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语：张爱玲散文的语言艺术备受人们关注,散文语言的本色率真，下文就是有关她的经典散文的内容摘抄，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张爱玲散文摘抄《炎樱语录》
我的朋友炎樱说：“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朵花的鬼魂，回来寻找它自己。”
中国人有这句话：“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西方有一句相仿佛的谚语：“两个头总比一个好。”炎樱说：“两个头总比一个好——在枕上。”她这句话是写在作文里面的，看卷子的教授是教堂的神父。她这种大胆，任何再大胆著名的作家恐怕也望尘莫及。
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
死亡使一切人都平等，但是为什么要等到死呢?
生命本身不也使一切人都平等么?人之一生，所经过的事真正使他们惊心动魄的，不都是差不多的几件事么?为什么偏要那样地重视死亡呢?难道就因为死亡比较具有传奇性——而生活却显得琐碎，平凡?
阳台上撑出的半截绿竹帘子，一夏天晒下来，已经和秋草一样的黄了。我在阳台上篦头，也像落叶似地掉头发，一阵阵掉下来，在手臂上披披拂拂，如同夜雨。远远近近有许多汽车喇叭仓皇地叫着;逐渐暗下来的天，四面展开如同烟霞万顷的湖面。对过一幢房子最下层有一个窗洞里冒出一缕淡白的炊烟，非常犹疑地上升，仿佛不大知道天在何方。露水下来了，头发湿了就更涩，越篦越篦不通。赤着脚踝，风吹上来寒飕飕的，我后来就进去了。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的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窗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张爱玲散文摘抄《天才梦》
我学写文章，爱用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如“珠灰”，“黄昏”，“婉妙”，“splendour”，“melancholy”，因此常犯了堆砌的毛病。直到现在，我仍然爱看《聊斋志异》与俗气的巴黎时装报告，便是为了这种有吸引力的字眼。
在学校里我得到自由发展。我的自信心日益坚强，直到我十六岁时，我母亲从法国回来，将她睽违多年的女儿研究了一下。“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她告诉我，“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
我发现我不会削苹果，经过艰苦的努力我才学会补袜子。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千万别说笑话。
生活的艺术，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领略。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be，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张爱玲散文摘抄《迟暮》
细草芊芊的绿茵上，沾濡了清明的酒气，遗下了游人的屐痕车迹。一切都兴奋到了极点，大概有些狂乱了吧?——在这缤纷繁华目不暇接的春天!
咳!苍苍者天，既已给与人们的生命，赋与人们创造社会的青红，怎么又吝啬地只给我们仅仅十余年最可贵的稍纵即逝的创造时代呢?这样看起来，反而是朝生暮死的蝴蝶为可羡了。它们在短短的一春里尽情的酣足的在花间飞舞，一旦春尽花残，便爽爽快快的殉着春光化去，好像它们一生只是为了酣舞与享乐而来的，倒要痛快些。像人类呢，青春如流水一般的长逝之后，数十载风雨绵绵的灰色生活又将怎样度过?
张爱玲散文摘抄《秋雨》
雨，像银灰色黏湿的蛛丝，织成一片轻柔的网，网住了整个秋的世界。天也是暗沉沉的，像古老的住宅里缠满着蛛丝网的屋顶。那堆在天上的灰白色的云片，就像屋顶上剥落的白色粉末。在这古旧的屋顶的笼罩下，一切都是异常的沉闷。园子里绿翳翳的石榴、桑树、葡萄藤，都不过代表着过去盛夏的繁荣，现在已成了古罗马的建筑的遗迹一样，在萧萧的雨声中瑟缩不宁，回忆着光荣的过去。草色已经转入忧郁的苍黄，地下找不出一点新鲜的花朵;宿舍墙外一带种的娇嫩的洋水仙，垂了头，含着满眼的泪珠，在那里叹息它们的薄命，才过了两天的晴美的好日子又遇到这样霉气薰薰的雨天。只有墙角的桂花，枝头已经缀着几个黄金一样宝贵的嫩蕊，小心地隐藏在绿油油椭圆形的叶瓣下，透露出一点新生命萌芽的希望。
雨静悄悄地下着，只有一点细细的淅沥沥的声音。桔红色的房屋，像披着鲜艳的袈裟的老僧，垂头合目，受着雨底洗礼。那潮湿的红砖，发出有刺激性的猪血的颜色和墙下绿油油的桂叶成为强烈的对照。灰色的癞蛤蟆，在湿烂发霉的泥地里跳跃着;在秋雨的沉闷的网底，只有它是唯一的充满愉快的生气的东西。它背上灰黄斑驳的花纹，跟沉闷的天空遥遥相应，造成和谐的色调。它噗通噗通地跳着，从草窠里，跳到泥里，溅出深绿的水花。
雨，像银灰色黏濡的蛛丝，织成一片轻柔的网，网住了整个秋的世界。
张爱玲散文摘抄《童言无忌》
从前人家过年，墙上贴着："抬头见喜"与"童言无忌"的红纸条。这里我用"童言无忌"来做题目，并没有什么犯忌讳的话，急欲一吐为快，不过打算说说自己的事罢了。小学生下学回来，兴奋地叙述他的见闻，先生如何偏心，王德保如何迟到，和他合坐一张板凳的同学如何被扣一分因为不整洁，说个无了无休，大人虽懒于搭碴，也由着他说。我小时候大约感到了这种现象之悲哀，从此对于自说自话有了一种禁忌。直到现在，和人谈话，如果是人家说我听，我总是愉快的。如果是我说人家听，那我过后思量，总觉得十分不安，怕人家嫌烦了。当真憋了一肚子的话没处说，惟有一个办法，走出去干点惊天动地的大事业，然后写本自传，不怕没人理会。这原是幼稚的梦想，现在渐渐知道了，要做个举世瞩目的大人物，写个人手一册的自传，希望是很渺茫，还是随时随地把自己的事写点出来，免得压抑过甚，到年老的时候，一发不可复制，一定比谁都唠叨。
然而通篇"我我我"的身边文学是要挨骂的，最近我在一本英文书上看到两句话，借来骂那种对于自己过分感到兴趣的作家，倒是非常切当："他们花费一辈子的时间瞪眼看自己的肚脐，并且想法子寻找，可有其他的人也感到兴趣的，叫人家也来瞪眼看。"我这算不算肚脐眼展览，我有点疑心，但也还是写了。
张爱玲散文摘抄《钱》
不知道"抓周"这风俗是否普及各地。我周岁的时候循例在一只漆盘里拣选一件东西，以卜将来志向所趋。我拿的是钱——好像是个小金镑吧。我姑姑记得是如此，还有一个女佣坚持说我拿的是笔，不知哪一说比较可靠。但是无论如何，从小似乎我就很喜欢钱。我母亲非常诧异地发现这一层，一来就摇头道："他们这一代的人……"我母亲是个清高的人，有钱的时候固然绝口不提钱，即至后来为钱逼迫得很厉害的时候也还把钱看得很轻。这种一尘不染的态度很引起我的反感，激我走到对面去，因此，一学会了"拜金主义"这名词，我就坚持我是拜金主义者。
我喜欢钱，因为我没吃过钱的苦——小苦虽然经验到一些，和人家真吃过苦的比起来实在不算什么——不知道钱的坏外，只知道钱的好处。
在家里过活的时候，衣食无忧，学费、医药费、娱乐费，全用不着操心，可是自己手里从来没有钱。因为怕小孩买零嘴吃，我们的压岁钱总是放在枕头底下过了年便缴还给父亲的，我们也从来没有想到反抗。直到十六岁我没有单独到店里买过东西，没有习惯，也就没有欲望。
看了电影出来，像巡捕房招领的孩子一般，立在街沿上，等候家里的汽车夫把我认回去(我没法子找他，因为老是记不得家里汽车的号码)，这是我回忆中唯一的豪华感觉。
生平第一次赚钱，是在中学时代，画了一张漫画投到英文《大美晚报》上，报馆里给了我五块钱，我立刻去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琪唇膏。我母亲怪我不把那张钞票留着做个纪念，可是我不像她那么富于情感。对于我，钱就是钱，可以买到各种我所要的东西。
有些东西我觉得是应当为我所有的，因为我较别人更会享受它，因为它给我无比的喜悦。眠思梦想地计划着一件衣裳，临到买的时候还得再三考虑着，那考虑的过程，于痛苦中也有着喜悦。钱太多了，就用不着考虑了;完全没有钱，也用不着考虑了。我这种拘拘束束的苦乐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每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样我就局促地想到自己，仿佛胸前佩着这样的红绸字条。
这一年来我是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关于职业女性，苏青说过这样的话："我自己看看，房间里每一样东西，连一粒钉，也是我自己买的。可是，这又有什么快乐可言呢?"这是至理名言，多回味几遍，方才觉得其中的苍凉。又听见一位女士挺着胸脯子说："我从十七岁起养活我自己，到今年三十一岁，没用过一个男人的钱。"仿佛是很值得自傲的'，然而也近于负气吧?
到现在为止，我还是充分享受着自给的快乐的，也许因为这于我还是新鲜的事，我不能够忘记小时候怎样向父亲要钱去付钢琴教师的薪水。我立在烟铺眼前，许久，许久，得不到回答。后来我离开了父亲，跟着母亲住了。问母亲要钱，起初是亲切有味的事，因为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母亲的。她是位美丽敏感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机会和她接触，我四岁的时候她就出洋去了，几次回来了又走了。在孩子的眼里她是辽远而神秘的。有两趟她领我出去，穿过马路的时候，偶尔拉住我的手，便觉得一种生疏的刺激性。可是后来，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问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的毁了我的爱。
能够爱一个人爱到问他拿零用钱的程度，那是严格的试验。
苦虽苦一点，我喜欢我的职业。"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从前的文人是靠着统治阶级吃饭的，现在情形略有不同，我很高兴我的衣食父母不是"帝王家"而是买杂志的大众。不是拍大众的马屁的话——大众实在是最可爱的顾主，不那么反复无常，"天威莫测";不搭架子，真心待人，为了你的一点好处会记得你到五年十年之久。而且大众是抽象的。如果必须要一个主人的话，当然情愿要一个抽象的。
赚的钱虽不够用，我也还囤了点货，去年听见一个朋友预言说：近年来老是没有销路的乔琪绒，不久一定要入时了，因为今日的上海，女人的时装翻不出什么新花样来，势必向五年前的回忆里去找寻灵感。于是我省下几百元来买了一件乔琪绒衣料。囤到现在，在市面上看见有乔琪绒出现了，把它送到寄售店里去，却又希望卖不掉，可以自己留下它。
就是这样充满了矛盾，上街买菜去，大约是带有一种落难公子的浪漫的态度吧?然而最近，一个卖菜的老头秤了菜装进我的网袋的时候，把网袋的绊子衔在嘴里衔了一会儿。我拎着那湿濡的绊子，并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自己发现与前不同的地方，心里很高兴——好像是一点踏实的进步，也说不出是为什么。
没有什么可写了；真的。吃了晚饭喝了咖啡抽过烟斗清理过书桌之后突然感到小书房里那些书那些画那些笔那些纸都不是我的了。
我不在这间小书房里。我还在台南那所大学里成功堂后面乱草地上等一个人：暮秋的晚风吹不动不爱说话的老树，石阶的寒气透过牛仔裤沁入非常浪漫的内脏；鬼影中，一只萤火虫的飞舞就可以赶走明天莎士比亚期中考试的压力。
我不在这间小书房里。我在越战时期西贡一家大旅馆的阳台咖啡座上喝下午茶：城外的战火烧不掉城里的法国殖民地情调，莎冈的微笑夹在下午三十五度气温下的潮湿腋窝里期待今夜的销魂。大厅里的吊扇转得很慢很慢，三五美军抱着几个越南女人喝啤酒：这是一块没有尊严的“The Killing Fields”，不是两种文化的买卖。
我不在这间小书房里。我在新加坡市区邮政总局的柜台窗前排队买邮票：前面是穿着衬衫的甘地，后面是穿短裤背心的邱吉尔，再后面是不再写诗的郁达夫。邮政总局的大堂人声喧嚣，几个怀孕的英国女人站在服务台边贴邮票，肚子挺大挺高：热带殖民地对英国男人很有好处；英国太冷了：这里热。这是殖民政策的唯一收获。
我不在这间小书房里。我在伦敦地下车站月台上苦苦盼望黑洞里那一道炫目的车头灯;然后是走进午后的秋阳里；然后是穿过铜像四周的树影；然后是空空荡荡的漫漫长夜。我不在这间小书房里。
我不知道写什么好，也不知道怎么写。不骗你，王尔德口气真大：“我的品味最简单，”他说，“事事止于至善我就满意了。”事实是没有可能止于至善了。“人活着真绝！”还能要什么？打电话给上帝告诉他说我怎么那么久没有收到他的信？上帝是不会听电话的！即使听，他也会说：“你拨错号码！”然后把电话挂断。
年轻钢琴家Ivo Pogorelich十岁从贝尔格莱德到莫斯科音乐学院去学琴。十六岁那年，有一位朋友带他到一位苏联科学家家里做客；他弹了一首曲子给大家听之后，科学家的.夫人突然对他说：“你没有好好发挥你的天才。”他当时只觉得很气，觉得这位太太鲁莽得很。事后他才知道她是著名钢琴教师Aliza Kerzeradze。这位比他年纪大两倍的女人从此悉心指导他练习，引导他无尽的才华，用最严格的要求，把他的天赋化成技巧。
三年后，他向她求婚；她离开那位科学家，带着她的十三岁女儿嫁给他。此后，他造诣日深，名气日大，可是，同时代的音乐家中伤他；他在贝尔格莱德的父母亲已经好几年不跟他讲话、通音讯了。他们不能原谅他。品味、成功的代价很“贵”，像爱。
没有什么可写的了。不骗你。我是不能打电话去求上帝的。他帮不了我这个忙，像爱尔兰女小说家艾德娜帮不了马龙白兰度的忙一样：马龙白兰度请吃晚饭，餐厅很堂皇，情调很浪漫，他们谈得很投机，可是艾德娜始终婉转表示饭后不能跟他到别的地方去。
马龙白兰度最后忍无可忍，用非常严肃的语调对她说：“我要你很快并且很老实地回答我一个问题。你不能先考虑再回答我。我要诚实。”他来来去去重复这些话，她简直受不了，说：“你问吧！”于是，马龙白兰度盯着她的眼睛问她：“你怕呵痒吗？”晚饭在大笑声中散席。马龙白兰度只能这样自嘲，不能打电话给上帝：上帝是不听电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