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给自己闲适诗下的定义是：“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他的表述首先说明了闲适诗的创作多是在官闲或养病之时，没有官务拘系，在闲居独处的闲散状态中进行;其次说明其题材，与“因事专题”以美刺比兴为目的，描写反映社会现实慷慨激昂的讽喻诗，以及“随感遇而形于叹咏”的记叙人生悲欢、感伤自己、他人和外物，哀怨委婉的感伤诗不同，其视角多集中在个人身上，多写日常生活的饮食起居，交友出游，弹琴赋诗等活动及抒写内心情怀和人生态度，可以说，闲适诗承担了记录白居易日常生活的任务，其吟咏的题材，从具有概括意义的广泛事物转向更为平凡、普通、微小的生活细节，诗歌格调的降低，感情抒发的直白形成其平淡琐直的特色。
在白居易的笔下，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一不能入诗。如写睡眠“春被薄亦暖，朝窗深更闲。却忘人间事，似得枕上仙。至适无梦想，大和难名言”(《春眠》);写饮酒“尽将沽酒饮，酩酊步行归”(《晚春沽酒》);写出游“朝踏玉峰下，暮寻蓝水滨”(《游蓝田山卜居》);写天伦之乐“有侄始六岁，字之为阿龟。有女生三年，其名曰罗儿。一始学笑语，一能诵歌诗。朝戏抱我足，夜眠枕我衣”(《弄龟萝》);写闲居“看山尽日坐，枕帙移时睡”(《闲居》);写弹琴“是时心境闲，稠叠长年情。勿轻一盏酒，可以话平生”(《喜陈兄至》)……诗人作细致描绘的同时，进一步抒写生活中的感受，在宁静闲散的环境中凸显散淡闲逸、淡泊名利的形象。如《闲居》“空腹一盏粥，饥食有余味。……从旦直至昏，身心一无事。心足即为富，身闲乃当贵”;如《烹葵》“炊稻烹秋葵，粒粒香复软，绿英滑且肥。饥来止于饱，饱后何所思?忆昔荣遇日，迨今穷退时。今亦不冻馁，昔亦无馀资。口既不减食，身又不减衣。抚心私自问，何者是荣衰?勿学常人意，其间分是非”，类似的诗句很多，在描绘自身食复饱，饱复睡，闲居无事、淡然寂静的生活状态之后进一步抒发知足保和、不慕荣利的情怀。可见，白居易对生活享受和精神境界是同时追求的，在种种琐屑小事中流露出闲适情怀。
白居易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生活方式与人格理想，富有时代性和典型意义。随着中唐社会政治经济的重大变化，士人们的社会理想、人生理想和审美理想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六朝至隋及唐初，士阶层与君国的结合尚不够紧密，士阶层仍保持着一定的自由和个性，到了中唐，政治现实的发展使道德观念有了较大的转变，中唐士人们更为自觉地依附王权，作为君为国计，此时他们在如何看待人生的问题上，有了两种不同的选择，一是以韩愈为代表，以道自任，恢复先秦儒家“志于道”的传统，强化自身为君为国的自觉性，具有天下舍我其谁的气概与雄心;一是以白居易为代表，他们在混乱的社会现实、黑暗的官场面前放弃了兼济天下的社会理想，开始正视自己作为平凡人的欲求和情感，选择了追求“适性”的生活道路。在白居易的闲适诗中，对“适”有大量的吟咏。有从生理的角度吟咏，表现身、形、口、足、体等的“适”，如“足适已忘履，身适已忘衣”(《三适赠道友》)，“或行或坐卧，体适心悠哉”(《立秋凉风忽至》);有从精神的角度吟咏，表现心、情、意、性的“适”，如“心适复何为，一咏逍遥篇”(《犬鸢》);“飞沉皆适性，酣咏自怡情”(《春池闲泛》);“适情处处皆安乐，大抵园林胜市朝”(《谕亲友》)。这种适性，已成为白居易的人生追求，包含在其独善之义中，显示出一个闲士的人生哲学。他一再表述：“官不官，系乎时也;适不适，在乎人也……予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识时知命而已”(《江州司马厅记》);“至如瀑水怪石，桂风杉月，平生所爱者，尽在其中，此又兀兀任化之外，益自适也。今日之心，诚不待此而后安适，况兼之者乎!此鄙人所以安又安，适又适，而不知命之穷、老之至也”《答户部崔侍郎书》)。白居易与屈原不同，他同情屈原的遭遇，欣赏屈原正直高洁的品质，却不会效仿屈原“彷徨未忍决，绕泽行悲吟”(《读史》之一)苦己一身的做法，他坦言：“长笑灵均不知命，江篱丛畔苦悲吟”(《咏怀》)，从而选择了追求适性的人生之路，更多地体现出知足常乐的心态，他一再在诗中宣称“知分心自足，委顺身常安”(《咏怀》);“朝睡足始起，夜酌醉即休。人心不过适，适外复何求”(《适意二首》之一)等，不仅如此，在闲适诗中，诗人还通过几种情况的对比来抒发知足之情。
在一些诗中，白居易将自己的生活与农民辛苦的生活对比，此时他的感情是复杂的，既同情农民穷苦的命运，对自己舒适安逸的自愧，又流露出目前享受俸禄，过着逍遥自适生活的满足与庆幸。他对农民们“请看原下村，村人死不歇。一村四十家，哭葬无虚月”(《九日登西原宴望》)，“筋力苦疲劳，衣食常单薄”(《观稼》)的悲惨现状有深刻的认识，在“自惭禄仕者，曾不营农作”的自责之后，又有“终朝饱饭食，卒岁丰衣服。持此知愧心，自然易为足”(《秋居抒怀》)的知足心态。
为官多年，白居易深感公务繁忙、政治斗争的拘系自由，朝不保夕，他一方面在诗中表达归隐之情，一方面对自己远离政治漩涡的闲官生活也多有知足之情。在其部分诗作中，他对比自己和同僚们为官的苦辛，指出官小可知足，处闲更应知足。“富贵在此中，何必居高位?君看裴相国，金紫光照地。心苦头尽白，才年四十四。乃知高盖车，乘者多忧畏”(《闲居》)，他自己过去虽在朝为官，却是“昔虽居近密，终日多忧惕。有诗不敢吟，有酒不敢吃”(《咏怀》)，而今官职虽闲，却可以“竟岁无牵役，饱食坐终朝，长歌醉通夕”。两相对照，诗人更指出他人生追求的目标：“人生百年内，疾速如过隙。先务身安闲，次要心欢适”(《咏怀》)，追求身闲心闲，白居易不断在诗中津津乐道其闲适的生活，知足之情，溢于言表。
白居易的`知足思想，作为自我心理调节手段，可以使诗人承认现状，满足现状，消解现实生活带来的困扰，从而获得精神自由，这与道家“知足”思想是分不开的。陈寅恪先生说：“乐天之思想，一言以蔽之曰‘知足’，‘知足’之旨，由老子‘知足不辱’而来。盖求‘不辱’，必知足始可也。”(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道家主张看淡名利，寡欲清心，其表现就是知足，惟其知足，才能看淡荣华富贵，养性保身，这是道家理想人格中的一面。《老子》中多有表达知足之语，如“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第四十四章);“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第四十六章)等。白居易以此作为处事原则之一，自觉敛抑自我的需求，并一以贯之。他自己也曾说：“五千言里教知足，三百篇中劝式微。”(《留别微之》)为官之初，就以知足之念来平衡官小位卑，兼济之志难施的状况，如“朝饥有蔬食，夜寒有布裘。幸免冻与馁，此外复何求” (《永崇里外观居》);“葛衣御时暑，蔬饭疗朝饥。持此聊自足，心力少营为”(《官舍小亭闲望》)。他以后官位越做越高，也能以知足之心处世，自言“四十至五十，正是退闲时。年长知命分，心慵少营为”(《白云期》)，在四五十岁这样大有作为的人生壮年之期，在地方官闲散的生活中优游度日，知足而止，消解政治上的苦闷，增强个体生命的适意度。白居易更在晚年时期，不断吟咏知足主题的诗歌，津津乐道于日常生活中的一事一物、一情一景。 白居易晚年长期闲居洛阳，坐着太子宾客分司、太子少傅分司的闲官，自号“醉吟先生”、“香山居士”，过着“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做闲人”的优游闲适的生活，以及对适性生活的追求。买田置产、纵酒谈禅、弹琴吟诗、妓妾声色、夏凉冬暖等最具体的生活琐事，最细致的情绪，无一不出现在他的笔下，如“弄水回船尾，寻花信马头。眼看筋力减，游得且须游”(《且游》);“闲倾残酒后，暖拥小炉时。舞看新翻曲，歌听自作词”(《残酌晚餐》)等。生活面的狭小，使他此时的诗作少有别的题材。当然，他晚年时期的诗作与当时中唐社会的现实和他本人经历密切相关。当时的社会内有牛李党争，宦官专权，外有藩镇割据，白居易为了远避祸害而退居洛阳，就在大和九年，朝官与宦官的矛盾又一次激化，发生“甘露之变”，社会危机四伏、动荡不安，可以说，当时社会政治的变化，给文人们的心理以很大的社会压力，他们的心理日趋内向、封闭，盛唐时代浪漫豪爽的气质、昂扬明朗的基调以及对建功立业的追求的政治热情已经逐渐消失，诗人的创作从对社会政治的关心转变为描写身边琐事，抒发内心情绪与体验。作为当时文人代表的白居易，他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歌咏日常生活，一己悲欢成了诗歌创作的主要题材，与他早年提出的现实主义文学主张和讽喻诗的创作相比，诗风发生了很大变化。讽喻诗机械的、政治目的性较强的创作意图在闲适诗中得到改变，诗人注入自身一时一地的真实感受，关注个人平凡适性的生活，反应日常生活状况和复杂的内心世界，题材走向世俗化且更为广泛，正如江进之所说：“前不照古人样，后不照来者议。意到笔随，景到意随，世间一切都包囊括入我诗内。诗境界，到白公不知开阔多少。”(明・江进之《雪涛小书》)
白居易的闲适诗能发掘生活一角小小的情趣，显示出平凡生活的美，因而具有艺术美感。如“夜雨槐花落，微凉卧北轩。曙灯残未灭，风帘闲自翻”(《禁中晓卧因怀王起居》)的清幽静谧;“新枣未全赤，晚瓜有余馨。依依田家叟，设此相逢迎”(《秋游原上》)的其乐融融;“命酒一临泛，舍鞍扬掉讴。放回岸傍马，去逐波间鸥。烟浪始渺渺，风襟亦悠悠”(《游湓水》)的潇洒适意;“有意不在大，湛湛方丈余。荷侧泻清露，萍开见游鱼。每一临此坐，忆归青溪居”(《小池二首》)的闲情逸趣;“早梅结青实，残樱落红珠。稚女弄庭果，嬉戏牵人裾。是日晚弥静，巢禽下相呼。啧啧护儿鹊，哑哑母子乌。岂唯云鸟尔，吾亦引吾雏”(《官舍》)的天伦之乐…… 在其闲适诗中，这样的诗句比比皆是，诗人以平易浅显的语言，用叙事、抒情和议论相结合的手法娓娓道来，真实且多方面地表达出日常生活的情趣、情思，展现了平凡生活的美。
不过由于诗人生活面的狭窄，感情抒发的直白，不少闲适诗缺乏深度和开掘，缺乏含蓄蕴藉的诗味。张戒曾云：“其词伤于太烦，其意伤于太尽，遂成冗长卑陋
耳……若收敛其词而稍加含蓄，其意味岂复可及也。”(宋・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尤其是他晚年的闲适诗，“晚更作知足语，千篇一律”，(明・王世贞《艺苑卮言校注》卷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诗歌的艺术性，这不能不说是白居易闲适诗的一个缺憾。钱锺书先生曾指出：“香山才情，照应古今，然词沓意尽，调俗气靡，于诗家远微深厚之境，有间未达。其写怀学渊明之闲适，则一高玄，一琐直，形而见拙矣。其写实比少陵之真质，则一沉挚，一铺张，况而自下矣。”(钱锺书《谈艺录》)且不论白诗与陶诗、杜诗之高下，琐直与铺张却是白居易闲适诗的特点之一，是优是劣，是高是下，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白居易的经典诗句
1、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
2、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忆江南》
3、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卖炭翁》
4、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
5、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长恨歌》
6、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长恨歌》
7、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情绵绵无绝期。——《长恨歌》
8、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放言五首（其三）》
9、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钱塘湖春行》
10、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钱塘湖春行》
11、弦凝指咽声停处，别有深情一万重。——《夜筝》
12、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暮江吟》
13、更待菊黄家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
14、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买花》
15、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琵琶行》
16、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琵琶行》
17、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琵琶行》
18、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生。——《琵琶行》
19、银屏乍破水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琵琶行》
20、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琵琶行》
21、同时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琵琶行》
拓展阅读
白居易（唐代现实主义诗人）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山西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
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1988年，日本中国文化显彰会为白园捐立石碑，以纪念白居易，碑文用中、日两种文字书写。1995年，4个日本人于此上书“樱献”。
主题
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作品书法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诗歌理论
《琵琶行图》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创作主张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作品风格
语言优美、通俗、音调和谐，形象鲜明、政治讽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