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万物复苏，可是我却在昏昏欲睡，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比春天更富有生机与活力，可是我，真的好累，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没有人会知道谁才是最后的胜者，也许是你，也许是他，每天的轮回让我越来越不敢不相信，到底是谁，打破了我的美梦，也于一切都会醒来，但我希求给我一个安稳的世界。让我能够去完成我的梦想，我是一个小人物，但是每个小人物都能创造出巨大的奇迹，每个人都是一颗星，闪闪的发出光芒。
夏天，会很炎热吧，每个人穿着浅色的`衬衫，都在家里吹着空调，天渐渐的亮了，太阳公公不会手下留情的吧，也许下一秒就会下雨，可是谁也不记得带雨伞，被雨淋过，成为名副其实的落汤鸡，我们看着对方，傻傻的笑了，却不知我们也是对方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许只有经历过才会懂那种微妙的感觉，可是谁也不能摆脱那样的命运，生活亦是如此，不再谁的掌控，而在于谁有这个能力
秋天，是个多萧条的季节啊，自此上了六年级，都不知道什么是季节，每天忙碌在书海中，有时候，真的好想知道夜晚的星星是不是依旧那样的明亮？窗外的世界我再也没有时间去顾虑，也许一切都改变，但是还留下我们曾经的记忆，那时候的我们，一起去看海，风轻轻吹过，太阳照亮每个人的笑脸，紫色的风铃轻轻在耳边回响，是的，我们要奔跑，一路奔跑着，不再欣赏公路边的风景，没有人知道我们是否疲惫，只有那炙热的夏天把我们送回秋天。
冬天，真的好寒冷，卖火柴的小女孩就是在冬天死去的吧？未来的命运会怎样，谁也不知道，唯有我们去努力，才会获得我们想要的。每天面对着繁杂的生活和人际关系，我们的心会慢慢长大吧？也许有不少人都成为我们生命中的过客，可是那些不也带来了不少回忆吗？回忆很美，但美的不止回忆，还有我没携手走过的那些春夏秋冬，也许你不将把我记起，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你陪我走过的日子。
如烟雾在眼前飘散，如流水不可回转……
——题记
春
你如那恋人温柔的抚摸，让我沉迷在你的柔情之中。你带来那让人迷恋的气息，让人无可自拔想要靠近你。
但，你终有消去的时候 ，你的消去，让我们遇到了带给我们热血和磨砺的夏！
你永远是那给人带来希望的季节。
夏
你没有春般的温柔和给人带来希望的力量，但是你用你独有的力量，带给了我们热血的青春和一段磨砺的时光。
你带给了我们热血，让我们有了敢打敢拼的精神，你带给了我们磨砺，让我们度过了人生当中一段难以忘怀的时光！
你没有如春般带给我们温柔跟希望，但是你带给了我们追求理想的力量跟精神与年轻所必须面临的磨砺！
秋
经过了夏的磨砺，你带给了我们成熟和稳定，不再如春般的青涩与夏般的鲁莽。
你带给了我们更加理智的看待问题的心，让我们不再幼稚、不再莽撞。更理性的看待事情的本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你带来的成熟，让我们对现实理解的更加透彻，你带来的成熟。，让我们不再盲目的没有方向，你是在我们迷路时，给我们指示请进方向的明灯！
冬
或许很多人不会喜欢你，你没有春的希望，没有夏的热血。没有秋的成熟，你只有末路，你只是在最后，默默的观看，观看春、夏、秋，然后做下一个轮回。 你就如一个迟暮的老人，默默的回忆着，你的存在，只是为了衬托春夏秋的好，然后，带着没有遗憾的微笑，等待着下一个轮回……
后记——春夏秋冬，就如我们人生的四阶段，从最初怀揣着梦想的青涩到激情寻梦的热血，再到寻梦路上所遇到的磨砺从而变得成熟，最后是老去时回想着年轻时的所作所为……
人生路上没有从来，也没有彩排，只有现场直播。所以，不要空留遗憾！
对于汪曾祺来说，沈从文应该是其最为重要的人生导师。陆著用了很多篇幅记述了汪曾祺和沈从文的交往，读来令人动容。1948年春，当汪曾祺在北平因为谋职无着而悲观苦闷的时候，沈从文曾经对他有过这样的劝慰：“曾祺，不要这样，千万不要这样！重要的是对生活的‘执著’，要对生活充满热情。即使是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也不要觉得‘世事一无可取，也一无可为’。一个人总该用自己的创作，使这个世界美好一些，给这个世界增加一点好的东西。在任何逆境之下，也不能丧失对生活带有抒情意味的情趣，不能丧失对于生活的爱。”1958年，在汪曾祺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期间，沈从文又常写信，抚慰和鼓励他说：“时代大，个人渺小如浮沤，应当好好的活，适应习惯各种不同的生活，才像是个现代人……热忱的、素朴的去生活中接受一切，会使生命真正充实坚强起来的。”因此，对于生的执著与热情，一直是汪曾祺对待生活的基本态度，也是其抵抗时生乖蹇的人生命运的精神资源。在西南联大的艰苦岁月里，汪曾祺博览群书，潜心阅读，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流寓上海任教中学期间，他独处陋室（铁皮小棚），也能自得其乐，读书写作；即使是在身为“右派”的四年中，“也不丧失对生活带有抒情意味的情趣，和对人生、对生活的挚爱之情”，满怀热情地去劳动，去接触中国的土地与农民，甚至是“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地完成了一部《中国马铃薯图谱》，而这样的精神，与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写作，又是何其相似！身处逆境时况且如此，在较为顺遂的`“新时期”以后，他的人生与创作，更是焕发出别样的光彩。
一般以为，汪曾祺最为“复杂”的经历，便是他在“文革”时期曾经担任《沙家浜》的主要编剧并且受到的“赏识”。陆著不为尊者讳，在很忠实地记述汪曾祺“文革”经历的同时，又很详细和令人信服地揭示出，特殊处境中的汪曾祺并没有发生精神的畸变，他只是以相当平常的心态来看待自己的“知遇”。他“对既心存感激，又诚惶诚恐，有时还流露出知识分子的一点傲气和几分自得，但绝不奴颜婢膝，更不阿谀奉承”。所以他在《沙家浜》的“智斗”一场中不顾“江湖口太多”的指责，瞒天过海地保留了阿庆嫂“垒起七星灶”那一段后来被广泛传唱的著名唱词。1970年5月，当他获得登上天安门的“政治殊荣”时，“也没有激动得‘热血沸腾’”，而是“看着铺在桌子上的一大摊改了又改的文章草稿，居然向军代表建议：‘能不能另换老杨去？’”这些记述都使我们认识到，汪曾祺所执著与热爱的，无疑是一种健康、纯洁与明净的人生。这样的人生，有着自己的尊严与底线。汪曾祺的精神人格，没有丝毫的心机与杂质，更是没有令人不齿的政治趋附。实际上，汪曾祺被陆著以“祸福相倚”所精当概括的“文革”经历，也在另外的意义上透露和诠释了他的“生的执著与热情”所具有的丰富内涵，提供了“拷炼”汪曾祺的精神与人格的“宝贵”机缘。这样一来，陆建华的著述，倒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每一个个体生命如何对待载浮载沉的自身命运。在运交华盖的时候，能够保持“生的执著与热情”自属不易，而在被权力“恩宠”和“有幸选中”的时候，能够不骄矜、不忘形，从而保持清醒，坚守底线，执著于一种健康、明净和葆有尊严的“生”，则更加困难。我想这样的启示对于思考知识分子的当前命运，应该具有突出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