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既在中国政治史上是重大的历史转折，也是中国思想史的巨大分野，是中国思想史发展脉络陡然一变的开始之年。
曾几何时，日本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都是作为“岛国虾夷”而存在的，它受到中华文明的浸润和辐射，尤其是在中国上层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记忆中，对日本始终是无端鄙夷和居高临下。即使中国遭到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的攻击，门户洞开，即使中国人已经注意到日本人“效仿西法”，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但中国人始终没有把对日本的.警惕提高到对西方警惕的高度上。
直到1894年，一贯自居天朝上国的清王朝无论在陆上还是在海上，都被岛国虾夷彻底击败了，天朝上国的尊严洒了一地。中国不得不割地赔款，签订城下之盟，无端鄙夷突然变成了痛彻心扉的忧郁激愤和耻辱无奈，这深深地刺痛了所有中国人，时人发出了“以中国之全力受困东隅，国将何以为国”的叹息。从知识分子到政府官员，从保守人士到洋务官僚，人们痛心疾首。“穷则变”，直到此时，在惨烈却无奈的现实面前，中国人才彻底醒来，“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自强才真正成为朝野上下的一致观念，成为社会舆论的核心问题。
在自强成为社会共识的语境下，如何“自强”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对待异质文明的冲击，当时人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是采取普遍主义态度，自动向西方靠拢，主动与西方的技术、文化和价值观并轨，寻求与西方相同的工业化发展方向和追求实力生存法则，简单说，就是全盘西化。一是采取民族主义态度，只有实现民族强大，才能在世界秩序内维护自身的独立主权和主流文化。在当时的国难之下，中国人一方面急速向西转，抛弃传统旧学，转向追求西洋新知，西方文化在中国空前扩散。另一方面民族危机也刺激起了中国人的民族忧患意识，颠覆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在这种思想背景下，近代中国人对西方和日本人怀有又爱又恨的矛盾态度。
关于救亡和启蒙的关系，学术界争论了数十年，迄今尚无定论，这是个难以达成共识的论题。其实对这个问题的体会和讨论从甲午以后就开始了，由于中国社会的复杂性，这个问题一直无解。当时的人只能边走边尝试，摸着石头过河，尽量在这二者之间寻求平衡。正当维新变法如火如荼地展开仅仅三年，一场政变打断了探索的过程。
迄今为止，在一定意义上说，我们还是在协调自强与启蒙的关系，还是在西方社会发展的轨道上迂回前行。既要追赶西方工业化的步伐，又要尽量保持传统文化的存续传承。所以，从这意义上说，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始于甲午战争。这条道路将走向何方？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中国思想史》不仅告诉你历史史实和历史困境，还引导读者对照历史，反思现实，为现实困境求索解决之道。这样就使书籍的生命力并不囿于过去，更在关照现实。
中国思想史读书笔记
19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世纪初是近代中国思想转变的一个关键时期，中国思想史
在梁启超的思想形成的过程中，“西方的冲击”是一个主要的因素，对此，作者特地提醒我们在强调外部影响的时候不能够忽视中国传统内涵。虽然晚清不像思想鼎盛的南宋或晚明时代，但晚清传统领域里的思想仍然在继续发展。
作者认为我们应该从生活在那个时代背景下的人的角度来思考其思想变化的内在动力。对于19世纪末的学者们来说，儒家思想是一个巨大复杂、学派林立、彼此竞争的思想天地，所以对研究晚清思想的者来说，注意儒家传统的内部问题并探索其含义是十分重要的。努力设想自己处在儒家文学士的地位，弄清楚儒家思想作为富有活力的个人信仰在实践中向他们提出问题。以历史的观点看待这些问题及其发展来理解晚清儒家思想内在的变化动力。再根据传统固有的多样性和内在发展动力对西方的冲击作出回应，以理解中国对西方的回应。
作者认为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里，收改良运动的影响，思想变化的速度急剧加快，而这场运动巨大的思想意义却常被人们所忽视了。
关于思想背景，作者主要是从儒学的内在变化上来分析的。在儒家思想的实践者眼里，儒家思想从来就不只是一种哲学体系，或一种知识研究。还有实用主义动机和作为一种人生信仰的本质。学术研究从内部对儒家思想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在对儒家思想中的“内圣外王”的理想的争议中，形成了各种流派的新儒学。而今文经学派中的一些成员试图将儒家赞同的经世致用和含义模糊的改制思想奉为真正汉学的核心内容，并因此企图否定汉学在
康有为出生于一个新儒学家庭。从小立志要成为圣人。他在1891年所撰写的《新学伪经考》和1897年发表的《孔子改制考》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动摇了中国学者和士绅的思想基础，它们所造成的思想反响分别被比作一场飓风和火山喷发，读后感《中国思想史读后感》。
康有为认为真正的汉学应该在西汉占支配地位的今文经学派中寻找。他为今文经学派辩护，反对古文经学派。试图摧毁那些作为经验主义研究学派依据古文经学的阵地，从而确立今文经学为孔子教义的真正宝库。揭示今文经学派的主要理想为经世致用，以及儒家思想实际上是倾向制度改良而非维护传统教义和制度。康有为认为孔子是一个圣明的政治家和制度革新者，宣称经世理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经世理想的实现需要制度的改革。
与19世纪的许多具有改革思想的学者一样，康有为把富强理想作为中国目前历史阶段的首要政治目标。不同的是，康有为为实现这一共同目标而设计了全面和大胆的改革方案，梁启超指出为什么仁的概念成了康氏人生观的核心。认为新儒学氏康有为的仁有机思想的一个基本来源。康氏思想体系不仅对思想界有广泛的影响，而且成为政治改良运动的根源。梁启超亦受其极大的影响。
梁启超自幼受良好的教育，16岁乡试中举，此后几经波折，辗转成为康有为的学生。在万木草堂几年的思想训练和发酵奠定了他一生的思想基础。此后的运动中，在与严复，谭嗣同，李提摩太，林乐知等人的接触中其思想不断的`在发展。作者认为在1898年之前两年中，梁启超思想经过康有为这一中介，成了晚清经世传统的转折点。梁启超的经世理想主要有三个倾向：政治整合，民主化和含蓄而矛盾地接受民族国家思想。在19世纪90年代末的一场全面的思想运动使得士绅精英群体产生了思想分化，从而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出现。
经过一系列的改良运动及维新变法的失败，使梁启超在改良和革命之间犹豫。他曾倾向于与孙中山的革命派合作，但最终因各种原因终告失败。梁启超在日本流亡期间吸收了大量的传统日本思想和西方思想，这在梁启超许多实际考虑的层面上发挥了作用。
文中作者认为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梁启超代表了中国民族主义的主流。而其民族主义思想包括了以下显著的特征：它是对组织松散和缺乏活力的社会的一种反动，在这个社会里，人们没有公民感和组成统一的公民团体所必需的团结一致的团体精神；它意指无条件地承认民族国家为最高的政治共同体；它意味着一个民族国家的民主化。
作者认为，当自治的政治出现了一系列重大问题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在1890年后的十年里开始求助于西方的意识形态。而在这一关键的过渡时期，梁启超的思想发展可以被看作是古老的儒家经世致用传统和当代寻求新的思想方向之间的一个重要纽带。就人格理想来说，梁启超的思想变形涉及从经世致用思想向国民理想的转变。而其国民理想对过去半个世纪来各个思想流派中的绝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都有着持久的吸引力，甚至在今天，它仍然是共产主义中国价值观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这一角度来看，在从传统到现代中国文化的转变中，19世纪90年代最初十年里发生的思想变化应被看成是一个比五四时代更为重要的分水岭。在这一过渡时期，梁启超是一个关键的人物，他继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同时将这一传统固有的关切转变为以他著名的国民形象为标志的新的人格和社会理想，其思想成为20世纪中国意识形态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和永久的组成部分。
陈来先生在其新书《从思想世界到历史世界》的后记中说，这本书是他近十几年来关于古代儒家哲学思想史的部分
在《儒教研究的方法》一文中陈来先生分析了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他指出，至少有四种对“思想史”的不同理解。第一种是“观念史（history?of?ideas）”，相当于哲学史，注重对思想本身的研究、理解和分析。第二种是“思想史（history?of?thought）”，主要研究思想家的思想以及思想自身的发展史，这是中文世界通常的用法。第三种是“思想文化史（intellectual?history）”，比较注重思想观念在实际的社会、历史中的诸种文化表现。第四种是“社会文化史（new?cultural?history）”，强调思想与社会的'时间—空间维度上的关联。比如书院讲学与州县地方的关系、与地方宗族的关系等。
简单来讲，上述四种含义可以归为两种，前两者比较重视思想本身的研究，是一种哲学式研究思路，而对于后两者来讲，其重点在于社会文化的表现，更多的是一种“效果史”。因此我们可以将思想史的路径分为“思想的”与“历史的”两种。
陈来先生在此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无论如何，思想优先的研究原则，应当是思想史研究的基本立场。其他的不注重思想本身的研究，则不必称作思想史研究，而应当按其主题分别视为对儒学的历史研究、文化研究、社会研究。”
只有明白了这个基本立场，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这本论文集之中隐藏的两种思想史路径的紧张关系。
“历史”的思想史路径不仅仅关注哲学家的个人生活史，更重要的是他们所生活的政治世界，从而寻找其哲学思想（文化史）与其所处的政治历史世界（政治史）的互动关系。这种路径是将经典文本（textcanon）的理解需要置于语境（context）之中。这种历史的思想史路径并不是要将文本完全转化为语境，相反，它们强调的是，唯有通过这种语境才能达到对经典文本的真正理解。只有将哲学家的言论看成是针对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境而发的实践行为才能把握经典的本来意思。
可是在《“一破千古之惑”——朱子对〈洪范〉皇极说的解释》一文中，陈来先生说道：“作为儒家经典学解释的大师，朱熹的皇极讨论，不会只是针对政治的发言，只是要消解当时某种政策的理论基础。……在经典的解释上，朱子对‘极’的解释最早为中年时代对《太极图说》的解释，在朱陆太极之辩中朱子承继和发展了其关于‘极’的理解，形成一套有关‘极’的理论，在讨论太极之义时亦论及皇极之义。”
由此可见，陈来先生更加重视的是隐含在经典文本之中的“哲学”的内涵。在陈来先生看来，历史的思想史路径会将经典的超越其时代的层面降低，哲学家之为经典，固然是由某个具体情势而发，但是其思考却是有超越其时代的可能的。无论是对天道的形上探寻，还是对最佳政制的理性设计，哲学家的思考都是超越其时代的。在陈来先生看来，这就是经典自身所拥有的永恒魅力所在。
“经典文本中任何一个观念，本身都具有其独立的经典解释意义，对朱子来讲，经典的义理解释本身毕竟是第一位的，在此基础上申发其政治思想的应用。”
在陈来先生看来，文化精英理想性观念是从经典中获得动力的。他们对政教制度的实际塑形以及对实际政事的主动参与，实际上就是在将自己所认可的通过自己的行动而具体体现在政治层面。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从思想史角度而言，士大夫的思考具有普遍性全局性的视野，并不仅仅局限于自己的世俗利益与政治情境，他们往往会对整个现实有更为深刻和本质的理解。因此哲学经典文本自身便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精神世界。而这个思想世界就是我们从事现世思考不竭的精神动力和源泉。
这是陈来先生这本论文集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的礼物。他正确地揭示出一种“思想”的思想史。也就是说，我们从事的思想史工作是要历史性地回到思想世界之中，从而试图找寻到我们自身的思想处境的源初经验。毫不夸张地讲，我们只有从思想史中才能获得对自身的更为本真的理解。因为我们获得的对过去甚至将来的认识大部分是从那里得到的。经典文本透过思想史向我们传递着哲学家的思想世界。这个思想世界尽管没有直接创造历史，但是却塑造了历史，就像它没有创造生命，却给予生命意义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