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非子读后感1
近来,我们学习了有关韩非的几篇文章。在我看来,韩非阐述观点的方法很特别,不像孔子的循循善诱,不像孟子的比喻,而是用寓言故事。在这么多的寓言故事中,使我最为有感的是那秦穆公使自己的儿子在晋国、楚国做官的事。这一则所揭示的道理很明确,那是“远亲不如近邻”。正如之中所讲:远水救不了近火,远水解不了近渴。怎么来看“远亲不如近邻”呢?举个例子,如果你家着火了,你是寻求你周围的人帮你救火,还是跑到很远请“远亲”来解救呢?答案很明了,你会选择离你最近的周围的人帮助你。
那么,纵眼当今世界,不看别的,来分析一下南海局势。南海海域蕴藏有大量的能源,所以引发了中国同周围国家的主权问题。放下日本和越南先不说,把目光投向菲律宾这个岛国身上。众所周知,目前中菲在黄岩岛对峙了一个月之久,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菲海军抓捕我渔民,首先引起争端,而我国的海监船及时赶到进行施救。放下这些不说,先了解一下菲律宾。菲律宾一个很贫穷的国家,一个空军没有现役战斗机,海军没有导弹的国家,他怎敢侵犯我们至高无上的主权?不是说我们的国家强大,就不允许别国与我们进行争议,而是因为某些国家想要重返亚太地区,组织第一、第二岛链来牵制中国的快速增长。因为中国的迅速崛起,让有些超级大国感到不安了,层出不穷、变化多异的“威胁论”满世界都听得到。菲律宾就是找到了这么一个强大靠山才敢“狗仗人势”的与中国抗衡,这无疑体现了菲律宾的狂妄和无知,他们想攀高枝,得到利益、军援,可是他们的如意算盘是打空了。现在的中国和那些超级大国间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多,合作领域越来越宽泛,交流也逐渐增强,而菲律宾呢?他们有什么值得让那些大国感兴趣的地方吗?难不成是香蕉吗?那些大国是想阻碍中国经济发展,从而保护自己的霸主地位,而不是和中国玩真格的,因为他们不敢对中国动手,那样只会两败俱伤。可是,菲律宾领导人把那些大国的“意思”理解错误,从而像条疯狗一样乱咬人,还扬言将中国告向联合国,那么,我告诉你,中国可以陪你们打官司,我们耗得起,就算是陪你们玩火也可以!不像你们,渔政船还得借!最先进还是美国二手的服役了几十年的一艘巡逻舰。
冷静下来想一想,如果菲律宾顾及长远利益,同中国一起开发南海,共享资源,那最后受益的是谁。现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你感觉你的地位提升了,别作梦了!你们只是美国手中的一颗棋子,用完就扔掉了,有谁会傻到帮助一个毫无利益可得的国家,而损失自身利益?在这里,美国就是“远亲”,而中国就是你的“近邻”。所以,我奉劝一句,不要仗着你的“远亲”来骚扰你的“近邻”,否则当你家着火时,“近邻”是不会帮你的。你的既得利益也就眼前这一点。说到底,你不如加强同你的近邻的联系,找一个可以得到长远利益的伙伴,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不要再给大鼻子当狗了,摇尾巴还不讨好。
以上就是我对“远亲不如近邻”的深刻理解。我从韩非子那里学到了,现在再把这句话放在南海,我觉得,依然适用。
韩非子读后感2
如果要说一部代表先秦法家思想的著作,我认为非《韩非子》莫属了。《韩非子》是一部提倡法治权谋,宣扬君主专制的法家思想代表作。构思精巧,描述非常生动,善于用朴实且幽默的语言阐述深刻的道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以一无,皆帝王之具也”,这就是韩非主要思想高度概括,一个国家要安定繁荣,君王就得遵循法治、权术和权势的法治思想。韩非也是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刑不避大夫,赏不遗匹夫”的主张,在《韩非子》中的《定法》、《难势》等篇幅中都有体现。这就是告诉我们,法治制度下人人平等,不管你是平民百姓还是皇亲国戚,也就是常常听到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概念,这是能使国家安定的基本政策。这个主张对于后世历朝历代法治制度的建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治国之道的人的条件,韩非在《孤愤》中也给与了论述,“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同时他还对所谓“重臣”给与了解释并且论述了当他们掌握大权后产生的严重后果,这一论也受到了历史无数事实的论证。
韩非的哲学思想遵从老子的思想,是早期朴素唯物主义的代表。其中最具代表的就是他“道理相应”的唯物主义思想,在《解老》和《喻老》通过“矛盾”的论证。就是我们很熟悉的矛与盾的寓言故事就是出自《韩非子》,这个有趣的小故事生动形象的阐述了事物的两面性的辩证思维。韩非的有些政治方面的主张是与儒家、墨家相悖的,所以他批判孔孟和墨子。他主张依法治国,而且要用重典,他认为罪行不管轻重,只有重刑罚才能减少犯罪。很显然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这是要巩固国家的权威,但是他没有想过这样做却得不到民心,有违“得民心者得天下”。韩非这些政治主张在《显学》、《六反》中都有集中体现。
我们有很多非常熟悉的成语典故都出自《韩非子》,如之前列举的“自相矛盾”,还有“守株待兔”、“滥竽充数”等,都是富含深刻寓意的成语故事。
这么看来,我们从小在无形中就受到了法家的哲学思想的熏陶了。
韩非子读后感3
每一个通读过《韩非子》的人,都会深深地被其中闪烁的智慧的光芒所吸引。在中国古代的历史长河中,浩瀚的思想史星空里,韩非子的思想始终耀眼,虽不如儒家思想那样被统治者奉为正统,道家思想那样被文人志士推崇,但却真真正正推进了历史的进程,加速了社会的进步,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直至今日仍未磨灭。
作为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韩非子总结了前辈法家人物的思想,把商鞅的发“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三者结合在一起,明确阐述了法、术、势三者结合的法家思想体系。所谓“法”,是指国家的法律、法令、规章制度。法必须编著成文,设置在官府里,公布与老百姓中,让所有人都知道、都遵守。难能可贵的是,韩非子明确提出了“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等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触摸到了法治的核心思想――公平、平等。“术”是指君主考察、举拔、控制群臣的一整套方法,其中包括一些具体的考核、检验下级工作的程序,也包括一些藏于心中、不可告人的秘密心术。“势”是指君主的权势。他对于君主来说,这三者缺一不可。直到今天,这些思想仍然发挥着作用。
同时韩非子站在新兴阶级的立场上,看到了“乱世”现象背后的本质,形成了一种发展的历史观。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化的,不是循环往复,更不是今不如昔,因此应该对未来充满信心。他甚至还曾从人类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方面分析历史发展的轨迹,接近了唯物史观的边缘。他把以往的历史发展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和当今四个阶段,认为“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时代不同,治国方法也应不同,所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他嘲笑主张复古守旧,不知变通的人是“守株待兔”,他清楚地意识到新兴阶级代表着当时历史前进的方向。这些在当时可谓惊世之言的思想,在今天来看几乎已经是大家所共认的基本常识,由此可见韩非子的智慧。
韩非子人性思想的核心是“性本利”,他认为人人皆有好利恶害之心,一方面君主应利用人的这一特性,做到赏罚分明,另一方面更要时刻警惕大臣,不要轻信他人,尤其是枕边之人。在《八奸》之中,“同床”位列第一,其次为“在旁”,而在《备内》中,更是明确提出了连自己的妻子儿女也要严加提防。这些观念,虽然有些偏激,但不可否认,即使在当今他们仍然是导致违法犯罪的原因。同时韩非子也提出了一些解决此类现象的方法,其中最重要的两条就是严刑峻法和建立牵制考核制度。他在《有度》中明确提出执法者有力,国家才能强大,决不能允许他人在法律制度之外耍小聪明。同时也在《八经》、《扬权》、《用人》等文章中,多次提到了要运用多种手段对群臣进行考核,如设置监察机构,公开宣传等。也提出在防止大臣大权独揽的同时,更不要出现“胳膊粗过大腿”的现象。这些思想在今天看来仍发人深省。
韩非子的思想中也留下了许多维护加强君主集权的理论,具有明显的独裁、专制、反民主的色彩,成为后世封建专制主义的开端,但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现状,这些思想是有存在的理由的,事实证明也是有效的,这些思想为秦朝统一的封建帝国奠定了理论基础,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的正是韩非子的一套法制理论。不得不承认,在封建社会初期,韩非子的思想起到了强化国家政权,巩固国家统一的作用。
从总体上看,韩非子的思想属于务实派,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基本情况,具有很高的可行性,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也有一些偏激的地方。比如轻视工商阶级,在《五蠹》明确提出了工商之民是危害社会的五蠹之一;否定“仁义”在治国之中的作用,认为“仁义”靠不住,批判儒、墨两家的学说。在《有度》中,将廉、忠、仁、义、智阐述为乱世的产物,更在《显学》中,明确指出,儒墨两家不是白痴就是骗子,与算命先生一样不可信;忽视民众的主观能动性,认为民众本来就倾向于服从权势,须靠缰绳和马鞭来统治,而民众的见识犹如婴儿哭闹,不足采纳。
韩非子的思想之所以未湮没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是因为他思想的精髓就是对侵淫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的今人来说,仍然振聋发聩,受益匪浅。它像刻薄的解剖刀,把官场政坛的血腥真实剖开;它像无情的显微镜,将人情世故丑陋本质放大,这正是《韩非子》的难得之处。因此,可以相信无论社会如何发展,韩非子的思想仍会发挥出它耀眼的光芒,指引人们前进,闪耀在中国思想史的星空中。
韩非子读后感4
《韩非子》里有个“智子疑邻”的典故,现在常被用来讨论感情亲疏对认识事物准确性的影响问题。说实话,我觉得挺浅薄,也不那么让人信服。
就按照那故事本身来说,事情发展的结果根本不用说,这还用想吗,就想电视剧的剧情一样,当然是打110报警直接把邻居当嫌疑犯啦,难道还能怀疑自己儿子不成?把自己的儿子当贼看,落下一个“子不教,父之过”的骂名吗?退一万步来说,就算我们假设,事情的真相就是是儿子监守自盗。那么,我的意思也仍然是,我宁愿永远不知道这个结果,宁愿永远停留在对邻居错误的怀疑中。
对所谓真相的探究,真的就比情感的平衡来得重要?我想那个父亲也和我想法一样,可能韩非子的故事里面就真是儿子偷的,父亲早就知道了,可是,不是邻居,就是儿子,换了是你,你也会毫不犹豫地断定邻居就是小偷。什么六亲不认,法理难容,别再说这一套了,都是口头话,到时还不是侧着脸,一面不忍地举报邻居。这是情感作的怪,那血融于水的感情啊,每个人都宁愿内心愧疚一辈子,也不想看着亲人的落魄痛心揪肺。
深奥的我不会,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说篮球。现在假设中国队要再跟美国队打一场球,你让我下注,押哪个队?你尽可以告诉我中国队一直没赢过美国一场球,你尽可以告诉我美国现在是世界第一,你甚至可以告诉我半场人家已经大比数抛离了,可我跟你说,我死活就是要押中国队!尽管姚明打不进篮下,尽管大郅被人压着来欺负,尽管全队完全没有了脾气,可是,我依然会支持他,也会千辛万苦地挑出他的好,姚明盖了美国人的球,大巴把对手撞得满地找牙……我喜欢NBA,喜欢看美国球星打球的激情,但这都不影响我对中国队的支持,这就是情感作的怪。
我时常怀疑,现代人是不是过于聪明了?亲兄弟算账,有纠纷也不找老长辈调解,却喜欢直接奔法院了;夫妻间要自由,出现问题也不再宽容忍耐了,干脆搞离婚二次选择;在网上看到甚至有先进的知识分子提倡,号召学习西方家庭,孩子长到18岁再要钱就给爹妈写借条了!你看,我的天啊,多少愚昧的行为,打着理性的旗帜,冲破情感的脆弱防线。难道那一切无谓的东西,竟比感情更重要,比能相聚在一起的缘分更矜贵吗。
我是个愚人。我自以为所谓理性或真相,永远是相对的,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因为人间有情。时常听到一句话叫“情有可原”,就算是最严明公正的法院审判官,也都一样受到情感的左右。我一直都相信我的父母,相信我的姊妹和朋友,相信尽管我错了,他们一样会在背后支持我;我相信善良,相信真诚,相信这些信仰本身能够给我带来真正的幸福。
韩非子老人家留下这个典故,所要告诉后人的真正意思,就真是要见仁见智了。我宁愿相信俄罗斯一位智者所说:理性是苍白的,而情感之树常青。
韩非子读后感5
《韩非子》为韩非所著。韩非是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继承了老子的思想,被世人称为是“集大成者”。《韩非子》是一本讲治国之道的书,里面有许多大道理,也有许多小故事。让我印象较深的是《滥竽充数》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大意是:齐宣王让人演奏乐器,一定要有三百个人。一读书人请求参与吹奏,齐宣王很高兴,并用许多粮食来供养他。齐宣王死后,湣王即位。湣王喜欢听一个人一个人的演奏,先前的那个读书人因不会吹奏,就只好逃走了。这个故事讽刺了那些没有真才实学、浑水摸鱼的人;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如果君王好大喜功,就会让一些无才德之人钻了空子。
韩非的许多政治思想,都不被韩国的君王所采纳,但他的理论却在秦国获得了丰收。他的思想深受秦王的亲眯。秦王曾说过:“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可由于秦王先前的犹豫,使韩非中毒身亡,让秦王感到十分遗憾。但韩非的主张见解,为秦王统一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韩非从君王的角度写下了《韩非子》一书,里面有许多管理国家的深明远见。他的主张可用十个字概括:有功则厚赏,有过则重罚。在这中间就充分体现出了了中央集权思想,君王需要通过“法、术、势”三个渠道来治理国家,将他们运用自如。法,是指君王对臣下以及百姓所定的法律;术,就是指君王用人的办法,即所谓要“深藏不露”;势,也就是君王在整个官僚体系中自己的力量。韩非认为只要君王掌握了这三点,就可以把国家管理的井井有条。
如果君王不从实际出发,好大喜功,那就必定会被一些无才德之人钻空子。而韩非写这本书的意义就是教导君王怎样防范“滥竽充数”之类的小人,使用一些有真才实学、能为国家带来利益的人。
韩非子读后感6
《韩非子》,这绝对是一部巨作,虽然是在几千年前,但是,其中许许多多的思想至今受用。
从小便听过《滥竽充数》《画蛇添足》等等,直到有幸看了这本书才知道,这竟均出自《韩非子》。
这次,我看的是《外储说左上》,主要讲的是“君之外谋”,其中“说一”的第二段尤其令我感悟颇深。
这段主要讲的是墨子做木鸢与葵与射稽唱歌的故事,就拿第二个故事来说吧,葵唱歌时,大家都轻松又愉快,而射稽唱时,大家又吃力又疲惫,但有人注意到吗?事实上,射稽唱时的效率比葵唱时的效率高出了许多。
这是为什么呢?这便是良药苦口,不要对苦涩的事物产生厌倦,事实上,这往往是最妙的灵药,葵所唱的歌是一颗甜味的糖,让人感到舒坦,射稽的歌是苦味的药,虽苦,但功效甚好,这便是甜苦之分。
那到底该如何抉择呢?忠言逆耳,聪明的人会去鼓励别人,因为他知道这是最好的方法,英明的人会去聆听它,因为他知道,这能创造出最好的功效。
墨子,连他也会做过愚蠢的事,但他,就是聪明人,他知道做木鸢是件傻事,而那些看似平常的事后,却隐藏着良方。
生活中,社会上也是如此,那些最诚恳的劝告,总是不那么顺耳。家中,父母随时的关照与提醒,总是对你最好的话,但在我们耳中,总是那么唠叨,平日,老师的循循善诱,潺潺教诲,是枯燥和无味的,但这又是最富哲理的话语。
夫良药苦于口,而智者劝而饮之,知其人而已疾也。忠言拂于耳,而明主听之,知其可以致功也。让我们记住这两句话吧,这是我所理解的,但这将永远伴随你左右。
韩非子读后感7
所谓“利民萌便众庶之道”,就是韩非的政治主张,也是现代耳熟能详的一个词语——法治。《韩非子》一书,就像是韩非在封建社会的大框架下,以“法/术/势”为核心的一本“政法大纲”
以我,一个初中生的思想来看,韩非的政治主张与其他类似于儒家的思想最大差异在于“法治”和“礼治”两个概念。
韩非本人从他选取的故事来看,是想要证伪儒家在《论语》中记载的关于仁义治国的观点。比如《难一》里讲到的历山的农民与舜,韩非通过一系列关于尧,舜两个圣人的辩证,揭示了他们两人都被儒家称为圣人的话是自相矛盾的,最后引申到一个治理天下的人“释庸主之所易,道尧舜之所难是”不能成功的。
第二点,如果一个国家的君主像中山国国君那样(也像儒家提倡的那样)“好岩穴之士”的话,那么《经四》里说的“中牟之异弃田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的事就一定不可能避免。而这个观点在书中被反复提到过,像“齐王好衣紫”和“邹君服长缨”这些故事就让孔子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显得黯淡无光,更加衬托出了韩非对于理想的中央集权社会中君主的定义:“人主者,守法责成以立功者也。”
第三点,这本书里最重要的部分:法、术、势和包括《定法》,《有度》,《八经》,《用人》等十四篇的建国纲要。法,在书中的意思就是法律。术,据书中观点是君王心中必须要掌握的用人知道。势,就是自己的权势。这三者在建国,强国的过程中缺一不可。我把这些转换成通俗语言,就是依法治国,善用人才,群众路线。法,在本书中正好有一句概括性的介绍,就是:“赏莫如厚,使民利之;誉莫如美,使民荣之;诛莫如重,使民畏之;毁莫如恶,使民耻之。”这句话的意思是奖赏不用太丰厚,让人民有追随利益的感觉就行了,名誉不用太高上,让民众有荣誉就行了,声讨不用太激烈,让民众害怕就行了,处罚不用太恶劣,让民众有耻辱就行了。这是韩非运用人们的心理习惯总结出的立法原则。而法在文中的解释在现在看来是很简单的:君主给臣民们的规定——哪些能做,哪些不能。术就是现代的用人法则一样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发现好的人才后,要先让他在基层锻炼,并考核他的能力。这一点,韩非能这么早想到,是极为可贵的,也正是儒家学说提倡的“直接任用贤人”的错误理念影响了后世几千年的官僚体系。而势的定义,给大家举个书中的简单例子:如果桀纣生来就在君位上,而尧舜则生来是贱民,那么桀纣在统治时,天下有十个尧舜也不能安定国家;而如果反之,尧舜生来在君位上,而桀纣生来是贱民,那么有是个桀纣也不能扰乱国家的秩序。
《韩非子》在文学上的意义主要在于《内、外储说》的寓言故事。在法律界的件数则是真正法治意义的提出者。韩非本人也是一个敢于实践的人。新世纪,许多古代的学说,例如儒家和道家,都已被重新发扬,我们希望对于同样在诸子百家里有重要地位的法家,也有这样经过去其糟粕,取之精华之后的重新复生,“古今异俗,新旧具备”!
韩非子读后感8
安术有七,危道有六。安术:一曰,赏罚随是非;二曰,祸福随善恶;三曰,死生随法度;四曰,有贤不肖而无爱恶;五曰,有愚智而无非誉;六曰,有尺寸而无意度;七曰,有信而无诈。危道:一曰,斫削于绳之内;二曰,断割于法之外;三曰,利人之所害;四曰,乐人之所祸;五曰,危人于所安。六曰,所爱不亲,所恶不疏。如此,则人失其所以乐生,而忘其所以重死。人不乐生,则人主不尊;不重死,则令不行也。(《韩非子·安危》)
七种安术,前三种讲赏罚、祸福、死生各自依据的标准,第四和第五种讲贤不肖和愚智在君主择臣时的重要性,第六种说明君主一切行事都须遵从规矩,第七种说明君主施政要注重诚信。六种危道,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必须依法行事,不可破坏法制;第二、行政应顺应人情的自然,不可肆意妄为。
在韩非子看来,国家安危的关键在于君主能否以法治国。危害国家和社会的因素,首先在于统治者破坏法制。一个社会的法制被破坏了,为政者随意妄为,必然使整个国家走向危亡。所以,七种安术,前三种和第六种主要强调治国行政应当有法度规矩,任何情况下不能凭借一己的主观情感和臆断。
用人方面,韩非所强调的同样是“有尺寸而无意度”。韩非认为,贤能和不贤能是需要通过办理具体事务的检验加以判定的,绝不可以凭借君主喜爱还是厌恶。
第七种安术讲诚信,这也是韩非反复强调的。因为法无信不立,君主言出必行,才能在全社会建立起信赏必罚的牢固信念,而赏罚是法令的核心内容。诚信和法令都是治理国家的必要手段。君主倘若靠欺骗愚弄百姓来行政,也就意味着摧毁了君主和法令的权威,可以得逞于一时,但需要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和政治成本,而且一定不可能长久。
韩非讨论安危之道时,着重分析了法治与人心之间的关系,提出:一个好的社会,应当是安定有序的,这符合人情人心,因为人们更喜欢在安定有序的社会中生活。法律是达到安定有序的有效手段。因此,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是:“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故临之而治,去之而思。”(英明君主的治国之道忠于法律,他制订的法律忠于民众的心愿,所以用它来治国,国家就能治理得好,去掉了它,民众就会思念。)
如此说来,“利人之所害”云云,其实都是指君主做事颠倒是非,无法无天,导致社会动乱混乱。人们朝不保夕,自然“不乐生”“不重死”。一个民不乐生、民不重死的国家,其安危也就不言而喻了。
韩非子读后感9
这周,同学们开始读《韩非子》这本书。它的作者就是战国末期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韩非子。
韩非是春秋战国时期韩王的一个儿子,法家的集大成者。他师从于荀子。荀子是春秋战国晚期儒家学派的主要代表,继承了孔子的治学传统,是儒家经学的主要传播者之一。
为什么一个儒家的老师教出了一个法家的学生呢?孔子强调的是:仁、义、礼、智、信;孟子强调仁、义、礼、智。孔孟之道中,仁都是第一位的。孔子和孟子都认为人性本善,道德源于人的内心。而荀子的看法却不同,他认为人性本恶,人的道德是靠着人的智慧所进行后天的“改良”所得到的。
与孔孟相比,荀子提倡礼法兼治,他的思想则具有更多的现实主义倾向。他在礼仪道德教育的同时也强调了政法制度的惩罚作用,这与法家提倡的“依法治国”大同小异。
俗话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韩非对荀子思想中的”法“有了自己的思想和认识。韩非对于凡夫俗子的自我约束能力并不抱希望,故而推崇强制的法。
《韩非子》一书共五十五篇,十万余字,呈现韩非极为重视唯物主义和效益主义思想,积极倡导君主专制主义理论2,目的是为了专制君主提供富国强兵的霸道思想。
书中也记载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小寓言故事,如《自相矛盾》,《守株待兔》,《滥竽充数》等。此外”矛盾论“及君主中央集权的概念也都是他提出的,也说明了他善用大量浅显的寓言故事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作为论证资料。生动,形象的表达了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
可惜的是,他却恰好死在了他“人性本恶”的观点上。李斯——他的同门师兄,因为嫉妒,想办法杀了他,享年四十七岁。
韩非子读后感10
《韩非子》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之杰作,也是我国古代政治学方面的优秀作品,在古代的哲学和文学史上也享有盛誉。它与先秦百家的著作共同交织联系,构筑了中国古代的灿烂传统与文化。
中国古代社会中“外儒内法”一直都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集中体现,这就说明了儒,法思想整体上的结合,构成了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基础,同时也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支柱。由此可见,法家思想在中国社会的重要性。而《韩非子》这部著作正是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阐述的淋漓尽致的代表作之一。
阅读《韩非子》一书,我对法家思想和韩非子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以下我就阐述一下我对法家思想以及《韩非子》的看法:
首先我先阐述一下我对法家思想的看法:我认为所谓法家思想,首先强调的就是以法治国,不一君主的个人意志为转移。君主要在言与行上做到“以法为本”、“矫上之失”、“一民之轨”“法不阿贵”“令行禁止”。其中尤可称道的是,韩非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法不阿贵”的思想,主张“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是对中国法制思想的重大贡献,对于清除贵族特权 维护法律尊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它与“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贵族法权思想相比,现然是历史的重大进步。
与此同时,术,即君主管理臣民的方法,和法一样重要,可以说两者缺一不可。韩非按照自己的观点,论述了术,法的内容以及二者的关系,他认为,国家图治,就要求君主要善用权术,同时臣下必须遵法。即“君无术则蔽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而与此不同的是,法宜公开,术宜深藏。而从《韩非子》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韩非的“术” 同申不害相比,主要在“术以知奸”方面有了发展。他认为,国君对臣下,不能太信任,还要“审合刑名”。而在法的方面,韩非子特别强调了“以刑止刑”思想,强调“严刑”、“重罚”。
但光有法和术还不行,必须有“势”做保证。“势”,即权力和地位。一旦失势,君主的大权也就会摇要欲坠,而权臣则会当道,这时国家也就走向了末路。而掌握势的方法,就只能通过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来实现了。
韩非的法治思想适应了中国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需要,在中国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过程中起了一定的理论指导作用。
其次,我要提的就是《韩非子》中的历史进化论的观点。韩非子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用进化的历史观点分析了人类历史。他把人类历史分为上古 中古 近古,当今几个阶段,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要改革图治,变法图强。也就是说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那种想用老一套办法去治理当世之民的人都是“守株”之徒。
韩非的进化历史观在当时是进步的。他看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并用这种发展的'观点去分析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他的这种思想,在激烈竞争不断变幻的现代社会,也是有着它的道理和价值的,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的。
在《韩非子》一书中,韩非子的唯物的自然观,也是表达的由为突出的。韩非子反对天命思想,主张天道自然。他认为“道”是万物发生发展的根源,“道”先天地而存在。
同时,他提出的反对“前识”和“因参验而审言辞”的观点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和运用的。韩非反对“前识”即是说:要通过观察事物得到认识而非妄加揣测。而“因参验而审言辞”就是说:不经过“参验”而硬说是如何如何,是无知的表现;不能确定的东西而照着去做,是自欺欺人。因此他主张“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而这些思想对于治国、人生均具有指导意义。
《韩非子》一书中韩非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也比较突出,他首先提出了矛盾学说,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说明“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而书中“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等等。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至今对人们分析问题 表达思想仍有着深刻的启发作用。
最后我要谈的也是我认为本书最核心的思想内容,就是例代君王都在不断强化和巩固的中央集权制度。韩非子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主道》);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
而以荀子的“性本恶”理论为依据,认为人性本恶的韩非子,对于治理百姓的方法也是极尽残忍严酷的,他强调,要以法来约束民众,施刑于民,才可“禁奸于为萌”。因此他认为施刑法恰恰是爱民的表现。(《韩非子·心度》)。
而对于管理臣下的问题,韩非子认为关键的点是:去“五蠹”,防“八奸”。具体来说,所谓五蠹,就是指:1、学者(指儒家);2、言谈者(指纵横家);3、带剑者(指游侠);4、患御者(指依附贵族并且逃避兵役的人);5、商工之民。他认为这些人会扰乱法制,是无益于耕战的“邦之虫”,必须铲除。 所谓“八奸”,就是指:1“同床”,指君主妻妾;2“在旁”,指俳优、侏儒等君主亲信侍从;3“父兄”,指君主的叔侄兄弟;4“养殃”,指有意讨好君主的人;5“民萌”,指私自散发公财取悦民众的臣下;6“流行”,指搜寻说客辩士收买人心,制造舆论的臣下;7“威强”,指豢养亡命之徒,带剑门客炫耀自己威风的臣下;8“四方”,指用国库财力结交大国培养个人势力的臣下。他认为这些人都有良好的条件威胁国家安危,要像防贼一样防备他们。
以上这些作法,都诣在实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治的制度。但这些看似过于严酷的作法,在当时诸候割据和战乱的时代背景下,是相当有必要的。历史证明,中央集权的君主专治制度的实行,对于结束战乱,建立一个统一国家是非常正确和明智的选择。所以说,中央集权是历史的必然和进步。
以上,就是我通过阅读《韩非子》,这一伟大的历史著作的一些感悟。我认为,无论是帝王之术,还是为人处世之道,我们都能从这本书中获取一些有益于今日生活和学习的道理。但是我们也不能不否认其中的一些帝王权术、封建家长意识,也是要被时代所摒弃的。相信通过不断学习,我对《韩非子》中的思想一定为有一个更深层次的认识。
韩非子读后感11
我国历史悠久的文化长河中,先哲们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韩非子》即是其中一颗熠熠发光的宝石。韩非是战国末期韩国人(今河南省新郑),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政论家、哲学家、思想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及代表人物。《韩非子》是后人根据韩非的作品辑成,书中重点宣扬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作为一部“帝王之书”,《韩非子》中涉及到很多管理思想,即便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些思想亦不过时。其中,针对领导者(君主)的素质问题也有较为全面的论述。
(一)谨慎
谨慎是一种德行,也是一种生存技巧。君主的地位极为特殊,是君臣矛盾的主要方面,因为他处在利害关系的中心位置,臣下都在打他的主意。“人主者,利害之轺毂也,射者众,故人主共矣。”要想不被蒙蔽、利用和操纵,必须时时事事谨慎。“战战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具体说来,不管是日常生活还是处理政务,都要小心:“是故明王不举不参之事,不食非常之食;远听而近视以审内外之失,省同异之言以知朋党之分。”在作出赏罚决定时更要审慎,因为“上失扶寸,下得寻常”,要根据法律来确定赏罚,并把各种迹象放到一起比较查看,做到“无幸赏,无逾行,杀必当,罪不赦”。
谨慎,还体现在口风严实,不轻易表现自己的喜恶或者欲望。君主如果不把对人臣的看法藏在心里却泄露给亲信宠臣,那些想进言的大臣必须先迎合亲信宠臣才能让君主听到自己的进言,这样忠臣离君主就越来越远了。“然则端言直道之人不得见,而忠直日疏。”所以,要“函掩其迹,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绝其能,下不能意。”为什么君主不要轻易表现出喜恶呢?“喜之,则多事;恶之,则生怨。故去喜去恶,虚心以为道舍。”也就是说,不管是表现出喜还是恶,要么节外生枝,要么下属心生怨恨。“故曰:去好恶,群臣见素。群臣见素,则大君不蔽矣。”君主不仅要把喜恶藏在心中,更不要表现出欲望。在做一件事情之前,如果还没有了解好情况就先表现出意愿,就会被下级利用,再做这件事情不仅不会得利,反而会受害。“人主欲为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有为之者,其为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任理去欲。”要想见到臣下的本色,君主就要“无见其所欲”,“无见其意”。“见”即为“表现”,使其无法“自雕琢”,“自表异”。“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去愚去智,臣乃自备。”这就是说,君主平时要保持一种虚静的态度,如果能达到“寂乎其无位而处,谬乎莫得其所”,“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的境界,就能做到以静制动,以无为促有为。
谨慎,更是体现在不走极端。人只有在平和的心态下才能理智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头脑发热,心情急躁,很容易做出追悔莫及的决定。因此,善于自我培养的人会随时调节自己的心态,完善自己的性格。西门豹性情急躁,所以佩戴柔软的皮革让自己舒缓一些;董安于心情缓和,所以佩戴绷紧的弓弦来让自己行动迅捷一些。“故以有余补不足、以长续短之谓明主。”高标准严要求,力求完美,这当然是好事。但是换个角度,过分要求完美有时也是一种走极端,也可能会带来难以预料的问题。韩非在《外储说左下》中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季孙喜欢养士,一生都很庄重。家居休闲时穿的衣服像上朝一样整齐。可他偶尔疏忽一次,衣着随意了一些,客人就以为他讨厌蔑视自己,结果私下交好怨恨季孙,找了个机会杀死了他。韩非提醒:“故君子去泰去甚”。也就是说做事避免过分,以免达到“过犹不及”的反向效果。
(二)守信
信用是做人的基本原则,对于领导者尤其如此,“言必行,行必果”才能让下级信服。韩非在全书开篇《初见秦》中就对秦王谏言:“言赏则不与,言罚则不行,赏罚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他认为:“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赏罚不信,则禁令不成。”在《韩非子》一书中,为了说明要守信用,作者举了很多例子,比如说“吴起须故人而食”,“文侯会虞人而猎”等。君主表现自己的信用,就要像曾子杀猪一样。实际上,在《安危》篇中,韩非向君主提出的保证国家社稷安全的七大“安术”之一就是“有信而无诈”。
在管理中,信用主要体现在赏罚守信。御臣“七术”中的第三术就是“信赏尽能”。有功必赏,才能使奖赏切实起到激励作用,并对其他人的行为起到导向作用。有的领导喜欢许口头诺言,可是等部下真的做出成绩时,却又舍不得奖励了。比如说“推己衣衣之,推己食食之”的项羽,貌似仁慈,对手下关爱备至,而该论功行赏的时候,把官印拿在手中,棱角都磨平了也不愿意给有功之臣。难怪他缺乏夺得江山的气概。奖赏如果不能守信,不仅无法达到激励的目的,相反会使下级心生不满,消极怠工,甚至产生敌对行为。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轻易地改变已经约定好的奖励方式。
(三)节欲
欲望是人之常情,但又常常是灾祸的根源。《扬权》篇中说:“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疾形;曼理皓齿,说情而捐精。”酒肉虽然美味,却埋下疾病的隐患;明眸皓齿的美女,让人情欲欢悦却损耗精气。这里,韩非给我们提供了健康养生之道,但实际上更是在告诫我们,尤其是当权者,要节制自己的欲望,特别是对权力和钱财的欲望。《解老》篇中说:“人有欲,则计会乱;计会乱,而有欲甚;有欲甚,则邪心胜;邪心胜,则事经绝;事经绝,则祸难生。由是观之,祸难生于邪心,邪心诱于可欲。”因此,“祸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憯于欲利”。可见,人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诚然,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欲望是他们奋斗的动力。但是,对于领导者来说,职位越高,权力越大,就越需要给欲望套上笼辔,否则,脱缰的欲望借助已有的权势将很可能把当权者带向不归路。修养的过程就是克己的过程,克己的过程就是抑制私欲的过程。“是以圣人不引五色,不淫于声乐;明君贱玩好而去淫丽。”
(四)恬淡
要做到不受外物的引诱,控制欲望,就要学会保持恬淡的心境。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保持一颗平常心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但却意义重大。因为“恬淡平安,莫不知祸福之所由”,“恬淡有趋舍之义,平安知祸福之计”。人只有在心情恬淡的时候才能理智地看待问题和分析问题,避免头脑发热,做出错误决策。圣人能够专心固守他追求与取舍的准则,不受外物引诱,做到“不拔”;神志专一,精神不被扰动,做到“不脱”。作为领导,每天面对纷杂的事物,面对各种各样的诱惑,尤其要有“不拔”、“不脱”坐得住的功底。此外,还需要明确目标,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大事上,不被小事牵扯精力。韩非用楚庄王执掌朝政为例子,说明养精蓄锐,厚积薄发的意义。楚庄王回应右司马的劝谏时说:“三年不翅,将以长羽翼;不飞不鸣,将以观民则。虽无飞,飞必冲天;虽无鸣,鸣必惊人?”因此,老子说:“大器晚成,大音希声。”
(五)自胜
自我是最难战胜的。“志之难也,不在胜人,在自胜也。”韩非引用了老子的话说:“自胜之谓强。”他用楚庄王攻打越国,杜子进谏劝其停止进攻的例子说明领导者冷静地认识自己的重要性。“杜子曰:‘?智如目也,能见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见其睫。王之兵自败于秦、晋,丧地数百里,此兵之弱也;庄蹊蹻为盗于境内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乱也。王之弱乱,非越之下也,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楚庄王”比比皆是,别人的错误和弱点一目了然,自己的不足却视而不见。“故知之难,不在见人,在自见。故曰:‘自见之谓明’。”领导者整日被下属的阿谀奉承所包围,更容易迷失自己,丧失方向。所以,加强自身修养,及时而充分地认识自己的缺陷和不足,提高自我认识水平,做到“自胜”,是管理者“胜人”的前提条件。
(六)去私
要做到“恬淡”和“自胜”,必须要“去私”。在日常工作中,领导者要去除私心、摒弃私行,奉公执法,才能国治民安。《有度》篇中说:“故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在用人方面,考察下级、进行提拔所依据的标准,绝不能依靠所传言的美誉或者朋党的举荐,“今若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若以党举官,则民务交而不求用于法”,这会助长拉关系、走后门的不正之风。所依据的,只能是法度,换句话说,是规章制度。要看被考察对象的工作实绩是否能达到所要提拔职位的标准,而领导者的个人情感不应该影响干部的任职,要做到公正公平。“故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能者不可弊,败者不可饰,誉者不能进,非者弗能退,则君臣之间明辩而易治,故主雠法则可也”。真正的人才不被淹没,庸才不会被误举,君臣之间关系明朗而单纯,一切用事实和制度说话,这才是“有度”的明主给组织带来的理想状态。
韩非子读后感12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社会秩序失衡,人心秩序也失去依托。在战乱纷争的时代,诸子百家纷纷著书立说,奔走于各国之间,推行自己的理想。韩非子,作为韩国诸公子之一,看到韩国在战争中屡次败北,面临被秦亡国的危险,多次上书韩王变法图强,但均未被采纳,因而只有退而著书述志。
在《韩非子》中,他作《孤愤》、《说难》等五十五篇,洋洋洒洒十万余言,表明了他依法治国,重视耕战的主张,阐述了变法的重要性和其治国理论。阅读《韩非子》一书,给我最主观的感受是其中的“阴冷”。似乎朝野中的一切都是针锋相对,不争个你死我活决不罢休:先看君主,虽然手握大权,身居高位,可因为担心身边的人谋权篡位,只得把自己的一切好恶都深藏起来,终日戴着“面具”示人,惶惶不得安宁。这样的君主看似风光无限,可实则怎一个“累”字了得。再论人臣,似乎都是乱臣贼子,心怀鬼胎,对权力地位虎视眈眈,处心积虑想钻君主的空子以图私利。
人臣之间自然更加“玄妙”,充斥着政治阴谋、离间术,人人自危,仿佛一不小心就会遭奸人陷害,蒙冤而死。这些阅读文本后直接的感受,与韩非子把其政治学理论建立在“人性好利论”前提上关系甚密。韩非曾说:“人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而好恶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禄而恶刑罚。上掌好以驭民力,事实不宜失矣。”(《韩非子。制分》)虽然师承荀子,但在“人性恶”上,韩非子的观点明显更进老师一筹。“荀子谓人之性恶而可以为善”,而韩非子“认定人之性恶而无为善之可能”在他看来,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不仅在君臣间是一种赤裸裸的利害交易关系,即使在父子、夫妻间也存在着算计之心,利益之虑。如他说:“父母之于子女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故父母之于子女也,犹用计算之心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韩非子。大体》)。
既然连父子这样的至亲也不可信,一般人之间的仁义忠信就更不足以恃了。既然认为人际关系是如此险恶,那么自古以来在宗法制中温情脉脉的人伦情感“假像”自然不攻自破,儒家所推崇的君臣间有如父子般的道德希望也断然无立足之地。此外,韩非子认为在利益驱动下,一切道德说教和道德修养都会变得苍白无力,“陈轻货于幽隐,虽曾,史可疑也”。(《韩非子。六反》)既然认定人性如此,那么如果还在政治中坚持道德原则,岂不是缘木求鱼?于是韩非子适时地提出一套以“尊君”为主旨,以势(严刑峻法形成的高压)为体,以法(普遍主义的赏罚规定)术(通过分权制衡驾驭群臣的权术)为用的专制理论,也都在情理之中了。
原文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躁,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宋有人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藿之羹;冬日麂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歃以为民先,股无肢,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古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腊而相遗以水;泽居苦水者,买庸而决窦。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饷;穰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也。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争士橐,非下也,权重也。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
古者大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战,铁铦矩者及乎敌,铠甲不坚者伤乎体。是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齐将攻鲁,鲁使子贡说之。齐人曰:“子言非不辩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谓也。”遂举兵伐鲁,去门十里以为界。故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而鲁削。以是言之,夫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贡之智,循徐、鲁之力使敌万乘,则齐、荆之欲不得行于二国矣。
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称先王兼爱天下,则视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为之不举乐;闻死刑之报,君为流涕。”此所举先王也。夫以君臣为如父子则必治,推是言之,是无乱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于父母,皆见爱而未必治也,虽厚爱矣,奚遽不乱?今先王之爱民,不过父母之爱子,子未必不乱也,则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胜其法,不听其泣,则仁之不可以为治亦明矣。
且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盖贵仁者寡,能义者难也。故以天下之大,而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义者一人。鲁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国,境内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于势,诚易以服人,故仲尼反为臣而哀公顾为君。仲尼非怀其义,服其势也。故以义则仲尼不服于哀公,乘势则哀公臣仲尼。今学者之说人主也,不乘必胜之势,而务行仁义则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数也。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美加焉,而终不动,其胫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故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严刑者,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故十仞之城,楼季弗能逾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严其刑也。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溢,盗跖不掇。不必害,则不释寻常;必害手,则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诛也。是以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赏不迁,行诛无赦,誉辅其赏,毁随其罚,则贤、不肖俱尽其力矣。
今则不然。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赏之,而少其家业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轻世也;以其犯禁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毁誉、赏罚之所加者,相与悖缪也,故法禁坏而民愈乱。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辱,随仇者,贞也。廉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于勇,而吏不能胜也。不事力而衣食,谓之能;不战功而尊,则谓之贤。贤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说贤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祸,则私行立而公利灭矣。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王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子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矣。
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则为匹夫计者,莫如修行义而习文学。行义修则见信,见信则受事;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此匹夫之美也。然则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为有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斩敌者受赏,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廉爱之说;坚甲厉兵以备难,而美荐绅之饰;富国以农,距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简其业,而于游学者日众,是世之所以乱也。
且世之所谓贤者,贞信之行也;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则民无从识之矣。故糟糠不饱者不务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非所务也。今所治之政,民间之事,夫妇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论,则其于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务也。若夫贤良贞信之行者,必将贵不欺之士;不欺之士者,亦无不欺之术也。布衣相与交,无富厚以相利,无威势以相惧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处制人之势,有一国之厚,重赏严诛,得操其柄,以修明术之所烛,虽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于不欺之士?今贞信之士不盈于十,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任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则治者寡而乱者众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故法不败,而群官无奸诈矣。
今人主之于言也,说其辩而不求其当焉;其用于行也,美其声而不责其功。是以天下之众,其谈言者务为辨而不周于用,故举先王言仁义者盈廷,而政不免于乱;行身者竞于为高而不合于功,故智士退处岩穴,归禄不受,而兵不免于弱,政不免于乱,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誉,上之所礼,乱国之术也。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伐禁无用。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战之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贵也。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儥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今则不然,士民纵恣于内,言谈者为势于外,外内称恶,以待强敌,不亦殆乎!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于从衡之党,则有仇雠之忠,而借力于国也。从者,合众强以攻一弱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皆非所以持国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则遇敌受祸矣。”事大未必有实,则举图而委,效玺而请兵矣。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卑,地削则国削,名卑则政乱矣。事大为衡,未见其利也,而亡地乱政矣。人臣之言从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则失天下,失天下则国危,国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实,则起兵而敌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则为强国制矣。出兵则军败,退守则城拔。救小为从,未见其利,而亡地败军矣。是故事强,则以外权士官于内;求小,则以内重求利于外。国利未立,封土厚禄至矣;主上虽卑,人臣尊矣;国地虽削,私家富矣。事成,则以权长重;事败,则以富退处。人主之于其听说也于其臣,事未成则爵禄已尊矣;事败而弗诛,则游说之士孰不为用缴之说而侥幸其后?故破国亡主以听言谈者之浮说。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当否之言,而诛罚不必其后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则不可攻也。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今不行法术于内,而事智于外,则不至于治强矣。
鄙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故治强易为谋,弱乱难为计。故用于秦者,十变而谋希失;用于燕者,一变而计希得。非用于秦者必智,用于燕者必愚也,盖治乱之资异也。故周去秦为从,期年而举;卫离魏为衡,半岁而亡。是周灭于从,卫亡于衡也。使周、卫缓其从衡之计,而严其境内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力以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则其利少,攻其国则其伤大,万乘之国莫敢自顿于坚城之下,而使强敌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术也。舍必不亡之术而道必灭之事,治国者之过也。智困于内而政乱于外,则亡不可振也。
民之政计,皆就安利如辟危穷。今为之攻战,进则死于敌,退则死于诛,则危矣。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马之劳,家困而上弗论,则穷矣。穷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门而完解舍,解舍完则远战,远战则安。行货赂而袭当涂者则求得,求得则私安,私安则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
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今世近习之请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奸财货贾得用于市,则商人不少矣。聚敛倍农而致尊过耕战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高价之民多矣。
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言古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其商工之民,修治苦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
译文
在上古时代,人口稀少,鸟兽众多,人民受不了禽兽虫蛇的侵害。这时候出现了—位圣人,他发明在树上搭窝棚的办法,用来避免遭到各种伤害;人们因此很爱戴他,推举他来治理天下,称他为有巢氏。当时人民吃的是野生的瓜果和蚌蛤,腥臊腐臭,伤害肠胃,许多人得了疾病。这时候又出现了一位圣人,他发明钻木取火的方法烧烤食物,除掉腥臊臭味;人们因而很爱戴他,推举他治理天下,称他为隧人氏。到了中古时代,天下洪水泛滥,鲧和他的儿子禹先后负责疏通河道,排洪治灾。近古时代,夏桀和殷纣的统治残暴昏乱,于是商汤和周武王起兵讨伐。如果到了夏朝,还有人用在树上搭窝棚居住和钻木取火的办法生活,那一定会被鲧、禹耻笑了;如果到了殷周时代,还有人要把挖河排洪作为要务的话,那就一定会被商汤、武王所耻笑。既然如此,那么在今天要是还有人推崇尧、舜、禹、场、武王的政治并加以实行的人,定然要被现代的圣人耻笑了。因此,圣人不期望照搬古法,不死守陈规旧俗,而是根据当前社会的实际情况,进而制定相应的政治措施。有个宋人在田里耕作;田中有一个树桩,一只兔子奔跑时撞在树桩上碰断了脖子死了。从此这个末人便放下手中的农具,守在树桩旁边,希望再捡到死兔子。他当然不可能再得到兔子,自己倒成了宋国的一个笑话。现在假使还要用先王的政治来治理当代的民众,那就无疑属于守株待兔之类的人了。
在古代,男人不用耕种,野生的果实足够吃的;妇女不用纺织,禽兽的皮足够穿的。不用费力而供养充足。人口少而财物有余,所以人们之间用不着争夺。因而不实行厚赏,不实行重罚,而民众自然安定无事。现在人们养有五个儿子并不算多,每个儿子又各有五个儿子,祖父还没有死就会有二十五个孙子。因此,人口多了,而财物缺乏;费尽力气劳动,还是不够吃用。所以民众互相争夺,即使加倍地奖赏和不断地惩罚。结果仍然免不了要发生混乱。
尧统治天下的时候,住的是没经修整的茅草房,连栋木椽子都不曾刨光;吃的是粗粮,喝的是野菜场;冬天披坏小鹿皮,夏天穿着麻布衣。就是现在看门奴仆的生活,也不比这差。禹统治天下的时候,亲自拿着锹锄带领人们干活,累得大腿消瘦,小腿上的汗毛都磨没了,就是奴隶们的劳役也不比这苦。这样说来,古代把天子的位置让给别人,不过是逃避看门奴仆般的供养,摆脱奴隶样的繁重苦劳罢了;所以把天下传给别人也并不值得赞美。如今的县令,一旦死了,他的子孙世世代代总有高车大马,所以人们都很看重。因此,人们对于让位这件事,可以轻易地辞掉古代的天子,却难以舍弃今天的县官;原因即在其间实际利益的大小很不—样。居住在山上要到谷底汀水的人,逢年过节用水作为礼品互相赠送;居住在洼地饱受水涝灾害的人,却要雇人来挖渠排水。所以在荒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就连自己的幼弟来了也不肯管饭;在好年成的收获季节,即使是疏远的过客也总要招待吃喝。不是有意疏远自己的骨肉而偏爱过路的客人,而是因为存粮多少的实际情况不同。因此,古人轻视财物。并不是因为仁义,而是由于财多;今人互相争夺,并不是因为卑鄙,而是由于财少。古人轻易辞掉天子的职位,并不是什么风格高尚,而是因为权势很小;今人争夺官位或依附权势,也不是什么品德低下,而是因为权大势重。所以圣人要衡量财物多少、权势大小的实况制定政策。刑罚轻并不是仁慈,刑罚重并不是残暴,适合社会状况行动就是了。因此,政事要根据时代变化,措施要针对社会事务。
古代周文王地处丰、镐一带,方圆不过百里,他施行仁义的政策感化了西戎。进而统治了天下。徐偃王统治着汉水东面的地方,方圆有五百里,他也施行仁义的政策,有三十六个国家向他割地朝贡。楚文王害怕徐国会危害到自己,便出兵伐徐灭了徐国。所以周文王施行仁义得了天下,而徐偃王施行仁义却亡了国;这证明仁义只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今天。所以说;时代不同了,政事就会随之不同。在舜当政的时候,苗族不驯服,禹主张用武力去讨伐,舜说:“不行。我们推行德教还不够深就动用武力,不合乎道理。”于是便用三年时间加强德教,拿着盾牌和大斧跳舞,苗族终于归服了。到了共工打仗的时候,武器短的会被敌人击中,销甲不坚固的便会伤及身体;这表明拿着盾牌和大斧跳舞的德政方法只能用于古代而不能用于当今。所以说:情况变了,措施也要跟着改变。上古时候人们在道德上竞争高下,中古时候人们在智谋上角逐优劣,当今社会人们在力量上较量输赢。齐国准备进攻鲁国,鲁国派子贡去说服齐人。齐人说:“你的话说得不是不巧妙,然而我想要的是土地,不是你所说的这套空话。”于是出兵攻打鲁国,把齐国的国界推进到距鲁国都城只有十里远的地方。所以说徐偃王施行仁义而徐亡了国,子贡机智善辩而鲁失了地。由此说来,仁义道德、机智善辩之类,都不是用来保全国家的正道。如果当初抛弃徐偃王的仁义,不用子贡的巧辩,而是依靠徐、鲁两国的实力,去抵抗有万辆兵车的强敌,那么齐、楚的野心也就不会在这两个国家里得逞了。
古今社会风俗不同,新旧政治措施也不一样。如果想用宽大和缓的政策去治理剧变时代的民众,就好比没有缰绳和鞭子却要去驾驭烈马一样,这就会产生不明智的祸害。现在,儒家和墨家都称颂先王,说他们博爱天下一切人,就如同父母爱子女一样。用什么证明先王如此呢?他们说:“司寇执行刑法的时候,君主为此停止奏乐;听到罪犯被处决的报告后,君主难过得流下眼泪。”这就是他们所赞美的先王。如果认为君臣关系能像父子关系一样,天下必能治理得好,由此推论开去,就不会存在父子之间发生纠纷的事了。从人类本性上说,没有什么感情能超过父母疼爱子女的,然而大家都一样疼爱子女,家庭却未必就和睦。君主即使深爱臣民,何以见得天下就不会发生动乱呢?何况先王的爱民不会超过父母爱子女,子女不一定不背弃父母,那么民众何以就能靠仁爱治理好呢?再说按照法令执行刑法,而君主为之流泪;这不过是用来表现仁爱罢了,却并非用来治理国家的。流泪而不想用刑,这是君主的仁爱;然而不得不用刑,这是国家的法令。先王首先要执行法令,并不会因为同情而废去刑法,那么不能用仁爱来治理国家的道理也就明白无疑了。
况且人们一向就屈服于权势,很少能被仁义感化的。孔子是天下的圣人,他修养身心,宣扬儒道,周游列国,可是天下赞赏他的仁、颂扬他的义并肯为他效劳的人才七十来个。可见看重仁的人少,能行义的人实在难得。所以天下这么大,愿意为他效劳的只有七十人,而倡导仁义的只有孔子一个。鲁哀公是个不高明的君主,面南而坐,统治鲁国,国内的人没有敢于不服从的。民众总是屈服于权势,权势也确实容易使人服从;所以孔子反倒做了臣子,而鲁哀公却成了君主。孔子并不是服从于鲁哀公的仁义,而是屈服于他的权势。因此,要讲仁义,孔子就不会屈服于哀公;要讲权势,哀公却可以使孔子俯首称臣。现在的学者们游说君主,不是要君主依靠可以取胜的权势,而致力于宣扬施行仁义就可以统治天下;这就是要求君主一定能像孔子那样,要求天下民众都像孔子门徒。这在事实上是肯定办不到的。
现在假定有这么一个不成材的儿子,父母对他发怒,他并不悔改;乡邻们加以责备,他无动于衷;师长教训他,他也不改变。拿了父母的慈爱、乡邻的帮助、师长的智慧这三方面的优势同时加在他的身上,而他却始终不受感动,丝毫不肯改邪归正。直到地方上的官吏拿着武器,依法执行公务,而搜捕坏人的时候,他这才害怕起来,改掉旧习,变易恶行。所以父母的慈爱不足以教育好子女,必须依靠官府执行严厉的刑法;这是由于人们总是受到慈爱就娇纵,见到威势就屈服的缘故。因此,七丈高的城墙,就连善于攀高的楼季也不能越过,因为太陡;干丈高的大山,就是瘸腿的母羊也可以被赶上去放牧,因为坡度平缓。所以明君总要严峻立法并严格用刑。十几尺布帛,一般人见了也舍不得放手;熔化着的百镒黄金,即使是盗跃也不会伸手去拿。不一定受害的时候,十几尺的布帛也不肯丢掉;肯定会烧伤手时,就是百镒黄金也不敢去拿。所以明君—定要严格执行刑罚。因此,施行奖赏最好是丰厚而且兑,使人们有所贪图;进行刑罚最好严厉而且肯定,使人们有所畏惧;法令最好是一贯而且固定,使人们都能明白。所以君主施行奖赏不随意改变,执行刑罚不轻易赦免5对受赏的人同时给予荣誉,对受罚的人同时给予谴责。这样一来,不管贤还是不贤的人,都会尽力而为了。
现在就不是这样。正是因为他有功劳才授予他爵位的,却又鄙视他做官;因为他从事耕种才奖赏他,却又看不起他经营家业;因为他不肯为公干事才疏远他,却又推祟他不羡慕世俗名利;因为他违犯禁令才给他定罪,却又称赞他勇敢。是毁是誉,是赏是罚。执行起来竞如此自相矛盾;所以法令遭到破坏,民众更加混乱。现在假如自己的兄弟受到侵犯就一定帮他反击的人,被认为是正直;知心的朋友被侮辱就跟随着去报仇的人,被认为是忠贞。这种正直和忠贞的风气形成了,而君主的法令却被冒犯了。君主推崇这种忠贞正直的品行,却忽视了他们违犯法令的罪责,所以人们敢于逞勇犯禁,而官吏制止不住。对于不从事耕作就有吃有穿的人.说他有本事;对于没有军功就获得官爵的人,说他有才能。这种本事和才能养成了,就会导致国家兵力衰弱、土地荒芜了。君主赞赏这种本事和才能,却忘却兵弱地荒的祸害;结果谋私的行为就会得逞,而国家的利益就要落空。
儒家利用文献扰乱法纪,游侠使用武力违犯禁令,而君主却都要加以礼待,这就是国家混乱的根源。犯法的本该判罪,而那些儒生却靠着文章学说得到任用;犯禁的本该处罚,而那些游侠却靠着充当刺客得到豢养。所以,法令反对的,成了君主重用的;官吏处罚的,成了权贵豢养的。法令反对和君主重用,官吏处罚和权贵豢养,四者互相矛盾,而没有确立一定标准,即使有十个黄帝,也不能治好天下。所以对于宣扬仁义的人不应当加以称赞,如果称赞了,就会妨害功业;对于从事文章学术的人不应当加以任用,如果任用了,就会破坏法治。楚国有个叫直躬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便到令尹那儿吉发,令尹说:“杀掉他:”认为他对君主虽算正直而对父亲却属不孝。结果判了他死罪。由此看来,君主的忠臣倒成了父亲的逆子。鲁国有个人跟随君土去打仗,屡战屡逃;孔子向他询问原因,他说:“我家中有年老的父亲,我死后就没人养活他了。”孔子认为这是孝子,便推举他做丁官。由此看来。父亲的孝子恰恰是君主的叛臣。所以令尹杀了直躬,楚国的坏人坏事就没有人再向上告发了;孔子奖赏逃兵.鲁国人作战就要轻易地投降逃跑。君臣之间的利害得失是如此不同,而君主却既赞成谋求私利的行为。又想求得国家的繁荣富强,这是肯定没指望的。
古时候,苍颉创造文字,把围着自己绕圈子的叫做“私”。与“私”相背的叫做“公”。公和私相反的道理,是苍颉就已经知道厂的。现在还有人认为公私利益相同,这是犯了没有仔细考察的错误。那么为个人打算的话,没有什么比修好仁义、熟悉学术的办法更好了。修好仁义就会得到君主信任。得到君主信任就可以做官;熟悉学术就可以成为高明的老师。成了高明的老师就会显荣。对个人来说。这是最美的事了。然而没有功劳的就能做官。没有爵位就能显荣,形成这样的政治局面。国家就一定陷入混乱,君主就一定面临危险了。所以,互不相容的事情,是不能并存的。杀敌有功的人本该受赏,却又崇尚仁爱慈惠的行为;攻城大功的人本该授予爵禄。却又信奉兼爱的学说:采用坚固的铠甲、锋利的兵器来防备战乱,却又提倡宽袍大带的服饰;国家富足靠农民。打击敌人靠士兵,却又看重从事于文章学术事业的儒生;不用那些尊君守法的人,而去收养游侠刺客之类的人。如此理政,要想使国家太平和强盛足不可能的。国家太平的时候收养儒生和游侠,危难来临的`时候要用披坚执锐的士兵;国家给予利益的人并不是国家所要用的人.而国家所要用的人又得不到任何好处。结果从事耕战的人荒废了自己的事业,而游侠和儒生却—天天多了起来,这就是社会陷于混乱的原因所在。
况且社会上所说的贤。是指忠贞不欺的行为;所说的智,是指深奥玄妙的言辞。那些深奥玄妙的言辞,就连最聪明的人也难以理解。现在制定民众都得遵守的法令,却采用那些连最聪明的人也难以理解的言辞,那么民众就无从弄懂了。所以,连糟糠都吃不饱的人,是不会追求精美饭菜的;连粗布短衣都穿不上的人,是不会期望华丽衣衫的。治理社会事务,如果紧急的还没有办好,那么可从缓的就不必忙着去办。现在用来治理国家的政治措施,凡属民间习以为常的事。或普通人明知的道理不加采用,却去期求连最聪明的人都难以理解的说教,其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了。所以那些深奥玄妙的言辞,并不是人民所需要的。至于推崇忠贞信义的品行。必将尊重那些诚实不欺的人;而诚实不欺的人,也没有什么使人不行欺诈的办法。平民之间彼此交往,没有大宗钱财可以互相利用,没有大权重势可以互相威胁。所以才要寻求诚实不欺的人。如今君主处于统治地位,拥有整个国家的财富,完全有条件掌握重赏严罚的权力,可以运用法术来观察和处理问题;那么即使有田常、子罕—类的臣子也是不敢行欺的,何必寻找那些诚实不欺的人呢?现今的忠贞信义之十不满十个。而国家需要的官吏却数以百计;如果一定要任用忠贞信义之士。那么合格的人就会不敷需要;合格的人不敷需要,那么能够把政事治理好的官就少,而会把政事搞乱的官就多了。所以明君的治国方法,在于专 实行法治,而不寻求有智的人;牢牢掌握使用官吏的权术。而不欣赏忠信的人。这样,法治就不会遭到破坏而官吏们也不敢胡作非为了。
现在君主对于臣下的言论。喜欢悦耳动听而不管是否恰当;对于臣下的行事,仅欣赏他的名声而不责求做出成效。因此天下很多人说起话来总是花言巧语,却根本不切合实用,结果弄得称颂先王、高谈仁义的人充满朝廷,而政局仍不免于混乱;立身处世的人竞相标榜清高,不去为国家建功立业。结果有才智的人隐居山林,推辞俸禄而不接受,而兵力仍不免于削弱。兵力不免于削弱。政局不免于混乱,这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呢?因为民众所称赞的,君主所优待的,都是些使国家混乱的做法。现在全国的民众都在谈论如何治国,每家每户都藏有商鞅和管仲的法典,国家却越来越穷,原因就在于空谈耕作的人太多,而真正拿起农具种地的人太少。全国的民众都在谈论如何打仗,每家每户都藏有孙子和吴起的兵书,国家的兵力却越来越弱;原因就在于空谈打仗的人太多.而真正穿起铠甲上阵的人太少。所以明君只使用民众的力量,不听信高谈阔论;奖赏人们的功劳,坚决禁止那些无用的言行。这样民众就会拼命为君主出力。耕种是需要花费气力吃苦耐劳的事情。而民众印愿意去干,因为他们认为可以由此得到富足。打仗是十外危险的事情。而民众却愿意去于。因为他们认为可以出此获得显贵。如今只要擅长文章学术,能说会道。无需有耕种的劳苦就可以获得富足的实惠。无需冒打仗的危险便可以得到尊贵的官爵,那么人们谁不乐意这样干呢?结果就出现了一百个人从事于智力活动,却只有一个人致力于耕战事业的状况。从事于智力活动的人多了,法治就要遭到破坏;致力于耕战事业的人少了,国家就会变得贫穷。这就是社会所以混乱的原因。
因此,在明君的国家里,不用有关学术的文献典籍。而以法令为教本;禁绝先王的言论,而以官吏为老师;没有游侠刺客的凶悍,而只以杀敌立功为勇敢。这样,国内民众的一切言论都必须遵循法令,—切行动都必须归于为国立功,一切勇力都必须用到从军打仗上。正因如此。太平时期国家就富足,战争时期兵力就强盛,这便奠定了称王天下的资本。既拥有称五天下的资本,义善于利用敌国的弱点;建立超过五帝、赶上三王的功业,一定得采用这种办法。
现在却不是这样。儒士、游侠在国内恣意妄为,纵横家在国外大造声势。内外形势尽行恶化,就这样来对付强敌。不是太危险了吗?所以那些谈论外交问题的臣子,不是属于合纵或连衡中的哪一派,就是怀有借国家力量来报私仇的隐衷。所谓合纵。就是联合众多弱小国家去攻打一个强大国家;所谓连衡,就是依附于一个强国去攻打其他弱国。这都不是保全国家的好办法。现在那些主张连衡的臣子都说:“不依附大国,一遇强敌就得遭殃。”侍奉大国不一定有什么实际效应,倒必须先献出本国地图,呈上政府玺印,这样才得以请求军事援助。献出地图,本国的版域就缩小了;呈上空印,君主的声望就降低了。版域缩小。国家就削弱了;声望降低。政治上就混乱了。侍奉大国实行连衡。还来不及看到什么好处,却已丧失了国土,搞乱了政治。那些主张合纵的臣子都说:“不救援小国去进攻大国,就失了各国的信任;失去了各国的信任,国家就面临危险;国家面临危险。君主地位就降低了。”援救小国不一定有什么实惠可言。倒要起兵去和大国为敌。援救小国木必能使它保存下来。而进攻大国未必就不失误一有失误,就要被大国控制了。出兵的话,军队就要吃败仗;退守的话,城池就会被攻破。援救小国实行合纵。还来不及看到什么好处,却已使国土被侵吞,军队吃败仗。所以,侍奉强国,只能使那些搞连衡的人凭借外国势力在国内捞取高官;援救小国,只能使那些搞合纵的人凭借国内势力从国外得到好处。国家利益没有确立起来,而臣下倒先把封地和厚禄都弄到手了。尽管君主地位降低了,而臣下反而抬高了;尽管国家土地削减了,而私家却变富了。事情如能成功.纵横家们就会依仗权势长期受到重用;事情失败的话,纵横家们就会凭借富有引退回家享福。君主如果听信臣下的游说,事情还没办成就已给了他们很高的爵位俸禄,事情失败得不到处罚;那么,那些游说之士谁不愿意用猎取名利的言辞不断去进行投机活动呢?所以国破君亡局面的出现,都是因为听信了纵横家的花言巧语造成的。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君主分不清公私利益,不考察言论是公正确,事败之后也没有坚决地实行处罚。纵横家们都说:“进行外交活动,收效大的可以统—天下,收效小的也可以保证安全。”所谓统—天下,提的是能够打败别国;所谓保旺安全,指的是本国不受侵犯。兵强就能打败别国。国安就不可能被人侵犯。而国家的强盛和安定并不能通过外交活动取得,只能靠搞好内政。现在不在国内推行法术,却要一心在外交上动脑筋。就必然达下到国家安定富强的目的了。
乡间谚语说:“长袖善舞,多钱善贾。”这就是说,物质条件越好越容易取得功效。所以国家安定强盛,谋事就容易成功;国家衰弱混乱,计策就难以实现。所以用于秦国的计谋,即使改变十次也很少失败;用于燕国的计谋,即使改变一次也很难成功。这并不是被秦国任用的人智慧必高,被燕国任用的人脑子必笨,而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治乱条件大不相同。所以西周背弃秦国参予合纵,只一年工夫就被吞灾了;卫国背离魏国参与连衡,仅半年工夫就被消灭了。这就是说合纵灭了西周,连衡亡了卫国。假使西周和卫国不急于听从合纵连横的计谋,而将国内政治严加整顿,明定法律禁令,信守赏罚制度,努力开发土地来增加积累,使民众拼死去坚守城池;那么.别的国家夺得他们的土地吧,好处不多。而进攻这个国家吧,伤亡很大。拥有万乘兵车的大国不敢自我拖累在坚城之下,从而促使强敌自己去衡量其中的害处,这才是保证本国必然不会灭亡的办法。丢掉这种必然不会亡国的办法,却去搞势必会招致亡国的事情,这是治理国家的人的过错。外交努力陷于困境,内政建设陷于混乱,那么国家的灭亡就无法挽救了。
人们的习惯想法,都是追求安逸和私利而避开危险和穷苦。如果让他们去打仗。前进会被敌人杀死,后退要受军法处置,就处于危险之中了。放弃个人的家业,承受作战的劳苦,家里有困难而君主不予过问,就置于穷困之中了。穷困和危险交加,民众怎能不逃避呢?所以他们投靠私门贵族,求得免除兵役,兵役免除了就可以远离战争,远离战争也就可以得到安全了。用钱财贿赂当权者就可以达到个人欲望,欲望一旦达到也就得到了实际利益。平安有利的事情明摆在那里,民众怎能不去追求呢?这样一来,为公出力的人就少了,而依附私门的人就多了。
明君治理国家的政策,总是要使工商业者和游手好闭的人尽量减少。而且名位卑下;以免从事农耕的人少而致力于工商业的人多。现在社会上向君主亲近的侍臣托情的风气很流行,这样官爵就可以用钱买到;官爵可以用钱买到,那么工商业者的地位就不会低贱了。投机取巧非法获利的活动可以在市场上通行,那么商人就不会少了。他们搜括到的财富超过了农民收入的几倍,他们获得的尊贵地位也远远超过从事耕战的人,结果刚正不阿的人就越来越少,而经营商业的人就越来越多。
因此,造成国家混乱的风气是:那些著书立说的人,称引先王之道来宣扬仁义道德;讲究仪容服饰而文饰巧辩言辞,用以扰乱当今的法令,从而动摇君主的决心。那些纵横家们,弄虚作假,招摇撞骗,借助于国外势力来达到私人目的,进而放弃了国家利益。那些游侠刺客,聚集党徒,标榜气节,以图显身扬名,结果触犯国家禁令。那些逃避兵役的人,大批依附权臣贵族,而借助于重臣的请托,逃避从军作战的劳苦。那些工商业者,制造粗劣器具,积累奢侈资财。囤积居奇,待机出售,希图从农民身上牟取暴利。上述这五种人,都是国家的蛀虫。君主如果不除掉这五种像蛀虫一样的人,不广罗刚直不阿的人,那么。天下即使出现破败沦亡的国家,地削名除的朝廷,也不足为怪了。
《商君书》读后感1
《商君书》也称《商子》,现存24篇,战国时及其后学的著作汇编,是法家学派的代表作之一。
《商君书》的文体多样。议论体有《农战》、《开塞》、《划策》等十数篇,或先综合后分析,或先分析后综合,兼用归纳演绎,首尾呼应。有时也运用比喻、排比、对比、借代等修辞手法。《徕民》篇运用了“齐人有东郭敞者”的寓言,以增强说理的效果和形像性。说明体有《垦令》、《靳令》、《境内》等篇,是对秦政令的诠释。辩难体有《更法》,通过人物对话相互驳辩来阐述中心论点,录入《史记。商君列传》(文字有改动),用以表明商鞅的主张。
关于《商君书》的作者,学术界频有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商君书》基本是伪书,持这种看法的有郭沫若、黄云眉、顾实、刘汝霖等。另一种意见是基本肯定《商君书》的作者是商鞅,持这种看法的除史志的编着者外,还有吕思勉、谭献等人。第三种意见认为,《商君书》是商鞅遗着与其他法家遗着的合编,此书非作于一人,也非写于一时,持这种看法的有高亨等人。的看法是,前两种意见有些牵强,第三种意见有一定道理。《子—五蠹》篇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这说明商鞅确着有此书。
《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引公孙鞅曰:—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谓以刑去刑—这与《商君书—靳令》、《说民》篇文字大致相同。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最后说: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
《商君书》正好有《开塞》、《农战》篇,这说明韩非、司马迁所见到的商鞅的著作,基本都在《商君书》中。但此书在后人编纂或流传过程中,搀人一些其他法家的言论,这是不可避免的。法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的重要一家,法家著作是民族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批判地吸收民族文化遗产的精华,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商君书》读后感2
人类社会发展根本在于科学技术的提升,而科技的提升也不仅仅只是科技提升而已。人类想要通过科技发展来发展人类社会,同时要需要各方各面的配合,甚至在通过一个方面的配合的情况下令科技提升的同时提升这个方面的发展,以至于达到科技发展和这个方面发展的、螺旋发展上升连锁良性发展模式,所以说社会发展其实是一个包含科技发展在内的多方面螺旋发展模式。而人类的社会发展而主要有科技发展、劳动经济、生活空间的物质发展,和思想主义、阶级划分、社会制度的精神发展的这么六大发展方面。
其中三大物质发展具有不可抗力的前进性,而精神发展才是人类主要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源动力,尤其是社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促使我们人类真正前进的最主要的根本。
中国在伏羲部落入主中原与女娲部落结成华夏之祖后,中国华夏人便一直着力建设完善的社会制度来发展好自己的生活。就在尧、舜、禹建立了初步的道德规范、法律法规、社会制度后,中国才在夏建立的国家下真正开始大发展。直到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中国各种思想才完成了第一次厚积薄发的大跃进。
而《商君书》就是在春秋战国这样一个思想活跃的氛围中,出现的中国第一部社会制度的奠基之书。在《商君书》中通过社会关系和问题的各种现象、与商鞅对这些事情的.理解,创造出了商鞅系的社会制度体系——君主郡县体制。
《商君书》读后感3
半年前在网上看到一个学者讲《商君书》的,说《商君书》在很多朝代里面只有君王才能读,引起我的极大的兴趣。最近在网上下载一个老版本的,看了一下。有很多地方确实不可理解。比如他提出了,国强民弱,国弱民强的观点。开始让我很迷惑不解。
仔细想来,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当一个国家的财富被政府拿的多的时候,民众就拿的少一点。当民众财务上不自由的时候,谈什么理想,谈什么抱负都是瞎扯淡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让你一直穷下去,你就一直独善其身。反观富人是非常自由的,可以用脚来投票。这个国家不想待了,我去别的国家。富人都是能力强的人,一旦他们走了,这就是《商君书》上所谓的去强,当有能力的人都走了,这个国家就会更容易管理,更容易统治。
《商君书》上强调一个国家要强大,需要的不是人,而是奴隶。看过《商君书》,你就会对中国种种的现象有很好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