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行动的逻辑读后感1
曼瑟尔·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被称为公共选择理论的奠基，公共选择理论是一种以现代经济学分析民主立宪制政府的各种问题的学科，传统上是属于政治学的范畴（对此更为普遍的称呼则是政治经济学，但应该注意这不可和马克思主义对这词的定义混为一谈）。公共选择理论研究选民、政治人物、以及政府官员们的行为，假设他们都是出于私利而采取行动的个人，以此研究他们在民主体制或其它类似的社会体制下进行的互动研究利益集团问题，通过阅读，我们能够了解到奥尔森所提出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推演，而在网络化迅速发展、群体的事件多发的今天，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为我们理解和解决客观现实当中的诸多相关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对利益集团做了区分，相容性，排他性。由具有相同利益的个人所形成的.集团，均有进一步追求扩大这种集体利益的倾向。奥尔森教授在本书中明确支持这种论断根本是错误的。在一个集团范围内，集团收益是公共性的，及集团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共同且均等地分享它，而不管他是否为之付出了成本。
在严格坚持经济学关于人及行为的假定条件下，经纪人或者理性人都不会为集团的共同利益采取行动，较之排他性集团，相容性集团就有可能实现集体的共同利益。
奥尔森教授设计出了一种动力机制——有选择性的激励，这种激励之所以是有选择性的，是因为它要求对集团的每个成员却别对待，“赏罚分明”。但对组织集体行动并不奢望，因为成本太高了。
集体行动的逻辑读后感2
奥尔森开篇就否认了人们惯性认为的，又具有相同利益的个人所形成的集团，均有进一步追求扩大这种集团利益的倾向。
集团是与具有相同利益的人构成的，而这里所说的利益是只针对他们个人的，那么我们如果说追求集团的利益也就能推出我们是在追求个人里的基础之上的。但是我们把追求个人利益为前提，是不能推出个人是自愿实现共同利益的。而这一切都是在严格坚持经济学，承认经济人和理性人存在的情况下。就如奥尔森所说“除非在强制或者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共同利益行事，以实现他们共同的组织或集团的利益。”而不去实现共同利益的组织往往会消亡。而又由于我们都存在的利己性，而这就导致了一些组织因此止步不前达到瓶颈。而这我觉得才是“集体行动的困境”。
沃尔森则发现了这个问题，他便开始思考各种因素与成员为共同利益的出力程度关系，他觉的存在着一种选择性激励——赏罚分明机制可以让集团成员在想获得集体利益的.成果的同时也同时付出努力，而我觉得这必须建立在一种各成员都通过的预定，而我认为这便是一种契约。将此种思想放入一个企业之中，这种机制我认为便是绩效管理，绩效管理的好坏绝对是一个企业是否成功的标志。有效的绩效考核能帮助企业达成目标，而这种考核是与利益相关联的这便是绩效工资。但是再好激励方法和游说都是需要花费的，就如书中所说“让个体生产者承担任何费用都是违背其利益的。而我们会发现绩效管理时出现于相对较大的公司和企业。确实，上述的观点有很多事不适用于小集团的。
在研究时沃尔森便发现企业趋近于大则那么成员就越不会为集团的共同利益采取行动，组织成本也会水涨船高，而他提供的集体物品的数量就会最有数量，也就是说，集团越大就与不可能去增进他的共同利益。
而沃尔森提出另一个新的观点——以上观点并不适合于小集团，集团变小，我们会发现不仅其规模在变小，与之匹配的，为了实现共同利益的组织成本也在变小，这是成员便发现他获得的收益会比他为之付出的成本要多，而如果他不行动，他对其集团的影响也会更大。
但是小集团又出现了很大的弊端，那即是小集团中存在着少数剥削多数的倾向，一旦少数免费获得共同利益，而他便会丧失激励来提供另外的物品。
而对此我们又有很多方法可以借鉴，例如大国要不成比例的分担多国任务，并且联合国的经费其中各国的会费主要是依照各国的经济实力以及其他一些因素来决定的，联合国会费缴纳比例每三年修改一次。
而这我又想到如果大集团有如此弊端为何不将大集团分为若干小集团个集团，当然过多个小集团会增加更多的组织费用，但如果适中又何尝不是一种办法，除此之外，在我看来解决也可以另辟蹊径。
上文中提到，在“特殊手段”下成员会自愿付出努力。我认为其中包括暴力强制，盲目崇拜，民族主义，宗教信仰等等。而我觉得企业文化也可算作一种手段促进一些集团成员为了共同利益做出努力，这种文化管制并不适用于国家间的组织，更适用于经济范畴的企业例如品牌公司或者跨国公司。这种手段不是说成员放弃个人利益而是说促进人们更好的为集体利益出力。这何尝不是解决大集团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瓶颈的一种办法。
这是一篇新制度经济学为经济学发展带来的机遇，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从理论本身涵盖的内容来讲，新制度经济学都汲取了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诸多积极因素，并在自己的框架内进行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整合。
1 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方法论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
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历史虚无主义。
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
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窘境。
2 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
但“唯资本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在发展中国家资本不足的同时，广泛地存在着资本低效配置和资本浪费现象。正如麦金农所指出的，“在所谓资本匮乏并且某些特定部门遭受供给瓶颈限制的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却是过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厂和设备。”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作用。制度至关重要。”这充分说明，资本不足不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发达的结果。阻碍发展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不少落后国家寻租盛行，不仅使生产经营者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的动力消失，而且还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加了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所有这些方面无疑大大削弱了国民经济的内在实力，并且使得发展经济急需的投资或者难以形成或者投资方向和结构受到严重扭曲。
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3 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政策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
特定制度的出现与否取决于对它的需求和供给，公共选择理论和“诺斯悖论”却向我们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过安排激励系统来刺激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为统治者的偏好、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导致政府维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鉴于此，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促进发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于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现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共同作用，特别是对政府要施加严格的限制，即建立一个受限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破除了结构主义“政府万能”和新古典主义“市场万能”的幻想，为发展经济学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为现实的视角。
总之，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从理论本身涵盖的内容来讲，新制度经济学都汲取了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诸多积极因素，并在自己的框架内进行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化，充分反映了发展经济学微观实证化，内部各学派之间融合的发展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分析方法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地位日高，可能是发展经济学真正的复兴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