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是屈原倾注整个生命写作而成的伟大政治抒情诗篇, 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最长的自叙性浪漫主义诗歌珍品。其中的比兴象征手法更是我们学习的重点。下面我们就其象征美进行分析。
运用的广泛性
《离骚》比兴象征艺术的第一个特征在于运用的广泛性。在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诗经》中, 比兴手法即已为众多的民间歌手所采用。然而, 将比较单纯的比兴手法发展为高超的比兴象征艺术, 更广泛地将其运用于艺术形象的塑造与政治主题的表达,使之呈现出丰繁复杂、异采多姿的面貌， 则是诗人屈原的伟大创造。综观《离骚》, 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 诗篇几乎以90 % 的篇幅大量地运用了比兴象征艺术。凡自然界的日月星辰、风云雷电, 神话传说中的蚝龙凤凰, 王母佚女, 古代的先王圣哲, 昏君侯臣, 楚地的香草异卉、恶草臭木, 无一不根据诗篇政治性主题的表达与诗人浩荡激情倾泻的需要, 被驱遣于作者的笔端, 构成为一条五光十色、异彩纷呈的比兴象征画廊。在作品中, 诗人既将比兴象征艺术运用于对现实世界的描摹, 又将比兴象征艺术运用于对未来道路的探索, 既以之写自然, 又以之写社会, 既以之写天地, 又以之写鬼神, 既以之写物, 又以之写人, 既以之写实, 又以之写虚。
众所周知, 文学艺术的特质是形象。政治抒情诗的特质则是在激烈的现实政治斗争的旋涡中塑造抒情主人公的自我形象。因此, 在《离骚》中, 诗人屈原集中笔力着重塑造了抒情主人公的自我形象, 而为了使抒情主人公的自我形象矗立在读者面前, 诗人便广泛运用了比兴象征艺术, 进行铺叙描写。假如说, 《诗经》的比兴手法还只是比兴艺术的朴素形态, 只是感物而发, 由彼及此, 或以彼喻此, 那么, 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的比兴艺术则比中有兴, 兴中有比, 合而为一, 寄托深远, 意在言外, 丰富多彩, 是它发展的高级形争态。诗人屈原在《离骚》中广泛地运用了比兴象征艺术, 以一系列彼此衔接的比兴象征形分象表现了作品的深广内容, 从而使全诗熠熠生辉, 令人目不暇接, 百读不倦!
表达的多样性。
《离骚》的比兴象征艺术还具有表达方式多样性的特色。我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朱自清先生指出《离骚》的比兴象征艺术大略有下列四种方式：以古比今(咏史) 、以仙比俗(游汕) 、 以男女比君臣 (艳情)、以物比人 ( 咏物 ) 。关于诗篇比兴象征艺术方式的多样性, 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异物同喻， 诗人选取不同的喻体, 对本体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描摹形容。另一类是同物异喻，即喻体只有一个, 而本体各异。正由于诗人在比兴象征艺术的驾驭上做到了异物同喻, 同物异喻, 诗篇更显委婉有致, 摇曳多姿。
反复诵读《离骚》, 我们会深深感到: 诗人列举古时尧舜盛世, 莱封乱世等历史事实,正是为了比之当今的楚国, 诗人描绘九天之上的广阔空间, 正是以之象征地上的楚朝廷。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诗篇是在以男女关系比喻君臣关系, 以恋人之间的离合变化象征自己政治上的荣辱得失。这就近一步显示了作品比兴象征艺术灵活多样的特色。如作品前一部分对既往历史的回溯, 诗人将自我喻为女性形象, 作为女性的抒情主人公象征形象一直忽隐忽现, 贯串于这一部分的始终。而在后面对未来道路的探索中, 诗人立即调换笔法。诗人的自我印象由女性幻化为男性, 诗人变女求男为男求女, 以男求女喻己求贤,以及通过女性对爱情热烈追求的铺叙描写, 寄托了自己强烈的政治追求和崇高的政治理想。这样, 作为积极浪漫主义伟大诗篇的《离骚》也就具有更为迷人的艺术魅力了。
寓意的深刻性。
《离骚》的比兴象征艺术最可宝贵之处还在它寓意的深刻性。《离骚》的比兴象征艺术最宝贵之处还在它寓意的深刻性。首先, 如前所述, 诗篇以香草喻贤才, 以美人喻君王,以天上喻人间, 以古代喻当代, 这些固然没有离开“ 比、兴”; 而从整体来看, 诗人写到女媭规劝，陈辞重华, 于是自己朝发苍梧, 夕至县圃，使日神驾车, 令月神开路, 飞上了高空, 都叫不开天国大门;于是又令雷神驾云,请鸩鸟为媒, 去向古代的宓妃简狄求婚, 结果也未能成功,;于是又问卜于灵氛, 乞灵于巫咸, 在们的规劝下, 又驾八龙, 载云旗, 登昆仑, 涉流沙, 向着遥远的西海进发, 正在飞升之际, 却回头望见了下界的故乡? ? 通过这一连串纷纭繁复的比兴象征的运用, 诗人构造了一个五彩缤纷的幻想世界, 并借此尽情宣泄了自己郁结于胸的满腔政治苦闷, 充分表达了自己倾注整个生命为之奋斗的政治理想, 吐露了自己为了实现这一崇高理想而拚死抗争的狄耿丹心, 寄托了自己缠绵徘侧的优国忧民的伟大襟怀。唯其如此, 我们说, 正是由于诗人广泛运用了比兴象征手法, 诗篇才深刻地表达了作为政治抒情诗的巨大主题。因此, 诗篇的比兴象征既有丰富的形象意义, 更有深刻的政治思想内涵和认识价值。
诗人屈原在广阔的历史背景和激烈的政治斗争旋涡中, 娴熟地运用了比兴象征艺术, 对战国后期楚国统治者的昏庸, 政治的黑暗, 人才的变质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对楚国的反动势力进行了无情的抨击, 而对以自己为主导的楚国的进步革新势力则进行了热烈的讴歌。正因为诗篇通过比兴象征艺术的成功运用深刻地再现了当时楚国的政治生活, 反映了楚国社会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某些本质方面, 因而诗篇才成为楚国社会生活的缩影, 成为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宏伟的政治抒情史诗!
比兴象征艺术, 作为屈原积极浪漫主义创作原则的主要表现手段, 从它出现以后, 象一泓清润的山泉, 一直滋润着我国古代文学与现代诗歌的沃土。诗人屈原在《离骚》等作品中驰骋奇特丰富的想象与联想, 大量运用比兴象征手法, 驱遣多姿多彩的比兴象征形象,。回顾既往, 探索未来, 追求光明, 抒写襟怀, 挞伐黑暗, 表现理想, 这种神奇橘怪,气象恢宏的积极浪慢主义表现手段, 在我国源远流长的诗歌领域中开辟了一片风光明丽的天地, 使我国丰饶的诗歌沃土色香四溢, 开放出了无数迷人眼目的奇花异卉!
拓展阅读：《离骚》分段赏析
第一段。通过自叙的笔法，提出了积极用世的人生观：首先追溯世系，表明自己是楚国宗室之臣;详纪生年和名、字的由来，强调禀赋的纯美。这和爱国主义思想结合起来，就成为屈原生命中进步的动力。奠定了他那种坚强不屈的战斗性格的基础。接着叙述他对待生活的态度。由于热爱生活，所以特别感到时间的易逝，生命的短暂;因而孜孜不倦地培养品德，锻炼才能，来充实自己的生活。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远大的理想，明确的目标，在楚国政治改革中，贡献出自己一份力量。
第二段。承接上文，阐明自己的政治观点和立场，以及事君不合的经过。首先述三后以戒今王，接着陈尧舜以示典范。在古代社会里，凡是具有政治抱负的士大夫，他们的`理想都必然寄托在最高统治者的身上，因而屈原就必须争取楚怀王的合作，首先是取得他的信任。可是怀王的态度是不坚定的。这一矛盾的存在，就展开了屈原和“偷乐”的“党人”之间的剧烈斗争;同时，怀王的听信谗言，也就决定了屈原政治上的客观遭遇，为下文提出张本。
第三段。叙述自己在政治斗争中的客观遭遇，并分析其原因。综合起来，有下面几层：第一，政治上的改革，单靠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除了争取君王的合作，必须培植人才，广结同志，共赴其成。屈原在这方面作了充分的准备。可是想不到“众芳芜秽”，致使他的计划落空，陷于孤立。第二，指出了他和“党人”之间的矛盾的根本原因。他们之所以勾心斗角，排除异己，只不过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屈原的坚持理想，则是为了“恐修名之不立”，“哀民生之多艰”。这里，他强调法度绳墨，进一步提出他的法治思想;这和腐化没落的贵族势力绝不相容，因而这一斗争是不可调和的。第三，在这样不可调和的斗争中，怀王的昏庸糊涂，“不察民(人)心”，不辨黑白，助长了邪气的高涨，造成了群小进谗的有利条件。第四，从邪正不能相容，预测自己前途遭遇的必然性;强调不屈服、不妥协的顽强精神，并准备为此而不惜作任何牺牲。下文展开了剧烈的思想斗争而终于取得胜利，就是确立在这样一个坚实基础上的。
第四段。承上文说，既然理想不能实现，则退隐可以独善其身;为个人计，又何尝不心安理得?可是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不为的逃避现实的态度，和屈原的个性是绝不相容的。这使他暂时宁静下来的情感又掀起无限的波澜;在波澜起伏中，一层一层地展开了内心深处的矛盾、彷徨、苦闷与追求，以及在这种心情中的斗争过程。从这段起，所写的都只是一种思想意识的反映，并非事实的叙述。
第五段。叙述女媭的劝告。她指出处于没有是非曲直的社会里，屈原如果不改变他那种孤忠耿直的作风，是不会见容于当世，而且会遭到杀身之祸的。她是屈原人世间唯一的亲人，她所说的也是娓娓动听的人情话;可是她的话仅仅是单纯从爱护屈原、关心屈原出发，提高到思想原则上来说，她对屈原却缺乏本质上的认识。女媭尚且如此，那末屈原内心深处的痛苦又向谁去申诉呢?于是诗人就不得不把他生平的政治见解假托于向他所最崇拜的古代圣君帝舜来倾吐衷肠了。他征引了丰富的史实。主要是为了证明他所坚信不渝的一个真理，一切不合理的政治，必然归于覆亡，只有“义”和“善”，“循绳墨”“举贤能”才能使国祚昌盛;而他所坚持的，正是关系楚国国运兴衰的根本问题，他自然不能听从女媭的劝告，作明哲保身之计了。“陈词”中的反复论证，即第二段“彼尧舜之耿介兮”四句的基本内容的具体发挥。这种认识所构成的理论上的完整体系，就使得屈原更进一步表现出一种“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无疑”的顽强信念。和其他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一样，他是“百变而不离其宗”，决不可能放弃他的主张的。这种主张在现实环境中既然找不到出路，于是下文就进入了“上下求索”的幻境。在精神活动的领域里开拓了一个更为宽广的世界，把极其深刻而复杂的内心矛盾，一步步推向高潮。
第六段。写幻想中的境界，借求爱的炽热和失恋的苦痛来象征自己对理想的追求。综合它的内容，有下列几点值得注意：第一，由于屈原爱国之深，尽管在上述恶劣环境中备受各种打击，但耿耿此衷，他仍然是锲而不舍的。这种发自内心不可抑制的强烈情感，亦惟有爱情的追求能仿佛其万一;因而就产生了以“求女”为中心的幻想境界，并形成这种上天入地驰骋幻想的表现形式。第二，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首先必须争取统治者的信任，正如爱情不是抽象的概念而必须有其具体的追求对象一样。屈原所追求的，有九重的天女，有高丘的神女，有人间的佚女，她们的身份不同，但在她们的身上同样可以寄托爱情;也如楚国统治集团当中的任何一员，都有可能通过他们来实现自己的理想。旧说，以求女喻思君，基本上符合于屈原当时的心理状态。可是所谓“女”，决不仅仅是象征 “君”。张惠言认为这一段是说“以道诱掖楚之君臣卒不能悟”，最为切合原文文义。至于哪一类的女性是影射哪一种人，则文学作品里的艺术形象不同于哲学社会科学的逻辑思维，是不可能刻舟求剑机械地加以分类的。第三，屈原求爱的心情是炽热的，可是他选择对象的条件则是极其苛刻的。他不仅追求美丽的容貌，更重要的是高尚的道德品质。那就是说，政治上的结合必须建筑在共同的思想基础上;同时，即使有了适当的对象，又必须通过媒介的关系。那也就是说，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他决不肯枉尺直寻，不择手段以求进身的。爱情的炽热和求爱条件的苛刻，正是矛盾的焦点;失恋的苦痛，就是在这个焦点上形成的。因此在“上下求索”的过程中，回答他满腔热情的只是空虚和幻灭，怅惘与彷徨。他在幻觉中的一切感受，正是“溷浊不分，蔽美称恶”的丑恶现实的反映。
第七段。屈原在极度苦痛的复杂的矛盾心情中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去和留的问题而加以分析。战国时代，是中国大一统局面出现的前夕，当时所谓士，为了实现其理想，政治活动的范围并不限于本国。求谋个人功名富贵的“朝秦暮楚”的苏秦、张仪之徒固不用说，就是儒家的大师孟轲也是终身过着“革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的生活。荀卿则以赵人终老于齐。法家的韩非、李斯也都不是为故国效力。以屈原所具备的卓越才能，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当他在政治上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打击，理想不可能在本国实现的时候，考虑到去留的问题是非常自然的。这一段分三个部分：首先是问卜于灵氛，接着取决于巫咸。巫咸和灵氛对同一问题的看法所得出的两种不同的结论，再一次地引导屈原把楚国的现实和自己的处境作了更深入的分析。他指出问题的症结是在于整个环境的日益恶化。尽管自己能坚持理想，决不动摇;但留下来，希望又在哪里呢?结果，灵氛的劝告在他的思想上取得了暂时的优势;于是他就冲破了楚国的范围，进入了“周流上下”，“浮游求女”的另一幻境。
第八段。屈原考虑接受灵氛的劝告以后，在迷离恍惚的心情中展开了最后一次的幻想。幻想终于破灭，这样就结束了全篇。综合其内容，有下列几点值得注意：第一，表现在本篇里，屈原的内心矛盾正如蚕的作茧自缚一样，愈来而愈益错综复杂，无法解脱;而这错综复杂的矛盾始终围绕着一个核心，沿着一条线索逐步向前发展的。那就是个人远大的政治抱负和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如何求得统一的问题。假如单纯为了不忍去国，则留下来而采取一种消极逃避的态度;尽管在极端黑暗的现实环境里，又何尝不能作和光同尘，明哲保身之计?但这是屈原所万万做不到的。假如单纯为了抒展个人的政治抱负，则屈原的主张正符合于大一统前夕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正如司马迁所说的，“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本传赞)但这又是他心所不忍的。留既不能，去又不可，最后所接触到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个人的远大的政治抱负和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的不但无法统一，而且引起了正面冲突的问题;这样就把矛盾推进到最高峰，而无可避免地使得驰骋在云端里的幻想又一次掉到令人绝望而又无法离开的土地上。第二，在这段里，极驰骋想象之能事，浪漫气息非常浓厚。这是屈原灵魂深处苦痛的绝叫，生命活力最后的颤抖，这种精神活动，尽管迷离恍惚，空阔无边，但它所反映的现实心情并不是不可捉摸的。在准备离开楚国的大前提下，屈原究竟想到哪里去呢?他所飞翔的幻想始终是指向西北方，而且明确地说，“指西海以为期”，这决不是偶然的。中国民族来自西北高原，蒙昧时期，我们祖先的活动是以西北地区为起点。因而远古的神话传说，绝大部分集中于以昆仑为中心的西方和西北一带。这是从我国最早的民族发展史上所形成的一个古老的神话系统。到了战国后期，随着生产的发展，疆宇的开拓，东方文化中心的齐国，以阴阳家邹衍为代表又出现了一支以瀛海、蓬莱为中心的新的神话系统的萌芽。秦汉以后，有关神话传说才渐渐由西北转向东南。楚国在当时是保存远古文化最完整的唯一的国家，因而以神话传说为背景的屈原的创作，自然是详西北而略东南。这仅仅是从文章的取材的地域性和历史意义而言的。就作品本身所表现的语气结合着当时的客观现实，则其中透露出一个作者所不忍明言的隐约心情。那就是它所指向的西北方，正是秦国所在地。李光地曰：“是时山东诸国，政之昏乱，无异南荆。惟秦强于刑政，收纳列国贤士;士之欲亟功名，舍是莫适归者。是以所过山川，悉表西路。”(《离骚经注》)这话是不错的。七雄并峙的局面，到了后来，大势渐趋统一，山东六国必然被强秦所吞并，已成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和屈原同时的荀卿在他所著“强国篇”(见《荀子》)里就有具体的分析。屈原也不可能不是从这一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因而出现在他思想里暂时的幻境，不但要离开父母之邦，而且是适仇讐之国，这样就使得矛盾的冲突表现得更为尖锐，更为剧烈。这段一开始，屈原驱役龙凤，挥斥云霓，表现得如何的活跃和愉快!他的精神似乎已经超越现实境界，而离开了苦难的深渊;可是当他忽然临睨到故乡的时候，血肉相联的情感，又立刻粉碎了那一刹那间所呈现的美妙幻境;也就在幻想的破灭里，放射出强烈的万丈爱国主义光芒;而这种骏马注坡，帷灯匣剑的表现手法，和他当时真实心情是完全相适应的。
最后五句是全篇的总结和尾声，在上面八段外具有其独特意义。它高度地概括了全篇的主要内容，简要而深刻地阐明了屈原以身殉国这一伟大悲剧的真实历史意义。五句分两层：龚景瀚曰：“ ‘莫我知’，为一身言之也;‘莫足与为美政’，为宗社(祖国)言之也。世臣与国同休戚，苟己身有万一之望，则爱身正所以爱国，可以不死也。不然，其国有万一之望，国不亡，身亦可以不死;至‘莫足与为美政’，而望始绝矣。既不可去，又不可留，计无复之，而后出于死，一篇大要，‘乱’之数语尽之矣。太史公于其本传终之曰：‘其后楚日以削，后数十年竟为秦所灭。’言屈子之死得其所也，是能知屈子之心者也。”(《离骚笺》)死，在今天看来是消极的，但两千年前屈原所采取的这种行动其中却包涵着极其严峻的积极的现实斗争意义。王夫之日：“原之沉湘，虽在顷襄之世，然知几自审(预见未来，考虑到自己所应该采取的态度)，矢志已夙(早)。君子之进退生死，非一朝一夕之树立，惟极于死以为志(在思想上能作最后牺牲的准备)，故可任性孤行也。”(《楚辞通释》)先大父(名其昶，字通伯)曰：“死，酷事耳;志定于中，而从容以见于文字，彼有以通性命之故矣(有了正确的人生观)! 岂与匹夫匹妇不忍一时之悁忿而自裁者比乎?”(《屈赋微》序)这些，不但说明了为什么屆原在沉湘前二十多年的《离骚》里会出现“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这样的句子，而且有力地驳斥了一般封建正统文人们有意诬蔑屈原，毁谤屈原，像汉朝班固所说“露才扬己，忿怼沉江”之类的谬论。
1、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以善淫。
评析：这几句诗使抒情主人公除了作为政治家和诗人的自我形象出现外，又常幻化为，一个美丽而遭逢不幸的女子。她有爱美的天性，喜欢用芳洁的东西修饰自己，还亲手栽培了许多芬芳的草木。起初与丈夫(“灵修”有时也可理解为丈夫)缔结了婚约，后来却受到众女的嫉妒和谗毁，终于被抛弃。这一条“美人香草” 式的寓意伏线和诗人的政治抒情叠合在一起，造成《离骚》全诗特有的写实与虚拟二重世界相互交融、迷离惝恍的艺术效果，给全诗增添了绰约的风姿和芳菲的情韵。
翻译：怨恨君心荒唐啊，始终不能理解我的心思。那些女人也嫉妒我的妩媚，诽谤我好放荡淫乱。
2、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评析：这一句表明屈原志向不改，坚贞不屈。真可说是一条铁骨铮铮的汉子。屈原最不能容忍的是那群无耻小人对他的恶毒诬蔑，一会说他穿着奇装异服，一会又说他面容姣好，肯定是个善淫之辈。这群人追名逐利，篡改法令，歪曲是非，混淆黑白，竞相谄媚，把朝廷弄得乌烟瘴气。屈原下决心绝对不和他们合流，他自比不合群的鸷鸟，孤傲、矫健，“自前世而固然”，他不想改变，也无法改变，这就像方圆不能周，异道不相安一样。在这里，屈原清楚地预感到了自己的结局，但他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句中“虽九死其犹未悔”和同出自于《离骚》的“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诗句是后人引以自勉和共勉最多的句子。
翻译：只要是我心中所向往喜欢的，即使死去九次也不会后悔。
3、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评析：这几句诗所表现出的诗人自知之明、自谋之熟、自勉之严、自决之勇，令人感慨万分。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不仅又回到了“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境界，而且感情更加深沉，意志更加坚定。通过这一段情感的抒发，诗人将构成自己心灵世界悲剧性冲突的两个方面──理想与现实的对立、进取与退隐的对立，初步展现出来了。继之又更加坚定地作出了选择。
翻译：我生各有各的喜好，我独爱美，并且习以为常。即使肢体分解也不会改变，难道我的心志是可以挫败的吗?
拓展阅读：《离骚》赏析
《离骚》是屈原自叙平生的长篇抒情诗。它的名称有双重涵义：从音乐方面来说，《离骚》，可能是楚国普遍流行的一种歌曲的名称。游国恩曰：“《楚辞·大招》有‘伏羲驾辩，楚劳商只’之文，王逸注云：‘驾辩、劳商，皆曲名也。’‘劳商’与‘离骚’为双声字，或即同实而异名。西汉末年，赋家扬雄曾仿屈原的《九章》，自《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愁》。‘牢’‘愁’为叠韵字，韦昭解为‘牢骚’，后人常说发泄不平之气为‘发牢骚’，大概是从这里来的。”(《楚辞论文集》)这一论证是确切的。屈原的创作是从楚国的民间文学汲取丰富的泉源，既然他的作品内容，“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黄伯思《翼骚序》)，那末作品的名称袭用民间歌曲的旧题，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然，这一句词并非有声无义。司马迁《史记 ·屈原列传》引刘安的话，说：“《离骚》者，犹‘离忧’也。”《离骚》就是“离忧”，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劳商”“牢愁”和“牢骚”，都是一声之转的同义词，同样是表示一种抑郁不平的情感。《史记》本传说屈原“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足见标题是决定于作品的内容，而标题的音乐意义和作品的内容是统一的。 “离忧”“离骚”以及“劳商”“牢愁”“牢骚”，都是双声或叠韵字所组成的联绵词，只是一个完整的意义。班固《赞骚序》说：“离，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王逸《楚辞章句》说：“离，别也;骚，愁也。”显然，他们都是在替司马迁“‘离骚’者，犹‘离忧’也”这句话做注脚，但却误会了司马迁的原意。又，项安世《项氏家说》说：“‘楚语’：‘德义不行，则迩者骚离。’韦昭曰：‘骚，愁也;离，畔也。’盖楚人之语，自古如此。屈原《离骚》必是以离畔为愁而赋之。”也是把“离”和“骚”分成两个字来讲。把两个字义凑成一个词义，以致理解不同，纷歧百出，都是由于不明词性的缘故。
本篇原名《离骚》，到了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却称之为《离骚经》。他的解释是：“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这话的牵强附会，无待辨明。“经”，当然是经典的意思。《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把《离骚》下面加上一个“经”字，正如洪兴祖所说，“古人引《离骚》未有言经者，盖后世之士祖述其词，尊之为经耳。”(《楚辞补注》)又，本篇也有人简称之为《骚》，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就以《辨骚》名篇;甚至有人竟把屈原的作品以及后来模仿屈原的作品都称之为“骚体”。这也是原于王逸，因为他在《楚辞章句》里，把凡是他认为是屈原的作品概题为《离骚》，凡是模仿屈原的作品概题为《续离骚》。如《九歌》，题作《离骚·九歌》，《九辩》，题作《续离骚·九辩》。这些名称，虽然相沿已久，但并不合逻辑。复次，本篇也有人称为《离骚赋》。这起源于汉朝，因为“汉赋”的表现形式是从“楚辞”演化而来，所以汉朝人的眼光里，屈原的作品无一不属于“赋”的范畴。司马迁说屈原 “乃作《怀沙》之赋”(本传)，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的作品二十五篇，则更进一步都称之为“赋”。其实，“赋”到汉朝才成为文学形式上一种专门体制。称屈原作品为“赋”，由于受了汉朝人对“辞”“赋”的概念混淆不清的影响，是不恰当的。
关于本篇的写作时代，过去和现在都有许多不同的看法。据《史记》本传记载，是叙述在上官大夫夺稿，“(怀)王怒而疏屈平”之后。但这并不等于说，就是这一年的事;而只是说，《离骚》是屈原政治上失意以后的作品。这里所指的时间是广泛的。但《离骚》作于楚怀王的时代，这一点完全可以肯定。究竟是哪一年呢?远在二千年前的司马迁已经感到文献不足征的困难，而无法作出绝对的论断。当然，今天更不能加以主观的臆测。可是，在司马迁的提示下，如果作进一步的探讨，多少还可以寻找出一点关于这一问题的消息。我以为《离骚》既然是一篇抒情诗，而它的具体内容又属于自叙传的性质，则作品本身有关客观事件的叙述，个人遭遇的因由，情感上所表现的忧愤之深广，创作上所表现的气魄之雄伟，这一切，都透露了它自身产生的时期：既不可能是少时的作品，也不会是晚年的创制，最适合的那只有是四十左右的中年时期。篇中关于年龄的叙述，处处都证实了这点。我们试把篇首“恐美人之迟暮”，篇中“老冉冉其将至兮”，篇末“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其犹未央”等句综合起来，互相印证，就不难得出一个整体的理解：假如是三十以下的少年人，无论怎样多愁善感，也不会说出这样老声老气的话;但要把它作为五十以上的人的语气也不妥贴，因为那就谈不上“时亦其犹未央”了。屈原四十左右正是楚怀王的末期，当时楚国屡次兵败地削，怀王主张不定，楚国政府内部亲秦派和抗秦派之间的斗争非常剧烈。寻绎《离骚》文义和上述的时代背景，是完全吻合的。
本篇是屈原用血泪所凝成的生命挽歌，作品的波澜壮阔，气象万千，正反映了作者丰富而复杂的斗争生活，坚贞而炽烈的爱国心情;精神实质的内在联系，使得它成为天衣无缝，冠绝千古的名篇。可是后世读者的欣赏往往停留在音调的铿锵，词藻的瑰丽的上面。甚至有人认为“古今文章无首尾者惟庄骚两家”。说它“哀乐之极，笑啼无端;笑啼之极，言语无端。”(陈继儒语)这种似是而非的十分抽象的模糊概念，其结果必然陷于不可知论。关于本篇的主题思想及其篇章结构除了上面分段说明(见译注)外。兹提出下列几点：
第一，本篇以现实的火热斗争作为通篇的主题思想，它不但说明了屈原和贵族的腐化恶劣势力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且反映了他是怎样在残酷考验中战胜了自己思想里脆弱的一面，完成了他那种坚强的具有伟大悲剧意义的高尚人格。围绕着这一核心，层层深入。例如女媭、灵氛、巫咸三大段谈话，本身并非事实，只是表现屈原在现实斗争中曲折复杂的心理活动过程。他(她)们同样是同情屈原的;可是他(她)们的身分不同，表现在语气上的关切程度不同，而且论点也是各异的。女媭单纯从爱护屈原、关心屈原出发而说出娓娓动听的人情话，她只是劝屈原作明哲保身之计。处于这样黑暗的政治环境里，要想明哲保身是不容易的，那就只有消极逃避之一法;这正符合于战国时代盛行于南方的道家思想。灵氛回答屈原问卜之词，是为屈原的事业前途着想而提出的当时士的阶层社会意识的普遍诱惑。巫咸的语言表面仅仅是一篇不切实际的大道理，实质上则是以妥协代替斗争，为同流合污、苟合取容的作风和行为自己在思想上先找好一个防空洞。这正反映了屈原在思想上可能动摇的三个方面。对这，屈原都没有作正面的答覆：听了女媭的谈话以后，借“就重华以陈词”从理论上予以否定;回答巫咸的则是从具体情况的分析来粉碎其客观现实的根据;灵氛的诱惑，虽然引起了他暂时的动摇，可是伟大的爱国热情终于使得这种诱惑完全破产;而屈原也就在思想斗争中终于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样不但在表现手法上极尽变化之能事，而它主题的突出是如何的明朗而深刻!
第二，本篇在组织形式上一个最基本的特色，那就是现实的叙述和幻想的驰骋的互相交织;而这，又是被它的内容所决定的。诗篇一开始是从现实的叙述着手的，接着他就现实问题加以详尽的说明和反覆的剖析，可是精神上仍然找不到自己的出路;于是丑恶的憎恨和光明的憧憬，就使得他那迷离恍惚的心情进入一种缥渺空灵的幻想境界。随着幻想的开展，扩张了作者忧愤的深度和广度，驰骋着人生的炽热爱恋与追求。可是这幻想是无法脱离现实的，这就决定了幻想最后的破灭，它终于不得不回到现实而结束全篇。本篇的结构，就是这样统一起来而达到完满的高度。
第三，尽管幻想和现实交织，全篇的线索是分明的。作为本篇的具体内容是屈原的自叙生平;而屈原的生平是和楚国客观形势密切联系着的。伴随楚国客观形势的不断变化，屈原所采取的态度是怎样呢?最初他满怀信心的提出“愿俟时乎吾将刈”，可是现实不允许他实现他的理想，接着就是“延伫乎吾将反”;再次，是“吾将上下而求索”;复次，是“吾将远逝以自疏”;而这都不可能，最后是“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了。这五句所标明的是思想发展变化的五个过程，相互之间的内在关系是紧紧相联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这样就很自然的划清了文章的层次;更重要的是，引出了贯串全篇的一条主要线索。从这一主要线索派生出来的其他各个方面的叙述亦莫不如此。例如：篇中以男女的爱恋象征理想的追求，始则曰，“吾将上下而求索”;继则曰，“哀高丘之无女”;继则曰，“相下女之可诒”;继则曰， “闺中既以邃远兮”;继则曰，“岂惟是其有女”;继则曰，“聊浮游以求女”。又如用芬芳的服饰，比喻自己的好修，遣词用意，也都是前后一贯，脉络分明，自成体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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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共373句,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长的政治抒情诗。《离骚》中著名的经典名句都有哪些呢?
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芷!(《离骚》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
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也。(《离骚》)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离骚》)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离骚》)
指九天以为正兮，夫惟灵修之故也。(《离骚》)
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离骚》)
时缤纷其变易兮，又何可以淹留?(《离骚》)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九歌·湘夫人》)
沅有芷兮醴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九歌·湘夫人》)
乘龙兮辚辚，高驰兮冲天。(《九歌·大司命》)
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九歌·大司命》)
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九歌·东君》)
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后来。(《九歌·山鬼》)
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九歌·山鬼》)
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九歌·礼魂》)
何灵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与吾心同!(《九章·抽思》)
心郁郁之忧思兮，独永叹乎增伤。(《九章·抽思》)
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与列星。(《九章·抽思》)
世溷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九章·怀沙》)
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故将愁苦而终穷。(《九章·涉江》)
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九章·涉江》)
苟余心之端直兮，虽僻远其何伤?(《九章·涉江》)
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九章·涉江》)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渔父》)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渔父》)
薄暮雷电，归何忧?(《天问》)
魂兮归来!(《招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