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笔记》是余秋雨在1992年至1994年间创作成的，共11篇文章。写作期间，作者辞去了学院的职务，不再上班;同时将写作与考察联在一起，很多写到的地方一去再去。
在作者的总体计划上，这本《山居笔记》是他以直接感悟方式探访中华文明的第二阶段记述。第一阶段的记述是《文化苦旅》，在那本书中，他背负着生命的困惑，去寻找一个个文化遗迹和文化现场，然后把自己的惊讶和感动告诉读者。但是等到走完写完，发觉还有不少超越具体遗迹的整体性难题需要继续探访。作者将这些问题归为：对于政治功业和文化情结的互相觊觎和生死与共;对于文化灵魂的流放、毁灭和复苏;对于商业文明与中华文化的狭路相逢和擦肩而过;对于千年科举留给社会历史的功绩和留给群体人格的祸害;对于稀有人格在中华文化中断绝的必然和祭奠的必要;对于君子和小人这条重要界线的无处不在和难于划分。随后，余秋雨便创作了这本《山居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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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王朝的背影》、《流放者的土地》、《脆弱的都城》、《苏东坡突围》、《千年庭院》、《抱愧山西》、《乡关何处》、《天涯故事》、《十万进士》、《遥远的绝响》、《历史的暗角》
精彩段落摘抄：
一：
二十世纪已接近末尾，如果没有突然的不幸事件，我们看来要成为跨世纪的一群了。能够横跨两个世纪的人在人类总体上总是少数，而能够头脑清醒地跨过去的人当然就更少。称得上头脑清醒，至少要对已逝的一个世纪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感悟吧?因此我们不能不在这繁忙的年月间，让目光穿过街市间拥挤的肩头，穿过百年来一台台已经凝固的悲剧和喜剧，一声声已经蒸发的低吟和高喊，直接抵达十九世纪末尾、二十世纪开端的那几年。在那儿，在群头悬长辫、身着长袍马褂的有识之士正在为中华民族如何进入二十世纪而高谈阔论、奔走呼号。他们当然不满意中国的十九世纪，在痛切地寻找中国落后的原因时，他们首先看到了人才的缺乏，而缺乏人才的原因，他们认为是科举制度的祸害。
他们不再像前人那样只是在文章中议论议论，而是深感时间紧迫，要求朝廷立即采取措施。慈禧太后在1901年夏天颁布上谕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有识之士们认为科举制度靠改革已不解决问题，迟早应该从根本上废止。1903年的一份奏折中说：
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各国。
说这些英气勃勃的冲决性言词的是谁?一位科举制度的受惠者、同治年间进士张之洞，而领头的那一位则是后来让人不太喜欢的袁世凯。于是大家与朝廷商量，能不能制订一份紧凑的时间表，以后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每次都递减三分之一，减下来的名额加到新式学校里去，十年时间就可减完了。用十年时间来彻底消解一种延续了一千多年的制度，速度不能算慢了吧，但人们还是等不及了。袁世凯、张之洞他们说，人才的培养不比其它，拖不得。如果现在立即废止科举、兴办学校，人才的出来也得等到十几年之后;要是我们到十年后方停科举，那么从新式学校里培养出人才还得等二十几年，中国等不得二十几年了——“强邻环伺，岂能我待”!
这笔时间帐算得无可辩驳，朝廷也就在1905年下谕，废除科举。因此不妨说，除了开头几年有一番匆忙的告别，整个二十世纪基本上已与科举制度无关。
二十世纪的许多事情，都由于了结得匆忙而没能作冷静的总结。科举制度被废止之后立即成了一堆人人唾骂的陈年垃圾，很少有人愿意再去拨弄它几下。唾骂当然是有道理的，孩子们的课本上有《范进中举》和《孔乙己》，各地的戏曲舞台上有《琵琶记》和《秦香莲》，把科举制度的荒唐和凶残表现得令人心悸，使二十世纪的学生和观众感觉到一种摆脱这种制度之后的轻松。但是，如果让这些优秀动人的艺术作品来替代现代人对整个科举制度的理性判断，显然是太轻率了。
科举制度在中国整整实行了一千三百年之久，从随唐到宋元到明清，一直紧紧地伴随着中华文明史。科举的直接结果，是选拔出了十万名以上的进士，百万名以上的举人。这个庞大的群落，当然也会混杂不少无聊或卑劣的人，但就整体而言，却是中国历代官员的基本队伍，其中包括着一大批极为出色的、有着高度文化素养的政治家和行政管理专家。没有他们，也就没有了中国历史中最重要的一些部位。
有一种曾经风行一时的说法，认为古代考上状元的那些人没有一个是有学问的，情况好像并非如此。考状元的要求过于特殊，难于让更多的杰出人物获得机会是事实，但状元中毕竟有一大批诸如王维、柳公权、贺知章、张九龄、吕蒙正、张孝祥、陈亮、文天祥、杨慎、康海、翁同〔龠禾〕、张謇这样的人物，说他们没有学问是让人难以置信的。这还只是说状元，如果把范围扩大到进士，那就会开出一份极为壮观的人才名单来。为了选出这些人，几乎整个中国社会都动员起来了，而这种历久不衰的动员也就造就了无数中国文人的独特命运和广大社会民众的独特心态，成为中华民族在群体人格上的一种内在烙印，绝不是我们一挥手就能驱散掉的。科举制度后来积重难返的诸多毛病，其实从一开始就有人觉察到了，许多智慧的头脑曾对此进行了反复的.思考、论证、修缮、改良，其中包括我们文学界所熟知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东坡、王安石等等，不能设想，这些文化大师会如此低能，任其荒唐并身体力行。
科举制度发展到范进、孔乙己的时代确已弊多利少，然而这种历史的锐变也是非常深刻的。锐变何以发生?有无避免的可能?一切修补的努力是怎么失败的?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二十世纪一开始就废止了科举，当然也就随之废除了它的弊端，但是它从创立之初就想承担的社会课题，是否已经彻底解决?我怎么一直有一种预感，这里埋藏着一些远非过时的话题?
在我的藏书中，有关这一课题的专著不多，很容易一本本找出来集中研读。读了程千帆先生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鲁威先生的《科举奇闻》(辽宁教育出版社)、张晋藩、邱远猷先生的《科举制度史话》(中华书局)，特别是读了傅璇琮先生那部蓝底银纹的厚实著作《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之后，想的问题就更多了。其中有不少问题，世纪初的有识之士来不及细想，甚至来不及发现。我们现在来弥补，有点晚，但还来得及，而且时间既久，态度也可平静一些。
二：
谈论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有一个惯常的误会需要消除，那就是，在本质上，这是一个文官选拔制度，而不是文学创作才华和经典阐释能力的考查制度。明白了这一点，对它的许多抱怨就可能会有所缓和。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不是科举，古代中国该如何来选择自己的官吏呢?这实在是政治学上一个真正的大问题。不管何种政权，何种方略，离开了可靠、有效的官吏网络，必定是空洞而脆弱的;然而仅仅可靠、有效还不够，因为选官吏不比选工匠，任何一个政权只要尚未邪恶到无所顾忌，就必须考虑到官吏们的社会公众形象，不仅要使被管理的百姓大致服气，而且还要让其它官吏乃至政敌也没有太多的话可说，那就需要为官吏们寻求或创造一种资格;这样做已经是够麻烦的了，更麻烦的是中国的版图如此辽阔，政权结构如此复杂，需要的官吏数额也就十分惊人，把那么多的官吏编织在同一张大一统的网络里，其间之艰难可以想象;好不容易把一张网络建立起来了，但由于牵涉面太大，偶然因素太多，过不久自然会发生种种变更，时间长了还会出现整体性的代谢，因此又要辛辛苦苦地重寻线头，重新绾接……这一连串的难题，如此强烈地摆在历代帝王和一切意欲问鼎九州岛的政治家面前，躲也躲不开。全部难题最终归结到一点上：毫无疑问需要确立一种能够广泛承认、长久有效的官吏选择规范，这种规范在哪里?
世袭是一种。这种方法最简便，上一代做了官，下一代做下去。中国奴隶制社会中基本上采取这种办法，后来在封建制社会中也局部实行，称之为“恩荫”。世袭制的弊病显而易见，一是由于领导才干不能遗传，继承者能否像他的前辈那样有效地使用权力越来越成为严重的问题;二是这种权力递交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朝廷对官吏的任免权，分散了政治控制力。
世袭强调做官的先天资格而走进了死胡同，因此有的封建主开始寻求做官的后天资格，而后天资格主要表现于文才和武功这两个方面。平日见到有文才韬略的，就养起来，家里渐渐成了一个人才仓库，什么时候要用了，随手一招便派任官职，这叫“养士”，有的君主在家里养有食客数千。这种办法曾让历代政治家和文化人一想起都有点心动，很想养一批或很想被养，但仔细琢磨起来问题也不少。食客虽然与豢养者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养和被养的关系其实也成了血缘关系的延长，由被养而成为官吏的那些人主要是执行豢养者的指令，很难成为平正的管理者，社会很可能因他们而添乱。更何况，君主选养食客，无论是标准还是审查方法都带有极大的随意性，所养的远非全是人才。至于以武功军功赏给官职，只能看成是一种奖励方法，不能算作选官的正途，因为众所周知，打仗和管理完全是两回事。武士误国，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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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居笔记》是当代作家余秋雨先生的一部散文集。作者用一种创新的手法，以散文的创作方式，讲述了大量的历史、文化知识。其内容以文化为主，涉及地理、军事、教育、政治、交通、园林建筑等多个方面，并对此做出一定的阐述以及总结了独特的观点。
对于现今如我一般的大多数人来说，紧凑的生活节奏使得我们不可能有时间和精力去设身处地地了解更多的历史、文化知识;更不用说，可以亲自感受千姿百态的人文、地理风貌，从而达到提高自我的目的。而余秋雨先生的《山居笔记》恰好弥补了这一不足。
打开《山居笔记》就好像打开了一幅巨幅的画卷。优美的自然、人文景观中不时点缀穿越时空而来的翩翩古人。一股浓郁的古老文化气息铺天盖地而来，却又不会让人感觉到丝毫地压抑。厚重却又奇迹般地让人在不知不觉中为其感染。
《山居笔记》的正文部分从“一个王朝的背影”到“历史的暗角”结束，共计十一章。以地域为分割，为我们演绎着华夏古国两千年来不朽的文化剧。
第一章，“一个王朝的背影”以承德避暑山庄为点，历史背景以清朝为主而发散，文化内容以民族关系以及西学东传为主。文如其题，从大清王朝的背影，到中华王朝的背影，最后，以王国维大师作结，展现给我们的是中华文化的背影。
第二章，“流放者的土地”，以东北为点，由历史上的刑罚开始，侃侃而谈、娓娓道来，讲述了一段苦难文化的独特风采和魅力。
第三章“脆弱的都城”。作者由古宁古塔一圈巨大的.城墙展开思索。引申到古今中外的城市文化。一方面，有感于古代绚烂的城市文明;另一方面，作者试探性地对城市文明的兴衰荣没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做了思考。
第四章“苏东坡突围”。该章开篇以一段对话引起回忆。先讲赤壁，再到文章，再到文章作者——苏东坡。作者有感于这位伟大文豪的跌
第五章“千年庭院”。这章的点是古今文明的岳
忆昔秋风里，
寻朋湘水旁。
胜游朝挽袂，
妙语夜连床。
浓郁的文化氛围使人们仿佛可以嗅到鼻翼两侧静静的书香、墨香。
第六章，“抱愧山西”，观题可知，这章主讲山西。开头第一句，作者就说：“我在山西境内旅行的时候，一直抱着一种惭愧的心情。”惭愧的原因就是：原来一直把山西看成一个特别贫困的地方。全文以此切题，由民歌《走西口》开始，讲述晋商的创业史，讲述晋商的衰败史，讲述晋商的辉煌，讲述晋商的没落。作者总结晋商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有良好的素质：第一，坦然从商;第二，目光远大;第三，讲究信义;第四，严于管理。这些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思考、学习。
第七章，“乡关何处”，标题取自崔
第八章，“天涯故事”，作者由海南古迹联系海南名士。海南属我国南隅边陲，因地处偏远而自古多为贬谪放逐之地。所以有“天涯海角”之称。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海南多名士。中原文化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滋养
第九章“十万进士”。这章主要讲在我国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作者用一个个逸闻趣事，表达自己对科举这一制度利弊得失的观点。同时，通过对历史的反思，进一步对人类如何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做出探究。
第十章“遥远的绝响”，这个绝响就是名传千古的“广陵散”。而这章中主要讲的人物就是“广陵散”的传世之人——
第十一章“历史的暗角”是一篇对文化现象，文化圈子中的负面因素的描写。也是一篇对人性的深刻剖
《山居笔记》被作者自己定位为文化散文，实际上却以博学通识和豁达胸怀超越了散文形式，呈现出别样的精彩。它像散文，因为他表达出作者的一种文人情怀。它不像散文，因为他有如杂文般对文化的深刻见解。不止如此，山居笔记更以举重若轻的笔法，巧妙地把人类历史文明发展的壮丽画卷化为清风拂面的优美文辞，让厚重的历史与超然的意境完美结合，重新激荡出焕然神采!
《山居笔记》是余秋雨在1992年至1994年间创作成的，共11篇文章。写作期间，作者辞去了学院的职务，不再上班;同时将写作与考察联在一起，很多写到的地方一去再去。
在作者的总体计划上，这本《山居笔记》是他以直接感悟方式探访中华文明的第二阶段记述。第一阶段的记述是《文化苦旅》，在那本书中，他背负着生命的困惑，去寻找一个个文化遗迹和文化现场，然后把自己的惊讶和感动告诉读者。但是等到走完写完，发觉还有不少超越具体遗迹的整体性难题需要继续探访。作者将这些问题归为：对于政治功业和文化情结的互相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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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王朝的背影》、《流放者的土地》、《脆弱的都城》、《苏东坡突围》、《千年庭院》、《抱愧山西》、《乡关何处》、《天涯故事》、《十万进士》、《遥远的绝响》、《历史的暗角》
《山居笔记》并没有比《文化苦旅》有所进步，它的核心
《山居笔记》发扬的是《文化苦旅》中的根本性缺失：在文化单一前提下的文化决定论。这是余秋雨的一贯思路。在《文化苦旅》中，借助山水的记叙，还不那么显眼，到了《山居笔记》，这层依傍没有了，这点便愈发见得分明。《天涯故事》，作者随便拈出几个历史人物，就敢断言海南文明是“女性文明”，从此便洋洋洒洒议论开去。要在几千年的海南历史中找出骁勇善战、剽悍迅捷的例证，决非难事。所以还可以比余秋雨更全面地说海南岛是“两性文明”。《遥远的绝响》，劈头一句话就判定了魏晋名士多被杀是因为他们有能力辅
再来看作者颇为自得的《十万进士》，如果科举史实叙述还大致不差的话，最后的.一句问话充分显现了余秋雨的思维方式：“灿烂的中国文明，
要批评的，不是余秋雨史料的错误，不是《山居笔记》煽情的写法，甚至不是余秋雨喜欢标举的文化高调，而是它们背后的思考进路。史料到了余秋雨手中，往往成了随意拿捏的泥团;抒情议论对于文化散文，通通是朱红青紫的颜料，一篇文字旁征博引，花团锦簇，还有“文化”的光环，可是作者的结论靠这些东西是推不出的。一次两次不觉得，读多了就能感觉到。
这里我要引用一位父执信中的话：“他(余秋雨)写到的别的地方，如道士塔，没有去过，不好评说。但如都江堰，太熟了，就不免觉得他有点‘洒狗血’……”“洒狗血”是京剧术语，意指造作、不真实的作派。《霸王别姬》里程蝶衣骂从花满楼赤脚逃出来的段小楼的相好，就是：“那就别在这儿洒狗血了。”汪曾祺在《泰山片石》里称扬杜甫的“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说李白的“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就有点洒狗血。
颇疑心余秋雨的走红，是因为他的文化姿态而不是散文成就。是啊，谁不说俺家乡好?一篇《抱愧山西》，山西人时常称引;一篇《千年庭院》，湖南人自然大悦;《乡关何处》更是算得造福桑梓。更重要的是，他给了读者一个可以轻易感知、简单把握的“文化”。本世纪谈中国文化者，往往陷入非褒即贬的怪圈，但余秋雨不。余秋雨颂扬文化，是以反思的姿态颂扬;余秋雨批评传统，是以继承者的身份批评。所以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是那么的容易为国人接受，在海外流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