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语：抬头看了看月亮，觉得它就像朝我们跑来的白色驯鹿;而我再看那只离我们越来越近的驯鹿时，觉得它就是掉在地上的那半轮淡白的月亮。
简介
《额尔古纳河右岸》是迟子建所著的长篇小说，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小说以一位年迈的鄂温克族最后一位酋长的女人的口吻，讲述了鄂温克族人如何与大自然、命运顽强地抗争，以及族人之间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作者以她精炼、细腻的笔触为读者生动地展现了一幅幅游牧民族鄂温克人恢弘的生活画卷。该部小说在《收获》杂志上登载以来，受到读者和评论家的热切关注，被媒体称为“最值得期待的书”之一，是中国第一部描述东北少数民族鄂温克人生存现状及百年沧桑的长篇小说。
作者简介
迟子建，是当今文坛一颗耀眼的明星，三次获得鲁迅文学奖，主要作品有《雾月牛栏》、《清水洗尘》、《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晨钟响彻黄昏》等。
在中俄边界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居住着一支数百年前自贝加尔湖畔迁徙而至，与驯鹿相依为命的鄂温克人。他们信奉萨满，游猎而生。他们住在夜晚时可以看见星星的撮罗子里，夏天乘桦皮船在河上捕鱼，冬天穿着皮大哈(兽皮短大衣)和狍皮靴子在山中打猎。他们喜欢骑马，喜欢喝酒，喜欢唱歌。在那片辽阔而又寒冷的土地上，他们以自己不同于整个时代的步伐有条不紊地生活着。现代文明的大规模开发将铁路、公路伸进了他们生活的山林，在一代一代的爱恨情仇与生死纠葛之后，这支被我们称为最后一个游猎民族的、以放养驯鹿为胜得敖鲁古雅的鄂温克人带着他们的祖祖辈辈的传奇消失在了山林之中……
精彩段落
1. 我是风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如今夏季的雨越来越稀疏，冬季的雪也逐年稀薄了。它们就像我身下的已被磨得脱了毛的狍皮褥子，那些浓密的绒毛都随风而逝了，留下的是岁月的累累瘢痕。坐在这样的褥子上，我就像守着一片碱厂的猎手，可我等来的不是那些竖着美丽犄角的鹿，而是裹挟着沙尘的狂风。
2. 我发现春光是一种药，最能给人疗伤。
3. 后来起了一阵风，天上的月亮还是老样子，可是水中的月亮却起了满脸的皱纹，好像月亮在瞬间老了。也就是在那个时刻，我懂得了真正长生不老的是天上的东西，水中的`投影不管有多么美，它都是短命的。
4. 看来最不想丢的东西，却最容易撒手离去。
5. 我这才明白，依芙琳为什么常会对别人的幸福和真情流露出那样的嫉妒和鄙视。我同情坤德，但也同情依芙琳，因为他们跟尼都萨满和达玛拉一样，都是为爱而受苦的人。
6. 拉吉达说，两个人日久天长地坐在一起，会越坐越衰老。他们互相望着衰老的脸，心也就会软了。
7. 我不愿睡在没有星星的屋子里，我这辈子是伴着星星度过黑夜的。如果午夜梦醒时我望见的是漆黑的屋顶，我的眼睛会瞎的;我的驯鹿没有犯罪，我也不想看到它们蹲进“监狱”。听不到那流水一样的鹿铃声，我一定会耳聋的;我的腿脚习惯了坑坑洼洼的山路，如果让我每天走在城镇平坦的小路上，它们一定会疲软得再也负载不起我的身躯，使我成为一个瘫子;我一直呼吸着山野清新的空气，如果让我去闻布苏的汽车放出的那些“臭屁”，我一定就不会喘气了。我的身体是神灵给予的，我要在山里，把它还给神灵。("我"一直随部落生活在山里，早已习惯了山里与自然为舞的生活，彼时部落的人都响应号召下山到城镇生活，她却选择留在山里过原始的生活)
8. 我已经说了太多太多死亡的故事，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每个人都会死亡。人们出生是大同小异的，死亡却是各有各的走法。伊万去世后的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六九年的夏天，坤德和依芙琳先后死了。他们的死是在情理之中的，因为他们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到了这个时候的老人，就像要掉进山里的夕阳，你想拽都拽不住的。
9. 瓦罗加和我也一天天地衰老了。虽然我们还睡在一起，但是再也没有制造风声的激情了，看来真正的风神在天上。那几年我画的两处岩画，都跟风神有关。我画的风神没有五官，可以说它是男人，也可以说它是女人。我把风神的头发画得格外的长，长得就像银河一样。
10. 瓦罗加射出第三颗子弹的时候，它已经接近他了，那颗子弹竟然也偏了。没等瓦罗加打响第四枪，母熊已经伸出两只血淋淋的前掌，把瓦罗加抱在怀里，三下两下就揭开了他的脑壳。放映员吓得晕倒在地，马粪包则提着枪跑向瓦加罗。然而一切已经晚了，母熊已经把瓦加罗撂倒在地。它捡起那杆枪，握着它，像个顽强的战士一样，朝马粪包走来。它肚子里的肠子一团团地涌流出来……
11. 依莲娜的那幅画，一画就是两年。那幅画很有气魄，上部是翻卷着浓云的天空和被烟雾笼罩着的黛绿的青山，中部是跳神的妮浩和环绕着她的驯鹿群。妮浩的脸是模糊的，但她所穿的神衣和神裙却是那么逼真，好像风儿轻轻一吹，那些闪光的金属饰片就会发出响声。画的底部，是苍凉的额尔古纳河和垂立在岸边祈雨的人们。
12. 我抬头看了看月亮，觉得它就像朝我们跑来的白色驯鹿;而我再看那只离我们越来越近的驯鹿时，觉得它就是掉在地上的那半轮淡白的月亮。我落泪了，因为我已分不清天上人间了。
女作家迟子建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篇以鄂温克族人生活为题材的史诗性的优秀小说，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一、忧伤的生态灵魂与无奈的抗争
小说《右岸》满含深情地描写了额尔古纳河右岸这个鄂温克族人生活栖息的特定“场所”。海德格尔对场所的阐释，“这种场所的先行揭示是由因缘整体性参与规定的，而上手事物之来照面就是向着这个因缘整体性开放的”。《右岸》深情地描写了鄂温克族人与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山山水水的须臾难离的关系，以及由此决定的特殊生活方式，一草一木都与他们的血肉、生命融合在一起，具有某种特定的不可取代性。鄂温克族人特殊的“家园”有“场所”的独特性，甚至是不可代替性，是生态美学与生态文学的重要内涵。
小说形象地描绘了鄂温克族人特殊的生存“场所”，他们特有的生老病死与婚丧嫁娶的方式，为我们呈现了鄂温克族家园特有的生态存在之美，既有阴性的人与自然协调的安康之美，更多的是人与自然抗争的阳刚之美，集中表现在两代萨满为部族利益所进行的原始宗教仪式中的“生态崇高”。
《右岸》以反思游猎民族鄂温克族丧失其生存家园而不得不搬迁定居为题材。迟子建在小说的“跋”中写到，触发她写这本书的原因是她作为大兴安岭的子女早就有感于持续30年的对茫茫原始森林的滥伐，造成了严重的原始森林老化与退化的现象，而首先受害的则是作为山林游猎民族的鄂温克族人。作者从接到一位友人有关鄂温克族女画家柳芭走出森林，又回到森林，最后葬身河流的消息以及作者在澳大利亚与爱尔兰有关少数族裔以及人类精神失落的种种见闻中，深深地感受到原来“茫然失其所在”是当今人类的共同感受，具有某种普遍性，于是作者下决心写作这个重要题材。而她在深入到鄂温克族定居点根河市时，猎民的一批批回归更加坚定了她写作的决心。于是，作者开始了她的艰苦而细腻的创作历程。
作者采取史诗式的笔法，以一个90多岁的鄂温克族老奶奶、最后一位酋长的妻子的口吻，讲述了额尔古纳河右岸鄂温克族百年来波浪起伏的历史。而这种讲叙始终以鄂温克族人生存本源性的追溯为其主线，以大森林的儿子特有的人性的巨大包容和温暖为其基调。整个的讲叙分上、中、下与尾四个部分，恰好概括了整个民族由兴到衰，再到明天的希望整个过程。讲叙者道出了额尔古纳河与鄂温克族繁衍生息的紧密关系，它是整个民族的中心，世世代代以来照亮了他们的生活。
二、自然的儿子与自然的生存方式
额尔古纳河周边的大山――小兴安岭也是鄂温克族的滋养之地。讲叙人生动地讲述了他的父亲、母亲、丈夫、伯父和侄子的不凡的生命历程及安息之所。“风葬”是鄂温克人特有的丧葬方式：选择四棵直角相对的大树，又砍一些木杆，担在枝丫上，为逝者搭建一张铺。然后将逝者用白布包裹，抬到那张铺上，头北脚南，再覆盖上树枝，放上陪葬品，并由萨满举行仪式为逝者送行。这种风葬实际上说明，鄂温克族人来自自然又回归自然的生存方式，他们是大自然的儿子。
额尔古钠河与小兴安岭还见证了鄂温克族人的情爱与事业。讲叙人讲述了自己的父辈以及子孙一代又一代在这美丽的山水中发生的生死情爱。鄂温克族人真正是大自然的儿女，大自然见证了他们的爱情，他们爱情的信物也完全来自于自然。鄂温克族人已经将自己完全融化在周围的山山水水之中，他们的生命与血肉已经与大自然融为一体，额尔古纳河与小兴安岭已经成为他们生命与生存的`须臾难离的部分。
经过多年开发，鄂温克族人的生存环境已经遭到严重破坏，生活在山上的猎民不足两百人了，驯鹿也只有六七百只了。于是人们决定迁到山下定居。在动员定居时，有人说道，猎民与驯鹿下山也是对森林的保护，驯鹿游走时会破坏植被，使生态失去平衡，再说现在对动物要实施保护，不能再打猎了。鄂温克族人也是森林之子，他们狩猎不杀幼崽，保护小的水狗，烧火只烧干枯的树枝、被雷电击中失去生命力的树木、被狂风刮倒的树木，使用这些“风倒木”，而不像伐木工人使用那些活得好好的树木，将这些树木大块大块地砍伐烧掉。他们每搬迁一个地方总要把挖火塘和建希楞柱时戳出的坑用土添平，再把垃圾清理在一起深埋，让这样的地方不会因他们住过而长出疤痕，散发出垃圾的臭气。他们保持着对自然的敬畏，即便猎到大型野兽也会在祭礼后食用并有诸多禁忌。我们从鄂温克族最后一位酋长的妻子的讲叙中领悟到：额尔古纳河右岸与小兴安岭，那山山水水，已经成为鄂温克族人的血肉和筋骨，成为他们的生命与生存的本源。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考察，人类的生存与生命的本源就是大自然。
三、敬畏自然――人与自然处于和谐
迟子建在小说《右岸》中以全新的生态审美观的视角进行艺术的描写，在她所构筑的鄂温克族人的生活中，人与自然不是对立的，“自然”不仅仅是人的认识对象，也不仅仅是什么“人化的自然”“被模仿的自然”“如画风景式的自然”，而是原生态的、与人构成统一体的存在论意义上的自然。
迟子建在《右岸》中所描写的这种“真理自行置入”的美，不是一种静态的物质的对称比例之美，也不是一种纯艺术之美，而是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在“天人之际”中的生态存在之美，特殊的人性之美。迟子建在作品中所表现的这种美有两种形态，一种是阴性的安康之美，另一种是阳刚的壮烈之美，是一种特定的“生态崇高”。
小说非常突出地表现了人对于自然的敬畏，具有前现代的明显特色。这种敬畏又特别明显地表现在鄂温克族人所崇信的萨满教及其极为壮烈的仪式之中。萨满教是一种原始宗教，是原始部落自然崇拜的表现。这种宗教里面的萨满即为巫，具有沟通天人的力量与法术，其表现是在如醉如狂、神秘诡谲的跳神中。作为叙述人伯父的尼都萨满是书中描绘的第一代萨满。他在宗教仪式中体现出来的崇高之美集中地表现在为了对付日本入侵者而进行的那场不同寻常的跳神仪式之中。日本占领军吉田带人到山上试图驯服鄂温克族人，在这样的关系部族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尼都萨满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挑战，而且说他要用舞蹈治好吉田的腿伤，但他要付出战马的生命，而且同样是用舞蹈让战马死去。那个为部族利益与民族大义在跳神中奉献了自己生命的鄂温克族萨满，他的牺牲自我的高大形象，他在跳神时那神秘、神奇的舞蹈及其难以想象的效果，制造出一种跪谲多奇的崇高之美，这就是所谓的“生态崇高”。以这样的画面作为小说的结尾，就是以崇高之美作为小说的结尾，为作品抹上了浓浓的悲壮的色彩，将额尔古纳河右岸鄂温克族人充满人性的生存之美牢牢地镌刻在我们的心中。
小说启示我们，地球家园中存在着众多文明形态，众多的生存方式，这样才使地球家园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绚丽多姿的色彩。因此，保留文明的多样性也是一种地球家园生态平衡的需要。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自己是大自然的儿子，珍惜自然，爱护自然，就是珍惜爱护我们的父母，也是珍惜爱护我们人类自己。
《额尔古纳河右岸》是著名作家迟子建一部描述东北鄂温克族历史变迁的长篇小说，曾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一、纯净的世界
额尔古纳河位于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是我国与俄罗斯的一条界河。河的右岸属于巾国，而右岸则是俄罗斯境地。居住在这里的鄂温克人，几乎与外部世界隔绝，充满了神秘色彩。
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他们依然单纯而快乐地生活着：信奉萨满，感激地享受着神灵赐予的一切;喂养驯鹿，视之为自己的亲密伙伴;喝桦树汁，乘桦皮船，热爱自然中的一花一草：住在术头搭建的“希楞柱”里，透过顶部孔隙看夜空中的星星：集体狩猎，集体参与部落事务，在相互扶持中坚强地生存。他们与许多游牧民族一样，勇敢、坚强而又乐观。
萨满崇拜足贯穿全书的一条重要线索，其中有两个主要人物，一个是尼都萨满，一个是妮浩。他们肩负着沟通神界与人界的重任，充盈着神的力量。自愿成为萨满的妮浩，一次又一次以自己孩子的生命为代价，挽救了他人的生命。每当她披着神衣神帽，击打神鼓，载歌载舞，进入到那种迷醉癫狂的状态，便构成了一幅苍凉而又震撼人心的图景。鄂温克族女人善良而令人敬佩的形象跃然纸上。在妮浩所救的人中，既有人品卑劣的“马粪包”，也有曾经偷走驯鹿的汉族少年，但这位伟大的萨满――一位柔弱而坚强的母亲，依然选择了牺牲自我。作者通过对这种神秘文化的呈示，表达了对这一古老民族崇高而纯粹的民族精神深深的敬意。
二、民族性的衰落
生活在山林之中的鄂温克人，生存之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他们曾被瘟疫侵袭，失去了大批心爱的驯鹿：他们曾在日寇的铁蹄F，被迫与亲人的分离;他们曾因为各种矛盾，伤害了彼此的情感……他们有大爱，有大痛，但依然坚强地在命运面前进行着殊死的抗争。然而，刺耳的伐木声彻底打破了这里的宁静，深爱着这片土地的鄂温克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整个民族日渐衰落，万般无奈。
自然的退化，使他们的生活陷入了困境。虽然深爱着世世代代居住的山林，但下山定居，却成为不得已的选择。对于一个与大自然朝夕亲密相处的群体来说，这样的选择无疑痛苦不堪。一个民族所具有的特性与其生活环境息息相关。饮食、习俗、宗教、服饰、建筑等等，无一不是受到生活环境的影响。在与天地相接的地方，在富有灵气的青山绿水之间，萨满才能发挥神力，庇佑一方：在茂密的丛林中，才能有清甜的桦树汁，轻便的桦皮船;在水草肥美的地方，驯鹿才能自由自在地觅食、生活、成长……当外部世界的侵入使自然环境悄然改变，现代性的膨胀使其思想产生剧烈动荡。一个民族的特性便开始逐渐消逝。
三、文明的霸权
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曾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到：“……一个单一意义上的文明事实上可能在多元意义上是相当非文明化的。”以单一化的现代眼光来审视古老民族，其生活方式显然是“野蛮”、“非文明”的。文明优越感使现代人对所渭的“落后”群体产生莫名的同情与怜悯，以自我的文明标尺去衡量古老民族的生活方式，并试图使之向自己看齐。然而，事实上“他们保存的文化，他们的生活状态，是文明的，唯美的，我们……自以为是把‘落后’这样一顶帽子扣到他们头上……我们用所谓的‘文明’形式，做了一次现代社会的野蛮人!”
汤因比认为，文明“包含着不被其他文明所理解的东西”。自诩为“文明人”的群体在未能理解其他文明的情况下就将其斥为“野蛮”，才是一种真正野蛮的行为。披着“文明者”的虚伪面纱，肆意对其他文明进行裁决审判，常常在不经意间就亵渎了其神圣性。
一个有着顽强生命力的民族，不得不选择背井离乡。既不是因为野兽的侵袭，也不是因为日军的铁蹄。现代文明以温情脉脉的方式，让他们不得不与延续千年的生活方式挥手告别。面对现代性的冲击，鄂温克人显得无所适从：环境的改变使得山林生活无法安宁地继续下去，而山下定居点的生活又让人难以适应。在这种彷徨犹豫之中，他们最终还是走向了妥协。“……这种妥协从外部的引诱转变为内部的主动自觉，已经逐渐渗透到年轻一代的血液中”。然而，他们却终究只是现代文明中的边缘群体，无法脱离，却又难以走入主流。
即使有一天这些民族真正走入了现代文明的核心，其民族特性大抵也就在走入的过程中消逝殆尽。那些曾经的辉煌与荣耀，在后代子孙的脑海中，将仅仅是课本上的插图和老人口中的传说。在现代性的冲击下，无论他们是否能够走入现代文明的核心，对其世代相传的文化与精神，或许都是一场灾难。
四、民族性的回归
该书的结尾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无限的想象空间：一个鄂温克族的女画家，在厌倦了城市的喧嚣与复杂之后，满身困倦地回到了自己成长的故乡，寄情于大自然，最终随水而逝。对女画家来说，生命的“回归”或许是其最后的心愿，最好的归宿。然而，失落的民族性与逝去的文明，是否能够真正“回归”?
怀着一颗好奇心，世人睁大眼睛想要对古老民族的文明一探究竟，看到的却是这样一副图景：丽江边的摩梭姑娘在灯红酒绿中扭动着身体招揽客人，东巴文字的传承者廉价叫卖那些所谓的工艺品，风凰吊脚楼旁的老人要求拍照者付钱，海南岛的回民纠缠着旅游者购买商品……这是一种比文明的彻底失落更让人痛心的存在。文明最后的尊严，在浮华的世界中以充满铜臭的方式，几乎彻底失去。所幸，还有一些人固执地坚守着最本真的文明，但终有一天，他们也会成为历史。年轻的一代，如何担起保护文化的重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