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笔记》是余秋雨在1992年至1994年间创作成的，共11篇文章。写作期间，作者辞去了学院的职务，不再上班;同时将写作与考察联在一起，很多写到的地方一去再去。
在作者的总体计划上，这本《山居笔记》是他以直接感悟方式探访中华文明的第二阶段记述。第一阶段的记述是《文化苦旅》，在那本书中，他背负着生命的困惑，去寻找一个个文化遗迹和文化现场，然后把自己的惊讶和感动告诉读者。但是等到走完写完，发觉还有不少超越具体遗迹的整体性难题需要继续探访。作者将这些问题归为：对于政治功业和文化情结的互相觊觎和生死与共;对于文化灵魂的流放、毁灭和复苏;对于商业文明与中华文化的狭路相逢和擦肩而过;对于千年科举留给社会历史的功绩和留给群体人格的祸害;对于稀有人格在中华文化中断绝的必然和祭奠的必要;对于君子和小人这条重要界线的无处不在和难于划分。随后，余秋雨便创作了这本《山居笔记》。
收录篇章
《一个王朝的背影》、《流放者的土地》、《脆弱的都城》、《苏东坡突围》、《千年庭院》、《抱愧山西》、《乡关何处》、《天涯故事》、《十万进士》、《遥远的绝响》、《历史的暗角》
精彩段落摘抄：
一：
二十世纪已接近末尾，如果没有突然的不幸事件，我们看来要成为跨世纪的一群了。能够横跨两个世纪的人在人类总体上总是少数，而能够头脑清醒地跨过去的人当然就更少。称得上头脑清醒，至少要对已逝的一个世纪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感悟吧?因此我们不能不在这繁忙的年月间，让目光穿过街市间拥挤的肩头，穿过百年来一台台已经凝固的悲剧和喜剧，一声声已经蒸发的低吟和高喊，直接抵达十九世纪末尾、二十世纪开端的那几年。在那儿，在群头悬长辫、身着长袍马褂的有识之士正在为中华民族如何进入二十世纪而高谈阔论、奔走呼号。他们当然不满意中国的十九世纪，在痛切地寻找中国落后的原因时，他们首先看到了人才的缺乏，而缺乏人才的原因，他们认为是科举制度的祸害。
他们不再像前人那样只是在文章中议论议论，而是深感时间紧迫，要求朝廷立即采取措施。慈禧太后在1901年夏天颁布上谕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有识之士们认为科举制度靠改革已不解决问题，迟早应该从根本上废止。1903年的一份奏折中说：
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各国。
说这些英气勃勃的冲决性言词的是谁?一位科举制度的受惠者、同治年间进士张之洞，而领头的那一位则是后来让人不太喜欢的袁世凯。于是大家与朝廷商量，能不能制订一份紧凑的时间表，以后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每次都递减三分之一，减下来的名额加到新式学校里去，十年时间就可减完了。用十年时间来彻底消解一种延续了一千多年的制度，速度不能算慢了吧，但人们还是等不及了。袁世凯、张之洞他们说，人才的培养不比其它，拖不得。如果现在立即废止科举、兴办学校，人才的出来也得等到十几年之后;要是我们到十年后方停科举，那么从新式学校里培养出人才还得等二十几年，中国等不得二十几年了——“强邻环伺，岂能我待”!
这笔时间帐算得无可辩驳，朝廷也就在1905年下谕，废除科举。因此不妨说，除了开头几年有一番匆忙的告别，整个二十世纪基本上已与科举制度无关。
二十世纪的许多事情，都由于了结得匆忙而没能作冷静的总结。科举制度被废止之后立即成了一堆人人唾骂的陈年垃圾，很少有人愿意再去拨弄它几下。唾骂当然是有道理的，孩子们的课本上有《范进中举》和《孔乙己》，各地的戏曲舞台上有《琵琶记》和《秦香莲》，把科举制度的荒唐和凶残表现得令人心悸，使二十世纪的学生和观众感觉到一种摆脱这种制度之后的轻松。但是，如果让这些优秀动人的艺术作品来替代现代人对整个科举制度的理性判断，显然是太轻率了。
科举制度在中国整整实行了一千三百年之久，从随唐到宋元到明清，一直紧紧地伴随着中华文明史。科举的直接结果，是选拔出了十万名以上的进士，百万名以上的举人。这个庞大的群落，当然也会混杂不少无聊或卑劣的人，但就整体而言，却是中国历代官员的基本队伍，其中包括着一大批极为出色的、有着高度文化素养的政治家和行政管理专家。没有他们，也就没有了中国历史中最重要的一些部位。
有一种曾经风行一时的说法，认为古代考上状元的那些人没有一个是有学问的，情况好像并非如此。考状元的要求过于特殊，难于让更多的杰出人物获得机会是事实，但状元中毕竟有一大批诸如王维、柳公权、贺知章、张九龄、吕蒙正、张孝祥、陈亮、文天祥、杨慎、康海、翁同〔龠禾〕、张謇这样的人物，说他们没有学问是让人难以置信的。这还只是说状元，如果把范围扩大到进士，那就会开出一份极为壮观的人才名单来。为了选出这些人，几乎整个中国社会都动员起来了，而这种历久不衰的动员也就造就了无数中国文人的独特命运和广大社会民众的独特心态，成为中华民族在群体人格上的一种内在烙印，绝不是我们一挥手就能驱散掉的。科举制度后来积重难返的诸多毛病，其实从一开始就有人觉察到了，许多智慧的头脑曾对此进行了反复的.思考、论证、修缮、改良，其中包括我们文学界所熟知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东坡、王安石等等，不能设想，这些文化大师会如此低能，任其荒唐并身体力行。
科举制度发展到范进、孔乙己的时代确已弊多利少，然而这种历史的锐变也是非常深刻的。锐变何以发生?有无避免的可能?一切修补的努力是怎么失败的?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二十世纪一开始就废止了科举，当然也就随之废除了它的弊端，但是它从创立之初就想承担的社会课题，是否已经彻底解决?我怎么一直有一种预感，这里埋藏着一些远非过时的话题?
在我的藏书中，有关这一课题的专著不多，很容易一本本找出来集中研读。读了程千帆先生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鲁威先生的《科举奇闻》(辽宁教育出版社)、张晋藩、邱远猷先生的《科举制度史话》(中华书局)，特别是读了傅璇琮先生那部蓝底银纹的厚实著作《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之后，想的问题就更多了。其中有不少问题，世纪初的有识之士来不及细想，甚至来不及发现。我们现在来弥补，有点晚，但还来得及，而且时间既久，态度也可平静一些。
二：
谈论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有一个惯常的误会需要消除，那就是，在本质上，这是一个文官选拔制度，而不是文学创作才华和经典阐释能力的考查制度。明白了这一点，对它的许多抱怨就可能会有所缓和。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不是科举，古代中国该如何来选择自己的官吏呢?这实在是政治学上一个真正的大问题。不管何种政权，何种方略，离开了可靠、有效的官吏网络，必定是空洞而脆弱的;然而仅仅可靠、有效还不够，因为选官吏不比选工匠，任何一个政权只要尚未邪恶到无所顾忌，就必须考虑到官吏们的社会公众形象，不仅要使被管理的百姓大致服气，而且还要让其它官吏乃至政敌也没有太多的话可说，那就需要为官吏们寻求或创造一种资格;这样做已经是够麻烦的了，更麻烦的是中国的版图如此辽阔，政权结构如此复杂，需要的官吏数额也就十分惊人，把那么多的官吏编织在同一张大一统的网络里，其间之艰难可以想象;好不容易把一张网络建立起来了，但由于牵涉面太大，偶然因素太多，过不久自然会发生种种变更，时间长了还会出现整体性的代谢，因此又要辛辛苦苦地重寻线头，重新绾接……这一连串的难题，如此强烈地摆在历代帝王和一切意欲问鼎九州岛的政治家面前，躲也躲不开。全部难题最终归结到一点上：毫无疑问需要确立一种能够广泛承认、长久有效的官吏选择规范，这种规范在哪里?
世袭是一种。这种方法最简便，上一代做了官，下一代做下去。中国奴隶制社会中基本上采取这种办法，后来在封建制社会中也局部实行，称之为“恩荫”。世袭制的弊病显而易见，一是由于领导才干不能遗传，继承者能否像他的前辈那样有效地使用权力越来越成为严重的问题;二是这种权力递交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朝廷对官吏的任免权，分散了政治控制力。
世袭强调做官的先天资格而走进了死胡同，因此有的封建主开始寻求做官的后天资格，而后天资格主要表现于文才和武功这两个方面。平日见到有文才韬略的，就养起来，家里渐渐成了一个人才仓库，什么时候要用了，随手一招便派任官职，这叫“养士”，有的君主在家里养有食客数千。这种办法曾让历代政治家和文化人一想起都有点心动，很想养一批或很想被养，但仔细琢磨起来问题也不少。食客虽然与豢养者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养和被养的关系其实也成了血缘关系的延长，由被养而成为官吏的那些人主要是执行豢养者的指令，很难成为平正的管理者，社会很可能因他们而添乱。更何况，君主选养食客，无论是标准还是审查方法都带有极大的随意性，所养的远非全是人才。至于以武功军功赏给官职，只能看成是一种奖励方法，不能算作选官的正途，因为众所周知，打仗和管理完全是两回事。武士误国，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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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山居笔记摘抄（1）
浑厚的文字背后，坚实的文化背景支撑。这种文化背景犹如排山倒海，到了笔尖成了文字就成了涓涓细流流入心间。每每我捧着余秋雨的书沐浴着温和的月光和徐徐海风品味的时候，总是对“黄金屋”“颜如玉”体会深刻。
这已经是我第二遍读《山居笔记》了，第一次读的时候是在公司论坛上，电子版的。电子版的文字虽然与印制版相同，但毕竟直接给予的只是文字。而在明亮的办公室，电话，传真机及传真机的声音，也很难让人去品味。只能说，这个时候，无数个盒饭端到我面前，我要挑出非快餐的午餐，慢慢体会。
感谢公司论坛，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只要你去求书，基本上可以满足。虽然不直接接触前线营销，但在竞争激烈的行业及商海中，还有那么多同事与我这种没有什么文化甚至有些浅薄的人志同道合，我也满足了。
人生真是有很多遗憾，我喜欢语言而且自认在语言方面小有天赋，因此高考的时候也一心填报语言类的学校，但最终因为非成绩类的因素学了财务。虽然财务专业在我高考的时候炙手可热，但我从来也没有想过要学它。
因此大学四年浑浑噩噩的混着，专业课没有好好学。在其他同学拼命考注册会计师的时候，我却大声宣扬，我不会做财务的。
人生无奈，毕业后我还做了财务而且做到现在。不敢说有大建树，但凭此混口饭吃，应该是没有问题了吧。
在老公和自己的努力工作下，我过上小富的生活---这个小富，当然指的仅仅是有了够住的房子，有了够花的银子，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和可能随时开会家的车子。
或许在这种时候，我才能思考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有人研究过，中国真正能做学问的，都是家庭背景相当殷实的。有些人，虽然也登上科学的高峰，但他的确不是热爱科学，而是想通过科学这条路摆脱他的困境。
我，在生活的二十九年中，从来没有想过，我该以何种生活方式和精神境态来生活的问题。而至于余秋雨提到的人格传承，虽然偶有思考，但总会被湮没在报表与奔波中。
记得高中历史课的时候老师说过明朝有个皇帝，是一个不爱政治爱木工的人。他潜心研究木工艺术，把朝政给了一个大臣。这个皇帝无可厚非的被历史评定为昏君。但我亦深深感到“昏君”的无奈。投胎到了皇室贵族并被推当了皇帝，又能如何呢?假如历史有假设，这个皇帝如果不当皇帝，说不定会是一个能与鲁班齐名的木工艺术大师呢!
最近在上MBA备考课，原以为我的逻辑会非常差劲。没想到做了逻辑题，却发现自己原来不差。60分的逻辑题，在老师没有教任何套路招式的情况下，我凭自己的招式乱碰乱撞，能在50分以上。而数学仍旧是我最头疼的科目，虽然只是初等数学。但现在学数学与十年前学数学却有不同的感触。以前学的时候背公式，压根不会想用来干什么。而现在学数学，学的却是其严谨，其运用，其考虑思维方式的多方位。
但无论如何，我都不喜欢这些课程。因为至今，我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考Mba—当然，如果我去面试，我不会愚蠢到说这种话---人在生存的时候不得不虚伪。这是老公给我安排的路，我就这样走。这样走着，我就不会落后。而一旦老公说的事情我不去做，我就会自食其果。所以，我相信，于我的未来---工作的未来以及生存，这样走下去是不会有错的。虽然我不喜欢。
有些时候，很想改行。幻想着如果能学中文或者外语，去体会文学的精深，以书为伍而不是以商为对，这个人生也就完满了吧。
可我，仍旧要在这工作空闲时候鬼鬼祟祟的敲着这些文字。还好，比较懒惰的我有一个会写程序的老公，每每遇到大问题的时候，只要我有需要，他总能给我编写一个小程序让我能在几分钟之内解决其他同事需要几天甚至一个星期的工作量。工作，如果以量来计算其价值的话，足以说明我不在状态。真正有激情的时候，不是以量来衡量，而是以创造的看的见的价值来衡量的—又来行话了。当然，会计核算创造的价值不是以货币最终体现的，而是以一种报告的形式告知来创造价值的，这种告知本身就是一种价值---或许我该这么去理解我的工作，会更有意义更有动力一些。
说些啥呢，这是山居笔记的读后感吗?我不会对其文章去做评价的，因为就我的笔力和智慧，还达不到评价余大师的程度。但读完之后给我的感觉就是，就社会现象而言，文化，商业，权势的积沉，或许是商业第一，文化第二，权势第三。而就个体而言，是温饱第一，思想第二，行动第三。
社会和个体，有些相似，同样也有些无奈。
余秋雨山居笔记摘抄（2）
余秋雨先生的这部书从《一个王朝的背影》开始，以《历史的暗角》结束，这本书是在2003年1月出版的，他在这本新版的自序中说他写这本书历时两年有余（从92年----94年），而且牺牲是相当大的，他辞去了学院的行政职务，十分纯粹地几乎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仅仅十一篇文章却耗费了两年多的时间。这，并不是他的写作效率低，而是那有股坚韧的探求精神，正是他的那种认真态度和永无止境的追求让人心悦诚服。多年来他通过边走边想，有机地将写作与考察结合在了一起，很多写到的地方，他是一次又一次的拜访求证。曾经就为了核对海南岛某古迹的一副对联上面的两个字，在几度函询都得不到准确回答后，只得亲自再次去海南，很多时候，他就是这样不得不一去再去，在追求真理和对文学的无比热爱方面，他是毫不吝啬的，不管时间还是金钱。对他的文章，他真正做到了“得失寸心知”，是不会在乎他的经济和得失的。
按照余先生的话说：“全书是我以直接感悟方式探访中华文明的'第二阶段记述”。他还说：“写作这本书的最大困难，不在言论之勇，不在跋涉之苦，也不在考证之烦，而在于要把深涩嶙峋的思考粹炼得平易可感，把玄奥细微的感触释放给更大的人群，这等于用手掌碾碎石块，用体温焐化坚冰，字字句句都要耗费难言的艰辛，而艰辛的结果却是不能让人感受到艰辛。”
我被他的这种治学精神和严谨的求实作风以及认真的求学态度所折服，我深深地被他的文字和精神打动了。这种境界早已超越了文字本身，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穿梭，在东西南北的古老土地上走过。 余先生的文章带给我们的都是精彩纷呈的人文、地理、历史、故事……上下求索，展示出人类人文历史的绚丽诗篇，给我们掀开了精神的家园、文化的粮仓。我最喜欢《天涯故事》和《十万进士》这两篇．
从《天涯故事》里，我终于知道了寻求已久的“鹿回头”，一解我长期的牵挂。我一遍又一遍地读着这段美丽动人的传说，那“清澈而美丽，无奈而凄凉”的鹿的目光和那对闪耀着渴求生命光彩的眼睛，它们从遥远的地方投过来，穿透了时空，一直走进了我们的心里，这种震撼力是无疑置否的。
每当身临绝境，总会产生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美丽与快感，以及顿悟生命的意义，如果不是天涯海角，不是绝壁死谷，不是生命被逼到了最后的边界，那么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就不会有这么深刻的场景。
纵观海南，从战国到当今，那些历史的片段强烈地吸引着我，特别是先生谈到的海南历史中的女性文明。洗夫人、黄道婆带来的整个中原大地的兴旺繁荣，还有从这里走出去的宋氏三姐妹，都带着海南强劲的浪潮，是我们女性的骄傲。
女性文明派生并推动了家园文明。苏东坡、李光他们是泪涔涔地来，却在家园文明里破涕为笑；海瑞、邱浚他们虽然是气昂昂地走，却也放不下这里的家园文明，终究乐极生悲……
通过余先生的笔，经过大脑细胞的溶解、过滤的排列组合，于是一个以非历史学家的思绪和眼光，让我们最广大的读者读懂了海南，让我们寻找到了海南的灵魂所在。海南已经成为我的一种向往和追求，闭上眼睛，一阵啪嗒因熟透而掉下来的椰子声敲打着我的心，更加勾起了我对椰汁的占有欲望。我飘身过去摸摸这个，摇摇那个，完全沉浸在了这片惊喜之中。
看完这个故事，我陷入了久久的品味中，将自己的头深深地埋在书页中，仿佛嗅到了椰子的香味和浓浓南国的水果大拼盘，贪婪吮吸着……
(1)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声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喧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需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
(2)最让人动心的是苦难中的高贵，最让人看出高贵之所以高贵的，也是这种高贵。凭着这种高贵，人们可以在生死存亡的边缘上吟诗作赋，可以用自己的一点温暖去化开别人心头的冰雪，继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点燃文明的火种。
(3)既然大树上没有一片叶子敢于面对风的吹拂、露的浸润、霜的飘洒，整个树林也便成了没有风声鸟声的死林。
(4)许多更强烈的漂泊感受和思乡情绪是难于言表的，只能靠一颗小小的.心脏去慢慢地体验，当这颗心脏停止跳动，这一切也就杳不可寻，也许失落在海涛间，也许掩埋在丛林里，也许凝练于异国他乡一栋陈旧楼房的窗户中。
(5)大艺术家即便错，也会错出魅力来。好像王尔德说过‘在艺术中只有美丑而无所谓对错
(6)客观景物只提供一种审美可能，而不同的游人才使这种可能获得不同程度的实现。
(7)我轻轻地叹息一声，一个风云数百年的朝代，总是以一群强者英武的雄姿开头，而打下最后一个句点的，却常常是一些文质彬彬的凄怨灵魂。
(8)不带书，不带笔，也不带钱，一身轻松又一身虚浮，如离枝的叶、离花的瓣，在狂风中满天转悠，极端洒脱又极端低贱，低贱到谁也认不出谁，低贱到在一平方米中拥塞着多少个都无法估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