较重视，而音乐又是古代艺术的中心所在，所以音乐艺术元素深受古代文人的喜爱，承载着易风俗、陶民情和助教化的重要作用。一直以来，音乐在古代祭天、祭祖、图腾崇拜、庆功时都得到了非常大的推崇，而这正是音乐对古代社会造成巨大影响的主要原因。在这样特殊的时代与文化背景下，中国古代小说的创作者们才有了挥之不去的民族音乐情结。无论这种民族音乐情结是自觉抑或是不自觉的，都是古代小说家内心情感的外在表现，是他们文学创作的心理表现形式。这种音乐情结主要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含义，即精神层面和符号层面。前者是指小说家内心深处的音乐原始记忆与直觉感受，而后者则是指小说家在小说文本中把一些音乐概念系统穿插到小说中去的一些文字性的符号。
一、小说和音乐之间的互相渗透
如何理解小说和音乐之间的互相渗透呢？小说通过语言艺术来塑造人物形象、展开故事情节。音乐是听觉艺术，通过节奏、旋律、配器等多种组合手段来表达感情，反映生活。它们都是表达人们情感流露的艺术，从古至今，从东方到西方，小说和音乐渊源深厚，相互影响和渗透，尤其小说家和音乐家的合作，能彼此改变创作的风格和方向，丰富作品的内涵和形式。另外，小说的平叙和高潮也体现出一定的节奏，包括主观节奏、客观节奏、作家的节奏和读者心理节奏等，这种节奏形式在某种程度上与音乐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且音乐可以通过不同的节奏来迎合小说中故事的风格和场景，也就是说，小说能够借助音乐的魅力，将故事更完美地呈现给观众。
小说具有音乐性，音乐具有文学性，两者独具特色又互相借鉴、互相阐发、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一般情况下，音乐元素与小说互相进行渗透的.类型有三种，分别为：渗透在小说中的奏乐和歌唱画面；渗透在小说中的唱词和曲调；渗透在小说创作中的歌赋诗词。这些意象和音乐元素会自然地出现在创作者的意识和思想中，然后创作者再将这些音乐元素渗入到小说的情节、结构和叙事的过程中。所以说，在小说的创作过程中，音乐可以给读者更多的审美体验，让读者更直观地感受到的小说的魅力所在。
二、民族音乐情结在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渗透
中国古代小说虽然没有古代诗词那样有着较为严格的声律体系，但是，它依然与音乐艺术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可以说，民族音乐情结在中国古代小说中不断地进行着渗透。
（一）歌唱和演奏场面在古代小说中的渗透
我国很多小说都描写了歌唱和音乐演奏的场面，整部小说如同一部正在演奏的场景，美丽非凡。通过把这些音乐图画抽离出来，融入到小说中，可以将作者所要传达的信息默默地表达出来。在古代，琴是士大夫、文人必备的乐器，由于古琴具有缓慢和沉静的特点，在古代的小说中，为了把故事的情节推动、对人物的形象进行塑造以及对叙事的基调进行转换，经常会引入一些抚琴的描述语句，这样便可以很轻易地对小说局部和整体的叙事节奏进行改变。比如在《春秋列国志传》第三十六回中描述到，管仲生命垂危，齐桓公心中非常的焦虑，于是就派田宁去骊山找高人卜卦，田丹马不停蹄、日夜兼程的到达骊山，到此为止，故事的叙述一直是非常的急速和紧凑的，而田丹到达骊山之后，看到一个白发老者正在幽谷之中凝神抚琴，伴随着悠扬的琴声，紧凑的时间如同停滞一般，文章中紧凑的节奏也突然变的松缓。又如在《三国演义》中，大敌压境的时候，诸葛亮端坐在城头之上，悠然地弹着琴，与眼前的危机重重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在这种描述中，伴随着悠然的琴声，人们脑海中往往会出现一个沉浸、柔和、清雅的人物，这和古人用琴养情的传统有非常大的联系。此外，在《燕丹子》这部小说中，荆轲准备刺杀秦王的时候，秦王请求听着琴声死去，于是便叫来歌姬进行抚琴。在琴音中，秦王听出了逃脱的方法和路径，而荆轲对琴语无法理解，最终导致了刺杀活动的失败。小说中的这处琴音也正好暗示了一个人如果没有解答琴语的智慧以及操琴的雅致，虽有一身的勇气，仍然无法做一番大事。
（二）曲唱调词在古代小说中的渗透
在我国古代小说创作过程中，经常会对一些曲调唱词进行引用，然后把这些曲调唱词做成一种独立的音乐文本，插入到小说的文本中，这样不仅可以更好地将小说中的情节描述出来，还可以更好地表达小说的主题、刻画人物的形象，对小说中以后的故事情节进行暗示。同时，小说也可以通过这些曲调唱词奠定叙事基调。例如在《战国策·田单将攻狄》中有这样一段童谣：“大冠若箕，修剑拄颐，攻狄不能下，垒于梧丘”，同时还有昔日田单攻即墨时的誓歌：“无可往矣，宗庙亡矣，无日尚矣，归于何党矣！”这两句唱词可以说对整部小说都起到了承转的作用，同时将古代小说用音乐
（三）诗歌韵律在小说中的渗透
在我国古代的小说中，诗歌有着非常高的地位，可以说诗歌是音乐性文本的延伸，在引出故事情景、提升小说地位、渲染故事氛围、深化人物形象等方面有着非常大的作用。古代的小说家在进行创作的过程中常常通过引入诗歌韵文提高小说的阅读感觉。在《莺莺传》中，崔莺莺和张生之间就使用诗歌来表达情义。小说的作者元稹在对小说进行描述的过程中，对诗歌进行了充分的使用，只《会真》三十韵一首诗歌就有六十句，使诗歌成为了整个小说的发展主线。在《王之涣》中王昌龄、高适、王之涣三个人在小酒馆喝酒的时候，一个歌姬一边唱歌，一边走过来，于是他们三个人便打赌看谁的诗歌被唱的最多，就说明谁的诗歌最好。从表面上来看，这只是文人之间相互争比的小事情，但是却表现出了古代评判小说高低的标准，这些音乐都是在对小说进行叙述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音乐文本，它不仅推动了小说情节的发展，也使小说的人物变得更加生动。在《绿珠传》一文中，整篇文章一共有一千多字，但是却引用了八处诗词文章，占到了整部小说内容的三成；在《杨太真外传》中也分别 引用了李白、杜甫、刘禹锡、李遐周、刘宴的诗等。当然，类似的传记、传奇、史传、志怪的小说还有很多。在宋朝以前的小说中，多是使用衍生形式和音乐进行渗透，如对弹奏的场面、演奏的场面使用文字来描述出来、使用诗词歌赋等音乐的衍生形式 进行描述等，从而很好地达到帮助小说家展现小说主体、构建小说情节的目的。
综上所述，音乐情节的渗透和我国古代小说的创作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本文虽然是对古代的小说进行研究，但是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对小说和音乐相结合的写作方法的关注，从而对目前文坛的尴尬处境进行改善，让更多的评论家灌注具有文学理论意义的音乐情节，更加独特、全面地对小说进行批评和诠释。
导语：作为我国著名的女性作家，张爱玲以深厚的音乐艺术修养巧妙地从音乐艺术的审美视角来揭示作品的主题内涵和美学价值，构筑小说情节，营造意味深长的意象，增强作品的灵动性、深刻性和艺术表现力，衬托和凸显小说的主题内涵和美学价值，从而使文字与音乐交融焕发出灼灼光彩，为作品增添了无数超然的意境。下面就从以下几方面来浅析张爱玲小说的音乐化特征。
中国近代作家张爱玲出身于没落的贵族世家，长达十多年的音乐熏陶和训练不仅使她对音乐有着异乎常人的体悟力，而且还使她对中西文学中蕴含的音乐性有着深刻而透彻的理解。以语言技术精湛而著称的张爱玲常在小说中利用音乐的灵动性和丰富性来增强作品的灵动性、深刻性和艺术表现力，以音乐艺术来衬托和凸显小说的主题内涵和美学价值，使文字与音乐交融焕发出灼灼光彩，为作品增添了无数超然的意境。
一 张爱玲音乐观对其文学的渗透
中国文学脱胎于音乐，诗乐舞一体是华夏艺术的灵魂与核心。西方文学艺术发展也深受音乐艺术的渗透和影响。法国浪漫派诗人最早将音乐因素文学，开启了浪漫文学的新纪元，法国象征派诗人通过音乐来追求朦胧性和暗示性的艺术主张，这一艺术主张使意识流小说深受启发，许多意识流小说家开始将音乐的主导动机转化为小说技巧，用以烘托主人公出场气氛、暗示场景主题、创造循环往复的气氛，也有的小说模拟音乐的复调叙述和交叉多线方法用以解决复杂的时空关系，追求文学作品的节奏感和旋律美。可以说，音乐对中西文学的影响和渗透作用是由来已久的，这也是中西文学发展的共同选择和趋势。
张爱玲出生在前清遗老的旧家庭，但却成长于西方文化元素迅速涌入的新时代，深宅老院中的父亲守旧保守、花园洋房中的母亲新潮开放，古典传统文化与现代西式礼仪、传统与洋化、黑暗与光明、监禁与自由不仅深深地影响着张爱玲的思想，而且还兼容并包的存在她的文学作品中。八九岁时，张爱玲出国留学的母亲回国，这在带给她温馨甜蜜家庭的同时也带给她最初的音乐熏陶，此后长达十多年的熏陶培养了她对音乐深刻的体悟力，使她深谙音乐的穿透力和感染力，深深地感悟到音乐传达的情绪与形象。张爱玲将她对音乐的理解和感悟融入到小说创作中，既实现了音乐对现代小说的全面渗透，又使得其小说语言极富音乐美，如她将极富音乐节奏美的押韵、叠词叠韵、反复等古诗格律运用到作品中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开创了中国现代小说自觉吸收音乐艺术、音乐对现代小说全面渗透的新纪元。从文学观念的音乐化到小说语言的音乐化，从音乐形象的直接运用到音乐形象的密植和小说结构的音乐性，小说语言音乐化已成为张爱玲区别于其他作家的独特语言特征。
从对音乐家的欣赏来看，张爱玲最喜欢的不是浪漫派的贝多芬或肖邦，而是巴洛克时期德国杰出的作曲家、演奏家――“西方现代音乐之父”巴赫。与其他作曲家演奏家相比，巴赫的作品具有高度的逻辑性和深刻的哲理性，结构严密、风格清新隽永，他的作品没有庙堂气息、英雄气概，也没有宫廷乐曲的纤巧，有的只是深沉、悲壮和广阔，从这里可以看出，张爱玲更钟情于安稳的人生;从乐器的角度来看，张爱玲对绝对悲哀的梵哑铃极为反感，但对略带苍凉之感的胡琴却尤为喜欢，正如她自己说的胡琴的苍凉“远兜远转，依旧回到人间”，这与张爱玲对人生所持的评判标准是一致的，她认为安稳的人生意味着永恒，这样的人生韵味历久弥新，因此，她的作品里没有悲天悯人、没有纯情浪漫、没有残酷冷血、没有热血澎湃，有的只是打情骂俏、勾心斗角、平凡人生里平淡无奇的故事和朴素生活中的微波细澜。由此可见，张爱玲的音乐观是一种自觉的美学追求。
二 张爱玲小说的音乐化特征
1 结构的音乐性。张爱玲小说向来以结构美著称，她的作品常用音乐穿插贯通全文，这不仅使作品结构严谨完整，而且还呈现出独特的音乐结构形式。如《倾城之恋》在万盏灯火和感伤的胡琴声中拉开帷幕，又在咿咿哑哑、万盏灯火的夜晚降下帷幕，这种结构与首尾呼应、起点与终点常落在同一个主音的音乐结构形式相一致。作品开头对主人公白流苏生活状况的`描写与多音区对同一音乐主题的反复表现相类似，而白流苏在上海与香港间的多次往返则与音乐的回环演进进程相似，结尾处白流苏与范柳原之间兜兜转转、分分合合以及大团圆结局的爱情故事与音乐循环往复的时空观相一致，奏响了一曲永恒无限的生命交响曲，而作品中的花、墙、风、月等意象则是音乐中具有无限韵味的乐句。《封锁》也是一篇成功的以音乐结构作品的例子。作品开头以山东乞丐浑圆嘹亮的歌声“可怜啊可怜，一个人啊没钱”来引出主人公英语助教吴翠远的爱情故事：在封锁期间，一个单纯的女人――吴翠远与35岁同样单纯的男子吕宗桢邂逅相恋，正当两人热恋时，封锁解除了，吕宗桢离开了，只剩下孤独可怜的吴翠远和那久久萦绕的“可怜歌”：“可怜啊可怜，一个人啊没钱”。“可怜歌”在作品中不仅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同时也暗示着故事的结尾“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在以楚汉之争为背景的《霸王别姬》中，虞姬的命运就在哀婉的楚国民歌声中漂浮不定，她明白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也知道自己情归何处，但面对四面楚歌，她还是毫不犹豫地拔出刀刺进自己的胸膛，哀婉的音乐暗示了人物的命运结局。
2 语言的音韵美。张爱玲小说中的音乐犹如一粒粒传达美丽的文字珍珠，音韵铿锵、抑扬顿挫，虽不追求纯粹的音乐艺术效果，但却表达出一种难以言传和极具节奏变化的语言魅力，体现了作家灵魂深处的极致美丽。张爱玲小说语言极具音韵美，富于变化的旋律与抑扬顿挫的审美感受展现了其独特的内心世界。张爱玲小说语言的音韵美主要体现在：一是叠音词和重叠词的使用。叠音是汉语最古老的修辞手法，循环往复的音调尽显汉语语言音韵之美，如杨柳依依、雨雪霏霏、冷冷清清、寻寻觅觅等。叠音词和重叠词在张爱玲小说中也有着广泛地应用，如《心经》中“两人只得摸着黑，挨挨蹭蹭”“轻轻”“缓缓”“点点头”“黑漆漆，亮闪闪，烟哄哄，闹嚷嚷”“空荡荡”，《鸿鸾禧》中“指指点点，说说笑笑”，《十八春》中的“说说停停”“哭哭啼啼”“谈谈说说”“笑笑，招招手”“听听音乐”，《茉莉香片》中的“紧紧抉住”“静静站着”等，诸如此类动词、形容词重叠十分常见，错落起伏、音韵和谐的重叠词和叠音词灵动呼应，赋予语言极强的旋律感和节奏感，增强了小说语言的艺术表现力和艺术表达效果。二是顶真、排比、反复的应用。张爱玲还擅长使用顶真、排比、反复等修辞手法来增强作品的表达效果。顶真是指以前句或上句结尾词语做下句或下文开头，以形成语句衔接、语气连贯、章节首尾顶接的一种修辞手法。如《金锁记》中“像一天的星。一天的星到处跟着他们……”;《创世纪》中“嘹亮无比的音乐只是回旋，回旋如意……”;《花洞》中“实实虚虚，虚虚实实，极其神秘”。排比是语气相同、意义相近或相关的句子的并排组合，排比句不仅能增强语言的条理性、层次性和生动性，而且还能增强语言的节奏感和声韵之美，张爱玲深谙排比句的独特用处，如《倾城之恋》在描写新生婴儿时，使用了“新的明亮的眼睛，新的红嫩的嘴，新的智慧”这一音节整齐匀称的排比句来凸显语言感情洋溢、气势更为强烈;《心经》中“在他们之间隔着地板，隔着……隔着……”这里音韵和谐、同构异语的排比句的使用增强了语言的节奏感。反复是同构同语的叠加，是张爱玲小说中一种重要的语言艺术表达方法，也是其语言音乐化形成的重要语言手段。如在《金锁记》中，面对刁难和不解的小姑子，身为姜家二奶奶的曹七巧站起来说道“你不知道没病的身子是多好的……多好的”，“你去挨着你二哥坐坐，你去挨着你二哥坐坐”，要强、泼辣、开朗、漂亮的曹七巧浑身充满青春的气息、散发着蓬勃的生命的激情，但爱情的缺失使她在爱的欲望中苦苦挣扎，每日对着身患骨痨肉体不管用的丈夫，她那高度压抑的情感、欲望、痛苦以及凄苦无依的心痛都付诸于简单无奈的语言反复中，如泣如诉。三是多种修辞手法的套叠使用。张爱玲认为修辞手法的音乐表现形式并不一定是单独出现的，而是几种修辞格的套叠使用，如《第二炉香》中看到一步步走过来的妻子， “裹着银白的纱，云里雾里……她的头发燃烧起来了”，排比、比喻、夸张等多种修辞手法的使用不仅使句子与句子之间音韵粘连呼应，而且还增添了文字的旋律感和朦胧美。 3 意境的音乐化。张爱玲小说一直以丰富鲜明的意象被评论家所称道。张爱玲小说常以画面意象暗示人物命运，以听觉意象尤其是音乐意象贯通各种感官，音乐意象与画面意象共同构成的繁复视听意象不仅超越了艺术画面单一性的象征效果，而且还丰富了作品的艺术世界，使作品意象更为新奇、富有韵味。如《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卖笛人吹出的笛声像“尖柔扭捏的东方的歌……终于连梦也睡着了”，拖沓的旋律与蛇疲懒盘绕的形状有诸多相似之处，暗示了主人公佟振保被乏味的家庭所困扰、对婚姻的厌倦;梵哑铃的弦子“全然没有曲调可言……震耳欲聋”，编曲的人将一个个音符倒在巨桶里使劲搅拌着，这种音乐意象在带给读者具体可感的形象的同时，也承载着更多的想象。《创世纪》中匡潆珠与毛耀球的恋爱就像古琴独奏的《阳关三叠》简单的调子“再三重复，却是牵肠挂肚”;匡潆珠的祖母紫薇贵为相府千金，生在繁华锦绣之乡，人长得美丽迷人，年轻时她听到的《阳关三叠》是技艺精湛的乐视用古琴演奏的，欣赏的是别人精致而华美的离愁，但现在已近垂暮之年的她听到的却是旧风琴弹奏出的笨拙、蹒跚的曲调，揭示了那个永远回不去的华美时代，而祖孙二人对同一首曲子如此敏感也隐喻了旧时代女性命运的轮回。
我一向相信人定胜天，常常逆数而行，然而人力毕竟不敌天命，人生大限，无人能破。
文学或许不能帮助一个国家的工业或商业的发展，但文学是有用的，它是一种情感的教育。想做一个完整的人，文学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六〇年代，反观大一陆，则是一连串问人的悲剧：老舍自沉于湖，傅雷跳楼，巴金被迫跪碎玻璃；丁玲充军黑龙江，迄今不得返归；沈从文消磨在故宫博物院，噤若寒蝉。大一陆文学，一片空白。
你待我一尺，我待你一丈，你待我一丈，我待你天上。
人长天也长，让他一步有何妨！
老太太这些充满睿智的教诲，的确有中原人士的广阔心胸。
我在车中反光镜里，瞥见他孤立在大门前的身影，他的头发本来就有少年白，两年多来，百病相缠，竟变得满头萧萧，在暮色中，分外憷目。开上高速公路后，突然一阵无法抵挡的伤痛袭击过来，我将车子拉到公路一旁，伏一在方向盘上，不禁失声大恸。我哀痛王国祥如此勇敢坚忍，如此努力抵抗病魔咄咄相逼，最后仍然被折磨得形销骨立。而我自己亦用尽了所有力量，去回护他的病体，却眼看着他的生命一点一滴耗尽，终至一筹莫展。我一向相信人定胜天，常常逆数而行，然而人力毕竟不敌天命，人生大限，无人能破。
历史的演变真是莫大的讽刺。战败的日本在烽火废墟上建立起一等的经济大国，而我们却“赢得了战争，失去了和平”……
人心唯危，瞬息万变，一辈子长相厮守，要经过多大的考验及修为，才能参成正果。阿青，也许天长地久可以做如此解，你一生中只要有那么一刻，你全心投入去爱过一个人，那一刻也就是永恒。你一生中有那么一段路，有一个人与你互相扶持，共御风雨，那么那一段也就胜过重生了。
文学或许不能帮助一个国家的工业或商业发展，但文学是有用的，它是一种情感教育。想做一个完整的人，文学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培养你的美感，对人生的看法，对人的认识，它在这方面的贡献最大，不是别的东西所能替代。音乐比较一抽一象，而文学却很实在，它对人生更为接近。
新疆吐鲁番出产的哈密瓜，的确不愧是人间美味，瓜瓤丰一腴，味甜如蜜。抗战胜利后，我们居住南京，每年父亲在新疆的回教朋友都要送来几大篓哈密瓜。晚饭后父亲召集我们开“生果会议“，一桌子摆得黄澄澄的，一刀下去，满室生香。有一种哈密瓜竟有醇酒的芬芳，所以又名”醉瓜“，对此极一品，怎不教人睹物生情。
我写的常是人的困境，因为人有限制，所以人生有很多无常感。在这种无常的变动中，人怎样保持自己的一份尊严？在我小说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他们过去的一些辉煌事情、一些感情、能够保有的一些东西。正如张隆溪教授说的，文学教人同情。我写人物时，跟他们站在同一根线上。他们的困境，我想我也有。我不是站在一个比人高的位置上去批判人。我想，人的最后裁判，不是由人来做，只有神——一个更高的主宰，才能对人做出最后的判决。我们作家的职责，是要写出人的困境，人的苦处。
在人的生活情感中，我想同性恋异性恋都是一样的。哪个人不希望一生中有一段天长地久的爱情，觅得一位终生不愉得伴侣？尤其在你这种敏一感而易受伤的年纪。阿青，我了解你多么希望有这样一位朋友，寂寞的时候抚一慰你，沮丧的时候鼓励你，快乐的时候跟你一起分享。我听到不少同性恋青少年抱怨人心善变，持久的爱情无法觅得。本来，青少年的感情就如同晴雨表时阴乍晴，何况是“不敢说出口的爱”，在社会礼法重重的压制下，当然就更难开花结果了。异性情侣，有社会的支持，家庭的鼓励，法律的保障，他们结成夫妻后，生儿育女，建立家园，白头偕老的机会当然大得多———即便如此，天下怨偶还比比皆是，加州得离婚率竟达百分之五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