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言学史》
——王力《中国语言学史》
王力先生的《中国语言学史》是一部叙述从先秦时期到解放前期的汉语研究发展的历史。该书以研究对象为线索分类，分为训诂为主的时期；韵书为主的时期；文字、声韵、训诂全面发展的时期；西学东渐时期，这种分类方式虽然与其他的以时间为线索的分类方式不同，但也基本上与之相吻合。
按照王力先生的观点中国语言学史，真正的语言学始于五四运动以后，之前的各种研究均属于语文学研究，或称为语言学的萌芽时期、积淀时期。本书从先秦时期的零星的语文学知识开始叙述到解放以前，应视为广义的“语言学”研究，严格来说，应称为汉语言研究简史。
王力先生对中国语言学史的分期，简单来说可称为“两个阶段，四个时期”
第一阶段，从汉代到清代末年，这是封建主义文化的阶段；第二个阶段，从1899年到1949年，这是资本主义文化的阶段，这两个阶段的分期，是以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的问世。
按照四个时期来说，第一个时期是经学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以疏解经义为目的，其中重要的著作《说文解字》、《尔雅》。秦汉时期有很多编纂的识字课本，当时国家对语文教育非常重视。直到《说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语言学史的一个阶段，童蒙识字课本阶段。汉代崇尚经学，“训诂”由此兴起，但读古书，在学校讲授经书，不能随便乱讲，《汉书·艺文志》又说“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读书应尔雅”就是讲解应该正确，《尔雅》实际上是一种故训汇编。
第二个时期是佛学与理学时期，在这一时期经义虽也还算重要，但主要不在于字义的辨析，而在于章句的阐述，于是语言学的重点转移到音韵学上，以与文学上的声律，哲学上的佛教相配合。韵书产生的原因是为了适应诗赋的需要。莫有芝《韵学源流》说：“今韵者，隋唐以来历代诗家承用之谱也。”莫氏的话可以说明韵书的性质。在韵书为适应诗赋需要的同时，出现了超过这种需要，而进入语言学领域的《切韵》，虽然已经亡佚，通过学者的考释以及《广韵》前面的作者的《切韵序》，可以将《广韵》的语音系统看成是《切韵》的语音系统。王力先生认为《切韵》的语音系统是以一个方言的语音系统为基础（可能是洛阳话），同时照顾古音系统的混合物。另一部韵书《中原音韵》同样具有重要价值，《中原音韵》由于是为北曲而作，使用范围狭小一些，影响也相对较弱，但是从中国语言学史上看，《中原音韵》的.价值，比起《切韵》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它基本上是以实际语音为根据的。
第三个时期是经学复兴时期，经学家们遥承“汉学”，作风与“宋学”迥然不同。清儒在研究方法上超越前人，“小学”硕果累累，同时甲骨文的出土，铜器的增加，有条件认识汉人所未识的文字，在一定程度上比汉人多了解远古的语言。清代是小学的黄金时代，《说文解字》的研究在这个时期最盛，因此，乾嘉间的《说文》之学被认为是文字学的复兴。清代说文之学，大致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校勘和考证的工作；第二类是对《说文》有所匡正；第三类是对《说文》做全面研究，多所阐发；第四类是补充订正先辈或同时代的著作，其中以第三类最为重要，并且出现了“段玉裁、桂馥、朱骏声、王筠”说文四大家。在甲骨文和铜器的影响之下，在清以后，出现了古文字学的极盛时期。
第四个时期是西学东渐时期，这个时期是以资产阶级语言学为主流，语言学的领域扩大了，方法改进了，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从清末到解放前，西洋的影响，基本上是资产阶级语言学的影响，出现了中国真正的语法书《马氏文通》，在模仿西洋语法的同时，也指出了汉语语法与拉丁语法、英语语法的差异。普通语言学传到中国，学者们对语言研究才有所转变，可以对现代语言学进行静态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也有所突破，例如：记音的方法不再是用反切的旧方法而是利用音标。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是中国描写语言学较早的著作。
王力先生的这本《中国语言学史》内容丰富，写作谨严，观点新颖。在每一个分期之下，描述这一时期的研究特点，历史进程，和重要意义，其中援引了许多经典著作中的观点，同时也对每一时期的研究对象，重要代表人物和著作，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指出了其重要的价值，历史地位，同时也指出了不足之处，体现了王力先生严谨的学术态度。这本著作第一次给中国语言学的发展历史做了一个系统的总结建立起一个科学的体系对我国语言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开创性作用。
关于中国语言学始于五四运动以后的观点，我有不同的想法，西方的语言学成为独立的学科是在19世纪初，而我们国家的语言学几乎晚了一个世纪，这差距有点过于悬殊了。虽然我们之前的研究大多针对文字的研究，但也有像扬雄的《方言》研究语言的著作，《切韵》《广韵》研究语音的著作，还有虽然之前的研究只是零星的工作，但也不能彻底否认其中的语言学研究的成就，我认为应该看做不完整，不成系统的语言学研究时期。
王力，字了一，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人。生于1900年8月10日，卒于1986年5月3日。中国语言学家、教育家、
谈语言
语言是人们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是人们进行文学创作、新闻写作和其他一切写作的工具。我们既然爱好写作，又想在这方面成才，就不能不首先掌握好这个工具，而且要像木匠爱斧锯、画家爱颜料、战士爱武器那样爱我们赖以进行工作的工具。
许多写文章的人，从中学生到大学教授，从新闻记者到作家，拿起笔来总想我现在是写文章，跟说话不一样，要把语言装饰得“华丽”一点，把语句表达得“文雅”一点，把文章写得“美妙”一点。于是总想造一些时
有一篇描写英雄到大海救人的报道说：“他冒着刺骨的寒风，迈着冻僵的双脚跳入了沸腾的大海。”这是一个很费解又不准确的句子，作者在说话时绝不会这么说，这叫“故作姿态”。
还有篇报道，出现“他冒着七月流火在圩堤上东奔西走”这样的句子。“七月流火”出自《诗经》，指夏历七月星辰位置的移动，并不指天气炎热。用“七月流火”形容天气炎热就不对。我们平常说话从不这样说，可能说“冒着烈火”、“顶着烈日”，如果说“我冒着七月流火怎样怎样……”肯定要被人大笑一番。
著名散文家朱自清晚年的作品比他早年的作品好，他晚年的作品更受读者欢迎，我自己就爱看他晚年的作品。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认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话怎么说，文章就怎么写。他早年的作品语句过于修饰、做作，读起来很绕口，理解就更不容易了。他晚年的作品朴素、自然、平易近人，就很受读者欢迎。这对我们后人是一种启发。
是不是说口语与书面语没有区别呢?也不是的。文章是有组织的语言，在这一点上，也可以说文章和语言不一样。我们平常说话的时候，往往不假思考，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有时候语言不连贯，甚至前后矛盾，句子不合逻辑，不合语法。有的同志在小组会上发言头头是道，娓娓动听，但是人家把他的话记录下来，仔细看一下，却又会发现毛病百出，缺乏逻辑性和科学性。所以，我不反对对口语加工。并且，我一直是主张口语要经过加工才能上升为书面语。
报刊上使用的语言更要认真推敲，反复斟酌，不要以讹传讹。报刊上的语言往往要被读者仿效，因而更应该强调准确性，规范化。否则，会在语言文字的运用上制造混乱。
比如，我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意见，认为“最好水平”这个说法在口语中运用勉强说得过去，而在报刊上运用就不对了。“水平’，原意是水的平面，水的平面永远是平的，只有高低之分，没有好坏之分。因此，说“最好水平”，是违背事理的.。但是，至今有些报刊还在使用“最好水平”这个词。
又比如，有的报刊批评某些人对事情采取满不在乎的态度时，习惯用“不以为然”这个词。这也是不对的。“不以为然”是“不以为如此”或“不以为对”的意思，而不是“满不在乎”的意思。从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不能随便运用口语。
但是在将口语上升到书面语的时候，一定不能忘了它的目的是什么，出发点是什么，这就是要使读者能读懂。在对口语进行加工时，既要考虑规范化，又要考虑大众化，要能够被读者领会、理解。否则，这种上升就失去了意义!
有些话本不符合书面语的要求，不准确，也不规范，但由于说习惯了，改不过来，叫什么“约定俗成”。谁“约定”的呢?恐怕总是从少数人说错开始，一直不去纠正它，变成“俗成”的吧!所以，不要把“约定俗成”拿来作语病的挡箭牌，该规范化的，能够规范化的，还是要尽量规范化。
1中国的传统语言学形成的优良传统
在今天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我们首先应该继承自己的优良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中国传统语言学最值得我们发扬的传统有以下三点。
1.1重视实证和归纳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实证法来自西洋。但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般方法，实证法在中国本土有厚实的基础、悠久的历史和持续的传统。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从许慎开始就特别重视实证和归纳。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大量著作都是通过实证和归纳而成就的。如在《说文解字》研究上，清代乾嘉学派通过实证研究取得卓越成就。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乾嘉和传统实证方法一直处于被否定的地位，这是不尊重传统的表现。对此，王力先生曾强调“：能不能因为乾嘉学派太古老了我们就不要继承了呢？决不能。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乾嘉学派必须继承。特别是对古代汉语的研究，乾嘉学派的著作是宝贵的文化遗产。段王之学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永放光辉。他们发明的科学方法，直到今天还是适用的。”鲁国尧先生也认为，研究汉语史的最佳方法，或者最佳方法之一是“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可见重视实证是中国语言学的重要特色。
1.2重视书面语言及其意义研究我们需要实事求是地评价文言文及其在历史上的功用。文言文是汉语的一个传统，一个与汉字的表意性质有关的传统。汉字作为表意体系的文字与西方拼音文字性质差异巨大。中国学者把意义作为独立的对象加以研究，形成了以汉字的形、音、义为研究对象的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说文解字》所包含的字在离开语言环境后，还可以见到它的本义，看到其本义如何引申出新的意义。古代学者一直把意义当作可以独立研究的对象看待，而不认为它从属于语法。在训诂学中，意义是可以分析的，它运用“义界”的训释方法，就是在意义内部进行结构分析。传统语言学还特别重视语音在词汇语义系统、词源系统、诗词韵律中的表现，古人很少做纯形式的运作，而是在务实的基础上以音证义，以义证音。这是传统语言学研究的又一特色。
1.3重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在中国古代的语言研究中，一直有很浓厚、很自觉的人文传统，“离经辨志”“、随文释义”“、微言大义”等说法，都表明人们自觉不自觉地追寻语言背后的东西。因此，传统的文字学、训诂学研究历来与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如文字构成的理据、古代名物典章制度的训释，都直接牵涉到文化，或是直接为文化服务。这就是语言研究和文化研究相结合的学术传统。中国现代语言学由于受到西方语言学影响很大，在解释汉语现象时并不能完全适合，甚至常常碰壁。原因在于西方语言本身较重形式，而汉语和汉字则具有较浓厚的人文色彩。为了促进汉语研究，找到一种较为切合汉语实际的解释框架，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中国兴起了文化语言学。汉语中的很多语言现象都可以通过这方面的研究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此结合文化来研究语言一直是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一个传统。
2文字语言学的未来发展对策我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从汉语现象出发，借鉴解构主义思潮建立适合汉语特点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解决好下面问题。
2.1如何看待继承传统与借鉴西方的关系问题中国传统语言学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在其发展中积累了大量的成果，形成了一些优良传统，这些是我们继续发展的最重要基础。但我们的传统研究也有自己的弱点和不足。如传统的语言学有注重实证和归纳的优点，也有不善于演绎和推理的不足。单独的归纳法，难以产生现代意义的语言学。训诂学中字、词不分的问题，还有语音研究上，由于受到音节的模糊性和笼统性限制，而没有细致精确的声音分析的习惯等。这些都是我们的弱点，反映出我们传统语言学理论的不足。
2.2如何看待书面语言和口语的关系问题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曾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起到了有益的作用。结构主义以来以语音为中心的重口语和共时的方法对当代语言学的独立具有重要贡献。但这种过分重视口语和语音、轻视书面语的情况也产生了一些弊端。很多汉语现象不是单纯的形式结构所能解释的。如启功先生所说，一个五言诗可以变换十种句式，只有一句不通。比如为什么汉语中那么多四节拍，多于四拍的压成四拍，少于四拍的加成四拍。虽然现代语言学重言轻文，是苦苦挣脱了因文废言的传统
2.3如何看待实用语言和文学语言的关系问题在目前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对文学语言的研究是不足的'。汉语有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常用部分即实用语言，非常用部分如古代汉语、现代文学语言等。文学语言与实用语言不同，实用语言以明白清楚为目标，因此逻辑、语法重于形象；文学语言则以有意味有情趣为目标，因此形象重于逻辑。“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是一个整体。如果我们把母语比做一颗大树，树干、树枝、树叶、花朵，都属于表层的常用部分，根是深层的非常用部分。”因此对汉语的研究，实用语言和文学语言是不可偏废的。
2.4如何处理好汉语本体与应用研究的关系问题当前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还有重本体、轻应用的倾向，似乎只有本体研究才是真正的语言学。实际上任何本体研究如果脱离了应用就很难取得真正的成果。正是由于没有很好处理本体和应用的关系，目前语言文字学许多应用领域，如语言的规划和规范问题、汉语的国际传播和对外汉语教学问题、汉字规范和国际通用标准问题、辞书编纂问题等，都存在由于本体研究的滞后或游离而产生的诸多难题，影响了我国社会语言生活的健康发展，阻碍我国向高科技信息时代前进的步伐。因此，今后的汉语研究必须重视本体与应用的结合。为了解决好上面的几个问题，我们必须坚持语言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多样化。“语言学的方法必须多样化，用一种方法排斥和否定另一种方法是不妥当的。这是因为，人类认识自然、认识社会都比认识自身容易，认识自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不是某个单一的研究路线能够解决的。”只有我们的汉语言文字学有了自主创新的能力，才能和西方语言学界进行平等对话，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这就是解构主义给予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