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这个名字，我应该不陌生，不是由于这本《呼兰河传》、也不是那本名气很大的《生死场》。
对于她的了解，是由一本在图书馆借的，封面泛黄，脏兮兮的《马伯乐》，这本书应该很多人没有看过。
萧红对于生她养她的故乡怀有十分崇敬的感情，这也就能够说明她字里行间对于故乡的那种近乎水墨画的描述，人物的呼之欲出、各种神态，都在她的作品中得到充分体现。
我不是研究萧红的'专家，也不想对她的人生进行解读，因为自己资历不够，也没有足够的文学功底，只能就事论事的说说而已。
有人说，萧红的童年是寂寞的，这可以从书中看出来。而我却不认为这样，她的童年是多彩的，因为书中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无一不牢牢的刻在她的脑海里，挥之不去。祖父忙碌时她的调皮和可爱，都是她多彩童年的生动写照。
农村的生活就是这样，有快乐也有阴影，封建思想的顽固，造成了层出不穷的悲剧，而作者所经历过的，双眼所看到的，都是真真切切的旧社会的写照。
从大的方面来说，她同情中下阶层的人民，这是一种大爱，而从小的方面来说，这是她童年的全部，她心目中的故乡，那个完整而又可爱的故乡。
《呼兰河传》共七章，写的是20世纪20年代北方一座普普通通的小城呼兰，以及普普通通的人的普普通通的生活。《呼兰河传》不是为某一个人作传，而是为作者生于斯、长于斯的小城作传。
第一、二章对呼兰河城风情的描绘。第一章以宏观的俯瞰视角，按照空间顺序勾勒呼兰小城的总体格局：十字街、东二道街、西二道街、若干小胡同，将呼兰固定在了寒冷而荒凉的东北大地上。第二章勾勒呼兰小城的总体面貌。
小城人的生活空间局促、逼仄、简陋，城里除了十字街外，还有两条都是从南到北五六里长的街，再就是有些小胡同，街上为人而做的设施不多——几家碾磨房，几家豆腐店，一两家机房、染缸房，东二道街上唯一的文化设施是两座小学校，西二道街还有一个设在城隍庙里的清真学校。
东二道街还有一个赫赫有名的、全城引为光荣与骄傲的五六尺深的大泥坑，在这里上演了一幕幕让人啼笑皆非的悲喜剧。呼兰河人虽然深受其苦，但一直没有想法用土去填平，因为这泥坑子施给当地居民两条福利：一是常常抬轿抬马，淹鸡淹鸭，闹得非常热闹，可使居民说长道短，得以消遣;二是居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吃又经济，又不算不卫生的瘟猪肉。
在呼兰河畔，人们对生活抱着麻木不仁、听天由命的态度，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呼兰河人过着卑琐平凡的生活，对生命抱着让人难以置信的漠然态度，而在对鬼神的精神依附上他们却又保持着极大的热情——也许正因为对现实世界的无奈和无知，才促使他们把最大的希望投注在对遥遥无期的来世的关怀上。呼兰小城有非常齐全的为神鬼服务的设施：几家扎彩铺、老爷庙、娘娘庙，还有龙王庙、祖师庙、城隍庙，相应的便是异彩纷呈的不少精神上的盛举：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呼兰河人也就在这些信仰风俗中找到他们的一点卑微的生存的理由和乐趣。
第三、四章是“我”童年的回忆，展现“我”在呼兰河城度过的童年时光。
第三章写“我”幼时的生活，总共九个小节，除了第三、第九两个小节外，其余七小节都是以祖父或者祖母开头，中断以前的言语，继续新的言说。第三章是整部小说的重彩油画的聚焦点，描绘了“我家”的后花园。
第四章写“我”家，共五小节，除第一小节外，其余四小节的开头分别是：我家是荒凉的/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的/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的/我家是荒凉的。每个小节就是一个完整的言说序列。该章节，从“我家”的后面转到前面，以“一进大门”的正面视角为观察点，勾勒前院的整体格局，并按相应的空间顺序，逐一点出几户人家：养猪的、漏粉的、拉磨的、赶车的。
第五、六、七章则是由景物转到人物，写出了团圆媳妇、冯歪嘴子、有二伯等一系列悲惨的故事。
第五章承接第四章对租住在西南角小偏房里，以赶车为职业的老胡家的介绍而来，写老胡家小团圆媳妇的悲惨命运。
第六章写有二伯。本章节是《呼兰河传》“最像小说”的一章，它从小团圆媳妇，也就是第五章泼墨浇成的黑洞内部开始，将笔墨集中在滑稽中透着悲悯的灰色人物有二伯身上，以极大的耐心和顽强意志，筑造了一条灰色的过渡地带。有二伯既可厌又可怜的品质，恰好和他既住在“我家”，但又不是家庭成员的特殊位置，构成了内在呼应。以第六章的灰色人物有二伯为缓冲和过渡，形成了一片独立而稳定的区域。
结尾处，有二伯因“绝后”而生的哭泣，顺势为全书最后一章，即第七章勾画冯歪嘴子一家——焦点是冯歪嘴子小儿子咧嘴一笑中露出的“小白牙”——的命运，营造好了势所必至的运笔方向。冯歪嘴子的两个孩子，“大的孩子会拉着小驴到井边去饮水了，小的会笑了，会拍手了，会摇头了。给他东西吃，他会伸出手来拿。而且小牙也长出来了。”“微微一咧嘴笑，那小白牙就露出来了。”《呼兰河传》到此结束。
《呼兰河传》一共七章：一、二章写小城风情，三、四章谈家中亲疏人物，五、六、七章摹绘独立旁枝人物。作者用舒展自如的巡视式艺术手法，以情感的起伏为脉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呼兰河畔的乡镇作传，为这个乡镇的风土人情，为各种各样人的.生与死、欢乐与悲哀作传”。茅盾评价《呼兰河传》，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呼兰河小城的生活或许有一点沉闷，但无论是扎彩铺、放河灯、跳大神、娘娘庙会、野台子戏，还是北方大自然的风霜雨雪、火烧云，萧红用绘画式的语言，“在灰暗的日常生活背景前，呈现了粗线条的、大红大绿的带有原始性的色彩”，勾勒出一幕幕充满童趣的影像。
作者简介：
萧红(1911年—1942年),黑龙江人。原名张道莹，笔名萧红，悄吟。
1930年，结识萧军，两人相爱，两人一同完成散文集《商市街》。1933年与萧军自赞出版第一本作品合集《跋涉》。1934年到上海，同年完成长篇《生死场》，次年在鲁迅帮助下作为“奴隶丛书”之一出版。萧红由此取得了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1936年，为摆脱精神上的苦恼东渡日本，在东京写下了散文《孤独的生活》、长篇组诗《砂粒》等。抗日战争爆发后。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后在民族革命大学任教。1940年去香港。萧红主要作品有长篇《马伯乐》，回忆性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以及一系列回忆故乡的中短篇如《牛车上》、《小城三月》等。
读后感：
以前，我喜欢张爱玲，她笔下的故事多么精致，精致到每一声叹息。而萧红是不同的，萧红是大气的，萧红更是寂寞的。最平常不过的语句像一条悠悠的小河，从容地淌过心灵，进而渗透下空空落落的苍茫。正如茅盾所说，《呼兰河传》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童年往事的欢欣悲伤，呼兰河小城生活的刻板单调，良善愚昧的人们所目睹的一切幸与不幸，都在萧红带着泪的讲述之中。边看《呼兰河传》是边要流泪的，它触动着每一根敏感的神经，仿佛每一个阅读者都成了萧红。
“我一听觉得不大好，赶快就问祖父：‘我也要离家的吗?等我胡子白了回来，爷爷你也不认识我了吗?’心里很恐惧。祖父一听就笑了：‘等你老了还有爷爷吗?’”就是读到这里，我心中的酸楚达到了极点。书中的结局是后花园的主人都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而我童年的故事也有斑斓的后花园，而故事的延续，我不忍想像。
回老家过的春节是最为落寞的，我的心境一下贴近了萧红。家里的一切似乎都很熟悉，地里仍是长着大片带霜的菜，房屋也仍是红瓦青砖，只不过路宽了，车子多了，桥宽了，河水浅了。门上贴着白联，外老太爷是年前走的。他年轻的时候在中学任职，我出生的时候，他就已经退休了，可说话一直是严厉先生的派头，哪个做事不周全，他都要训斥。对我们这般小孩，却总是拿出各种玩意讨好，小时候不喜他总是念经似的说教，拿了他的好处就跑，他就坐在藤椅上笑。转眼间，喜丧热热闹闹地办了，代替这白发老人的只剩下一张黑白照片，我一下回不过神来。奶奶愈发瘦了，新买的棉衣穿成了肥大的袍子，她看起来像八十多岁，老了十岁。她的脸颊瘦得快凹陷下去，牙齿快要全没了。没生病之前，奶奶一直很要强，家里也收拾得体面。小时候快过年，奶奶炸小肉圆，我在一旁唱歌。唱着唱着，馋虫便要出来，眼睛直直盯着沸腾油锅里翻腾的美味，就唱不下去了。要是夏天，奶奶便用钳子收拾田螺，大锅烙出来的锅巴蘸上田螺炒过的汤汁，再好吃不过。以前房屋中间的大榆树被砍掉了，爷爷靠墙围了一圈鸡圈，门前桃树生病也死了，唯有银杏树在风中瑟瑟颤动。麻雀叽叽喳喳，偶尔飞过一只喜鹊，小时候我听老人们讲了不少有关喜鹊的故事。可这种味道，此般情景，现在往后怕是不会有，老人们老了或是不在了，我也长大了。
书中最值得同情的是小团圆媳妇，无意识违背了“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的她被一步步折磨致死，丝微的欢唱活泼不被世人容下，冯歪嘴子的幸福生活也被愚昧迷信的人们所诅咒。甚至于对于自己的不幸，他们也只有片刻的悲伤，之后仍是静静地活，春夏秋冬，风霜雨雪。新年我也见到一位童年伙伴，她甚至比我小几岁，孩子却已抱在怀里。她的新房装饰得漂亮，婚纱照挂在正中间，被褥看起来是那么新。她神色愉快地说，年后可能和她的丈夫一起去上海，也可能去别的地方。不知为何，对于早早弃学，成家，外出，我总是在其中体悟出类似小团圆媳妇的悲哀，时代不同，这种悲哀仍是延续的。
《呼兰河传》让我觉得亲近，怀念往事，感思亲人，甚至人生选择。没有谁如萧红般不幸了，可谁的所见不能写成一本《呼兰河传》?
【导读】萧红(1911-1942)，原名张
1935年，在鲁迅的支持下，发表了成名作《生死场》。1936年，东渡日本，并写下了散文《孤独的生活》，长篇组诗《砂粒》等。1940年与端木
风雨中忆萧红
丁玲
本来就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一下雨便更觉得闷在窑洞里的日子太长。要是有更大的风雨也好，要是有更汹涌的河水也好，可是仿佛要来一阵骇人的风雨似的那么一块肮脏的云成天盖在头上，水声也是那么不断地哗啦哗啦在耳旁响，微微地下着一点看不见的细雨，打湿了地面，那轻柔的柳絮和蒲公英都飘舞不起而沾在泥土上了。这会使人有遐想，想到随风而倒的桃李，在风雨中更迅速迸出的苞芽。即使是很小的风雨或浪潮，都更能显出百物的凋谢和生长，丑陋或美丽。
世界上什么是最可怕的呢，决不是艰难险阻，决不是洪水猛兽，也决不是荒凉寂寞。而难于忍耐的却是阴沉和絮聒;人的伟大也不是能乘风而起，青云直上，也不只是能抵抗横逆之来，而是能在阴霾的气压下，打开局面，指示光明。
时代已经非复少年时代了，谁还有悠闲的心情在闷人的风雨中煮酒烹茶与琴诗为侣呢?或者是温习着一些细腻的情致，重读着那些曾经被迷醉过被感动过的小说，或者低徊冥思那些天涯的故人?流着一点温柔的泪，那些天真、那些纯洁、那些无疵的赤子之心，那些轻微的感伤，那些精神上的享受都飞逝了，早已飞逝得找不到影子了。这个飞逝得很好，但现在是什么呢?是听着不断的水的絮聒，看着脏布也似的云块，痛感着阴霾，连寂寞的宁静也没有，然而却需要阿底拉斯的力背负着宇宙的时代所给予的创伤，毫不动摇的存在着，存在便是一种大声疾呼，便是一种骄傲，便是给絮聒以回答。
然而我决不会麻木的，我的头成天膨胀着要爆炸，它装得太多，需要呕吐。于是我写着，在白天，在夜晚，有关节炎的手臂因为放在桌子上太久而疼痛，患砂眼的眼睛因为在微小的`灯光下而模糊。但幸好并没有激动，也没有感慨，我不缺乏冷静，而且很富有宽恕，我很愉快，因为我感到我身体内有东西在冲撞;它支持了我的疲倦，它使我会看到将来，它使我跨过现在，它会使我更冷静，它包括了真理和智慧，它是我生命中的力量，比少年时代的那种无愁的青春更可爱啊!
但我仍会想起天涯的故人的，那些死去的或是正受着难的。前天我想起了雪峰，在我的知友中他是最没有自己的了。他工作着，他一切为了党，他受埋怨过，然而他没有感伤，他对名誉和地位是那样地无睹，那样不会趋炎附势，培植党羽，装腔作势，投机取巧。昨天我又苦苦地想起秋白，在政治生活中过了那么久，却还不能彻底地变更自己，他那种二重的生活使他在临死时还不能免于有所申诉。我常常责怪他申诉的“多余”，然而当我去体味他内心的战斗历史时，却也不能不感动，哪怕那在整体中，是很渺小的。今天我想起了刚逝世不久的萧红，明天，我也许会想到更多的谁，人人都与这社会关系，因为这社会，我更不能忘怀于一切了。
萧红和我认识的时候，是在一九三八年春初。那时山西还很冷，很久生活在军旅之中，习惯于粗犷的我。骤睹着她的苍白的脸，紧紧闭着的嘴唇，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使我觉得很特别，而唤起许多回忆，但她的说话是很自然而真率的。我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大
那时候我很希望她能来延安，平静地住一时期之后而致全力于著作。抗战开始后，短时期的劳累奔波似乎使她感到不知在什么地方能安排生活。她或许比我适于幽美平静。延安虽不够作为一个写作的百年长计之处，然在抗战中，的确可以使一个人少顾虑于日常琐碎，而策划于较远大的。并且这里有一种朝气，或者会使她能更健康些。但萧红却南去了。至今我还很后悔那时我对于她生活方式所参预的意见是太少了，这或许由于我们相交太浅，和我的生活方式离她太远的缘故，但徒劳的热情虽然常常于事无补，然在个人仍可得到一种心安。
我们分手后，就没有通过一封信。端木曾来过几次信，在最后的一封信上(香港失陷约一星期前收到)告诉我，萧红因病始由皇后医院迁出。不知为什么我就有一种预感，觉得有种可怕的东西会来似的。有一次我同白朗说：“萧红决不会长寿的。”当我说这话的时候，我是曾把眼睛扫遍了中国我所认识的或知道的女性朋友，而感到一种无言的寂寞。能够耐苦的，不依赖于别的力量，有才智、有气节而从事于写作的女友，是如此其寥寥啊!
不幸的是我的杞忧竟成了现实，当我昂头望着天的那边，或低头细数脚底的泥沙，我都不能压制我丧去一个真实的同伴的叹息。在这样的世界中生活下去，多一个真实的同伴，便多一分力量，我们的责任还不只于打于局面，指示光明，而还是创造光明和美丽;人的灵魂假如只能拘泥于个体的
生在现在的这世界上，活着固然能给整个事业添一分力量，而死对于自己也是莫大的损失。因为这世界上有的是
只要我活着，朋友的死耗一定将陆续地压住我沉闷的呼吸。尤其是在这风雨的日子里，我会更感到我的重荷。我的工作已经够消磨我的一生，何况再加上你们的屈死，和你们未完的事业，但我一定可以支持下去的。我要借这风雨，寄语你们，死去的，末死的朋友们，我将压榨我生命所有的余剩，为着你们的安慰和光荣。那怕就仅仅为着你们也好，因为你们是受苦难的劳动者，你们的理想就是真理。
风雨已停，朦朦的月亮浮在西边的山头上，明天将有一个晴天。我为着明天的胜利而微笑，为着永生而休息。我吹熄了灯，平静地躺到床上。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