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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旅食小品摘抄合计50条

时间:2021-01-20 23:11

汪曾祺的散文相信大家都有读过吧,下面是汪曾祺的散文和他本人的一些经历,欢迎大家阅读。

汪曾祺

汪曾祺一生经历了无数苦难和挫折,受过各种不公正待遇,尽管如此,他始终保持平静旷达的心态,并且创造了积极乐观诗意的文学人生。贾平凹在一首诗中这样评价汪曾祺:“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

汪曾祺散文

汪曾祺散文给人印象第一深刻的就是他的语言、文字。他曾不止一次地提到他的语言风格是受到了归有光的极大影响。后来我了解到,归有光的散文最大特点,就是白描,近乎于通篇的白描写作。汪曾祺受其影响,语言中,出落的就是大大方方,平平淡淡的白话。有人评价汪曾祺的语言说是“把白话白到了家”。然而,读汪曾祺的文章又很明显地可以感受得到他在行文之中所带有的那种文人雅气。二者得到了某种平衡和协调之后,显示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就像在《花园》中,他说“没当家像一个概念一样浮现于我的记忆之上,它的颜色是最深沉的”,“当然我嘴里是含着一根草了。草根的甜味和它的似有若无的水红色是一种自然的巧合”,整篇文章读下来,却使人忍俊不禁,内心平和,恬淡而又不乏感动,如最后他说“有一年夏天,我已经像个大人了,天气郁闷,心上另外又有一点小事使我睡不着,半夜到园里去。一进门,我就停住了。我看见一个火星。咳嗽一声,招我前去,原来是我的父亲。他也正因为睡不着觉在园中徘徊。他让我抽一支烟(我刚会抽烟),我搬了一张藤椅坐下,我们一直没有说话。那一次,我感觉我跟父亲靠得近极了。”

汪曾祺曾说,他所追求不是深刻,而是和谐。“我非常重视语言,也许我把语言的重要性推到了极致。我认为语言不只是形式,本身便是内容”,他的语言,平淡中出于绚烂,人人看了都能明白,都能看懂。我想。这一点,他跟他的老师沈从文真是像极了。虽然朴素,但那是一种文学修辞,文学语言,不是方言。没有在语言上的研究的本领,是写不出那样的文字的。

第二个特点,则是汪曾祺的散文中,善于从小处写起,以小见大。他似乎特别擅长于从生活中的琐碎小事中取材,寓巧于拙,表达真挚的感情。正如小时候学过的那篇文章《多年父子成兄弟》里,“父亲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是画家,会刻图章,画写意花卉。图章初宗浙派,中年后治汉印。他会摆弄各种乐器,弹琵琶,拉胡琴,笙箫管笛,无一不通。”而在“母亲”去世后,“父亲”“亲手给她做了几箱子冥衣――我们那里有烧冥衣的风俗。按照母亲生前的喜好,选购了各种花素色纸做衣料,单夹皮棉,四时不缺。他做的皮衣能分得出小麦穗、羊羔,灰鼠、狐肷。”于是,“父亲”对“母亲”的深沉的眷恋,和感情清晰地展露在我们眼前,让人读了深深为之感动。而“父亲”在一旁给十七岁的“我”瞎出主意写情书的场景,则更是让“父亲”随和,温暖的形象深入人心。这些都是一些细琐的小事,但由汪曾祺这么一写出来,便显得感情真挚,动人。整篇文章中都是从身边小事写起。虽然平淡,却从点点滴滴中流露出对孩子们的亲近、理解、包容和友善,从父亲愿意放低身段,与儿子称兄道弟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愿意让自己真正地走进孩子的内心,真正的融入到孩子们的世界,并不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孩子们的人。他总是用自己智慧灵巧的双手和热切呵护的爱心,为孩子们营造出神异快乐的童话世界,他给孩子们带来的永远是水晶一样灵动明净的琉璃世界。

代表作有《逝水》《蒲桥集》《孤蒲深处》《人间草木》《旅食小品》《矮纸集》《汪曾祺小品》。

汪曾祺小说

汪曾祺曾经小说下过一个定义:“跟一个可以谈的来的朋友亲切地谈一点你所知道的生活。”于是,我们阅读他的小说,仿佛感觉到是一个岁月老人在夕阳下讲述些有意思的往事,清淡、飘逸、耐品味,那些浓烈的、激动的、过于悲伤的东西都在他的娓娓叙述中变得淡而又淡。人情世故,舒缓有致,自有一番坐看云起的淡定。

从汪曾祺目前的小说来看,他的作品大多是故乡高邮的风土人情、市井生活,那里有他童年生活的记忆和梦想,《受戒》、《大淖记事》、《异秉》等这些他写得最好的作品都属于童年回忆。为什么写得最好的是那些离现实最远的作品呢?回忆中的故乡童年到底给我们带来了那些审美经验?

回忆是一种远距离的凝望和选择,时间过滤掉外在的尘嚣与浮躁,沉淀下那些醇美的、在生命中留下印迹的东西。蓦然回首中,记忆里的往事点点滴滴叠印起来,形成了独具个性的艺术世界。

汪曾祺本人的个性和气质是倾向于和谐欢娱的,文如其人,其小说也具有相同的风格。40年代的汪曾祺由于年轻气盛,还有那么一点点的“浮躁凌厉”之气,老年以后汪曾祺参透了许多人世的纷争,越来越达观,他不习惯于对现实生活进行严格的拷问,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于是,我们只在他的'少数作品里看到些许锋芒和嘲弄,比如《讲用》。而他的大部分作品表达的都是爱与美、温情与风俗,氤氲着世俗人生的欢娱。

汪曾祺的小说营造了一片没有权力浸染纯然而宁静的乡土,一片近乎童年记忆般和谐温馨的所在。作者把笔触投向“故乡”高邮的村镇,这里没有宗法的约束,没有现代文明的挤压与喧扰,有的是一派自然与随和,有的是任性率真的人情与人性。《受戒》里的明海与小英子,《大淖记事》里的巧云和是十一子莫不洋溢着健康与活泼的光辉。大淖周围的人对于男女之事的以两情相悦为原则的随意,荸荠庵和尚们打牌、杀猪、吃肉、谈恋爱、找媳妇,虽然有违宗法制度和佛教清规,却是真真正正的人性的舒展和生命的欢娱。

汪曾祺的小说耐读、耐品、耐人寻味,可是,当我们读完后却难以复述其小说到底写了什么,因为小说的故事性不强,情节太少,好像没有起承转合,没有腾挪跌宕。留给我们的只是一种感觉、一种氛围、一种对生活的印象。?

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主要体现在小说结构上。他的小说情节因素很弱,较少逻辑的、因果的关系,也较少矛盾冲突所带来的戏剧性。他更多关注的是生活,他写人写事,浮在上面的却是生活。所以,他结构小说时大多按照生活的多维流动来“建构”,先描写环境背景、地理风貌,然后出现人,中间碰到什么可能就会绕进去写几笔,就如同一条流动的小河,两岸的草、花、云、影都倒影在里面,它不停地流着,碰到石头、游鱼、细沙都要低回不已,一唱三叹,就这样形成了一条丰富活泼的小河。

汪曾祺对自己的小说文体的散文化是有着充分的自觉的,可以说,他是一个有着清醒意识的文体家。在他看来,故事性太强的小说很不真实,他在小说序言里声称:“我的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散,这倒是有意为之的。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他说这种处理方法受过大苏写作理论的影响:“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这种行云流水般自然处理材料的艺术方法,与他本人的气质有关。他书画兼长,学养丰富,尤喜古代笔记,“喜欢宋人笔记胜于唐人传奇”,画则写意胜于工笔。他对生活审美化的处理中,只是一个平平静静的叙述者,性情温和与随意营造了一种独特的叙述风度和叙述文体。

代表作有《受戒》《大淖记事》《鸡鸭名家》《异秉》《羊舍一夕》。

吃的有文化,大家是否读汪曾祺作家的那些关于“吃”的文章呢?

高邮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如袁子才所说,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

——《端午的鸭蛋》

写“吃”的作家中,汪老绝对称得上翘楚。之前也读过台湾作家舒国治的《台北小吃札记》,两位都是顶厉害的作家。“作家写食”,与“写食作家”之间的差别在于,前者写“吃”,大多言在此而意在彼,食物背后蕴含着更深层次的东西。这个东西,是“情”。

如果说舒国治的写食文章更多地是在传达了他的个人生活情趣的话,那么汪老先生写吃,则更多地是在书写食物背后的“共情”。他写我们以前怎么吃,现在怎么吃;北方的怎么吃,南方的怎么吃;汉族的怎么吃,蒙古族的怎么吃,写那些我们吃着却不知道从哪儿来、因什么而发展至此,甚至叫什么的食物,写味道,写做法,写吃的感觉,写吃的环境,写吃的感情。他在晚年为我们绘制了一幅已经逐渐被遗弃、淡忘的“美食地图”。

凡不厌精细的作家,盍兴乎来;八大菜系、四方小吃,生猛海鲜、新摘园蔬,暨酸豆汁、臭千张,皆可一谈。……凡有独得之秘者,倘能公诸于世,传之久远,是所望也。

——《<知味集>征稿小启》

中国人很会吃鸡。广东的盐鸡,四川的怪味鸡,常熟的叫花鸡,山东的炸八块,湖南的东安鸡,德州的扒鸡……如果全国各种做法的鸡来一次大奖赛,哪一种鸡该拿金牌?

——《汽锅鸡》

读汪曾祺的写食散文,可以窥见天南地北的中国人的饮食、食俗,甚至各地风俗。汪老先生曾说:“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的抒情诗。风俗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生活的挚爱,对‘活着’所感到的欢悦。风俗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文与画》)”。那么饮食,无疑是承载一个民族风俗与情感的最好载体。我们种植食物、烹饪食物、品尝食物,其过程贯穿我们一生,记忆着每一个时刻、每个人、每个民族。食物将我们与他人、与自然和远古的历史相连,又将延续至未来;食物饱含着我们的情感,或哭或笑,或哀伤或欢欣,但都是那么得深厚朴质。

看汪老先生写吃,浅言片语间,总是能读出各种各样的情感。这情感,真挚,自然,因为它来自对生活的热爱,对一片土地的眷念:

晚上,爬到吕祖楼上去,看双方军队枪炮的火光在东北面不知什么地方一阵一阵地亮着,觉得有点紧张,也觉得好玩。很多人家住在一起,不能煮饭,这一晚上,我们是冲炒米、泡焦屑度过的。没有床铺,我把几个道士诵经用的蒲团拼起来,在上面睡了一夜。这实在是我小时候度过的一个浪漫主义的夜晚。

——《炒米和焦屑》

昆明人管白斩鸡叫“凉鸡”。我们常常去吃,喝一点酒,因为是坐在一张长板凳上吃的,有一个同学为这种做法起了一个名目,叫“坐失(食)良(凉)机(鸡)”。

——《汽锅鸡》

坐在街边摊头的矮脚长凳上,要一碗老豆腐,就半斤旋烙的大饼,夹一个薄脆,是一顿好饭。

——《豆腐》

四川无菜不辣,有人实在受不了。有一个演员带了几个年轻的女演员去吃汤圆,一个唱老旦的演员进门就嚷嚷:“不要辣椒!”卖汤圆的白了她一眼:“汤圆没有放辣椒的!”

——《口味》

砗螯壳的铰合部有两个突出的尖嘴子,把尖嘴子在糙石上磨磨,不一会就磨出两个小圆洞,含在嘴里吹,呜呜地响,且有细细颤音,如风吹窗纸。

——《虎头鲨、昂嗤鱼、砗螯、螺蛳、蚬子》

我小时候对慈姑实在没有好感。这东西有一种苦味。......因为久违,我对慈姑有了感情。.....北京的慈姑卖得很贵,价钱和“洞子货”(温室所产)的西红柿、野鸡脖韭菜差不多。

我很想喝一碗咸菜慈姑汤。

我想念家乡的雪。

——《咸菜慈姑汤》

如果一个人仅仅是把饮食权当作满足“口腹之欲”,那也未免太无聊了点。而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已经开始对自己的食物漫不尽心、苟且敷衍,那么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也许已离自己的“根”愈来愈远了。我们应对自己的食物充满敬意,不仅因为它们供给我们营养,给予我们生命,还因为食物中凝结了一个民族最本质的文化,蕴含了人与自然最深刻隽永的共生关系。我想汪老先生写吃,一是出于个人闲情雅致,二是出于一个真正学者的.社会责任担当。他写吃,写得细致入微、海纳百川,写得妙趣横生、情深意切,为的是让我们这些早已不识五谷的“现代人”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怎么吃的,该怎样吃;为的是让我们记住,我们是中国人,过中国节,吃中华料理。

而早在1990年,他就喟叹,中国的烹饪,已经出现了危机:

中国烹饪的现状到底如何?有人说中国的烹饪艺术出现危机。我看这不无道理。时常听到:什么什么东西现在没有了,什么什么菜不是从前那个味儿了。原因何在?很多。一是没有以前的材料。前几年,我到昆明,吃了汽锅鸡,索然无味;吃过桥米线,也一样。一问,才知道以前的汽锅鸡用的是武定壮鸡(武定特产,阉了的母鸡),现在买不到。......北京现在的“光鸡”只有人工饲养的“西装鸡”和“华都肉鸡”,怎么做也是不好吃的。...... 二是赔不起那功夫。过去北京的谭家菜要几天前预定,因为谭家菜是火候菜,不能嗟咄立办。张大千做一碗清炖吕宋黄翅,要用十四天。吃安徽菜,要能等。现在大家都等不及。......再有,我看是经营管理和烹制的思想有问题。过去的饭馆都有些老主顾,他们甚至常坐的座位都是固定的。菜品稍有逊色,便会挑剔。现在大中城市活动人口多,采购员、倒爷,吃了就走。馆子里不指望做回头生意,于是萝卜快了不洗泥,偷工减料,马马虎虎。......近年来大餐馆的名厨都致力于“创新菜”。......但是创新要在色香味上下功夫,现在的创新菜却多在形上做文章。现在常见的工艺菜,是用鸡片、腰片、黄瓜、山楂糕、小樱桃、罐头豌豆……摆弄出来的龙、凤、鹤,华而不实。用鸡茸捏出一个一个椭圆的球球,安上尾巴,是金鱼,实在叫人恶心。有的工艺菜在大盘子里装成一座架空的桥,真是匪夷所思。还有在工艺菜上装上彩色小灯泡的,闪闪烁烁,这简直是:胡闹!

中国烹饪确是有些问题。如何继承和发扬传统,使中国的烹饪艺术走上一条健康的正路,需要造一点舆论。此亦弘扬民族文化之一端。而作家在这方面是可以尽一点力的:多写一点文章。看来《知味集》有出续集、三集的必要。

——《<知味集>后记》

汪老在文中的大声疾呼,既让我感动,又带给我一丝的凉意:我竟有些不能体会汪老的那种急迫之情!吃惯了洋快餐、地沟油还有那些不三不四的“高档餐厅”的我们,似乎对一切都开始习以为常。我们几乎从未对所吃的食物有过思考,有哪些是具有摧毁性的?是否有一条更正确的饮食道路?是否有一种更健康的饮食方式?有哪些属于我们的食物正在被我们不自觉地遗弃?而大部分时候,我们对食物的要求,只是它能满足我们早已变得畸形的口味,只是能为懒惰的我们节省一点时间,填饱我们的肚子。

也许下一次,当我们又一次窝在寝室看着视频点外卖的时候,应该先问问自己:

“你认真对待过自己吃下的食物吗?”

“你认真对待过自己的生活吗?”

活着多好呀。我写这些文章的目的也就是使人觉得:活着多好呀!

——《<旅食与文化>题记》

一九九七年二月,汪先生写下这行文字。三个月后的五月十六日,汪老仙逝,享年七十七岁。

1、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它们很温暖,我注视他们很多很多日子了。

2、它们开得不茂盛,想起来什么说什么,没有话说时,尽管长着碧叶。你说我在做梦吗?人生如梦,我投入的却是真情。

3、语言的美不在一句一句的话,而在话与话之间的关系。

4、流动的水,是语言最好的形象。

5、曾见一些青年同志写作,写一句,想一句。我觉得这样写出来的语言往往是松的,散的,不成“个儿”,没有咬劲。

6、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的后面是有文化的。

7、“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8、他(韩愈)提出一个语言的标准:宜。即合适,准确。世界上有不少作家都说过“每一句话只有一个最好的说法”,比如福楼拜。他把“宜”更具体化为“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

9、一泻千里,戛然而止,画舫笙歌,骏马收缰,可长则长,能短则短,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10、世界上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也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

11、有的小说,是写农村的。对话是农民的语言,叙述却是知识分子的语言,叙述和对话脱节。

12、小说的语言是浸透了内容的,浸透了作者的思想的。我们有时看一篇小说,看了三行,就看不下去了,因为语言太粗糙。语言的粗糙就是内容的粗糙。

13、语言,是内在地运行着的。缺乏内在的运动,这样的语言就会没有生气,就会呆板。

14、好的语言都是平平常常的,人人能懂,并且也可能说得出来的语言——只是他没有说出来。

15、往往有这样的说法:这篇小说写得不错,就是语言差一点。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16、我最近看了一个青年作家写的小说,小说用的是第一人称,小说中的`“我”是一个才人小学的孩子,写的是“我”的一个同桌的女同学,这未尝不可。但是这个“我”对他的小同学的印象却是:“她长得很纤秀。”这是不可能的。小学生的语言里不可能有这个词。

17、人人心中所有,笔下所无。“红杏枝头春意闹”,“满宫明月梨花白”都是这样。“闹”字“白”字,有什么稀奇呢?然而,未经人道。

18、我想任何人的语言都是这样,每句话都是警句,那是会叫人受不了的。

19、不单是对话,就是叙述描写的语言,也要和所写的人物”靠”。

20、一个人精神好的时候往往会才华横溢,妙语如珠;倦疲的时候往往词不达意。

21、我的习惯是,打好腹稿。我写京剧剧本,一段唱词,二十来句,我是想得每一句都能背下来,才落笔的。

22、我们不能说这首曲子不错,就是旋律和节奏差一点;这张画画得不错,就是色彩和线条差一点。我们也不能说:这篇小说不错,就是语言差一点。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附加的,可有可无的。

23、语言的奥秘,说穿了不过是长句与短句的搭配。

24、若我在临水照影里,想起你,若我在柳枝新绿前想起你,若我在一切无从说,说不好的美丽里想起你,我在那一切陶醉里,已非自醉,你可曾感受到,遥远的举杯致意。逝去的从容逝去,重温的依然重温,在沧桑的枝叶间,折取一朵明媚,簪进岁月肌里,许它疼痛又甜蜜,许它流去又流回,改头换面千千万,我认取你一如初见。

25、他(闻一多)在很年轻的时候,写过一篇《庄子》,说他的文字(即语言)已经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本身即是目的(大意)。我认为这是说得很对的。

26、一个作家要养成一种习惯,时时观察生活,并把自己的印象用清晰的明确的语言表达出来。写下来也可以。不写下来,就记住(真正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到的印象是不易忘记的)。记忆里保存了这种常用语言固定住的印象多了,写作时就会从笔端流出,不觉吃力。

27、我认为一篇小说是作者和读者共同创作的。作者写了,读者读了,创作过程才算完成。作者不能什么都知道,都写尽了。要留出余地,让读者去捉摸,去思索,去补充。

28、我们的语言都是继承了前人,在前人语言的基础上演变脱化出来的。很难找到一种语言,是前人完全没有讲过的。那样就会成为一种很奇怪的,别人无法懂得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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