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遥远的绝响》内容简介】
《遥远的绝响》是余秋雨的代表作之一。本文主要描写了魏晋时期两位名士——阮籍和
【余秋雨简介】
余秋雨(1946年8月23日-)，中国浙江余姚人，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曾任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院长、荣誉院长，知名的学者和作家。其文化散文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大陆最畅销书籍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台湾、香港等地也有很大影响。现任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
【余秋雨《遥远的绝响》(节选)原文】
对
这种事情，不幸就在他和好朋友山涛之间发生了。
山涛也是一个很大气的名士，当时就有人称赞他的品格“如
这是一封很长的信。其中有些话，说得有点伤心——听说您想让我去接替您的官职，这事虽没办成，从中却可知道您很不了解我。也许您这个厨师不好意思一个人屠宰下去了，拉一个祭师做垫背吧?……
阮籍比我醇厚贤良，从不多嘴多舌，也还有礼法之士恨他;我这个人比不上他，惯于傲慢懒散，不懂人情物理，又喜欢快人快语;一旦做官，每天会招来多少麻烦事!……我如何立身处世，自己早已明确，即便是在走一条死路也咎由自取，您如果来勉强我，则非把我推入沟壑不可!我刚死了母亲和哥哥，心中凄切，女儿才十三岁，儿子才八岁，尚未成人，又体弱多病，想到这一些，真不知该说什么。现在我只想住在简陋的旧屋里教养孩子，常与亲友们叙叙离情、说说往事，浊酒一杯，弹琴一曲，也就够了。不是我故作清高，而是实在没有能力当官，就像我们不能把贞洁的美名加在阉人身上一样。您如果想与我共登仕途，一起欢乐，其实是在逼我发疯，我想您对我没有深仇大恨，不会这么做吧?我说这些，是使您了解我，也与您诀别。
这封信很快在朝野传开，朝廷知道了
吕
面对最大的无耻和无赖，受害者往往一筹莫展。因为制造无耻和无赖的人早已把受害者不愿启齿的羞耻心、社会公众容易理解和激愤的罪名全都考虑到了，受害者除了泪汪汪地引颈就刎，别无办法。如果说还有最后一个办法，最后一道生机，那就是寻找最知心的朋友倾诉一番。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平日引为知己的朋友早已一一躲开，朋友之道的脆弱性和珍罕性同时显现。有口难辩的吕安想到了他心目中最尊贵的朋友
这次的绝交信写得极其悲愤，怒斥吕
我们一眼就可看出，这与他写给山涛的绝交信，完全是两回事了。
“朋友”，这是一个多么怪异的称呼，
尽管他非常愤怒，他所做的事情却很小：在一封私信里为一个蒙冤的朋友说两句话，同时识破一个假朋友，如此而已。但仅仅为此，他被捕了。
理由很简单：他是不孝者的同党。
从这个无可理喻的案件，我明白了在中国一个冤案的构建为什么那么容易，而构建起来的冤案又为什么会那么快速地扩大株连面。上上下下并不太关心事件的真相，而热衷于一个最通俗、最便于传播、又最能激起社会公愤的罪名;这个罪名一旦建立，事实的真相更变得无足轻重，谁还想提起事实来扫大家的兴，立即沦为同案犯一起扫除。成了同案犯，发言权也就被彻底剥夺。因此，请原谅古往今来所有深知冤情而闭口的朋友吧，他们敌不过那种并不需要事实的世俗激愤，也担不起同党、同案犯等等随时可以套在头上的恶名。
现在，轮到为
统治者司马昭在宫廷中犹豫。我们记得，阮籍在母丧期间喝酒吃肉也曾被人控告为不孝，司马昭当场保护了阮籍，可见司马昭内心对于孝不孝的罪名并不太在意。他比较在意的倒是
就在这时，司马昭所宠信的一个年轻人求见，他就是钟会。不知读者是不是还记得他，把自己的首篇论文诚惶诚恐地塞在
我特地把钟会的这番话大段地译述出来，望读者能仔细一读。他避开了孝不孝的具体问题，几乎每一句话都打在司马昭的心坎上。在道义人格上，他是小人;在诽谤技巧上，他是大师。
钟会一走，司马昭便下令：判处
【余秋雨《遥远的绝响》读后感篇一】
《山居笔记》中的绝大部分篇什，都触及到我们熟视无睹的“暗角”，虽然它们谈的是已离我们很远的历史人物或事件，但它却具有振聋发聩的现实意义。《遥远的绝响》写的是魏晋时代
文章以
《遥远的绝响》其神韵不仅表现在思想文化境界上，更表现在强烈的主体意识方面，它直指民族心灵的深处。文字之所以有很强的感召力，根本在于作者将自己鲜活的文化生命融入笔端，而此间文化生命又是由沉重深厚的现实历史积淀而成。真正纯正的主体意识，需要对现实的忧患，对历史的洞察，对未来的执着，对整体人类文化的感悟。而由更高的层次对历史现实进行极其深切的眷顾，其间的忧思、苦恼、欢愉、欣慰，都与历史、现实、未来相契合，由此构成文章结构的立体化主体意识。
像
如果说《遥远的绝响》就像一曲气势恢宏的交响乐，那么写
【余秋雨《遥远的绝响》读后感篇二】
一曲《广陵散》成为遥远的绝响，
一生追求自由自在，厌弃官场，却因钟会的诬蔑而走向黑暗的地狱，却因钟会这个小人，在道义人格上的小人，这个大师，在诽谤技巧上的大师而毁灭。
生性孤傲的
说说钟会，就是曾经把自己写的文章偷偷放进
一位稀世大学问家，大艺术家，却在打铁，也因之还有向秀这样的朋友来帮他。他追求的山野纯朴，只有在丁丁当当的打铁的声中，才能找寻到心灵的宁静与友情的至真。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年仅三十九岁，就走向刑场，悲哉!怜哉!
和他是知交阮籍更是一位大家，也令我羡慕嫉妒恨。他反对礼教、追寻自由自在。痛则放声大哭，喜则放声高歌。总爱骑着马畅游于山间，走到无路处放声大哭，哭完了在找一条路。也爱与逝去的名人来场空前绝后的心灵对话，这也是遥远的绝响，那样一种萧声再也不会听到。也曾为一位不相识的女子去吊
更令人佩服的是，做官仅十天。李白都写诗赞道：“阮籍为太守，乘驴上东平，判竹十余日，一朝化风清。”只用十余天，便留下一个官
我们是世俗的人，而他们二位在我心中是超凡脱俗的大师。我们有时也想寻求心灵的宁静，我们也不想被名利、礼数所束缚。所有我就在自由与世俗之间徘徊、挣扎，而结果还是倾向于世俗、随波逐流。
无法像
我向往他们所追求的自由，我向往他们的生活方式，哪怕是由年轻的生命做代价。
对于文化、对于历史，我不敢妄加评论，因为我很无知，但我依然崇拜他们，崇拜他们这样一种高贵的人格，崇拜他们的勇气和选择，崇拜他们的个性和真实。在他们身上开不到世俗的虚伪、造作、狡诈;他们是真人，他们高贵的灵魂冲荡着我的心，我将追寻着他们的足迹走向远方，走向心灵的深处那一抹光线中。
听那遥远的声音，我听到他们内心对世人的呼喊?
《山居笔记》是余秋雨在1992年至1994年间创作成的，共11篇文章。写作期间，作者辞去了学院的职务，不再上班;同时将写作与考察联在一起，很多写到的地方一去再去。
在作者的总体计划上，这本《山居笔记》是他以直接感悟方式探访中华文明的第二阶段记述。第一阶段的记述是《文化苦旅》，在那本书中，他背负着生命的困惑，去寻找一个个文化遗迹和文化现场，然后把自己的惊讶和感动告诉读者。但是等到走完写完，发觉还有不少超越具体遗迹的整体性难题需要继续探访。作者将这些问题归为：对于政治功业和文化情结的互相觊觎和生死与共;对于文化灵魂的流放、毁灭和复苏;对于商业文明与中华文化的狭路相逢和擦肩而过;对于千年科举留给社会历史的功绩和留给群体人格的祸害;对于稀有人格在中华文化中断绝的必然和祭奠的必要;对于君子和小人这条重要界线的无处不在和难于划分。随后，余秋雨便创作了这本《山居笔记》。
收录篇章
《一个王朝的背影》、《流放者的土地》、《脆弱的都城》、《苏东坡突围》、《千年庭院》、《抱愧山西》、《乡关何处》、《天涯故事》、《十万进士》、《遥远的绝响》、《历史的暗角》
精彩段落摘抄：
一：
二十世纪已接近末尾，如果没有突然的不幸事件，我们看来要成为跨世纪的一群了。能够横跨两个世纪的人在人类总体上总是少数，而能够头脑清醒地跨过去的人当然就更少。称得上头脑清醒，至少要对已逝的一个世纪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感悟吧?因此我们不能不在这繁忙的年月间，让目光穿过街市间拥挤的肩头，穿过百年来一台台已经凝固的悲剧和喜剧，一声声已经蒸发的低吟和高喊，直接抵达十九世纪末尾、二十世纪开端的那几年。在那儿，在群头悬长辫、身着长袍马褂的有识之士正在为中华民族如何进入二十世纪而高谈阔论、奔走呼号。他们当然不满意中国的十九世纪，在痛切地寻找中国落后的原因时，他们首先看到了人才的缺乏，而缺乏人才的原因，他们认为是科举制度的祸害。
他们不再像前人那样只是在文章中议论议论，而是深感时间紧迫，要求朝廷立即采取措施。慈禧太后在1901年夏天颁布上谕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有识之士们认为科举制度靠改革已不解决问题，迟早应该从根本上废止。1903年的一份奏折中说：
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各国。
说这些英气勃勃的冲决性言词的是谁?一位科举制度的受惠者、同治年间进士张之洞，而领头的那一位则是后来让人不太喜欢的袁世凯。于是大家与朝廷商量，能不能制订一份紧凑的时间表，以后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每次都递减三分之一，减下来的名额加到新式学校里去，十年时间就可减完了。用十年时间来彻底消解一种延续了一千多年的制度，速度不能算慢了吧，但人们还是等不及了。袁世凯、张之洞他们说，人才的培养不比其它，拖不得。如果现在立即废止科举、兴办学校，人才的出来也得等到十几年之后;要是我们到十年后方停科举，那么从新式学校里培养出人才还得等二十几年，中国等不得二十几年了——“强邻环伺，岂能我待”!
这笔时间帐算得无可辩驳，朝廷也就在1905年下谕，废除科举。因此不妨说，除了开头几年有一番匆忙的告别，整个二十世纪基本上已与科举制度无关。
二十世纪的许多事情，都由于了结得匆忙而没能作冷静的总结。科举制度被废止之后立即成了一堆人人唾骂的陈年垃圾，很少有人愿意再去拨弄它几下。唾骂当然是有道理的，孩子们的课本上有《范进中举》和《孔乙己》，各地的戏曲舞台上有《琵琶记》和《秦香莲》，把科举制度的荒唐和凶残表现得令人心悸，使二十世纪的学生和观众感觉到一种摆脱这种制度之后的轻松。但是，如果让这些优秀动人的艺术作品来替代现代人对整个科举制度的理性判断，显然是太轻率了。
科举制度在中国整整实行了一千三百年之久，从随唐到宋元到明清，一直紧紧地伴随着中华文明史。科举的直接结果，是选拔出了十万名以上的进士，百万名以上的举人。这个庞大的群落，当然也会混杂不少无聊或卑劣的人，但就整体而言，却是中国历代官员的基本队伍，其中包括着一大批极为出色的、有着高度文化素养的政治家和行政管理专家。没有他们，也就没有了中国历史中最重要的一些部位。
有一种曾经风行一时的说法，认为古代考上状元的那些人没有一个是有学问的，情况好像并非如此。考状元的要求过于特殊，难于让更多的杰出人物获得机会是事实，但状元中毕竟有一大批诸如王维、柳公权、贺知章、张九龄、吕蒙正、张孝祥、陈亮、文天祥、杨慎、康海、翁同〔龠禾〕、张謇这样的人物，说他们没有学问是让人难以置信的。这还只是说状元，如果把范围扩大到进士，那就会开出一份极为壮观的人才名单来。为了选出这些人，几乎整个中国社会都动员起来了，而这种历久不衰的动员也就造就了无数中国文人的独特命运和广大社会民众的独特心态，成为中华民族在群体人格上的一种内在烙印，绝不是我们一挥手就能驱散掉的。科举制度后来积重难返的诸多毛病，其实从一开始就有人觉察到了，许多智慧的头脑曾对此进行了反复的.思考、论证、修缮、改良，其中包括我们文学界所熟知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东坡、王安石等等，不能设想，这些文化大师会如此低能，任其荒唐并身体力行。
科举制度发展到范进、孔乙己的时代确已弊多利少，然而这种历史的锐变也是非常深刻的。锐变何以发生?有无避免的可能?一切修补的努力是怎么失败的?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二十世纪一开始就废止了科举，当然也就随之废除了它的弊端，但是它从创立之初就想承担的社会课题，是否已经彻底解决?我怎么一直有一种预感，这里埋藏着一些远非过时的话题?
在我的藏书中，有关这一课题的专著不多，很容易一本本找出来集中研读。读了程千帆先生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鲁威先生的《科举奇闻》(辽宁教育出版社)、张晋藩、邱远猷先生的《科举制度史话》(中华书局)，特别是读了傅璇琮先生那部蓝底银纹的厚实著作《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之后，想的问题就更多了。其中有不少问题，世纪初的有识之士来不及细想，甚至来不及发现。我们现在来弥补，有点晚，但还来得及，而且时间既久，态度也可平静一些。
二：
谈论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有一个惯常的误会需要消除，那就是，在本质上，这是一个文官选拔制度，而不是文学创作才华和经典阐释能力的考查制度。明白了这一点，对它的许多抱怨就可能会有所缓和。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不是科举，古代中国该如何来选择自己的官吏呢?这实在是政治学上一个真正的大问题。不管何种政权，何种方略，离开了可靠、有效的官吏网络，必定是空洞而脆弱的;然而仅仅可靠、有效还不够，因为选官吏不比选工匠，任何一个政权只要尚未邪恶到无所顾忌，就必须考虑到官吏们的社会公众形象，不仅要使被管理的百姓大致服气，而且还要让其它官吏乃至政敌也没有太多的话可说，那就需要为官吏们寻求或创造一种资格;这样做已经是够麻烦的了，更麻烦的是中国的版图如此辽阔，政权结构如此复杂，需要的官吏数额也就十分惊人，把那么多的官吏编织在同一张大一统的网络里，其间之艰难可以想象;好不容易把一张网络建立起来了，但由于牵涉面太大，偶然因素太多，过不久自然会发生种种变更，时间长了还会出现整体性的代谢，因此又要辛辛苦苦地重寻线头，重新绾接……这一连串的难题，如此强烈地摆在历代帝王和一切意欲问鼎九州岛的政治家面前，躲也躲不开。全部难题最终归结到一点上：毫无疑问需要确立一种能够广泛承认、长久有效的官吏选择规范，这种规范在哪里?
世袭是一种。这种方法最简便，上一代做了官，下一代做下去。中国奴隶制社会中基本上采取这种办法，后来在封建制社会中也局部实行，称之为“恩荫”。世袭制的弊病显而易见，一是由于领导才干不能遗传，继承者能否像他的前辈那样有效地使用权力越来越成为严重的问题;二是这种权力递交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朝廷对官吏的任免权，分散了政治控制力。
世袭强调做官的先天资格而走进了死胡同，因此有的封建主开始寻求做官的后天资格，而后天资格主要表现于文才和武功这两个方面。平日见到有文才韬略的，就养起来，家里渐渐成了一个人才仓库，什么时候要用了，随手一招便派任官职，这叫“养士”，有的君主在家里养有食客数千。这种办法曾让历代政治家和文化人一想起都有点心动，很想养一批或很想被养，但仔细琢磨起来问题也不少。食客虽然与豢养者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养和被养的关系其实也成了血缘关系的延长，由被养而成为官吏的那些人主要是执行豢养者的指令，很难成为平正的管理者，社会很可能因他们而添乱。更何况，君主选养食客，无论是标准还是审查方法都带有极大的随意性，所养的远非全是人才。至于以武功军功赏给官职，只能看成是一种奖励方法，不能算作选官的正途，因为众所周知，打仗和管理完全是两回事。武士误国，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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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了朋友，再大的灾害也会消去大半。有了朋友，再糟的环境也会风光顿生。
2. 对历史的多情总会加重人生的负载，由历史沧桑感引发出人生沧桑感。——《文化苦旅·自序》
3. 这些在生命的边界线上艰难跋涉的人物，似乎为整部中国文化史做了某种悲剧性的人格奠基。他们追慕宁静而浑身焦灼，他们力求圆通处处分裂，他们以昂贵的生命代价，第一次标志出一种自觉的文化人格。在他们的血统系列上，未必有直接的传代者，但中国的审美文化从他们的精神酷刑中开始屹然自立。——《遥远的绝响》
4. 在李白时代，中华民族还不太沉闷，这么些诗人在这块土地上来来去去，并不像今天那样觉得是件怪事。他们的身上并不带有政务和商情，只带着一双锐眼、一腔诗情，在山水间周旋，与大地结亲。写出一排排毫无实用价值的诗句，在朋友间传观吟唱，已是心满意足。他们很把这种行端当作一件正事，为之而不怕风餐露宿，长途苦旅。结果，站在盛唐的中心地位的，不是帝王，不是贵妃，不是将军，而是这些诗人。——《三峡》
5. 只要是智者，就会为这个民族产生一种对书的企盼。他们懂得，只有书籍，才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风雨天一阁》
6. 基于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或者倒过来说，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没有这种东西，他就不可能如此矢志不移，轻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轻。
7. 可惜，群体性的文化人格在中国历史上日趋黯淡。春去秋来，梅凋鹤老，文化成了一种无目的的浪费，封闭式的道德完善导向了总体上的不道德。文明的突进，也因此被取消，剩下一堆梅瓣、鹤羽，像书签一样，夹在民族精神的史册上。——《西湖梦》
8. 不能把志向实现于社会，便躲进一个自然小天地自娱自耗。他们消除了志向，渐渐又把这种消除当作了志向。安贫乐道的达观修养，成了中国文化人格结构中一个宽大的地窖，尽管有浓重的霉味，却是安全而宁静。——《西湖梦》
9. 社会污浊中也会隐伏着人性的大合理，而这种大合理的实现方式又常常怪异到正常的人们所难以容忍。反之，社会的大光亮，又常常以牺牲人本体的许多重要命题为代价。单向完满的理想状态，多是梦境。人类难以挣脱的一大悲哀，便在这里。——《西湖梦》
10. 中国文化中极其夺目的一个部位可称之为“贬官文化”。随之而来，许多文化遗迹也就是贬官行迹。贬官失了宠，摔了跤，孤零零的，悲剧意识也就爬上了心头;贬到了外头，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只好与山水亲热。这一来，文章有了，诗词也有了，而且往往写得不坏。过了一个时候，或过了一个朝代，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名誉。于是，人品和文品双全，传之史册，诵之后人。他们亲热过的山水亭阁，也便成了遗迹。地因人传，人因地传，两相帮衬，俱著声名。—— 《洞庭一角》
11. 我最不耐烦的，是对中国文化的几句简单概括。哪怕是它最堂皇的一脉，拿来统摄全盘总是霸道，总会把它丰富的生命节律抹杀。那些委屈了的部位也常常以牙还牙，举着自己的旗幡向大一统的霸座迸发。其实，谁都是渺小的。无数渺小的组合，才成伟大的气象。——《洞庭一角》
12. 阅读的最大理由是想摆脱平庸，早一天就多一份人生的精彩;迟一天就多一天平庸的困扰。
13.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来迎接困难的，看到了一个个困难，心里就特别踏实，因为这才像活着。
14. 人生在世，可以没有功业，却不可以没有友情。以友情助功业则功业成，为功业找友情则友情亡，两者不可颠倒;”
15. 人生不要光做加法。在人际交往上，经常减肥、排毒，才会轻轻松松地走以后的路。
16. 人的一生要接触很多人，因此应该有两个层次的友情：宽泛意义的友情和严格意义的友情。没有前者未免拘谨，没有后者难于深刻;
17. 爱永远是互相的事，因此必然是自由互通，信心互增，光辉互照。
18. 来一次世间，容易吗?有一次相遇，容易吗?叫一声朋友，容易吗?仍然是那句话--学会珍惜，小心翼翼。
19. 就人生而言，应平衡于山、水之间。水边给人喜悦，山地给人安慰。水边让我们感知世界无常，山地让我们领悟天地恒昌。水边让我们享受脱离长辈怀抱的远行刺激，山地让我真正属于心灵的财富，不会被外力剥夺，唯一能剥夺它的只有心灵自身的毛病，但心灵的毛病终究也会被心灵的力量发现、解析并治疗。
20. 中华文明至少在一点上既符合最低标准，也符合最高标准，那就是：自己好好活着，不去招惹别人。
21. 不要为人生制订太多归宿性的目标。一切目标都是黑暗的，至少是朦胧的，只有行动才与光亮相伴。
22. 有人把生命局促于互窥互监、互猜互损，有人则把生命释放于大地长天、远山沧海。
23. 希望世间能有更多的人珍视自己的每一步脚印，勤于记录，乐于重温，敢于自嘲，善于修正，让人生的前前后后能够互相灌溉，互相滋润。
24. 每天早晨，雁群起飞了。横过朝霞，穿越白云，冲出阵风，投入暮霭，最后，在黑夜的芦苇荡中栖息。能说它们天天以黑暗作为归宿吗?
25. 人格尊严的表现不仅仅是强硬。强硬只是人格的外层警卫。到了内层，人格的天地是清风明月，柔枝涟漪，细步款款，浅笑连连。
26. 与贫困和混乱相比，我们一定会拥有富裕和秩序，但更重要的，是美丽的安适，也就是哲人们向往的诗意地居息。
27. 诚恳坦然地承认奋斗后的失败,成功后的失落,只能变得更沉着 。
28. 任何文明的洞窟，不管藏有多少实物，冠有多少美名，总有一个开启它的小小钥匙孔。中华文明的钥匙孔，叫“君子”。
《余秋雨<文化苦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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