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莫言的作品有感
莫言笔下的《红高粱》经历了岁月洗礼，在尘土泥垢的孕育中，在雨露甘霖的滋润下，如今早已熟透，不仅颗粒满仓，而且还浸透着十里红的酒香。这部作品痛快淋漓的歌颂人性魅力，用纯粹的语言元素礼赞蓬勃旺盛的生命力，悲催的情节中渗透着生与死的较量，挥洒着血肉与灵魂的抗争。通过实物与意念的有效结合，色彩与空间的神秘量化，使得小说的字里行间无时无刻不透露着对庄严生命的向往与期盼。
还记得看到罗汉大叔被日本人活活剥皮而死的一幕时，我的内心充满了对侵略者的仇恨。我想，这就是小说给予人类的民族力量，情感归向，使奋身抵抗，赢得生命解放的伟大理念根深蒂固的扎根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而今，再见莫言已经是27年后的今天，他凭借着《丰乳肥臀》、《蛙》、《檀香刑》、《生死疲劳》等作品，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自此中国小说在国际文学舞台上呈现出了更为立体而生动的形象。
莫言的写作文风大胆豪迈，其思路天马行空，语言张弛有度，人物形象鲜明饱满，他的作品大多充满了浓浓的乡土气息。用原生态的乡土人情填平千沟万壑的华夏大地，用魔幻而具有现实主义的笔触书写多灾多难的齐鲁山河，成为这位“寻根作家”最能打动人心的运笔利器。
近日来又看过莫言的两部长篇小说《生死疲劳》和《檀香刑》，给我的感觉是他仍然没有改变笔下大多数小说的统一特色，那就是作品往往都充满了颗粒般的血腥感。无论人物是在痛苦中轮回，还是在屈辱中苟且偷生，他们都经历过撕心裂肺、痛彻心扉的“痛”。尽管其中有两情相悦、忠贞不渝的爱恋，可仍旧改变不了贯穿在作品当中以“悲惨”为主线的鲜明特点，以强调“顽强生命力”为主要基调的显著特征。
《生死疲劳》的主人公靠脱胎转世脱离现世的悲欢，却摆脱不了世代轮回中风水轮流转的时运。只有通过驴、牛、猪、狗、猴，五种动物的眼睛来描绘苦大仇深的农民终于获得属于自己的土地，却还没来得急好好耕作的时候，又陷入了一个扭曲变形的动荡时期。在感叹中国土地变迁史庞大复杂的同时，又不得不承认历史的畸形错位。值得一提的是人们并没有因为这纷至沓来仿若苦难而打倒，而是倔强、固执的活下去，去欣赏丰沛土地的日新月异，来等待人类脱胎换骨后重获新生的消息。当男主人公西门闹终于从“六道轮回”中转世为人后，苦难与不公依然紧紧缠绕着他的身体，但是转世为人的快乐终究让他忘记了身为牲畜时的屈辱与离奇，无论如何能做一个直立行走的人总是要比四脚爬行的牲畜好很多。作者热爱这片安生立命的土地，所以才让自己的思绪在阴阳两界间游刃有余肆意穿行，用牲畜的狂欢来加深对人民苦难的理解，用激情与不屈期待新世纪钟声的'响起，用释然与宽恕来安慰已经逝去和仍然存在的灵魂。
在《檀香刑》中，孙柄是钱县令相好媚娘的父亲，他们之间有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葛。在孙柄的亲人被德国人残害后，他决心远走他乡去投靠义和团，而后带领自己的队伍回乡报仇雪恨，毁坏德国人修建的铁路被抓后，钱县令在几番内心争斗中，终于不惹看到在残酷刑罚的摧残下生不如死的孙柄再受熬煎，挥剑刺死这位怀有深仇大恨而抵制德国入侵者的民族英雄。是怎样错落的情感才能让清廷的政府官员放弃高官厚禄，封侯拜相的大好机会，宁愿把自己也置身险地；是怎样的利益驱使，让清朝官府在外侵者面前趋炎附势，把残杀同胞、对其施加酷刑当做取乐的手段。这部小说中的人物生活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注定他们的命运只能是沉重的，但是没有人能遮掩住历史的血图腾，因为那是用身躯换来的麻木、冷漠、压抑、无助与挣扎的洗礼。
有人批判莫言的作品之所以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诋毁了中国人的形象，成为外国人取笑中国人文历史的话题。虽然人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真实的阅读感受，可是我们要正视中国的历史。莫要言说小说历史背景的真与假，莫要言说其中人物的好与坏，单凭莫言能够大胆果敢的写出中国改革开放60年来，人们对土地的深情与热爱，就不该把中国人的骄傲践踏在脚下。他没有跟风时代的喜好，迎合大众的需求，标榜自己的英雄主义，只是想尽可能的描写出斑斓壮阔、波澜起伏的中国历史而已！
莫言自述创作生涯：写作冲着一天三顿饺子开始
“博士大还是县长大?”
7年前，莫言被授予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时，得知喜讯的父亲曾这样问他。如今，莫言又获了2012诺贝尔文学奖，不知道父亲会作何感想。
那个在高密山头放牛的“炮孩子”，是如何成长为一个世界知名的作家。2005年12月，莫言在接受荣誉博士学位时发表演讲，回顾了自己的创作生涯。今天，回过头去听听他的自述，你也许会更了解他。
写作冲着一天三顿饺子开始
1957年，我家来了个大学生邻居。
他讲，当时他在济南的时候，认识一个山东省比较“腐败”的作家。这个作家究竟“腐败”到什么程度呢?一天三顿吃饺子。
我们当时一年也吃不上一次饺子。
我当时就问他：“叔叔，如果我将来能够写出一本小说来，我是不是能一天三顿吃饺子。”
所以，我想我最初对文学对当作家的梦想，就是冲着一天三顿吃饺子开始了。
我后来把村里面的书借来看了以后，头脑当中才真正有关于文学的
我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比如帮别人干活，跟别人换东西什么的，把村里的这几本小说看完了。当时我以为我已经把天下所有的书都读完了。
笔名“莫言”和喜欢讲真话有关
我从小就是一个非常爱说话的孩子。在我们农村叫做“炮孩子”。后来我写了小说叫《四十一炮》，里面就有一个“炮孩子”，其中也有我个人的经历。
也因为我喜欢说话，喜欢说真话，给我们的家里带来了很多的麻烦。
所以过了几十年以后，当我要写小说准备发表时，使用的笔名叫“莫言”。就是告诫自己要少说话。事实证明，我一句话也没有少说，而且经常在一些特别庄严的场合，说出实话来。
我觉得讲真话毫无疑问是一个作家宝贵的素质。如果一个作家讲假话，不但对社会无益，也会大大影响文学的品格。因为好的文学作品，肯定有一个真实的东西在里边，尤其是真实地反映了下层人民群众的生活面貌。
我有一种偏见，我觉得文学艺术，它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人性中恶的部分。
所以我的很多小说一旦发表以后，有些读者也不高兴。因为我把有些黑暗暴露得太彻底。
当然我不会迎合这样的读者，而牺牲自己文学创作的原则。我最近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指《生死疲劳》)，写了一个后记，最后一句话就是说“哪怕只剩下一个读者，我也要这样写”。
想象力是饿出来和吓出来的
我的想象力还是不错的，为什么不错呢?因为我的想象力是饿出来的。
我小学五年级就被学校赶出来了，就一个人牵着两头牛放牧。那时候我就能从牛的眼睛里边看到自己的倒影。有时候躺在草地上，看到天上的白云，听到鸟叫，听到周围青草生长的声音，和大地发出的气味。这种跟大地接触的机会，这种很长时间孤独地跟动物在一起的状态，都让我想入非非。
直到现在，我依然动用的还是我二十岁以前积累的生活资源。我二十岁以后的东西，基本上还没有正儿八经地去写。
至于想象力，也有外来接受的地方。我们山东高密这个地方，离写出《聊斋志异》的蒲松龄的故乡也不远，隔了三百多里路。
我听老人讲了很多很多关于鬼神的故事，人因为恐惧也会产生想象力。
上世纪六十年代，死人非常多。我们村子里最高纪录是一天死了18个人。一出门就看到原野里有鬼火在闪烁，而且经常有各种各样火一样的球在天空中飘来飘去。我当医生的姑姑就告诉我，这是狐狸在恋爱。
人一旦进入这种环境，就会有一种恐惧，你就觉得你周围充满了一些神秘的生物，你在走路的时候经常听到脚后面有一个声音在跟随着你。
人的想象力就这么出来了。
方言土语进入我的小说叙事
我的小说语言也是比较庞杂的，这里面既有古典的书面型的语言，也有一些读西方
我们山东话的许多方言土语，一旦写到书上，是非常典雅古朴的古语，反而能够被人理解。我们说一把刀锋利，不说锋利，而说“风快”。说一个姑娘漂亮，也不说漂亮，我们讲“奇俊”。说今天天气很热，我们不说很热，而说“怪热”。这些方言土语，写到小说里，完全可以看得懂，而且有非常强的感染力。
一个真正的文学家，就是应该千方百计地丰富本民族的语言。不能仅仅把方言土语用到小说人物的对话中，而要把方言土语用到叙述中。
写小说时，我胆大包天
作为作家，莫言对文学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认识，我们可以从他的公开演讲和接受南方周末等媒体专访时窥见一斑。
结构对于长篇小说来说有多重要?
长篇小说结构很重要，每次在构思时都在结构上挖空心思，希望能用跟以前的小说不一样的结构，来讲述一个故事。我有很多精彩的故事，迟迟没有动笔，就是因为在思考结构问题。
为什么这个《蛙》写了十五万字又放弃?就是因为结构没想好。如果用编年史的方法，那小说篇幅会很长，而且事无巨细都不能漏掉，否则不完整。用书信体，这是一种古老的方法，它的好处是非常自由，可以从1958年一下跳到2008年，把姑姑50年从医生涯中最具表现力、最能塑造人物的`故事元素给提炼出来。
中国文学如何跟世界对话?
中国文学真正能够跟世界对话，真正超越了狭隘的阶级观念，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的。这时候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在大量阅读
这大大开阔了中国这批小说家的眼界。
我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几个作品带着很浓重的模仿外国文学的痕迹，譬如《金发婴儿》和《球状闪电》。到了《红高粱》这个阶段，我就明确地意识到必须逃离西方文学的影响，一定要写自己的东西，自己熟悉的东西。
这就需要到民间去寻找，文学真正的丰富资源，还是隐藏在民间。当然我说的民间并不仅仅是荒凉的偏僻的农村，城市也是民间。这才有了《檀香刑》和《生死疲劳》。
所以包括我个人在内，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学，实际上是借助了这两种力量。我们借助了
为获奖，作品特意贴中国标签?
什么是中国标签?我不知道。
我在《檀香刑》后记里面说，我想在语言上有我自己的特色，根本不是想写给外国
一个作家不可能把自己的写作追求限定在一个什么奖上，也没听说哪一个作家为了得什么奖调整了自己写作的方向，改变了自己写作的方法。而且，即便你想改变，变得了吗?
该怎么写，还怎么写;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在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是懦夫，是可怜虫，但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