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予于谯亳得一古镜，以手循之，当其中心，则摘然如灼龟之声。人或曰：“此夹镜也。”然夹不可铸，须两重合之。此镜甚薄，略无焊迹，恐非可合也。就使焊之，则其声当铣塞，今扣之，其声泠然纤远。既因抑按而响，刚铜(即青铜，是一种铜锡合金，其硬度很高。)当破，柔铜不能如此澄莹洞彻。历访镜工，皆罔然不测。
[甲]古人铸鉴①，鉴大则平，鉴小则凸。凡鉴凹则照人而大，凸则照人面小。小鉴不能全视人面，故令微凸，收人面令小，则鉴虽小而能全纳人面。此工之巧智，后人不能造。
[乙]世有透光鉴，鉴背有铭文，凡二十字，字极古，莫能读。以鉴承日光，则背文及二十字皆透在屋壁上，了了分明。人有原②其理，以谓铸时薄处先冷，唯背文上差③厚，后冷而铜缩多；文虽在背，而鉴面隐然有迹，所以于光中现。予观之，理诚如是。然予家有三鉴，又见他家所藏，皆是一样，文画铭字无纤异者，形制甚古，唯此鉴光透其他鉴虽至薄者莫能透。意古人别自有术 。
译文
我在亳州谯县得到一面古镜，用手抚按它，当按到中心时，就发出像烧灼乌龟甲那样的绽裂声响。有人说：“这是夹层镜。”但是夹层不可以铸造，必须两片合起来制成。这面镜子很薄，丝毫没有焊接的痕迹，恐怕也不可能合起来。如果镜子是焊成的，那么它的声音应当像敲击钟铣那样重浊窒塞，但敲击它所发出的声音却清脆而纤细悠远。既然是因为按压而发声，那么刚铜就应当破裂，柔铜又不能像这样光洁澄澈。我遍访了造镜的工匠，他们都茫然不解。
古人制造镜子的时候，大镜子铸成平的，小镜子铸成凸的。镜面凹的照出人脸的像要大些，镜面凸的照出人脸的像要小些。用小镜看不到人脸的全像，所以作得稍为凸些，以使脸像变小，这样的镜子虽小仍可获得人脸全像。造镜时要量镜子的大小，以决定增减镜子凸起的程度，使脸像和镜子大小相称。古人做工巧妙，后人造不出来了,得到古镜后，都把它们磨平了。
世上有透光镜，镜背面有铭文，共二十字，字体极其深奥，没人能读懂。用这个镜子承受日光，背面的花纹和二十个字就会透射在房壁上，清清楚楚。有人推究它的原理，认为是由于铸造时薄处先冷，唯独有花纹和字的地方比较厚，冷得慢，以致铜收缩得多。铭文和花纹虽然在背面，但是镜面上隐隐约约有痕迹，所以在光中显现出来。我观察了这面镜子，认为道理确实如此。可是我家有三面镜子，又见到了别人家所收藏的镜子，都是一个式样，图案铭文没有丝毫差异，形制很古老。只有这种镜子可以透光，其他的镜子虽然也有很薄的`，却都不能透光。想来古人自有特殊的制作方法。
作者简介
沈括 （1031—1095），字存中，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公元1031年（北宋天圣九年），出生于一个下层官吏的家庭，家境并不富裕，沈括常自谓“出自寒门”。母徐氏，是苏州吴县人，知书达礼，谙通文墨；父沈周，为官清正，不主张严刑苛法，到泉州任职时，沈括随往。
沈括的一生著述颇多，著名的传世之作有《梦溪笔谈》、《长兴集》、《苏沈良方》等。在《资治通鉴长编》中，尚有一部分他所撰写的《乙卯入国奏请》、《入国别录》等资政史料。
公元1082（元丰五年），因徐禧失陷永乐城，沈括连累受贬，居润州，筑梦溪园（今镇江东郊），潜心著述，至绍圣元年复官爵，公元1095辞世，终年65岁。
沈括出身于仕宦之家，幼年随父宦游各地。嘉祐八年（1063年），进士及第，授扬州司理参军。神宗时参与熙宁变法，受王安石器重，历任太子中允、检正中书刑房、提举司天监、史馆检讨、三司使等职。元丰三年（1080年），沈括出知延州，兼任鄜延路经略安抚使，驻守边境，抵御西夏，后因永乐城之战牵连被贬。
沈括一生致志于科学研究，在众多学科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和卓越的成就，被誉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其名作《梦溪笔谈》，内容丰富，集前代科学成就之大成，在世界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1、春之舞
雪锹铲平了冬天的额头
我听到你嘹亮的声音
我听到滴水声，一阵化雪的激动：
太阳的光芒像出炉的钢水倒进田野
它的光线从巨鸟展开双翼的方向投来
巨蟒，在卵石堆上摔打肉体
窗框，像酗酒大兵的嗓子在燃烧
我听到大海在铁皮屋顶上的喧嚣
啊，寂静
我在忘记你雪白的屋顶
从一阵散雪的风中，我曾得到过一阵疼痛
当田野强烈地肯定着爱情
我推拒春天的喊声
淹没在栗子滚下坡的巨流中
我怕我的心啊
我在喊：我怕我的心啊
会由于快乐，而变得无用!
2、落日与城墙
在自己的土地上漫游多么不同，
不必为了知识而考古。你和我
走在城墙下，东郊，一间凉亭，
几只鸟，分享了这个重逢的下午。
轩窗外的塔，怀抱箜篌的女人，
秦淮河的泊船隐入六朝的浮华。
从九十九间半房的一个窗口，
太阳的火焰苍白地驰过。
微雨，行人，我注视泥泞的街，
自行车流上空燕子婉转的口技，
雾的红马，踏着屋顶的蓝瓦，
我沉吟用紫金命名了一座山的人。
湖，倒影波动的形态难以描述，
诗歌一样赤赤，接近于零。
对面的事物互为镜子，交谈的饮者，
伸手触摸的是滚烫的山河。
我用全部的感官呼吸二月，
我品尝南京就像品尝一枚橘子。
回来，风吹衣裳，在日暮的城墙下，
快步走向一树新雨的梅花。
3、大黄昏
骆一禾
走了很久很久
平原比想象更遥远
河水沾湿了红马儿的嘴唇
青麦子地里
飘着露水
失传的歌子还没有唱起来
只有我的果树林
还在簸扬着
春天的苦味
弥漫江岸的水凇
还在结成
白茫茫的树挂
在这些树木的年轮里
刻着一个春耕的人
没有光泽的寂静的低洼地
哦黄昏抵在胸口上
积雪在长风里
衰落着光
我的心在深渊里沉重地上升着
好像一只
太大的鸟儿
在哪里啊?
滚滚的黄昏
你在哪儿沉重的风雨和水纹
已经积满了平原
平原上就该有这样平坦的黄昏啊
一下一下撞你的心
每一步都踏在灵魂上
这黄昏把我的忧伤
磨得有些灿烂了
这黄昏
为女儿们
铺下一条绿石子的河
这黄昏让我们烧着了
红月亮
流着太阳的血
红月亮把山顶举起来
而那些
洁白坚硬的河流上
飘洒着绿色的五月
4、小镇的萨克斯
雨中的男人，有一圈细密的茸毛，
他们行走时像褐色的树，那么稀疏。
整条街道像粗大的萨克斯管伸过。
有一道光线沿着起伏的.屋顶铺展，
雨丝落向孩子和狗。
树叶和墙壁上的灯无声地点燃。
我走进平原上的小镇，
沿着楼梯，走上房屋，窗口放着一篮栗子。
我走到人的唇与萨克斯相触的门。
5、进山
请相信黄昏的光线有着湿润的
触须。怀揣古老的书本双臂如桨
我从连绵数里的树阴下走过
远方漫起淡淡的弥撒声。一丛野草
在渐浓的暮色中变成了金黄
坚韧闪烁有着难以测度的可能。
而吹拂脸颊的微风带来了琤的
泉水、退缩的花香某种茫茫苍穹的
灰尘。“在这空旷的山谷呆着多好!”
一只麻鹬歇落于眼前滚圆的褐石
寂静、隐秘的热力弯曲它的胸骨
像弯曲粗大的磁针。我停下来
看树枝在暝色四合中恣意伸展──
火焰真细密绘出初夜那朦胧的古镜。
6、圆明园西
北方在五月仍显得荒凉
煤屑和碎砖铺成路面
傍晚和难以察觉的拐弯
落入揣想
锯木厂的乐队使树林沉睡
四面的风一如既往
教育新生的草，折断新生的芦苇
迎接骑单车回村的农民姑娘
我准确地念出萍藻、棘刺、
忍冬和塑料薄膜的名称
在土丘上，我的手谨慎地判断着一堵砂墙
流浪的画家带着飞鸟的胃
看到木板车上的男孩
靠着纸箱，低着头，安静得仿佛
一直在睡──
北方在五月仍显出它的荒凉
7、黄鹂
徐志摩
一掠颜色飞上了树。
“看，一只黄鹂!”有人说。
翘着尾尖，它不作声，
艳异照亮了浓密──
像是春光，火焰，像是热情。
等候它唱，我们静着望，
怕惊了它。但它一展翅，
冲破浓密，化一朵彩云;
它飞了，不见了，没了──
像是春光，火焰，像是热情。
8、鹿的角枝
在雄鹿的颅骨，有两株
被精血所滋养的小树。
雾光里
这些挺拔的枝状体
明丽而珍重，
遁越于危崖、沼泽，
与猎人相周旋。
若干个世纪以后。
在我的书架，
在我新得收藏品之上，
我才听到来自高原腹地的那一声
火枪。──
那样的夕阳
倾照着那样呼唤的荒野，
从高岩。飞动的鹿角
猝然倒仆……
……是悲壮的。
9、亚洲铜
亚洲铜，亚洲铜
祖父死在这里，父亲死在这里，我也会死在这里
你是唯一的一块埋人的地方
亚洲铜，亚洲铜
爱怀疑和飞翔的是鸟，淹没一切的是海水
你的主人却是青草，住在自己细小的腰上，守住野花的手掌和秘密
亚洲铜，亚洲铜
看见了吗?那两只白鸽子，它们是屈原遗落在沙滩上的白鞋子
让我们──让我们和河流一起，穿上它们吧
亚洲铜，亚洲铜
击鼓之后，我们把在黑暗中跳舞的心脏叫做月亮
这月亮主要由你构成
10、雨
雨是一封意外的信。
雨是家乡的客人
带着远方的问候。
是一匹走失多时的马
在一个多雾的早晨突然归来。
于是雨声响成一片。
雨落在子夜的城里，
街道像横放着一件件干净的乐器。
雨落在月坛北小街
落在物价局的四层大楼上。
这大楼里今夜只有我孤独一人
所有的窗户灯光熄灭。
我像一个盲人走向雨。
我的耳朵盛满雨水
我的心盛满回忆和风景。
鲁迅1915年开始大规模购买石刻拓片，北京鲁迅博物馆现存鲁迅收藏的历代金石拓片，5100余种，6200余张。在购买拓片的同时也抄录大量古碑，据《鲁迅辑校石刻手稿》统计，鲁迅抄录碑铭260种，造像344种，墓志192种。鲁迅抄录的石刻材料大都以汉魏六朝为主，他早年大概计划写一部汉魏六朝石刻研究的专书，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云“其实，鲁迅的汉魏六朝石刻研究，书未完成，故不付印。”鲁迅早年的计划是很远大的，他所抄录的石刻应是其石刻研究的资料长编部分，鲁迅为实现这一计划修订了《寰宇贞石图》、整理了《六朝墓名目录》、《越中金石记目录》及《直隶现存汉魏六朝石刻录》等石刻目录，这样一来，资料长编、石刻目录加上释文考证就形成了一部完备的汉魏六朝石刻研究。
在讨论鲁迅的石刻贡献之前还需说明的是，鲁迅与传统文字学之间的关系和金石收藏。前者是自乾嘉以来金石学家必备的修养，清代朴学家多以文字训诂为治学之基本功，对《说文解字》的研读就成了必修，到晚清学者多精通小学，“说文家亦关注金石，金石家亦注重文字学新成果，有的二者兼具一身。”鲁迅自然受到传统文字学的影响，这在他的日记及书帐中均有体现。后者则是在具备了文字学基础上的金石实践，鲁迅广泛搜求金石拓本及相关著作，在民国金石学界是独树一帜的，他的学养及社会地位为其搜罗金石文献资料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一方面通过范寿铭、顾燮光、章寿康、周肇祥、徐以孙、台静农、姚克等人的帮助，极大丰富了鲁迅的金石收藏，另一方面鲁迅在前人基础上突破创新，考订、分辨前人未释或误释之石刻。
一、鲁迅与传统文字学
金石的收藏、古碑的描摹以及相关文字、史实的考订与传统文字学是密不可分的，鲁迅很早就开始了传统文字学的学习，从章太炎学《说文》而打下的文字学根基，以及他的博览杂涉、见解犀利为其整理金石文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08年4月至9月，章太炎在日本东京《民报》社讲授《说文解字》，听课者有八人，鲁迅、周作人在列其中，鲁迅手稿中有《说文解字札记》，与钱玄同、朱希祖的笔记共同收录到《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中，鲁迅的这份手稿“字迹工整清秀，内容简要明晰，每个字头下面，清晰的说明此字的含义、源流和形体的演变，为以后研究中国字体变迁史打下了最初的基础。”鲁迅在1911年2月6日《致许寿裳》的信中叶谈到了此事“去年得朱君逷先书，集《小学答问》刊资，今附上。”《小学答问》即根据章太炎1908年授课笔记所编，鲁迅等人集资150元，刻印300册。鲁迅所记《说文解字札记》现存两套，一套存于国家图书馆，一套存于绍兴鲁迅纪念馆。
章念驰《鲁迅与<说文解字札记>》总结了章太炎先生讲授《说文解字》对鲁迅的影响。总结来说，一是太炎先生讲授《说文》，并非单纯说经解经，他强调中国语言文字学、典章制度、人物事迹构成了中国历史，爱国就要爱自己的文字;二是鲁迅先生在自己的著作中，随处可见其对《说文》的娴熟，如鲁迅《在钟楼上》一文中说，记得先生在日本给我们将文字学时，曾说《山海经》上‘其州在尾上’的‘州’，是女性的生殖器，这古语至今还留存在广东，读若Tiu，故Tiuhei二字，当写作‘州戏’，名词在前，动词在后，我不记得他后来可曾将此说记在《新方言》里，但由今观之，则‘州’乃动词，而非名词也。
鲁迅在日记中还记载了购买有关文字学著作的信息。1914年10月25日，买同治十二年陈昌治刻本《说文解字附通检》。11月15日鲁迅至宝华堂购同治十三年姚氏重刻本《说文校议》及光绪四年胡氏刻本《说文段注订补》各一部。1915年1月30日在琉璃厂购买《说文系传校录》。2月15日购《说文句读》一部。4月11日购《文字蒙求》一册。1916年7月13日往琉璃厂购《汉隶字原》。1917年5月6日买宋洪适撰《隶释》、《隶续》并附汪本《隶释刊误》共8册。其他文字类的书还有吴大澂《说文古籀补》、《字说》，孙诒让《名原》，容庚《金文编》等，显然，鲁迅购求文字类著作是为研究石刻之用，这些文字学著作或助其查考古文字形，或为其提供古文字义，但鲁迅晚年也在信中自谦不懂文字之学，1934年3月27日《致台静农》“昨始得《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测[阐]》一本，入夜循览，砉然发蒙，然文字之学，早已一切还给章先生，略无私蓄，所以甚服此书之浩瀚，而竟不能赞一辞。”这究竟是鲁迅的自谦，因鲁迅最终未能走上传统语言文字学之路，继承章太炎先生的小学，故而自谦，但早年鲁迅对传统文字学，尤其是“说文学”还是下过一定功夫的。周作人曾回忆：“鲁迅有一个时期也很搞过‘文字学’，特别是《说文解字》，如《域外小说集》中那些文言译的短篇上，很留下些痕迹，特别在集里那短短的引言上。”
鲁迅早年还有编纂《中国字体变迁史》的计划，目的是研究各个时期的文字，1933年6月18日《致曹聚仁》“我数年前，曾拟编中国字体变迁史及文学史稿各一部，先从长编入手，但即此长编，已是难事。”鲁迅搜集的文字学著作如《隶释》、《秦汉瓦当文字》、《殷墟文字类编》、《两周金文辞大系》等都是为著《中国字体变迁史》而准备。鲁迅深厚的文字学修养为他的金石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鲁迅之金石收藏及研究
鲁迅在青少年时期就对金石学产生了兴趣，《金石录》、《金石存》这类著作早已陪伴鲁迅左右，周启明《鲁迅的青年时代》曾载“新年出城拜岁，来回总要一整天。船中枯坐无聊，只好看书消遣，那时放在‘帽盒’中带了去的大抵是《游记》或《金石存》，后者原刻石印本，很是精致。”吴玉搢编纂的《金石存》(十五卷)著录金石文字一百四十八种，考证精当。鲁迅藏书中即存有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山阳李氏闻妙香室刻本(四册)，他在1923年2月12日将此书重新装订，并做书帙两个。
鲁迅开始大量购藏墓志、碑铭、造像始于1915年，直至鲁迅暮年仍持续不辍，他在给台静农的信中曾提及有编选出版的意愿，“南阳杨君(杨廷宾)，已寄拓本六十五幅来，纸墨俱佳，大约此后尚有续寄。将来如有暇豫，当并旧藏选印也。”1912年鲁迅在家乡绍兴开始了漫长的抄古碑活动，1917年1月22日的《日记》写道：“旧历除夕也，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鲁迅任职北京教育部期间(1912-1926)还曾写下《古物调查表钞》，对河北、山东、河南的造像及碑铭进行了调查。
《鲁迅日记》中随处可见其对金石拓本的搜求，如1915年3月6日，往琉璃厂买《金石契》附《石鼓文释存》一部五本。4月19日，以银一元买残本《一切经音义》及《金石萃编》一束。7月27日，上午得二弟寄来书籍一包，计《再续寰宇访碑录》二册、《读碑小笺》一册、《眼学偶得》一册，《唐风楼金石文字跋尾》一册，《风雨楼藏石》拓本六枚。除了日记中的记载外，鲁迅在给友人的书信中也多次提及收藏购求金石拓本之事。
(一)鲁迅的汉画像研究
在鲁迅收藏的文物中，700余幅汉画像石拓片是颇有特色的，而《鲁迅辑校石刻手稿》仅录其中一部分。鲁迅早年是有汉画像研究计划，在1934年写给姚克及台静农的信中屡次提及他的计划：“对于印图，尚有二小野心，一是拟印德国版画集，此事不难，只要有印费即可。二，即印汉至唐画像，但唯取其可见当时风俗者，如游猎、卤簿、宴饮之类，而著手则大不易。五六年前，所收不可谓少，而颇有拓工不佳者，如《武梁祠画像》、《孝堂山画像》、《朱鲔石室画像》等，虽具有，而不中用;后来出土之拓片，则皆无之，上海又是商场，不可得。兄不知能代我补收否?”(1934年6月9日)鲁迅编选汉唐画像的目的，一是搜集有关民俗的资料，二是为青年编选历代普及性画像。
第一方面，鲁迅在致函姚克的信中说的很清楚。1934年2月11日《致姚克》“生活状态，则我以为不如看汉代石刻中之《武梁祠画像》，此像《金石萃编》及《金石索》中皆有复刻，较看拓本为便，汉时习俗，实与秦无异，循览之后，颇能得其仿佛也。”通过汉画像石来研究古代民俗在二十世纪初期还是比较前沿的课题，这在鲁迅之前恐怕是较少有人关注的。如1934年3月24日《致姚克》“汉唐画像石刻，我历来收得不少，惜是模糊者多，颇欲择其有关风俗者，印成一本，但尚无暇，无力为此。先生见过玻璃板印之李毅士教授《长恨歌画意》没有?今似已三版，然其中之人物屋宇器物，实乃广东饭馆为‘梅郎’之流耳。何怪西洋人画数千年前之中国人，就已有了辫子，而且身穿马蹄袖袍子乎。绍介古代人物画之事，可见也不可缓。”鲁迅欲择选与民俗有关的汉唐画像汇为一编，惜未成书。但鲁迅有令一手稿传世，即《汉画象考》。
《汉画象考》稿本一册，将汉画像按不同种类分为七篇共十五卷，第一篇阙，二卷;第二篇门，一卷;第三篇石室，三卷;第四篇食堂，一卷;第五篇阙室画象残石，四卷;第六篇缺;第七篇摩崖，一卷;第八篇瓦甓，三卷，共十五卷，同时还有50多页写有汉画像内容的手稿。鲁迅在手稿中对汉画像石进行了分类，有自己的体系，即在每一篇前面均有详实的目录说明，包括石刻画像的全称、年代、出土地点、方位，有无题字等等，目录后是对画像的逐个介绍，介绍文字有的是编辑前人所写，有的是鲁迅所写。手稿虽是未完稿，亦可见鲁迅对汉画像石之贡献。
第二方面，鲁迅想为青年编选一部画像图，1934年6月9日《致赵振铎》“至于为青年着想的普及版，我以为印明本插画是不够的……或者不如(一)选取汉石刻中画像之清晰者，晋唐人物画(如顾恺之《女史箴图》之类)，直至明朝之《圣谕像解》(西安有刻本)等，加以说明。(二)再选六朝及唐之土俑，托善画者用线条描下(但此种描手，中国现时难得，则只好用照相)，而一一加以说明。”鲁迅的想法是极好的，但他对拓片及拓工也是极为挑剔的，他在写给姚克信中标明，“汉画像模糊的居多，倘是初拓，可比较的清晰，但不易得……汉画像中有所谓《朱鲔石室画像》者，我看实是晋石，上绘宴会之状，非常生动，与一般汉石不同，但极难得，我有一点而不全，先生倘能遇到，万不可放过也。”(1934年3月6日)“石刻画像印起来，是要加一点说明的，先生肯给我印成英文更好，但做起来颇不易。青年也未必看，聊尽自己的心而已。《朱鲔石室画像》我有两套，凑合起来似乎还不全，倘碑帖店送有数套来，则除先生自己所要之外，其余的请替我买下，庶几可以凑成全图。”(1934年4月22日)鲁迅对拓本的要求的极为严格的，这在鲁迅的未刊手稿中有详尽记载：一、用中国纸及墨拓;二、用整纸拓金石，有边者并拓边;三、凡有刻文之处，无论字画悉数拓出;四、石有数面者令拓工著明何面。这是鲁迅欲搜集山东地区有关汉画像石对拓工作出的要求。
(二)鲁迅的墓志、碑铭研究
鲁迅早年是有一项汉魏六朝石刻研究的计划，他所作的大部分石刻目录及资料长编工作都是为这项计划服务的。《鲁迅辑校石刻手稿》收录碑铭260种，墓志192种，鲁迅收录墓志、碑铭实际不止于此。抄碑活动属于墓志、碑铭的资料长编，一般来说，分三个步骤：一是搜集尽量多的石刻资料，这里包括石刻拓本及金石著作，同种石刻的不同拓本及各类金石著作、地方志等文献都是必须的，有必要的实地考察也是不可缺少的。鲁迅不但在北京购买拓片，还曾托人从山西、陕西、山东、浙江等地代购。二是抄录工作，这是一项极其细致的工作，需要耐心和时间，鲁迅抄录的古碑都完整的著录了碑文行款、字数，所用字体，碑额、碑阴是否有字等，抄录过程中就涉及到校勘工作，主要以对校和他校为主，同一拓片的不同版本互为对勘称为对校，以他书，如《金石萃编》等校勘拓本称为他校。抄录之后的下一步就是写校记。如1916年7月29日，购《贾思伯碑》，以此碑校《金石萃编》，发现该书“多衍”的错误。1917年3月4日，买碑帖6枚，以其中《衡方碑》、《谷朗碑》同《金石萃编》相校。1917年4月7日，以《刁遵墓志》校《金石萃编》，校记：“碑阴二列，上列存十四行，下列存十六行。王俱失录。”《鲁迅日记》多次记录与《金石萃编》相校并记校记的石刻，这些校记或长或短，大都是记载行款之不同，真正涉及到石刻考证的文字并不多见，据《鲁迅全集》仅有八篇，这几篇文字均是残石考证的典范。
民国以来如杨树达、余嘉锡等前辈均有残石考证的文章，他们继承清代乾嘉以来朴学的传统，如杨树达《汉西乡侯兄张君残碑跋》、余嘉锡《汉池阳令张君残碑跋》等均是典范之作。杨树达精熟《两汉书》，通过《后汉书·桓帝纪》及《刘瑜传》考订西乡侯为后汉张敬，纠正了吴士鉴、端方等人的错误，确定此碑为汉碑。对此碑年月，余嘉锡以《后汉书·刘瑜传》附尹勋事迹，推定立碑之年为延熹初年。杨、余二人以史书为据，考订方法主要结合墓主生平及相关史实，乃是传统的考据方法，鲁迅的墓志考订则更完善。
鲁迅善于通过碑文所揭示的典章制度考证残碑。如《□肱墓志考》以“渤海条人”为出发点，考订墓主乃北齐帝室，并据此推测肱为高氏;《徐法智墓志考》通过“石窟署”设立的时间及相关品级判定残字;《郑季宣残碑考》根据铭辞的用韵情况考订其中所缺文字，订正洪适《隶释》的失误;《吕超墓志铭跋》则是通过“隋郡”二字考察当时的郡县沿革以断墓志时间。总体来说，鲁迅的石刻考证引金石类著作不多(周作人较多)，主要通过史实及典制考证残碑，以墓志中一二字据此判断墓主身份及残碑所缺之字，这是鲁迅的一大贡献(详见后文)。
三、鲁迅与乡贤金石学者的互动
鲁迅自幼就有整理绍兴地方文献的志趣，大概是受了《二酉堂丛书》的启发。《会稽郡故书杂集·序》：“幼时，尝见武威张澍所辑书，于凉土文献，撰集甚众。笃恭乡里，尚此之谓。而会稽故籍，零落至今，未闻后贤为之纲纪。”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抄书》中曾提及此事，“不知道在戊戌(1898)前的那一年,买到了一部《二酉堂丛书》,其中全是古逸书的辑本,有古史传，地方志，乡贤遗集，自此抄书更有了方向，后来的《古小说钩沉》和《会稽郡故书杂集》就由此出发以至成功。”《二酉堂丛书》是清人张澍辑佚唐以前有关甘肃地方文献的著作，鲁迅有感于此，立志整理乡邦文献。
金石学领域，鲁迅对绍兴碑刻是进行过深入而细致研究的。在绍兴众多碑刻中，鲁迅对禹陵窆石、会稽刻石、跳山摩崖刻石及相关乡贤墓志都有过研究。鲁迅的石刻考证文字流传下来的不多，只有七八篇，三篇代表性的考证文章都与家乡石刻有所关联，《会稽禹庙窆石考》是对会稽山上禹庙窆石亭题刻的考证，《吕超墓志铭跋》是对出土于绍兴西南的兰亭上的吕超墓志的考证，《吕超墓出土吴郡郑蔓镜考》则是考证吕超墓葬中的古镜。鲁迅对家乡金石的关注及其深厚的考证功底是与绍兴本地学术风气及相关金石学者密切相关的。
(一)周氏兄弟与绍兴学术史
绍兴是春秋时期越国的都城，悠久的历史及丰厚的遗迹使这座古城熠熠生辉。舜王庙、大禹陵、越王台、曹娥孝女庙、大善塔、应天塔至今仍是绍兴重要的历史文物。绍兴在25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一大批重要的历史人物，大禹、勾践、马臻、王充、嵇康、王羲之、谢安、谢灵运、贺知章、陆游、黄宗羲、徐渭、李慈铭等等都是绍兴的优秀代表。周氏兄弟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家乡的历史与乡贤的熏陶为其日后成为学术先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周氏兄弟从小生活在绍兴，乡贤的事迹大都印刻在他们的记忆里。绍兴有大禹陵，在会稽山门外六、七里处，禹陵、禹庙、窆石亭都是重要的名胜古迹。1913年6月26日，晨同三弟至大路浙东旅馆，偕伍仲文乘舟游兰亭，又游禹陵。1918年10月21日，午后往留黎厂敦古谊帖店，买定造像二种八枚，券五分;卖与禹陵窆石拓本一枚，作券二元，添付券三元讫。鲁迅在1935年还作有历史小说《理水》，也是对大禹精神的歌颂，这些都能看出鲁迅对大禹及禹陵的重视。
王羲之是晋代著名书法家，在书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代表作《兰亭集序》更被认为是天下第一行书。周建人曾在《鲁迅故家的败落》中回忆周氏兄弟游览兰亭的场景：“我们步行进去，观看王羲之手书的“鹅池”石牌，游览右军祠，墨池，御碑亭，流觞亭和亭前的流觞曲水，遥想着晋朝的文人墨客，在这里饮酒，吟诗作赋，让酒杯随着曲水徐徐流动的闲情逸致。”鲁迅在杂文中也多次提到王羲之及《兰亭集序》，如1919年《随感录·四十七》、1929年《<奔流>编校后记》、1933年《小品文的危机》等著作。
绍兴历史上出过很多画家，明末清初的陈洪绶就是其中之一，《九歌图》、《西厢记》、《水浒叶子》等都是明清木刻版画的代表，《鲁迅日记》中详尽记载了购买陈洪绶著作的情况：1912年11月24日购《陈章侯人物画册》，1913年12月6日购陈氏遗著《宝纶堂集》，1928年4月8日购《陈章侯绘西厢记图》等。鲁迅在给郑振铎的书信中也提到，鲁迅在给郑振铎的信中说：“老莲之《水浒图》，久闻其名，而未一见，日本所翻刻者，系别一明人作。”(1934年3月13日)。陈洪绶对鲁迅的影响很大，鲁迅曾有一段时间与郑振铎书信频繁，主要讨论的就是出版画谱诸事宜。
李慈铭(1830-1894)在绍兴学术史上也有重要的地位，他所撰写的《越缦堂日记》记载从咸丰到光绪四十余年朝野见闻、人物事迹、书画品鉴，可谓包罗万象，深受周氏兄弟重视，《鲁迅日记》中多次提到此书，1913年12月7日买《越缦堂骈体文》附《散文》，1921年9月30日得许寿裳赠《越缦堂日记》51册等。鲁迅对李慈铭的著作是下过一番功夫的，虽然他批评李慈铭的著作有些做作。
绍兴学术对周氏兄弟影响是巨大的，而这种影响也是相互的。一方面，鲁迅在书信和日记中数次提及购求乡邦文献的情况，1902年3月17日，鲁迅给周作人带去《汉魏丛书》二函十六本,《剡录》一函两本。1912年5月5日，夜至山会邑馆，访许铭伯先生，得《越中先贤祠目》一册。1912年6月6日，夜补绘《龄越三不朽图》。1913年2月21日，周作人由褚闰生士伟处购《嘉泰会稽志》又《续志》一部共十本。1913年5月25日，得二弟寄来残本《台州丛书》十八册。1914年1月16日，写《舆地纪胜》中《绍兴府碑目》四叶。1914年6月25日，周作人就《嘉泰志》抄《会稽记》逸文。1914年10月10日，夜审《会稽典录》辑本。1915年3月17日，得二弟所寄《跳山摩崖》石刻拓本四枚。1921年9月30日，季市赠《越缦堂日记》一部五十一册，午后往大学讲。
周氏兄弟在学习乡邦文献的同时也写出大量文字，这是绍兴学术对其影响的另一个方面。周氏兄弟收藏了大量乡邦文献资料，整理乡贤著作、钩稽小说史料、抄录石刻碑铭都是他们对故里文献的实践。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金石小品》曾提到：“我在绍兴的时候，因为帮同鲁迅搜集金石拓本的关系，也曾收到一点金石实物。”周氏兄弟积极搜求与家乡有关的历史文献，如周作人曾对王羲之祠、唐将军庙等进行实地考察，作《绍兴古迹调查》(1913)，而《会稽郡故书杂集》(1914)则是周氏兄弟共同完成辑佚工作。鲁迅认为辑佚工作主要侧重于史部的“传记类”、“地理类”的考察，周作人“不再拘泥于史学价值或者凝聚地方意识的政治意图着眼。因此周作人一方面将地方文献与他所感兴趣的风俗研究结合，转向对风土志的关注，尤其集中于对风俗名物的考察。在另外一方面，则以‘我的故乡’为出发点,开始关注并收集清代越中文人著作。”
周作人(1885-1967)写于1915-1916年间的`《读书杂录》中的考证性文章，如《禹陵窆石题字》、《妙相寺造象题字》、《跳山建初买山石刻》、《余姚三老碑》等都是周氏兄弟在整理《会稽郡故书杂集》中所作，与鲁迅几篇考证文章互为印证。《禹陵窆石题字》(1915)与《会稽禹庙窆石考》(1917)都详尽考证了禹庙窆石的情况，周作人的文章在前，二人都认为此石类似天玺刻石，三国孙皓刻，鲁迅在释读文字及判定行款方面较周作人有明显进步。再如鲁迅在日记中多次提及跳山石刻，如1915年3月17日，上午得二弟所寄《跳山摩崖》石刻拓本四枚，《妙相寺造像》拓本两枚。1915年3月28日，下午胡绥之来并赠《龙门山造像题记》二十三枚，去赠以《跳山建初摩崖》拓本一枚。鲁迅虽然没有写下相关考释文字，周作人却撰有《妙相寺造象题字》(1915)及《跳山建初买山石刻》(1915)，考证详实，引证丰富。周作人与鲁迅同时购藏了金石拓本，二人相互切磋，周作人的石刻考证水平也是很高的，主要特色是引用金石类著作及地方志文献较多，鲁迅或受此影响。
(二)鲁迅与绍兴金石学者
晚清绍兴金石学家对鲁迅金石学的影响非常大，较有代表性的有赵之谦、章寿康、范寿铭、顾燮光、周肇祥、张允中等人。《鲁迅辑校石刻手稿》中引录较多的绍兴学者著作有《越中金石记》、《补寰宇访碑录》等，足见鲁迅对家乡文献的重视。
绍兴学术史中对鲁迅金石影响最大的一位当属赵之谦。赵之谦(1829-1884)，字益甫，会稽人，清代著名书法篆刻家。赵之谦在文字学及金石领域有相当之成就，《补寰宇访碑录》、《六朝别字记》都是其金石学的代表。《鲁迅辑校石刻手稿》中亦有大量征引。鲁迅日记中亦记录购藏赵之谦著作的信息。1915年4月20日，上午收西泠印社所寄《补寰宇访碑录》四册。《补寰宇访碑录》五卷，鲁迅藏书中列有光绪十二年(1886)吴县朱氏槐庐家塾刻本，钤有“会稽周氏”印。是书以时代为序编排，著明碑刻相关信息。1934年10月6日，广平往隐庐为取得豫约之《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一部六函三十六本。1933年10月2日鲁迅在和郑振铎一起印《北平笺谱》时，提到了赵之谦的小画，《致郑振铎》：编次，看样本，大略有三大类：仿古，一也;取古人小画，宜于笺纸者用之，如戴醇土、黄瘿飘、赵撝叔，无名氏罗汉，二也;特请人为笺作画，三也。赵之谦在金石学方面成就非凡，鲁迅虽未与其交游，仰慕之情由来已久。
在金石学领域，与鲁迅有直接交往的有陈国惠、徐以孙、范寿铭、顾燮光等人。陈国惠(1875-1943)，字伯祥(又字伯翔)，号天籁，笔名古遗，浙江绍兴人，越社、叒社社员，有《绍兴乡土文物志》、《中国历代郡县沿革分类考》等著作，陈古遗曾将《吕超墓志》及吴郡郑蔓镜转赠鲁迅，这两件文物是陈古遗的四弟(陈国贤，字季才)以十五元的代价买回来的。鲁迅于1918年6月11日作《吕超墓志跋》。
徐以孙(1866—1919)，名维则，字目孙，浙江绍兴人，金石学家。绍兴藏书家“古越藏书楼”主人徐树兰之子。喜搜藏绍兴金石碑拓，1918年到北京大学任国史编纂处编纂，有《石墨盦碎锦》等。鲁迅日记1918年5月18日，上午徐以孙访鲁迅，6月1日鲁迅及周作人回访。徐氏是越中金石收藏的大家，多次访碑。
范寿铭(1871-1922)，字鼎卿，号循园，绍兴山阴人，著名金石学家，范寿铭是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的叔父，曾任职安阳。顾燮光曾辅佐范氏，“遍历太行山者八年，访得自汉迄元止，金石各书未著录者凡七百种，以访得汉刘熊碑阴残字为巨擘，成《河朔古迹志》八十卷，《图像》一卷，以卷帙繁重，未能付梓，其余皆由燮光印行云。”有《安阳金石目》一卷、《元代志录》一卷、《循园金石文字跋尾》二卷、《循园古冢遗文跋尾》二卷，均由燮光印行。1919年8月31日鲁迅收到范寿铭赠《吕超墓志》连跋一册，他亦对吕超墓志进行过考证，对墓主族系的考察与鲁迅略有分歧。1919年8月31日，下午许诗荃来，并交《吕超墓志》连跋一册，范寿铭先生赠。顾燮光将《吕超墓志》同范寿铭、鲁迅等人的跋文编入《梦碧簃石言》，于1918年7月20日初版，这也是范寿铭、顾燮光与鲁迅合作的代表。
顾燮光(1875-1949)，字鼎梅，号崇堪，浙江会稽人。博雅好古，善访古碑，以“金佳石好楼”为其斋名。有《梦碧簃石言》六卷、《河朔新碑目》三卷、《刘熊碑考》、《两浙金石别录》、《袁州石刻记》各一卷、《古志汇目》八卷、《比干庙碑录》三卷、《伊阙造像目》一卷、《琬琰新录金石题跋》等。《琬琰新录金石题跋》(1916)是其代表作，是书录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金、元墓志凡二百七十余种，其中以唐代最多，有二百多种。每目注有体、年代、出土地点及藏所，间有撰者、书者姓名。自称“均近年新出土，未经他人著录之品”，所收皆范寿铭及顾本人所藏拓本，并取近人新著如《攈古录目》、《匋斋藏石记》、《艺风堂金石目》、《校碑随笔》各书互核，凡已著录皆不收。鲁迅1917年5月16日日记，顾鼎梅送《琬琰新录》一本，石印《元显魏墓志》一枚。
周肇祥、章寿康等人找不到直接材料说明其与鲁迅的交游来往，但可以肯定乡贤金石学者对鲁迅的金石研究是有过帮助的。周肇祥(1880-1954)，字嵩灵，号养庵，别号退翁，浙江绍兴人，画家。善画山水、花卉，有《东游日记》、《退翁墨录》、《山游访碑目》等。章寿康(1850-1906)，原名贞，字硕卿，浙江会稽人，“善鉴别书画，尤喜藏书”，性嗜金石文字如命，平生所藏金石拓本数千种，有《式训堂丛书》。鲁迅藏书中有光绪四年(1878)《式训堂丛书》两种。《式训堂丛书》收录清人辑校古籍，分三集共41种164卷，鲁迅有《式训堂丛书目录题记》，鲁迅日记1912年书账有《式训堂丛书》初、二集三十二册。
四、鲁迅金石学研究的贡献
青年时代鲁迅就开始关注绍兴乡贤的金石类著作，鲁迅收藏的金石拓本，考订金石文字，贡献有三。一、广备众本，以便校勘;二、编制目录，体例完善;三、考证精当，垂范后世。
首先，鲁迅收藏的金石拓本的不止一种，同一墓志可能收藏多种拓本，互为校勘。如《吕超墓志》，鲁迅先后买过五枚拓片。《吕超墓志铭跋》曾提及鲁迅先从陈古遗处得拓本一枚(1917)，后徐以孙又赠一本(1918)，《鲁迅日记》1919年6月5日、1923年6月8日、1924年8月23日先后又买过三枚。再如跳山石刻，《鲁迅日记》或称《跳山摩崖》、《建初摩崖》、《建初买地》、《建初买地记》等，1915年3月17日，得周作人寄《跳山摩崖》石刻拓本4种。4月13日，得周作人寄《建初摩崖》拓本两份。《永明造像》分别于1915年4月13日、1916年2月8日、1917年2月15日获得三种拓本。周作人撰有《跳山建初买山石刻》及《建初买山题记》对跳山建初摩崖进行了详尽的考证。
鲁迅对其他的石刻拓本也是广备众本，1934年3月6日《致姚克》“汉画像模糊的居多，倘是初拓，可比较的清晰，但不易得”，鲁迅认为初拓不易得，广备众本方能助于还原本貌。鲁迅还常常拿《金石萃编》等金石著作校勘碑文。广备众本大都是对校法，拿相关金石类著作校勘则是他校法。《金石萃编》、《金石续编》、《金石萃编校字记》、《续古文苑》、《寰宇访碑录》、《补寰宇访碑录》、《匋斋藏石记》、《常山贞石志》、《东州草堂金石跋》、《退庵金石跋》、《山右金石录》、《两浙金石志》、《越中金石记》等有影响的金石著作都是校勘的来源。
《鲁迅日记》1916年1月22日买《太公吕望表》，以魏、晋两拓本对校，又以《金石萃编》、《续苑》、《孙氏访碑录》校勘。1月30日买《三公山碑》、《校官碑》，同《金石萃编》校勘，除《金石萃编》外，还曾对照翁方纲、罗振玉、何绍基、孙星衍等多种本子校勘。3月5日以《金石萃编》校勘《洺州澧水石桥碑》。3月11日以《龙藏寺碑》和《武德于府君义桥石象碑》校勘《金石萃编》，并写有校文。3月19日用《金石萃编》与《嵩阳寺碑》和《安喜公李使君碑》相校等等。如北魏《李超墓志》，鲁迅据《金石萃编》以校勘，校记为“案志云正光五年八月卒，越六年正月葬者为正光六年。《萃编》以为绵历六年，目录注云永安二年，非是。”隋《张景略铭》，1916年7月28日购，与《金石萃编》校，对墓志行款进行了订正，“阴额三行，行三字。篆书。阳刻。碑阴道立等题名三十四行，十二列。道立至比丘尼明义隶书。乡正张士□至末正书。右侧题名十行十三列，正书。题名十行七列正书。”再如《郑固碑》，鲁迅以宋拓对勘，对“帝□嘉之”释文作“诸本并作‘帝用’，审宋拓不似。”
其次，鲁迅辑录、编制了众多石刻目录。鲁迅抄录的石刻目录达十余种，主要有：《淮阴金石仅存录》、《百砖考》、《陶斋藏秦汉瓦当文字目录》、《汉石存目》、《直隶现存汉魏六朝石刻录》、《越中金石记目录》、《越中金石刻目录》等，鲁迅还撰有《汉画像目录》、《六朝造像目录》、《六朝墓名目录》、《唐造像目录》等。《直隶现存汉魏六朝石刻录》是从《畿辅通志》中辑录出来有关河北30余县的造像、碑铭、墓志目录;《百砖考》(手稿)清吕佺孙撰，于道光十四年(1834)编成，1915年7月19日抄毕，将每砖的尺寸大小、图形文字、造像年代一一写明。《汉石存目》(手稿)，是书上下两卷，清王懿荣撰。上卷存字，下卷存画。光绪十五年(1889)有山东诸城尹彭寿斠经堂刻本，后附尹纂《魏晋石存目》一卷。
《唐造像目录》(手稿)，始于武德，终于天复，计63个年号，编纂体例以年代和日期先后为序，列造像地点及收藏人等信息。《汉画像目录》(手稿)，鲁迅搜集、抄录的汉画像资料和有关目录，未经整理，包括济宁杂画像目录、嘉祥杂画像目录以及从端方《匋斋藏石记》、张德容《金石聚》、洪颐煊《平津读碑记》、陈介祺《簠斋金石文考释》、俞樾《春在堂随笔》、《郯城县志》等书中摘抄的有关汉画像的文字。
《六朝墓志目录》(未定稿)，按宋、梁、北魏、东魏、北齐、北周、隋、郑几个朝代编排。每枚墓志名称之下列出年号、日期、所存地点。凡作者自己收藏有拓片者，均注于后，包括购买时间和所用钱款。稿纸天头处有不少增补的目录。《六朝墓名目录》，是书在《六朝墓志目录》基础上增补修定而成。按晋、宋、齐、梁、后魏、东魏、北齐、北周、隋、郑几个朝代编排，后附伪刻目录。墓名之下写有年号、日期、所存地点等，有侧、有盖者亦注明。偶有增补条目。
《六朝造像目录》(手稿)，编写时参考赵明诚、孙星衍、洪颐煊、缪荃孙、钱大昕、罗振玉、方若、端方等人的金石专著。所收造像计有晋、宋、齐、梁、陈、北魏、西魏、东魏、北齐、北周、隋等十一个朝代。以朝代、年号为次，于造像名称下注明年号、日期、地点、收藏者等，间或有扼要的考证。
鲁迅编制的石刻目录体例完善，对石刻的所在地、建造时间、主要内容、现存情况以及作者对石刻的考证都有涉及，著录全面，与鲁迅所抄石刻互为映衬，鲁迅所抄石刻亦详细注明碑行款、字数，所用字体，碑额、碑阴是否有字等，对后人研究此碑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可惜的是这些石刻目录大都未能出版，如果能够全部出版，必能嘉惠学林。
最后，鲁迅的石刻考证严谨、精审，善于以制度推残碑、以文献补缺字。碑文考证中最难的莫过于残碑考证，由于信息不全，对墓主之身份、事迹尤难推测。《鲁迅辑校石刻手稿》中收录了诸多残碑，难能可贵的是鲁迅对每个残碑都尽量著录高、宽、行款、出土地等资料，使后人了解石刻的基本形制，鲁迅在漫漶不清或前人不识的“□”中，补出自己的推想，或根据行款、或根据文意、或根据典制、或根据通例补字释文，贡献颇大。如汉《鲁王墓石人题字》鲁迅根据文意及通例补充“府门之卒”及“汉故乐安太守麃君亭长”都是极精准的。再如《李孟初神祠碑》鲁迅更是补出数十字，对一些重要时间的关键信息，也一一补出，鲁迅结合立碑时间及墓主官职补出“永兴二年六月己亥朔十日□宛令”。其他如《刁遵墓志》、《孔谦碣》、《韩敕造孔庙礼器碑》等碑鲁迅一并补出数十字。
鲁迅专门的金石考证文字仅八篇，通过为数不多的考证文字可以总结鲁迅金石考证的特点，即“以制度推残碑、以文献补缺字”如《□肱墓志考》一文，杨守敬、端方等人都以“公孙”为其姓氏，鲁迅提出不同意见。“□□人”与墓志“渤海条人”字数不合，又通过《魏书·高湖传》及墓志“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中领军”等官职推测世系，否定了其父高归彦的说法，再引《北齐书·归彦传》及《武成帝纪》考订墓主乃北齐帝室，并据此推测肱为高氏，甚为精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