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当代的智者说，对于传统人们至少应该怀有一种温情的敬意，《欧洲中世纪史》
每天晚上睡觉前躺在床上看上十几页，厚厚的《欧洲中世纪史》我花了四周才看完。对这一段西方的历史知识我是欠缺的，因为如此我以前发过不少谬论，一位网友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向我推荐了这本书。感谢这位网友。匆匆读完，很难说从中收获到了什么或者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但在读书过程中，我也不断地思索，这些思索大多是和中国有关的--中西的对比一直是吸引我的话题。
比如书中谈到欧洲的统一之难，自古罗马一分为二后，欧洲就不再统一过，最多只存在名义上的统一，而实际上是一个国家内众多小的公国并列。即使是在一个小地方比如如今的法国境内，统一也是短暂的，更多的时候是公国之间的战争。他们虽然承认国王的存在，自己只是国王的臣子，但国王对他们的约束很小很小，有时候他们甚至想取而代之。国王只是一个大点的领主，或者基于血缘的关系而被承认而已，在大多数时候它都不是一个政权的首领。读到这些，我自然想到我们的中国。小小的欧洲(不包括现在的东欧和苏联)统一尚且如此之难，地质差异十分明显的大中国的统一该是多么困难啊。但中国做到了，在很早的时候就做到了，这绝对是个奇迹。当然中西差别也就突显出来了。一方面，一种文官的治理代替了领土分封、科举
下一个问题就是战争的差别。欧洲是连绵不断领主或贵族之间的战争，而在中国是反复的改朝换代的战争，谁更让人难以忍受一点呢?同时欧洲存在一个骑士阶层，他们是为战争而生的人，他们只听命于自己的主人，因为他们不用工作而靠自己的领主养活，其责任就是保护他们和为他们打仗。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阶级划分的设想在中世纪得以实现。在治人者(国王和贵族)和治于人者(劳动者)中间，另外还有一个战士阶层，他们的美德是忠心和勇敢。而在中国，战士听令于国王而不是贵族、他们的任务是保卫国家而不是保卫自己领主的土地、它也不是个阶层而只是个职业。中世纪的骑士不用耕种土地，农民和农奴不仅要养活国王和贵族，还要养活骑士。而在中国当国家不需要那么多军队的时候，一部分战士就离开军队谋求另一种职业。在很久以前我读到柏杨的书说中国战争之多，以至于中国人养成不会笑的传统，因为中国人始终生活在苦难之中。但当我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我想欧洲的战争只怕比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领主和领主之间的战争，公国和公国的战争，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战争，再加上后来宗教组织发动战争，只怕欧洲人比中国人更少享有和平的机会。
提到宗教，不能不谈，中世纪也离不开宗教，没有基督教会就没有中世纪。《欧洲中世纪史》谈到了宗教的影响，包括哲学、艺术、建筑、文学等等方面直到人的精神层面。作者对教会作用的肯定，如前面提到，不单因为它承接着现代西方文明，也因为道德的原因。关于前者，作者也毫不掩饰提到中世纪未期伊斯兰文化对西方的启蒙，包括哲学、科学、医学、天文等等方面，但教会人士自己对伊斯兰文明的吸收和发挥也是至关重要的。而关于后者，也是我十分看重的一点。理性的康德说，我们无法从理性去判断上帝到底存在不存在，但为了道德的原因我们必须假定上帝的存在。对于这点，《欧洲中世纪史》的作者大概也没有异义，所以即使教会在道德上不总是那么光彩甚至让欧洲陷入到了黑暗之中，但作者还是持宽容的态度，总体上肯定了教会在道德层面上对社会所起的作用。在我看来这也是作者最看重的一点。而关于那些野蛮的行为，作者只是把它看成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一个过程--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但对于非西方人，尤其是中国人的我来说，事实就并非如此了。道德不应该来自于上帝的.谕意，而是来自于人内心的感情。我们完全可以抛开宗教谈论道德。后来欧洲的启蒙时代的一些思想家也持这样的观点，因此在他们看来中国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之国，而欧洲的思想是贫瘠的。如果我们不是一个西方中心论者的话，那么对这样的观点就不会感到诧异了。
总的来说，《欧洲中世纪史》一书口味是适合于西方文化保守派的(在中国则反过来了，合适于中国的激进派)，即使是中国文化的保守派的我来说，虽然对作者的一些历史解读不以为然，但对作者对历史总的态度我还是欣赏甚至是感动的。当然这只一本单纯地介绍欧洲历史的书籍，作者没把欧洲和中国拿来对比，虽然在写中世纪时作者不可避免地提到了伊斯兰文明，也只是客观的介绍而无主观的比较。光看这本书的名字，我也不应该期望找到关于不同文化对比的论述，但对于这方面有着强烈欲望的我来说，看完此书不免有些遗憾。如果有人只是想单纯地了解欧洲的那段历史，那么这本书无疑是个很好的读本--尽管在我看来它对自己的评价有些过于正面了，但不也至于偏颇得让人反感。
正是因为欧洲的战争，其实就是中东，还有印度，这些三大宗教发源地，在这些地方，战争和生活的苦难都要超过中国，也正是因为这个重要的因素，产生了三大宗教，而中国却没有;宗教就是为了约束现世的苦难制造者而产生的!
是的，苦难时人们更向往这个精神的寄托--宗教。
但是，中国也正是在最苦最乱的时候，即春秋战国完成了去宗教化，用世俗伦理代替了宗教说教，使之后的中国不同于世界上的其它地方，在其它地区，宗教和政治是合而为一，自然宗教自由就没有了。而中国宗教和政治是分开的，中国人就多了许多别的地区没有的宗教自由。
面对苦难，中国人作了一个十分特殊的选择，它把人们的目光从天上拉到了地上，从脱离现实到更关心现实。
当阅读了一本名著后，相信你心中会有不少感想，需要写一篇
《中世纪的城市》读后感1000字1
偶然发现，欧洲并不是印象中像美国那样的现代化大城市，恰恰相反，欧洲城市所展现的深具文化底蕴的古典之美，宏亮的钟声，高大圣洁的教堂，一群腾飞而起的白鸽，欧洲的城市宛如蒙娜丽莎般神秘与圣洁。而这一切都与欧洲丰厚的历史底蕴息息相关。而想要探寻欧洲城市的起源，我们必须得看看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朗的《中世纪的城市》。根据亨利·皮朗的描述，我们发现现代大城市直接来源于中世纪欧洲的城市。而中世纪的城市，则开始于商人围绕设防地点——城堡和市场——的聚居地。
欧洲和中国一样，总有来自受野蛮民族侵袭的危险。伟大的罗马帝国在晚期，也被来自北方的日耳曼人所征服了。但是，野蛮人并没有形成统一的中央政府，而是建立了各种独立的日耳曼小国，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欧洲民族国家的前身。欧洲的这场变故明显使帝国文化粗俗化。当时的欧洲，罗马天主教是保持文化和精神统一的唯一力量，是罗马文化的直接继承人和保护者。9世纪，由于穆斯林的入侵，欧洲人失去了地中海控制权。在一个没有贸易的世界里，农耕成了欧洲文化的主流，权贵们也都搬到了乡下的庄园。一直到10世纪，整个社会才恢复秩序，教皇发动的十字军东征最终把地中海控制权再次夺回，欧洲文明再次复兴。
一开始，商贩们只是在各个城堡做些流动的小生意，主要满足各个城堡女主人的需要。后来，有着固定时间的流动集市初步出现，商人们也开始在城堡附近租地定居。之后，他们干脆购买城堡周围的土地做起了长久的买卖。再后来，由于生活成本的增加，城堡的拥有者干脆把城堡卖给了商人，商人们的地盘就这样逐步扩大，以城堡为中心的城镇也逐步形成。随着城镇贸易的扩大，商人们开始利用领主和教会间的矛盾、教会和国王间的矛盾、国王和领主间的矛盾逐步获得更大的土地所有权和自治权，如此一个个城市就在欧洲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这些12世纪的中世纪城市，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个大小不等的公社，筑有防御工事城墙，靠工商业维持生存，有特别的法律、行政和司法。
而共同拥有城市的商人就是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市民。就像那句著名的德国谚语所说的那样，“城市的空气使人变得自由”。市民首先争得人身自由，其次在城市内部建立自行处理商业和市民矛盾的特别法庭，之后又开始建立城市自身的治安体系、废除与城市工商业不相融的苛捐杂税，最后获得更为广泛的政治和地方自治权。
从亨利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知道，商业的发展与欧洲中世纪城市的发展息息相关，商业的复兴直接促进了中世纪城市的形成。而在现在的中国，我们是否应该注意到工商业在城市发展的作用呢？如何引导工商业良好发展，其实在城市的建设中同样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值得我们去深思以及进一步探究。
《中世纪的城市》读后感1000字2
在第一章中，亨利着重论述了地中海对欧洲商业的重要性，更甚至于认为“（罗马）帝国的存在依赖于它对（地中）海的控制权，如果没有这条重要的交通线，则对罗马世界的管理和供应都是不可能的。” 是的，尽管在3世纪罗马帝国发生了经济大危机，但它对地中海的航海贸易并未构成多大的威胁这使之它与内陆各省的经济产生了鲜明的对比。亨利认为尽管欧洲在5世纪时期发生了日耳曼民族的大规模的南侵事件，但“在入侵时期之后地中海并未失去其重要性”，原有的罗马帝国统治者以及后来的日耳曼人无不把地中海作为他们的关注重心，以至于它成为罗马帝国迁都拜占庭以及几乎所有的日耳曼种族都把入侵目标不断向地中海靠拢的重要原因之一。并且地中海也成为东西罗马帝国以至于后来墨洛温王朝与拜占庭帝国之间进行不断联系与交往的关键纽带，因此使得他们之间的各个方面的区别不会太大。
然而这一切的秩序在穆斯林的入侵之后被打破了，“地中海曾经是一个罗马湖，现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个穆斯林湖”。他的入侵封闭了地中海，同时也就使得“拜占庭帝国与西部日耳曼诸王国的纽带断裂了”，这使得西部的重心从地中海沿岸向北转移，这使得像马赛这样的商业城市逐渐没落。而北部萨克森人及诺曼人的入侵使得商业活动范围更加缩小化，在这种情况下导致了法兰克王国的兴起，并使之成为欧洲西部的重心。由于地中海的封闭使得系，西欧与东欧逐步走上了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使的他们之间的发展差异性越来越大。
在欧洲商业经济没落的状况下，本应该随之衰落的城市和城堡却因为教会所保存下来。但它们的主要功能却放发了改变，成为了主教们的驻节地，为了抵御蛮族的入侵，城堡成为了军事防御地与避难所。而后来复兴的商业就在他们周围产生。
在10世纪时，西欧进入了相对和平的`发展时期，人口增长，使得商业也不断复苏起来。南部以威尼斯为代表，北部以弗兰德尔为代表，二者的经济活动不断向中部辐射，从而带动了整个西欧商业经济的复苏。
而商人这一群体的再现实则最早是从众多的流民中发起的，他们之间进行相互合伙组成商业群体，进行或近距离或远距离的商品贸易，“他们不仅是自由人同时也是享有特权的人，摆脱了仍然压在农民身上的领地权利和领主权利”。
对待城市制度，“君主们总是倾向于支持他们的一方”，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领主权利加强了王权。
城市使得一种新的财富观念产生，“它不仅包括土地，而且包括货币和可用货币估价的商品”。城市也使得“古典时代以来第一批世俗学校的出现”，尽管在文艺复兴以前，这些学校的教育仅限于初级教育。城市居民将他们的“世俗精神与对宗教的热忱结合了起来”，尽管市民阶级经常与教会发生冲突，但并没有因之与宗教完全对立起来，这一切则将留待于以后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
《中世纪的城市》读后感1000字3
在第一章中，亨利着重论述了地中海对欧洲贸易的重要性，更甚至于认为“罗马帝国的存在依赖于它对地中海的节制权，若是没有这条重要的交通线，则对罗马世界的管理和供应都是不可能的。”是的，尽管在3世纪罗马帝国发生了经济大危机，但它对地中海的航海贸易并未构成多大的威胁这使之它与内陆各省的经济产生了鲜明的对比。亨利认为尽管欧洲在5世纪期间发生了日耳曼民族的大规模的南侵事务，但“在入侵期间之后地中海并未失去其重要性”，原有的罗马帝国统治者以及后来的日耳曼人无不把地中海作为他们的关注重心，以至于它成为罗马帝国迁都拜占庭以及几乎所有的日耳曼种族都把入侵目标不断向地中海靠拢的重要原因之一。并且地中海也成为东西罗马帝国以至于后来墨洛温王朝与拜占庭帝国之间进行不断联系与交往的环节纽带，因此使得他们之间的各个方面的区别不会太大。
然而这一切的秩序在穆斯林的入侵之后被打破了，“地中海曾经是一个罗马湖，现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个穆斯林湖”。他的入侵封闭了地中海，同时也就使得“拜占庭帝国与西部日耳曼诸王国的纽带断裂了”，这使得西部的重心从地中海沿岸向北转移，这使得像马赛如许的贸易城市逐渐没落。而北部萨克森人及诺曼人的入侵使得贸易勾当范围更加缩小化，在这种环境下导致了法兰克王国的兴起，并使之成为欧洲西部的重心。因为地中海的封闭使得系，西欧与东欧逐步走上了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使的他们之间的发展差异性越来越大。
在欧洲贸易经济没落的状况下，本应该随之式微的城市和城堡却因为教会所保存下来。但它们的.主要功能却放发了改变，成为了主教们的驻节地，为了抵御蛮族的入侵，城堡成为了军事防御地与避难所。而后来回复的贸易就在他们周围产生。
在10世纪时，西欧进入了相对和平的发展期间，人丁增长，使得贸易也不断苏醒起来。南部以威尼斯为代表，北部以弗兰德尔为代表，二者的经济勾当不断向中部辐射，从而带动了整个西欧贸易经济的苏醒。
而商人这一群体的再现实则最早是从浩繁的流民中发起的，他们之间进行相互合股构成贸易群体，进行或近距离或远距离的商品贸易，“他们不仅是自由人同时也是享有特权的人，脱节了仍然压在农夫身上的领地权力和领主权力”。
看待城市轨制，“君主们老是倾向于支持他们的一方”，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领主权力加强了王权。
城市使得一种新的财富观念产生，“它不仅包括土地，而且包括货泉和可用货泉估价的商品”。城市也使得“古典时代以来第一批世俗学校的出现”，尽管在文艺回复以前，这些学校的教育仅限于初级教育。城市居民将他们的“世俗精神与对宗教的热忱连系了起来”，尽管市民阶层经常与教会发生冲突，但并没有因之与宗教完全对立起来，这一切则将留待于以后的文艺回复与宗教改革。
欧洲中世纪城市的起源
偶然发现，欧洲并不是印象中像美国那样的现代化大城市，恰恰相反，欧洲城市所展现的深具文化底蕴的古典之美，宏亮的钟声，高大圣洁的教堂，一群腾飞而起的白鸽，欧洲的城市宛如蒙娜丽莎般神秘与圣洁。而这一切都与欧洲丰厚的历史底蕴息息相关。而想要探寻欧洲城市的起源，我们必须得看看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朗的《中世纪的城市》。根据亨利·皮朗的'描述，我们发现现代大城市直接来源于中世纪欧洲的城市。而中世纪的城市，则开始于商人围绕设防地点——城堡和市场——的聚居地。
欧洲和中国一样，总有来自受野蛮民族侵袭的危险。伟大的罗马帝国在晚期，也被来自北方的日耳曼人所征服了。但是，野蛮人并没有形成统一的中央政府，而是建立了各种独立的日耳曼小国，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欧洲民族国家的前身。欧洲的这场变故明显使帝国文化粗俗化。当时的欧洲，罗马天主教是保持文化和精神统一的唯一力量，是罗马文化的直接继承人和保护者。9世纪，由于穆斯林的入侵，欧洲人失去了地中海控制权。在一个没有贸易的世界里，农耕成了欧洲文化的主流，权贵们也都搬到了乡下的庄园。一直到10世纪，整个社会才恢复秩序，教皇发动的十字军东征最终把地中海控制权再次夺回，欧洲文明再次复兴。
一开始，商贩们只是在各个城堡做些流动的小生意，主要满足各个城堡女主人的需要。后来，有着固定时间的流动集市初步出现，商人们也开始在城堡附近租地定居。之后，他们干脆购买城堡周围的土地做起了长久的买卖。再后来，由于生活成本的增加，城堡的拥有者干脆把城堡卖给了商人，商人们的地盘就这样逐步扩大，以城堡为中心的城镇也逐步形成。随着城镇贸易的扩大，商人们开始利用领主和教会间的矛盾、教会和国王间的矛盾、国王和领主间的矛盾逐步获得更大的土地所有权和自治权，如此一个个城市就在欧洲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这些12世纪的中世纪城市，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个大小不等的公社，筑有防御工事城墙，靠工商业维持生存，有特别的法律、行政和司法。
而共同拥有城市的商人就是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市民。就像那句著名的德国谚语所说的那样，“城市的空气使人变得自由”。市民首先争得人身自由，其次在城市内部建立自行处理商业和市民矛盾的特别法庭，之后又开始建立城市自身的治安体系、废除与城市工商业不相融的苛捐杂税，最后获得更为广泛的政治和地方自治权。
从亨利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知道，商业的发展与欧洲中世纪城市的发展息息相关，商业的复兴直接促进了中世纪城市的形成。而在现在的中国，我们是否应该注意到工商业在城市发展的作用呢？如何引导工商业良好发展，其实在城市的建设中同样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值得我们去深思以及进一步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