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帝刘秀的这个“中兴”，和中国历史上所有的“中兴”都不同。别的“中兴”都是在原有的王朝框架内中兴，惟独“光武中兴”是原有的王朝已经不在了，再来“中兴”，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南宋陈亮在《龙川文集·酌古论一》中就说：“自古中兴之盛，无出于光武矣。”实际上，刘秀不仅仅是“中兴之主”，还是一位“定鼎帝王”，后汉的江山能够建立，实是他一刀一枪拼出来的，他的庙号称为“世祖”（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应劭曰：始取天下为祖，高帝称祖是也；始治天下为宗，文帝称太宗是也。颜师古曰：祖，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有德可尊），确是名副其实。
那么为什么汉亡了居然还能中兴？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可能还需要了解前汉亡的原因和背景。
前汉之亡其实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外戚势力过大，一个是刘室宗亲过于分散，而皇帝一系（就是前面说的“大宗”）又衰微，到平帝死后，连找一个近支宗亲都困难。于是，这两者共同作用，使王莽能够凭借外戚的势力，倚靠手中的权力，在平帝死后一步步向帝王宝座靠近。
不过前汉末期的背景则更让刘室宗亲有复起的机会。据《汉书·平帝纪》，前汉末刘室宗亲已超“十有余万人”，遍布全国各地，从理论上说，他们都可以有“奉大宗”的权利。这些人虽然有的已经没落，但不少人在地方上还具备一定的资财、地位和声望。此外，前汉立国200多年，其中的高祖、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都还可以算是不错的皇帝，到宣帝时，汉王朝又是四海名声大震，士民之心已固，而元帝的好儒，又使民间崇尚正统。宣帝死到王莽篡汉，才距离50几年，老人们对匈奴单于来朝、西域诸国送质、诸羌纷纷臣服等津津乐道的事情肯定还是记忆犹新，所以“民心向汉”是不争的事实。三辅的老吏们见刘秀的部属经过时垂涕道：“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就有力的证实了这一点。它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王莽末天下大乱，无论是农民起义军也好还是地方实力派也好，多数都立刘室宗亲或者奉汉年号。
再则，前汉虽然外戚盛，但主要势力多集中在京畿一带，他们的根基和影响力也基本上都局限在社会上层，而对下层的平民老百姓没有多少文化上的影响力。王莽的篡位和一系列的改革，不仅仅触犯了散布在全国各地刘室子孙的利益，也触动了普通老百姓的利益，再加上天灾人祸，流民失所，他根本无法在社会下层建立起自己的民意基础。他让刘歆搞什么“相生五德”，终究无力挽回民心；而他对周边少数民族的一系列举措，又使边疆也一刻难以安宁；他用以造势的图谶，更是为光武等人效仿去作为起兵、称帝的`借口。所以，王莽在位的这十几年，他的所作所为，实在是乏善可陈，一到天下争相起来造他的反，他的灭亡就已经只是迟早的事了。这时，刘室宗亲凭借着汉朝200多年的民意基础，终于可以找到复起的机会。
汉能够复起，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经过200余年的苦心经营，在前汉末期，王朝周边已经没有与汉棋逢对手的敌人。汉武帝对匈奴、西域、西南夷的连年用兵，不仅仅使汉王朝的影响力大增，还极大的打击了周围的反抗势力，后来
的诸帝又能灵活采用分化、瓦解、怀柔、和亲等政策，使前汉末期王朝四周没有能和汉一较短长的力量。所以，当王莽进行朝代更替及王莽末天下大乱时，没有一种势力能够象后来的蒙古人或者满族人一样趁虚而入。光武即位以后，西域诸国争着送子到洛阳为质，这也说明，在有过前汉对外大规模的战事以后，周边对汉朝的实力颇为忌惮。
于是，外面的敌人不敢进来，中国内乱就只是关起门来在里面打。王莽灭亡以后，各参战的不管是真是假，领头的都称高皇帝的子孙，打完了，天下一统了，把门一开，天子还是姓刘，家还是这个家，最后的胜利者就是“中兴之主”。
盛世强汉无疑是五千年华夏历史中辉煌的一笔，远逐匈奴，封狼居胥。大漠孤烟，伴随着大汉战马的嘶鸣，萧条边塞，充斥着华夏将士的战吼。
这样一个豪迈的朝代，史学家自然用尽笔墨去描绘它的光辉，其中流传最广、最为权威的非《汉书》与《后汉书》莫属了，其中《后汉书》则主要记载了东汉的'辉煌历史。
《后汉书》从刘秀随其兄长刘寅起兵反新开始，直到曹丕篡汉时结束，其中不乏"有志者事竟成""疾风知劲草"这样的经典语句，以及"肉粥麦饭"这样脍炙人口的故事。这部书由我国南朝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书中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后汉书》在描写各个人物时不遗余力，成功的为读者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使我们在读他们传记的时候，常常能对其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许多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成语、俗语，例如"乐此不疲""疾风知劲草""马革裹尸""举案齐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等也都是出自这里。加上这本书在前后内容上剪裁得体，叙述决不雷同，阅毫无冗赘之感，的确可以算是正史中难得的佳作。
该书还有一个值得称赞的地方：它对人物的评价较为客观，(fsir)很多论述不失公允，也较为真实的记载了后汉不少人物的生平事迹。在运用"春秋笔法"的时候，范晔也没有完全凭借自己的喜好过度的褒扬或者贬低某类人，这一点尤为难得。虽然，范晔自己本也是出自书香世家，在《后汉书》中有意识无意识的拔高了名士，并以"矫枉故直必过"为后汉名士的某些极端行为开脱，而对宦官则多有贬斥，称他们为"刑余之丑",但他也批评袁绍遍诛阉宦是"以暴易乱",表彰阉宦中"亦有忠厚平端，怀术纠邪",言论算是很中肯了。
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一个人若熟读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便相当于一个几千岁的老人，遇事自然能做到泰然自若，成竹在胸，仿佛看透一切。所以，多读史书是一个人成熟的捷径。当我们遇到困惑时，不妨翻开一本史书，学习古人的智慧，当我们少得闲暇时，不若执一柄羽扇，拈一颗青梅，叫上一位挚友，读一本史书，哪怕在陋室中，一箪食，一瓢饮，让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朱祐字仲先，南阳宛人也。少孤，归外家复阳刘氏，往来舂陵，世祖①与伯升皆亲爱之。伯升拜大司徒，以祐为护军。及世祖为大司马，讨河北，复以祐为护军，常见亲幸，舍止于中。祐侍宴，从容曰：“长安政乱，公有日角之相②，此天命也。”世祖曰：“召刺奸收护军！”祐乃不敢复言。从征河北，常力战陷阵，以为偏将军，封安阳侯。世祖即位，拜为建义大将军。
建武二年，更封堵阳侯。冬，与诸将击邓奉于淯阳，祐军败，为奉所获。明年，奉破，乃肉袒因祐降。帝复祐位而厚加慰赐。遣击新野、随，皆平之。延岑自败于穰，遂与秦丰将张成合，祐率征虏将军祭遵与战于东阳，大破之，临阵斩成，延岑败走归丰。祐收得印绶九十七。进击黄邮，降之，赐祐黄金三十斤。
四年，率破奸将军侯进、辅威将军耿植代征南大将军岑彭围秦丰于黎丘，破其将张康于蔡阳，斩之。帝自至黎丘，使御史中丞李由持玺书招丰，丰出恶言，不肯降。车驾引还，敕祐方略，祐尽力攻之。明年夏，城中穷困，丰乃将其母、妻、子九人肉袒降。祐槛车传丰送洛阳，斩之。大司马吴汉劾奏祐废诏受降，违将帅之任，帝不加罪。祐还，与骑都尉臧宫会击延岑余党阴、酂、筑阳三县贼，悉平之。
祐为人质直，尚儒学。将兵率众，多受降，以克定城邑为本，不存首级之功。又禁制士卒不得虏掠百姓，军人乐放纵，多以此怨之。九年，屯南行唐拒匈奴。十三年，增邑，定封鬲侯，食邑七千三百户。
十五年，朝京师，上大将军印绶，因留奉朝请。祐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可改诸王为公。帝即施行。又奏宜令三公并去“大”名，以法经典。后遂从其议。
祐初学长安，帝往候之，祐不时相劳苦，而先升讲舍。后车驾幸其第，帝因笑曰：“主人得无舍我讲乎？”以有旧恩，数蒙赏赉。二十四年，卒。
（选自《后汉书》）
①世祖：指光武帝刘秀，他的大哥刘演字“伯升”。 ②日角之相：旧时星相家称额骨中央隆起、形状如日为“日角”，认为这是帝王之相。
译文：
朱祐字仲先,是南阳郡宛县人。幼年丧父,（就随母亲）回到复阳县外祖父刘氏家中,（经常）到舂陵去,世祖刘秀与刘伯升（光武帝刘秀大哥齐武王刘演）都很喜欢他。刘伯升官拜大司徒后,就让朱祐担任自己的护军。后来世祖担任大司马,讨伐河北时,也让朱祐担任自己的护军。世祖时常亲自到朱祐那里去和他见面,并住宿在朱祐的房中。（有一次）朱祐陪世祖吃饭,随口（对世祖）说:“（现在）长安政治混乱,您有帝王之相,这是上天的旨意啊。”世祖说:“叫刺奸将军来收捕你这个护军!”朱祐于是不敢再说了。（后来朱祐）跟随（刘秀）征讨黄河以北地区,时常奋力作战，攻陷敌军阵地。（刘秀就）让朱祐做偏将军,并（上奏朝廷）封他为安阳侯。世祖即位后,就授予朱祐建义大将军一职。
光武帝建武二年(公元26年),改封（朱祐）为堵阳侯。这年冬天,（朱祐）与各位将领在淯阳攻打邓奉的军队,（结果）朱祐兵败,被邓奉所俘获。第二年,邓奉的军队被打得大败,他就以脱去上衣、露出胳臂认罪的形式经由朱祐之手投降。于是光武帝恢复了朱祐的职位并且厚加慰劳赏赐，又派遣他（率军）攻打新野、随县,（最后这些地方）都被平定了。延岑自从在穰（今河南邓县）兵败后,就与秦丰部将张成会合在一起,朱祐率领征虏将军祭遵与延岑在东阳打仗,把延岑打得大败,并临阵斩了张成,延岑兵败逃跑，归附秦丰。朱祐缴获敌军印章绶带九十七件。又进军攻击黄邮,迫使黄邮投降,（光武帝于是）赏赐朱祐三十斤黄金。
建武四年,朱祐率领破奸将军侯进、辅威将军耿植，取代征南大将军岑彭到黎丘围攻秦丰，在蔡阳把秦丰的部将张康打得大败,最后斩了张康。光武帝亲自到黎丘（督战）,派御史中丞李由持盖有皇帝印章的书信招降秦丰,秦丰却口出恶言,不肯投降。光武帝就掉车回去,口授朱祐（攻打秦丰的）方法策略,朱祐就全力围攻秦丰。到第二年夏天, 黎丘城中（缺少粮草）困苦不堪,秦丰就带着他的母亲和妻儿共九人以肉袒的形式（向朱祐）投降。朱祐用囚车把秦丰押送到洛阳,（皇帝就）把秦丰斩了。大司马吴汉却弹劾朱祐，说他废弃皇上诏令接受（秦丰）投降,有违将帅职责,但光武帝没有（给朱祐）加罪。朱祐返回军中后,与骑都尉臧宫会合，攻打延岑余党在阴县、酂县及筑阳县三地的贼众,最后全都平定了。
朱祐为人质朴正直,崇尚儒学。率军打仗,经常接受敌人投降,把能攻克安定城邑作为根本,并不追求滥斩敌人首级的.功劳。又对手下士卒发布禁令，不准他们虏掠百姓,军人们乐于放纵,很多人因此埋怨朱祐。建武九年,朱祐屯兵南行唐，抵御匈奴。建武十三年,朝廷增加（朱祐的）封邑,确定封号为鬲侯,享有七千三百户的封地。
建武十五年,进京朝见皇帝,上缴大将军印绶,就以奉朝请的身份留在京城。朱祐上奏章说古代大臣受封赏,不加王爵,建议朝廷改诸王封号为公。光武帝立即采纳并施行。（朱祐）又上奏章说，应该下命令把三公官职前的“大”字都去掉,以符合经典规范。后来光武帝就接受了他的建议。
朱祐当初在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