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看《居安思危》有感
虽然已经是二十年前的旧事，苏东剧变仍然是今天的人们会津津乐道的话题，它就像一场无法预知结局的电影，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能感受到它如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整个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给世界格局和人类历史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来自原两大阵营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专家学者一直试图描述和解释这段历史，但并没有达成一个共识，也许我们永远无法完成这个任务。但不管怎么说，苏东剧变结束了冷战的对立格局，也重写了人类合作与抗衡的永恒主题。
《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就是一本以社科院为主角，代表了中国主流学术界对苏东剧变看法的书，该书汇聚了大量对苏东剧变史料的研究分析，最终得出苏共的蜕化变质是苏联解体根本原因的结论。虽然我认为这本书也避免不了中国学术类专著先有结论后作分析论证的套路，但这本书翔实的内容还是给了我很多启发，并让我想起学生时代对苏东剧变的研究和写过的一篇文章。重新拿起这篇文章来看，当时的立足点更偏向经济，认为苏东剧变的主要原因是私有化推进的太快，当然这是我分析复杂问题的一个角度，而苏东剧变的原因显然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上这么简单，还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及历史因素。用一篇文章或者一本书来涉及这么多方面显得面面俱到，也失去了研究价值，一个角度能解释清楚，已经殊为不易，从这点上来看，我对《居安思危》这本书的立意是认可的。
我想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是应该更加关注于分析苏东剧变本身，还是要纠结于在各种不同的角度中选取所谓最有价值的角度，即书中所提出的“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书中把大量篇幅用于证明苏联的解体不是由于苏联的制度有问题，而是由于苏共的领导集团逐渐脱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甚至谈到“一部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史，同样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并且是一部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史”，话说到这儿，刚好应证了作者曾经提出的“对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根本原因的不同解读，本质上都直接或间接反映了不同研究者的不同的研究立场”。作为中国主流学术解读的权威性跃然纸上、旗帜鲜明、不容反驳。
但这个社会的发展已经远远超越了一个声音一个观点一个角度可以睥睨天下的时代，在这本书之外很多分析讨论苏东剧变的资料中，我找到了东欧经济转型问题专家金雁博士的文章《苏联解体20年祭》，学生时代对经济转型问题的研究看过不少金博士的文章，曾给我很大启发。这篇《苏联解体20年祭》站在一个和《居安思危》完全不同的角度，他引用了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的话“我不认为我们有别的什么道路可走”，认为苏联体制的垮台有其内在逻辑，并不能归罪于哪个个人。苏联“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国家干预无所不及、混同民主与福利的需求，最终导致了这个体制的崩溃。描述东德情报机关史塔西监视和窃听持不同政见者的电影《窃听风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东国家对国家的公权与个人信息自由之间界线的无视，社会国家化、权力集中化，这一切让半数的苏联人不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有社会正义的社会中”，丧失了苏共的执政基础。
不管是《居安思危》，还是《苏联解体20年祭》，都提出经济学家一直强调的斯大林模式或僵化的苏联及东欧计划经济模式，并不必然引致整个体系的分崩离析，这当然是合乎情理的判断，但不可忽视的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不可避免会带来人们精神生活上更高的需求，以及对个人权利和保障的重视，这一切如果能推动体制向着有利于普罗大众的方向转型，这种经济层面的转型就是可持续的，反之则会因为体制的固化或利益集团的裹挟最终影响到经济转型本身。罗杰斯在他环游世界的游记里提到，苏联用价格管制和出口控制保证了国内的低物价和几乎为零的通货膨胀率，但苏联的物资还是匮乏，体现在生活用品上极为明显，一方面能买到的东西少，另一方面能买到的东西与国际比价格极低，这种封闭的计划经济带来的低效率、官僚主义和腐败最终葬送了不仅仅是苏联人民而且也包括苏共党内，甚至领导集团对体制的信心。
在此基础上的转型显得顺理成章，在苏联却又来得迅雷而不及掩耳。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探讨休克式疗法和渐进式改革的利弊，中国的专家学者诟病萨克斯的休克疗法把俄罗斯带入了一个难以恢复元气的低谷，而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却一步步取得巨大成就。从短期经济效果来衡量这种说法也许没错，但真正的问题在于俄罗斯是长痛不如短痛的爆发式解决问题，而中国却把真正的难题推向了以后。陈志武也提出中国渐进式改革难以为续的原因在于当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推动改革的动力消失了，中国很有可能会掉入中等收入国家的陷阱。反观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在体制转变完成之后经济逐渐恢复增长，部分东欧国家甚至步入发达国家队列，市场的基础一旦确立，要止步不前甚至倒退都是不可能的了。
在苏东剧变发生之后，冷战刚刚结束之时，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预言到，最后的历史是自由民主的历史，在自由民主阶段，人类获得了平等的认可，历史也就终结了。但苏东剧变后二十年的今天，历史并没有终结，从俄罗斯政治转型的
苏东巨变前的二十年，是利比亚的八月革命，卡扎菲夺权上台，而苏东剧变二十年后的今天，埃及、突尼斯、利比亚的威权政府纷纷倒台，卡扎菲不知所终，有人把近期的政权交替称作“阿拉伯的春天”，但看看苏东剧变后的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千差万别的政治局面，我们很难判断春天之后是灿烂的盛夏、萧瑟的秋日还是西伯利亚平原的寒冬。世界历史的滚滚巨轮不会为一两场变革而止步，人类文明也不会因为政体的更迭而倒退，我们在这里探讨苏东剧变，一方面是要有未雨绸缪、居安思危的战略眼光，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从更多角度、更广范围得到一些启示，能帮助我们去思考。毕竟，解释历史的价值不在于真正拿历史指导现在，而是为了不忘却，唯有不忘却，才不至于重蹈覆辙。
电影《居安思危》
在上个月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课上看完了八集纪录片《居安思危》后，就想过写一些感受，但由于杂事缠身，迟迟没有动手。今天总算有空了，一提起笔来，又不知从哪里写起。以下估且谈一谈几点我的个人感受吧。
关于称谓
写正题之前，先寒暄几句，说些废话。在这里要首先纠正一下一些称谓。
许多人喜欢将苏联称之为“前苏联”，我很反感这种说法。因为“前”是与“后”相对而言的，没有“后”哪里来的“前”?有“前”苏联就必然有“后”苏联，而事实是没有“后”苏联，世界上迄今为止只有一个苏联，苏联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就像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喜欢将北朝鲜说成北韩，喜欢将朝鲜语说成韩语，好像朝鲜是从韩国分离出去的，这其实很无耻。因为事实是先有朝鲜后有韩国，而且到现在为止，朝鲜这个民族在世界上还存在着两个国家政权：北朝鲜和南朝鲜(大韩民国)。
我不知道一些学说台湾腔汉语(台湾到现在还称之为“国语”，这种说法是从国民党当政时将汉语称为“国语”一直留传至今的。但“国语”一到了台湾便慢慢演变成娘娘腔。时至今日，随着无数港台影视在大陆的横行，娘娘腔到处肆虐，大陆的青少年深受其害，甚至很多北方人也学起了台湾腔。许多数典忘祖崇港崇台的大陆广播电视娱乐节目的主持人故作一口闻之令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的娘娘腔，还自认为是“与时俱进”。男的软绵绵阳痿，女的嗲声嗲气像娼妓，我们学校广播电台的男女主持人就是这个腔调，我每次听到都想吐。)的人是不是硬要将这种语言称为台语。其实不管大陆汉语还是台湾汉语都是汉语，所以不管是北朝鲜的语言还是南朝鲜的语言都是朝鲜语。而且在我们中国，“国语”、“华语”、“国文”、“华文”这样的词也都用得很不贴切，我认为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不应该出现以上的这些说法。我们的国家不止汉族一个民族，不止一种语言。虽然说汉语写汉字的人最多，但并不等于“国语”、“华语”就是汉语，“国文”、“华文”就是汉文。只要是中国境内的民族，只要中国承认这个民族是中国的一部分，只要这个民族还有语言文字，那么这种语言文字都是中国这个国家的语言文字，因此都可以称为“国语”和“国文”、“华语”和“华文”。谁敢说西藏的语言文字不是中国的语言文字?谁敢说他们的话不是“国语”?中华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将汉语定为“国语”，这完全是无视中国其他民族的存在，是典型的大汉族主义。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一个国家境内的所有民族的所有语言文字都是该国的“国语”和“国文”。每次听到那些海内外的汉语广播电台的主持人说“华语广播”之类的话头就痛。其实“中文”这个说法也不贴切，与“国语”、“国文”、“华语”、“华文”犯了同样的错误，而我们的大学里开设的所谓的“中文”专业正规的叫法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所以这些说法都应该取消，至少在正式场合得取消。而用“普通话” 这个称谓就比较恰当了，表示一个国家大多数人能听得懂容易让大多数人学说的话，即“普遍通用的话”。
做什么事如果名不正言不顺，那可就不好办了。
挂羊头卖狗肉
改革开放当初为什么能够得到许多人的拥护?因为打的就是名正言顺的牌：为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为了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为了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说到底就是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一个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有极大进步的现代化的民富国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近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经济上的确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衡量一个社会和国家进步的标志仅仅是物质文明的进步吗?如果这种经济发展是以牺牲绝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以牺牲全社会的精神文明作为代价的，这种发展还叫发展吗?如果说这种经济进步是以“天下为私”代替“天下为公”，以“以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成风”代替“清正廉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逼良为娼、赌博、吸毒、黑社会泛滥”代替“消灭了黄赌毒和黑社会”，以“贵族思想”代替“平民意识”，以“弱肉强食、社会达尔文主义”代替“扶穷帮弱、互相救助”，以“见死不救”代替“舍己为人”，以“包二奶包情妇”代替“正常的夫妻关系”，以“等级森严富人穷人严格有别”代替“同志加兄弟”，这种进步还算进步吗?
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初衷良好的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实质上差不多演变成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复辟。
不是吗?我们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一变再变，一步步为实现资本主义寻找理论上的依据。看看我们的经济体制演变史就知道，先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是“公有制为主体，非公有制经济为补充”，然后是“公有制为主体，非公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到这一步本应该不能再变了，再变就得变质了。但我想下一步必然是“公有制和私有制具有同样重要的平等地位”，再下一步是“私有制为主体，公有制为补充”，最后是必然“全面实行私有制经济，废除公有制”。
为什么?因为贪官污吏、私营企业主和大款知识分子等这些上流社会的“精英”们不会答应。因为如果不彻底演变成资本主义，他们的既得利益就得不到保障，他们害怕哪一天他们又被“共了产”。趁现在他们掌控着这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得赶紧让他们的既得利益永久“合法化”。只有实行了全面的资本主义这种利益才能永久“合法化”，只有永久“合法化”了他们才有安全感，只有他们有了安全感了，他们才可以成为真正的人上人，骑在人民头上拉屎，作威作福。
广大劳动人民盼了快三十年的共同富裕非但不见一丁点儿踪影，而且离他们越来越远，而且他们相对更加贫困。因为相对更加贫困，就相对更加没有社会地位。因为相对更加贫困，许多人就去偷去抢去出卖肉体去做黑社会换些钱来养家糊口来换取地位和尊严。于是人们就骂他们是“贼”，骂他们是“匪”，骂她们是“鸡”，骂他们是“流氓”。“贼”、“匪”、“鸡”、“流氓”中的确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好逸恶劳而从事这些不正当的行业的，但更大的一部分人是被社会逼的，是被“精英”分子们逼的，是被剥削制度逼的。而且这其中的娼妓业恰恰主要是为“精英”分子提供服务的。
前不久，香港富豪、针织大王、上市公司百德国际集团董事会主席郑慈太在深圳嫖娼误中陷阱，被人敲诈不允最后遭殴打致死。敲诈他的人是可恶的，但我认为他本人更可恶，死得好，是死有余
如果改革开放还按这种形势继续下去，广大劳动人民不都要一个个沦为供禽兽“精英”们赚钱的机器吗?不都要沦为禽兽“精英”们的奴隶吗?我们这个国家还敢叫社会主义国家吗?这不是挂羊头卖狗肉又是什么?
人民群众
在阶级社会里，具有一国国藉的每一个人都是该国的公民，但并不都是该国的人民，公民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可用一个公式来表示：人民+敌人=公民
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国家政权总是为某些阶级服务而反对另一些阶级的。除非实现了共产主义，人类没有了阶级和国家，这种压迫才不会存在。
人民群众，一个曾经多么光荣和崇高的名词，在我的笔下变得非常沉重。因为人民群众已经差不多被“老百姓”、“弱势群体”、“低层人民”、“劳苦大众”、“穷人”、“农民工”等这些体现剥削和压迫关系的词湮灭了。人民群众已不再是历史的创造者了，他们快要演变成“精英”的奴隶了。
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难道人民群众还有什么不共戴天的敌人吗?当然有，那些勾结国外反动势力阴谋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人，那些疯狂侵吞国家和集体财产的人，那些疯狂剥削人民的人，那些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人就是敌人，还有那些骨子里想做以上这些事但目前还没做的人就是潜在的敌人。
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如果不敢公开大声地声明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是反对剥削的，是对一切社会主义的敌人进行专政的，那这个政权还叫社会主义吗?那它在这方面远不如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公开声明它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的。当然现在它们也在假惺惺地喊着维护全体公民的利益，同时给它们国家的普通民众一些福利待遇，以麻痹他们，而且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普通民众的福利还相当好。这种“土豆加牛肉”的福利和麻痹的效果还真的不错，它们的人民已经没有彻底的反抗意识了，只是偶尔起来游游行罢罢工而已，并不想做国家的主人。
共产党的政策当然要体现出最大程度地维护普通劳动者的利益。如果那些经济地位已经高于普通劳动者的“精英”们还喊着要提高他们的经济地位，那就是非份之想了。因为大多数人还没达到他们的水平，生活还很困难，而此时他们不顾大多数人的死活，还要攫取更多的东西，口口声声喊着“我们的贡献大，我们该多得”，这就有些过分了。许多默默无闻工作贡献比他们大得多的人也没有喊过这样的口号。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要求的是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兼顾，在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不能兼顾的情况下得先考虑国家和集体的利益。考虑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就是考虑他人的利益也就是更好地考虑自己的利益。试想一下，如果一个人不考虑他人的利益，那即使他得到了利益也会晚上睡不好觉，生怕半夜鬼叫门的。要不，那些富人们家里装着豪华结实的防盗门，请众多的保镖打手保护他们的安全干什么?这不正好说明了他们心虚么?他们害怕人民群众。如果我们的政府竟然还听了这些人的话，那我们的政府决策者们要么是没长脑袋要么是被他们胁迫了要么是变质了。为什么不听广大人民群众的却偏偏听那一小撮人的呢?为什么总是让广大人民群众作出牺牲而不是让那一小撮人作出牺牲呢?同志说过“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可千万不能听这帮高贵的蠢货们的话呀。
苏联共产党就是因为没有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而导致亡党亡国的，最后以“‘精英’的胜利，人民群众的惨败”而告终。这是一个值得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特别是领导集体高度警惕和深思的问题。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中国共产党要想不步苏联共产党的后尘，就得彻底地整顿自己，尤其是要深入彻底地反腐败，决不漏过每一个可能腐败的角落。同时必须全面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方针，带领人民群众走上健康富裕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人民群众啊，一个沉重的词汇。但愿当政者们及我们的全体党员能有真正的群众观点。
天下兴亡，人人有责
诚然，苏联解体，最主要的原因是苏联共产党领导集团严重脱离群众。由于严重脱离群众，导致苏共几十年在群众心目中树立的良好形象和威信降至冰点，在这种情况下，苏
联不解体才怪呢。追究起责任来，当然是苏联全体党员特别是领导集体要负最主要的责任。但是苏联的人民群众就不要负责任了吗?当一个共产党正在向不能代表群众利益的党演变的时候，人民群众干什么去了?只是在那里发牢骚谩骂么?
人民群众要想过一种真正平等的生活，就必须起来维护国家集体和自己的正当权益。必须不让贪官污吏和奸商等“精英”们横行。当共产党的干部们作出违反党纪国法的事时，必须得毫不客气地指出，并进行批评，很好地担负起作为一个有良心有道德的国家公民的职责，而不是躲在背后一味的指责和谩骂。而且我们每天也要进行自我批评，不让自己的私欲膨胀，这样，我们这个社会才有可能回到良性发展的轨道，才可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那个目标。
天下兴亡，不光是哪一个党哪一个领导者的责任，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纪录片《居安思危》观后感
相信很多党员都有看过纪录片《居安思危》，这是一部关于前苏联瓦解的纪录片。相信很多观看的党员都被上级要求写《居安思危》观后感。《居安思危》观后感应该怎么写呢?这里有一篇《居安思危》观后感范文，希望能给你起到参考作用。
近日，XXX局纪委组织机关党员及副科以上干部观看前苏联瓦解记录片《居安思危》电视教育片。长达几小时的电视片，党员们凝神聚目，在感受前苏联的辉煌与衰败的同时，我们不禁感叹――中国的发展道路何其相同、改革之路何其相似!同时，我们不禁为之庆幸――庆幸我们的党早已意识到了自身的问题，并积极地加以改正与完善，适时开展党员先进性活动，强化党员意识;庆幸我们及时扭转了形势。我们更应该对现在的改革成果和发展环境倍加珍惜。
温家宝总理曾在15大上说过“我们面前的路是不平坦的，要保持头脑的冷静，形势稍好，尤需谨慎。要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他还说，我们这个民族在历史上灾难太深重了，这就培育了大家的忧患意识、生存意志和追求和平与发展的愿望。他说，我们这个国家太大，问题太多、太复杂，这就要求我们这个民族不畏艰险、百折不挠、坚定信心、永远奋斗。居安思危我认为关键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增强党员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意识。要充分运用在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创造的好做法好经验，采取有效措施，认真开展反腐倡廉教育，早打招呼、及时提醒，促使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法纪观念和廉洁奉公意识。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严于律己，严格遵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自觉抵制各种不良风气，切实做到防微杜渐
二、大力弘扬艰苦奋斗作风，严格禁止各种奢侈浪费行为。积极倡导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新风尚，强化节约意识，树立健康文明的消费理念。坚决制止用公款大吃大喝和进行高消费娱乐活动 。
三、关心职工生活，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体察民情，了解民意，切实安排好群众生活特别是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对贫困群众的生产生活要加倍关心，重点帮助。加强对安全生产的监督检查，真正做到思想到位、安全措施到位、责任落实到位、执法监管到位，努力消除事故隐患，切实维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永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才不会重蹈前苏联的覆辙，才能更加发展壮大我们党的事业。
《甲申三百年祭》的读后感1
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岁月，但只看见他今天在削籍大臣，明天在大辟疆吏，弄得大家都手足无所措。对于老百姓呢？虽然屡次在下《罪己诏》，申说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明史》批评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流贼传》）。这个论断确是一点也不苛刻的。
自然崇祯的运气也实在太坏，承万历、天启之后做了皇帝，内部已腐败不堪，东北的边患又已经养成，而在这上面更加以年年岁岁差不多遍地都是旱灾、蝗灾。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有马懋才《备陈大饥疏》，把当时陕西的灾情叙述得甚为详细，就是现在读起来，都觉得有点令人不寒而栗："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
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仅存之遗黎，止有一逃耳。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也。
《甲申三百年祭》的读后感2
粗粗读了一回，开头挺认真，因为是老师上课时提起的。看到分析吊树死的主时，甚感单薄，只从正反二面，我想看的上下左右呢？没看到全方位的，当然煤山上的主不是本文的重点。继续看下去，大量引的《明季北略》，就提不大起劲来了。于是越看越快。
很多人说此文是迎合我党，其实1944年，我想说，我党正在比较艰苦的各种作战期，而知识份子应该是在一线城市更多，我党当时更多的在二线（ 及以下）城市，所以想来我党迎合他的可能性或许大于他迎合我党（没有考证郭当时是身处哪里哈，纯粹只是这么想，应该在大城市的说）。
毛是史学家，“明史”读了30遍的家伙，为什么对此文推崇备至呢？我想来应该是符合当下环境的。此文但凡有一句话二句话，对当时我党所存在的重大弱项，起到了提示警醒作用，那么就是值得去推广认识学习并改正的了。这可能就是此文的意义，倒也单不是说“政治意义大于学术”这么来看。这就像我们现在的在职培训，虽然学费吓s人的贵，总觉的不值这个钱，不过，但凡老师的话有一句听进去了，并起到醍醐灌顶的作用，使你受益一生了，那么其实这学费就值了。我想我值了，因为我在昂贵学费里学会了在春夏秋季时要吃冷鲜肉～所以我也会大力的和朋友同学说：这个学习真好，你们也去学学呢，因为我受益了。（虽然这个知识点我应该在生鲜超市花个40元钱买肉时，让卖生鲜的专家告诉我，而不是让如此昂贵的学校来告诉我，但这个只能说是我自己效率不高的问题了）
《甲申三百年祭》的读后感3
我们批评历史人物，往往觉得有些历史人物偏狭愚昧短视的厉害。 这就是所谓的"历史局限性"和"缺乏自觉性"
大明的百姓都人相食了，大明都要亡国了，以勤勉著称的崇祯帝国为什么有金银布帛烂于内库？几十万清兵已经快压境了，为什么大顺的几十万农民军还在京城里搜刮劫掠享乐？
可是历史人物处于自己的时代，并没有我们享有的一个巨大优势———我们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所以我们能知道大明亡在旦夕，大顺一触即溃。 不管多么惊心动魄的历史，当时的人物并没有这种感知。
因此，除非有超人的前瞻力和近乎妄想症的机警， 否则一个历史角色无法对抗开国享乐的喜悦。也无法克服散财于民的痛苦—内库财帛不肯用于救济军民，因为要应付明年后年大后年的支用。士兵打仗多了，刚开国享受一下也未尝不可。
如果他们知道自己要亡国灭族了， 当然情形大大不同。可是他们不知道。
谁知道？
就在此时此刻，也有一些人不肯克制私欲，不肯遍富济民，不肯勒贪警堕。
也许他们知道自己要亡国灭族了，也会大大不同？
《甲申三百年祭》的读后感4
在中国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之际，郭沫若先生写了《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振聋发聩的文章，当时受到主席的高度评价。时至今日，重读此文，深有感悟，文章以详实的历史资料，深刻分析了李闯王成功与失败的因果关系，得出一个结论：天下兴亡，人民说了算。
在中央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这天，我们的广大党员都就应重读此文。共产党人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真正结束了中国的分裂与割据，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独立，这是历史的经验。中国共产党从五十多位热血青年到八千多万人的大党，从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到全国解放的燎原之势，从几万人部队发展到打垮国民党几百万的部队，建立真正好处上的统一独立的新中国，一路走来，都是因为有人民这个强大的靠山。
改革开放三十五年，商品经济带来了繁荣和发展，也带来了负面的东西，一些党员的理想信念动摇了，一些党员在金钱美女面前倒下了，这些人的心中，人民群众变成了模糊的概念，这就是我们这天面临的危险。就和当年的李闯王面临的危险一样，看得见的敌人容易对付，看不见的思想上的颓废更加可怕。
中央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是时候，精神懈怠、潜力不足、脱离群众险、消极腐败，四大危险正地威胁着我们的党，如果共产党人不实现自我约束，就不能持续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就不能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大业。
我们欣喜地看到，党中央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要求不是走形式，不是隔靴搔痒，而是要动真，从河北省的民主生活会汇报我们看到了成效，公车、公房、“吃空饷”的问题，不是这天才发生的，也不是昨日才发生的.，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解决？是没有认真，没有人要求认真，因为查处这些问题不是难题，不是做不到，而是思想在作怪。而这些违规用公车、占公房、“吃空饷”的人，是普通老百姓吗，必须不是。这些正是老百姓最不满意的地方，最引起老百姓反感的地方。
李闯王失败了，郭沫若先生的文章告诉我们，他的失败不是偶然，而是必然。我们的成功也不是偶然，而是必然，但我们要保证我们永远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才能保证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甲申三百年祭》的读后感5
饥荒诚然是严重，但也并不是没有方法救济。饥荒之极，流而为盗，可知在一方面有不甘饿死、铤而走险的人，而在另一方面也有不能饿死、足有诲盗的物资积蓄着。假使政治是休明的，那么挹彼注此，损有余以补不足，尽可以用人力来和天灾抗衡，然而却是"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这一句话已经足够说明：无论是饥荒或盗贼，事实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
这层在崇祯帝自己也很明白，十年闰四月大旱，久祈不雨时的《罪己诏》上又说得多么的痛切呀："……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辄）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好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了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
这虽不是崇祯帝自己的手笔，但总是经过他认可后的文章，而且只有在他的名义下才敢于有这样的文章。文章的确是很好的。但对于当时政治的腐败认识得既已如此明了，为什么不加以彻底的改革呢？要说是没有人想出办法来吧，其实就在这下《罪己诏》的前一年（崇祯九年），早就有一位武生提出了一项相当合理的办法，然而却遭了大学士们的反对，便寝而不行了。《明季北略》卷十二载有《钱士升论李琎搜括之议》，便是这件事情："四月，武生李琎奏致治在足国，请搜括臣宰助饷。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1
在中国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之际，郭沫若先生写了《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振聋发聩的文章，当时受到主席的高度评价。时至今日，重读此文，深有感悟，文章以详实的历史资料，深刻分析了李闯王成功与失败的因果关系，得出一个结论：天下兴亡，人民说了算。
在中央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这天，我们的广大党员都就应重读此文。共产党人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真正结束了中国的分裂与割据，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独立，这是历史的经验。中国共产党从五十多位热血青年到八千多万人的大党，从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到全国解放的燎原之势，从几万人部队发展到打垮国民党几百万的部队，建立真正好处上的统一、独立的新中国，一路走来，都是因为有人民这个强大的靠山。
改革开放三十五年，商品经济带来了繁荣和发展，也带来了负面的东西，一些党员的理想信念动摇了，一些党员在金钱美女面前倒下了，这些人的心中，人民群众变成了模糊的概念，这就是我们这天面临的危险。就和当年的李闯王面临的危险一样，看得见的敌人容易对付，看不见的思想上的颓废更加可怕。
中央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是时候，精神懈怠、潜力不足、脱离群众险、消极腐败，四大危险正地威胁着我们的党，如果共产党人不实现自我约束，就不能持续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就不能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大业。
我们欣喜地看到，党中央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要求不是走形式，不是隔靴搔痒，而是要动真，从河北省的民主生活会汇报我们看到了成效，公车、公房、“吃空饷”的问题，不是这天才发生的，也不是昨日才发生的，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解决?是没有认真，没有人要求认真，因为查处这些问题不是难题，不是做不到，而是思想在作怪。而这些违规用公车、占公房、“吃空饷”的人，是普通老百姓吗，必须不是。这些正是老百姓最不满意的地方，最引起老百姓反感的地方。
李闯王失败了，郭沫若先生的文章告诉我们，他的失败不是偶然，而是必然。我们的成功也不是偶然，而是必然，但我们要保证我们永远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才能保证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2
饥荒诚然是严重，但也并不是没有方法救济。饥荒之极，流而为盗，可知在一方面有不甘饿死、铤而走险的人，而在另一方面也有不能饿死、足有诲盗的物资积蓄着。假使政治是休明的，那么挹彼注此，损有余以补不足，尽可以用人力来和天灾抗衡，然而却是"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这一句话已经足够说明：无论是饥荒或盗贼，事实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
这层在崇祯帝自己也很明白，十年闰四月大旱，久祈不雨时的《罪己诏》上又说得多么的痛切呀："……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辄）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好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了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明季北略》卷十三）
这虽不是崇祯帝自己的手笔，但总是经过他认可后的文章，而且只有在他的名义下才敢于有这样的文章。文章的确是很好的。但对于当时政治的腐败认识得既已如此明了，为什么不加以彻底的改革呢？要说是没有人想出办法来吧，其实就在这下《罪己诏》的前一年（崇祯九年），早就有一位武生提出了一项相当合理的办法，然而却遭了大学士们的反对，便寝而不行了。《明季北略》卷十二载有《钱士升论李琎搜括之议》，便是这件事情："四月，武生李琎奏致治在足国，请搜括臣宰助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