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静静地坐在那里，听到头顶上的雨滴声，此时有声胜无声，我心里感到无量的喜悦，仿佛饮了仙露，吸了醍醐，大有飘飘欲仙之概了。这声音时慢时急，时高时低，时响时沉，时断时续，有时如金声玉振，有时如黄钟大吕，有时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有时如红珊白瑚沉海里，有时如弹素琴，有时如舞霹雳，有时如百鸟争鸣，有时如兔落鹘起，我浮想联翩，不能自已，心花怒放，风生笔底。
2、在品行的好坏方面，我有自己的看法。什么叫好？什么又叫坏？我不通伦理学，没有深邃的理论，我只能讲几句大白话。我认为，只替自己着想，只考虑个人利益，就是坏。反之能替别人着想，考虑别人的利益，就是好。为自己着想和为别人着想，后者能超过一半，他就是好人。低于一半，则是不好的人；低得过多，则是坏人。
3、至于哪几部书对我影响最大，几十年来我一贯认为是两位大师的著作：在德国是亨利希·吕德斯，我老师的老师；在中国是陈寅恪先生。两个人都是考据大师，方法缜密到神奇的程度，从中也可以看出我个人兴趣之所在。我禀性板滞，不喜欢玄之又玄的哲学。我喜欢能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而考据正合吾意。
4、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到了极限物极必反。西方不行，东方起来，我们相信东方有辉煌的历史，也一定会有光明的前景。
5、最后两句话是——"国之魂魄，民之肝胆，屹立东方，亿万斯"。人民的灵魂，百姓的脊梁，中华民族大有前途。
6、专以学界而论，有的人并没有读几本书，却不知天高地厚，以天才自居，靠自己的一点小聪明？中国老话：＂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7、到了当代，喜爱夹竹桃的有季羡林。他写过一篇散文《夹竹桃》，开篇就说："夹竹桃不是名贵的花，也不是最美丽的花；但是，对我说来，它却是最值得留恋最值得回忆的花。"
8、一想到故乡，就想到一个老妇人。我自己也觉得奇怪：干皱的面纹，霜白的乱发，眼睛因为流泪多了镶着红肿的边，嘴瘪了进去。这样一张面孔，看了不是很该令人不适意的吗？为什么它总霸占住我的心呢？但是再一想到，我是在怎样的一个环境里遇到了这老妇人，便立刻知道，她不但现在霸占住我的心，而且要永远地霸占住了。
9、1930年夏天，我们高中一级的学生毕了业。几十个举子联合"进京赶考"。当时北平的大学五花八门，国立、私立、教会立，纷然杂陈。水平极端参差不齐，吸引力也就大不相同。其中最受尊重的，同今天完全一样，是北大与清华，两个"国立"大学。因此，全国所有的赶考的举子没有不报考这两所大学的。这两所大学就仿佛变成了龙门，门槛高得可怕。往往几十人中录取一个。
10、美丽安静的清华园也并不安静。国共两方的学生斗争激烈。此时，胡乔木（原名胡鼎新）同志正在历史系学习，与我同班。他在进行革命活动，其实也并不怎么隐蔽。每天早晨，我们洗脸盆里塞上的传单，就出自他之手。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尽人皆知。他曾有一次在深夜坐在我的床上，劝说我参加他们的组织。我胆小怕事，没敢答应。只答应到他主办的工人子弟夜校去上课，算是聊助一臂之力，稍报知遇之恩。
11、但是，北大和清华，对我来说，却成了鱼与熊掌。何去何从？一时成了挠头的问题。我左考虑，右考虑，总难以下这一步棋。当时"留学热"不亚于今天，我未能免俗。如果从留学这个角度来考虑，清华似乎有一日之长。至少当时人们都是这样看的。"吾从众"，终于决定了清华，入的是西洋文学系（后改名为外国语文系）。
12、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我觉得这首诗中就充分展现了顺其自然的思想。我觉得‘顺其自然’最有道理，不能去征服自然，自然不能征服，只能天人合一。要跟自然讲交情、讲平等，讲互相尊重，不要讲征服，谁征服谁，都是不对的。
13、最近我一心想赴德国，现在去当然不可能。我想做几年事，积几千块钱，非去一趟住三四年不成。我今自誓：倘今生不能到德国去，死不瞑目。
14、坏人不知道自己是坏人。
15、父母也好，爱人也罢，朋友同事，所有的人，他们在时，都是恩赐，是上苍给你的礼物，所以更加倍珍惜和感激；而一旦离开，也别太伤感。你要明离，离开是正常的，孤独才是生命的常态。
16、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做假；对待坏人，则另当别论。忍者，相互容忍也。
17、我非常平凡，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我有优点的话，我只讲勤奋。一个人干什么事都要有一点坚忍不拔，锲而不舍，没有这个劲，我看一事无成。
18、压力来源可能有两类：被动和主动。天灾人祸，意外事件，属于被动，这种压力，无法预测，只有泰然处之。主动的来源于自身，自己能有所作为。能做到遇事不嘀咕，就能排除自己造成的压力。
19、我终于要走了，沿了我自己在心里画下的一条鸿沟的这一岸的.路走去。天知道我会走到什么地方去；这条路真的太渺茫，渺茫到使我吃惊。以前我曾羡慕过漂泊的生活，也曾有过到外国去的渴望。然而当希望成为事实的现在，我又渴慕平静的生活了。
20、你是提倡真的。要真情、要真实、要真挚、要真切。
21、至于个人心中思想感情的矛盾，则多半起于私心杂念。解之之方，唯有消灭私心，学习诸葛亮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庶几近之。
22、如果再让我选择，我愿意什么都不要，只要留在母亲身边。
23、有的学者说，佛教是无神论。有的人就义形于色地挺身起来反对：哪里会有无神论的宗教呢？如果我们客观地深刻地观察一下，就可以发现，说佛教是无神论，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
24、人在无可奈何情况下是有可能想出办法来的。
25、酸甜苦辣人生你哪一个也逃不掉，你摊上酸的就得吃点酸的，你摊上天的就得吃点甜的。人家折磨你，你就想不看，天天愁眉苦脸地想办法报复，不需要；人家折磨 你，你自己在折磨自己。等于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我们来到这世上这一趟不容易，想开一点，换个观点，换一种活法就不行吗？
26、我从来不相信什么神话，但是现在我真想相信起来，我真希望有一个天国，希望在辽阔无垠的宇宙中间还能有那么一块干净的地方，能容得下一个阆苑乐土。那里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大地上一切花草的魂魄都永恒地住在那里，随时、随地都是花团锦簇，五彩缤纷。
27、坏人就象自然界长的毒值物，永远对身边的人有毒。
28、我认为，能为国家、为人民、为他人着想而遏制自己的本性的，就是有道德的人；能够百分之六十为他人着想，百分之四十为自己着想，他就是一个及格的好人。——《季羡林谈人生》
29、根据我的观察，坏人，同一切有毒的动植物一样，是并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是毒物的。
30、然而，人能"忘"，渐渐地从剧烈到淡漠，再淡漠，再淡漠，终于只剩下一点残痕；有人，特别是诗人，甚至爱抚这一点残痕，写出了动人心魄的诗篇，这样的例子，文学史上还少吗？
31、早生有早生的好处，但也有早生的包袱。
32、我最爱的二月兰正在开着花。它们拼命从泥土中挣扎出来，顶住了干旱，无可奈何地开出了红色的白色的小花，颜色如故，而鲜亮无踪，看了给人以孤苦伶仃的感觉。在荷塘中，冬眠刚醒的荷花，正准备力量向水面冲击。水当然是不缺的。但是，细雨滴在水面上，画成了一个个的小圆圈，方逝方生，方生方逝。《听雨》
33、成功：获得预期的结果。
34、专家们讨论完了，一哄而散，问题仍然摆在那里，原封未动。
35、我考虑了一下，决定不删，一仍其旧，一句话也没有删。我[XX]年前不是圣人，今天不是圣人，将来也不会成为圣人。
36、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旅客。与其舒舒服服，懵懵懂懂活一辈子，倒不如品尝一点不平常的滋味，似苦而是甜。《这一辈子》
37、人世间，云谲波诡，因果错综。
38、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其中滋味，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39、有时候，这星光的海洋似乎已经达到了黑暗的边缘；我满以为，在此之外，已是无边无际的大黑暗了。然而，只要一转瞬，再往上一看，依然是一片星光。《星光的海洋》
40、新年贴春联，只要门楣上写着"百忍家声"就知道这一家一定姓张。中国姓张的全以祖先的容忍为荣了。
41、‘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我觉得这首诗中就充分展现了顺其自然的思想。我觉得‘顺其自然’最有道理，不能去征服自然，自然不能征服，只能天人合一。要跟自然讲交情、讲平等，讲互相尊重，不要讲征服，谁征服谁，都是不对的。"
42、"我快一百岁了，活这么久值得。因为尽管国家有这样那样不可避免的问题，但现在总的是人和政通、海晏河清。" "我的家乡在山东。泰山的精神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
43、知足知不足，有为有不为。只有知不足的人才能为人类文化做出贡献。季羡林
44、我生平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
45、走运时要想到倒霉，不要得意过头：倒霉时，要想到走运，不要垂头丧气。心态始终保持平衡，情绪始终保持稳定，此亦长寿之道也。——《走运与倒霉》
46、能为国家、为人民、为他人着想而遏制自己的本性的，就是有道德的人。能够百分之六十为他人着想，百分之四十为自己着想，就是一个及格的好人。
47、走运时，要想到倒霉，不要得意过了头；倒霉时，要想到走运，不必垂头丧气。心态始终保持平衡，情绪始终保持稳定，此亦长寿之道。
48、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但完满的人生，也需要低潮。
49、恩师更是一位有真性情、大情怀的人。他在无数场合曾经说过："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正因为此，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命运等"宏大问题"也一直是恩师思考的对象。特别是到了晚年，恩师基本以解放军医院为家，无论是身体条件还是资料条件，都不允许恩师研究毕生挚爱的专业学术问题了，他思考的"宏大问题"除了众所周知的大国学之外，当属"和谐说"。
50、我生平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可是我对于当知识分子这个行当却真有点谈虎色变。我从来不相信。
1、西方采取的是强硬的手段，要"征服自然"，而东方则主张采用和平友好的手段，也就是天人合一。要先与自然做朋友，然后再伸手向自然索取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一切。宋代大哲学家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2、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就是"天人合一"，就是和谐。和谐三个阶段，一个天人一个人人，一个个人，天人好讲，人人也好讲，就是社会和谐，个人怎么讲呢？就是我相信人人类都是向前进步的，向着真善美发展，这是总的规律，懂得规律的话就有了个人和谐了。怎么讲呢？这个规律，你一行，一举一动应该按照这个规律走，不能违反这个规律，违反了就是不可以，顺着规律走就是和谐，规律就是人的趋向，向真善美发展。
3、一个‘真’字示人。季老说过，自己喜欢的人是这样的：质朴，淳厚，诚恳，平易；骨头硬，心肠软；怀真情，讲真话；不阿谀奉承，不背后议论；不人前一面，人后一面；无哗众取宠之意，有实事求是之心；不是丝毫不考虑个人利益，而是多为别人考虑；关键是一个‘真’字，是性情中人。我蹲过牛棚，说明我还不是坏人，是我毕生的骄傲。独没有被划为右派，说明我还不够好，我认为这是一生憾事，永远再没有机会来补课了。
4、至于哪几部书对我影响最大，几十年来我一贯认为是两位大师的著作：在德国是亨利希·吕德斯，我老师的老师；在中国是陈寅恪先生。两个人都是考据大师，方法缜密到神奇的程度，从中也可以看出我个人兴趣之所在。我禀性板滞，不喜欢玄之又玄的哲学。我喜欢能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而考据正合吾意。
5、到了当代，喜爱夹竹桃的有季羡林。他写过一篇散文《夹竹桃》，开篇就说："夹竹桃不是名贵的花，也不是最美丽的花；但是，对我说来，它却是最值得留恋最值得回忆的花。"
6、时间终于慢慢地走过去。——白天里悲痛袭击着我，夜间里黑暗压住了我的心。想到故都学校里的校舍和朋友，恍如回望云天里的仙阙，又像捉住了一个荒诞的古代的.梦。眼前仍然是一片黄土色。每天接触到的仍然是一张张阴暗灰白的面孔。他们虽然都用天真又单纯的话和举动来对我表示亲热，但他们哪能了解我这一腔的苦水呢？我感觉到寂寞。
7、第三派可以陶渊明为代表。他的意见具见他的诗《神释》中。诗中有这样的话："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此举？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他反对酣酒麻醉自己，也反对常想到死。我认为，这是最正确的态度。
8、一个‘真’字示人。季老说过，自己喜欢的人，是这样的：质朴，淳厚，诚恳，平易；骨头硬，心肠软；怀真情，讲真话；不阿谀奉承，不背后议论；不人前一面，人后一面；无哗众取宠之意，有实事求是之心；不是丝毫不考虑个人利益，而是多为别人考虑；关键是一个‘真’字，是性情中人。
9、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我觉得这首诗中就充分展现了顺其自然的思想。我觉得‘顺其自然’最有道理，不能去征服自然，自然不能征服，只能天人合一。要跟自然讲交情、讲平等，讲互相尊重，不要讲征服，谁征服谁，都是不对的。
10、我交了一辈子朋友，究竟喜欢什么样的人呢？约略是这样的：质朴平易；硬骨头，心肠软；怀真情讲真话；不阿谀奉承，不背后议论；不人前一面人后一面；无哗众取宠之意，有实事求是之心；考虑个人利益也为别人考虑；关键是个真字，是性情中人。
11、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做假；对待坏人，则另当别论。忍者，相互容忍也。
12、几十年来，我已经爬出了上千万的字。这些东西都值得爬吗？我认为是值得的。我爬出的东西不见得都是精金粹玉，都是甘露醍醐，吃了能让人飞升成仙；但是其中 绝没有毒药，绝没有假冒伪劣，读了以后，至少能让人获得点享受，能让人爱国、爱乡、爱人类、爱自然、爱儿童，爱一切美好的东西。
13、年龄越大，处境越坎坷，则对世态炎凉感受越深刻。反之，年龄越小，处境越顺利，则感受越肤浅。这是一条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定理。
14、历史上和眼前的那些大人物和大款们，他们一身系天下安危，或系一个地区、行当的安危。他们得意时，比如打了大胜仗，或倒卖房地产、炒股，发了大财，意气风 发，自以为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固一世之雄也"，怎二两二锅头了得！而一旦失败，不是自刎乌江，就是从高楼跳下。"而今安在哉！"
15、酸甜苦辣人生你哪一个也逃不掉，你摊上酸的就得吃点酸的，你摊上天的就得吃点甜的。人家折磨你，你就想不看，天天愁眉苦脸地想办法报复，不需要；人家折磨 你，你自己在折磨自己。等于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我们来到这世上这一趟不容易，想开一点，换个观点，换一种活法就不行吗？
16、恩 师更是一位有真性情、大情怀的人。他在无数场合曾经说过："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正因为此，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命 运等"宏大问题"也一直是恩师思考的对象。特别是到了晚年，恩师基本以解放军301医院为家，无论是身体条件还是资料条件，都不允许恩师研究毕生挚爱的专 业学术问题了，他思考的"宏大问题"除了众所周知的大国学之外，当属"和谐说"。
17、我 也算是一个研究佛教的人。我既研究佛教的历史，也搞点佛教的义理。但是最使我感兴趣的却不是这些堂而皇之的佛教理论，而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一些迷信玩意儿， 特别是对地狱的描绘。这在正经的佛典中可以找到，在老百姓的口头传说中更是说得活灵活现。这是中印两国老百姓集中了他们从官儿们那里受到的折磨与酷刑，经 过提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然后形成的，是人类幻想不可多得的杰作。谁听了地狱的故事不感到毛骨悚然、毛发直竖呢？
18、坏人就象自然界长的毒值物，永远对身边的人有毒。
19、我认为，能为国家、为人民、为他人着想而遏制自己的本性的，就是有道德的人；能够百分之六十为他人着想，百分之四十为自己着想，他就是一个及格的好人。——《季羡林谈人生》
20、综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以"理"字为准绳，可以分为三个时代；绝对讲理的时代，讲一点理的时代，绝对不讲理的时代。
21、然而，人能"忘"，渐渐地从剧烈到淡漠，再淡漠，再淡漠，终于只剩下一点残痕；有人，特别是诗人，甚至爱抚这一点残痕，写出了动人心魄的诗篇，这样的例子，文学史上还少吗？
22、我最爱的二月兰正在开着花。它们拼命从泥土中挣扎出来，顶住了干旱，无可奈何地开出了红色的白色的小花，颜色如故，而鲜亮无踪，看了给人以孤苦伶仃的感觉。在荷塘中，冬眠刚醒的荷花，正准备力量向水面冲击。水当然是不缺的。但是，细雨滴在水面上，画成了一个个的小圆圈，方逝方生，方生方逝。《听雨》
23、专家们讨论完了，一哄而散，问题仍然摆在那里，原封未动。
24、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对待坏人，则令当别论。忍者，相互容忍也。
25、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生之涯。
26、如果读书也能算是一个嗜好的话，我的唯一嗜好就是读书。人必须读书，才能继承和发扬前人的智慧。人类之所以能进步，靠的就是能读书又写书的本领。《季羡林读书与做人》
27、我虽然没有叹息过，但叹息却堆在我的心里。
28、做人要老实，学外语也要老实。学外语没有什么万能的窍门。俗话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就是窍门。
29、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其中滋味，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30、我们都要感激那个沧海，它在另一方面教育了我们。
31、现在，我的人生之旅快到终点了，我常常回忆八十年来的历程，感慨万端。我曾问过自己一个问题，如果真有那么一个造物主，要加恩于我，让我下一辈子还转生为人，我是不是还走今生走的这一条路？经过了一些思虑，我的回答是：还要走这一条路。但是有一个附带条件：让我的脸皮厚一点，让我的心黑一点，让我考虑自己的利益多一点，让我自知之明少一点。
32、根据我的观察，坏人，同一切有毒的动植物一样，是并不知道自己是坏人、是毒物的。我还发现，坏人是不会改好的。
33、黄昏真像一首诗，一支歌，一篇童话；像一片月明楼上传来的悠扬的笛声，一声缭绕在长空里壳唳的鹤鸣；像陈了几十年的绍酒；像一切美到说不出来的东西。说不出来，只能去看；看之不 足，只能意会；意会之不足，只能赞叹。然而却终于给人们关在门外了。 ——《黄昏》
34、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翘尾巴的高度与人类前途的危险性成正比。
35、我有时候下意识地迎上前去，好象是要做点什么；但是快到跟前的时候，最多也不过彼此相顾一下，立刻又低下了头，别转开脸，我们已经到了彼此不敢讲话，不能讲话的地步了。至于在这样的时刻他是怎样想的，我说不清楚。我心里只觉得一阵凄凉，眼泪立刻夺眶而出了。
36、我生平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可是我对于当知识分子这个行当却真有点谈虎色变。我从来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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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先生的一家是爱国之家，从祖父陈宝箴先生、父亲散原老人到陈先生自己都是爱国的，第四代流求、美延和她们的下一代，我想也是爱国的。英法联军攻进北京，火烧圆明园，当时陈宝箴先生在城里，看到火光，痛哭流涕。大家都知道，散原老人实际上是因日本侵略中国才拒绝服药、拒绝吃饭而去世的。那么，陈先生的爱国主义表现在什么地方?我想就这个题目，谈点我个人的看法，这里面牵涉到《柳如是别传》。
爱国主义这个词是一个很好的词，大家一听爱国主义，都是不会批判的，因为每个民族都有权利爱自己的国家。但它同我们市场上的货物一样，有真货，有假货，有冒牌的。我以为爱国主义应该分两种：一种是真正的，一种是假冒伪劣的。这个区别并不难。大家知道，日本侵略中国，中国人，不管是国民反动派还是共产党，都要抗日。这个大家没有否定。那么日本人也高呼爱国主义，东条英机也高呼爱国，但是把中国的爱国主义与日本的爱国主义一对比，中间的区别是很大的。因此我就想，真正的爱国主义是正义的爱国主义，应该是这样：它不允许别的民族侵略自己，这是一;第二，也不侵略别的民族。因此，我认为真正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是相联系的。假的爱国主义就是侵略别人、压迫别人，然后反而高呼爱国。我这里举日本军国主义为例，希特勒也是。希特勒的爱国主义喊得雷一般响，但却对别的国家发起了闪电战。他爱什么国呢?他爱他的法西斯国家，侵略别人，压迫别人，奴役别人。所以爱国主义应该分成两种，其道理是比较容易懂的。这真正的爱国主义呢?就是我刚才讲的陈宝箴先生、陈散原老人、陈寅恪先生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抵抗外寇，不允许别的民族侵略自己，是正义的。后来我又想这个问题，恐怕正义的爱国主义又应当分为两个层次：一般人，我们中国受别人侵略，我们起来反抗，爱我们的国家，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歌颂的、赞扬的。但我觉得这种爱国主义是一般的，层次不高;层次更高的是与文化联系起来。我想陈先生所撰的《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大家都看过，序很短，可是道理很深刻。怎么说呢，王静安先生与陈先生的岁数虽有差别，环境也不一样，可是两个人的关系真是心心相印、息息相关，“心有灵犀一点通”。诗中讲：“回思寒夜话明昌，相对南冠泣数行。”从中可以知道，当年陈先生与王观堂先生在清华大学工字厅寒夜中谈论过去的事，两人相对流泪，两人的感情是完全一致的。为什么?我今天想解释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实质上就是高层次的爱国主义。陈先生的这段挽词同在清华立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上的铭文(也出自陈先生之手)内容差不多。
碑文很短，讲的问题就是众所周知的中国文化。我们高喊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但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大家各自的看法可能不尽一致，我自己感觉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个表现就是爱国主义。这一点我在北京已经讲过，可能有些同志不同意我的看法。我的看法也不是瞎想的。我不专门搞哲学，严格讲也不专门搞历史。但是喜欢胡思乱想。我想中国的爱国主义者，像中国汉朝的苏武，宋朝的岳飞及文天祥，明代的戚继光、史可法等都是我们熟悉的。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汉至清有一系列爱国主义人物，深入人心。这种情况在别的国家很少见。我在欧洲待了好多年，了解一点，欧洲如举一个著名的爱国者就不好举。中国这个国家非常奇怪，立国几千年，按道理讲，我们这样一个国家，在封建社会，天子、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只允许侵略别人，不允许别人侵略，应该能够这么讲。可事实并不是这样子。大家都知道，从先秦的周代等时期开始，中国就被当时称为“蛮夷戎狄”的少数民族所侵扰。秦始皇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为了抵御北方的匈奴，他主持修筑长城。当然长城并不只是秦始皇时代才修筑的，在战国时期就修了。长城的修筑，有效地抵御了匈奴的侵扰。到了汉代，开国之主刘邦也被匈奴包围于平城;后来汉武帝时几员著名大将，跟匈奴作战，打了几个胜仗。可无论如何，北方的威胁却始终没有解除。曹操时，北方威胁仍存;到了五胡乱华时代则更不必说了。唐朝是一个了不起的朝代，唐太宗李世民的父亲李渊却对突厥秘密称臣。后来，唐太宗觉得称臣于突厥不大光彩，想方设法掩盖这个事实。整个唐代，北方的威胁一直没有解除。到了宋朝那就更清楚了，先是辽，后是金。两个北宋皇帝徽宗、钦宗让人俘虏，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见的。后来宋廷偏安于中国东南一隅。到了元朝，其统治民族蒙古族是我们今天的兄弟民族，在当时不能这样看。蒙古在灭宋以前，已经建成了一个大帝国。我们不能把古代现代化。中华民族这个包括56个民族的大家庭，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明确形成的。满族今天也是我们的兄弟民族，当时满族的文化与我们不一样，当然，满族一入关就汉化，可毕竟是另一个文化体系。
总而言之，我认为中国之所以产生爱国主义，就因为有外敌，而且一直没断，原来一直在北方，后来是东方，主要是倭寇，西方最厉害的'是明朝末年从澳门进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后来形成了帝国主义。还有南方。东西南北都有外敌。我们讲历史唯物主义，要讲事实，存在决定意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然产生爱国主义，而这种爱国主义必然是正确的。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中国封建社会以皇帝为代表的统治阶级没有侵略过别人。封建时代的中国，汉族也侵略了别的不少民族，这是不能否定的。可总起来看，是御外敌的。这是历史决定的，不是中华民族天生就爱国，这也不符合历史情况。欧洲则不是这种情况，欧洲长期是乱七八糟的，建国时间又短。美国的情况更特殊，它建国以来，基本上没有外敌，所以美国讲爱国主义，我不知道怎么爱法。这是我信口谈来。由此，我就想到陈先生在给王观堂所撰的挽词前的短序中讲了这么一个想法：中华文化是三纲六纪。据我的体会，里面就包括了爱国主义精神。如“君为臣纲”，说君臣这一纲，陈先生举了一个例子，“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意思就是，人君的贤与否，无关重要。他只是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他象征的是文化，象征的是国家。陈先生又讲，三纲六纪是抽象理想。文化是抽象的，抽象的东西必然有所寄托，陈先生原文作“依托”。一个是依托者，一个是被依托者。作为文化的三纲六纪是抽象的，抽象的本身表现不出来，它必然要依托他物，依托什么东西呢?陈先生讲的是社会制度，特别是经济制度，总起来就是国家。文化必然依托国家，然后才能表现，依托者没有所依托者不能表现，因此，文化与国家成为了同义词。再回过头来，王国维先生之所以自杀，当时外面议论很多，陈寅恪先生认为他不是为了具体的人，不是忠于清王室或宣统皇帝，认为他忠于清朝或宣统皇帝不过是流俗之见。王国维先生之所以执意自杀，就是因为他是这个文化所化之人，文化本身有一个依托——国，以王国维先生而言，这个依托就是清朝。所以，清朝是他的文化理想的依托者。清朝灭亡，受清朝文化所化的最高代表王国维先生，按陈先生之意，所依托者一旦不能存在，文化也不能存在。那么，为这个文化所化之人也必然不能存在。所以，陈先生认为王静安先生之所以自杀是因为他所依托的那个国不能存在了，具体的东西不存在了，抽象的文化也无法依存，于是执意自杀。
那么，陈先生为什么与王国维先生心心相通?陈先生为什么写《柳如是别传》?这就是我要解释的。中国外来文化，第一个是佛教，佛教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不依靠武力而传播到中国的;后来元朝蒙古族文化进入中国，靠的是武力;清朝满族文化亦然。日本人侵略中国，背后有武力。这二者之间的很大不同是，有些外来文化传入中国，不依靠武力，有的则依靠武力。就明末清初而言，正是满族文化与汉族文化冲突很剧烈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钱牧斋与柳如是及其他一大批文化人首当其冲。他们的心态，是为中国的汉族文化所化之人的心态。当明朝这个代表文化，以及使之具体化的国家不存在了，所依托的人，一批自杀了。钱牧斋虽说没有自杀，可是从他的心态看得出来。到了后来辛亥革命彻底推翻了封建王朝，这又是一个文化大变革的时期。王国维先生与陈先生均生活于当时，故陈先生对王先生之所以执意自杀的解释，不同于流俗的那种解释，而是从文化的角度去看。因此，我说爱国主义有两个层次：一般的层次是我爱我的国家，不允许别人侵略;更高层次的则是陈先生式的爱国、王国维先生式的爱国。
有一个问题是近来常谈的，我看本次与会论文中也有：讲陈先生的诗中含有悲观主义情绪，调子不是那么乐观的。为什么呢?还有一个问题，大家都说陈先生是一位考据大师，这话一点也不错。考据这个学问到了陈先生手中得心应手，是到家了。那么，陈先生的考据与乾嘉朴学大师的有没有区别呢?我看区别很大。陈先生为人，不慕荣利，不与人争，大家都很容易误认为陈先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不关心时事的。实际上，各位陈先生的弟子都知道，陈先生绝不是那种人，陈先生是一位感情非常丰富，对自己的国家、人民非常爱护的人。他非常关心时事，他不仅关心过去的事，也关心时事。陈先生诗中，有古典，有今典，还有佛典，很复杂，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陈先生的所有著作中，都有一种感情，表面看起来是泛泛的考证，考证是无懈可击的，但考证里面有感情，乾嘉大师们就做不到这点，也不可能做到，二者所处的环境不一样。所以，我们了解、学习陈先生，一方面是学习他的考证、他的学术成就;另一方面，应学习他寄托在考证中的感情，他的每一篇论文(著)，特别是《柳如是别传》，他的思想、感情寄托在里面。表面上看起来是烦琐考证：人名、地名，或者日期，核心却是爱国、爱文化。陈先生在1929年写了一首诗，送给北大历史系的学生，诗曰：“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说学习中国史却要到日本去学，后来，陈先生寄望于北大历史系学生，希望他们一洗这一耻辱，这当然是爱国主义的表现。我看在这里爱国主义也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爱我的国家，一般的;一种是高层次的，爱我们的文化，陈先生此诗，包含高、低两层次的含义。
陈先生之所以在晚年费那么大的力量，克服那么大的困难来写《柳如是别传》，绝对不是为了考证而考证，从陈先生的考证，我们可以学习很多东西。陈先生真正的感情、真正的对中国文化的感情，都在里面。
解放以后，陈先生也写了不少的诗，外面有很多传说。陈先生在诗中是否对现实都满意呢?我认为这不可能，我甚至可以这么说，任何时代的政治也不能为当时的人百分之百地完全接受，我想将来也不会。陈先生的诗十分难懂，周一良先生讲过几次，的确是非常难懂，有些话不能直说，婉转地说，用典，所用的典也很冷僻，很难查。陈先生诗中表现的感情，我觉得并不奇怪，若在50年代，我还不能这样讲，经过了45年，陈先生的想法未必不正确。他忧国忧民，才如此作想。他若对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文化根本毫不在意，他就绝对不会写这样的诗。歌颂我们的国家是爱国，对我们的国家不满也是爱国，这是我的看法。若陈先生是真的不爱国的话，他就根本不会做学问、写诗。这正如当时某些上海人所说的“国事管他娘，打打麻将”。对国家漠不关心，才会这样。而陈先生的关心，就是爱国的表现，不管这个国正确不正确。
中山大学多次召开纪念陈寅恪先生的学术讨论会，我觉得非常英明，这为我们活着的人和下一代的人树立了一个爱国主义的榜样，应该得到最高赞扬。
羡林案：我这一篇发言，既无讲稿，连提纲也没有。中大历史系的同志们，根据录音，整理成这个样子，实在不容易，应当向他们致谢。我看了一遍，只做了极小的改动。原来的口气都保留了。
1994年10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