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到一句话经典语录网
我要投稿 投诉建议
当前位置:一句话经典语录 > 读后感 > 现代语言学的开端读后感细选50条

现代语言学的开端读后感细选50条

时间:2019-01-15 10:10

《伟大的开端》读后感600字1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日期日益临近。

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亮相,成为了早期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最大的心愿。身在远东书记处的张太雷固然可以成为代表,但多争取几名参会代表名额岂不更能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意志和决心?

派出俞秀松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和少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交错在莫斯科举行,俞秀松受少年共产国际的邀请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委托,将赴莫斯科出席少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俞秀松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首任书记,也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发起人之一。1921年3月29日,受上海共产党组织派遣,俞秀松坐火车离开上海前往北京,在北京短暂的停留后,转车抵奉天(沈阳)、到长春、去到哈尔滨,住进了中华客栈,等待接应出境。但是,出满洲里、经赤塔后,俞秀松并没有直接到莫斯科,而是先到了伊尔库茨克,他要在这里取得由共产国际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签署的证明。因此,俞秀松在伊尔库茨克滞留了一些日子,然后去到莫斯科,住进德累斯顿旅馆,与张太雷同住一个房间。

派出杨明斋同样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杨明斋曾经长期在海参崴和西伯利亚地区打工,是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中的华工代表,十月革命前就加入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此后,被派往中国,帮助中国共产党建党,在上海加入共产党早期组织,如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也是最恰当的人选。他紧随俞秀松到了伊尔库茨克,并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汇报了中共建党及同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随后,前往莫斯科。

这三个人注定要成为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的风云人物,因为一场事关确立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舞台地位的考验正在等待着他们。

《伟大的开端》读后感600字2

1921年的那个夏天,在我们这座城市的中心,在当时叫做法租界的一条小弄堂里,悄然走来一群年轻人,他们以迥异的地方口音,交流信仰,碰撞思想。他们也许不是先觉者,但他们绝对是先行者;他们也许并非个个才智过人,但他们在那个当下却是理想饱满,激情澎湃。当很多上海市民还过着他们庸常的生活时,一个政党已在他们的身边诞生,这个政党将改变他们的城市、他们的祖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格局。

_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新回顾那一个历史时刻,细节虽已模糊,但意义却更为清晰。在中国共产党诞生_周年前夕,本报“朝花·夕拾”专栏与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联合推出“伟大的开端”特辑。今起隆重刊发首篇文章《树德里的灯光》。

如果政党也有籍贯的话,中国共产党的籍贯便是上海。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驻守达_余年之久。在这里,无数革命先驱和共产党人刻下了奋斗的足迹,给这座城市留下了中国红色基因发源地的光荣……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已召开过十八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伟大的开端》读后感600字3

1921年夏季的上海,濡湿闷热。租界的洋人们沉浸在异域财富带来的快感与苦恼中,上海的小市民正在一如既往地终日劳作。没有人注意到,那天下午,一位年近40岁、身材高大的外国人正踏步走下十六铺码头的台阶。化名为安德莱森的这名外国人戴一副金丝边框眼镜,衣着考究,他搭乘的“阿奎利亚”号(Acquila)轮船经过一个半月的航行,途经新加坡来到上海。自3月份离开莫斯科后,他沿途游历维也纳、威尼斯,到达上海已是6月3日。他正是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马林(原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在此前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也来到了上海。

他们来不及欣赏这个城市的繁华景象,而是急切地要面见李达、李汉俊两位中国人。李达、李汉俊,这两位曾经留学日本并读过大量社会主义文献的年轻学者,此时已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员。他们接待了陌生的外国来客。

1920年秋到1921年上半年,北京的李大钊、武汉的董必武、济南的王尽美、广州的谭平山以及留日的施存统、留法的张申府等人已先后组建共产党早期组织。如何将中国这些分散的小组发展成一个有影响力的政党,马林、尼克尔斯基与上海的这两位成员商议,应当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和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等事宜。于是,李达、李汉俊立即写信,函告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让每地速速选派两名代表赶赴上海开会。

《伟大的开端》读后感600字4

1921年6月,当上海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时,远在万里之遥的莫斯科,张太雷、俞秀松、杨明斋三位中国共产党人正肩负着千钧压力,为襁褓中的中国共产党亮相共产国际舞台,进行着一场生死较量,并且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抓住契机,初登舞台

1921年1月,共产国际在伊尔库茨克设立远东书记处。原俄共中央远东局委员、苏俄红军第五军军事政治委员会委员舒米亚茨基上任之初,就想到了维经斯基,并任命他为远东书记处的秘书。而维经斯基在奉命回国之前,向李大钊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能派出一名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代表同去远东书记处协助工作。

此时,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早已成立,取名“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的组织;随后,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也正式成立;同一时期,湖北、广东、济南、湖南也先后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此时派出代表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对中国共产党未来的发展,对中国共产党国际影响的`扩大,都是一个绝好的契机。

李大钊考虑再三后决定派张太雷去。为了革命,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张太雷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征程,成为了第一个在共产国际参加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人。

1921年3月29日,受上海共产党组织派遣,俞秀松到莫斯科,住进德累斯顿旅馆,与张太雷同住一个房间。杨明斋紧随俞秀松到了伊尔库茨克,并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汇报了中共建党及同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随后,前往莫斯科。

《伟大的开端》读后感600字5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背景中,苏俄和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活动是推动中共早日成立的一个关键因素。”章百家说。

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成为国际共运的中心。借助一战后欧洲和世界各地出现的革命形势,为改变苏俄政权所处的极其困难的环境,列宁联合30多个国家的共产主义者于1919年3月发起成立了共产国际,也称第三国际。此后,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世界上各主要国家共产党纷纷成立。但不久,欧洲的革命浪潮趋于消退。列宁便越来越把注意力转向远东和中国,寄希望于那里的革命运动。

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一个27岁的俄国青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上海。此前,他先去见了李大钊,经李大钊介绍,他到上海与陈独秀会晤。维经斯基此来还有个任务,就是考察能否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

吴海勇认为,当时上海畅达的交通、通讯以及经济文化实力,已经形成很强的国际影响力,在上海布局,也是苏俄和共产国际落下的关键一子。

1920年4月的一天,陈独秀在老渔阳里寓所接待了维经斯基,后者向他提出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建议。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新青年编辑部成立,定名为“中国共产党”。维经斯基12月从上海启程回国。

半年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到上海,与他同行的还有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派出的尼克尔斯基。他们建议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共产党,1921年7月23日,两人还参加了中共一大会议。

“过去对尼克尔斯基所知甚少。近年发现的资料显示,他是搞工人运动出身。”吴海勇说,足见共产国际对于上海这座城市产业工人密集这样的特质是有考量,并自觉加以利用的。

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了。正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写道,“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伟大的开端》读后感1

中国共产党一大刚开始是2113在上海举行的。_年7月23日至30日在上海市4102区黄陂南路374号(原法租1653界望志路树德里106号)秘密召开,各地的7个共产主义小组派出了12名代表出席,他们代表了全国的53名共产党员,这些代表是: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广州代表陈公博;长沙代表,何叔衡;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旅日代表周佛海,此外包惠僧受陈独秀派遣也参加了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列席了会议。

7月30日,会议遭受法租界巡捕房的侵扰。首先闯入会场的叫程子卿,他是黄金荣的把兄弟,利用这层关系进入巡捕房,任华人探长。原来马林由莫斯科途经欧洲来华,曾在维也纳被警察局拘捕,虽经营救获释,但其行动一直作为“赤色分子”被严密监视。具有丰富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警觉地说这人一定是“包打听”,建议立即停会,大家分头离开。 果然,十几分钟后两辆警车包围了一大会址,法籍警官亲自带人进入室内询问搜查,没有找到多少证据,威胁警告一番后撤走了。这次冲击虽然没有带来重大损失,毕竟一大不能再在原址进行了。转移出来的一大代表当晚集中于李达寓所商讨,大家一致认为会议不能在上海举行了,有人提议到杭州开会,又有的提出杭州过于繁华,容易暴露目标。当时在场的李达夫人王会悟提出:不如到我的家乡嘉兴南湖开会,离上海很近,又易于隐蔽。大家都赞成,觉得这个安排很妥当。 第二天清晨,代表们分两批乘火车前往嘉兴。两位国际代表目标太大,李汉俊、陈公博也因经历一场虚惊,都未去嘉兴。10时左右,代表们先后到达嘉兴车站,在鸳湖旅馆稍事休息后,登上事先租好的南湖画舫。 这是一个阴天,下起了蒙蒙细雨,游人渐渐离去,秀丽的南湖显得格外清静优雅。11时许,一大会议在缓缓划行的画舫上开始了。 南湖会议继续着上海30日未能进行的议题,先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这份15条约700字的简短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提出了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和中央机构等组织制度,兼有党纲和党章的内容,是党的第一个正式文献。 接着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对今后党的工作作出安排部署,鉴于党的力量还弱小,决定以主要精力建立工会组织,指导工人运动和做好宣传工作,并要求与其他政党关系上保持独立政策,强调与第三国际建立紧密关系。 下午5时,天气转晴,湖面上一艘汽艇向画舫急驰而来。大家因有上海的经历而提高了警惕,立即藏起文件,桌上摆出麻将牌,装扮成游客。后来打听到这是当地士绅的私人游艇,大家才松了一口气,会议仍继续进行。 最后,一大选举中央领导机构,代表们认为目前党员人数少、地方组织尚不健全,暂不成立中央委员会,先建立三人组成的中央局,并选举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党的第一个中央机关由此产生。会议在齐呼“第三国际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声中闭幕。 一大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犹如一轮红日在东方冉冉升起,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这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伟大的开端》读后感2

“南陈北李”事务缠身无缘赴会

这是一次表面看来毫不起眼的会议。与这次会议失之交臂的李大钊和陈独秀或许没有预测到,这次会议被后来的历史赋予了多么重要的意义。当时这两位享有极高声誉的知识分子领袖,后来被并称为“南陈北李”。两人在1920年2月前往天津的途中就畅谈过建党的方针策略,留下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对于这次大会,陈独秀因刚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不久,事务繁忙,无暇赴会,于是委派陈公博代表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包惠僧为私人代表去了上海。儒雅温和的李大钊时任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校务格外繁忙,而且,还要全力领导已持续几个月反对北洋政府拖欠教育经费的“索薪斗争”,实在分身乏术。当然,陈独秀、李大钊虽然没有出席中共一大,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两人在中共创建史上主要创始人的历史地位。

1921年7月23日晚,树德里的李公馆一楼客厅内,一个大方形餐桌,十几把圆形椅凳。15名年轻人齐聚于会议桌旁。其中的13名代表是接到上海的书信秘密赶赴这里开会的,他们是7个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两位高鼻梁的共产国际代表端坐桌旁,他们当年也许预料不到,他们参与的这次会议在中国历史上竟留下了如此浓墨重彩的一笔。对于这群年轻人以后峥嵘的人生岁月来说,这次会议或许只是历次有惊无险经历中的一次,以致多年后,他们中竟无人能确切回忆出这次大会的具体日期。

《伟大的开端》读后感3

“李公馆”里讨论党纲和决议

那是一个让人慵懒欲睡的夏夜,“李公馆”内秘密聚集的13名中共代表和2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却目光锐利,激情澎湃。由于“南陈北李”的缺席,大家推举学生运动的领袖张国焘为大会主席,年轻的与周佛海担任记录员。大会上,马林分析世界形势,介绍第三国际的活动概况,说明中共成立的重要性等,滔滔不绝,竟讲到了深夜。马林体格强健,说起话来往往表现出他那议员型的雄辩家的天才。他坚持自己主张的那股倔强劲,好像要与反对者决斗。毫无疑问,这些特质深深震撼了这群青年人。十几年后,还记忆犹新,说马林“精力充沛,富有口才”;包惠僧也回忆:马林对马克思列宁的学说有精深的素养,声若洪钟,口若悬河,有纵横捭阖的辩才。

第一天,张国焘介绍了大会筹备经过,提出必须制定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24日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报告工作情况,交流工作经验。25日、26日休会两天,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党纲与政纲是最难于拟订的,但大家一致认为非有这一文件不可。张国焘等人汇集陈独秀和各代表所提出的意见,先行拟出两个草案,再交由李汉俊、刘仁静、周佛海等共同审查。

27日至29日的三天会议,在讨论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和原则时,与会代表产生了激烈争论。由于代表们各自的文化背景和对马克思主义认识和理解的不同,他们对待孙中山政府的态度、能否在现政府就职、当前共产党人主要目标是着重做学问研究还是积极从事工人运动等问题,均展开充分的论辩。最后,大家归纳出一致意见:中国共产党应确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则,着重理论研究和实际的工人运动,扩大共产党的组织与影响。

30日晚,大会开到第六次会议时,会场突然闯进一名法租界巡捕,马林不愧是一位革命经验丰富的地下工作者,他立刻让与会代表转移。代表们离开不过一刻钟,法租界巡捕房开了两辆卡车,载华探、法探及翻译等9名扑进会场。李汉俊与有意留下来的陈公博慎重周旋,化解了这次危机。“李公馆”是不能再开会了,经李达的夫人王会悟牵线,代表们约定转移到距上海约100公里的浙江嘉兴继续开会。那天清晨,代表们乘上了上海开往嘉兴的火车,几个小时后,嘉兴南湖上聚集了这批革命者的身影。两位共产国际代表担心自己的“老外”面孔会暴露目标,没有随行。

浩渺湖波中,南湖的一艘画舫上,代表们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推举陈独秀、李达、张国焘三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局书记,尽管此时他仍在广州。1921年9月,陈独秀正式辞去公职,回到上海专任共产党书记一职。大会通过了党的纲领和关于工作任务的决议,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

《伟大的开端》读后感4

生死较量,正本清源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在莫斯科大剧院召开。

让中国共产党代表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与他们先后到达莫斯科的竟然还有国内其他形形色色的所谓的“共产党”组织代表,而且有两家已经获得大会的代表证。一家是由姚作宾等人组织的所谓“中国共产党”。另一家是由江亢虎组织的“中国社会党”,自称党员数达到52万之多,建立有490个支部。后屈服于袁世凯淫威,曾宣布解散。江亢虎原是无政府主义者,作为北大名教授,当时的社会影响不亚于李大钊和陈独秀。眼下,他以“中国社会党”和“东方无产者代表”的双重身份,取得了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代表证,并获表决权。

前景,因此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如果江亢虎代表的“社会党”、姚作宾代表的“共产党”,和张太雷、俞秀松他们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都被共产国际承认,那么,中国今后将同时存在三个“正统”的共产主义政党,中国革命将面临复杂的局面。

如果不能及时正本清源的话,正在襁褓中的中国共产党就有夭折的危险,中国革命的历史也将被重新改写。

6月22日,即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之日,俞秀松十万火急地发出《中共代表俞秀松为姚作宾问题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声明书》,指出“自称是中国共产党代表”的姚作宾等其实并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们在第二次中国学生大罢课期间已成为中国学生唾弃的`卑鄙叛徒,没有任何资格同共产国际进行联系,并要求共产国际撤销对姚作宾所谓的“共产党”的承认,取消姚作宾出席大会的资格。

接着,张太雷、俞秀松又发布了《张太雷、俞秀松给季诺维也夫的信》,揭露江亢虎是十足的政客及其反马克思主义的真面目,强烈抗议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承认江亢虎的代表资格:“鉴于资格审查委员会给骗子江亢虎以代表资格,本代表团认为有必要提出抗议,特作如此说明:江亢虎以何种名义出席代表大会,是代表中国并不存在的中国社会党?而在这并不存在的社会党里更没有什么左翼,那么他以何种名义参加?江亢虎在中国只是作为一名总统顾问为人所知,他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如果第三国际允许北洋政府的总统顾问参加,就会失去中国青年的信任,给我们重大打击。”

在这关键时刻,共产国际派驻远东的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给予了中国共产党以最大的支持。舒米亚茨基帮助张太雷完成了《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太雷同志的报告》。

共产国际十分重视中国共产党代表们的意见,经过研究后,果断地收回了江亢虎、姚作宾的代表证。对此,江亢虎表示“抗议”。随后,江亢虎悻悻回国,写了《新俄游记》一书,开始攻击十月革命。

后来江亢虎投入汪精卫怀抱、姚作宾在抗战前期投靠日寇成为汉奸的事实,也佐证了这场生死较量的必要性。

《伟大的开端》读后感5

精彩亮相,激情演说

7月12日,是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

按原计划,张太雷将在这一天的大会上代表中国共产党作演讲。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第一次走上国际讲台,第一次向全世界发布宣言,张太雷、俞秀松、杨明斋在会前做了充分准备,撰写了中国共产党《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长约一万五千字。可在会议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后,大会突然作出决定:每位代表发言不得超过五分钟。

突如其来的变化,让人毫无思想准备。就在张太雷迅速镇静下来、调整思路的时候,大会执行主席已经宣布:“现在请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太雷同志发言。”

穿着一身西装、身材魁梧的张太雷从容不迫地走向讲台,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亮相在代表们热情新奇的注视之中,亮相在共产国际的舞台之上。

没有了讲稿,却有着自信的微笑。

“亲爱的同志们,我本想向大家介绍一下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概况和中国反帝斗争的各种革命力量,但是时间太有限了,在五分钟的时间里,我只能向大家指出远东共产主义运动对世界革命的意义。”张太雷用洪亮而有力的声音开始了他的演讲。他站在世界革命的高度,谈及了远东的问题,使得那些长期以欧洲为中心而忽视东方的人为之一震。

语言与文化的读后感 第一篇

在【语言与文化】下编这部分,一开头就开始讲明了字与文化的一种唇齿相依的关系——没有文化就没有文字,没有了文字文化也会慢慢失去传承。

作者的态度在这本书里可以很清楚的找到:在文化这辆车上,汉字只是外壳,是轮子,不是发动机,更不是操纵方向盘的。也许通过这个我可以猜测作者的想法是文字是载体,文化是核心,也就是文字是文化发展的一个表现。感觉就像文字是文化的附庸。

可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在作者的陈述中也能感觉到的是文字是文化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它和语言、绘画、音乐一样,将文化这种比较抽象的概念,以一种其他人可以轻易接收的方式表达出来。就像女书,就像各个民族的文字。书中所提到的女书的形成,就和当时妇女的生活息息相关,她们不能通过和男性一样的方式——上学读书——来学习文字这种书面的表达方式,可是她们又需要向远方的人倾诉,那时又没有传音的物件,于是女书这种表达方式就出现了,它的出现解决了当时妇女对于向他人倾诉而又无法传达的问题,其实进一步说,就是反映当时当地的社会风气和文化——妇女没有社会地位,但是依然希望能和男性一样拥有倾诉和争取幸福的权力。各民族的文字同样也是反映了各自的生活情况,特别是文字还停留在象形文字的时候,放牧民族的文字多是出现牛羊,农耕民族的文字多是出现土地,放牧民族文字更形象,农耕民族文字更规矩——或许是当时游牧民族的社会结构简单,条文和规矩更少,人们的生活更加自由和简单,而农耕民族更多的是集权制度,人们生活在规矩方圆中,这种情况在文字中就反映了出来。

文化在文字中的除了会以文字结构来表现,还会以文字的排列来表现,这种文字排列就是我们的句子。在句子中,诗句反映的似乎更加明显,就像作者引用的一句“取之于心而注之于手”,对于一首诗而言,取的是一个人的“心”,而对于众多的诗篇来说,取的就是跨越了一大个时代的文化的“心”。就像在诗经中,我们经常能读到的文字多是拟声,拟形的,而且多是一些生僻字。可这些生僻字所代表的事物却简单明了,就像“瀌瀌”拟雨雾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闻其声而知其意。简单直接地描述着作者希望传达出来的意景。其实这也间接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朴实,单纯,还有率直。作者只是用着一个个叠词就让读者仿佛置身于田野森林之中,若不是他们常与自然沟通、常去聆听自然,怎能恰到好处的将读者引入虫鸣鸟叫之中去呢?随着时间推移,文化发展经历了几起几落,到了唐宋时期,文字的表达方式也发生了改变,涌现了许多的优秀诗人词人,留下了大量的作品,可以发现,这时的诗句已经由简单直率变得委婉含蓄,不再是直接说明环境,

而是利用简单的几个意象,比如常见的“明月”,“垂柳”,“孤帆”等,勾勒出作者想要描绘的环境,再加几个字的补充,就给了读者自由想象的空间,让诗人想表达的意象自动浮现在读者脑海之中。从诗句中能感觉到,这时的社会环境已经失去了那种简单淳朴,上层社会已经开始逐渐腐败,奢靡之风盛行,有愿者众多,可也难以扭转。诗句词句中透露出来的点点滴滴,无论对也好错也罢,都忠实的反映着当时的文化,或者说就是文化在书面上的表现形式。

所以在读的过程中,感觉到的最多的就是这些,很多看法和作者表达的态度不同,或许是我不理解原本的意思,或许是误解了作者的观点。但是这就是读完了这部分的最大感受。

语言与文化的读后感 第二篇

人是符号的动物,而语言则是所有符号中最为重要的符号,因此文化与语言的关系,是文化与其他任何关系都不可取代的。如果说人与动物的区别是因为人有文化而动物没有文化,那么,文化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要素,就是语言。

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柏默也说:“语言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是相辅相成的,它们可以互相协助和启发。”由这些话看来,我们可以知道语言和文化关系的密切,以及它们所涉及的范围的广博。下面就来看看有那些方面吧!

从词语的语源和变迁看过去文化的遗迹

在各国语言里有许多现在通行的涵义和它们最初的语源迥不相同。如果不明了它们的过去文化背景,我们简直推究不出彼此有什么关系来。可是,你若知道它们的历史,那就不单可以发现很有趣的语义演变,而且对于文化进展的阶段也可以反映出一个很清晰的片影来。例如,对中国古代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我们便不能撇开文字。现在和钱币相关的字,像财、货、贡、赈、贷、赊、买(買)、卖(賣)之类都属贝部。贝不过是一种介壳,何以用它来表示钱币的含义呢?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中国古代曾经用贝壳当做交易的媒介物。秦以后废贝行钱,但是这种古代的货币制度在文字的形体上还保存着它的蜕行。又如当初造字时“纸”字何以从纟(糸)呢?那是因为在蔡伦没有发明造纸的新方法和新材料以前中国曾经用丝絮造过纸。还有“笔(筆)”字,从“竹”从“聿”,《说文解字》解释说:“聿,所以书也。”就是说,聿是用来写字的工具。秦汉时期,笔杆大多是用竹子做的,所以又加了竹字头。

从造词心理看民族的文化程度

从许多语言的习用语或俚语里,我们往往可以窥探造词的心理过程和那个民族的文化程度。现在姑且舍去几个文化较高的族语不谈,单从中国西南边境的'一些少数部族的语言里找几个例子。例如,云南昆明近郊的彝族叫妻子做“穿针婆”,云南独龙族叫“结婚”做“买女人”。从这两个语词我们可以看出少数民族社会对于妻子的看法和买卖婚姻的遗迹。当我们调查文化较低的族语时,遇到抽象一点的语词,像代表动作或状态一类的词,往往比调查看得见指得着的东西困难得多。可是一旦明白他们的造词心理以后也可以引起不少的趣味。比方说,昆明近郊的彝族叫“发怒”做“血滚”,“欺负”叫“看傻”,“伤心”叫“心冷”,这几个词的构成,多少都和这些动作或状态的心理情景有关。在初民社会里对于自然界的现象,因为超过他们知识所能解答的范围以外,往往也容易发生许多神意的揣测。例如,福贡的傈傈族把“彩虹”叫做“黄马吃水”,路南的撒尼(彝族的支族)把日食叫太阳被虎吃,月食叫做月亮被狗吃。

从借字看文化的接触

语言的本身固然可以映射出历史的文化色彩,但遇到和外来文化接触时,它也可以吸收新的成分和旧有的糅合在一块。所谓“借字”就是一国语言里所糅杂的外来语成分。它可以表现两种文化接触后在语言上所发生的影响;反过来说,从语言的糅合也可以窥察文化的交流。例如把外国语词的声音转写下来,或混合外国语言和本地的意义造成新词。就像纯音译的:软椅叫沙发(sofa),咖啡coffee、可可cococa、朱古力chocolate等;音兼义的(即有些借字虽然音译的,但所选用的字往往和那种物件的意义有些关系):广州话把领事叫做江臣(consul),把电话叫做德律风(telephone),还有美国凉爽饮料译作可口可乐(coca-cola);还有音加义的:广州话衬衣叫恤衫(shirt),普通话冰激凌(ice cream)、卡车(car)、卡片(card)等。

从姓氏和别号看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

中华民族原来是融合许多部族而成,尽管每个部族华化的程度已经很深,可是从姓氏上有时还可以窥察它的来源。这种例子在历史上和现代人里都容易找到。比方说,尉迟氏是唐朝的望族。相传于阗王室在唐以前就属Vijaya(藏语)一族。于是于阗国人到中国来往的都以尉迟为姓氏。至于唐代流寓长安的尉迟氏诸人,大概出自3个来源:一支出自久已华化的后魏尉迟部一族;一支是隋唐之际因冲质子而到中国来的;还有一支是族系和来历都不明白的。还有慕容氏本来是鲜卑姓,他的后裔分化成了两支:一支是广东东莞容氏,一支shiite山东蓬莱慕氏。这两姓看起来你毫不相干,其实是出于同一个祖先的。姓氏和别号有事也可以反映出宗教信仰。中国回教徒的姓固然有和汉人相同的张、王、刘、杨、李等等普通姓;同时也有他们特有的回、哈、海、虎、黑、鲜等纯回姓和马、麻、白、满、蓝等准回姓。纯回姓都以回教徒的谱系作基础,准回姓就有依据汉姓来的。因此我们有时可以根据这些姓氏就可以推断他们是不是回教徒。

语言与文化的读后感 第三篇

《语言与文化》一书出自“大家小书”第三辑,作者罗常培。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较一些罢了(出自“大家小书”袁行霈的《序言》)。其中收录有关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各个文科领域的作品,既是名家大家的作品,举重若轻,深入浅出,整齐地展示学术成果;又是大家民众的读物,可以开阔读者眼界,一窥学术堂奥。而一册小书,凝聚着人类的智慧,浓缩了学者毕生的心血和才华。所谓大家,就应该是把他的学术,以深入浅出的方式解读,让所有的读者都可以品味出个中奥妙。那些所谓晦涩难懂的文章,不仅显示不出作家学术的高深,而且更意味着作家学问的贫瘠。

本书作者罗常培(1899-1958),著名语言学家、教育家。北京市人,满族。历任西北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1949年后,筹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并任第一任所长,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一生从事语言教学和研究,对汉语音韵学和汉语方言研究卓有成绩,被学术界誉为“继往开来”的语言学大师。

本书引言中,引用美国语言学教授萨皮尔所说:“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并且,语言不能离文化而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并且说明想从语词的含义讨论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内容分六段:第一、从此与的语言和演变推溯过去文化的遗迹;第二、从造词心里看民族的文化程度;第三、从借字看文化的接触;第四、从地名看民族迁徙的踪迹;第五、从形式和别号看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第六、从亲属称谓看婚姻制度。我们可以看出,这些都是社会学和人类学上的重要问题,作者想做的就是尝试给语言学和其他学科搭起一座桥梁。

每一章节中,作者都大量举例说明,足以见得作者在语言学领域的广博学识。第二章,我们可以看到有趣的语义演变,继而了解到文化演变的清晰片影。例如,英语pen从拉丁语penna来,原意羽毛(feather),最初之严格应用于原始的鹅毛笔(quill pen),后来笔的材质虽变化,但这个字依然保存着,如果由此分析现代语词和羽毛的关系,我们可以知道一些古代笔的制度。我国著名的《说文解字》中的字,大都可以看出一些历史遗迹,如“安”,静也,从女在宀下,会意,就是说把女子关在家里便可安静,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对女性的观念。

第三章,从很多语言的习用语或俚语中,我们可以窥探出造词的心理过程和民族的文化程度。

例如,云南昆明的倮倮叫妻子“穿针婆”,发怒叫“血滚”,伤心叫“心冷”,欺负叫“看傻”。在初民社会里对于自然界的现象,因为超过他们所嫩解答的范围,也会发生一些神异的揣测,倮倮叫冰“锁霜条”,福贡的傈傈族叫虹“黄马吃水”。这些族语里不明方位,前者叫东方“日出地”,西方“日落地”,后者叫东“日出洞”,西“日落洞”,北“水头”,南“水尾”,在这些民族中保留了古代人民在不了解自然时的懵懂与敬畏。第四章,语言本身可以映射出历史的文化色彩,但遇到和外来文化接触时,它也会吸收新的成分和旧的糅合在一起,所谓“借字”就是一国语言里所羼杂的外来语成分,包括音译的,新谐声字,借义词,描写词。一般来说,两种文化接触时,上层文化影响低级文化较多,而看借字,中国语中有入超现象,作者认为这不能单以文化高低来论,另外还有很多原因,依我总结一是中国向来自大,对其他文化很少接受,不屑研究,以致从没有人注意过中国语词的流出;二是中国方言众多,又过于复杂,除了本方言使用者,其他人也就不觉得是中国话了。至今文化借字依然是广泛存在,所以从借字看古代文化交流应该是十分有力的例证。第五章,学者说“地名的研究实在是语言学家最引人入胜的事业之一,因为他们时常提供给重要的证据”,我国古代的几次著名迁移都可从语言学角度加以证实,南渡的百姓有根据他们的旧籍贯侨臵州郡县的制度,“侨郡”一词,原意是让他们有所怀念,不忘归北,但我们就可以此来了解此次民族迁移的情况,在《宋书〃州郡志》有具体考证。第六章,中华民族有很多部族组合而成,虽汉化程度很深,但从姓氏方面还可以窥探到它的来源。如,慕容氏本来是鲜卑姓,其后人因讳言所出,分化为两支:一支广东东莞容氏,一支山东蓬莱幕氏,这两个形势看来毫不相关,但其实出自同一个祖先。据向达说:“曾无甘肃。。。P82”,那么。。。从此种历史遗迹我们可以继续推测出两个民族间的接触和来往。第七章,在初民社会里,即一种理想的原始社会里,名称的用处极大,名称相同,意味着实质也相同,在各个国家都有这种由亲属称谓而制定出的婚姻制度,但由于它对于我这个读者过于复杂,在此不做累述。

声明 :本网站尊重并保护知识产权,根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如果我们转载的作品侵犯了您的权利,请在一个月内通知我们,我们会及时删除。联系xxxxxxxx.com

Copyright©2020 一句话经典语录 www.yiyyy.com 版权所有

友情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