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小说独具地方特色。他的题材、人物、自然景色、风土人情、语言，无不涂上“湘西”的标记。题材是湘西社会日常生活中摄取的;人物是湘西农村的“愚夫俗子”，一批土生土生的“乡下人”;景色更是湘西山山水水迷人的美景。《边城》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下面我们为大家带来论沈从文《边城》中的湘西情怀，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论沈从文《边城》中的湘西情怀
摘要：作为奠定沈从文在文学史上地位的“牧歌”类小说，《边城》蕴含着沈从文浓厚的湘西情怀。文章结合沈从文的人生经历以湘西的人情、自然、风俗为背景，从人物性格的塑造，自然环境的描写，茶峒社会风俗描写三个层面分析《边城》中所体现的沈从文深厚的湘西情怀。
关键词：沈从文;《边城》;湘西情怀
沈从文从小在一个宁静、古朴的湘西小镇成长，凤凰城墙外绕城而过的清澈河流有着他玩乐的足迹，她与伙伴在这里游水嬉戏，也常常在河滩上看见被处决人的尸体。着美与野蛮的奇异组合，都对沈从文后来的创作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沈从文十五岁就成为了一名士兵，五年行旅生涯大部分时间辗转于湘西沅水流域。河水不但滋养了两岸的生命，也滋育了沈从文的性情，同时也培养了他对湘西那份至深的情怀。
特殊的人生经历加上湘西的自然环境、民风民俗潜移默化的感染使得沈从文对湘西的情愈深，他对湘西的那份情怀也是从不加隐讳的。《边城》题记中写到“对于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点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出。我从不隐讳这点感情。我生长于作品中所写到的那类小乡城，我的祖父，父亲以及兄弟，全列身军籍：死去的莫不在职务上死去，不死的也必然的将在职务上终其一生。就我所接触的世界一面，来叙述他们的爱憎与哀乐，即或这枝笔如何笨拙，或尚不至于离题太远。因为他们是正直的，诚实的，生活有些方面极其伟大，有些方其又极其平凡，性情有些方面极其美丽，有些方面又极其琐碎，――我动手写他们时，为了使其更有人性，更近人情，自然便老老实实的写下去。”
他有一部分小说是描写都市生活的，但是他发现自己始终与都市文明有一种难以消除的隔膜。在他看来，乡下原始、淳朴、自然的人性和人生，才是民族理想的精神和人生状态。他的生命、情感，已经留在了那个给他生命、知识和智慧的湘西，他每天坐在屋中，耳朵里听到的不是都是大街的汽笛和喧嚣声，而是湘西的水声、拉船声、牛角。因此作为一个作家的他对湘西的这种感情在充满诗意的文字间尽情的'流露出来，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边城》。
《边城》 讲述了湘西小镇一对相依为命的祖孙平凡宁静的人生。从一出生女主人公翠翠的生活中便只有爷爷和黄狗，随着年龄的增长翠翠的心中萌生了一段朦胧的爱情，这段爱情打破了原本平静的生活。大老和爷爷在这段爱情之路上死去，一段没有结局的爱情给人一种淡淡的凄凉，但爱情却不是小说所要表现的全部。沈从文通过描写他们的本性，他们与自然、乡人的和谐关系及湘西的民风民俗，展现了乡村淳朴的人性和理想人生情态，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湘西那份至深的情怀。
一、人物性格塑造中体现的湘西情怀;
沈从文在《边城》中对湘西小镇至善至美的人物性格的刻画，给每位读者一种舒服、惬意之感，无形中感受到湘西的淳朴、和谐、宁静，也表达了他对湘西淳朴人性的赞美以及对这种生活的向往。小说尤其以对主人公翠翠、渡船老人、船总顺顺的刻画最具代表性。
翠翠同她周围的山水一样，单纯、明净、健康、善良，她就这样无知无欲、浑然天成的长成了一个十五岁的少女。“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故天真活泼，处处俨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巧，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沈从文好用自然界的动物比喻人物，他描绘翠翠的天真活泼、温柔驯良，“俨如一只小兽物”，“如山头黄麂一样”，笔间充满喜爱。
对渡船老人的刻画沈从文更是不惜笔墨，渡船老人他勤劳、善良、苯酚、敦厚，凡一切传统美德他都不缺少。他管理渡船，无论面风吹雨淋，寒暑春秋皆忠于自己的义务职责。“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的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代替了天，使他在日头升起时，感到生活的力量。”他从不收取过渡人的钱物，不得已得来的好处总想法超量报答。他对河街上的人是那么的热情，同时也赢得了他们的尊敬，无论是船总顺顺还是卖酒的卖肉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那么的和谐自然，让读者叹息。
船总顺顺是地方上有头脸、有身份的人物，他的美德自然比渡船老人来的大气、豪迈。他慷慨大方能济人之急，喜欢结交朋友仗义疏财，公正无私。有一个妻子两个儿子，“年纪较长的如他爸爸一样，豪放豁达，不拘常套小节，年幼的则气质近于那个白脸黑发的母亲，不爱说话，眉眼却秀拔出群，一望即知其为人聪明而又富于感情”
《边城》中从翠翠、渡船老人、船总顺顺以及其他人身上我们看到他们是淳朴的、壮实的，真实而没有私欲，他们身上的共同特点正如批评家刘西渭所说“他们的心力全用在别人身上：成人之美”近乎完美的人格刻画让人觉得有些质疑，沈从文通过这些完美的人物塑造来美化湘西的人情，其中隐藏他说不出的湘西情。
二、自然环境的描写中体现的湘西情怀;
《边城》中的哪一方乐土安置在湘西的偏僻小镇茶峒，优美、宁静的环境对湘西淳朴人情、善良人性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对茶峒自然环境的描写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些自然环境的描写表达了沈从文对这种环境的向往，对湘西的热爱。
首先写优美的环境对人的影响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比如翠翠名字的由来及她的脾性“为了住处两山多簧竹，美景逼人而来，老船夫随便为这可怜的孤雏，拾取了一个近身的名字，叫做‘翠翠’”，“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故天真活泼，处处俨如一只小兽物。”并且在这个世外桃源里人与自然相处融洽“近水人家多在花里，春天时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沾酒……位置则永远那么妥帖，且与周围环境及其调和，使人迎面得到印象，非常愉快”
其次着重描写这个小镇的宁静祥和，表现它令人神往之处“两省接壤处，十余年来主持地方军事的，注重在安辑保守，处置及其得法，并无变故发生。水路商务既不受战争停顿，也不至于为土匪影响，一切莫不极有秩序，人民也莫不安分乐生……中国其他地方正在如何挣扎中的情形，似乎就永远不会为这边城人民所感到。”
三、茶峒社会风俗中的湘西情怀;
沈从文并不满足于在主人公身上堆砌美德，这种美德不是个人修养的结果，而是本地风尚习俗使然，沈从文为了强调边城民风纯朴，在当地风俗的描写上不惜笔墨。比如，端午节的热闹场景赛龙舟、捉，鸭子、放炮竹。在日头月光下长三年六个月的歌，赢得女孩子的芳心。就连失足妇女接客这种极端的事例也理想化了，在美化湘西淳朴民风中流露出他对湘西的那份情怀。
沈从文的成长及人生经历使他对湘西有一种不可言说的情感，这种情感将他和湘西紧紧联系在一起。他对《边城》中人物性格的完美刻画，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及桃源式小镇的描绘，湘西纯朴民风的描写强调，为我们营造出一派沈从文式的理想世界，宛如清新悠远的牧歌，倾诉着他对湘西的眷恋，表达着他对湘西至深的情怀。
参考文献：
[1]沈从文：《边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2]刘洪涛：《沈从文小说新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刘西渭：《〈边城〉与〈八骏图〉》，载《文学季刊》2卷1935。
沈从文作品中“梦幻湘西”形成的外部因素浅析
作为一位作家，在二三十年代乃至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坛，沈从文无疑都可以称得上是一份独特的存在。在小学都没有毕业的知识积累与文化修养背景下，他以自己那一份极为独特而丰厚的边缘化乡村经验和边地土著部队的军伍生活经历为资源，以温和节制、自然素朴的叙事态度和清新秀丽、从容舒放的文学语言，在当时的文坛上吹奏出了一曲浪漫温馨、柔美婉约的乡村牧歌，为久居都市的文化精英及市井读者提供了一个远离喧哗与尘嚣的神秘奇特、淳朴自然而又清丽柔婉的“梦幻湘西”，为现代文坛构建了一个独具特色的乡土世界。
从整体上来说，沈从文创作的乡土小说确是可以看成他所做的一个“梦”，只不过这个“梦”是以文字的形式出现的。其实，对于自己的湘西小说及一些自叙传性质的作品中具有的“梦幻”特质，沈从文自己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其早期的作品中他曾这样写道：“……一个人单单做梦，做一切的梦……我是专做梦的人。”“我是一个但适宜于白日做梦的独行人。”“只能靠着做梦来填补痛苦的寂寞旅途”;沈从文：《沈从文散文全编》，凌宇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5、75、82页。在其后来的文字中，即使50年代那样严峻的政治环境中，他依然承认这一点：“至于文字中一部分充满泥土气息……故事在写实中依旧浸透一种抒情幻想成分”沈从文：《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文集”第11卷，第70页。。在这里，我们不准备对沈氏作品中“梦幻湘西”内容的新奇性和形态的特异性作更深入的考察，而是要着重探索一下在当时文坛以鲁迅所开拓和领导的伟大“乡土批判”传统为主流形态的乡土小说领域，沈从文却要在自己的作品中创造这样一个文学乡土的“梦幻世界”，其原因究竟何在。对于“诗意梦幻”这一创作倾向的取予，在沈从文身上到底有哪些独特的外在因素与机制提供了必要条件或发挥了重要作用呢?基于这样的疑问，本文准备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童年及少年兵士的视角
1923年，爱尔兰诗人叶芝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时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在给他的“颁奖词”中这样写道：“作家与世界的关系”基本是由其“在孩提时代的内心激情”决定的，少年时代的“感性和理性生活”极大地影响着其以后的创作道路和方向。毛信德：《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演说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184页。应当说，这个观点概括了文学创作中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许多作家的创作会受其少年孩童时期生活状况特别是情感经历的影响，尤其是在那些带有明显自叙传倾向的作品中，这一点表现得更为突出。如林海音的《城南旧事》、胡适的《我的母亲》等，即使像鲁迅那样常以冷峻的目光、严肃的神情、批判的态度审视社会现实、进行文学创作的人来说，其作品中亦不乏充溢着以童年视角叙事时的天真烂漫、活泼生动。与沈从文同为“京派”小说作家的凌叔华谈到自己的.创作时曾这样说：“我有个毛病，无论什么时候，说到幼年时代的事，觉得都很有意味……怀恋着童年的美梦，对于一切儿童的喜乐与悲哀，都感到兴味与同情。”凌叔华：《凌叔华文存(下)》，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785页。在沈从文的创作中，这种情况更为明显。但是，这一情形在其作品中是以何种途径出现的，又究竟对他湘西小说的诗意、梦幻化特质带来了多大影响呢?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一方面是其湘西小说文本内容的构成。通过细读沈从文的作品，我们将不难发现，其乡土诗化作品中有许多篇章是以其童年和少年的城乡生活经历为据所做。且不说像《从文自传》、《在私塾》等这种明显的回忆性文章，就是在《玫瑰与九妹》、《炉边》、《入伍后》、《传事兵》、《卒伍》等大量作品中，我们也可以明显见到作者少儿生活的身影。而另外那些描写湘西民俗风情和虚构人事命运的作品，如《阿黑小史》、《龙朱》，特别是《边城》，则是作者凭借其对湘西生活的美好回忆而做的，不过是他的旧有边地乡村经验在其追寻文学理想过程中的进一步诗化而已。几十年后，当沈从文回忆自己的创作时也曾写道：“笔下涉及社会面虽比较广阔，最亲切最熟悉的，或许还是我的家乡和一条延长千里的沅水，及各个支流县份乡村人事。”沈从文：《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文集”第11卷，第70页。这当然是对作者选材内容的最好注解了。
另一方面，对于沈从文的家世背景及其幼时的家境状况，我们要尤加注意，因为这些无疑对他幼时感受生活和认知世界的方式及态度带来了极大的影响，进而映射在他“基本上一直在靠记忆写作”范家进：《现代乡土小说三家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159页。而成的湘西小说中。沈从文在《从文自传》一文中曾对自己的家世作了这样的介绍：祖父沈洪富曾得到过清朝提督衔，一度官至云南昭通镇守使，父亲也曾是一名军官;外祖父黄河清是一位贡生，“可以说是当地唯一的读书人”，母亲同样知书达理。沈从文：《从文自传》，见《沈从文文集》(下同略为“文集”)，第11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第104106页。照这样来看，沈从文所出生的这个“文武兼备”的家庭在当地也应算是名门望族了。在此文的稍后他又写道“那时我家中每年还可收取租谷三百石左右，三个叔父二个姑母占两份，我家占一份”沈从文：《从文自传》，见《沈从文文集》(下同略为“文集”)，第11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第103页。。《从文自传》由这些简要的描述，我们就可知沈从文在他那个湘西小城中到底居于什么地位了。像他这样一位“小少爷”，无论在城中的木匠铺、铁匠铺、染坊等，还是到乡下那些佃户或农民中去，自然会得到极大的厚待与尊重;他想讨要什么东西或跟着做些事情(如打猎、捕鱼等)，当然不会被拒绝或训斥，或许还因年龄小而受到特别的看护。如此一来，他的乡村生活经验与情感体验也就与普通乡村孩童有所不同，而独具一种新奇与诗意色彩了。
再者，对于幼时的受教经历，沈从文曾一再写到极不情愿待在教室中学习，而是经常逃学去野外戏耍游玩，这当然使他难免受责罚，有时还会很严厉。然而一则是，多彩多姿的大自然对他的诱惑确实太大了，甚至能使他忘记受罚的痛苦，“我一面被处罚跪在房中的一隅，一面便记着各种事情……由于最容易神往到种种屋外东西上去，反而常把处罚的痛苦忘掉……我应感谢那种处罚，使我无法同自然接近时，给我一个练习想象的机会”沈从文：《从文自传》，见《沈从文文集》(下同略为“文集”)，第11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第 111、112页。。另外，沈从文与自己老师的关系在这里也是非常重要的，他曾这样写到私塾中的一位先生，“这先生，是我的一个姨爹……容易管教是真的。但先生管教时也容易喊师母师姐救驾，这可不是我爹想到的事了。”“若是在什么事上我有了冤枉，到四姨跟前一哭，回头就可以见到表姐请先生进去，谁能断定这不是进去挨四姨一个耳光呢?”沈从文：《在私塾》，见《沈从文别集·凤凰集》，长沙：岳麓书社，1992年，第13、15页。当他转到城外学校上学时，则是“照情形看来，我已不必逃学，但学校既不严格，四个教员恰恰又有我两个表哥在内，想要到什么地方去时，我便请假”沈从文：《从文自传》，见《沈从文文集》(下同略为“文集”)，第11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第130页。。这些无疑增加了他逃学的方便与勇气，也为他带来了一种异样的感受与趣味，当他把这些经历写入作品，再由读者去阅读、品味时，体验就更为新奇了。
至于后来年幼离家，入伍做了一个士兵，远离了家庭的温暖与怀抱;军队又要不断移防迁徙，甚至经常要面对战斗、杀戮这些生与死的考验，沈从文无疑要承受身心上的一些痛苦，但是考虑这一问题时，我们也要看到沈从文自身的特殊情况。一是他的家庭因素。尽管其祖父的功绩与成就已成为往事，父亲事业也不是太顺利，但毕竟是军人世家，在当地军队中还是有许多家中的世交故友;加之他初入伍时年龄较小，自然也是在军中受到了较多照顾的原因。他在文章中虽没有过多地提及这个方面，但其中还是有迹可寻的，《从文自传》中这样写道：“当我母亲那么打算了一下……就去向一个杨姓军官谈及，得到了那方面的许可，应允尽我用补充兵的名义，同过辰州。”沈从文：《从文自传》，见《沈从文文集》(下同略为“文集”)，第11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第150页。在另外的一篇小说中，他又对这件事作了详细的叙述，说这个团长是他家的亲戚，曾做过邻居，并且与团长的女儿是很好的小伙伴。沈从文，卒伍：《沈从文别集·贵生集》，长沙：岳麓书社，1992年。其他还有作品写到他可以随意地出入军营到山野溪边游玩或去军队造械处闲耍(《从文自传》《鸭子集》《槐化镇》《沈从文甲集我的教育》)，由此可以看出他在军队中行为是较为自由的。二是他以一个士兵的身份，从少年的视角去观察部队驻地的乡土风情、人事纠葛与体味当地民众五味杂陈的情感浮动时，往往只看到事件与现象的表面，心理感受上与身处其中的城乡居民自然存在着较大的距离，从而在作品中形成了一种把生活理想化的情形。早期北京生活中现实的挤压
初到北京学艺的几年里，由于身无长技，默默无闻，沈从文经历了自己人生中最大的生活磨难和强烈的心灵冲击与震撼，这种身心双重的历练是一般人难以承受，也是一般人所难以想象的。那么，在这样残酷恶劣的境遇中，沈从文作品中应该透出更多阴冷、抑郁、沉闷的情绪才是;然而恰恰相反，在他写及湘西故土的作品中，所有的更多却是欢快、乐观与轻松，其间一缕缕的清纯秀丽之风扑面而来。那么这其中的原因何在呢?我想如果对他当时的生活状况与文学创作道路进行重新审视与观照，或许对我们理解这一问题有些帮助。
沈从文本是满怀了理想来到北京，他设想能够考上大学，先去接受系统的现代化知识教育和当时先进的思想理念。但对于这样一个小学都没毕业，连新式标点符号都一窍不通的人来说，结果是毫无悬念的：他一连在几个学校的招考中得了零分。很快，身上带的盘缠用光了，他又不甘心无功而返，只有靠向亲友告贷或同乡大学生的帮助维持生计了，或寄住会馆，或租住廉价的房屋，饥饱更是不定，以致数年后当沈从文回忆这段生活时还充满了辛酸：“人究竟是生物，每天总得有点什么消化消化，体力才可望支持得下去。当时这件事就毫无办法，有一顿无一顿是常事。”沈从文：《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文集”第11卷，第69页。如果说物质上的缺乏还能靠行伍几年练就的体魄勉强支撑住，那么来自精神、心理和人格上的各种屈辱、贬损和打击是更为令人痛苦的：茶房的奚落与嘲讽、势利之徒的挑衅与欺侮、感情的无所依靠等，这些都促使沈从文不断地从昔日的湘西城乡生活经历和当下的文学创作中去寻找心灵的寄托与慰藉;但是他这时的文学创作究竟遭遇了怎样的现实呢?
在20年代前中期也就是沈从文初到北京的几年中，中国文坛上的乡土小说领域，由鲁迅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和敏锐的洞察力开拓的“乡土批判”传统无疑占据了绝对的主流地位。对于刚从十几年的边地生活中走来的沈从文而言，他最熟悉的文学题材当然是乡土领域的。就人的心理习惯来说，一方面沈从文首要选择的文学表现对象与内容应该是他熟悉的湘西生活(沈从文后来的文学创作也从客观上证实了这一点);另一方面，对于才开始学习写作的他来说，从众、跟风等社会性心理倾向同样会促使他极力追随鲁迅等人的 “乡土批判”流派的，在后来的一些文字中，他也曾多次公开承认鲁迅“以乡村回忆做题材的小说”对他的启示性意义，“使他获得不少勇气和信心”。同上。然而，最终沈从文却走向了与“乡土批判”截然相反的“乡土抒情”的文学道路，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有一个原因是我们不应该忽视的，也就是当时“乡土批判”派文人群体对待沈从文的态度。
尽管都是来自乡村小城镇，有大致相同的出身，但由于人生经历、教育背景以及由此所形成的价值观念、人生态度和文学理想等方面的巨大差异，鲁迅及其周围的文人对初学写作的沈从文并无好感，而且还较为主观和草率地对沈从文的创作给予了批评和否定，自然也拒绝了给予其“乡土批判”派文人身份认定的机会。鲁迅在1925年7月致钱玄同的信中曾批评沈从文“用了各种名字，玩各种玩意儿”，说其写作“大抵意在胡乱闹闹，无诚实之意”。鲁迅：《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46、452页。使沈从文更为不快的是，时任《晨报副刊》编辑的孙伏园对他的大量投稿默然以待，甚至极为不屑地加以讥讽嘲弄。文学创作上的冷遇反过来与生活的艰辛交错混杂，生活的压迫、命运的多蹇、理想的渺茫使沈从文只能是一次次回到那温馨自由、轻松快乐的旧有乡村经验中去寻求灵魂的解脱，通过笔下的文字去呼吸乡间泥土的芬芳、感受山野的气息、聆听自然的声音，对于遥远内地城乡生活的温情追怀与诗意描绘成了他寻求精神避难的特有方式。
就在这个时候，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应该是郁达夫的推荐)，以徐志摩、胡适等为代表的新月派文人群体向他伸出了热情的双手，为他提供了最充分的练笔和表现机会，并对他的创作给予了极大的鼓励和极高的评价。在徐志摩任《晨报副刊》编辑的期间(1925年10月至1926年10月)，沈从文的作品得到了大量的发表，每月五六篇是常事，与先前孙伏园任编辑时相比真可谓是天壤之别;并且还有让沈从文自己也感到“受来背膊发麻”(《关于“集市”的声明》) 的作品赏析——“志摩的欣赏”(《晨报副刊》，1925年11月11日)。一方面，新月派文人的鼓励激起了他的创作欲望和坚定了沿着这一创作方向走下去的信念;另一方面，新月派文人的情感体验方式和文学风格也深深地影响了沈从文，使其形成了具有新月派文人文化叙事和社会叙事特点的叙事手法，即“温柔与感伤交杂的怀旧和诗意” 范家进：《现代乡土小说三家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141页。抒情。与故乡的隔膜
在1934年初回湘西时所作的一篇文章中，沈从文曾这样写道：“我坐到后舱口日光下，向着河流清算我对于这条河水这个地方的一切旧账。原来我离开这地方已十六年。”沈从文：《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文集”第九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年，第253页。其中“十六年”虽是指离开沅陵附近地域的时间，但是对于整个的湘西土地而言，自1922年夏天去北京算起，他也有将近12年的时间没有亲身接触过了。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他也写到了这一点，“民国二十二年旧历十二月十九日，距我同那座大桥(沈从文故乡凤凰的一座桥——作者注)分别时将近十二年，我又回到了那个桥头了”沈从文：《滕回生堂今昔》，“文集”第9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年，第324页。。
沈从文与故乡的这种隔离，既是时间上的，同时也是空间上的。在这十几年中，他最初到了北京，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在文坛上站住了脚跟，受到了广大读者尤其是新月派文人的青睐。后于1928年移居上海，与丁玲、胡也频夫妇共同创办刊物，并在1929年经徐志摩介绍到了由胡适任校长的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任教，1930年应聘去武汉大学任教不到半年的时间。1931年夏又受聘于青岛大学，本人随之移居青岛，1933年秋又回到了北京。这几处地方中，即使离湘西较近的武汉距其也不止千里之遥。这种与故乡长时间，远空间的隔离，使得沈从文在生活方式、思维习惯以及感知方式上都与在湘西生活时产生了极大的差异，同时也造成了他对当时湘西社会现状理性认识的滞后与偏差。当然，这期间沈从文与故乡的交流并不是完全阻隔的，他也不断地从家人与一些朋友那里得到关于湘西的新的信息，但这些印象毕竟是相当点滴、散乱的，所以他对湘西的认识与理解主要还是来自于那旧有的湘西城乡生活经验。
当他身处湘西，在那边地城乡与土著部队中生活时，或许会经常感到些许的烦忧和无奈，甚至会不断产生逃离这种生活的冲动。但当他真正远离了湘西，以回忆的方式重新感受和咀嚼这些生活经历时，实际上就完成了情感的某种超越，在心理感受上也就带有了很大的距离，以致当时那些本来就微不足道的忧愁与烦恼被掩盖、遮蔽或大大淡化了。再加以作者特有的叙事方式和语言风格，他的乡土小说呈现出某种诗意、梦幻的意境也就不足为怪了。
其实，这个问题在另一方面也可以得到证实。当沈从文结束了与故乡的隔膜，再次近距离接触故乡时，他的对故乡的情感认识就变得相当现实了。在1934初年回湘西时他就深切感受到沿途所见已是物是人非：“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为实为利庸俗人生观”沈从文：《长河·题记》，“文集”第7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年，第2页。，真是一片触目惊心。他当时心情十分沉重，对于家乡水手纤夫的“过去和当前”都产生了“不易形诸笔墨的沉痛与隐忧”，沈从文：《散文选译·序》，“文集”第 11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年，第85页。充分认识到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沈从文：《边城·题记》，“文集”第6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年，第72页。与《边城》前的作品相比，他后来写作的《顾问官》、《新与旧》及未完成的《小砦》等，其间的人事命运与乡土风情则全是另一番情形了，再也难保持原有的“轻松和愉快”了。
当然，沈从文在他的作品中构建这样一个诗意、梦幻的“湘西世界”，并不仅仅是这些外部因素所决定的，这与作家自身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和独特的艺术个性息息相关，他的文化价值取向及审美趣味，特别是他那特有的叙事方式和语言风格在其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但是当我们把沈从文的这一创作倾向置于文学史的视野，与其他在艺术才情、气质禀赋等方面相近的作家(如废名、孙犁等)相比较时，对其文学创作过程中这些外部条件与环境进行探讨的意义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一)回味《边城》
——(与君初相识于文字，犹如故人归于心田，点点墨痕沁入寒江雪，夭夭羽鹤化为杯中影。名家的章句不在高处，尽数归于寒塘鹤影。)
有一种感觉总是在想念时，才承认是相思;有一种期待总是在梦醒后，才知道是永恒。爱情历久以来都是一个我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记得在中学时候，在我们的语文教材上，有一篇名为《翠翠》的文章，温馨细腻。作者以清丽的笔触，描写了撑渡船的老人与他的孙女翠翠相依为命的纯朴生活，以及翠翠与船总的两个儿子的爱情悲剧。没错，它是节选自沈从文先生的《边城》。“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走进沈从文先生的《边城》，走进人情质朴的湘西，感受《边城》里对爱情的另一番解说，对人性的另一番赞美。
一直想找个时间，看看所谓的花开不败，情非得已，任由满心的眷恋和依依不舍搁浅在曾经的梦里，伴着落叶纷飞淡忘了所有的悲欢离合。此生依旧，留得时间消耗勇气，一切只因言不由衷。青春让人醉，岁月让人愁，谁欠了谁的幸福，只有命运知道。给岁月添一份淡淡的惆怅，她依旧可以很销魂;给青春添一份莫可奈何的柔情，她依然可以紧紧扣人心弦。《边城》里，翠翠的爱情是一出凄美的舞台剧，留给我们扣人心弦的美，足以让我们细细品味，无眠、无泪、无悲……
《边城》是沈从文先生的代表作，写于1934年，是一部充溢着湘西浓厚乡土气息的中篇小说。它描写了在湘西风光秀丽、人情质朴的边远小城，生活着靠摆渡为生的祖孙二人——老船夫和翠翠，以及小城的民风民情、每一年端午的龙舟赛事、船总顺顺和他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灵活逼真地刻画出各种人物的形象、心理活动、动作表情。
《边城》寄寓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的作品中最能表现人性美的一部。小说以翠翠的爱情悲剧为线索，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湘西地方的风情美和人性美;以牧歌式的情调描绘出田园般的边城世界，人们保持着淳朴自然、真挚善良的人性美和人情美。他们诚实勇敢、乐善好施、热情豪爽，每个人都过着一种“凡事只求个心安理得”的生活，就连吊脚楼**女的性情也浸染着边民淳朴的情操，那里的人民，诗意地生活，诗意地栖居。美学家朱光潜评价道：“它表现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心坎那一股沉郁隐痛”，“唱出了少数民族的心声”。《边城》是一曲描写湘西人民人性美的“牧歌”，一部美丽得如此朴素，悲剧得如此优美的人性“牧歌”。《边城》是沈从文“思乡情结”养育出来的一颗明珠。
《边城》是抒情诗，也是风俗画，被誉为“现代文学史上最纯净的一个小说文本”，“中国现代文学牧歌传说中的顶峰之作”。关于《边城》的主旨，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就是，“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作者采用了一种类似于中国山水画留白的艺术，只是稍加点染几个细节，将更多的想象的空间留给读者。如翠翠未见到傩送如何遗憾失望，大老如何惊艳于翠翠的美丽而一见倾心，留给了我们丰富的想象空间。
(二)《边城》之内容再现
——(翩若惊鸿，给素年的光景镀上余辉。婉若游龙，在似锦的岁月平添缱绻。心底的文字惊艳了整个时光，只为向你诉说，素年锦时中的那段过往。)
沈从文原名沈岳焕，生于1902年，湖南苗族凤凰县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1988年病逝于北京。沈从文一生共出版了《石子船》、《从文子集》等30多种短集小说集和《边城》，《长河》等6部中长篇小说。
青春很美，无法言语的美;岁月很销魂，刻骨铭心的销魂。一代文豪已经离我们远去了，可是《边城》仍旧像一首诗、一幅画，镌刻在读者的心里，紧紧扣人心弦。
在小说中，作者首先描述川湘交界的茶峒边城依山傍水，远离尘嚣，与当时作者所处的动荡的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城边“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缓缓地舒展开来，仿佛我们的眼前也不自觉地浮现出一座安详的小城，那里住着的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老人与女孩啊!那个老人便是老船夫，那个女孩便是老人的孙女——女主人公翠翠。
翠翠长大了，证明老船夫真正老了。可是无论如何，得让翠翠有个着落。老船夫不曾料到，早在两年前的端午节，翠翠与傩送二老在河边第一次相遇，傩送已爱上翠翠，翠翠下意识里已朦胧生出对傩送的爱恋。不巧的是傩送的哥哥天保大老也爱上了翠翠。更严重的，是一座新碾坊又加入了这场竞争——团总将它作女儿的陪嫁，正托人向顺顺放口风，要傩送作女婿!……
在这同时，天保想到翠翠，托杨马兵向老船夫探口风。老船夫回答说：“下棋有下棋规矩，车是车路，马是马路，各有走法。大老若走的是车路，应当由大老爹爹作主，请了媒人来正正经经同我说。若走的是马路，应当自己作主，站到渡口对溪高崖上，为翠翠唱三年六个月的歌。”一切由翠翠自己作主! 走“车路”与走“马路”，要碾坊和要渡船，两种不同的民族文化形态发生着强烈的碰撞。—天天保当真请了媒人，走车路向老船夫提亲。老船夫要让翠翠满意，问翠翠对这事的意见。翠翠却不做声。
翠翠弄明白了，来做媒的是大老!“不曾把头抬起，心怦怦地跳着，脸烧得厉害，仍然剥她的豌豆，且随手把空豆荚抛到水中去，望着它们在流水中从从容容的流去，自己也俨然从容了许多。”
我始终相信：爱情是不经意遇上的，而非刻意寻找。因此，从不敢轻易许诺，就像翠翠一样，正值一个最好的年纪，完全源于自己太向往永恒。
为了翠翠的幸福，老船夫愿意让翠翠自己作主，因此没有直接答应天保的提亲。待天保明白傩送也爱翠翠，同意傩送提出的`公平解决办法：兄弟俩轮流对翠翠唱歌，谁唱动了翠翠的心，翠翠便归谁。结果，天保自知不敌傩送，赌气乘船下行，不料不小心被竹篙弹入激流淹死了。顺顺家以为这事与老船夫有关，傩送也以为他做事“弯弯曲曲”，面子上对他冷淡了许多，老船夫陷入了不为人理解的孤独。
老船夫把自己孤单在一个人的角落里，不想起身随时间胡闹，等到一切都沦陷后，终于明白，原来自己真的老了。每个人都一样，我们无法不老，却还有可能年轻。只是我们没有时间与青春喋喋不休，没有勇气与岁月拉拉扯扯。
青春很美，没带走感动，没带走一起许下的诺言。岁月很销魂，嬉皮笑脸的一路走过，没忘了跟我们开开玩笑。笑醉几多柔情，笑醉几多愁，笑曳几多风雨，笑曳曾经的是是非非。老船夫随着岁月苍老，可世人却还没有理解他的孤独。
傩送父子的冷淡，中寨人关于傩送决定要碾坊的谈话，翠翠外柔内刚的品性，当年女儿悲惨的死，全都综合在一起，“命运”仿佛给了老船夫当胸一拳，他终于无力再抵抗，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伴随白塔的坍塌而睡去了，永远的睡去了。
后来，翠翠明白了祖父活着的时候所不曾提及的许多事。二老的唱歌，顺顺大儿子天保的死，顺顺父子对于祖父的冷淡，中寨人用碾坊作嫁妆诱惑傩送二老，二老想起了哥哥的死，且得不到翠翠的理会，又被逼着接受那座碾坊，因此赌气下行。祖父的死……凡是翠翠不明白的事情，如今可全明白了。
翠翠把事情弄明白后，哭了一个晚上。翠翠终于独自守在渡口，等待傩送的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小说就这样收场了，没有直接道出翠翠能否等得到傩送归来，也没有透露出傩送最后是否会回来。意味深长，让我们回味无穷，也留给了我们无限的遐想。在《边城》这部小说中，沈从文刻画的小说人物形象而逼真，翠翠，老船夫，船总顺顺、天保和傩送两兄弟，仿佛都是现实生活中质朴热情的湘西人民中活生生的一份子。
主人公翠翠是其中刻画得比较成功的一个人物形象，她是湘西山水孕育出来的一个精灵，“她在风日里成长着，皮肤黑黑的，触目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如水晶，自然抚养着她，教育着她。”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从不想残忍的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边城的风雨、阳光、山水，使她出落成一个眉清目秀、聪慧温柔，且带几分矜持、几分娇气的少女。傩送远走他乡，爷爷溘然长世，她痛苦悲伤但并没有倒下，她谢绝船总让她住进他家的好意，她像爷爷那样守在摆渡的港口，苦恋着并等待傩送归来，充分表现她性格坚强的一面，展现出柔中带刚的美。她是美的精灵与化身。
作者笔下的老船夫忠厚老实，一副古道热肠，几十年如一日地守着渡船，不计报酬，不贪图便宜，只是以给人方便为乐。真诚的老船夫同时获得了人们对他的关爱，卖肉的不肯收他的肉钱，水手们送红枣给他，小商贩们送粽子给他。这种超越阶级关系、金钱关系的乡邻之情在现实生活中是很少见的，沈从文就是通过这种感情揭示了人物身上所蕴含的美好的人性。
船总顺顺尽管有钱财却不吝财，他为人明事明理，正直和气。老船夫死后，他不计前嫌，依然一片盛情邀请那分明与他的两个儿子不幸遭遇有密切关系的孤女翠翠到家里安住。
他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在这种良好的家庭氛围中，都“结实如老虎，却又和气亲人，不骄惰，不浮华，不仗势凌人”。傩送为了纯真的爱情，宁愿放弃一座碾房的陪嫁而选择渡船，天保则宁愿牺牲自己的幸福，希望成全弟弟的爱情。他们都胸怀宽广，光明磊落。
“……不思量，自难忘。”不知道，到最后，翠翠在孤寂中如何才能熬得过漫长的等待。爷爷走了，只留下翠翠孤身一人孤独地守着渡船，痴心地等着傩送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多么精心的收场，一点儿也不拖泥带水。
冷冷的晚风，轻轻地吹起，吹乱了满怀的思绪。辗转的流年，悄悄地从指缝间溜走，不留痕迹。多情的岁月，在翠翠娇嫩的脸上刻下了一道道年轮。脆弱的心，在纤尘中落寞成了一季的风花雪月。一世的情缘，刹那间冻结成了美好的海市蜃楼，不知道翠翠是否能够等到二老归来?让我们想象一个美好的结局吧，也许，这也只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安慰吧。
(三)《边城》之含沙射影
——(邂逅于荧幕，心心相念。约会于胶卷，月华如练。隐隐约约察觉，这虚幻的世界，彼岸的光影与你相约。)
罗裳散不尽妖娆，万千想念，万缕相思，洗净了今生所有的繁华。落泪的眼眸尘封不了轮回，流不断浅笑的优柔和今生若隐若现的倩影离愁。沈从文四年情书换来的爱情理应是美好的，可并不尽然，给我们的是温暖而又莫名的伤感。
张兆和是沈从文的学生，沈从文爱上了她，不顾一切。他写下了一句话：“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我想，这个人只能是张兆和了。
当沈从文认识张兆和后，他的情书便如狂风暴雨一般，携着不顾一切的勇气和热情向张兆和席卷而来。然而，张兆和却很冷淡，他的信，她几乎一封也没回过。胡适对张兆和说：“他顽固地爱着你。”张兆和的回答倔强而骄傲，她说：“我顽固地不爱他。”
他写给张兆和的信中有一段话是这样的：“我曾做过可笑的努力，极力去和别的人要好，等到别人崇拜我，愿意做我的奴隶时我才明白，我不是一个首领，用不着别的女人用奴隶的心来服侍我，但我却愿意做奴隶，献上自己的心，给我爱的人。我说我很顽固地爱你，这种话到现在还不能用别的话来代替，就因为这是我的奴性。”用情至深，我想当看到这段话时，很多情感柔弱的女性都会不自觉地为他落泪。
四年的情书，终于打动了张兆和“顽固”的心，1933年9月，他们成婚了，而《边城》就是那个时期的代表作，文中的主人公翠翠便是以张兆和为影子写下的。
他至死都深爱着张兆和，为她的第一封信哭得又伤心又快乐，为她的一个笑容、一句赞赏“欢喜得要飞到半空中”，为她的一次生气、一个抱怨而陷入无穷的苦恼里，甚至想去轻生。生活的苦，让他并没有得到张兆和的理解。
他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终于，他还是回到了故乡，归葬在了湘西灵秀的山水里。
他坟地的对面是一片悬崖，崖上蓬勃生长着大丛的虎耳草，《边城》里的翠翠，只有在梦中才能摘到。他爱过的“那个正当年的人”，便似那悬崖上的虎耳草，这一生他没有摘到。在他们的婚姻生涯中，张兆和并没有完全理解他。
爱情不是不顾一切的冲动，也不是无所谓的追逐与忙碌，真正的爱情是相互理解与牺牲。我想要是他们彼此相互理解，那将会是一段诗情画意的时光。就像文中的主人公翠翠，守候着渡船，守候着那飘散后或许来世才能会合的两片云彩，守候那没有花期的蓓蕾在梦中热烈的绽放。
也许这世上真的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责任对另一个从一而终，任何一份爱，都是恩赐，我们没有任何权利奢望恩赐永恒。有时候，我们总习惯看着一份份的恩赐擦肩而过，然后站在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里，想着自己近乎荒凉的所谓爱情，为自己其实生活的很累，我们可能平静地想哭。可翠翠没有，她坚持着。
有时候，别哭的太早，只因为真正的伤心未到。是什么忍住了伤悲，是街上的行人还是夜色太美，或者是我们满心的期待。那些风和雨的漂泊，翠翠没有逃避和退缩，可我们要怎么去应付，才不至于闹得青春不知所措。
《边城》让我们对爱情有了新一番的认识，对人性有了新一番的了解。多么希望这个时代里的爱情如作者笔下湘西小城的那般纯洁美好，多么向往这个社会的人们热情质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