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先生
潘晓丰
暑假读了《民国先生》，感触颇深。此书以扎实的史料功夫，流畅优美的文字，再现了近代教育家和知识分子不为之人知的风采、情意、抱负与挣扎。从北大校长蔡元培，到好父亲梁启超，从教育实业家张謇、陈嘉庚、李光前，到出版巨擘张元济、陆费逵，从名人雅集，到友人情谊，本书呈现了民国文化人的人生百态和民国新教育各方面的图景，读之令人感叹。
在近年来的民国热中，民国教育也一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此书通过各章角度独到的观察、叙述，为读者构建了一个民国文教生活的全景画，其丰富的内容能让读者对民国教育的情况有一个总体的认识。
此书叙述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文人往事以及作者的身边事，文字平易而不失文采，娓娓道来像演说也如好朋友之间的聊天，读来十分亲切。
书中以人带事，不但介绍了民国时传统学校教育的情况，也探讨了家庭教育，教育出版，学校音乐教育等问题，令读者在感慨之余，也对当下的教育产生思考。
特别是梁启超先生的事例，更令人受启发。梁启超先生早年投身政治，但出生入死的残酷生活并没有让他变得世故、冷酷、无情或者圆滑，他总是那么生机勃勃，那么重情感，那么富有人情味，他的整个人生观贯穿着“爱”和“美”。他说：人类生活，固然离不了理智，但不能说理智包括尽全人类生活的全内容，此外还有极重要一部分——或者可以说是生活的原动力，就是情感。情感表出来的方向很多，内中最少有两件的的确确带有神秘性的，那就是“爱”和“美”。
梁启超这种人生态度，对他的孩子们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而他的孩子们也都得到了他的真传，虽然每个人都有一部艰辛的奋斗史，但他们个个生机盎然兴会淋漓，从不悲观，个个都在追求“爱”和“美”，成了人生的成功者。
由于孩子远离身边，梁启超只能在书信中了解孩子们的思想、生活、学习的新情况。收不到他们的信，每次都焦急万分，而收到来信时，则会像小孩一样高兴得手舞足蹈。在信中，梁启超常常这样称呼他的孩子：大宝贝思顺、小宝贝庄庄、那两个不甚宝贝的好乖乖、对岸一大群孩子们、一群大大小小孩子们、老白鼻……从这些称呼当中可以足见他是多么疼爱自己的孩子。
俗话说，孩子来到这个世界，是向父母讨债的'。天下没有一个孩子的成长不必耗费父母的心血，真可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同样梁启超的这些子女也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在梁启超给子女的家信中，也能常常看出作为父亲的煎熬与纠结。
梁思成与梁思永，从小就是一对活宝，专爱调皮捣蛋，对他们的成长，梁启超没有少操过心。1923年5月8日，他在给思顺的信中写道：“你最爱的两位弟弟，昨日，从阎王手里把性命争回。”原来5月7日，思成与思永开着刚从菲律宾带回来的汽车被另一辆汽车撞伤了。时隔三天，5月11日，梁启超在给思顺的又一封信中写道：“前两天我去看他们，思永嘴不能吃东西，思成便大嚼大啖去气他。思成腿不能动，思永便大跳大舞去气他。真顽皮得岂有此理。”须知此时的梁思成已经是22周岁的大人了，尚且如此顽皮，可想梁启超的孩子绝非天生优秀，全是后天成就。因为这场车祸，梁思成推迟一年出国留学，并留下了终身残疾：他的左腿比右腿短了一截，更严重的是他的脊椎受到了严重损伤，后来得天天穿着钢制马甲。但梁启超并未对这样的孩子打骂相加，甚至连腹诽都没有，反而仍在信中给予赏识与鼓励：“这回小小飞灾，很看出他们弟兄两个勇敢和肫（纯）挚的性质，我很喜欢。”对推迟一年出国，梁启超还特别写信给梁思成宽慰他：“盖身体未完全复元，旅行恐出毛病，为一时欲速之念所中，而贻终身之戚，甚不可也。人生之旅历途甚长，所争决不在一年半月，万不可因此着急失望，招精神上之萎畏。汝生平处境太顺，小挫折正磨练德性之好机会。”
读一本好书，就像是进行了一场精神的洗礼，读《民国先生》，使人的精神得到了升华。
“民国”只存在了30余年的时间，却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让后来者念颂不已。2004年6月《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创办时，开设“钩沉”专栏，关注民国过来的那批学人。该报年轻记者徐百柯负责为之撰稿，每周一篇。近两年后，徐百柯完成对70多位民国学人的素描特写。2007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将这些文章汇集出版，谓之《民国那些人》，引起极大反响。2011年，九州出版社将之补充再版，更名为《民国风度》。
《民国风度》中的79位人物，可以大概归结为三个序列。一是大学校长，如梅贻琦、蒋南翔、蒋梦麟、马寅初、傅斯年、张伯苓、马相伯等。他们的风骨、精神各不相同，但其个人风采以及对学校的影响，都令今人在追慕之余不甚感慨。二是近代以来各学科在中国的奠基人，如考古学之李济，现代语言学之赵元任，物理学之叶企孙、吴大猷，地质学之丁文江，经济学之何廉，社会学之陶孟和等。他们对自己安身立命之学科的关注与倾心，真非今日许多学科之“权威”所能比拟。三是其他文化业界的前辈，如大公报社之张季鸾，商务印书馆之张元济，编辑界之孙伏园，新闻界之邵飘萍、黄远生等。他们的责任担当、社会敏感等等，都展现出那个时代的品质与高度。
民国那些人体现着民国风度，他们虽然千人千面，个性迂狷狂痴，但内里不失风骨、风雅与风趣，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士”乃知识分子的本色，它要求知识分子必须对家国、社会、历史有所担当，对自我的生命有所担当，对学术本身有所担当。因拒收张作霖30万元封口费而遇害的邵飘萍有一座右铭：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铁肩担道义”可以概括为民国那些人的担当之“志”，是他们对自我在社会、历史中的角色、立场的选择与认定。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代表的，不是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更不是一己之私利，而是社会公共利益，是时代的正义和良知的代表。
钱理群先生在该书的序言里谈到，知识分子对家国、社会、历史的担当，在两个时刻显得尤为重要。一是民族危难时刻，可举一例：曾任辅仁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的陈垣先生在北平沦陷时对启功说：“一个民族的消亡，从民族文化开始。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的民族文化，继承下去。”二是在社会道德失范的时候。危难时刻显本色，越是社会道德失范，知识分子越要承担起精神坚守的历史责任，大学也越应该发挥“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的精神圣地的作用。这其实是知识分子的自觉意识和天然责任。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知识分子的使命是否发生了变异？周有光先生在其“百岁口述”中说，一代有一代的使命，他们那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还我河山”，那是民族危难之际的呐喊与担当。那么今天，知识分子的使命是什么呢？不好回答。
什么是对自我生命的承担？时下热衷于报项目课题的教授们可能也不好回答这个问题。《民国风度》中，费孝通对自己的老师潘光旦有段评价：我们这一代很看重别人怎么看待自己，潘先生比我们深一层，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看重别人怎么看待自己”，在意的是身外的评价、地位，说白了，就是虚名；而“自己怎么看待自己”，在意的是自己对不对得住自己，是自我生命能不能不断创造与更新，从而获得真价值、真意义。费先生说他们那一代已经不能与潘先生那一代相比，那么我们这一代、我们教育出来的下一代呢？真让人惶恐不已！
民国那些人中，有些人只是一个学者，他们仅为学术而生。在曾昭抡同时代人的回忆中，有关曾先生的怪癖传闻很多。说他曾站在沙滩红楼前，和电线杆子又说又笑地谈论化学上的新发现，让行人不胜骇然；带着雨伞外出，却在暴雨中提伞走路，任衣物全湿；吃晚饭时心不在焉，拿着煤铲到锅中添饭；忙于工作，很少回家，有次回去竟被保姆视为客人。如此等等。费孝通先生曾对这些怪癖如此评价：在他心里想不到有边幅可修，他的生活里有个东西比其他都重要，那就是“匹夫不可夺志”的“志”；知识分子心里总要有个寄托，曾先生把一生的精力都放在了化学上，他为化学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开创与成长而付出的辛苦，犹如父母之于儿女。这种对学术的痴迷，显出呆傻的状态，但没有这种状态，钱理群先生认为，是不可能进入学术，登堂入室的。现在的许多学者聪明过人，自然也就与纯粹的学术相去甚远。这固然可以说是时代、体制之弊，然要说其中个人全然没有责任，未免也是托辞。反观当下诸多“过度社会化”的知识分子，只能让我们仰望前贤，追慕逝者。
徐百柯本人在后记中说，写完14位大学校长，回首望来，不禁感叹：一校之长，今安在？很显然，当代大学校长优秀者不乏其人，徐的感叹不过意在惋惜一种“长校”精神之流逝。当年全国各地的报纸猛烈批判《新人口论》，马寅初却拒不
傅斯年在1949年后出任台湾大学校长。某日冬夜，傅斯年穿一件厚棉袍伏案写作，其夫人俞大綵坐在一边缝补他的破袜——第二天学校有两个大会，校长不能太寒碜。夫人催他早点休息，他说正在为一份杂志赶写文章，想早点拿到稿费买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御寒”。这温馨夜色下的天方夜谭，真令我辈感叹！傅斯年是何等人物？是敢在委员长面前叼着烟斗翘起二郎腿的人，却竟为一条棉裤如此周折！
这是徐百柯行文的高处，他写傅斯年这样具备种种传奇的大家，却只从平常处说起，雕刻平凡细节之中的伟大。他写冯友兰也是这样，只提冯的“两束雄文”：一是冯友兰代表西南联大致函教育部抗议其训令，此文被后人赞为铭刻了一所大学“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的光荣品质；一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此文被史学大家何炳棣称为融古烁今的“不朽文章”。30年后，冯氏重读碑文，竟然“感慨系之”。原因何在？何炳棣有言：此碑永存，而它所代表的学术自由精神未数载即开始消逝。
此外，书中杜涌涛的序言、钱理群的再版代序，还有“延伸阅读”及作者的后记，都与“民国那些人”相得益彰，从不同角度诠释着民国风度。徐百柯认为，“他们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但他们守护、在意、体现的精神、传统、风骨，已与我们相去甚远”；但他又希望通过种种努力，来对抗断裂、遮蔽与遗忘，培养一些建设的力量。
但逝水悠悠，这样的努力，不知成效几何？
大学迄今为止，自己为数不多写的公选课
以一人敌一国—甲午战争的感慨
纵观中华千年历史，百年中国近代史本在浩瀚的中华千年历史上不值得一提，但就是这短短百年历史留给了我们千年来未曾经历过的痛苦和悲愤。人们常说，中国的百年近代史就是一部屈辱史，我不敢苟同：那我们那些为了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的而奋斗一生的革命之士有算什么呢？我们先辈在永夜黑暗中摸索出的救亡图存的方法以及取得的成就呢？……但我又不得不承认：烟片战争伊始，火烧圆明园，黄海战败，庚子赔款……无尽的黑暗笼罩着曾经的"天朝上国",经济凋敝，民不聊生。
每当捧起相关书籍，在这百年历史中，甲午战争是我最不愿意看，也是最看不下去的部分。因为每每读到此时，总是双眼喷火，义愤填膺，读到悲壮之处，更难免落下几滴眼泪，无限感慨。但仍咬牙坚持，力求进一步了解。
适逢前些日双十一图书优惠，所购一套"传记文学书系"里面就有一本唐德刚先生的《从晚清到民国》。抓紧读完之后，内心诸多感慨，但更有一丝愤懑，一丝绝望。我结合一下《从晚清到民国》来谈谈自己的看法。
说实话，此时的清军实力，尤其是海军，还是很不错的。我们也知道，自从烟片战争战败之后，满清中先见人士就已经认识到了自身同西方列强的差距，如李鸿章，张之洞等等。在这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中我们一直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洋务运动"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举国上下，好不热闹。并且清军的实力，主要还是海军，得到了极大发展。一方面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陆军得到了一定的经验积累和战斗能力提高。另一方面，则是李鸿章不惜重金从外国买来许多"坚船利炮"装备海军。我们的海军实力在国际上是排名第八的，而日本仅排在第十六位！这相比于烟片战争时期清军的战斗力能强上不少，我曾浅读过茅海建教授的《天朝的崩溃》，书中所举让我清楚地了解到了当时清军的战斗力以及为什么我们会输的那么惨。
而我从唐先生书中了解并触动最深的是我们当时的海军高级将领们，竟然都是军校的"佼佼生".他们首先在我国第一所近代海军学堂——马尾水师学堂学习，学术实习并用，结业后，随轮实习三年。再由政府选送至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校，深造三至五年，并进入英国舰队见习或至德法各高级船厂见习造船。
而我们熟知的海军将领刘步蟾，邓世昌等都是这样的精英人士！还有我们熟知的黎元洪，严复竟也都是马尾水师学堂的毕业生！还有一件事让我不胜感慨：亲自参加这场军备竞赛的李鸿章本人是知己知彼的。他知道他的舰艇速度不够快。他要加买快速巡洋舰。在甲午前夕英国的阿摩士庄厂知道它老主顾的脾胃，特以新近下水的世界最快，时速23海里的4000吨巡洋舰，奉献给这位中国"宰相".英人知道李鸿章是内行，非买不可，鸿章也自知非买不可。但举朝就一个行家，余子碌碌，众口铄金，他就买不成了。结果这艘船被日本人买去，就变成后来日本的"吉野号"——其后把我北洋舰队冲得落花流水者，即此姝也。
历史的玩笑性，莫过于此了吧。
然令人可悲的是，此时的海军最高指挥机关——海军衙门，则是由一个纨绔子弟醇亲王来掌控。而随着1881年慈安太后的离奇去世，慈禧也进一步强化了她的政治权力掌控。这里就不得不简要提一下中国近代史的一位重要人物，也就是如文题所示被西方人称在甲午战争中"以一人敌一国"的李文忠公—李鸿章。
李鸿章生平就不加以介绍，我主要想谈谈他在甲午战争中扮演的'角色。我们都知道，这场浩浩大大的"洋务运动"就是出自以他为首的清政府开明高级官员手中，他为了拯救垂死的清政府做出了巨大贡献。如前文所提，置办海军，购买先进舰艇，训练北洋水师…都是出自他手。而到了甲午战争的前十年，官场形势愈加黑暗，国际情况也愈加复杂，清政府继续衰败…他一切都是看在眼中，急在心中。此时户部却经得海军衙门同意，为太后万寿筹款，舰艇购买停滞两年，那是在1892年啊！李鸿章百般周折才购置了十几尊炮，聊以慰藉…但在这种腐烂的政治下，你怎么能不失败呢？
再谈谈甲午战前，在朝中一片主战的势头前，李鸿章仍严令丁汝昌坚守，力规避战——而这是为后人所痛骂的一处。但我们又何不这么想想，李鸿章久涉洋务，他必知当时的情况是不能出动他的海军的，即使陆军失败，但仍可保全海军实力，以求东山再起之战。然那种过分的自信以及所谓的自尊让这一切，轰轰烈烈近半个世纪的洋务运动付之东流。我不能说当时李鸿章的决定或看法是多么的明智，但我觉得，这确是一个折中的方法。而在1894年8月29日发给小皇帝的密奏中，他则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但随着一个半月后的黄海海战，一切都灰飞烟灭了。
我们也都清楚后面发生的事情：黄海海战大败，不久威海卫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李鸿章被革职为两广总督，马关条约…正如唐先生所说，老李也不是好东西，他纵横捭阖，抓权揽位；享荣华，受富贵；扶植死党，包办朝政……但我不得不说，他确实配得起"中兴名臣","十九世纪世界三大伟人之一"的称号。
唐先生在此章的最后所说"大清不亡，我军不败，实无天理".话虽有些偏激，但不无道理。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如果到了那种地步还能继续苟存下去的，那真的是一个民族的悲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