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弟这几年可真够能折腾的。他大学毕业后，口口声声要自己创业，说自己就喜欢做生意，因为做生意有挑战性。他的老爸老妈见他豪情万丈的样子，全力支持。
谁知，5年过去了，堂弟依旧一事无成。回顾一下他这几年的经历，算得上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他先是做水果生意，有家里做后盾，资金不成问题。但他做了一段时间，感觉水果不容易保鲜，而且竞争激烈，做起来很不顺手，总之有多个理由让他放弃。不久后，堂弟转战服装生意，但又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最后又放弃了。从前年开始，堂弟又尝试做装饰材料生意。开始的时候，做得还算不错。可时间久了，堂弟懒散随意的本性就暴露出来。直到不久前，他又一次宣布生意以失败告终。
全家人聚在一起，说起堂弟这几年的经历，长辈们都怪他做事不用心，赔了钱是小事，关键是到现在还没找到立业之本。堂弟却一脸满不在乎，对大家说说：“年轻就有失败的资本，失败是成功之母嘛！我嘛，就好比在纸上写错了字。怎么办？大不了撕毁重来呗！”他甚至还大声唱起了：“人生豪迈，大不了从头再来……”让人头疼。他的观念根本就是错的，总以为失败是无所谓的事。
我不由想起曾经练毛笔字的经历。上师范的时候，书法课是我们的必修课，毛笔字一定要练好。为了节省开支，我找了一大摞旧报纸。在旧报纸上练毛笔字，是当时很多人的方法。可是，尽管我很用功，一大摞旧报纸都快用光了，字写得还是没有长进。而我的一个同学，从始至终都是用质量很好的宣纸练字，他的字进步特别快。我问他原因，他说：“我用的是昂贵的宣纸，所以每次练字都非常用心，总想着不要白白浪费一张纸，每次都要写好。我不给自己留失败的机会，所以就能越写越好了。”我恍然大悟，我用旧报纸练字，思想上不够重视，总觉得写不好也没事的`，所以才会没长进的。
我的堂弟创业过程中，不就是把生活当成旧报纸了吗？总是那么漫不经心，以为失败了无所谓，“大不了重头再来”。如果他能够珍视每一次创业机会，让自己没有退路，或许早就有成绩了。
其实，很多人做事都有这种心理。工作中，我们以为一次小小的失误无所谓，总是有机会弥补的。因为把生活当成了旧报纸，我们放任自己一再犯错，以为错了可以像对待旧报纸似的一撕了之。因为犯错付出的代价不够大，所以错了再错，直至生活这张旧报纸千疮百孔，不堪一击。
雄伟的黄土高原，古老的秦陇大地，一群群普普通通的生灵，一个个平平凡凡的灵魂，在艰难的生存环境里辛勤地耕耘，执着地坚守。
这是一片因干旱而贫瘠的土地。天穹之下，黄土山塬一座连着一座，接天丘峰一个接着一个，那种光秃秃、望不断、遮天际的裸露土地，直冲眼帘，直逼脚下，哪怕你闭了眼睛，也会感到崎岖起伏的苍莽。山是看不到岩石的，也是见不到林木的，看到的全是干巴巴、黏乎乎的黄土，大地因这黄土而一层层堆积，山也因此而横刻出了时光老人的皱纹。山塬上悬挂着一条条丑陋的沟壑，上面布满了山水冲刷过的痕迹，那些千年万年的水线，让人感受得到古木化石般的岁月年轮。
走进这荒凉土地的深处，人们却会时时发出惊叹。人类觅取生存的能力，实在是神奇，伟大，悲壮，可歌可泣的。就在这种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却仍然会出现一簇簇的绿荫，一片片的梯田，一眼眼的窑洞，一顶顶的房屋。它们被黄土山丘和沟涧一个个分割开来，这个山弯几户，那个山窝几家，零零散散，稀稀疏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守望着一个又一个的自然村落。
从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命运之神就把我们抛弃在了这样的地方。尽管我们有一千个一万个不情愿，但我们的祖辈就在这样偏僻的小山村里，躲着西北风，吸着沙尘暴，看着黄土地，盼着下雨天，艰难地繁衍生息，养家活命，才让我们来到了这个世上。但既然来了，既然活了，我们就只能想办法生存下来，想办法长大成人，想办法走出大山，想办法改变命运。
从我能记事时起，似乎就时时聆听着大人们的种种教诲，汲取着父辈们的生活经验。乡村老人的经历告诉我们，要改变一个山里娃的既定宿命，就得靠自己去努力去争取，而争取的路径狭窄而艰难。这路表面看起来只有两条：一条是耕，一条是读。但对大多数山里人而言，这路其实就是一条，那就是耕，不停地耕，不断地耘，早出晚归，苦耕苦种，直至穷死或累死。幸运的是，我生活的这个百余户人家的小山村，家家却崇尚着另一条路子，那就是读，亦称耕读。
山村坐落在大山下的河谷川道里，村东有条发源于大山的小河，名唤好水。一河两岸，百余户人家，家家依山傍水，户户临河而居。一根大白杨树横卧河堤两边，便是桥。如同这小桥流水，小村的日子是静谧的，小村的梦想却是流动的。日日忙碌在黄土地上的人们，双脚虽插在厚厚的黄土里，血液里却涌动着无数的希冀。他们的心里不全是春种秋收，稼穑耕耘，背负着祖先的遗产，他们的身体虽困守在这厚重的黄土里，灵魂深处却秉持着耕读传家的古训，渴望着丰衣足食，渴望着光宗耀祖。
村里有户王姓人家，子女中有三人在外地工作，这使村里人十分羡慕，也十分荣耀。记得小时候，乡亲们会时常说起王家人的事，说王家子弟有多聪明，有多用功，种地糊口，读书兴家，现在都成了公家人，在大城市当教授，当医生。每逢刮风下雨天，或是饭后闲谈时，全村人聚在一起聊天，言语所及，除了时事趣闻，乡野逸事，就是治家营谋，管教孩子。大家从相互交流中了解情况，汲取智慧，心里盘算着如何把自己的娃娃教育成人，学成王家子弟那样，能够前程远大，能够光耀门楣。
于是，在这个小村，不管家境宽裕，还是贫困，孩子只要到了学龄，几乎全都进了学校。校长是本村人，民国时期的老牌师范生，教书育人，一丝不苟，孩子交给他，大家都放心。当然，校长自然也是村里贤达，家家上宾，人人尊抬，个个敬重。外面世界的那些狂风暴雨，到村里就变成了微风小雨，甚至和风细雨。我读村小的那会儿，村里人似乎对那些反潮流、交白卷之类的事嗤之以鼻，反而时常在校长那里查问娃娃的成绩，重视孩子学业，这常常使听广播读报纸的我恍若隔世，疑惑自己的耳朵眼睛。在家乡浓浓的耕读习俗里，在山村那种偏僻落后的环境里，我们就这样自幼耳濡目染，崇尚读书。
父亲和母亲照例披星戴月，早出晚归，专注农事，用心庄稼。我和弟弟们则先后背了书包，进了学校，读书识字，用心学习。下雨或下雪的日子，如果不去学校，就经常看到父亲也在看报读书。有时候，父亲会皱了眉毛，盯着几个字看大半天，最后会叫我过去帮着识读。有些字我能读出，但有些却也茫然不知。父亲就会跟着数落我几句，说我都快上中学了，这些字还不会，要好好查查字典啊。我听奶奶说过，因我爷爷去世得早，又逢战乱之世，父亲只读了三四年书。但他凭着不懈地努力，自己坚持读书，看报，学写文章，到后来，竟有一些文字登上了省报，被报社特聘为农村通讯员。我有时目睹着父亲登在报上的文章，就心生敬意，觉得一个庄稼汉，也做着耕读梦，真是了不起。
敬佩之余，也就有了榜样，有了动力，就觉得不能让父亲瞧不起，就开始学着父亲的样子翻书。刚开始时还不知所云，慢慢就觉得趣味无穷。那时家里虽然贫穷，却也有一小部分书籍，什么《星火燎原》《志愿军英雄传》《林海雪原》《三里湾》《红岩》《欧阳海之歌》等等。但凡是家里的书，我只要一抓到手里，就放不下了。到后来书越看越厚，活越干越少，母亲为此很是忧虑，常常会藏了我读的书。但这本没了，那本又到了我手里。有时候白天看不了，晚上就在油灯下看，弄得家里时常缺煤油。
时光在慢慢流逝，我们也在慢慢成长。每天，我们被奶奶或母亲从被窝唤醒，匆匆吃点东西，就赶到小河对岸的村小读书。每天放学回家后，又要帮大人干家务，干农活。农忙时节，我们会接受家人指派，到荒山拔猪草，到田地薅麦苗，到树林扫落叶，到河滩拾地软，到塬头割柴火，到沟涧挑泉水，到灶头烧开水……农家有着永远干不完的活计，我们也有着永远离不开的'苦恼，但我们在大人的鼓励下，也有别样的乐趣。每当夜晚悄悄降临，抑或是雨雪霏霏的日子，我们也会在油灯下说古今，在月影下哼歌谣，在广播里听新闻，在雨天里读小说，在雪地上诵古诗，在学校里领奖状，在亲友中受赞扬……
耕读岁月，日子就这样走得平平静静；耕读人家，生活就这样过得寻寻常常。正是在这一时期，我的阅读范围开始变大变复杂，家里的近百本书籍已经全部翻看过了。无书可读的日子，我就时常对一些感兴趣的书籍感兴趣的章节反复地看，有时也盯着糊在屋墙上的废旧报纸一遍遍地读，日子一长，有些书报文章的片断几乎都过目成诵，烂熟于心了。
有的时候，我也在村子里借别人的书读。西北小山村本就落后，许多人目不识丁，加之其时国家破旧立新，一些读过书的人胆小怕事，早就把那些古籍旧书付之一炬。我所能借到的，无非就是《黄海红哨》《海岛风云》《红石口》等剿匪反特故事，还有《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样板戏剧本。但也借到过一些好书，如供大批评用的《水浒传》《燕山夜话》《青春之歌》，还有《十万个为什么》《艳阳天》等，每当获及好书，自感如得至宝，时常看得痴迷如醉，不知疲乏劳累，不知东方既白。
在这种漫长而平静的耕读岁月里，有一年我家突然出了一个震动乡邻的喜事。在一家煤矿当工人的三叔，因为工作成绩突出，被推荐到东北上了大学。这是那个艰苦年月里小村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其对山村里耕读人家的影响不啻春雷。每年寒暑假，上大学的三叔都要回小村休假探亲，他住的小屋，时常挤满了闲游夜话的乡邻。三叔回来的日子，也是我家最快乐的日子。我们除了能吃到他从外地带来的糖果及特产外，还能得到一些学习用品，尤其是能看到一些平日里难得一见的好书。我就是在那几年读到了三叔从学校借回家看的《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等古典名著，也读到了《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基督山伯爵》《悲惨世界》等世界名著。尤其是三叔路过北京时特意给我买的《唐诗选注》《宋词选注》等，使我进入了中华诗词的宝库，知道了许多名家大作，也学到了不少影响一生的东西。
就是在这样的耕读环境中，我们这些生长在大西北农村的孩子，在耕读传统的熏陶之下，也一个个长大成人了。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后，村里人盼着子女成龙成凤，对孩子的教育也更加重视了。在家乡这种耕读大环境的影响下，家人们把我送进了县城，进入了本县最好的高中读书。三年后，我终于考取了大学，实现了一个农家子弟的耕读梦。也是在这一时期，我所在的小村，好事不断，喜报连连，村里年年有孩子被大中专院校录取。到新世纪第一个春天到来的时候，小村已有数十个娃娃从大学和大专院校毕业，村里开始有了上北大清华的女博士、本科生，还有了在上海、广州等大城市读书的孩子。一方僻壤，一隅山村，一个百余户人家的小村，几乎是家家出干部，户户有学子，成了远近闻名的“秀才村”。
大西北、黄土地、小山村、穷苦汉、庄稼佬、读书人……就在我写这篇文字的时候，这些词语正在我的心底不断地冲击，碰撞，驰奔，激荡。这也许在当下是一些被人轻视甚至鄙夷的文字，可在“耕读”二字的统领下，神奇地糅合和融化在我的记忆深处，令我怦然心动，感动莫名。在这个崇尚金钱的世界，在这个浮躁庸俗的年代，当我静坐在电脑前，敲击着这些普通的文字时，我又回想起那个年代，那方土地，那些亲人，那张书桌，那片书声，那页古诗，那盏油灯，似乎又闻到了缕缕沁人心脾的书香气息……
“民国”只存在了30余年的时间，却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让后来者念颂不已。2004年6月《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创办时，开设“钩沉”专栏，关注民国过来的那批学人。该报年轻记者徐百柯负责为之撰稿，每周一篇。近两年后，徐百柯完成对70多位民国学人的素描特写。2007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将这些文章汇集出版，谓之《民国那些人》，引起极大反响。2011年，九州出版社将之补充再版，更名为《民国风度》。
《民国风度》中的79位人物，可以大概归结为三个序列。一是大学校长，如梅贻琦、蒋南翔、蒋梦麟、马寅初、傅斯年、张伯苓、马相伯等。他们的风骨、精神各不相同，但其个人风采以及对学校的影响，都令今人在追慕之余不甚感慨。二是近代以来各学科在中国的奠基人，如考古学之李济，现代语言学之赵元任，物理学之叶企孙、吴大猷，地质学之丁文江，经济学之何廉，社会学之陶孟和等。他们对自己安身立命之学科的关注与倾心，真非今日许多学科之“权威”所能比拟。三是其他文化业界的前辈，如大公报社之张季鸾，商务印书馆之张元济，编辑界之孙伏园，新闻界之邵飘萍、黄远生等。他们的责任担当、社会敏感等等，都展现出那个时代的品质与高度。
民国那些人体现着民国风度，他们虽然千人千面，个性迂狷狂痴，但内里不失风骨、风雅与风趣，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士”乃知识分子的本色，它要求知识分子必须对家国、社会、历史有所担当，对自我的生命有所担当，对学术本身有所担当。因拒收张作霖30万元封口费而遇害的邵飘萍有一座右铭：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铁肩担道义”可以概括为民国那些人的担当之“志”，是他们对自我在社会、历史中的角色、立场的选择与认定。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代表的，不是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更不是一己之私利，而是社会公共利益，是时代的正义和良知的代表。
钱理群先生在该书的序言里谈到，知识分子对家国、社会、历史的担当，在两个时刻显得尤为重要。一是民族危难时刻，可举一例：曾任辅仁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的陈垣先生在北平沦陷时对启功说：“一个民族的消亡，从民族文化开始。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的民族文化，继承下去。”二是在社会道德失范的时候。危难时刻显本色，越是社会道德失范，知识分子越要承担起精神坚守的历史责任，大学也越应该发挥“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的精神圣地的作用。这其实是知识分子的自觉意识和天然责任。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知识分子的使命是否发生了变异？周有光先生在其“百岁口述”中说，一代有一代的使命，他们那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还我河山”，那是民族危难之际的呐喊与担当。那么今天，知识分子的使命是什么呢？不好回答。
什么是对自我生命的承担？时下热衷于报项目课题的教授们可能也不好回答这个问题。《民国风度》中，费孝通对自己的老师潘光旦有段评价：我们这一代很看重别人怎么看待自己，潘先生比我们深一层，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看重别人怎么看待自己”，在意的是身外的评价、地位，说白了，就是虚名；而“自己怎么看待自己”，在意的是自己对不对得住自己，是自我生命能不能不断创造与更新，从而获得真价值、真意义。费先生说他们那一代已经不能与潘先生那一代相比，那么我们这一代、我们教育出来的下一代呢？真让人惶恐不已！
民国那些人中，有些人只是一个学者，他们仅为学术而生。在曾昭抡同时代人的回忆中，有关曾先生的怪癖传闻很多。说他曾站在沙滩红楼前，和电线杆子又说又笑地谈论化学上的新发现，让行人不胜骇然；带着雨伞外出，却在暴雨中提伞走路，任衣物全湿；吃晚饭时心不在焉，拿着煤铲到锅中添饭；忙于工作，很少回家，有次回去竟被保姆视为客人。如此等等。费孝通先生曾对这些怪癖如此评价：在他心里想不到有边幅可修，他的生活里有个东西比其他都重要，那就是“匹夫不可夺志”的“志”；知识分子心里总要有个寄托，曾先生把一生的精力都放在了化学上，他为化学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开创与成长而付出的辛苦，犹如父母之于儿女。这种对学术的痴迷，显出呆傻的状态，但没有这种状态，钱理群先生认为，是不可能进入学术，登堂入室的。现在的许多学者聪明过人，自然也就与纯粹的学术相去甚远。这固然可以说是时代、体制之弊，然要说其中个人全然没有责任，未免也是托辞。反观当下诸多“过度社会化”的知识分子，只能让我们仰望前贤，追慕逝者。
徐百柯本人在后记中说，写完14位大学校长，回首望来，不禁感叹：一校之长，今安在？很显然，当代大学校长优秀者不乏其人，徐的感叹不过意在惋惜一种“长校”精神之流逝。当年全国各地的报纸猛烈批判《新人口论》，马寅初却拒不
傅斯年在1949年后出任台湾大学校长。某日冬夜，傅斯年穿一件厚棉袍伏案写作，其夫人俞大綵坐在一边缝补他的破袜——第二天学校有两个大会，校长不能太寒碜。夫人催他早点休息，他说正在为一份杂志赶写文章，想早点拿到稿费买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御寒”。这温馨夜色下的天方夜谭，真令我辈感叹！傅斯年是何等人物？是敢在委员长面前叼着烟斗翘起二郎腿的人，却竟为一条棉裤如此周折！
这是徐百柯行文的高处，他写傅斯年这样具备种种传奇的大家，却只从平常处说起，雕刻平凡细节之中的伟大。他写冯友兰也是这样，只提冯的“两束雄文”：一是冯友兰代表西南联大致函教育部抗议其训令，此文被后人赞为铭刻了一所大学“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的光荣品质；一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此文被史学大家何炳棣称为融古烁今的“不朽文章”。30年后，冯氏重读碑文，竟然“感慨系之”。原因何在？何炳棣有言：此碑永存，而它所代表的学术自由精神未数载即开始消逝。
此外，书中杜涌涛的序言、钱理群的再版代序，还有“延伸阅读”及作者的后记，都与“民国那些人”相得益彰，从不同角度诠释着民国风度。徐百柯认为，“他们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但他们守护、在意、体现的精神、传统、风骨，已与我们相去甚远”；但他又希望通过种种努力，来对抗断裂、遮蔽与遗忘，培养一些建设的力量。
但逝水悠悠，这样的努力，不知成效几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