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爱情诗源远流长，历史上先后出现三次高潮：《诗经》时期、汉魏六朝时期、唐代中晚期。进入20世纪，在“五四”启蒙思潮的影响下，爱情诗经“湖畔派”诗人的倡导与实践，取得了显著成绩，走了一条不同于古典形态的开放、自觉道路。
一、爱情诗的古典形态分析
中国爱情诗源远流长，《诗经》的开头篇《关雎》就是一首地道的爱情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从比翼双飞的鸟儿很自然地联想到人间的男女婚嫁，这种表面看来的比兴手法，显然是源于人类的生命本能，即异性之间的吸引与追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从简单的生理联想上升为男子对女子复杂的心灵倾慕，淑女“窈窕”，不仅赞美女性体态，而且也是男子对女子“审美”的结果。以《关雎》为先导，《诗经》时代的民间诗人从各个方面表现爱情的人生体验：男女相恋、夫妇相思、婚姻破裂、妇女遭弃……。“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君子于役》)简单之极的叙述与描写，却表达了刻骨铭心的相思之情。一副夕阳近山羊牛归圈的晚照图，一幕天人合一的人生爱情剧。这种“情以物迁”、“感由时兴”的心灵效应被钱钟书先生非常精彩地概括为“暝色起愁”，所谓“日夕添相思”，“盖死别生离，伤逝怀远，皆于黄昏时分触绪纷来”。
《诗经》之后，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确立与巩固，使得“诗言志”、“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观念流布深远，“诗经体”的质朴率真不复存在，爱情在文学中的地盘日渐缩小。到了汉末，战乱频仍、朝代更迭的社会时局动摇了儒家思想正统地位，崇尚老庄的玄学在文人中开始流行，道教佛学在社会上的传播也极为迅速和普遍，这种礼崩乐坏的社会格局，大大促使了人的觉醒和文学的自觉，爱情意识再次在文学中复苏，“诗缘情”观念逐渐为文人们接受。这一时间爱情诗的中兴主要表现在乐府民歌的创作上，即汉乐府、南北朝民歌。这些民歌中，爱情诗占了很大比重，南朝乐府干脆全是情歌。在继承《诗经》质朴、率真传统基础上，乐府民歌丰富扩大了爱情诗的表现领域。比如，同是表现爱情的忠贞不渝，《诗经·柏舟》“之死矢靡它”一句未免简单，而《上邪》却连用正常情况下自然界不可能发生的五种现象来表示自己的坚定态度，已让人觉察其热烈奔放。《有所思》中那位女子因恋人变心竟然把礼物焚烧成灰的行为更让人感受到爱情的力量。《上山采蘼芜》中人物关系的复杂也是前所未有的，那位男子在“新人”与“旧人”的对比中颇为矛盾，那位女子在质问前夫时，既委屈又不甘心，这种微妙的三角关系在《诗经》弃妇诗中是难以见到的。与之相对应，从汉末到南北朝，爱情诗的写作手法也越来越多样化，从赋比兴兼用到侧重比兴，从单纯的抒情到抒情与叙事的相互结合。《孔雀东南飞》采用叙事体讲述了一个至今仍荡气回肠的爱情悲剧，尖锐的矛盾冲突、错综的人际关系以及复杂的人物心理都是前所未有的，它既得益于长篇叙事诗这一体裁，同时也显示出文学作品表现爱情能力的增强，这些都是《诗经》时代不曾有的。抒情佳作《西洲曲》，更是调动谐音、双关、暗示、象征等修辞手法，将抒情、叙事融合起来，在时序的转换中，塑造了一个忧伤缠绵的女子形象。其衣着之艳丽(单衫杏子红)、容貌之娇美(双鬓鸦雏色)、柔情之痴迷(莲心彻底红)均有一种使人心醉神迷的魅力。当然，这些艺术手法在丰富爱情诗容量与内涵的同时，也导致爱情诗表现风格的变化——从质朴热烈转变为含蓄浮艳，并最终走上“诗缘情而绮靡”的道路。
“诗缘情而绮靡”，的确是陆机不小的发现。从“诗言志”到“诗缘情”，不仅标示了文学观念的演进与深化，而且也为爱情诗的存在正了名——感情是艺术的生命，爱情诗“缘情”但不“绮靡”，它是情之所系，爱之所结，是“婉转附物，惆怅切情”。《诗经》、《楚辞》中爱的对象多“既含睇兮又宜笑”、“美要渺兮宜修”，很难一睹女性芳容，但在南北朝民歌中，我们随处可见女性的情与爱，她们的爱热烈而大胆，“宿昔不梳头，丝发披双肩。婉伸郎膝上，何处不可怜。”(南朝乐府《子夜歌》)“罗裳系红袖，玉钗明月夜。冶游步春露，艳觅同心郎。”(乐府民歌《子夜四时歌》)……这些诗歌既是爱的宣言书，又是时人审美趣味趋向丰富与爱情心理趋向细腻的形象注解。
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高峰，也是爱情诗创作的一个重要阶段，张若虚的一首《春江花月夜》，抒尽人间相思离别之情，诗作一改齐梁华靡浮艳的宫体“情色”之风，赋予爱情诗深远的人生慨叹与哲思。“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之相似。不知江月照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在诗人笔下，宇宙、自然、人类、生命、青春、爱情，这一切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它们的美妙奇幻令诗人无限向往，它们的遗憾缺失让诗人感慨万千。诗歌摆脱了千百年来痴男怨女只会卿卿我我的“小家子气”，而具有了“大家风范”。它的似水柔情，它的逸怀浩气，它对自然美的赞叹，对宇宙奥秘的追寻，对青春爱情的渴求，……使得诗作在讴歌男女爱情的同时，也洗尽铅华，创造了一个景、情、理水乳交融的高远境界，在历代爱情诗中显得如此超凡脱俗，说它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闻一多)，是一点不为过的。
初唐到中唐，唐诗呈现万千景象。与其它题材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相比，爱情诗并不那么耀眼，诗人们对爱情创作偶有涉足，他们的兴趣在军旅、在边塞、在静谧的山水田园、在雄奇的大漠风光。只有到了中晚唐，爱情诗创作才赢来又一个高潮。安史之乱以后，唐帝国开始走向衰落，社会危机四伏，大一统的儒家思想出现许多裂隙，爱情意识再度泛起。以“唯歌生民病”为己任的白居易，不仅在许多诗中代妇人立言，写闺怨离情，而且对唐明皇、杨玉环的爱情故事有着特殊的兴趣，以至应朋友之邀写下千古名篇《长恨歌》。诗中尽管他对李杨爱情颇有微词，但当写到杨玉环赐死马嵬驿，唐明皇“上穷碧落下黄泉”地追寻杨玉环时，自己也控制不住悲伤的眼泪，把李的思念描绘得绵长悠远，把杨的形象刻画得楚楚动人，把爱情的美丽与力量写得神奇无比。晚唐承盛唐遗风，城市经济大为繁荣，人们的交往空间增大：秦楼宴饮、楚馆密约、游春踏青、听歌观舞，男女交往频繁，文人更是置身其间与之唱和，加上社会动荡给人们心理造成巨大压力，许多文人到山林隐逸和酒色之乡中去寻求解脱，这一切均成为“爱情意识”的催化剂。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曾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此雕虫之技，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这里，白居易所说的雕虫小技之作，正是以《长恨歌》为代表的爱情诗。万口传诵，如此庞大的读者群，空前激发的爱情意识，为爱情诗创作营造了良好的接受环境。于是，我们看到晚唐诗坛爱情诗又闪现出耀眼的光芒，元稹、白居易、刘禹锡、杜牧、李商隐等人都有许多爱情杰作传世，而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李商隐。
李商隐不但创作了许多以“无题”为题的爱情诗，而且在诗歌理论上公开为其张目：“人禀五行之秀，备七情之动，必有咏叹，以通性灵”。传统思想视为洪水猛兽的七情六欲，在李商隐看来却是极为正常的人类情感，应该在文学中去表现。不过，李商隐的爱情诗所写的几乎都是柏拉图式的、可望而不可及的爱情，“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这些爱情心理抛弃“欲念”成分，完全是一种精神上交流与沟通。与元稹、白居易诗歌叙事成分多、情节性强、人物场景描写细腻的写法不同，李商隐的诗歌略去了许多具体的人事，生活的原料被提炼浓缩到只剩下一杯浓郁的感情琼浆。这恐怕既与其身世感慨有关，也与他对理想爱情的向往有关。
正如任何事物的发展总有个限度，否则便会走向极端。如果说李商隐感受着“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迟暮之情，歌唱他那没有结果的“柏拉图式”的爱情，到了唐末五代，诗人们便只能以放纵酒色来逃避王朝末日的来临，爱情诗重回宫体诗的老路——爱情褪色，色情上升。至此，爱情写作开始进入词曲、小说领域，成为它们歌咏不尽的母题，涌现了宋词、《西厢记》、《桃化扇》、《红楼梦》等多部经典篇章。
二、湖畔社：爱情诗的现代分野
20世纪20年代，中国爱情诗创作又一次进入了一个繁荣期。“五四”前后，在民主、科学观念的影响下，沉睡的国人开始醒来，追求个体解放、婚姻自由。《伤逝》主人公子君喊出“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吼声。《沉沦》主人公大胆宣称，“知识我不要，名誉我不要，我所要的就是爱情，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以周作人《小河》、康白情的《窗外》为肇始，爱情诗的大幕徐徐拉开。1922年4月，湖畔社在杭州成立，潘漠华、冯雪峰、应修人、汪静之四诗人，专事爱情诗写作，相继推出诗歌合集《湖畔诗集》、《春的歌集》，掀起了“五四”爱情诗创作的一个新高潮。
湖畔派诗人初生牛犊不怕虎，敢于打破封建礼教和传统习俗，写出了“五四”青年对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向往与追求。汪静之写道：“梅花姊妹们呵，怎还不开放自由花?懦怯怕谁呢?”(《西湖小诗·七》)封建礼教讲“非礼勿视”，它无视这个“礼”，偏要反其道而行之，“我冒犯了人们的指摘，/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我怎样欣慰而胆寒呵”。(《一步一回头》)湖畔诗人的爱情诗，大都具有此等挑战姿态，他们直接抒写对异性的渴求和陶醉，其大胆直率足以使封建道学家们瞠目结舌。《不能从命》中，汪静之这样写道：“我没有崇拜，我没有信仰，但我拜服妍丽的你!我把你当作神圣一样，求你允我向你归依。”对女性的爱慕达到如此顶礼膜拜的程度，一反男尊女卑的封建信条。应修人的《妹妹你是水》也具有同样的反叛精神，“妹妹你是水——/你是清溪里的水。/无愁地整日流，/率真地长是笑，/自然地引我忘了归路。”不独年轻人渴望追逐爱情，就连和尚也按捺不住“生命的躁动”、“异性的爱情”，“娇艳的春色映进灵隐寺，/和尚们压死了的爱情，/于今压不住而沸腾了，/悔煞不该出家呵!”(汪静之《西湖杂诗·十一》)不只男性，女性也春心萌动，“姊妹都嫁了，/嫂嫂常怨我。/我已恨煞这凄清的家了。/攀——藤，披——荆，/你这样爱惜我，我要和你一起儿归去了!/这一颗紧锁的芳心呀，/要为你，要为你展开了。”(应修人《花蕾》)湖畔诗人的爱情觉醒和自我表现，堪与郁达夫小说的性爱描写比肩，“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骤雨似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发狂了。”[2] 对于虚伪的封建礼教而言，他们浓墨重彩抒写情爱，不啻是一种有力的反叛，难怪他们的作品刚一发表，就引起保守派人们的一片骇然。
湖畔诗人的爱情诗刚一问世，就受到传统势力的攻击，胡梦华首先发难，著文《读了〈蕙的风〉以后》，指责湖畔派的爱情诗“不道德”、“轻薄”、“堕落”，“是有意挑拨人们的肉欲”，“是兽性的冲动之表现”，“是淫业的广告”。针对胡梦华的责难，鲁迅、周作人、章洪熙等人纷纷发表文章，声援湖畔诗人，肯定他们的爱情诗创作。鲁迅在《反对“含泪”的批评家》一文中，狠狠讽刺胡梦华等顽固保守派的假正经面孔：“我以为中国之所谓道德家的神经，自古以来，未免过敏而又过敏了，看见一句‘意中人’，便即想到《金瓶梅》，看见一个‘瞟’字，便即穿凿到别的事情上去”。《诗歌之敌》中，鲁迅斥责那些反对爱情诗的“老先生”、“小先生”们是“诗歌之敌”，要求青年诗人“对于老先生的一颦蹙，殊无所用起惭愧。纵是稍稍带些杂念，即所谓意在撩拨爱人或是‘出风头’之类，也并非大悖人情。”周作人专门做《情诗》，指出汪静之《蕙的风》倘若由传统的权威看去，不但有不道德的嫌疑，而且确实是不道德的了，但是这旧道德上的不道德，正是情诗的精神，“所以见了《蕙的风》里‘放情的唱’，我们应该认为这是诗坛解放的一种呼声。”
湖畔诗人的爱情诗创作得到了新文学阵营的支持，鲁迅、周作人、胡适、朱自清、刘延陵等人都曾正面肯定过爱情诗的社会价值与开创意义，但是，新文学的发展也给爱情诗创作带来不小的压力。文学研究会致力于“文学与革命”关系探讨，提倡“血与泪”的文学，而爱情诗就与此格格不入。应修人曾致信周作人说，“《小说月报》、《文学旬刊》乱闹血与泪的文学，闹得我们胆子小了许多。”文学研究会成员之一的朱自清，在首肯“血与泪”文学乃“当务之急”的同时，也说“并非‘只此一家’”，“因为人生要求血与泪，也要求爱与美，要求呼吁与诅咒，也要求赞叹与咏歌，二者原不可偏废”。从创作实绩来看，湖畔派没有囿于“血与泪”的框范，表现出题材选择的多样性和诗人创作的自主性，不仅突破了传统诗学礼教的束缚，而且也突破了早期新诗的题材范围，别创新格，为中国新诗领域的拓展做出了其他诗派不可替代的贡献。
众所周知，“五四”时期最响亮的口号是反对封建礼教，争取个性解放;作为个性解放之一部分，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不仅大受青年人的欢迎，而且也引起作家们的广泛关注。在封建社会里，“存天理，灭人欲”就像有形和无形的锁链，紧紧束缚着人们的身心;爱以及对爱的歌唱，也被认为是有罪和可耻的。传统诗学强调“思无邪”，就是要求诗人写诗不萌生邪思，即不悖于封建礼教的规范。“五四”时期强调爱与美，即是针对封建礼教而发。《热风·随感录四十》中，鲁迅在照录一个不相识的少年写的一首题为《爱情》的诗后指出，“这是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从前没有听到苦闷的叫声。即使苦闷，一叫便错;少的老的，一齐摇头，一齐痛骂……我们还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从这里，我们可以领会到，关于美和爱的讴歌，不管作者主观动机是多么不同，客观上都具有反封建的意义。对于湖畔派诗人写于“五四”期间的爱情诗章也应作如是观。
关于“湖畔社”的爱情诗意义，龙泉明先生指出：“一方面要充分看到它在中国爱情诗发展中的地位，及其在艺术上的独创性，另一方面要看到它所表现的追求恋爱自由、个性解放的思想感情，在客观上所具有的反封建的历史意义”。从《诗经》、汉乐府到后来的子夜歌、竹枝词，虽然爱情诗创作不绝如缕，但受封建思想束缚，不仅数量有限，而且抒情方式含蓄、委婉，少有大胆直白袒露心曲之作。“五四”时期，写男女爱情的小说很多，据茅盾统计，占了全部小说的“百分之九十”[6]，而爱情诗却不多见，只有胡适的《应该》、郭沫若的《Venus》、鲁迅的《爱之神》、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她》、康白情的《窗外》等零星之作点缀其间，不能形成规模。“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的，是‘湖畔’的四个年轻人”。如果说胡适、康白情们的爱情诗受传统诗风影响，尚心有疑虑，不能率性而为，那么湖畔诗派四个年轻人正是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下，挣脱了封建羁绊，“才敢坦率的告白恋爱，才敢堂而皇之，正大光明地写情诗”[8]。他们歌唱自由爱情的诗作，不仅大大超越了传统情诗的审美尺度，而且突破了前辈诗人的心理障碍。他们正值青春时期，活泼开放，敢于破坏陈规，敢于标新立异，不像他们的师长，心灵还下意识受到束缚，他们“那时真是可爱，字里行间没有染一点习气，这是最难得的。他们的幼稚便是纯洁。”他们的诗是“没有沾染旧文章习气老老实实的少年白话新诗”。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湖畔派诗人的崛起，新诗坛才有了现代意义上的爱情诗。
湖畔诗人那真诚坦率的情爱描写与表现象吹来一股春风，立即唤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们跟随诗人想哭就哭，想笑就笑，带着从世俗和封建思想规范中解放出来的直率和天真，汪静之在《蕙的风》自序中说：“被封建道德礼教压迫了几千年的青年的心，被五四运动唤醒了，我就象被捆绑的人初解放出来一样，毫无拘束地，自由放肆地唱起来了”，因而“没有顾忌，有话就瞎说。”鲁迅评价汪静之的诗时说：“情感自然流露，天真的清新，是天籁，不是硬作出来的。”[10] 他们以青春的敏锐、青春的真诚和青春的好奇心来理解人生，看待爱情，因而他们的创作充满了青春活力。
湖畔诗人的爱情诗在拓宽了新诗的取材领域的同时，也触及了“文艺与人生”这一复杂问题。虽然在“血与泪”文学之外，“爱与美”亦为人生所需要。“文人创作，固受时代和周围的影响，他的年龄也不免为一个重要关系。静之是个孩子，美与爱是他生活底核心;赞叹与咏叹，在他正是极自然而适当的事。他似乎不曾经历着那些呼吁与诅咒的情景，所以写不出血与泪的作品。若教他勉强效颦，结果必是虚浮与矫饰，在他们是无所得，在他却已有所失，那又何取呢![4]4 的确， 在他们还涉世未深，未曾经受时代的风雨锤打，硬要他们去创作“血与泪”的文学，必然是一种“苛求”。新文学阵营代表人物的辩解虽然卫护了湖畔诗人按照自己的心灵要求去创作的“自由”，但时代对文学的选择与限制却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它迫使一些作家不得不向“现在需要的最切的”方面靠拢。这就注定湖畔诗人不可能长久的沉醉在“爱与美”的歌咏中。他们毕竟都是热血男儿，都期望在时代生活中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而当他们意识到自己做的并非是时代最需要的工作时，对自己过去的“美梦”就自然地产生根本的怀疑，他们不得不去面对现实的世界，寻求新的生活道路。于是，湖畔诗歌中的爱、美、梦的东西愈来愈少。汪静之在写作《寂寞的国》之后，“决定不再写爱情诗，不再歌唱个人的悲欢，准备写革命诗”(《蕙的风·自序》)。1927年冯雪峰参加共产党，真正投身血与火的斗争中去，潘漠华、应修人不久投身革命斗争，在残酷的战争年代中，为正义的革命事业先后献身。
《钱塘湖春行》通过对西湖早春明媚风光的描绘，抒发了作者早春游湖的喜悦和对西湖风景的喜爱，表达了作者对于自然之美的热爱之情。下面我们为大家带来《钱塘湖春行》原文及诗意，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钱塘湖春行
唐 白居易
孤山寺北贾亭西， 水面初平云脚低。
几处早莺争暖树， 谁家新燕啄春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 浅草才能没马蹄。
最爱湖东行不足， 绿杨阴里白沙堤。
《钱塘湖春行》作者简介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下邽(今陕西渭南县)人，中唐大诗人。他出身于寒素的小官僚家庭，早年南北飘流，了解到民间疾苦，后为官，历德宗、宪宗到武宗六朝。晚年自号醉吟先生、香山居士。与元稹、刘禹锡友善。他一生仕宦可分为前后两期。
一、前期(二十九岁至四十四岁)。
二十九岁中进士，三十二岁中拔萃科，授校书郎，三十五岁又中“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改周至尉，入为翰林学士，擢左拾遗。这时他的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占主导地位，要为朝廷兴利除弊。他有《策林》七十五篇，指出朝政弊端，发为歌咏则是《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七首，但后来感到仕途险恶，考虑个人出处利害，已有消极退避的思想。
二、后期(四十四岁至七十五岁)
先是四十三岁时，他授官太子左赞善大夫。这时，割据淄青镇的李师道派刺客杀死宰相武元衡，白居易上疏请捕刺客，被劾“先谏官言事”，贬江州司马。而致罪的实际原因则是由于其长期批评朝政而触怒了皇帝。从此他逐步走向消极，虽然后来官职屡升，作过主客郎中，知制诰;召为秘书监，迁型部侍郎，除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拜河南尹，直到改太子少傅，以刑部尚书致仕，由于宦官专权，后来又有牛李党争，他见朝事难为，曾请求外放，历杭州刺史、苏州刺史，或在朝中担任闲散职务。这时儒家独善思想占上风，而且夹杂着佛家出世的思想。白居易在文学史上的贡献，主要是提出了进步的理论，并倡导和推动了新乐府运动。他总结了从《诗经》到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提出应该为时代、为现实而创作的主张，认为文学的作用应是“补察时政”、“泄导人情”。“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成为指导创作的口号。为了实现这一主张，诗人必须有自己的倾向、态度，诗歌中应有美刺比兴。他还谈到内容和形式的关系，说诗歌是“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把情看成根本，通过语言、声音使人受到教育感化，才算是结果，才达到了文学的目的。他严厉批评了六朝形式主义文风，给杜甫的现实主义诗歌以崇高评价。这些，都集中反映在《与元九书》、《新乐府序》、《策问》、《策林》和一些诗歌中。
白居易的诗共三千多首，《全唐诗》编为三十九卷，在唐代诗人中是保存诗歌最多的。他把这些诗分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而自己尤重视讽谕诗，这种推重，主要在政治意义方面，并不在艺术性。这类诗以《秦中吟》和《新乐府》为代表，多批评朝政弊端和他所见所闻的黑暗现实。闲适诗内容情调比较消极，表现独善其身的自慰心情，如《养掘》、《赠王山人》、《游悟真寺》等可做代表。感伤诗多反映自己不幸遭遇，格调不免低沉、感伤。但有些诗如《长恨歌》、《琵琶行》则接近叙事诗，又含怨讽之意，感情浓郁，艺术性很高。白居易杂律诗包括杂体和律体，或流连光景，或与人酬唱，争一日之长，内容没有太多可取的地方，不过为类诗数量最多，其中有些抒情写景的小诗艺术水平较高。另外，他的诗还有内容广泛、事实具体、主题鲜明，语言浅易调畅的特点，而且还吸取了民族的语言形式，所以世号“元和体”。他创作新乐府可能晚于张籍、王建和李绅，但理论和创作实践的成离、影响却大大超过他们，而成为新乐府运动的核心和代表人物。
《钱塘湖春行》注释
钱塘湖：即杭州西湖。
孤山寺：在里湖与外湖之间的孤山上，是南朝陈天嘉年间(560--565)所建。
贾亭：唐贾全德宗贞元年间在杭州做刺史时，于西湖建亭，又称贾公亭。
云脚：流荡不定的行云，多在雨前或雨后接近地面。
暖树：向阳的树。
不足：不厌倦。
白沙堤：即白堤，又称沙堤、断桥堤。后人误为白居易所建。其实白氏所筑之堤在钱塘门外自石雨桥北至武林门外一段。
《钱塘湖春行》诗意
从孤山寺的北面到贾亭的西面，湖面春水刚与堤平，白云重重叠叠，同湖面上的波澜连成一片。
几处早出的黄莺争着飞向向阳的树木，谁家新来的燕子衔着春泥在筑巢。
繁多而多彩缤纷的春花渐渐要迷住人的眼睛，浅浅的春草刚刚能够遮没马蹄。
我最喜爱西湖东边的美景，游览不够，尤其是绿色杨柳荫下的白沙堤。
《钱塘湖春行》赏析
白居易是在长庆二年(公元822年)的七月被任命为杭州剌史的，而在宝历元年(公元825年)三月又出任了苏州剌史，所以这首《钱塘湖春行》应当写于长庆三、四年间的.春天。钱塘湖是西湖的别名。
中国历史上，在天堂杭州当剌史的可以说是不乏名人，不过，最有名的要算是唐朝和宋朝的两位大文豪白居易和苏东坡了。他们不但在杭州任上留下了叫后人缅怀的政绩，而且也流传下来许多描写杭州及其西湖美景的诗词文章与传闻轶事，所以又有人们称他们为“风流太守”。白居易的七律《钱塘湖春行》就是为人们所熟知的一篇，这首诗不但描绘了西湖旖旎骀荡的春光，以及世间万物在春色的沐浴下的勃勃生机，而且将诗人本身陶醉在这良辰美景中的心态合盘托出，使人在欣赏了西湖的醉人风光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深深地被作者那对春天、对生命的满腔热情所感染和打动了。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诗歌的第一句是地点，第二句是远景。孤山坐落在西湖的后湖与外湖之间，峰峦叠翠，上有孤山寺，登山观景，美不胜收。贾亭，又叫贾公亭，据《唐语林》卷六载，贞元中，贾全任杭州剌史时，曾在西湖造亭，杭人称其为贾公亭，未五六十年后废。贞元是唐德宗的年号，从公元780年到805年。白居易写此诗时，其亭尚在，也算是西湖的一处名胜。白居易一开始来到了孤山寺的北面，贾公亭的西畔，放眼望去，只见春水荡漾，云幕低垂，湖光山色，尽收眼底。“初平”所表达的是白居易对春日里西湖的一种特有的感受。由于连绵不断的春雨，使得如今的湖面看上去比起冬日来上升了不少，似乎眼看着就要与视线持平了，这种水面与视线持平的感觉只有人面对广大的水域才可能有的感觉，也是一个对西湖有着深刻了解和喜爱的人才能写出的感受。此刻，脚下平静的水面与天上低垂的云幕构成了一副宁静的水墨西湖图，而正当诗人默默地观赏西湖那静如处子的神韵时，耳边却传来了阵阵清脆的鸟鸣声，打破了他的沉思，于是他把视线从水云交界处收了回来，从而发现了自己实际上是早已置身于一个春意盎然的美好世界中了。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乳燕啄新泥。乱花渐欲迷人眼，野草才能没马蹄。”这四句是白居易此诗的核心部分，也就是最为抢眼的句子，同时也是白诗描写春光特别是描写西湖春光的点睛之笔。几处，是好几处，甚至也可以是多处的意思。用“早”来形容黄莺，体现了白居易对这些充满生机的小生命的由衷的喜爱：树上的黄莺一大早就忙着抢占最先见到阳光的“暖树”，生怕一会儿就会赶不上了。一个“争”字，让人感到春光的难得与宝贵。而不知是谁家檐下的燕子，此时也正忙个不停地衔泥做窝，用一个“啄”字，来描写燕子那忙碌而兴奋的神情，似乎把小燕子也写活了。这两句着意描绘出莺莺燕燕的动态，从而使得全诗洋溢着春的活力与生机。黄莺是公认的春天歌唱家，听着她们那婉转的歌喉，使人感到春天的妩媚;燕子是候鸟，她们随着春天一起回到了家乡，忙着重建家园，迎接崭新的生活，看着她们飞进飞出地搭窝，使人们倍加感到生命的美好。
在对天空中的小鸟进行了形象的拟人化描写之后，白居易又把视线转向了脚下的植被，“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这也是一联极富情感色彩与生命活力的景物描写，充分显示了白居易对描写对象的细致观察以及准确把握其特征的能力。花而言其乱，乃至要乱得迷了赏花人的目光，在旁人的诗句中，很少有这种写法，而这种独到的感受，却正是白居易在欣赏西湖景色时切身的体验，五颜六色的鲜花，漫山野地开放，在湖光山色的映衬下，千姿百态，争奇斗艳，使得白居易简直不知把视线投向哪里才好，也无从分辨出个高下优劣来，只觉得眼也花了，神也迷了，真是美不胜收，应接不暇呀。“乱花渐欲迷人眼”一句是驻足细看，而“浅草才能没马蹄”，则已经是骑马踏青了，在绿草如茵、繁花似锦的西子湖畔，与二三友人，信马由缰，自由自在地游山逛景，该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情呀，马儿似乎也体会到了背上主人那轻松闲逸的兴致，便不紧不慢地，踩着那青青的草地，踏上那长长的白堤。诗人在指点湖山、流连光景的不经意间，偶然瞥到了，马蹄在草地上亦起亦落、时隐时现的情景，觉得分外有趣，忍不住将其写入了诗中，没想到就是这随意的一笔，却为全诗增添了多少活泼情趣和雅致闲情。著名美学家别林斯基曾说过，“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美都是从灵魂深处发出的，因为大自然的景象是不可能绝对的美，这美隐藏在创造或者观察它们的那个人的灵魂里。”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恰恰说明了这一美学欣赏真理。因为西湖的景色再美，也会有不尽人意之处，但是在白居易的眼中，它无疑是天下最美的景致，因为他不但善于观察，而且更善于发现和体验。我们现在每每有逛景不如听景的体会，或是听朋友介绍，或是在影视风光片中，听说和看到名胜山水美不胜收，心中不由得生起无限向往之情，可是往往一旦身临其境，面对真山真水，却反而觉得远没有预期的那样动人美丽。这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带着一种发现欣赏的眼光去看待自然山水，而是带着一种先入为主的过高的甚至是带有几分挑剔的眼光去游山玩水的原因呀。试想古往今来，西湖向人们展示了多少次美妙的春光?而又有多少人见证了西子湖的春色?可是到头来，我们仍然只能吟诵几位大诗家不多的几首作品，莫不是西湖只有等到像苏东坡这样的大文豪光临的时候，才像孔雀开屏般地展现她那惊人的美艳?西湖的鸟儿，只有到了大诗人白居易面前，才“争暖树”、“啄春泥”不成?其实不论何时何地，西湖都是最美的，我们不是也知道这样的名句吗：“若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
白居易就是因为有着这样一副难得的美学家的欣赏眼光，才能在无数西湖的游客中，独具慧眼地发现它的动人之处，才能真正享受到大自然赐予人类的这一人间天堂。白居易并没有看到很多的“早莺”和“新燕”，只有“几处”、只见“谁家”而已，要是我们，说不定还会因为没有到“处处”闻莺、“家家”有燕的时节，而感到遗憾，心想要是再晚来十天半个月就好了。可是白居易却不这样认为，少有少的好处，正因为少，才是“早莺”，才是“新燕”，才有一种感知春天到来的喜悦，如果诗人没有一种年轻的心态和热爱生命与春天的胸怀，恐怕就不会被这为数不多的报春者所打动，所陶醉，而欣然写下这动人的诗篇了。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闻花花香，见草草美，为四处点缀的各色野花而心乱神迷，为没过马蹄的草地而唏嘘感叹了。仔细想一想，没过马蹄的草地其实是最平常不过的了，观赏这样的草坪根本用不着在春天赶到西子湖畔，在我们的街头绿地就可以了，不过，横在我们与草坪之间的恐怕有一块醒目的标牌：“请勿践踏草地”，于是，一切与自然的拉近，也就在刹那间，变成了一句严肃的警告，而今天都市里的人们对自然景观而非人造景观的漠视或无动于衷也就情有可原了。
不过，白居易是幸运的，因为他有一双发现美、发现春天的眼睛，所以他会在西湖美景中，不能自已，乃至流连忘返：“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白沙堤，即白堤，又称沙堤或断桥堤，西湖三面环山，白堤中贯，在湖东一带，总揽全湖之胜。而白居易任杭州剌史时，也确曾修堤蓄水，灌溉民田，不过其堤在钱塘门之北，可是后人多误以白堤为白氏所修之堤了。
这首诗就像一篇短小精悍的游记，从孤山、贾亭开始，到湖东、白堤止，一路上，在湖青山绿那美如天堂的景色中，饱览了莺歌燕舞，陶醉在鸟语花香，最后，才意犹未尽地沿着白沙堤，在杨柳的绿阴底下，一步三回头，恋恋不舍地离去了。耳畔还回响着由世间万物共同演奏的春天的赞歌，心中便不由自主地流泻出一首饱含着自然融合之趣的《钱塘湖春行》的优美诗歌来。
64、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65、心之忧矣，如匪浣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
66、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67、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窕纠兮，劳心悄兮。
68、彼黍离离，彼稷之苗。
69、以尔车来，以我贿迁。
70、东门之池，可以沤麻。彼美淑姬，可与晤歌。
71、灵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驾，说于桑田。
72、终朝采绿，不盈一匊。
73、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74、不敢暴虎，不敢冯河。
75、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76、君子作歌，唯以告哀。
77、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78、寤寐无为，涕泗滂沱。
79、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80、绿兮衣兮，绿衣黄裹。绿兮衣兮，绿衣黄裳。绿兮丝兮，女所治兮。
81、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82、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