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导语:《华盖集》是1926年北新书局出版的图书,作者是鲁迅。收录了鲁迅在1925年间所写的杂文三十一篇,下文是该杂文集的题记与后记,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题记
在一年的尽头的深夜中,整理了这一年所写的杂感,竟比收在《热风》里的整四年中所写的还要多。意见大部分还是那样,而态度却没有那么质直了,措辞也时常弯弯曲曲,议论又往往执滞在几件小事情上,很足以贻笑于大方之家〔1〕。然而那又有什么法子呢。我今年偏遇到这些小事情,而偏有执滞于小事情的脾气。
我知道伟大的人物〔2〕能洞见三世,观照一切,历大苦恼,尝大欢喜,发大慈悲。但我又知道这必须深入山林,坐古树下,静观默想,得天眼通,离人间愈远遥,而知人间也愈深,愈广;于是凡有言说,也愈高,愈大;于是而为天人师。我幼时虽曾梦想飞空,但至今还在地上,救小创伤尚且来不及,那有余暇使心开意豁,立论都公允妥洽,平正通达,像“正人君子”〔3〕一般;正如沾水小蜂,只在泥土上爬来爬去,万不敢比附洋楼中的通人〔4〕,但也自有悲苦愤激,决非洋楼中的通人所能领会。
这病痛的根柢就在我活在人间,又是一个常人,能够交着“华盖运”。
我平生没有学过算命,不过听老年人说,人是有时要交“华盖运”的。这“华盖”在他们口头上大概已经讹作“镬盖”了,现在加以订正。所以,这运,在和尚是好运:顶有华盖,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我今年开手作杂感时,就碰了两个大钉子:一是为了《咬文嚼字》,一是为了《青年必读书》。
署名和匿名的豪杰之士的骂信,收了一大捆,至今还塞在书架下。此后又突然遇见了一些所谓学者,文士,正人,君子等等,据说都是讲公话,谈公理,而且深不以“党同伐异”〔5〕为然的。可惜我和他们太不同了,所以也就被他们伐了几下,——但这自然是为“公理”〔6〕之故,和我的“党同伐异”不同。这样,一直到现下还没有完结,只好“以待来年”〔7〕。
也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8〕吃黄油面包之有趣。
然而只恨我的眼界小,单是中国,这一年的大事件也可以算是很多的了,我竟往往没有论及,似乎无所感触。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此曾编印《莽原周刊》〔9〕,作为发言之地,可惜来说话的竟很少。在别的刊物上,倒大抵是对于反抗者的打击,这实在是使我怕敢想下去的。
现在是一年的尽头的.深夜,深得这夜将尽了,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但是我并不惧惮这些,也不想遮盖这些,而且实在有些爱他们了,因为这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凡有自己也觉得在风沙中转辗而生活着的,会知道这意思。
我编《热风》时,除遗漏的之外,又删去了好几篇。这一回却小有不同了,一时的杂感一类的东西,几乎都在这里面。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夜,记于绿林书屋〔10〕东壁下。
【注解】
〔1〕大方之家见识广博的人。《庄子·秋水》:“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
〔2〕伟大的人物这里指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约前565—前486)。佛经说他有感于人生的生、老、病、死等苦恼,在二十九岁时出家,苦行六年,仍未得解脱的途径。后来坐在菩提树下苦思七日,终于悟出了佛理。下文的三世,佛家语,指过去、现在、未来。天眼通,也是佛家语,所谓“六通”(六种广大的“神通”)之一,即能透视常人目力所不能见的东西。天人师,佛的称号。
〔3〕“正人君子”指现代评论派的胡适、陈西滢、王世杰等。
他们在一九二五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中,站在北洋政府一边,竭力为章士钊迫害学生的行为辩护,攻击鲁迅和女师大进步师生。这些人大都住在北京东吉祥胡同,当时曾被拥护北洋军阀的《大同晚报》称赞为“东吉祥派之正人君子”。
〔4〕通人博古通今、学识渊博的人。这里是对陈西滢一类人的讽刺。当时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在他主编的《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二号(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发表的《孤桐杂记》中曾称赞陈西滢说:“《现代评论》有记者自署西滢。无锡陈源之别字也。陈君本字通伯。的是当今通品。”
〔5〕“党同伐异”语见《后汉书·党锢传序》。纠合同伙,攻击异己的意思。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五十三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的《闲话》中曾用此语影射攻击鲁迅说:“中国人是没有是非的……凡是同党,什么都是好的,凡是异党,什么都是坏的。”
〔6〕“公理”参看本书《“公理”的把戏》。
〔7〕“以待来年”语见《孟子·滕文公》。
〔8〕文士们指陈西滢、徐志摩等人。他们都曾留学英国,自以为深通英国文学,研究过莎士比亚,并常常以此自炫。如徐志摩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晨报副刊》发表的《汉姆雷德与留学生》一文中说:“我们是去过大英国,莎士比亚是英国人,他写英文的,我们懂英文的,在学堂里研究过他的戏,……英国留学生难得高兴时讲他的莎士比亚,多体面多够根儿的事情,你们没到过外国看不完全原文的当然不配插嘴,你们就配扁着耳朵悉心的听。……没有我们是不成的,信不信?”陈西滢在同月二十一日《晨报副刊》发表的《听琴》一文中也说“不爱莎士比亚你就是傻子”。莎士比亚(W.Shakespeare,1564—1616),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戏剧家、诗人。著有剧本《仲夏夜之梦》、《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等三十七种。
〔9〕《莽原周刊》文艺刊物,鲁迅编辑。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创刊于北京,附《京报》发行,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出至第三十二期休刊。参看《可惨与可笑》注〔4〕。该刊所载文字大都是对于旧社会和旧文化的批判。鲁迅在《两地书·一七》中曾说:“中国现今文坛(?)的状况,实在不佳,但究竟做诗及小说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了想由此引些新的这一种批评者来,……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
〔10〕绿林书屋西汉末年,王匡、王凤等在绿林山(在今湖北当阳)聚集农民起义,号“绿林兵”;“绿林”的名称即起源于此。后来,就以“绿林”或“绿林好汉”泛指聚居山林反抗官府或抢劫财物的人们。一九二五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刘百昭和现代评论派的一些人,曾辱骂鲁迅及其他反对章士钊、支持女师大学生斗争的教员为“土匪”、“学匪”(参看本书《“公理”的把戏》和《华盖集续编·学界的三魂》),作者因戏称自己的书室为“绿林书屋”。
后记
本书中至少有两处,还得稍加说明——
一,徐旭生先生第一次回信中所引的话,是出于ZM君登在《京报副刊》(十四年三月八日)上的一篇文章〔1〕的。其时我正因为回答“青年必读书”,说“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很受着几位青年的攻击。〔2〕ZM君便发表了我在讲堂上口说的话,大约意在申明我的意思,给我解围。现在就钞一点在下面——
“读了许多名人学者给我们开的必读书目,引起不少的感想;但最打动我的是鲁迅先生的两句附注,……
因这几句话,又想起他所讲的一段笑话来。他似乎这样说:
“‘讲话和写文章,似乎都是失败者的征象。正在和运命恶战的人,顾不到这些;真有实力的胜利者也多不做声。譬如鹰攫兔子,叫喊的是兔子不是鹰;猫捕老鼠,啼呼的是老鼠不是猫……。又好像楚霸王〔3〕……追奔逐北的时候,他并不说什么;等到摆出诗人面孔,饮酒唱歌,那已经是兵败势穷,死日临头了。最近像吴佩孚〔4〕名士的“登彼西山,赋彼其诗”,齐燮元〔5〕先生的“放下枪枝,拿起笔干”,更是明显的例了。’”二,近几年来,常听到人们说学生嚣张,不单是老先生,连刚出学校而做了小官或教员的也往往这么说。但我却并不觉得这样。记得革命以前,社会上自然还不如现在似的憎恶学生,学生也没有目下一般驯顺,单是态度,就显得桀傲,在人丛中一望可知。现在却差远了,大抵长袍大袖,温文尔雅,正如一个古之读书人。我也就在一个大学的讲堂上提起过,临末还说:其实,现在的学生是驯良的,或者竟可以说是太驯良了……。武者君登在《京报副刊》(约十四年五月初)上的一篇《温良》中,所引的就是我那时所说的这几句话。我因此又写了《忽然想到》第七篇,其中所举的例,一是前几年被称为“卖国贼”者的子弟曾大受同学唾骂,二是当时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正被同性的校长使男职员威胁。我的对于女师大风潮说话,这是第一回,过了十天,就“碰壁”;又过了十天,陈源教授就在《现代评论》上发表“流言”,过了半年,据《晨报副刊》(十五年一月三十日)所发表的陈源教授给徐志摩“诗哲”的信〔6〕,则“捏造事实传布流言”的倒是我了。
真是世事白云苍狗〔7〕,不禁感慨系之矣!
又,我在《“公理”的把戏》中说杨荫榆女士“在太平湖饭店请客之后,任意将学生自治会员六人除名”,那地点是错误的,后来知道那时的请客是西长安街的西安饭店。等到五月二十一日即我们“碰壁”的那天,这才换了地方,“由校特请全体主任专任教员评议会会员在太平湖饭店开校务紧急会议,解决种种重要问题。”请客的饭馆是那一个,和紧要关键原没有什么大相干,但从“所有的批评都本于学理和事实”的所谓“文士”学者之流看来,也许又是“捏造事实”,而且因此就证明了凡我所说,无一句真话,甚或至于连杨荫榆女士也本无其人,都是我凭空结撰的了。这于我是很不好的,所以赶紧订正于此,庶几“收之桑榆”〔8〕云。
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五日校毕记。仍在绿林书屋之东壁下。
【注解】
〔1〕ZM的文章题为《鲁迅先生的笑话》,参看《集外集拾遗补编·通讯(复孙伏园)》。
〔2〕参看作者当时所写的《聊答“……”》、《报“奇哉所谓……”》等文(收入《集外集拾遗》)。
〔3〕楚霸王即项羽。据《史记·项羽本纪》,项羽被刘邦围困于垓下的时候,“夜起,饮帐中……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随后就败退乌江,自刎而死。
〔4〕吴佩孚(1873—1939)字子玉,山东蓬莱人,北洋军阀直系首领。他原是清代的秀才,在当时报刊上,常有似通非通的诗作发表,所以这里称之为“名士”。在鲁迅发表这谈话之前不久(一九二五年一月间),吴佩孚正因在奉直战争中失败,暂时隐居湖北武昌西山的庙中。(据一九二五年一月七日《京报》)
〔5〕齐燮元(1879—1946)河北宁河人,北洋直系军阀。抗日战争时期成为汉奸。他也是秀才出身。一九二五年一月间,他在与皖系军阀卢永祥作战失败后,避居日本别府。他在那里对记者说:“不图数载之间,竟将军人生活达到止境,然予一方面犹可为文人,今后将以数年光阴费于著述之上,故特借日本之山水,抒予心气”。(据一九二五年二月四日《京报》)
〔6〕陈源教授给徐志摩“诗哲”的信指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所载《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之九:《西滢致志摩》。其中充满对鲁迅的诬蔑。参看《华盖集续编·不是信》。徐志摩(1897—1931),名章垿,字志摩,浙江海宁人。先后留学欧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晨报副刊》编辑,是新月派诗人,现代评论派主要成员之一。著有《志摩的诗》、《猛虎集》等。一九二四年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时,有人称他为“诗圣”;徐志摩追随泰戈尔左右,当时也有人称徐为“诗哲”。
〔7〕白云苍狗唐代杜甫《可叹》诗:“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改变如苍狗。”变幻无常的意思。
〔8〕“收之桑榆”语见《后汉书·冯异传》:“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东隅,指日出处;桑榆,指日落时余光照耀处。这两句话比喻起初虽有所失,但终于得到了补救。
引导语:从鲁迅先生的《“公理”的把戏》文章里,我们总能看到特色修正主义所玩弄的那些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反咬一口、倒打一耙、贼喊捉贼的伎俩!下文是原文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公理”的把戏〔1〕
自从去年春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有了反对校长杨荫榆事件以来,于是而有该校长在太平湖饭店〔2〕请客之后,任意将学生自治会员六人除名的事;有引警察及打手蜂拥入校的事;
迨教育总长章士钊复出〔3〕,遂有非法解散学校的事;有司长刘百昭雇用流氓女丐殴曳学生出校,禁之补习所空屋中的事;有手忙脚乱,急挂女子大学招牌以掩天下耳目的事;有胡敦复〔4〕之趁火打劫,攫取女大校长饭碗,助章士钊欺罔世人的事。女师大的许多教职员,——我敢特地声明:并不是全体!——
本极以章杨的措置为非,复痛学生之无辜受戮,无端失学,而校务维持会〔5〕之组织,遂愈加严固。我先是该校的一个讲师,于黑暗残虐情形,多曾目睹;后是该会的一个委员,待到女师大在宗帽胡同自赁校舍,而章士钊尚且百端迫压的苦痛,也大抵亲历的。当章氏势焰熏天时,我也曾环顾这首善之区,寻求所谓“公理”“道义”之类而不得;而现在突起之所谓“教育界名流”者,那时则鸦雀无声;甚且捧献肉麻透顶的呈文〔6〕,以歌颂功德。但这一点,我自然也判不定是因为畏章氏有嗾使兵警痛打之威呢,还是贪图分润金款之利〔7〕,抑或真以他为“公理”或“道义”等类的具象的化身?但是,从章氏逃走,女师大复校以后,所谓“公理”等件,我却忽而间接地从女子大学在撷英馆宴请“北京教育界名流及女大学生家长”的席上找到了。
据十二月十六日的《北京晚报》说,则有些“名流”即于十四日晚六时在那个撷英番菜馆开会。请吃饭的,去吃饭的,在中国一天不知道有多多少少,本不与我相干,虽然也令我记起杨荫榆也爱在太平湖饭店请人吃饭的旧事。但使我留心的是,从这饭局里产生了“教育界公理维持会”〔8〕,从这会又变出“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从这会又发出“致国立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函”,声势浩大,据说是“而于该校附和暴徒,自堕人格之教职员,即不能投畀豺虎,亦宜屏诸席外,勿与为伍”云。他们之所谓“暴徒”,盖即刘百昭之所谓“土匪”〔9〕,官僚名流,口吻如一,从局外人看来,不过煞是可笑而已。而我是女师大维持会员之一,又是女师大教员,人格所关,当然有抗议的权利。岂但抗议?“投虎”“割席”,“名流”的熏灼之状,竟至于斯,则虽报以恶声,亦不为过。但也无须如此,只要看一看这些“名流”究竟是什么东西,就尽够了。报上和函上有名单:
除了万里鸣是太平湖饭店掌柜,以及董子鹤辈为我所不知道的不计外,陶昌善是农大教务长,教长兼农大校长章士钊的替身;石志泉是法大教务长;查良钊是师大教务长;李顺卿,王桐龄是师大教授;萧友梅是前女师大而今女大教员;
蹇华芬是前女师大而今女大学生;马寅初是北大讲师,又是中国银行的什么,也许是“总司库”,这些名目我记不清楚了;
燕树棠,白鹏飞,陈源即做《闲话》的西滢,丁燮林即做过《一只马蜂》的西林,周鲠生即周览,皮宗石,高一涵,李仲揆即李四光曾有一篇杨荫榆要用汽车迎他“观剧”的作品登在《现代评论》上的,都是北大教授,又大抵原住在东吉祥胡同,又大抵是先前反对北大对章士钊独立的人物,所以当章士钊炙手可热之际,《大同晚报》曾称他们为“东吉祥派的正人君子”〔10〕,虽然他们那时并没有开什么“公理”会。但他们的住址,今年新印的《北大职员录》上可很有些函胡了,我所依据的是民国十一年的本子。
日本人学了中国人口气的《顺天时报》,即大表同情于女子大学,据说多人的意见,以为女师大教员多系北大兼任,有附属于北大之嫌。亏它征得这么多人的意见。然而从上列的.名单看来,那观察是错的。女师大向来少有专任教员,正是杨荫榆的狡计,这样,则校长即可以独揽大权;当我们说话时,高仁山即以讲师不宜与闻校事来箝制我辈之口。况且女师大也决不因为中有北大教员,即精神上附属于北大,便是北大教授,正不乏有当学生反对杨荫榆的时候,即协力来歼灭她们的人。即如八月七日的《大同晚报》,就有“某当局……
谓北大教授中,如东吉祥派之正人君子,亦主张解散”等语。
《顺天时报》的记者倘竟不知,可谓昏瞀,倘使知道而故意淆乱黑白,那就有挑拨对于北大怀着恶感的人物,将那恶感蔓延于女师大之嫌,居心可谓卑劣。但我们国内战争,尚且常有日本浪人〔11〕从中作祟,使良民愈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更何况一校女生和几个教员之被诬蔑。我们也只得自责国人之不争气,竟任这样的报纸跳梁!
北大教授王世杰在撷英馆席上演说,即云“本人决不主张北大少数人与女师大合作”,就可以证明我前言的不诬。至又谓“照北大校章教职员不得兼他机关主要任务然而现今北大教授在女师大兼充主任者已有五人实属违法应加以否认云云”,则颇有语病。北大教授兼国立京师图书馆副馆长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不也是正在坐中“维持公理”,而且演说的么?使之何以为情?李教授兼副馆长的演说辞,报上却不载;但我想,大概是不赞成这个办法的。
北大教授燕树棠谓女大学生极可佩服,而对于“形同土匪破坏女大的人应以道德上之否认加之”,则竟连所谓女大教务长萧纯锦的自辩女大当日所埋伏者是听差而非流氓的启事〔12〕也没有见,却已一口咬定,嘴上忽然跑出一个“道德”来了。那么,对于形同鬼蜮破坏女师大的人,应以什么上之否认加之呢?
“公理”实在是不容易谈,不但在一个维持会上,就要自相矛盾,有时竟至于会用了“道义”上之手,自批“公理”上之脸的嘴巴。西滢是曾在《现代评论》(三十八)的《闲话》里冷嘲过援助女师大的人们的:“外国人说,中国人是重男轻女的。我看不见得吧。”现在却签名于什么公理会上了,似乎性情或体质有点改变。而且曾经感慨过:“你代被群众专制所压迫者说了几句公平话,那么你不是与那人有‘密切的关系’便是吃了他或她的酒饭。”(《现代》四十)然而现在的公理什么会上的言论和发表的文章上,却口口声声,侧重多数了〔13〕;似乎主张又颇有些参差,只有“吃饭”的一件事还始终如一。在《现代评论》(五十三)上,自诩是“所有的批评都本于学理和事实,绝不肆口嫚骂”〔14〕,而忘却了自己曾称女师大为“臭毛厕”,并且署名于要将人“投畀豺虎”的信尾曰:陈源。陈源不就是西滢么?半年的事,几个的人,就这么矛盾支离,实在可以使人悯笑。但他们究竟是聪明的,大约不独觉得“公理”歪邪,而且连自己们的“公理维持会”也很有些歪邪了罢,所以突然一变而为“女子大学后援会”了,这是的确的,后援,就是站在背后的援助。
但是十八日《晨报》上所载该后援会开会的记事,却连发言的人的名姓也没有了,一律叫作“某君”。莫非后来连对于自己的姓名也觉得可羞,真是“内愧于心”了?还是将人“投畀豺虎”之后,豫备归过于“某君”,免得自己负责任,受报复呢?虽然报复的事,并为“正人君子”们所反对,但究竟还不如先使人不知道“后援”者为谁的稳当,所以即使为着“道义”,而坦白的态度,也仍为他们所不取罢。因为明白地站出来,就有些“形同土匪”或“暴徒”,怕要失了专在背后,用暗箭的聪明人的人格。
其实,撷英馆里和后援会中所啸聚的一彪人马,也不过是各处流来的杂人,正如我一样,到北京来骗一口饭〔15〕,岂但“投畀豺虎”,简直是已经“投畀有北”〔16〕的了。这算得什么呢?以人论,我与王桐龄,李顺卿虽曾在西安点首谈话,却并不当作朋侪;与陈源虽尝在给泰戈尔〔17〕祝寿的戏台前一握手,而早已视为异类,又何至于会有和他们连席之意?而况于不知什么东西的杂人等辈也哉!以事论,则现在的教育界中实无豺虎,但有些城狐社鼠〔18〕之流,那是当然不能免的。不幸十余年来,早见得不少了;我之所以对于有些人的口头的鸟“公理”而不敬者,即大抵由于此。
十二月十八日。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国民新报副刊》。
〔2〕太平湖饭店应为西安饭店。参看本书《后记》。
〔3〕章士钊复出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章士钊因禁止学生纪念“五七”国耻的爱国运动,引起学生反对,就逃往天津暂避;六月间,他又重返教育部,于八月十九日派武装警察解散女师大。
〔4〕胡敦复江苏无锡人,美国留学生,曾任上海大同大学校长。他在大同大学校长任内。通告中有“许(学生)以奋学救国,决不许以废学出位救国”的话,章士钊对此嘉许说:“此语不图于今日闻之”,并称赞他办的大同大学“成绩为公私诸校冠”(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五日《甲寅》第一卷第五号)。章士钊在解散女师大以后,便叫胡敦复担任女子大学校长。胡在一九二五年九月就任,同年十二月去职。
〔5〕校务维持会一九二五年八月十日章士钊下令解散女师大,同日,该校教员及学生即行组织校务维持会,负责校内外一切事务。鲁迅于十三日被推举为委员。该会在女师大复校后,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三日交卸职务。
〔6〕肉麻透顶的呈文指女师大风潮中及北大宣布脱离教育部后,北京朝阳、民国、中国、华北、平民五所私立大学联名给段祺瑞政府的呈文。由于呈文吹捧段祺瑞政府,诬蔑学生运动,要求根本整顿教育,以消隐患,所以《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九号(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二日)“时评”中称颂他们“其功固不在禹下,甚冀长此保持光明严正之态度”。
〔7〕分润金款之利当时朝阳、民国等五所私立大学曾派代表“谒见”段祺瑞,要求分享金款;段内阁会议决定另拨三十余万元给这五所大学。金款,参看本卷第159页注〔5〕。
〔8〕“教育界公理维持会”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由陈西滢、王世杰、燕树棠等人组成,旨在声援章士钊创办的女子大学,反对女师大复校,压迫该校学生和教育界进步人士。该会成立的次日改名为“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十六日发出《致北京国立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函》,其中说:“此次国立女子大学,于十二月一日,有人乘京中秩序紊乱之际,率领暴徒拦入校内,强力霸占,将教职员驱逐,且将该校教务长围困威胁,诋辱百端……同人等以为女师大应否恢复,目的如何,另属一问题,而少数人此种横暴行为,理应在道德上加以切实否认,而主张此等暴行之人,尤应力予贬斥,以清士流。”又说:
“对于此次女师大非法之恢复,决不能迁就事实,予以正式之承认,而于该校附和暴徒,自堕人格之教职员,即不能投畀豺虎,亦宜屏诸席外,勿与为伍。”
引导语:鲁迅先生的《华盖集》记录的不仅是鲁迅对传统文化时代风潮的独立意见,更是其被误解受攻讦时(所谓运交华盖也)的内心独白。下面是一篇《青年必读书》原文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青年必读书〔1〕
——应《京报副刊》〔2〕的征求青年必读书
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
附注
但我要珍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
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二月十日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京报副刊》。一九二五年一月间,《京报副刊》刊出启事,征求“青年爱读书”和“青年必读书”各十部的书目。本文是作者应约对后一项所作的答复。它发表后,曾有人在报上进行攻击。对此问题,后来作者又写了《聊答“……”》、《报(奇哉所谓……〉》等文(收入《集外集拾遗》);可参看。
〔2〕《京报副刊》《京报》的一种副刊,孙伏园编辑,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创刊。《京报》,邵飘萍(振青)创办的具有进步色彩的报纸,一九一八年十月创刊于北京,一九二六年四月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封。
鲁迅《华盖集》笔记
读鲁迅的杂文,总会有一种复杂的奇妙的体验。有时候真觉得他真好勇斗狠,陈源他们说了几句不中听的“闲话”,他就揪着不放絮絮叨叨好一阵子。有时候却觉得他好情真意切,论时事说青年语多肯綮,偏激处偏有一种可爱之处,让人坐立不安,却又欲罢不能。
期中考试监考时读完了《华盖集》,当然有些散篇早些时候也是读过,却不似这般一气读完的酣畅。这些文字都是鲁迅1925年时的杂篇散稿,一年尽头,集结成书,他自己也称写这些无聊的东西,所获得的“乃是自己的灵魂的荒凉与粗糙”,爱之乃是“因为这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书前言)。可见《华盖集》记录的不仅是鲁迅对传统文化时代风潮的独立意见,更是其被误解受攻讦时(所谓运交华盖也)的内心独白。
新与旧
鲁迅一般被看做革新的斗士,对传统文化颇多指摘。比如在《京报副刊》的“青年必读书”主张“少看中国书乃至不看中国书”,因为中国书是教人沉静的,出世的,僵尸一般,而外国书教人出世做事的,那怕“颓唐和厌世”都是活人般的。在《十四年的“读经”》直接讽刺那些主张读经的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几个“诚心诚意地来主张读经”的人当然是“糊涂透顶的笨牛”,而大多数人主张“‘读经’不过是这一回耍把戏偶尔用到的工具”。鲁迅反对的不是个人读经(当然他也不推崇),他反对的是以国家机器来推行所谓“读经救国论”,以读经之名行思想专制之实。就像现在所谓“国学热”,一些古籍经典爱好者自发地读经倒也无碍,如果让教愚部一纸通知取消马列课改上国学课,我想毁掉的不单是马克思,又会加一个孔子。
况且,在鲁迅看来,“古国的灭亡,就因为大部分的`组织被太多的古习惯教养得硬化了,不再能够转移,来适应新环境”,而“惟一的疗救,是在另开药方:酸性剂,或者简直是强酸剂”。(《十四年的“读经”》)也就是说破旧才能立新,传统只有有益于开拓新世界才能保留,而“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借批长城发破旧图新之旨:
“伟大的长城!
这工程,虽在地图上也还有它的小像,凡是世界上稍有知识的人们,大概都知道的罢。
其实,从来不过徒然役死许多工人而已,胡人何尝挡得住。现在不过一种古迹了,但一时也不会灭尽,或者还要保存它。
我总觉得周围有长城围绕。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两种东西
联为一气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
何时才不给长城添新砖呢?
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长城》)
那么这给长城添新砖的主力是谁呢?就是鲁迅所寄予深切希望的青年。
今天我们如何做青年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青年必读书》)
“近来很通行说青年;开口青年,闭口也是青年。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
“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导师》)
此论深得我心。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中国学生被教导了十几年,这不能做,那不能做,还要听诸多成功人士的指点迷津以期富贵,真是“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
“叔本华先生以厌世名一时,近来中国的绅士们却独独赏识了他的《妇人论》。的确,他的骂女人虽然还合绅士们的脾胃,但别的话却实在很有些和我们不相宜的。即如《读书和书籍》那一篇里,就说,‘们读着的时候,别人却替我们想。我们不过反复了这人的心的过程。……然而本来底地说起来,则读书时,我们的脑已非自己的活动地。这是别人的思想的战场了。”我们的学者文人们却正需要这样的战场——未经老练的青年的脑髓。”(《碎话》)
鲁迅引叔本华的那几句话,就是有名的“盲目读书不过是让自己的头脑变成别人思想的跑马场”之论,要引以警醒。
思想启蒙与行动
“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还是这一句话,虽然未免可悲,但我以为除此没有别的法。而且还是准备‘思想革命’的战士,和目下的社会无关。待到战士养成了,于是再决胜负。我这种迂远而且渺茫的意见,自己也觉得是可叹的,但我希望于《猛进》的,也终于还是‘思想革命’。”(《通讯一》)
“教书一久,即与一般社会睽离,无论怎样热心,做起事来总要失败。假如一定要做,就得存学者的良心,有市侩的手段,但这类人才,怕教员中间是未必会有的。我想,现在没奈何,也只好从智识阶级——其实中国并没有俄国之所谓智识阶级,此事说起来话太长,姑且从众这样说——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而且他们也不是区区文字所能改革的,历史通知过我们,清兵入关,禁缠足,要垂辫,前一事只用文告,到现在还是放不掉,后一事用了别的法,到现在还在拖下来。” (《通讯二》)
思想启蒙是长期事业,而且要靠市场,也利用商业的力量,所谓“市侩的手段”也。
“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
智识高超而眼光远大的先生们开导我们:生下来的倘不是圣贤,豪杰,天才,就不要生;写出来的倘不是不朽之作,就不要写;改革的事倘不是一下子就变成极乐世界,或者,至少能给我(!)有更多的好处,就万万不要动!……
那么,他是保守派么?据说:并不然的。他正是革命家。
惟独他有公平,正当,稳健,圆满,平和,毫无流弊的改革法;现下正在研究室里研究着哩,——只是还没有研究好。
什么时候研究好呢?答曰:没有准儿。
古来就这样,所谓读书人,对于后起者却反而专用彰明较著的或改头换面的禁锢。近来自然客气些,有谁出来,大抵会遇见学士文人们挡驾:且住,请坐。接着是谈道理了:调查,研究,推敲,修养,……结果是老死在原地方。否则,便得到“捣乱”的称号。我也曾有
如现在的青年一样,向已死和未死的导师们问过应走的路。他们都说:不可向东,或西,或南,或北。但不说应该向东,或西,或南,或北。我终于发见他们心底里的蕴蓄了:不过是一个“不走”而已。
坐着而等待平安,等待前进,倘能,那自然是很好的,但可虑的是老死而所等待的却终于不至;不生育,不流产而等待一个英伟的宁馨儿,那自然也很可喜的,但可虑的是终于什么也没有。
倘以为与其所得的不是出类拔萃的婴儿,不如断种,那就无话可说。但如果我们永远要听见人类的足音,则我以为流产究竟比不生产还有望,因为这已经明明白白地证明着能够生产的了。”(《流产与断种》)
改革要允许试错,因为改革不可能一下子带来极乐世界,但是却为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迈出了重要一步。
“我于是又恨我生得太迟一点。何不早二十年,赶上那大人还准说笑的时候?真是‘我生不辰’,正当可诅咒的时候,活在可诅咒的地方了。
约翰弥耳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我们却天下太平,连冷嘲也没有。我想: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大家渐渐死下去,而自己反以为卫道有效,这才渐近于正经的活人。
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这才是让人坐立不安的鲁迅啊。
革命与国民性
“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
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忽然想到》三)
“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会有好议员的;现在常有人骂议员,说他们收贿,无特操,趋炎附势,自私自利,但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的么?这类的议员,其实确是国民的代表。” (《通讯一》)
“先生的信上说:惰性表现的形式不一,而最普通的,第一就是听天任命,第二就是中庸。我以为这两种态度的根柢,怕不可仅以惰性了之,其实乃是卑怯。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一到全败,则又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无往而不合于圣道。这些现象,实在可以使中国人败亡,无论有没有外敌。要救正这些;也只好先行发露各样的劣点,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来。” (《通讯二》
“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战死了,不再来挥去他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它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
的确的,谁也没有发见过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
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去罢,苍蝇们!虽然生着翅子,还能营营,总不会超过战士的。你们这些虫豸们!”(《战士和苍蝇》)
“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战具比我们精利的欧美人,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利的匈奴蒙古满洲人,都如入无人之境。‘土崩瓦解’这四个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
“多有‘不耻最后’的人的民族,无论什么事,怕总不会一下子就‘土崩瓦解’的,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
真是可以从一大堆历史与现实的事件中找出太多的印证,不过这些也许不单是国民性,而是整个人类的一种本性。
实言之,鲁迅的很多杂文卑之无甚高论,但是从他笔下流出,总有一种让人猛然惊醒默然寻思的力量。这也许就是鲁迅不死的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