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斯坦利·霍尔
出生地：美国马萨诸塞州
生卒年：1844——1924年
历史评价
斯坦利·霍尔（Granville Stanley Hall），美国心理学家、教育家，美国第一位心理学哲学博士，是美国心理学会的创立者，发展心理学的创始人，将精神分析引入到新大陆的第一人，也是冯特的第一个美国弟子，被誉为青春期心理学之父。
霍尔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艾士非（Ashfield）的乡村，病逝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渥斯特（Worcester）。父母均为教师，他兴趣较为广泛，自幼胸怀大志，14岁便立志离开农村，要在世界上做些事情并且要有所成就。1863年，他进入威廉学院，学习多门学科，其中包括对他印象极深的进化论，同时对哲学也非常感兴趣。后来，进化论强烈地影响到他在心理学方面的发展。1867年毕业时，他赢得了很多荣誉。
毕业后，霍尔进入纽约联邦神学院呆了一年，但准备当牧师的“吸引力”对他来说并不是太大。在神学院，他对进化论的兴趣给他带来了不利，因而得不到重视。后来，在著名传道士H。W。比彻的劝告下，1868年霍尔赴德学习。
先在波恩大学学习哲学和神学，后去柏林大学钻研生理学和物理学，1870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在这段时间里还常常夹进一些浪漫的小插曲。他常常去啤酒店和剧院，对一个出身清教徒的青年来说，这些都是十分大胆的行为。1871年，霍尔回到美国，但面临失业，又负了很重的债，当时他只有27岁。为了偿还债务，他先在一个乡间的教堂里布了10星期的道，后来又当了一年多家庭教师。1872年，供职于俄亥俄州安蒂奥克学院，执教英国文学、法语、德语、哲学，同时还当过图书馆管理员，领导过唱诗班等。
1874年，他读了冯特的《生理心理学》，对心理学发生了兴趣，从而对他未来的职业不再犹豫。 1876年，他离开安蒂奥克学院，成为哈佛大学的一名英语讲师。在担任那个职务的同时，他还抽时间去H。P。鲍迪奇生理实验室工作，并在W。詹姆斯门下学习心理学。1878年，霍尔提出关于空间肌肉知觉的博士学位论文，由鲍迪奇和詹姆斯共同主持授予他心理学哲学博士学位。在美国，这是授予心理学界的第一个学位，也是哈佛大学在所有的研究领域中所授予的第十八个博士学位。同年，他再度赴德深造，先在柏林大学师从H。赫尔姆霍茨和克罗内克学习生理学。后入莱比锡大学师从W。冯特、路德维希等专攻心理学，成为冯特门下第一个美国学生。霍尔虽然听冯特讲课，规规矩矩地充当实验室的被试，但他自己的研究大多沿着生理学的方向进行。正如他以后的事业所证明的，他很少受这位伟大人物的影响。
1880年，霍尔回到美国，没能找到职业，但却有了一个妻子，是他从前在安蒂奥克教过的一位学生，后来重新相逢，结为伉俪。这时，对于36岁的霍尔来说，前途似乎十分惨淡。然而，1881年给霍尔带来了转机。就在这一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请他去演讲，结果他成功了。1883年，他开始筹建美国第一个正式的心理学实验室，1884年便得到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职位。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期间，他教过许多学生，其中有不少人后来成为著名的心理学家，如W。H。伯纳姆、J。卡特尔、J。杜威、J。贾斯特罗、E。 C。桑福德等，有4人后来成为美国心理学会主席。
——传世佳言——
人的心理是手造成的。
1887 年，霍尔创办了美国第一本心理学学术杂志《美国心理学》。这份杂志不仅为发表理论和实验研究成果提供论坛，而且也使美国的心理学具有团结和独立的意义。因此，直至今日，它仍是一份重要的杂志。1888年，美国富商J。G。克拉克出资在马萨诸塞州渥斯特建立克拉克大学，霍尔应邀担任第一任校长并担任心理学教授，在那儿一直工作，直到1920年退休。
在建校之初，他遍访欧洲各著名大学，取各校之长而为克拉克大学奠立良好基础。霍尔渴望使克拉克大学沿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德国大学的路线成为研究生的研究机构，这促使他重视研究，而不重视教育。然而，这所大学的创办者克拉克却有着不同想法，他没能给霍尔预想的那么多钱。直到1900年克拉克去世以前，所给的资金主要是供建立一个大学学院，这种做法，霍尔是反对的，但却一直为克拉克所坚持。尽管如此，霍尔还是亲手培养出81个心理学博士，其中W。L。布赖恩和著名心理测验学家L。M。推孟，后者还成为美国心理学会主席。克拉克大学心理学博士生中突出的学生还有A。格塞尔和H。戈达维，前者主要发展心理学研究，后者发展智力障碍研究。
1891年，霍尔自己出资创建《教育研究》杂志（后改名为《发生心理学》杂志），用以发表儿童研究与教育心理方面的研究成果。1892年，由于霍尔的努力，美国心理学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简称APA）成立，他被选为第一任主席。到1900年，即8年之后，这个学会已发展到127名会员。
霍尔还保持着对宗教的兴趣，他于1904年创办《宗教心理学》杂志，10年后停办。1915年，他创办了当前仍很活跃的《应用心理学》杂志，同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霍尔也是对精神分析感兴趣的第一批美国人之一。为使精神分析让美国人有所了解，他于1909年克拉克大学成立20周年校庆时，邀请S。弗洛伊德和C。荣格前来讲学。这是弗洛伊德对美国的唯一一次访问。1920年，霍尔从克拉克大学退休，晚年继续从事写作。1922年，当时他已78岁，对老年问题产生兴趣，写成两卷本《衰老》，这是第一次用各种语言对老年人进行大规模的心理学性质的调查。2年之后，即在他第二次当选为美国心理学会主席几个月后逝世。霍尔去世后，美国心理学会调查会员120人，评定他在世界心理学家中的地位，结果显示，其中有99人将霍尔列为世界十大著名人物之内。
霍尔在心理学上的贡献，主要在于以下两点：
1.开创发展心理学研究。虽然霍尔在莱比锡大学接受过冯特的实验心理学训练，回国后也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设立了心理学实验室，但他的真正兴趣却在发展心理学研究。他认为，就心理学以研究人性为目的观点言，实验心理学所能研究的问题太狭隘。因此，他采取达尔文进化论和当时美国新兴的.功能主义所提倡“适应”和“应用”的观点，强调发展心理学的重要性。1893年，霍尔在芝加哥世军诶博览会的一场演讲中指出：“过去我们都到欧洲去研习心理学，从现在起，我们应建立属于美国的心理学；美国心理学的特色就是儿童心理发展的研究。”霍尔提倡儿童心理发展研究的目的，并非将发展心理学作为纯基本科学的研究，而是为了配合教育的需要。霍尔的发展心理学研究，摆脱实验法，采取观察法和调查法搜集资料，而且研究范围包括儿童、青年、老年、奠定了今日发展心理学以生命全程发展（life-span development）为研究取向的基础。
2.提倡复演论解释人类身心发展。根据达尔文进化论理论，霍尔在其1904年出版的《青年期》一书中，提出了他的复演论（recapitulation theory），认为个体心理的发展反映着人类发展的历史。他认为生前胚胎期像蝌蚪形状，代表人类最初在水中生存的时期；婴儿期的爬行代表人类进化的猿猴时期；青年期情绪不稳定代表人类进化的混乱期，霍尔采18世纪文学运动的狂飚期（storm-and-stress period）名之；成年后身心成熟代表人类进化的文明期。霍尔认为青年期之情绪不稳是必然现象，故而他主张应特别重视青年教育。
传播学读书笔记1
什么是传播？传播是人类的活动，是信息的交流，当然他也离不开符号和媒介并且他的目的在于发生相应的变化，传播学读书笔记。简而言之，传播是人类通过符号和媒介交流信息以期发生相应变化的活动。他具有社会性和阶级性，目的性和计划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协同性和互动性，永恒性和历史性。依据传播范围的大小，可以分为内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跨国传播。内向传播有称人际内传播，是人们头脑里“主我”和“客我”之间的信息交流活动。这种经常发生在我们脑海里的内在的自己和自己的精神对话：包括自言自语，自我推敲，自我反省，沉思默想，内心矛盾等等，他具有隐蔽性，内动性，短途性，思维性。人际传播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之间借助语言和非语言等符号互通信息，交流思想感情的活动。人际传播可以是面对面的信息传播，如交谈，约谈，讨论，对话等，也可以是借助传播媒介进行的传播，如写信，发传真，电子信件等。组织传播也称团体传播，是指组织成员之间组织之间的信息交流行为。组织是社会中相近或相似个体有目的的组合；传播是组织结构的轴心，是组织存在的基础，没有传播就没有组织。大众传播是职业传播者和没传播机构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比如报纸书刊，广播电视，电影等向大众提供信息，知识，观念，娱乐等的过程。跨国传播指国家对外传播机构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电影以及互联网等所进行的国外受众的传播活动。
传播学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经历了一次次的革命，如语言传播革命，文子传播革命，印刷传播革命，电子传播革命，网络传播革命。从五次传播更名的后果看，每一次传播革命都将人类带进一个性的境界，新的时代，我们认为传播革命对社会进步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就像所有东西都有自己的固定模式，，大众传播也不例外，传播模式就是对传播活动的内在机制与外部联系进行的一种直观的简洁的描述，也是一种象征的拥有同时实现传播活动相同的结构属性的合乎逻辑的设想。优秀传播模式具有构造动能，解释功能，引导功能，直观的简化功能，预示功能。一般的传播模式有单向传播模式，双向传播模式，整体互动传播模式，人类已经进入信息时代，整体互动模式在社干活中显得日益重要。整体互动模式是指对人际传播，大众传播，和网络传播等人类重要传播系统的内在机制与外部联系进行的一种直观的整体的综合呈现于描述。它遵循审查批判原则，服从事实原则。
传播功能不是人类主观臆断的产物，而是人类传播活动的客观要求。传播功能是指传播活动所具有的能力及其的能力对任何社会所起的作用和效能，传播学研究中的功能主义取向，主要“聚焦于媒介的运作及其对受众所产生的效应”，探讨的是大众传播的体系和功能。从功能产生的渠道来看，它可以分为个人的功能，组织的功能和社会的功能。传播活动所具有的对个人发展的作用，或者须由信息传播的参与者个人去完成的任务这就是个人的功能。这种功能按照施拉姆的解释也叫内向型功能或社会成员自身功能。组织功能是在传播活动中，媒介组织所具有的年呢管理和作用应该完成的任务，它包括告知功能，表达功能，解释功能和指导功能。传播是一种社会需要，社会进程和社会现象，因而也必须具备社会的功能，主要包括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教育功能，文化功能。
传播作为一种传播信息的媒介，同时也遵循一定的传播原则，如可信度原则，针对性原则，有序性原则，协同性原则，实时性原则，适量性原则。
传播学作为广告宣传的重要途径，学好传播学显得非常重要。这本书让我了解到了传播学的重要组成，变革，功能及应当遵循的原则等等，总而言之，《大众传播学》是我获益匪浅。
尼克"史蒂文森（Nick Stevenson），现任教于英国诺丁汉大学社会学和社会政策学院。主要讲授《社会文化学概论》和《公民权利、身份认同与全球化》等课程。1987年，尼克"史蒂文森以一等奖获得克立大学的历史学和社会学学士。1999年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收录于《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一书。从1991年起，担任谢菲尔德大学社会研究系讲师。2001年赴诺丁汉大学任教。1996年，史蒂文森和他的同事彼得"杰克逊、凯特"布鲁克斯有机会进行一项对男性生活方式杂志的研究，读后感《传播学读书笔记》。研究成果于2001年与由政体出版社出版，书名为《男性生活方式杂志的意义生成》。他主要的研究方向是公民身份、世界主义和文化等等。
内容提要 ：
《认识媒介文化》一书较全面地对20世纪中叶以来本领域内的各相关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关于媒介文化的理论及核心观念，进行了细致精深的梳理和表述，并对各学派内的研究视点进行了分析整理，提出了别树一帜的观点，而且不乏深中肯綮之见。对当代社会理论试图探讨媒介在文化生产和文化再生产中的地位的种种方法也做了批评性的审视，阐述了一般社会理论与一系列有关媒介和信息的传播理论之间的关系，并重新评价了意识形态、结构和行动者以及媒介等等在道德准则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中的作用。
主要内容：
本书有两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注意。一是书中有些地方存在着明显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想；二是本书介绍的诸种理论流派仅集中于欧洲各国、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对世界其他各国的理论探索则几乎未曾提及，这对于全面研究媒介文化理论显然是有其局限性的。其中以史蒂文森对马歇尔"麦克卢汉思想的批判意见为精彩部分。
马克思主义的媒介理论对阶级社会中所谓“思想的自由交流”进行了批判。史蒂文森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优点，在于它指出了所有制和媒介生产的文化内容之间的联系，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滋长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形象和表达。而马克思主义媒介理论的劣势，在史蒂文森看来，在于忽视了阶级统治以外的其他统治关系，比如性别和种族。史蒂文森探讨了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媒介理论方面的3种研究成果。分别是雷蒙德"威廉斯对传播制度的研究，斯图尔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格拉斯哥大学媒介小组对电视新闻中的阶级偏见的研究。
从书中对威廉斯的介绍可以概括出史蒂文森对威廉斯的观点进行了4个方面的商榷。
（1）威廉斯忽视了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
（2）威廉斯高估了霸权的凝聚力，忽视了现代社会中价值观的离散。
（3）威廉斯没有注意到现代文化的多元性，他的“民主现实主义”脱离了现代社会的语境，过于理想化。一方面，威廉斯更多地把言论自由看作权利而不是义务，错误地以为只要强调撰稿人的权利就可以实现民主的媒介。另一方面，威廉斯希望用激进的民族文化反抗美国的全球文化，没有看到两者都必须在跨国资本主义的体系下运作。
（4）威廉斯的文化理论过分关心艺术，以文学研究的方式研究文化，但电视观众看电视的方式并不同于学者解读文学作品的方式。
其次是霍尔的研究。史蒂文森对霍尔的解码模式也提出了4点商榷意见。
（1）霍尔太强调受众和文本的关系，而没有认真评价经济和国家对文化生产的影响。
（2）霍尔沉湎于符号学的研究，不可能展开媒介民主化方式的分析。
（3）霍尔太注重话语在建立霸权方面的有效性，表现出一种“能指的狂妄自大”而忽视了其他因素。
（4）霍尔把主导性话语形式和“意识形态”概念混为一谈。当然，史蒂文森还是肯定了霍尔理论的建设性，话语和意义之间终于出现了张力。
最后是格拉斯哥大学媒介小组在1970年代和80年代初对电视新闻中的偏见问题所进行的了研究。史蒂文森认为，格拉斯哥大学媒介小组对客观性、公正性的要求，是和受众多义性的阐释实践不相干的。
与文化媒介马歇尔"麦克卢汉
加拿大的麦克卢汉认为，关注媒介的意识形态建构和符号意义建构，是不得要领。技术媒介对时间、空间和人类感知方式的影响，才是要素性的。麦克卢汉的这一思想起源于他的同胞英尼斯。英尼斯认为，偏倚时间的媒介有利于维护历史传统、中央集权、宗教和道德，偏倚空间的媒介有利于世俗制度、非集权化政治、现在和未来。麦克卢汉则认为，印刷文化的兴起培植了理性的、个人主义的文化，而电子文化使得时间和空间都不复存在，形成了一种与口语文化相似的、共同的全球文化。
书中史蒂文森首先回顾了对麦克卢汉的常见批判——媒介分析是非社会化的，麦克卢汉没有涉及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他的技术决定论是在为主导性的社会关系寻找意识形态的借口；然后指出，这些批判总的说来是正确的，但决不能因此否认麦克卢汉的意义。史蒂文森认为，虽然媒介技术不能决定文化意义，但它确实重塑了生活世界。他还认为在书写现代性历史的时候，既要避免马克思主义或功能主义的还原论，又要避免麦克卢汉的技术决定论。
史蒂文森具体指出了对麦克卢汉的4个批判层面，可概括为：
（1）麦克卢汉认为有意义构建的时间和空间已经被全球化的媒介所瓦解，是一种极度的夸张。
（2）技术不仅如麦克卢汉所言创造了各个领域的一体化，也在促进着各个领域和文化等级的离散化。
（3）媒介技术不仅可能迎来更为民主的生活方式，也使得国家能够监视民众的行为；通俗报刊也常常使用类似于福柯所说的“惩戒性权力”的技巧，将规范的行为准则强加给大众。
（4）麦克卢汉认为电子传播消除了反思性的公共领域的观点是误入歧途的。
书中还描写了史蒂文森对法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博德里亚的理论分析。他被史蒂文森称为“法国的麦克卢汉”。史蒂文森在全书的最后一章总结了大众传播研究的3种范式，并且以海湾战争为例进行了说明。第一种范式是批判研究，主要是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这些研究认为，大众传播是社会权力的重要资源。研究主要围绕大众媒介、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关注焦点是大众传播的政治
传播学读书笔记2
1老文献往往能看出新东西。
如甘惜分前辈在《对新闻理论几点分歧意见的看法》一文中，有史有论有观点，其中在第四节“关于组织舆论”一块，就和我们熟知的“议程设置”理论有所交集。小传浅见，甘老的“组织舆论”面上比“议程设置”更宽广，但讨论的深度还比不上“议程设置”。当然了，后者经历了这么多学者的挖掘开拓，深度拓展也是自然而然的。
另外不得不佩服老前辈们的精神，这篇文章1981年3月发表，其中就涉及到《报刊的四种理论》中“社会责任论”，虽然《报刊》成书于1956年，但好像是1980年11月才被人大新闻系翻译过来，新华出版社出版的吧，可见老前辈们一直在关注新闻传播的最新动态。
小传也想起，当年全国掀起一场由国防大学公方彬教授提起的“新政治观”的讨论，不久后，刘建明教授就来到广院进行了一次新政治观与新闻舆论的讲座。那次恰好是小传和小播两人接待刘教授的，午餐时还聊到刘老师和张博士关于“中国共产党宣传家是不是传播学主要原理的首创者”的商榷讨论。这个后面再说。
2新闻传播的关系不仅暧昧不清，甚至颇有冲突。
我们都知道新闻学和传播学两者“牵手”，升格为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但新闻和传播的关系一直以来也是新闻传播绕不开也说不清的问题。
首先是研究范围，有大牛说新闻的词义本身就是模糊的，故而有必要区分“广义新闻”和“本义新闻”；童兵教授也发文，呼吁“从界定每一个新闻学术语做起”。
于是，文献中不少从新闻的定义开始做基础梳理，郑保卫老师也一直对“新闻无学”进行持续的批评，人有“保卫新闻学”的雅号。但是根据小传对文献中一篇《浅谈传播学的学术定位与学科发展》一文的研读，郑保卫前辈在“传播学的学术定位”上，个人觉得把传播学“窄化”了。刘建明教授也在《传播学的玄化与细化》一文中，甚至质疑称：“传播学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但仔细研读文献后不禁发现，其实按照刘教授的观点，玄化+细化，就能成就传播学这一学科。
李希光先生和潘忠党先生就因为李希光老师的“七个问题”意见分析严重，北卡罗来纳大学的赵心树教授出面调停，精准抓住了两者分歧的一些“误会”，首先就是概念引用时的“符号误会”。即两人虽然同用新闻、同用传播，但新闻传播的“两名三意”导致两人所言并非同一件事。这就是“界定好每一个术语”的重要性。当然，两人争议的主要是新闻传播究竟是业界倾向的还是学术倾向的，这在后面我们再专门讨论。
3传播学代替新闻学？
这一提法颇有爆炸性：无论用谁代替谁，哪怕说以谁为主统领谁，听起来肯定有人不舒服。其实这也是误会大于分歧。
小传曾在本科传播学新生见面会上简单和新生聊过，传播学的研习可以关注三大明显的领域，即历史、方法和理论。当时邓老师也提到，传播学的学生要多多关注一些新闻的东西。我的观点加上邓老师的观点，就是上面赵心树老师提出的学科冠名的全面阐释。
赵心树老师认为要用传播学来冠名整个新闻传播，但是这种“冠名”没有孰优孰劣的区分。传播学下设基础传播学和应用传播学。其中基础传播学包括传播学历史、传播研究方法和传播学理论，亦即小传见面会时分享的三块内容。应用传播学包括新闻学、广告学、公关学、传媒伦理和法规等等……小传不揣冒昧，邓老师的“多关注新闻”大概提示多提升应用传播学的能力
不过更多的研究者觉得新闻传播可以更好“联姻”，美美与共，这就不用多说了吧。
4新闻传播，观点碰撞不少，商榷文献很多。
比如之前说的传播学是否是一个学科，小传之前写过一篇学科与学派的文章，这里再补充一下“研究领域”与“成熟学科”，其实两者并不冲突，也没有谁更高级谁更低端的区分。比如某一个领域可以从不同的学科进行研究；同样，同一个学科可以去研究不同的领域。
更为重要的问题在于，经历了海纳百川的涤荡后，传播学这片土地能够沉淀下什么？小传现在念传播学，方向为理论传播学与传播学史，我当然是支持传播学是一门学科的说法的，但问题不在于一个学术共同体内的某种强烈的情感，在今天传播学需要“拉出来溜溜”的时候，如何让其他的学科至少不排斥？
前面说一些老前辈对传播学有一些明确的质疑甚至是批评，想来也有必要回应一下。比如说传播学真的那么窄吗？很多时候一些研究者只看到了传统的“传递观”的传播学，甚至很多研习传播学的人不知道在这之外还有作为“仪式观”存在的传播学。
具体的商榷很多，小到新闻商品化、大到学科之争，在此不一一列举了，后面有时间我们可以单独拿出来一些重点问题剖析。这里讲讲文人商榷的一般进路以及误会消除吧。
愚以为，很多的商榷存在误读，是误会大于分歧的典范。比如刘建明教授和张勇锋老师的“首创”争议，两人一个关注“原理”一个强调“理论”，原理和理论当然是不一样的东西，张在批评刘时简单等同了。这就是误会之一：概念和对象的模糊。再比如，“太讲逻辑”。有人说，讲逻辑不是很好嘛？比如李彬教授讲新闻研究要讲“无用之用”，其本意在于呼吁大家不要以功利之心考察新闻研究，有时候看似没用确是最有用的。不过王瑞棠博士就回应商榷，其中第一部分就纠缠形式逻辑，认为李彬教授的反驳新闻功利，用的标准还是“有用无用”，本质是用实用来反驳实用，不能接受。当然，你如果一定咬文嚼字，这样的反驳对不对？有点道理的，但显然是曲解原文意义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研究范式的区分，这个不用多解释，拉扎斯菲尔德当年与阿多诺的合作失败，早就成了传播学的一个公案，这是本体论、方法论、价值论等层面的区隔，有碰撞很容易理解。
5一些其他亮点的盘点。
限于篇幅，这里简单说一下文献中的小亮点。首先是上面讲的学派研究范式对撞，于是有文献《现象学：一种可资传播学借鉴的哲学方法》，文章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统和两种范式。这篇文章阐明了现象学“本质直观”的基础，很好地解决了传统方法和思辨方法无法妥善处置的个别与一般、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问题。
我们广院的陈作平教授有一篇以结构主义方法来构建新闻理论体系的文章，当年上陈老师的《新闻报道新思路》的课程还是颇有启发的。这篇文献也很有点意思，不过我更关注其中提到的日本新闻学者山村广太郎的人的信息交流三种欲望，欲知道、欲使人知道、欲被人知道。这三种欲望能够组织成一篇很不错的分析微信朋友圈使用的小文章了吧？
黄旦教授的有功能主义向建构主义转化也是很好的文章，不过小传觉得可能篇幅限制，黄教授的讨论没能展开，不过这个视角确实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新的思考。小传其实更多关注国际关系政治学的东西，建构主义的思维确实能够在现有基础上更好地解释一些新闻传播现象。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关注下。
另外，詹姆斯·凯瑞《新闻教育错在哪里》引发的讨论已经超越了文本本身了，正如上文说的，这不仅是传递观与仪式观的区分，也不仅有实践导向和理论导向的争议。再联想到前段时间某网红对新闻学界的批评，很多时候还是站在一边指责另一边，缺乏一种沟通理解。
再者，特别想提出童兵教授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这些概念很好理解，但是真正认识到很难。现在新闻传播开始呼吁更加“科学的研究方法”，但什么是科学呢？有科学精神当然是必要的，但科学精神与科学主义不是一回事。做质性研究，就不是科学了？否也。质性研究恰恰与定量研究一样，属于实证研究的大范畴。在说到腾讯的机器人写作，怕什么？这不是我们的挑战，恰恰使我们的机会，让我们从很多低级的文本整理中逃脱出来，进行更好的文本创作。它淘汰的不是记者，而是“不太合格的记者”，优秀的记者，永远是稀缺品。机器很难理解人文，践行人文精神。小传现在在一个课题组，马上要分析返回的数据，其中有一项情感分析，我还在发愁，我们用的海量数据的分析，后面肯定要依仗机器，如何提高分析的精度，还在发愁。
最后是新闻史。很惭愧，我很不擅长新闻史，甚至是门外汉。曾经是理科生，神经又大条，搞不来。不过文献中有不少新闻史研究的东西，值得一看。这里提出来一点做结吧。
传播学读书笔记3
新闻传播学概论，从各个方面介绍了传播学要研究的内容及其传播的意义。课本的理论知识有很大的难度，但只要抓住个章节课本知识的重点话语，加一自己的理解及一些资料的辅助，就能大略的掌握课本理论知识所要表达的意思。
比如第5章的传播学的社会功能，它主要介绍的内容就是大众传播以及人际传播信息的社会作用、功能，以及传播理论所涉及的一些特殊功能性。如传播的三种社会功能：环境检测功能、社会协调功能及文化传递功能。这个章节对我们的新闻宣传工作具有启发性的内容之一。 新闻宣传的报道、采访，首先的前提就是要弄清楚传播的社会功能及它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才能让我们在这样的前提下，才能意识到信息对社会中的重要性，以及它所造成的影响和作用。才能要求我们抱严肃、严谨的态度来开展新闻宣传工作，严格要求自己今后在传播信息时，考虑到的更多是社会责任与社会作用，以此来严格要自己的工作。
第12章的传播学的批判学派以及个章中理论知识的部分，多是一些理论性知识它们大多涉及传播学研究的一些传统和现代的各种派别的理论成果，语言比较专业拗口，读起来比较生涩难懂，但对我们系统了解传播学发展路径，构建新闻传播学的体系有很好的支撑作用。
本书第7章的内容分析和信息交流、第9章受传者研究及第10章传播效果的研究，与我们的新闻宣传有很大联系，对我们新闻专业知识的学习，学习写作新闻，策划新闻等有重要的作用。只有弄清信息传播的功能、作用和地位，弄清信息传播的效果、影响因素，以及弄清受众需要的信息，才能更好为地我们的信息传播，新闻宣传工作做好充分的准备，打好坚实的专业知识基础，让我们在今后的专业学习及实践中得心应手，为我们的学习及工作提供充分的“知识武装”。
传播学读书笔记4
小时候读过《大学》、《中庸》，知道国学是很值得学习的，但是，四书五经之类的书我的确没有阅读欲望，因为很难懂，又没有趣味性。《经典常谈》就不一样了，首先作者很有分量，而且《经典常谈》是大师为大众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蒙读物。该书主要是介绍讲解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知识。书的自序上也说这本书是学习传统文化的典籍，也可以称作为“国学入门书”。既然能够称得上“国学入门书”，其分量可谓不言自喻。它按照经、史、子、集的顺序，把中国经典娓娓道来，是大众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入门指南。
朱先生这部书的内容主要包括传统的“四书五经”，“十三经”等著作。囊括了经，史，子，集四部的一些最广为流传，最为经典的著作。书目编排顺序依次是：说文解字，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三传，四书，战国策，史记汉书，诸子，辞赋，诗第，文第。书中自序中说“各篇的排列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的顺序，并按照传统的已经将“小学”书放在最前头。”所以这样一个比较循序渐进的次序也让读者能更好地来理解该书的宗旨。朱先生也说，要读懂这些书，理解传统文化，特别是经，史，子，集就必须先从理解字义开始，所以他选择把《说文解字》放在第一位，真可谓是用心良苦。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浪花淘尽，剩下的传统文化才是经典，儒道法释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古希腊经典与《圣经》则是西方传统文化的源泉。让我了解了不读经典传统文化，寸步难行。纵观通篇，朱先生在传统文化的阐述上也加有了他自己的一些认识。比如在《礼》第五中，朱先生说道：“天生万物，是个很古的信仰，但最普遍的还是祖先的信仰，直到我们这个时代，这个信仰还是很有力的，但大部分可以说是风俗习惯，这些风俗习惯有一些也可以说是生活的艺术。”
朱先生的这本书虽然称作为“经典常谈”，但在我看来其实这本书不仅仅是单纯意义上的“经典常谈”，更深远地来看，其实还包含着“经典导读”这更深一层次的含义。众所周知，在国际化程度不断地深入每个人生活时，我们的生活也充斥着许多新生文化，以至于年轻一代对我们传统文化的关注越来越少，面对日益增多的“泊来”文化，已经很少在有家庭再给孩子接受“传统教育”了。所以能以这样的方式来为我们的传统文化做一个诠释、代言，一定程度上也能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得以更好地流传。
《乡土中国》这本书是费孝通先生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根据他所讲授的“乡村社会学”的内容所写成的。他想通过此，追究中国乡村社会的特点。这本书从具体社会里提炼出一些概念，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乡土中国》虽然是作者在“乡村社会学”的基础上撰写的，但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结构的分析，其广度和深度已高于一个社会学的层面。 乡土中国所涉及的问题，不仅仅是拥有漫长历史的古老中国的一个小部分，而是这个以农业为根基的文明古国的深层次基础。乡土中国，讲到的也不只是乡村生活，而是通过这个衍生出去，一直涉及到了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与中国国民的国民性格，揭示的是一个宏大的社会图景。我认为这本书是中国社会学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是理解传统中国与中国国民性的经典之作。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句话是本书所有内容的出发点。乡土性并不是中国所有阶层的特性，但是却是传统中国最基础的特性。关于乡土性的原因和其它，费先生做了这样的描述：“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可见传统中国的经济基础以及农业这种产业的自身特性，决定了基层社会的乡土性，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社会特征。
《美的历程》讲述了中国传统图案与传统纹饰是中国传统美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早表现之一。它们不光是中华民族独特审美心理的形象展现，而且还继续引导、影响着中国人的审美趣味与审美实践，其既有人类审美活动的共性特征，又有民族的
个性差异，是参与了中国人的审美心态生成的。其中所含的的审美思想、吉祥寓意、造型方式与内心关照等为现代图案设计提供了丰富的活力与依据。
在读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传统文化现代化与中华文化的未来走向的问题，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接需要智慧。如何将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进行有效地衔接，值得深思。衔接点是什么，能否进行有效的系统重构，中国文化的方向在哪里，就需要我们进行思考和努力。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没有绝对的划分但也有相对的区别。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也不仅仅是对接的问题，而是如何使传统文化现代化，因为传统文化如果要存在下去的话，它必然也是现代的，或者说具有现代意蕴的。现代文化不是庸俗和浮躁的文化，它也得是富有生命力的先进文化，它又必然是有思想和历史传统的，只有对传统有一个清醒的把握，才能构成富有活力的现代文化。至于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如何衔接，寻找到它们之间的共通性或许就是那个链接点也或者是中国文化的方向。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很长时间的积淀和沉着冷静的思考。
结语：传统文化是我们的生命之源和存在之根。因为它，我们繁衍了上下五千年中华文明，也因为它，我们在近代中国落后了一百多年。所以，如何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中能够使我们安身立命的本根性的东西传承下来，同时又如何把其中存在严重时代局限性的东西进行改造，这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问题。
传播学读书笔记5
《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是E·M·罗杰斯以传记式记载的传播学直到1960年的历史。这样一本历史教科书式的50万字的著作，按照时间的跨度，分本别类的记载了传播学的起源，在美国的发展及传播学的建立。
本书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传播学在欧洲的起源。把我们引入查尔斯·达尔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卡尔·马克思这些思想巨匠学术攀登的历程中。从进化论到精神分析学说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批判学派，那时还没有传播学的概念，但是传播学的发端却是从生物学，心理学乃至马克思在审视工人阶级的异化而总结出的共产主义而来。罗杰斯的这种传记式的描述风格，为我们开拓了一个新的视野，重新审视传播学。
传播学根植的萌芽是什么？从达尔文的进化论的角度来看，进化论中的许多概念和机制被引入到诸如群体生态学，城市生态学和社会学中，这些理论的发展促成了非语言传播研究的展开，而这正是传播学的一个专业，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来看，又将传播学引向个人的心理，情感以及态度。弗洛伊德从主观主义出发，通过研究梦境形成精神分析的学说。而这些理论成为传播学的根基（传播学中的理论在个体当中寻求行为变化的力量。）并在随后实验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对群体动力学的研究一并促成了传播学的发展。勒温在心理学中的研究比如“场论”和“矢量”的概念既是基于弗洛伊德的理论（比如将主观主义重新植入其中，而这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向契合），又与传播学紧密相连（“认识既是传播的结果，又是传播的起源。在你心中的东西业是获得的传播的结果，你告诉其他人的东西是来自同一心灵的内容——这些内容正经历变化，并相互发生作用”）。场论中的认识论恰好切中人类传播过程中的相互效益。而从马克思和批判学派来看，马克思有一种强烈的受迫害情结，他重视受压迫的人，他是一个建设性的设计者。他及其近代的批判学派的理论团体被经验学者看做思想和概念的来源。为传播学提供一条有价值的线索。从宏观的角度来说，它为传播学提供了一种社会的观察视角。
第二部分传播学在美国的发展提到了芝加哥学派，卡尔霍夫曼和说服研究，克劳德·香农的信息论和诺伯特·维纳的控制论等。
芝加哥学派的学者构成了一个以人类传播为中心的人格社会化的理论概念体系。对于他们而言，要成为社会的存在，人类的存在就需要传播，他们攻击对人类行为的直觉解释，取而代之一种符号交互论的观点。，芝加哥学派构筑了后来一媒体效果为中心的大众传播的模型。现今的教育模式是建立在生物学的基础上——反射弧模式（刺激，解释，反应的模式）。这种方式构造了中国式的教育体系，因为中国的教育模式是照搬西方的教育模式，而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是善于从整体宏观的角度看待问题，同时对它进行抽象化的阐释，从相互的作用关系来看待事物的发展。在芝加哥学派中的心理学家J杜威的论证：反射弧的概念是靠不住的，他希望正规教育能够捕捉到孩子的自然好奇心，他认为解释是人类行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旦一个个体学会了一个新的概念，他就会以令人惊人的频率碰到有关那个概念的说明。这也挺好理解的，一个人只能理解他本来理解的那一部分，它是通过有知来扩展自己有知的疆域。杜威在芝加哥大学创建了一个小学，在学校里孩子是通过做来学到知识的，比如数学是在烹调和木工经历中被传授的。
香农的单向传播行为的模式有助于奠定传播学的学术领域，比起任何其他的理论概念化的工作来，它更适用于传播学的范式。即为传播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提供了一个单一的易于理解的明确说明，这些组成部分是信源，讯息，信道，接受器，因此对于传播行为的传播研究可以确定出信源变量，讯息变量，信道变量和接受者变量。虽然香农对于信息论的研究是完全基于数学，他也曾说过人的意义和解释是一种软性数据，它不能被还原为准确的数学公式，传播的符号方面与工程无关。香农讲信息论限于工程传播，并告诫科学界防止将之过于广泛的应用与所有类型的人类传播，然而，传播学者没有对香农的警告给与太多的关注。
从这个角度来说，信息等太多比特的输入也许会让人丧失感知世界的能力，丧失对真实情感回应的能力。人毕竟不是1+1=2那么简单，正如格式塔对人格心理学的研究，作为个体的人是受环境和周围社会的制约的。今天，有必要对香农的传播模式重新予以概念化，以便反应作为过程的传播定义，认识到传播往往是非线性的，无意图的，并促使传播效果之外的其他重要研究课题的进行。因此，传播学者正在逐步摆脱他们早期对香农的数学理论的误解，这是一个逐步的渐进的过程，它最终将恢复我们对于作为自我纠正体系的知识界的信念。
第三部分讲述了施拉姆的故事，这位传播界的集大成者，是传播界领域的创始人。在全文的最后写道：“在一个更加遥远的未来时代，或许从现在开始的几十年以后，施拉姆期望传播学将会消失，作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被吸收到行为科学的一个重要的统一体中，这些行为科学最低限度包括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政治学，人类学，经济学（这些学科在1900年左右就获得了他们目前的形式）它们的研究中心是人类行为，施拉姆希望传播学会导致这一趋向行为科学统一体的运动。
一、影视作品中的英雄形象
英雄形象是人们对于理想人格的一种期望，它可能直接来源于现实，也可能仅存在于艺术作品中的想象世界。即使是来源于现实中存在的英雄，其所形成的英雄形象也必定与真实人物本身有一定距离。英雄形象是经过了人们使用想象进行加工、填充和丰满而产生的最后结果。“英雄是一种立足现实又指向未来的愿望理想和行动力量的化身”[1]。可见，英雄的意义不仅仅是英雄所完成的事迹本身，更重要的是英雄所产生的楷模效应。当然，这种“楷模效应”离不开英雄形象的塑造。英雄形象常常见于小说、戏剧、电影和电视等不同媒介中。影视作品由于在视觉效果上表达力较强，以其为载体而塑造的英雄形象影响范围较为广泛，尤其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我们知道，影视作品中的英雄形象也是艺术加工的产物，但是，它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现实世界的反映，体现了特定时代的信仰和追求。
英雄形象是应社会的需求而生，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英雄形象，它是变化的，历史性的，但从抽象层面的“英雄”概念来看，在人们的集体意识中，永远活着一位“英雄形象”。尽管在后现代语境中，“高大全”的英雄已经不如从前那样受到欢迎，但取而代之的平民化“英雄”却依然频频出现在中外影视作品之中。[1]
二、跨文化比较理论框架
在生存斗争与文明发展过程中，每个文化都会形成不同的英雄崇拜，这种不同的崇拜会以不同的英雄形象反映在民族艺术创作之中。因此，不同的文化往往对于“英雄形象”有不同的理解，这种差异通常潜藏在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当中，挥之不去。对于人类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众多学者都有过非常精彩的论述，表现出各自独到的见解。这里主要采用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开创者霍尔（Hall）和荷兰著名学者霍夫斯泰德（Hofstede）两人的观点。
霍尔根据人们在语言交际过程中对于语境的依赖程度加以区别，认为不同民族在交际过程中表现为倾向高语境文化或者低语境文化的特点。高语境文化在信息传播和语言表达中的特点是：在沟通过程中，只有较少的信息被明确编码传递出来，接收信息的一方注重话语表达或者信息传播的“语境”而非仅仅是“内容”本身。高语境文化的沟通是含蓄的，人们注重对含蓄的信息进行解读和赋予意义。中国和日本都属于典型的高语境文化。我们可以从中国的写意画和诗词等方面看出中国文化中的高语境特点。中国的写意画重在“神似”，更多的信息是隐含的，依赖于观赏者根据语境加以填充补全。中国的诗歌也是如此，往往寥寥数字，意味深长。低语境文化在表达信息的时候表现出来的特征是直接的，显性的。美国等西方文化被认为是低语境文化，这些文化中的人们在交际过程中，会将较多信息明确地加以编码传递给对方。我们可以从他们油画和小说等方面看出来。西方的油画传统上比较追求逼真，注重光影的协调；而他们的小说也是在细节描写上不遗余力，力求将更多的信息明确传递给读者。
霍夫斯泰德[3]在通过大量的数据调查，从五个维度解释世界各个文化的差异。他认为，不同的文化都可以在这五个维度上找到各自的位置。我们通过这些维度就能大致确定一个文化的基本特征。这五个维度分别是：权力距离，不确定性回避，个人主义VS.集体主义，以及男性化VS.女性化、长期取向VS.短期取向。[4]为了研究方便，这里我们只取其中的权力距离和个人主义VS.集体主义两个维度来讨论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权力距离（PowerDistance）是用来衡量组织机构不同层级人员所表现出的服从和支配关系差异。在权力距离较大的文化中，处于机构上层的管理人员对于下层人员具有较大的支配权力，而下级表现出更强烈的服从意愿。在权力距离较小的文化中，上层管理人员与下层员工之间的服从与支配关系则相对要弱。中国文化处于权力距离较大的一端，而美国则属于较小的一端。个人主义VS.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vs.collectivism）维度描述的是个人与所属集团之间的关系。在个人主义文化主导的国家里，个人的自由极其重要，强调平等，注重隐私权，社会关系网络相对松散。与此相反，在集体主义文化里，个人情感服从于组织利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所属团体的面子保全等，都视为至关重要。美国倾向于个人主义文化，而中国则表现为更明显的集体主义文化特征。
三、电影《英雄》和《特洛伊》
由张艺谋导演的《英雄》在2002年上映，是当时投资较大的一部分商业大片。尽管上映后，毁誉参半，但其票房收入却极为可观，另外，该片还在2003年获得奥斯卡和金球奖最佳外语片提名，由此可见影片在国内外产生的广泛影响。《特洛伊》（Troy）由2004年上映，是华纳公司投资的史诗大片，演出阵容非常强大。影片根据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改编，演绎希腊盟军与特洛伊王国长达10年的伟大战争故事。
这两部影片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可以提供文化比较的基础。两部影片都与古代历史故事相关联，而作为文化源头的古代通常是当代文化发展的原型，通过古代能够更加清楚地反映出两个文化传统的异同。同时，这两部影片都浓墨重彩地塑造了不同“英雄形象”，充满英雄主义色彩。
四、伟大人格和悲剧命运
中西英雄形象的共通之处虽然两部电影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两者在英雄形象塑造的相同之处。《特洛伊》中的阿喀琉斯、赫克托和《英雄》中的无名、残剑、飞雪、如月、长空，都为了家国利益，无惧牺牲。他们勇敢坚强，身怀绝技，完成普通人所不能之事，这些特征是世界范围内较为普遍认可的英雄形象。另外，作为影视创作的产物，英雄仅有以上特征还是不够的，因为这样还不能满足戏剧性冲突的观赏需要。在一段完整的光影叙事情节中，冲突是不可或缺的要件。在这方面，我们发现，《特洛伊》和《英雄》两部影片里的英雄身上都聚集着剧情的最大冲突，并体现为英雄自身的悲剧命运。作为个人的阿喀琉斯、赫克托，他们有自己各自的感情和家庭需要守护，一旦面临国难当头，战火纷起，却只好别无选择地卷入沙场厮杀，带领大家冲锋陷阵，并最终惨死疆场。《英雄》中的英雄们也是如此，为了家仇国恨，精心布局，但最后却为了更为广泛意义上的人民和平，而宁愿牺牲个人，成就“天下”。两部影片中的英雄形象都是悲剧性的。他们的高超武艺和献身精神使他们的悲剧性更加得到彰显。
五、力量之强与技艺之雅
西方的张扬与东方的含蓄尽管文化之间有不少相似之处，但正如前所述，中西方文化在一些维度上存在差异，这两部电影也反映出了这些不同。《特洛伊》的画面很精致，配乐悠扬，但从整体风格来看，影片追求的效果还是倾向于壮阔宏大、厚重震撼，色调以黄沙、灰岩为主，衬托英雄的悲壮。其叙事方式也属于开门见山、平铺直叙，体现了西方文化表达方式的直接性。《英雄》的画面和音效也有大片风范，但其总体意境显然不同。影片处处体现出东方式的秀美，有不少场景是青山绿水，充满诗情画意，几位英雄的服饰也是衣袂飘飘，如行云流水。在情节展开方式上，《英雄》采用了倒叙、闪回的方式，使情节曲折迂回，表现出中国文化叙事的含蓄与隐晦。
两部影片在英雄们的打斗特写场面刻画方面也是各具特色。以《特洛伊》开片的场景中，阿喀琉斯出面与牛高马大的敌将伯格里斯展开搏斗，他们之间的拼杀时间很短。对方的狂妄叫阵和阿喀琉斯的懒散拖沓既可以酝酿后面对攻的高潮，也更加衬托出英雄的从容与勇猛。当阿喀琉斯一剑斩杀伯格里斯后，在敌军面前大叫“还有谁敢上来（Isthereanyoneelse）”时，个个吓得面如土色，噤若寒蝉，大显英雄本色。而在《英雄》中，最为精彩的当属“残剑”与“无名”的决斗，导演特地选择了景色闻名的九寨沟作为拍摄场地，云雾缥缈，碧波如镜，两位英雄凌空掠过湖面，如同翩翩对舞，剑尖点击湖面，带起水珠点点，玲珑剔透，清晰可见，每幅画面都精彩绝伦，美轮美奂，尽显英雄之优雅从容、游刃有余。
由此可见，西方文化中的低语境传播方式强调直接、明示的表达，从而体现在电影中的是西方式英雄侧重斗勇斗狠，在形象上有强壮威猛的特点，表达出一种暴力美学，在影片整体基调烘托方面，则以壮阔、粗犷为主。相反，在东方文化的高语境传播方式中，间接、含蓄的特点则比较明显，影片中的东方式英雄主要是技艺见长，表现为灵活敏捷、驾风御水，影片的场景通常山清水秀，意境深远。
六、不拘一格与等级森严：中西方权力距离差异
中西方在权力距离和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两个维度上的差异也反映在这两部影片中。在《特洛伊》中，当伯格里斯出来叫阵，阿伽门侬大喊一声“阿喀琉斯”，却发现阿喀琉斯根本没有跟过来，只好安排人去找他。这一方面体现了阿喀琉斯作为大英雄的不羁个性，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影片中他们君臣之间的权力距离并非相隔千里，个人的自由相对较大。在个人主义文化中，集体荣誉固然重要，但激励勇士战斗更有效的引导途径是以劝说他们争取个人英雄荣誉为主。在《英雄》里面的无名见秦王的场景，却充分反映了中国文化之中君臣之间的距离如隔多重天。影片中，无名见秦王，一路经过多重宫门，到了大殿之下，还有百级阶梯，而大殿之内，秦王还尚在百步之外。影片中对这个情况的说明是：当时“刺客猖獗”，秦王胆战心惊，甚至不除甲胄，但从另一个侧面，包括这些宫殿建筑的构造等，可以反映出秦王“孤家寡人”的地位。权力高度集中，君臣相隔万里。
参考文献
[1]李启军.英雄崇拜与电影叙事中的“英雄情结”[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4（03）.
[2]HallET.BeyondCulture[M].NewYork：Doubleday，1976.
.BeverlyHills，Calif：SagePublications，1980.
[4]HofstedeGH.Culturesconsequences：comparingvalues，behaviors，institutions，andorganizationsacrossnations[M].ThousandOaks，Calif.：SagePublications，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