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小说独具地方特色。他的题材、人物、自然景色、风土人情、语言，无不涂上“湘西”的标记。题材是湘西社会日常生活中摄取的;人物是湘西农村的“愚夫俗子”，一批土生土生的“乡下人”;景色更是湘西山山水水迷人的美景。《边城》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下面我们为大家带来论沈从文《边城》中的湘西情怀，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论沈从文《边城》中的湘西情怀
摘要：作为奠定沈从文在文学史上地位的“牧歌”类小说，《边城》蕴含着沈从文浓厚的湘西情怀。文章结合沈从文的人生经历以湘西的人情、自然、风俗为背景，从人物性格的塑造，自然环境的描写，茶峒社会风俗描写三个层面分析《边城》中所体现的沈从文深厚的湘西情怀。
关键词：沈从文;《边城》;湘西情怀
沈从文从小在一个宁静、古朴的湘西小镇成长，凤凰城墙外绕城而过的清澈河流有着他玩乐的足迹，她与伙伴在这里游水嬉戏，也常常在河滩上看见被处决人的尸体。着美与野蛮的奇异组合，都对沈从文后来的创作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沈从文十五岁就成为了一名士兵，五年行旅生涯大部分时间辗转于湘西沅水流域。河水不但滋养了两岸的生命，也滋育了沈从文的性情，同时也培养了他对湘西那份至深的情怀。
特殊的人生经历加上湘西的自然环境、民风民俗潜移默化的感染使得沈从文对湘西的情愈深，他对湘西的那份情怀也是从不加隐讳的。《边城》题记中写到“对于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点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出。我从不隐讳这点感情。我生长于作品中所写到的那类小乡城，我的祖父，父亲以及兄弟，全列身军籍：死去的莫不在职务上死去，不死的也必然的将在职务上终其一生。就我所接触的世界一面，来叙述他们的爱憎与哀乐，即或这枝笔如何笨拙，或尚不至于离题太远。因为他们是正直的，诚实的，生活有些方面极其伟大，有些方其又极其平凡，性情有些方面极其美丽，有些方面又极其琐碎，――我动手写他们时，为了使其更有人性，更近人情，自然便老老实实的写下去。”
他有一部分小说是描写都市生活的，但是他发现自己始终与都市文明有一种难以消除的隔膜。在他看来，乡下原始、淳朴、自然的人性和人生，才是民族理想的精神和人生状态。他的生命、情感，已经留在了那个给他生命、知识和智慧的湘西，他每天坐在屋中，耳朵里听到的不是都是大街的汽笛和喧嚣声，而是湘西的水声、拉船声、牛角。因此作为一个作家的他对湘西的这种感情在充满诗意的文字间尽情的'流露出来，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边城》。
《边城》 讲述了湘西小镇一对相依为命的祖孙平凡宁静的人生。从一出生女主人公翠翠的生活中便只有爷爷和黄狗，随着年龄的增长翠翠的心中萌生了一段朦胧的爱情，这段爱情打破了原本平静的生活。大老和爷爷在这段爱情之路上死去，一段没有结局的爱情给人一种淡淡的凄凉，但爱情却不是小说所要表现的全部。沈从文通过描写他们的本性，他们与自然、乡人的和谐关系及湘西的民风民俗，展现了乡村淳朴的人性和理想人生情态，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湘西那份至深的情怀。
一、人物性格塑造中体现的湘西情怀;
沈从文在《边城》中对湘西小镇至善至美的人物性格的刻画，给每位读者一种舒服、惬意之感，无形中感受到湘西的淳朴、和谐、宁静，也表达了他对湘西淳朴人性的赞美以及对这种生活的向往。小说尤其以对主人公翠翠、渡船老人、船总顺顺的刻画最具代表性。
翠翠同她周围的山水一样，单纯、明净、健康、善良，她就这样无知无欲、浑然天成的长成了一个十五岁的少女。“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故天真活泼，处处俨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巧，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沈从文好用自然界的动物比喻人物，他描绘翠翠的天真活泼、温柔驯良，“俨如一只小兽物”，“如山头黄麂一样”，笔间充满喜爱。
对渡船老人的刻画沈从文更是不惜笔墨，渡船老人他勤劳、善良、苯酚、敦厚，凡一切传统美德他都不缺少。他管理渡船，无论面风吹雨淋，寒暑春秋皆忠于自己的义务职责。“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的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代替了天，使他在日头升起时，感到生活的力量。”他从不收取过渡人的钱物，不得已得来的好处总想法超量报答。他对河街上的人是那么的热情，同时也赢得了他们的尊敬，无论是船总顺顺还是卖酒的卖肉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那么的和谐自然，让读者叹息。
船总顺顺是地方上有头脸、有身份的人物，他的美德自然比渡船老人来的大气、豪迈。他慷慨大方能济人之急，喜欢结交朋友仗义疏财，公正无私。有一个妻子两个儿子，“年纪较长的如他爸爸一样，豪放豁达，不拘常套小节，年幼的则气质近于那个白脸黑发的母亲，不爱说话，眉眼却秀拔出群，一望即知其为人聪明而又富于感情”
《边城》中从翠翠、渡船老人、船总顺顺以及其他人身上我们看到他们是淳朴的、壮实的，真实而没有私欲，他们身上的共同特点正如批评家刘西渭所说“他们的心力全用在别人身上：成人之美”近乎完美的人格刻画让人觉得有些质疑，沈从文通过这些完美的人物塑造来美化湘西的人情，其中隐藏他说不出的湘西情。
二、自然环境的描写中体现的湘西情怀;
《边城》中的哪一方乐土安置在湘西的偏僻小镇茶峒，优美、宁静的环境对湘西淳朴人情、善良人性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对茶峒自然环境的描写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些自然环境的描写表达了沈从文对这种环境的向往，对湘西的热爱。
首先写优美的环境对人的影响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比如翠翠名字的由来及她的脾性“为了住处两山多簧竹，美景逼人而来，老船夫随便为这可怜的孤雏，拾取了一个近身的名字，叫做‘翠翠’”，“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故天真活泼，处处俨如一只小兽物。”并且在这个世外桃源里人与自然相处融洽“近水人家多在花里，春天时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沾酒……位置则永远那么妥帖，且与周围环境及其调和，使人迎面得到印象，非常愉快”
其次着重描写这个小镇的宁静祥和，表现它令人神往之处“两省接壤处，十余年来主持地方军事的，注重在安辑保守，处置及其得法，并无变故发生。水路商务既不受战争停顿，也不至于为土匪影响，一切莫不极有秩序，人民也莫不安分乐生……中国其他地方正在如何挣扎中的情形，似乎就永远不会为这边城人民所感到。”
三、茶峒社会风俗中的湘西情怀;
沈从文并不满足于在主人公身上堆砌美德，这种美德不是个人修养的结果，而是本地风尚习俗使然，沈从文为了强调边城民风纯朴，在当地风俗的描写上不惜笔墨。比如，端午节的热闹场景赛龙舟、捉，鸭子、放炮竹。在日头月光下长三年六个月的歌，赢得女孩子的芳心。就连失足妇女接客这种极端的事例也理想化了，在美化湘西淳朴民风中流露出他对湘西的那份情怀。
沈从文的成长及人生经历使他对湘西有一种不可言说的情感，这种情感将他和湘西紧紧联系在一起。他对《边城》中人物性格的完美刻画，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及桃源式小镇的描绘，湘西纯朴民风的描写强调，为我们营造出一派沈从文式的理想世界，宛如清新悠远的牧歌，倾诉着他对湘西的眷恋，表达着他对湘西至深的情怀。
参考文献：
[1]沈从文：《边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2]刘洪涛：《沈从文小说新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刘西渭：《〈边城〉与〈八骏图〉》，载《文学季刊》2卷1935。
湘西凤凰，一座被数不尽的传奇浸润的古城，一段美丽与忧伤交接的记忆，我透过沈从文先生饱含深情的文字知晓了凤凰，那是一个每每提起，让我有几分迷恋，又有些许郁闷的地方。为了理清纠结心中杂乱的情感，更想亲身体验一个沈老笔下的那山、那水、那江、吊脚楼、石板街……壬辰年初春，我踏上了去凤凰城的班车，从“另一个方向”靠近凤凰。
沙沙的雨滴敲打着车窗，外面漆黑一片，在车子的颠簸中度过了一个半睡半醒的雨夜。
凌晨7:00到了旅行的第一站，“德夯苗寨”，经文字记载，“德夯”意为美丽的大峡谷，德夯苗寨是美丽峡谷中古老而神奇的苗寨，是镶嵌在神秘湘西的一朵奇葩。下车的时候，雨已停了，湿润的空气中所有的一切是那么干净、清澈、一尘不染，“如此美丽的地方”我由衷的发出了一声感叹。
雾霭弥漫，空气清新，起伏的山峦，排排吊脚楼，都笼罩在一片飘渺流动的高山雾气中，云雾缭绕，真是人间仙境。我们踏着悠长而湿润的青石板路向流沙瀑布走去，途中会看到苗族阿婆用古老的方式织布、造纸，阿公用筒车提水灌田，山中阿妹的山歌声、锤衣的杆声此起彼伏……这一切好像回到了远古时代，美丽、宁静的田园生活，古老的民俗风情，一种全新的体验油然而生，杂念全无，一切都是那么安静、恬淡与闲舒。
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到了流沙瀑布，映入眼帘的是一个从天而降的珠帘悬挂，“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原来是这里真实的写照，经导游介绍，流沙瀑布高216米，滚滚流水从悬崖上飞落入深潭，犹如九龙翻波、吞云吐雾、声若巨雷，震撼山谷，气势磅礴，有风而过，时而如轻纱拂面，时而如白纱荡涤绿潭，漾起层层涟漪，婀娜多姿，温柔秀雅。游人越来越多，都在拍照留念，都想把这美丽、壮观的景象留下永恒的瞬间。
下山时已是下午1点多，我们在一家山中苗族饭店吃饭，入乡随俗，吃饭前喝一口苗人自酿的白酒，以表示对客人最大的尊敬，每个游人的碗上放一只筷子，表示一心一意，饭前有阿妹唱一曲山歌，唱罢，才可以吃饭，真是不亦乐乎。
傍晚时分，来到了心仪已久的凤凰古城，史料记载，凤凰古城始建于唐代，位于湘西群山环绕的西南少数民族区域与楚汉区域交汇处，历史上曾作为统治少数民族的军事重镇，连年的战乱灾祸塑造了凤凰人强悍、骁勇、偏执，自我膨胀的群体个性，也产生了不尽的传奇故事，留存的史书、残损的楼阁，延续的风俗，都在讲述着昔日凤凰城那让人一醉千年的辉煌场景，凤凰魅力或许就在这吧！
黄昏时刻，倘佯在光可鉴人的凤凰古城石板街道上，摩肩接踵的游客没有惯常闹市中的喧嚣，而是全部悄言细语的感受着古朴民居的无限韵致，你会觉得古城有一种超然人寰的宁静，是另一种美丽画卷。
曲径幽深的深街长巷，身旁紧紧依偎着一幢幢青瓦木楼和一户挨一户的小商铺，仿佛在述说着几百年来小小古城的富庶繁华，如果说故宫是皇帝的天堂，那么凤凰古城则是平民的乐园。
苔痕菌绿的古虹桥和北门简陋的木板、红石跳岩小桥下，清澈的沱江水在月光下闪烁跳荡，铮铮淙淙如一曲与自然两相忘的和谐乐章，古城展现出一种天地无际、无我飘渺的空灵。
而夜色中的古城，却不折不扣是一个美妙的梦境，或轻愁或薄喜，或挟一杯平和、穿过影绰人群，随处寻一处临水而设的茶肆酒吧，或钻进一处临水而设的吊脚楼苗家人餐馆，一人独饮或亲朋皆欢，古城就能为你圆一个心中常驻、世间鲜有的曼妙梦境。
眼前这街巷、这跳岩、这沱江水、这吊脚楼、这万名塔、这城墙城楼、这惬意游人，都已不是现实世界中的实物，而仿佛是时空隧道另一端各不相干又浑若一体的精灵，在漫无涯际的，由各自感受构成的博大精神天地里自由悬浮。这个时候，这种境界，把我带入了沈老笔下三十年代静谧的《边城》夜幕下的沱江是那样的美丽、温柔、宁静，两边整排的吊脚楼上错落有致的悬挂着一盏盏红灯笼，偶然有船只驶过，红灯在水中的倒影随着波浪向四周散播开来。很自然地，沈老的那段描写凤凰的名句不禁涌上脑海“要么，就带着一颗不慌张的心来凤凰，要么，就可以在凤凰让心变得不慌张。”否则，这座小小古城的真正美丽是体会不到的。闭上眼睛深呼吸，让自己的身体以及心灵安静下来，可是吸入的丝丝凉气仍然无法浸透胸中早已充满的吟诗冲动，“
似含烟的梦
依稀朦胧
恋着那绯红的灯火
弥漫在这渐浓的夜色中
那泛起的水花
闪烁——耀眼
伴着寥远的星星
拥着这湿润的微风
噢！天上人间
这些句子是那么自然地被信口拈来，仿佛早已存在心中只是一直没有可以相衬的美景罢了。
古城的梦境是最有包容力的梦境，如果你在追忆，这追忆会少了几分遗憾，多了几分愉悦。如果你在思虑，这思虑会少了几分沉重，多了几分轻松。如果你在陶醉，这陶醉里会少了几分虚幻，多了几分真切……
一直一直，我想，凤凰是该和爱的人一起去的，一起看夜晚的沱江，一起走过跳岩，一起走过古老的小巷，一起买刻有名字的牛骨挂件，一起品尝这里的美食，一起趴在临江的窗户上聊天、看星星、吹晚风，一起感受这里的美丽与宁静……
当我依依不舍的带着经过这梦境淘洗的豁然开朗的心情，依依惜别灯火朦胧、游人如织的古城时，我忽然觉得，古城是一位兼具了所有妇性魅力的姑娘，虽然只是人生旅途中一次短短靠近，却已把她属于母亲的、情人的、妻子的、朋友的款款深情，抒写在每个人心灵中最纯洁的一页纸上，供我们在偶尔闲暇时，细细回味那一份阅读她时最为深切的`怦然心动。
有那么一个地方，是让一个人的脚步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会魂牵梦绕念念不忘，有那么一个地方，是让一个人无论离开多少年，到老到死都要回去、入土为乡，这地方，是在哪？你知道吗？
在凤凰的最后一天，我去了沈从文先生的墓地，千里迢迢，我去凤凰，就是因为沈先生，看看她出生的地方、看看他长眠的地方，凤凰，就是让沈先生至死都爱的地方，是让沈先生到死都要回去的地方，这就是故乡，沈先生的故乡——凤凰，过虹桥，到了古城墙，穿过城南门，离开古城，远离身后的热闹繁华，便是城郊，离沈先生的墓地近了，那一路的青石板，那一路的长街小巷，行人越来越稀少，店铺越来越稀疏，唯有碧绿的沱江水一直伴着我的脚步流淌，拾阶而上，看到了“听涛山”，半山腰就是沈先生的长眠之处，离开石板小路，向右侧石阶斜上去，只见石壁上几个大字“沈从文先生墓地”，上去右边是一块黑色长石碑，迎面又见一方碑文，黑碑白字——先生一生，淡名如水、勤奋、俭朴、谦逊、宽厚、自强不息，先生爱祖国、恋故乡、时刻关心国之安、乡之兴、民之痛、人之爱，堪称后辈学习之楷模，特立墓地，以示永远怀念。
站起身，再前行，赫然见古树下一方碑刻挺立，一行草书挥洒碑上“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悼念从文表叔。这豪迈不羁的句子，正是沈从文的表侄，我国书画界的”怪才“”狂人“黄永玉亲笔所题。读着这充满豪气又悲壮的话，不禁让我想起”落叶定要归根“，哪怕客死他乡，尸首也要越过千山万水回到故乡，这就是重情重义的湘西人！这就是深浓于血的乡土情！
沿石阶在往上走，稍有些陡，往右一转，就看见一方小小的平地了，我放慢脚步，一步一个台阶，一步一低首。这葱茏馥郁的半山处，就是沈先生长眠的地方，没有基亭、没有基道，只在半山腰的一处方圆十几米左右的平地上铺满了大大小小的鹅卵石，没有围栏、没有坟头、没有阴沉的气息。
周围，树木葱茏，曲径幽深，你说，这怎么会是墓地呢？没有墓碑、没有墓志铭，甚至卒年月都没有，只是那一块巨大的云茹状的五彩石，背靠听涛山，面朝沱江水，静静伫立着。
五彩石的背面，镌刻着沈先生的手迹“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能理解人。”背面右侧刻有一行小字“2007年5月20日夫人张兆和骨灰合葬于此”，而正中镌刻的是沈从文妻妹张充和女士的诔文“不折不从，星斗其文，亦慈亦让，赤子其人。”读着这暗含“从文让人”文字，不禁想到沈从文先生的一生，从来都是“让人”的一生。这个从湘西小城里走出来的乡下孩子，这个生于水边，长于水畔的乡下孩子，最是懂得做人应如水，所以他爱水。
默立在这最不像坟墓的墓地前，你看“听涛山”脚下的沱江水，默默的流淌着，无声无息，抚摸着这清凉而又坚硬的五彩石碑，想着一生淳良敦厚而又刚毅坚强的沈从文和他挚爱的妻子传奇而又朴实的一生，久久的伫立在五彩石前，不肯离开，分明看到了三十年代《边城》里的翠翠美丽而又哀愁的眼睛。
三天时间特别的快，还没有看够就匆匆离开，如果有人问我，觉得凤凰城怎么样？我会毫不犹豫的告诉他（她）美的让人心痛。
沈从文作品中“梦幻湘西”形成的外部因素浅析
作为一位作家，在二三十年代乃至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坛，沈从文无疑都可以称得上是一份独特的存在。在小学都没有毕业的知识积累与文化修养背景下，他以自己那一份极为独特而丰厚的边缘化乡村经验和边地土著部队的军伍生活经历为资源，以温和节制、自然素朴的叙事态度和清新秀丽、从容舒放的文学语言，在当时的文坛上吹奏出了一曲浪漫温馨、柔美婉约的乡村牧歌，为久居都市的文化精英及市井读者提供了一个远离喧哗与尘嚣的神秘奇特、淳朴自然而又清丽柔婉的“梦幻湘西”，为现代文坛构建了一个独具特色的乡土世界。
从整体上来说，沈从文创作的乡土小说确是可以看成他所做的一个“梦”，只不过这个“梦”是以文字的形式出现的。其实，对于自己的湘西小说及一些自叙传性质的作品中具有的“梦幻”特质，沈从文自己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其早期的作品中他曾这样写道：“……一个人单单做梦，做一切的梦……我是专做梦的人。”“我是一个但适宜于白日做梦的独行人。”“只能靠着做梦来填补痛苦的寂寞旅途”;沈从文：《沈从文散文全编》，凌宇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5、75、82页。在其后来的文字中，即使50年代那样严峻的政治环境中，他依然承认这一点：“至于文字中一部分充满泥土气息……故事在写实中依旧浸透一种抒情幻想成分”沈从文：《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文集”第11卷，第70页。。在这里，我们不准备对沈氏作品中“梦幻湘西”内容的新奇性和形态的特异性作更深入的考察，而是要着重探索一下在当时文坛以鲁迅所开拓和领导的伟大“乡土批判”传统为主流形态的乡土小说领域，沈从文却要在自己的作品中创造这样一个文学乡土的“梦幻世界”，其原因究竟何在。对于“诗意梦幻”这一创作倾向的取予，在沈从文身上到底有哪些独特的外在因素与机制提供了必要条件或发挥了重要作用呢?基于这样的疑问，本文准备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童年及少年兵士的视角
1923年，爱尔兰诗人叶芝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时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在给他的“颁奖词”中这样写道：“作家与世界的关系”基本是由其“在孩提时代的内心激情”决定的，少年时代的“感性和理性生活”极大地影响着其以后的创作道路和方向。毛信德：《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演说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184页。应当说，这个观点概括了文学创作中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许多作家的创作会受其少年孩童时期生活状况特别是情感经历的影响，尤其是在那些带有明显自叙传倾向的作品中，这一点表现得更为突出。如林海音的《城南旧事》、胡适的《我的母亲》等，即使像鲁迅那样常以冷峻的目光、严肃的神情、批判的态度审视社会现实、进行文学创作的人来说，其作品中亦不乏充溢着以童年视角叙事时的天真烂漫、活泼生动。与沈从文同为“京派”小说作家的凌叔华谈到自己的.创作时曾这样说：“我有个毛病，无论什么时候，说到幼年时代的事，觉得都很有意味……怀恋着童年的美梦，对于一切儿童的喜乐与悲哀，都感到兴味与同情。”凌叔华：《凌叔华文存(下)》，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785页。在沈从文的创作中，这种情况更为明显。但是，这一情形在其作品中是以何种途径出现的，又究竟对他湘西小说的诗意、梦幻化特质带来了多大影响呢?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一方面是其湘西小说文本内容的构成。通过细读沈从文的作品，我们将不难发现，其乡土诗化作品中有许多篇章是以其童年和少年的城乡生活经历为据所做。且不说像《从文自传》、《在私塾》等这种明显的回忆性文章，就是在《玫瑰与九妹》、《炉边》、《入伍后》、《传事兵》、《卒伍》等大量作品中，我们也可以明显见到作者少儿生活的身影。而另外那些描写湘西民俗风情和虚构人事命运的作品，如《阿黑小史》、《龙朱》，特别是《边城》，则是作者凭借其对湘西生活的美好回忆而做的，不过是他的旧有边地乡村经验在其追寻文学理想过程中的进一步诗化而已。几十年后，当沈从文回忆自己的创作时也曾写道：“笔下涉及社会面虽比较广阔，最亲切最熟悉的，或许还是我的家乡和一条延长千里的沅水，及各个支流县份乡村人事。”沈从文：《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文集”第11卷，第70页。这当然是对作者选材内容的最好注解了。
另一方面，对于沈从文的家世背景及其幼时的家境状况，我们要尤加注意，因为这些无疑对他幼时感受生活和认知世界的方式及态度带来了极大的影响，进而映射在他“基本上一直在靠记忆写作”范家进：《现代乡土小说三家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159页。而成的湘西小说中。沈从文在《从文自传》一文中曾对自己的家世作了这样的介绍：祖父沈洪富曾得到过清朝提督衔，一度官至云南昭通镇守使，父亲也曾是一名军官;外祖父黄河清是一位贡生，“可以说是当地唯一的读书人”，母亲同样知书达理。沈从文：《从文自传》，见《沈从文文集》(下同略为“文集”)，第11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第104106页。照这样来看，沈从文所出生的这个“文武兼备”的家庭在当地也应算是名门望族了。在此文的稍后他又写道“那时我家中每年还可收取租谷三百石左右，三个叔父二个姑母占两份，我家占一份”沈从文：《从文自传》，见《沈从文文集》(下同略为“文集”)，第11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第103页。。《从文自传》由这些简要的描述，我们就可知沈从文在他那个湘西小城中到底居于什么地位了。像他这样一位“小少爷”，无论在城中的木匠铺、铁匠铺、染坊等，还是到乡下那些佃户或农民中去，自然会得到极大的厚待与尊重;他想讨要什么东西或跟着做些事情(如打猎、捕鱼等)，当然不会被拒绝或训斥，或许还因年龄小而受到特别的看护。如此一来，他的乡村生活经验与情感体验也就与普通乡村孩童有所不同，而独具一种新奇与诗意色彩了。
再者，对于幼时的受教经历，沈从文曾一再写到极不情愿待在教室中学习，而是经常逃学去野外戏耍游玩，这当然使他难免受责罚，有时还会很严厉。然而一则是，多彩多姿的大自然对他的诱惑确实太大了，甚至能使他忘记受罚的痛苦，“我一面被处罚跪在房中的一隅，一面便记着各种事情……由于最容易神往到种种屋外东西上去，反而常把处罚的痛苦忘掉……我应感谢那种处罚，使我无法同自然接近时，给我一个练习想象的机会”沈从文：《从文自传》，见《沈从文文集》(下同略为“文集”)，第11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第 111、112页。。另外，沈从文与自己老师的关系在这里也是非常重要的，他曾这样写到私塾中的一位先生，“这先生，是我的一个姨爹……容易管教是真的。但先生管教时也容易喊师母师姐救驾，这可不是我爹想到的事了。”“若是在什么事上我有了冤枉，到四姨跟前一哭，回头就可以见到表姐请先生进去，谁能断定这不是进去挨四姨一个耳光呢?”沈从文：《在私塾》，见《沈从文别集·凤凰集》，长沙：岳麓书社，1992年，第13、15页。当他转到城外学校上学时，则是“照情形看来，我已不必逃学，但学校既不严格，四个教员恰恰又有我两个表哥在内，想要到什么地方去时，我便请假”沈从文：《从文自传》，见《沈从文文集》(下同略为“文集”)，第11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第130页。。这些无疑增加了他逃学的方便与勇气，也为他带来了一种异样的感受与趣味，当他把这些经历写入作品，再由读者去阅读、品味时，体验就更为新奇了。
至于后来年幼离家，入伍做了一个士兵，远离了家庭的温暖与怀抱;军队又要不断移防迁徙，甚至经常要面对战斗、杀戮这些生与死的考验，沈从文无疑要承受身心上的一些痛苦，但是考虑这一问题时，我们也要看到沈从文自身的特殊情况。一是他的家庭因素。尽管其祖父的功绩与成就已成为往事，父亲事业也不是太顺利，但毕竟是军人世家，在当地军队中还是有许多家中的世交故友;加之他初入伍时年龄较小，自然也是在军中受到了较多照顾的原因。他在文章中虽没有过多地提及这个方面，但其中还是有迹可寻的，《从文自传》中这样写道：“当我母亲那么打算了一下……就去向一个杨姓军官谈及，得到了那方面的许可，应允尽我用补充兵的名义，同过辰州。”沈从文：《从文自传》，见《沈从文文集》(下同略为“文集”)，第11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第150页。在另外的一篇小说中，他又对这件事作了详细的叙述，说这个团长是他家的亲戚，曾做过邻居，并且与团长的女儿是很好的小伙伴。沈从文，卒伍：《沈从文别集·贵生集》，长沙：岳麓书社，1992年。其他还有作品写到他可以随意地出入军营到山野溪边游玩或去军队造械处闲耍(《从文自传》《鸭子集》《槐化镇》《沈从文甲集我的教育》)，由此可以看出他在军队中行为是较为自由的。二是他以一个士兵的身份，从少年的视角去观察部队驻地的乡土风情、人事纠葛与体味当地民众五味杂陈的情感浮动时，往往只看到事件与现象的表面，心理感受上与身处其中的城乡居民自然存在着较大的距离，从而在作品中形成了一种把生活理想化的情形。早期北京生活中现实的挤压
初到北京学艺的几年里，由于身无长技，默默无闻，沈从文经历了自己人生中最大的生活磨难和强烈的心灵冲击与震撼，这种身心双重的历练是一般人难以承受，也是一般人所难以想象的。那么，在这样残酷恶劣的境遇中，沈从文作品中应该透出更多阴冷、抑郁、沉闷的情绪才是;然而恰恰相反，在他写及湘西故土的作品中，所有的更多却是欢快、乐观与轻松，其间一缕缕的清纯秀丽之风扑面而来。那么这其中的原因何在呢?我想如果对他当时的生活状况与文学创作道路进行重新审视与观照，或许对我们理解这一问题有些帮助。
沈从文本是满怀了理想来到北京，他设想能够考上大学，先去接受系统的现代化知识教育和当时先进的思想理念。但对于这样一个小学都没毕业，连新式标点符号都一窍不通的人来说，结果是毫无悬念的：他一连在几个学校的招考中得了零分。很快，身上带的盘缠用光了，他又不甘心无功而返，只有靠向亲友告贷或同乡大学生的帮助维持生计了，或寄住会馆，或租住廉价的房屋，饥饱更是不定，以致数年后当沈从文回忆这段生活时还充满了辛酸：“人究竟是生物，每天总得有点什么消化消化，体力才可望支持得下去。当时这件事就毫无办法，有一顿无一顿是常事。”沈从文：《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文集”第11卷，第69页。如果说物质上的缺乏还能靠行伍几年练就的体魄勉强支撑住，那么来自精神、心理和人格上的各种屈辱、贬损和打击是更为令人痛苦的：茶房的奚落与嘲讽、势利之徒的挑衅与欺侮、感情的无所依靠等，这些都促使沈从文不断地从昔日的湘西城乡生活经历和当下的文学创作中去寻找心灵的寄托与慰藉;但是他这时的文学创作究竟遭遇了怎样的现实呢?
在20年代前中期也就是沈从文初到北京的几年中，中国文坛上的乡土小说领域，由鲁迅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和敏锐的洞察力开拓的“乡土批判”传统无疑占据了绝对的主流地位。对于刚从十几年的边地生活中走来的沈从文而言，他最熟悉的文学题材当然是乡土领域的。就人的心理习惯来说，一方面沈从文首要选择的文学表现对象与内容应该是他熟悉的湘西生活(沈从文后来的文学创作也从客观上证实了这一点);另一方面，对于才开始学习写作的他来说，从众、跟风等社会性心理倾向同样会促使他极力追随鲁迅等人的 “乡土批判”流派的，在后来的一些文字中，他也曾多次公开承认鲁迅“以乡村回忆做题材的小说”对他的启示性意义，“使他获得不少勇气和信心”。同上。然而，最终沈从文却走向了与“乡土批判”截然相反的“乡土抒情”的文学道路，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有一个原因是我们不应该忽视的，也就是当时“乡土批判”派文人群体对待沈从文的态度。
尽管都是来自乡村小城镇，有大致相同的出身，但由于人生经历、教育背景以及由此所形成的价值观念、人生态度和文学理想等方面的巨大差异，鲁迅及其周围的文人对初学写作的沈从文并无好感，而且还较为主观和草率地对沈从文的创作给予了批评和否定，自然也拒绝了给予其“乡土批判”派文人身份认定的机会。鲁迅在1925年7月致钱玄同的信中曾批评沈从文“用了各种名字，玩各种玩意儿”，说其写作“大抵意在胡乱闹闹，无诚实之意”。鲁迅：《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46、452页。使沈从文更为不快的是，时任《晨报副刊》编辑的孙伏园对他的大量投稿默然以待，甚至极为不屑地加以讥讽嘲弄。文学创作上的冷遇反过来与生活的艰辛交错混杂，生活的压迫、命运的多蹇、理想的渺茫使沈从文只能是一次次回到那温馨自由、轻松快乐的旧有乡村经验中去寻求灵魂的解脱，通过笔下的文字去呼吸乡间泥土的芬芳、感受山野的气息、聆听自然的声音，对于遥远内地城乡生活的温情追怀与诗意描绘成了他寻求精神避难的特有方式。
就在这个时候，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应该是郁达夫的推荐)，以徐志摩、胡适等为代表的新月派文人群体向他伸出了热情的双手，为他提供了最充分的练笔和表现机会，并对他的创作给予了极大的鼓励和极高的评价。在徐志摩任《晨报副刊》编辑的期间(1925年10月至1926年10月)，沈从文的作品得到了大量的发表，每月五六篇是常事，与先前孙伏园任编辑时相比真可谓是天壤之别;并且还有让沈从文自己也感到“受来背膊发麻”(《关于“集市”的声明》) 的作品赏析——“志摩的欣赏”(《晨报副刊》，1925年11月11日)。一方面，新月派文人的鼓励激起了他的创作欲望和坚定了沿着这一创作方向走下去的信念;另一方面，新月派文人的情感体验方式和文学风格也深深地影响了沈从文，使其形成了具有新月派文人文化叙事和社会叙事特点的叙事手法，即“温柔与感伤交杂的怀旧和诗意” 范家进：《现代乡土小说三家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141页。抒情。与故乡的隔膜
在1934年初回湘西时所作的一篇文章中，沈从文曾这样写道：“我坐到后舱口日光下，向着河流清算我对于这条河水这个地方的一切旧账。原来我离开这地方已十六年。”沈从文：《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文集”第九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年，第253页。其中“十六年”虽是指离开沅陵附近地域的时间，但是对于整个的湘西土地而言，自1922年夏天去北京算起，他也有将近12年的时间没有亲身接触过了。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他也写到了这一点，“民国二十二年旧历十二月十九日，距我同那座大桥(沈从文故乡凤凰的一座桥——作者注)分别时将近十二年，我又回到了那个桥头了”沈从文：《滕回生堂今昔》，“文集”第9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年，第324页。。
沈从文与故乡的这种隔离，既是时间上的，同时也是空间上的。在这十几年中，他最初到了北京，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在文坛上站住了脚跟，受到了广大读者尤其是新月派文人的青睐。后于1928年移居上海，与丁玲、胡也频夫妇共同创办刊物，并在1929年经徐志摩介绍到了由胡适任校长的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任教，1930年应聘去武汉大学任教不到半年的时间。1931年夏又受聘于青岛大学，本人随之移居青岛，1933年秋又回到了北京。这几处地方中，即使离湘西较近的武汉距其也不止千里之遥。这种与故乡长时间，远空间的隔离，使得沈从文在生活方式、思维习惯以及感知方式上都与在湘西生活时产生了极大的差异，同时也造成了他对当时湘西社会现状理性认识的滞后与偏差。当然，这期间沈从文与故乡的交流并不是完全阻隔的，他也不断地从家人与一些朋友那里得到关于湘西的新的信息，但这些印象毕竟是相当点滴、散乱的，所以他对湘西的认识与理解主要还是来自于那旧有的湘西城乡生活经验。
当他身处湘西，在那边地城乡与土著部队中生活时，或许会经常感到些许的烦忧和无奈，甚至会不断产生逃离这种生活的冲动。但当他真正远离了湘西，以回忆的方式重新感受和咀嚼这些生活经历时，实际上就完成了情感的某种超越，在心理感受上也就带有了很大的距离，以致当时那些本来就微不足道的忧愁与烦恼被掩盖、遮蔽或大大淡化了。再加以作者特有的叙事方式和语言风格，他的乡土小说呈现出某种诗意、梦幻的意境也就不足为怪了。
其实，这个问题在另一方面也可以得到证实。当沈从文结束了与故乡的隔膜，再次近距离接触故乡时，他的对故乡的情感认识就变得相当现实了。在1934初年回湘西时他就深切感受到沿途所见已是物是人非：“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为实为利庸俗人生观”沈从文：《长河·题记》，“文集”第7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年，第2页。，真是一片触目惊心。他当时心情十分沉重，对于家乡水手纤夫的“过去和当前”都产生了“不易形诸笔墨的沉痛与隐忧”，沈从文：《散文选译·序》，“文集”第 11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年，第85页。充分认识到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沈从文：《边城·题记》，“文集”第6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年，第72页。与《边城》前的作品相比，他后来写作的《顾问官》、《新与旧》及未完成的《小砦》等，其间的人事命运与乡土风情则全是另一番情形了，再也难保持原有的“轻松和愉快”了。
当然，沈从文在他的作品中构建这样一个诗意、梦幻的“湘西世界”，并不仅仅是这些外部因素所决定的，这与作家自身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和独特的艺术个性息息相关，他的文化价值取向及审美趣味，特别是他那特有的叙事方式和语言风格在其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但是当我们把沈从文的这一创作倾向置于文学史的视野，与其他在艺术才情、气质禀赋等方面相近的作家(如废名、孙犁等)相比较时，对其文学创作过程中这些外部条件与环境进行探讨的意义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