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汪曾祺先生的作品对其形象都有着真切生动的刻画，下面我们就来谈谈汪曾祺先生和他的羊舍一夕。
汪曾祺是北京市有威望的老作家，最近十年来(即从他的花甲之年开始)，他的创作力尤其旺盛，写出了全国获奖短篇《受戒》等一大批有自己独特风格、有广泛影响的小说、散文作品。
我很早就知道汪曾祺文学功底深厚，艺术修养也好(他对京戏有特殊爱好)，他是西南联大时沈从文先生的得意门生。50年代初期，沈先生的处境不好，但他仍同沈家保持密切来
1956年，在一次文学编辑工作座谈会上，我对汪曾祺留下很深的印象。那时他正主持北京文艺的编政。他有一个发言，我觉得他见解不凡，编辑水平很不一般。此时我才知道南京有才华的青年作家方之的成名短篇《在泉边》(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版建国以来全国优秀短篇选第二集)是经由汪曾祺从来稿中发现并给以发表的。这奠定了方之和《北京文艺》的特殊交情，所以，在粉碎“四人帮”后，方之将他创作成熟期的一篇最好的小说《内奸》交由《北京文艺》发表，这篇作品后来获全国优秀短篇奖，可惜它竟成了早逝作家最后一篇得奖作品。这些是后话。
我没料到的是汪曾祺这位热爱文学艺术颇有素养的专家却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离开了他的编辑岗位，随后下放至北京西北张家口地区的农场劳动。
他从农场归来后即调至北京京剧团任编剧、不久摘掉了“右派”帽子。
对于汪曾祺这个文学艺术的有心人来说，下放劳动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与美丽的大自然和淳朴的劳动大众的亲近，必然激发着他的灵感，孕育着他文艺的再创造。
最早我似乎是从同事沈从文夫人张兆和那儿得悉汪曾祺手头有小说稿，遂安排编辑去同他联系。那是60年代初期，物质生活较困难，国民经济在调整，上级部门重申了文艺的“双百”方针，广泛团结知识分子、专家，所以作为一家全国文学刊物的编辑，我们敢于去向摘了“右派”帽儿的作家约稿，为此并制定了一些计划。
1962年某天，汪曾祺交来他的小说稿《羊舍一夕》(又名《四个孩子和一个夜晚》)。《人民文学》编辑部读过这篇小说手稿的人，是怀着怎样喜悦的心情啊!汪曾祺的精心构思、精妙的文学语言，将四个可爱的农场少年不同的性格、生活命运和一个诗情画意的羊舍之夜联系在一起，他创造了人物个性，创造了诗意，创造了美。他的创作如一帧舒展自如的连续的画轴。这诗这美，是饱吸了生活之蜜，酿造而成，所以它又富有来自生活的醇美、甜美。这些农场少年的形象———像拙诚的牧羊少年“老九”，机灵的果园小工“小吕”，文静的“留孩”和好动的“奶哥”———“丁贵甲”———呼之欲出。我当时揣想作家描写的人物，很可能有他十分熟悉的“原型”依据。小说也使人想到俄国大作家屠格涅夫的那篇《白净草原》，诗境和构思有某些相近之处。但我以为《羊舍一夕》所写少年是完全不同于旧时代的，它更显示了新生活的美。这篇小说遂以显著地位发表在《人民文学》1962年第6期，发表后颇受好评，在那时无异给小说创作吹进一股不同流俗的清新之风。印象中《中国文学》曾将它翻译成英文向国外介绍。其后，汪曾祺还在《人民文学》发表过短篇如《王全》等。但《羊舍一夕》应是汪曾祺在文学界奠定其应有地位的一篇作品。
这几年人们常说汪曾祺是以散文笔法写小说，他的散文、小说文笔优美。这自然是褒意。但我觉得，更确切的说法，汪曾祺是以文学语言、文学笔法写小说，他精心追求文字、语言的美(这美也包含准确、生动的表达)，并用洗练的美的文字语言创造美的意境，这在小说《羊舍一夕》中也是随处可见的。例如小说第一段写农场少年眼中的夜行火车(“216，往北京的上行车”)：
……先是一个雪亮的大灯，亮得叫人眼睛发胀。大灯好像在拼命地往外冒光，而且冒着气，嗤嗤地响。乌黑的铁，锃黄的铜。然后是绿色的车身，排山倒海地冲过来。车窗蜜黄色的灯光连续地映在果园东边的树墙子上，一方块，一方块，川流不息地追赶着……每回看到灯光那样猛烈地从树墙子上刮过去，你总觉得会刮下满地枝叶来似的`。可是火车一过，还是那样：树墙子显得格外的安详，格外的绿。真怪。
我读这节文字，感觉格外亲切，因为我也曾站在下放劳动的树墙边，逼真地感受过火车排山倒海通过的情景。声、光、色、动感、节奏……均被作家于瞬间捕捉到了，这样准确、精到、鲜活的描写，才算“够份儿”的文学语言。小说本是语言的艺术，汪曾祺在小说创作中精心继承了我国古代和现代作家如冰心、沈从文等讲究语言艺术的传统。而有的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作者，却不够讲究语言艺术，所以尽管他们有好的创作素材而作品却因文字语言平平，而不能进入第一流的行列。顺便说一句，现代京剧《沙家浜》(原名《芦荡火种》)中那些精妙的对白、唱词，也是汪曾祺艺术劳动的成果。
而今有不少人自称是沈从文先生的徒弟。但是得其真传、得其“神韵”者，我以为汪曾祺是一个。不信你再读读他的《受戒》，他将男女之情诗化、美化，这正是沈从文先生的一个特长。当然，汪先生有自己的文字风格，这并非沈从文的模仿。但在追求文学的真、善、美表达上，两人是完全一致的。
又是“雾失楼台，霾迷津渡”的周末。蛰居在家，
汪老的散文，平实中带着幽默，富有浓浓的生活气息。好比一锅白菜豆腐汤，看似寻常，信手拈来，细品才发现不一般——原来是，苏北草鸡，金华火腿，太湖活虾，云南松茸……文火慢炖三四个钟头，再把这些全都捞起滤去，下入白菜豆腐吸油吸味，方得这汤清爽鲜亮，又回味无穷。倘若没有丰富的阅历和深厚的艺文底蕴，哪个作家敢在“平”字上做文章?
然而我更喜爱汪曾祺先生的小说。或许是年资尚浅，相比
人生是什么?在汪曾祺笔下，是明子和英子飞桨划船的芦苇荡，是巧云织席十一子化锡的柳荫街头，是陈相公挨打后向远方母亲的呜呜哭诉，是秦老吉肩挑手
世俗中的优美，苦难中的坚强，趟过泥潭滚过油锅后尚存的一抹温情和纯真——这些即是汪曾祺小说里最打动人心之处。生活纵然贫苦，命运纵然颠沛，但有那么一点至纯至美的'东西照耀着，让自己的小小世界也笼上了一层淡淡的温柔的光。
在雾霾锁心的日子，捧一卷书，借一缕光，便能微笑着展望风清日朗的远方。
【汪曾祺简介】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生于江苏省高邮市，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
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毕业考入江阴县南菁中学读高中。1939年夏，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50年，任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北京文艺》编辑。1961年冬，用毛笔写出了《羊舍一夕》。1963年，发表的《羊舍的夜晚》正式出版。1981年1月，《异秉》在《雨花》发表。1996年12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顾问。
1997年5月16日上午10点30分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7岁。
胡同文化，作者：汪曾祺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住在胡同里的居民大都安土重迁，不大愿意搬家。有在一个胡同里一住住几十年的，甚至有住了几辈子的。下面是汪曾祺作品《胡同文化》简介及其赏析，欢迎阅读！
作者简介：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生于江苏省高邮市，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
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毕业考入江阴县南菁中学读高中。1939年夏，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50年，任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北京文艺》编辑。1961年冬，用毛笔写出了《羊舍一夕》。1963年，发表的《羊舍的夜晚》正式出版。1981年1月，《异秉》在《雨花》发表。1996年12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顾问。
1997年5月16日上午10点30分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7岁。
作品简介：
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住在胡同里的居民大都安土重迁，不大愿意搬家。有在一个胡同里一住住几十年的，甚至有住了几辈子的。胡同里的房屋大都很旧了，“地根儿”房子就不太好，旧房檩，断砖墙。下雨天常是外面大下，屋里小下。一到下大雨，总可以听到房塌的声音，那是胡同里的房子。但是他们舍不得“挪窝儿”——“破家值万贯”。
作品赏析：
为文作序，历来都有既成的章法。或以记叙为主，或以议论为主，或以说明为主。汪曾祺先生的《胡同文化》，总体说来，是篇以说明为主的序言。但读后你会感到，在平实的说明文字中，似乎飘忽着一缕情思，沉淀着某种哲理。
《胡同文化》是作家为摄影艺术集《胡同之没》所写的序言。但作家并未从摄影艺术的角度落笔。作家既不说明光与影的交汇和谐，也不论及构思、线条、色彩的运用。行文的思路是由影集表现的对象──胡同入手，再由胡同引出胡同文化，最后直扑全文主旨：“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之下，胡同和胡同文化总有一天会消失的。”
胡同，大概应该算是老北京民居建筑的主要形态。作家以敏锐而细致的观察，介绍着胡同的诸多特性：建筑方位上的.方正感，名字由来的市井味儿，胡同的小而多，离闹市区的近又似乎远，胡同与四合院的连成一体……总之，与胡同相关的方方面面、种种情景，都说明得绘声绘色，饶有兴味。这不但给人以知识，而且为阐释由胡同形成的胡同文化作了铺垫。
胡同是物质的，死的。而胡同文化则是精神的，活的。于是，作家的文思愈加敏捷飞动，文字也随之活灵活现。北京胡同文化的种种表象便跃然纸上。安土重迁，舍不得“挪窝儿”，这是因循守旧观念在居住上的表现;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这是独门独院生存环境之使然;有窝头，就知足了，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待姑奶奶，这是自满自足的心态……作家从北京人接人待物的细微之处，找寻着胡同文化的表象特征。并由这表象掘进内里，对深藏于胡同文化的实质作出了理性的概括判断：“北京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安分守己，逆来顺受。”
“忍”──安分守己，逆来顺受，作为一种传统的心理定势和道德规范，中国百姓信守此道的恐怕不在少数，而北京人尤为突出。因为北京这地方，是几代封建王朝的首都，封建正统思想自然更为浓重，以至于使北京城像块大豆腐，四方四正，见棱见角。这种方正观念，不但影响着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着北京人的思想，形成了封闭的胡同文化。
毫无疑问，北京胡同文化是一种传统，传统的东西自有其生存、发展的理由。然而，生活又告诉我们，并非所有传统的东西都会一成不变地存在，都会永远发展。鲁迅先生早在八十多年前就曾说过这样的话：
我有一位朋友说得好：“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
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随感录·三十五》)
封闭保守的胡同文化，显然已不适应开放进取的现今的时代，它的消亡是历史的必然。怀旧也好，伤感也好，无奈也好，都不能阻挡这一趋势。惟有开放的意识，锐意进取的精神，才能使古老的中华民族立足于世界之林。还是鲁迅说得好：
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能够载着不自满的人类，向人道前进。(《随感录·六十一·不满》)
汪曾祺先生祖籍江苏高邮，但久居北京，也算是个老北京了。这篇序文便显示出地道的京味儿。老北京人特有的慢条斯理，不火不愠的劲头和情致，在行文中得到了恰切的表现。在语言运用上，则俗白相间，韵味十足。如“睡不着，别烦躁，别起急，眯着。北京人，真有你的!”这一句，情感内涵之丰富，表情达意之到位，真是妙不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