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读完一本著作以后，你有什么领悟呢？不能光会读哦，写一篇
读罢一回梁慧星老师所写的《裁判的方法》，从不知道何为民法解释学，到现在对民法解释学理论情有独钟，也加深了我对民事诉讼法学习的兴趣。说到此书，不得不提及的是梁老师致力于中国建设以及完善法治之路的拳拳之心，日月可昭，让我们这些晚辈很是敬佩，这本书是梁老师写给中国所有法官的，告之以先进的理论与独有的审判艺术，以充分的理性思维，按照裁判独有的逻辑公式进行审判，此书独具特色，百读不厌。
自学习民事诉讼法以来，一直觉得很多程序、细节让人难以把握，加上阅读此书，体会到法官审判工作的复杂，想起在法庭上，法官的一锤定音，一判影响他人人生后来的道路，当然，不及刑事诉讼这可带来关于生命、权利义务的剥夺的后果，然而也顿生法官审判之不易的感觉。法官的审判是以经验进行堆砌，因此对于一个新晋法官而言，《裁判的方法》一书是审判时候一切不解抑或烦恼的答案，梁老师会以此文字形式给你答疑解惑。
读完全书，我深刻理解了《裁判的方法》一书本身所阐释的是法律工作者特别是一名法官如何判断证据，如何适用法律的问题。梁慧星教授总结说：“一个判决是否正确、妥当，就看它是否符合这个裁判逻辑公式”，这个裁判逻辑公式就是指形式逻辑的三段论。法律法规为大前提（T→R），案件事实为小前提（S=T），裁判为结论（S→R）。简言之，大前提既定法律规则是对典型行为典型关系的处理，小前提个案事实是对争讼案件中的.行为与关系的确认，裁判结论即法院裁判，则是对涉案当事人关系和行为的评价，以及对涉案当事人权益的处置。由此可见，虽然法律规则是法官裁判的潜在标准，但是，具体的个案事实才是案件处理的真正基础，法官的具体审判工作也是从案件事实的认定开始的，然后才返身去寻找法律规则（S→T→R）。通过对此书的阅读，再结合老师课堂上所讲的案例分析以及各类案件的审判，我感觉对于审判思路的基本脉络有了整体性的认知，真正明白了所谓法官审判就是“审查证据—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的过程。
在本书中，梁慧星老师对于法官的审判艺术研究的极为透彻。他在阐述法官如何判断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方面并没有用特别多的篇幅，反而着重强调了不同种类的证据的证明力。鉴于学生在阅读一些民事案例时也，对证据种类产生过一些疑问，所以仔细阅读了这部分内容，但是我发现梁老师对于侦查机关所作的侦查笔录，以及法院所作的审判笔录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应该算作何种证据也没有充分阐述。依照现有法律规定，民事诉讼证据种类有书证、物证、视听
然而如今，中国的法官们以其扎实的事实认定和极具人情味的劝戒调解，将大量纠纷解决在基层，其背后的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依据地方性知识和朴素的道德正义观念对具体个案所作出的正确的实质判断，随后引据的法律条款只是让这种判断获得了国家权力的威严，仔细阅读基层法院的大量裁判文书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这一点。这种方法可能是他们回避专业知识结构缺陷的策略性选择，但另一方面，我国历来讲究天理人情，普通百姓的正义观念是直观朴素的，因此，我们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裁判的确应当符合生活常理，否则，它们必将遭受民众的强烈质疑和挑战，现行人身损害赔偿制度中的城乡差异论争便是例证。在寻找法律依据之前的实质判断，可以使案件的处理合乎情理在先，法律规则的选择适用又使裁判结果合乎法理在后，这样，争讼的处理结果自然更容易为当事人接受。因此，这种先行的实质判断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事实上，法律制度发达的英美国家中，陪审团的有罪无罪判断就是在职业法官适用法律之前的实质判断。
《裁判的方法》整本书都是以法官如何审判为核心进行，不仅讲到了如何认定事实，更花了很大篇幅分析作为一个法官每天都在做的工作。看了这本书，学生初步掌握了民法解释学，且我尤其喜欢这本书的第二讲，这一部分语言通俗又严谨，把一般法官在司法实践中所采用的各种解释方法都写清楚了。学生通过对法律条文、立法文献及其附随情况的精准解释的阅读理解，都能够窥见不少法律规范的法律意旨。我理解梁老师所要表达的真正含义是：人民法官对个案的解释应采取文义解释、体系解释、扩充与限缩解释、系统解释、当然解释等方法，而且应严格掌握解释方法的使用，首先采用文义解释，其它解释方法应该为辅助方法。在此，我着重看了对“当然解释”的阐述。据梁老师的阐述，“当然解释”的法理根据是所谓“举重以明轻，举轻以明重”，这种解释方法似乎与《唐律》中所规定的“断罪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在举轻以明重”很相似，但是我疑惑的是当然解释这一解释方法中对于“轻”与“重”两个事实之间是否存在相似性，解释者在运用此种方法的时候对于孰轻孰重的判断是否体现了解释者内心的利益衡量，这里更多的是凭借解释者毫无杂念的理性分析，抑或是对于良心还是利欲的驱使。
通读此书后，我觉得本书就是告诉我们：审判的方法是什么，怎么去进行审判。民事诉讼法的学习或许仅限于这一学期，然而各种民法分则的适用也离不开民事诉讼，每个民事案件的审理必须走过法院这一程序，法官所审所判即让我们看到《裁判的方法》在真正司法实践中的运用。但愿中国的法官们都以良心进行审判，以专业冷静的头脑敲下法庭那神圣的锤子，切莫作出违背社会道德良心的判决。
《法律之门》是美国各大法学院比较通用的一本法律教科书。作为法律专业人员，在研读之后，第一感觉是上大学时都干什么去了，这么好的书竟然没读？不过，晚虽晚矣，但终于已经阅读了。读后有以下拙感，籍以自勉。
《法律之门》从内容上来看，有其广泛性（不仅全面介绍了英美法律、而且深入浅出地描述其适用过程）、生动性（不是冷冰冰的说教，而是集法理、判例、文学素材、相关
法律是什么？作为法官，我们虽然每天都在运用法律，但如被问起这个问题，如何作答？我还真不知道。在我们日常处理的案件中，有两种模糊性的来源，即事实上的模糊性（发生了什么？）和法律上的模糊性（对所发生的事实运用什么法律？），而真正确定的东西在我们裁判之前是不存在的。那究竟法律是什么？美国著名大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说：“法律就是法院事实上将做什么的预测，而不是其他的虚伪和矫饰。”在现实生活中，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我和他的想法一样。
在司法过程中，一旦技巧和工艺占了统治地位，就会导致文牍主义的结果——对于所有遭遇这一结果的人来说，这都是一件可悲的事情。法官是工匠吗？对于法官的要求仅仅是要求其明了裁判的技术原理、解释规则、法律术语，以及推演结论和发现答案的方面，就足够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作为法官，我们有我们的价值观，我们裁判的目的是寻求正义，我们崇尚正义。
何谓正义？记得罗斯柯庞德曾经说过：“我们都需要地球，都有大量的愿望和要求需要满足。我们有那么多人，但却只有一个地球。每个人的愿望不断地与邻人相冲突或者相重叠……即使这些物资手段无法满足人民的全部需求，至少也应该尽可能地人人有份。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法律的目的在于正义。我们不以为正义是一种个人美德，我们不以为正义是人们之间的理想关系。我们以为正义是一种制度，我们指的是这样一种关系的调整和行为的规则——它将使维持生存的物资、满足人类享有物质和采取行动所需求的手段，能够尽可能地在最小摩擦与最少浪费的情况下人人有份。”依庞德之见，法律体系的设计是用来决定在物质财富和生存空间方面相互抵触的需求之中，何者应被认可和保障，何者应被否认和拒斥。法官，是上述判断的裁判者，用正义的理念指导裁判。
所以，相对于优秀的技师，法官应该具有更深层的关于价值的追求。虽然争议不是一件可以抓取或者固定的东西，但通过我们的裁判，至少可以使结果更接近正义，更趋向正义。我认为法官不仅应当是一个优秀的技师，而且亦应当是一个具有深邃思想的哲人、一个具有崇高道德标准的好人。法官不仅在适用法律，同时亦是在创造法律。
大多数美国人将法律视为解决纠纷的主要途径，尽管他们可能在这一过程中输掉法律战役和金钱，这种“诉讼爆炸”往往使人们成为了“司法帝国”的奴隶。现阶段，我国的“诉讼爆炸”亦初露端倪。前面已经陈述了法治的目的是为了规制人民在物质分配方面的`行为，以最少摩擦和最小浪费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所以，这种以法院为单一途径的解决方式，是否已经妨碍到了我们社会的法制健康？诉讼泛滥使我们的法院没有能力及时、经济而有效地施以救济，诉讼泛滥同时又使法院超越自身的能力与合法性而将触角伸向不该伸向的领域，不仅要求法院处理公民好讼喜争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又将法院力所不及的社会难题一股脑推向法院这个看似终极的处理方式。
有鉴于此，西方国家将目光投向了小型社会的调解机制。在美国，有美国律师协会、美国司法部、美国仲裁协会、调解和冲突解决研究会以及许多社区团体，正尝试运用以社区为基础的调解，以解决微小的个人纠纷，这将提供一个更人道、反应更灵活且更易于接近的司法形式。这种形式的纠纷解决，其抚慰与合意的性质在社会越来越多的批评对抗制审判和威胁性制裁的状况下，更具有吸引力。或许在现有法律体制的正式程序之外，某些纠纷所涉及的实体正义能够更好地实现……这仿佛与我们现在提倡的庭外和解以及法院内部要求的调解解决纠纷的方式不谋而合。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我们应该更多地寻求法院之外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
于是，我们又回到了正义的话题。正义，作为法的目的，是个人生活与拥挤的世界里所有人的活动之间的理想化的妥协。我们的司法程序寻求这种理想化的妥协，而法院之外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则从个人活动的主体角度去发掘，让活动的个体从主观上去同意妥协。这不仅是纠纷解决的方式，更是纠纷解决的艺术。
美国的法学不是没有深刻的理论，它的理论体现为一种面向民众的说理，虽没有德国哲学的繁琐和法国文学的浪漫，却有着古罗马演说家的激情和雄辩。
“法的门前有一位守门人在站岗……”而我已经从门外走进去了……
西窗法雨读书笔记【篇一】
刘星的《西窗法雨》一书，由一篇篇简短的小文章构成，多数以一个事例讲述一个个与法律有关的观点。全书都在表达着西方人眼中的与法律这一主题有关的不同的观点，这不难从书名开的是西窗，下的是法雨中看出。
书中观点很多，其中的“‘上下关系’还是‘契约关系’”一节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一节开篇即“颠覆”了我对契约的认知。最初接触契约一词，是在高中历史书上中卢梭的一个观点中，那时老师为了方便我们理解，简单的告诉我可以认为就是签订了合同。而在我看来合同就只是两家公司为达成合作而签订的文件，并无它意。事实却不然，在西方人的观点中，契约不仅存在于私领域，也存在于公领域。因此，在他们看来政府在管理国家的时候，是与民众有一个“社会契约”的关系的。为了证实这一点，他们甚至编织了一个古代故事：认为远古时期人们处在自然状态中，后来大家为了共同生存便签订契约组成社会，再后来又与政府签订契约授予政府权力。也正因为这一层原因，政府在行事时必须按照与民众订立的契约行事，维护民众利益。而一旦政府所做之事违背契约时，民众也有权推翻这一政府，与新的能够维护其自身利益的组织重新订立契约。从这一点出发，西方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更多体现的是契约关系。
但在我国，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更多给人的感觉是一种不平等的上下级之间的关系。这不难从最近的热点事件中一探究竟。还记得上个月的一篇“小伙为办护照返乡六次多跑3000公里”的报导。相信这也是很多民众经历过的，排了长长的一条办证队伍，到自己办证时工作人员一句材料不齐，然后让你备齐材料再来，一番折腾后你又得排长长的队伍去办证。这不免让人觉得办证的政府工作人员没有维护我们的利益，浪费了我们的时间精力，更有甚者会认为其有凭一己权力玩弄民众之嫌。
我们不可否认，西方的法治发展起步比我们早，发展水平比我们高，许多制度比我们完善，许多研究比我们透彻。我们需要学习的不仅仅是前文中的这一观念，为了更好地推进我国法治发展进程，深化依法治国，在立足本国国情的前提下，我们需要向西方学习的还有很多。相信这也是作者刘星写作此书的一个原因。
西窗法雨读书笔记【篇二】
《西窗法雨》耳闻已久。似乎在校长推荐书单，又似乎还未踏入大学校门，就被推荐为法学入门书籍。加上著者便是法大的教授，说不得，更要去捧个人场。似乎是趁着双十一的时候入手的?因为是随笔杂感一类的书籍，前后没什么直接关联，然后书籍本身装帧的很有文青的感觉，薄薄的一本也方便携带。手头没书看了，就信手翻几页。是以最后整理摘抄之时才发觉竟有两个书签共存。似乎每次都是扯一通有的没的才切入正题。依旧按着外貌协会的`审美标准说一下第一印象。封面很独特，是布料的触感，纹路清晰分明，非常有阅读的欲望。大概属于摆在书架上，但凡看到了，不论买不买、借不借、在不在书单、赶不赶时间，总要抽出来翻几页的感觉吧。
于是乎，这基础分瞬间就八分起跳了。再来说点内容。窃以为，法学入门之类的评价有些过誉。不可否认，这本书的确有普法的初衷，若是凝练成一篇论文的篇幅，估计我会没啥顾虑的打上九分。但抻成一本书的厚度，就未免有些脆弱。翻来覆去都是一个意思，不过做了点文字游戏。所以会兴趣索然，翻几页就又搁在一旁。总感觉，作为法律方面的书， 逻辑链不是很强，没有以理服人的无懈可击的感觉。更像是在摆明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只有论点，没有论据。可能和我个人的口味不是很吻合。最后，说一下推荐指数。书的内容打在7.6，配合装帧大概8分左右吧。买了也不后悔，也没有捡到宝的惊喜。不过封面手感真心非常赞!!!
西窗法雨读书笔记【篇三】
相信每个法学院学生在刚刚踏入这座大门、对“法律”这个字眼如饥似渴的时候，你的书单上都会出现“《西窗法雨》(刘星)”的身影。就算你当初在浩如拾贝的书籍沙滩上，遗漏了这颗珍珠——像我一样——也不怕，它随时准备好，润物细无声。
不要小看这短小精湛的十六开本，当真浓缩的都是精华。里面正文部分收录了73篇连载于《南方周末》专栏的短文，短文把每个英美法判例作为一个小故事娓娓道来，结合中国的世情民风，引出人们对法理的思考，将西方的法律文化洒进每个中国读者的心中。这本书最早出版于1998年，在当年国民的法律意识尚且朦胧的时代，当真是一场甘霖。
篇篇讲法，却远胜那些厚重的只能放在图书馆架子上的法学典籍。像一位师长，更像一位游历归来的老友，拉着你的手，在三杯两盏淡酒间，讲述一个个取意盎然的故事，正是“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开题第一篇从苏格拉底之死讲起，我想，这也是作者从西方法律文明的开端时期讲起的一种隐喻，也是作者在敬告读者，想要了解法律了，首先，你要敬畏法律。漫谈开来，从戏剧《安提戈涅》中法律与宗教的关系到1801年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违宪审查权的确立，从对法官的作用的思考到辛普森案中刑事审判与民事审判的结果迥异的考量，每一个小故事都像星星点点的火种，点燃人们对法理、对中国社会的法律现状的无尽思考。
比如，我在《官司的成本计算》这篇，获得的启发很大。“法治”的精义到底是什么?这在当前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更值得我们好好思考一下。我们过去提倡法治，要依法治国，增强公民的法治理念，最好事事都翻开法条，找一找“该怎么办”?怎么维护我们那点权利。我想，这种提倡是在过去改革开放不久人们法治意识尚很淡薄的时期谈的，经历了十余载的发展，在法治初有成效的今天，我们应该反思，“凡是必讼”真的是好事吗?“法治”是社会治理的一种手段，并且在各种治理手段中，法律具有最高的权威。因此，法律的使用必须追究社会治理的效益，而非本末倒置，为了“法治”而“法治”，最后导致刻板地追求“事事必讼”。相反，我们应当强调的是，在承认法律在各种社会治理手段中的最高地位的同时，不可否认甚至应大力提倡多管齐下，积极运用其他社会成本较小的手段。这让我们想到中国传统的“和为贵”思想，简直是一种零成本的“低碳、环保”的社会治理方式。在社会效益这一目标的指引下，为了使社会收入大于等于社会支出，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一个人为了一根头发起诉，那么这场官司的时间、人力、财力、物力成本综合起来的消耗、付出，将远远大于一根头发的价值，那么这场官司的价值是零，甚至负。结论就是完全不应启动这场官司。因此，书中告诉我们，有许多西方人认为，“法律解决纠纷的功能最好不要无限膨胀，否则官司越多，不仅个人的收入少于支出，而且社会的收入也会少于支出”，越来越穷，显然违背了“法治”的初衷。这时，就该及时运用到道德、习惯等调节杠杆，“凡事必讼”既伤和气又浪费资源。
《西窗法雨》就是这样带给我们更广阔的视野，引领我们进行更深度的思考，把高高在上的法律揉进家长里短，将僵硬的法律技术打碎，交由我们细细品味，化百炼钢为绕指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