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阅读了中国人民大学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的《语言文字学》这本书，学了不少语言文字这方面的知识，写了这篇
全书共分为四大模块，这四大模块分别是“语言学”、“汉语言文学”、“应用语言学”、“翻译学”。“语言学”板块讲述了《广义之网的词汇知识架构与语意表达》 、《疑问句的结构类型与反问句的转化关系研究》 ；“汉语言文字学”部分介绍了汉语中古音、天津话源流、上古汉语动结式的发展、协同动词带宾语及其语义后果。易混淆词辨析词典的研编要则等内容；“应用语言学”模块讲了关于语言的输入、输出和汉-日双语者在日语短语理解中对中国量词的通达的知识；“翻译学”部分则介绍了关于TS等效翻译的语用变通和口译方向性对译语非流利产生的影响的知识。
下面就谈谈我从中学到的语言文字学知识吧。我了解了不少关于关于广义知网的.知识：广义知网是一个事物和语意关联的架构，以二元关系架构来表达词汇的语意，它是以知网的架构为基础演化而来的，我们想利用这个语意表达的模型达到可以自动化理解自然语言的目的；知网是一个以常识为基础，从中英文的词汇里整理出基本概念，并将基本概念依据之间的关系建立索引架构的在线系统，每个概念都可以依据自己的定义和其他概念的关联来定位。我们用来表达词汇语意的广义知网，其建构目标是想要达到自然语言理解的目的。广义知网在定义语意时，有以下几大原则：第一，语意概念应该由上位义原以及本身的显着特色来定义；第二，以义原或已完整定义的概念和关联，来共同定义新的概念；第三，多层次、高层级的表达，可以展开或全部以义原为定义的表达式。我们需要设立规则，希望能够将粗略的句法成功地对应到细致的语意关联上。
我学习了许多关于疑问句和反问句的知识。疑问句按照结构类型可以分为：是非句、特指句、选择句，按功能类型分为反诘句、附加句、回声句、假设问。疑而询问、是疑问句；无疑而问，是反问句；疑而不问，是猜测句。反问句是一种假性问，与真性问的区别是：第一，表层形式是疑问句，深层含义是已有明确看法，实质表示否定；第二，问是手段，对方即使做出回答，也不是发问人的真实意图。吕叔湘（1982年）认为：“反诘实在是一种否定的方式，反诘句里没有否定词，这句话的用意就在否定；反诘句里有否定词，这句话的用意就在肯定。”反问句具有丰富多变的特殊功能，与否定相辅相成，是对否定的一种强有力的补充，用询问的手段显示说话者的否定倾向，为进一步交际留有一定回旋余地。
汉字中古音研究的最重要依据是《切韵》，中古音指的是《切韵》音系。《切韵》为陆法言编于隋文帝仁寿元年（601），反映七世纪前后南京、洛阳一带的语音系统的一部典籍。《切韵》用反切法注音，声母信息反映而且只反映在反切上字，韵的信息反映而且只反映在反切下字。从《切韵》音到近古音发生了以下规则变化：轻唇音出现；章组与庄组合并为卷舌音；日母由鼻音变为流音；以母与云母合流，零元音出现；浊上归去。
书中还向读者讲述了不少语言文字学方面的知识，作者写的文章内容旁征博引，涵义非常丰富。读了这本书，我更加体会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意识到语言文字研究需要深入挖掘，做到融会贯通。从今以后，我会阅读更多语言文字和文学方面的书籍，拓宽课外知识面，努力完成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应该担负的使命——学好中华文化，传播中华文化，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前路漫漫，任重道远。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语言与文化的读后感 第一篇
在【语言与文化】下编这部分，一开头就开始讲明了字与文化的一种唇齿相依的关系——没有文化就没有文字，没有了文字文化也会慢慢失去传承。
作者的态度在这本书里可以很清楚的找到：在文化这辆车上，汉字只是外壳，是轮子，不是发动机，更不是操纵方向盘的。也许通过这个我可以猜测作者的想法是文字是载体，文化是核心，也就是文字是文化发展的一个表现。感觉就像文字是文化的附庸。
可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在作者的陈述中也能感觉到的是文字是文化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它和语言、绘画、音乐一样，将文化这种比较抽象的概念，以一种其他人可以轻易接收的方式表达出来。就像女书，就像各个民族的文字。书中所提到的女书的形成，就和当时妇女的生活息息相关，她们不能通过和男性一样的方式——上学读书——来学习文字这种书面的表达方式，可是她们又需要向远方的人倾诉，那时又没有传音的物件，于是女书这种表达方式就出现了，它的出现解决了当时妇女对于向他人倾诉而又无法传达的问题，其实进一步说，就是反映当时当地的社会风气和文化——妇女没有社会地位，但是依然希望能和男性一样拥有倾诉和争取幸福的权力。各民族的文字同样也是反映了各自的生活情况，特别是文字还停留在象形文字的时候，放牧民族的文字多是出现牛羊，农耕民族的文字多是出现土地，放牧民族文字更形象，农耕民族文字更规矩——或许是当时游牧民族的社会结构简单，条文和规矩更少，人们的生活更加自由和简单，而农耕民族更多的是集权制度，人们生活在规矩方圆中，这种情况在文字中就反映了出来。
文化在文字中的除了会以文字结构来表现，还会以文字的排列来表现，这种文字排列就是我们的句子。在句子中，诗句反映的似乎更加明显，就像作者引用的一句“取之于心而注之于手”，对于一首诗而言，取的是一个人的“心”，而对于众多的诗篇来说，取的就是跨越了一大个时代的文化的“心”。就像在诗经中，我们经常能读到的文字多是拟声，拟形的，而且多是一些生僻字。可这些生僻字所代表的事物却简单明了，就像“瀌瀌”拟雨雾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闻其声而知其意。简单直接地描述着作者希望传达出来的意景。其实这也间接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朴实，单纯，还有率直。作者只是用着一个个叠词就让读者仿佛置身于田野森林之中，若不是他们常与自然沟通、常去聆听自然，怎能恰到好处的将读者引入虫鸣鸟叫之中去呢？随着时间推移，文化发展经历了几起几落，到了唐宋时期，文字的表达方式也发生了改变，涌现了许多的优秀诗人词人，留下了大量的作品，可以发现，这时的诗句已经由简单直率变得委婉含蓄，不再是直接说明环境，
而是利用简单的几个意象，比如常见的“明月”，“垂柳”，“孤帆”等，勾勒出作者想要描绘的环境，再加几个字的补充，就给了读者自由想象的空间，让诗人想表达的意象自动浮现在读者脑海之中。从诗句中能感觉到，这时的社会环境已经失去了那种简单淳朴，上层社会已经开始逐渐腐败，奢靡之风盛行，有愿者众多，可也难以扭转。诗句词句中透露出来的点点滴滴，无论对也好错也罢，都忠实的反映着当时的文化，或者说就是文化在书面上的表现形式。
所以在读的过程中，感觉到的最多的就是这些，很多看法和作者表达的态度不同，或许是我不理解原本的意思，或许是误解了作者的观点。但是这就是读完了这部分的最大感受。
语言与文化的读后感 第二篇
人是符号的动物，而语言则是所有符号中最为重要的符号，因此文化与语言的关系，是文化与其他任何关系都不可取代的。如果说人与动物的区别是因为人有文化而动物没有文化，那么，文化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要素，就是语言。
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柏默也说：“语言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是相辅相成的，它们可以互相协助和启发。”由这些话看来，我们可以知道语言和文化关系的密切，以及它们所涉及的范围的广博。下面就来看看有那些方面吧！
从词语的语源和变迁看过去文化的遗迹
在各国语言里有许多现在通行的涵义和它们最初的语源迥不相同。如果不明了它们的过去文化背景，我们简直推究不出彼此有什么关系来。可是，你若知道它们的历史，那就不单可以发现很有趣的语义演变，而且对于文化进展的阶段也可以反映出一个很清晰的片影来。例如，对中国古代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我们便不能撇开文字。现在和钱币相关的字，像财、货、贡、赈、贷、赊、买（買）、卖（賣）之类都属贝部。贝不过是一种介壳，何以用它来表示钱币的含义呢？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中国古代曾经用贝壳当做交易的媒介物。秦以后废贝行钱，但是这种古代的货币制度在文字的形体上还保存着它的蜕行。又如当初造字时“纸”字何以从纟（糸）呢？那是因为在蔡伦没有发明造纸的新方法和新材料以前中国曾经用丝絮造过纸。还有“笔（筆）”字，从“竹”从“聿”，《说文解字》解释说：“聿，所以书也。”就是说，聿是用来写字的工具。秦汉时期，笔杆大多是用竹子做的，所以又加了竹字头。
从造词心理看民族的文化程度
从许多语言的习用语或俚语里，我们往往可以窥探造词的心理过程和那个民族的文化程度。现在姑且舍去几个文化较高的族语不谈，单从中国西南边境的'一些少数部族的语言里找几个例子。例如，云南昆明近郊的彝族叫妻子做“穿针婆”，云南独龙族叫“结婚”做“买女人”。从这两个语词我们可以看出少数民族社会对于妻子的看法和买卖婚姻的遗迹。当我们调查文化较低的族语时，遇到抽象一点的语词，像代表动作或状态一类的词，往往比调查看得见指得着的东西困难得多。可是一旦明白他们的造词心理以后也可以引起不少的趣味。比方说，昆明近郊的彝族叫“发怒”做“血滚”，“欺负”叫“看傻”，“伤心”叫“心冷”，这几个词的构成，多少都和这些动作或状态的心理情景有关。在初民社会里对于自然界的现象，因为超过他们知识所能解答的范围以外，往往也容易发生许多神意的揣测。例如，福贡的傈傈族把“彩虹”叫做“黄马吃水”，路南的撒尼（彝族的支族）把日食叫太阳被虎吃，月食叫做月亮被狗吃。
从借字看文化的接触
语言的本身固然可以映射出历史的文化色彩，但遇到和外来文化接触时，它也可以吸收新的成分和旧有的糅合在一块。所谓“借字”就是一国语言里所糅杂的外来语成分。它可以表现两种文化接触后在语言上所发生的影响；反过来说，从语言的糅合也可以窥察文化的交流。例如把外国语词的声音转写下来，或混合外国语言和本地的意义造成新词。就像纯音译的：软椅叫沙发（sofa）,咖啡coffee、可可cococa、朱古力chocolate等；音兼义的（即有些借字虽然音译的，但所选用的字往往和那种物件的意义有些关系）：广州话把领事叫做江臣（consul），把电话叫做德律风（telephone），还有美国凉爽饮料译作可口可乐（coca-cola）；还有音加义的：广州话衬衣叫恤衫（shirt）,普通话冰激凌（ice cream）、卡车（car）、卡片（card）等。
从姓氏和别号看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
中华民族原来是融合许多部族而成，尽管每个部族华化的程度已经很深，可是从姓氏上有时还可以窥察它的来源。这种例子在历史上和现代人里都容易找到。比方说，尉迟氏是唐朝的望族。相传于阗王室在唐以前就属Vijaya（藏语）一族。于是于阗国人到中国来往的都以尉迟为姓氏。至于唐代流寓长安的尉迟氏诸人，大概出自3个来源：一支出自久已华化的后魏尉迟部一族；一支是隋唐之际因冲质子而到中国来的；还有一支是族系和来历都不明白的。还有慕容氏本来是鲜卑姓，他的后裔分化成了两支：一支是广东东莞容氏，一支shiite山东蓬莱慕氏。这两姓看起来你毫不相干，其实是出于同一个祖先的。姓氏和别号有事也可以反映出宗教信仰。中国回教徒的姓固然有和汉人相同的张、王、刘、杨、李等等普通姓；同时也有他们特有的回、哈、海、虎、黑、鲜等纯回姓和马、麻、白、满、蓝等准回姓。纯回姓都以回教徒的谱系作基础，准回姓就有依据汉姓来的。因此我们有时可以根据这些姓氏就可以推断他们是不是回教徒。
语言与文化的读后感 第三篇
《语言与文化》一书出自“大家小书”第三辑，作者罗常培。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较一些罢了（出自“大家小书”袁行霈的《序言》）。其中收录有关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各个文科领域的作品，既是名家大家的作品，举重若轻，深入浅出，整齐地展示学术成果；又是大家民众的读物，可以开阔读者眼界，一窥学术堂奥。而一册小书，凝聚着人类的智慧，浓缩了学者毕生的心血和才华。所谓大家，就应该是把他的学术，以深入浅出的方式解读，让所有的读者都可以品味出个中奥妙。那些所谓晦涩难懂的文章，不仅显示不出作家学术的高深，而且更意味着作家学问的贫瘠。
本书作者罗常培（1899-1958），著名语言学家、教育家。北京市人，满族。历任西北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1949年后，筹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并任第一任所长，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一生从事语言教学和研究，对汉语音韵学和汉语方言研究卓有成绩，被学术界誉为“继往开来”的语言学大师。
本书引言中，引用美国语言学教授萨皮尔所说：“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并且，语言不能离文化而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并且说明想从语词的含义讨论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内容分六段：第一、从此与的语言和演变推溯过去文化的遗迹；第二、从造词心里看民族的文化程度；第三、从借字看文化的接触；第四、从地名看民族迁徙的踪迹；第五、从形式和别号看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第六、从亲属称谓看婚姻制度。我们可以看出，这些都是社会学和人类学上的重要问题，作者想做的就是尝试给语言学和其他学科搭起一座桥梁。
每一章节中，作者都大量举例说明，足以见得作者在语言学领域的广博学识。第二章，我们可以看到有趣的语义演变，继而了解到文化演变的清晰片影。例如，英语pen从拉丁语penna来，原意羽毛（feather），最初之严格应用于原始的鹅毛笔（quill pen），后来笔的材质虽变化，但这个字依然保存着，如果由此分析现代语词和羽毛的关系，我们可以知道一些古代笔的制度。我国著名的《说文解字》中的字，大都可以看出一些历史遗迹，如“安”，静也，从女在宀下，会意，就是说把女子关在家里便可安静，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对女性的观念。
第三章，从很多语言的习用语或俚语中，我们可以窥探出造词的心理过程和民族的文化程度。
例如，云南昆明的倮倮叫妻子“穿针婆”，发怒叫“血滚”，伤心叫“心冷”，欺负叫“看傻”。在初民社会里对于自然界的现象，因为超过他们所嫩解答的范围，也会发生一些神异的揣测，倮倮叫冰“锁霜条”，福贡的傈傈族叫虹“黄马吃水”。这些族语里不明方位，前者叫东方“日出地”，西方“日落地”，后者叫东“日出洞”，西“日落洞”，北“水头”，南“水尾”，在这些民族中保留了古代人民在不了解自然时的懵懂与敬畏。第四章，语言本身可以映射出历史的文化色彩，但遇到和外来文化接触时，它也会吸收新的成分和旧的糅合在一起，所谓“借字”就是一国语言里所羼杂的外来语成分，包括音译的，新谐声字，借义词，描写词。一般来说，两种文化接触时，上层文化影响低级文化较多，而看借字，中国语中有入超现象，作者认为这不能单以文化高低来论，另外还有很多原因，依我总结一是中国向来自大，对其他文化很少接受，不屑研究，以致从没有人注意过中国语词的流出；二是中国方言众多，又过于复杂，除了本方言使用者，其他人也就不觉得是中国话了。至今文化借字依然是广泛存在，所以从借字看古代文化交流应该是十分有力的例证。第五章，学者说“地名的研究实在是语言学家最引人入胜的事业之一，因为他们时常提供给重要的证据”，我国古代的几次著名迁移都可从语言学角度加以证实，南渡的百姓有根据他们的旧籍贯侨臵州郡县的制度，“侨郡”一词，原意是让他们有所怀念，不忘归北，但我们就可以此来了解此次民族迁移的情况，在《宋书〃州郡志》有具体考证。第六章，中华民族有很多部族组合而成，虽汉化程度很深，但从姓氏方面还可以窥探到它的来源。如，慕容氏本来是鲜卑姓，其后人因讳言所出，分化为两支：一支广东东莞容氏，一支山东蓬莱幕氏，这两个形势看来毫不相关，但其实出自同一个祖先。据向达说：“曾无甘肃。。。P82”，那么。。。从此种历史遗迹我们可以继续推测出两个民族间的接触和来往。第七章，在初民社会里，即一种理想的原始社会里，名称的用处极大，名称相同，意味着实质也相同，在各个国家都有这种由亲属称谓而制定出的婚姻制度，但由于它对于我这个读者过于复杂，在此不做累述。
《中国语言学史》
——王力《中国语言学史》
王力先生的《中国语言学史》是一部叙述从先秦时期到解放前期的汉语研究发展的历史。该书以研究对象为线索分类，分为训诂为主的时期；韵书为主的时期；文字、声韵、训诂全面发展的时期；西学东渐时期，这种分类方式虽然与其他的以时间为线索的分类方式不同，但也基本上与之相吻合。
按照王力先生的观点中国语言学史，真正的语言学始于五四运动以后，之前的各种研究均属于语文学研究，或称为语言学的萌芽时期、积淀时期。本书从先秦时期的零星的语文学知识开始叙述到解放以前，应视为广义的“语言学”研究，严格来说，应称为汉语言研究简史。
王力先生对中国语言学史的分期，简单来说可称为“两个阶段，四个时期”
第一阶段，从汉代到清代末年，这是封建主义文化的阶段；第二个阶段，从1899年到1949年，这是资本主义文化的阶段，这两个阶段的分期，是以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的问世。
按照四个时期来说，第一个时期是经学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以疏解经义为目的，其中重要的著作《说文解字》、《尔雅》。秦汉时期有很多编纂的识字课本，当时国家对语文教育非常重视。直到《说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语言学史的一个阶段，童蒙识字课本阶段。汉代崇尚经学，“训诂”由此兴起，但读古书，在学校讲授经书，不能随便乱讲，《汉书·艺文志》又说“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读书应尔雅”就是讲解应该正确，《尔雅》实际上是一种故训汇编。
第二个时期是佛学与理学时期，在这一时期经义虽也还算重要，但主要不在于字义的辨析，而在于章句的阐述，于是语言学的重点转移到音韵学上，以与文学上的声律，哲学上的佛教相配合。韵书产生的原因是为了适应诗赋的需要。莫有芝《韵学源流》说：“今韵者，隋唐以来历代诗家承用之谱也。”莫氏的话可以说明韵书的性质。在韵书为适应诗赋需要的同时，出现了超过这种需要，而进入语言学领域的《切韵》，虽然已经亡佚，通过学者的考释以及《广韵》前面的作者的《切韵序》，可以将《广韵》的语音系统看成是《切韵》的语音系统。王力先生认为《切韵》的语音系统是以一个方言的语音系统为基础（可能是洛阳话），同时照顾古音系统的混合物。另一部韵书《中原音韵》同样具有重要价值，《中原音韵》由于是为北曲而作，使用范围狭小一些，影响也相对较弱，但是从中国语言学史上看，《中原音韵》的.价值，比起《切韵》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它基本上是以实际语音为根据的。
第三个时期是经学复兴时期，经学家们遥承“汉学”，作风与“宋学”迥然不同。清儒在研究方法上超越前人，“小学”硕果累累，同时甲骨文的出土，铜器的增加，有条件认识汉人所未识的文字，在一定程度上比汉人多了解远古的语言。清代是小学的黄金时代，《说文解字》的研究在这个时期最盛，因此，乾嘉间的《说文》之学被认为是文字学的复兴。清代说文之学，大致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校勘和考证的工作；第二类是对《说文》有所匡正；第三类是对《说文》做全面研究，多所阐发；第四类是补充订正先辈或同时代的著作，其中以第三类最为重要，并且出现了“段玉裁、桂馥、朱骏声、王筠”说文四大家。在甲骨文和铜器的影响之下，在清以后，出现了古文字学的极盛时期。
第四个时期是西学东渐时期，这个时期是以资产阶级语言学为主流，语言学的领域扩大了，方法改进了，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从清末到解放前，西洋的影响，基本上是资产阶级语言学的影响，出现了中国真正的语法书《马氏文通》，在模仿西洋语法的同时，也指出了汉语语法与拉丁语法、英语语法的差异。普通语言学传到中国，学者们对语言研究才有所转变，可以对现代语言学进行静态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也有所突破，例如：记音的方法不再是用反切的旧方法而是利用音标。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是中国描写语言学较早的著作。
王力先生的这本《中国语言学史》内容丰富，写作谨严，观点新颖。在每一个分期之下，描述这一时期的研究特点，历史进程，和重要意义，其中援引了许多经典著作中的观点，同时也对每一时期的研究对象，重要代表人物和著作，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指出了其重要的价值，历史地位，同时也指出了不足之处，体现了王力先生严谨的学术态度。这本著作第一次给中国语言学的发展历史做了一个系统的总结建立起一个科学的体系对我国语言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开创性作用。
关于中国语言学始于五四运动以后的观点，我有不同的想法，西方的语言学成为独立的学科是在19世纪初，而我们国家的语言学几乎晚了一个世纪，这差距有点过于悬殊了。虽然我们之前的研究大多针对文字的研究，但也有像扬雄的《方言》研究语言的著作，《切韵》《广韵》研究语音的著作，还有虽然之前的研究只是零星的工作，但也不能彻底否认其中的语言学研究的成就，我认为应该看做不完整，不成系统的语言学研究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