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 转眼就到二十三”。在鲁中钢城艾山一带每到腊月初，十里八村便陆陆续续听见猪的嚎叫声，一年一度的杀年猪，从此开始，虽然离年还有段日子。但备年货、杀年猪便开始了。尽管现在杀猪卖肉都集中到屠宰场，但民风淳朴的村民还仍任保持着杀年猪习俗，可见民风民俗的魅力成为一种习惯。
“寒冬腊月天，是水冻成团”。这个时候猪毛开始发刺，有经验的家庭主妇就知道，即使喂得再好，猪也不会上膘，便选个家里人齐全的日子，找来村里杀猪的，烧了一大锅开水，逮猪，一刀见血，吹气、褪毛，分割肉。早有一群人等在饭桌旁，看似闲聊，嘴里一个劲儿吞咽唾沫，厨房里云遮雾绕，不时飘来的屡屡肉香，那是极大的诱惑。小孩子最盼着杀猪。全家人苦熬一年，肚子里早没了油水，杀猪又何尝不是为了一饱口福。
童年时，最期盼的那当然是过年了，过年不仅能吃肉吃鱼，还能穿新衣。劳动积极性也是空前的高涨。大人吩咐到邻居家借盆、板凳，那是一个乐此不疲。这个时候，在厨房里忙活的娘，向我们传达父亲的旨意，小声告诉我们叫大爷、二叔到我们家里来帮忙和喝酒吃肉。之所以这么神秘，是怕得罪没有被邀请的人。农村有个习俗，杀年猪请人吃饭，主要是请家族近枝的叔叔、大爷；平时日子过的紧吧，大家都忙各的也没有时间聚，过年了也农闲了，大有借客杀鸡的味道。因此，村民便有了那句“大年午静吃包子，没有外人”的俗语。
淳朴的村民，用淳朴的方式延续传统，也不乏小市民的胸怀，有时想想感到挺可笑的。平时舍不得奢侈，这个时候可以大方一回。肥肠、猪肝、舌条、猪肚子，猪蹄子、猪耳朵；光猪身上的就能炒六个菜，再炖上一锅猪肉白菜粉条就是一桌丰盛的家宴。因平时人们很难动荤，所以这一顿饭下来，总有几个喝高的人，迟迟不肯离去，大呼小叫，猜拳行令，并招呼厨房里忙着的.母亲，再炒些青菜来。
在族人酒足饭饱离开后，母亲把肉一块块分割后浇上水冷冻，让二哥、三个放在抬筐里，用绳子拴住后，放到天井里的井里储存，一边把猪镖子、花油放进锅里，熬油，从邻居家借来的盆碗、桌凳，要送回去，为了不白用人家的还要压上一块或两块冷却的猪血，在那个时候这是稀罕物。
母亲安排我们的活路干完后，便出去玩耍，吃得好，心情也好，满山村跑一个晚上，也不觉得累。天上出了星星，玩心未尽的才回家睡觉。一开房门，满屋子的香味，刚好因玩耍肚子有点饿了，饿虫在肚子里蠕动。油猪罗梭已经出锅，母亲放上了细盐，不咸不淡，空口吃也好，就着煎饼吃也行。
但我有我自己独特的吃法。盛一碗米饭，白天客人吃剩的菜汤晚上静已经冷凝，上面覆盖着一层白色的大油，把它泡到米饭里，拌着吃，特别香。直吃的打‘饱嗝’，嗝一口气都满嘴透着氲氲的猪肉味。
下到井里的肉等到过年时才能再吃。一个正月，客来客往，到了二月二，一个肥猪早已“蚕食”完毕，想要吃肉，要等到明年。觉得那时候的猪肉好吃，窃以为和漫长的等待有直接关系。
俗话说，过年容易春难挨。从正月到五月，整整半年，不仅很难吃上猪肉，就普通的青菜也很难吃上，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全村能杀五六头猪就算不错，到了80年代是两家合杀一头，到九十年代中期，养猪、杀猪自由，想吃纤维粗的猪肉，自己喂一头，过年杀了。虽然不再像60年代那么稀罕，但吃来也有滋有味，氛围里氤氲了热闹、和睦和义气。
现在的猪都集中屠宰了，多是饲料喂养的没了故乡草黑猪的那种特有的结实。现在人们也注重养生了，什么吃猪肉会得高血压、血脂稠、血糖高等，吃猪肉也不再那么贪婪。尽管每年都会回故乡过年，但旧时故乡乡人杀猪时那浓浓的年味以及邻里间的那种和睦还是深藏在记忆深处的。
在我的青葱岁月里，在农村，杀猪是件难得的喜事，因为可以尝到味美的猪肉么。
拔猪草，割饲料;切饲料，熬猪料，喂猪……天天如此，辛辛苦苦了一年左右，仿佛是被母亲的眼睛看大似的，一头大膘猪终于可以出栏了。但看得出来，那天母亲有些心疼。杀猪时，母亲会喃喃地祈祷：猪啊，你下世不要做猪，做人吧，猪啊……
杀猪一般放在冬天，或春节前。到了那天，屠夫挎着杀猪篮，里面有明晃晃的刀，哼着曲儿来了。于是，摆好大板凳，放好打稻桶，之内放一只接猪血的大瓷盆，再用大口锅烧一些开水。便开始准备捉猪了。捉猪要叫几个后生来帮忙。人都到齐了，系上围裙，就安排一下分工：屠夫抓耳朵，力大勇猛的抓尾巴，其余的抓猪腿之类的。那时，我已经是16岁了，也得上去帮忙，父亲教我捉猪心要狠动作要快要猛，但我软弱得很，老是不敢近身，等别人捉住了我上去抬抬而已。把猪赶出栏时，那人一个箭步抓住尾巴，把后脚拎空，随即屠夫也抓住耳朵，把前脚拎空，把猪头揽在怀里，其余的人抬身的抬身、抓腿的抓腿，在回荡山谷的'胡哩胡哩声，和捉猪时的糟杂声中，在猪的颠、弹、踢的挣扎中，一步一步地挪向屠宰处。把猪按在大板凳上，把头部拖至木桶边沿，猪还一直呜哩呜哩地狂嚎，我们死死地按住它的挣扎，不放。看准了，屠夫拿出刀子朝颈部狠心地捅了进去，在尖叫声中，在白刀子进去红刀子拔出时，血流如注，血流成盆;声音也逐渐消失了。大家才松口气，解下围裙，拍拍衣上的赃物，去洗手了。
接下来就煺猪毛。开水倒入打稻桶中，要不要加冷水，根据屠夫的手蘸试来定。猪放入打稻桶中要浸到滚水，所以左翻翻右翻翻，在热气中，屠夫非常利索地刨毛，唰唰，唰唰，很快就把毛猪刨得雪白的。接着开膛破肚，端出内脏，捣洗肚肠;斩下猪头，割下红头肉(颈部)。小孩们却在一旁美滋滋地观看，感到很快就能吃到肉了，惹得大人一声骂：去去，猪粪气好闻啊。那时一般是吃红头肉的，其余都拿去卖钱。
杀猪吧，总是要通知在外乡的亲朋好友来吃肉，如外公、娘舅等，不管来不来都要送一刀肉外加几块猪血。帮过我家忙的人，及村子里比较来好的人和邻居，也送给一块白肉和猪血，或不送只叫他们吃一餐。当然，他们杀猪时也会叫我们去吃肉和得到一块白肉和猪血。
母亲量气大，红头肉(猪颈肉)切得多多的，放在土灶的大口锅里红烧。猪肉飘香，黄酒是自家酿的，白酒是自家烧的，大家围在一起享用，他们边吃边说，你肉烧得入渗(入味)，真入渗;吃得他们难得满口流油……
然而，猪肉现在很容易吃得到，但无论如何也吃不到当年的口味了，而那渐渐稀缺的，返朴归真的杀猪的情景反而让人想念了。这也是让我抹不去的乡愁。
杀年猪是儿时过年的重头戏。可大戏何时上演，还要看老天爷的脸色。农历进入腊月门儿，嗖嗖的西北风刮得人拿不出手来，村中的辘辘井台也冻成了冰山，就到了该杀年猪的时候了。因室外滴水成冰，最适合冻猪肉。还有肥猪再养下去会掉膘，精打细算的乡亲们都知道这个理儿。
乡亲们杀年猪不能赶在同一天。忙活一年到头了，老邻老居、七大姑八大姨、三叔二大爷、老少爷们，要凑到一起乐呵几天。
有一年村子闹猪瘟，我家准备育肥的年猪也未幸免。父亲就在二十里以外花60元钱买回一头小白猪。猪虽小，但饲养的月份不少。父亲说多喂些粮食催催肥，一家几口过年吃足够了。可改革开放之前农家没有太多的粮食，好在父亲在离家较远的盐碱地开了一块小片荒。因苞米种的较晚，籽粒不饱满。父亲就把瘪瘪瞎瞎的苞米粒子扛到碾坊碾压成两半儿，再用大铁锅烀熟了，又放些盐后拿来喂猪。快要杀年猪时，父亲掐了一把猪的的胸口，足有三寸多厚。父亲满意的说：“挺胖！能杀出二指膘。”那个年月，常年闻不到荤腥。年猪瘦肉率高是很恼火的事儿。全靠着杀年猪时炼些猪油，留作年吃年用。可会杀猪的二大爷见了另有打算。我家的年猪较小，请亲朋好友大吃一顿，就剩不了多少了。二大爷就串通好几家要好的亲戚朋友，择日一同杀年猪。可父亲得知后执意不肯。尽管自家的年猪不是很大，可老的传统不能在自己手里给改了。气得二大爷丢下一句话：“这小猪除去抓的没有打的。刀尖儿从猪脖子扎进去，从猪屁股漏出来，还要请大伙吃猪肉？瘦驴拉硬屎。”一甩胳膊走了。
亲兄弟没反正。我家杀年猪的那天，二大爷还是起了个大早，还叫来了堂哥。父亲让我烧一大锅开水。他们三人抓猪、放血、穿梃子、捶猪、吹气、退毛、开膛收拾肠子肚子心肝肺，再灌血肠好不忙活。猪小也有个好处——好收拾。二百来斤儿的年猪，三四个人很容易翻来滚去。仅用小半天就搞定了。
等到吃晚饭时，一大锅酸菜、肥肉、血肠早就炖好了。大人们围坐在热炕上的饭桌前喝小酒，我们小孩子就站在屋地上眼巴巴地等着。这是父亲面子上的规矩，小孩子怎敢与客人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呢？我家住两间土房，没有那么宽绰的火炕。请的客人又多，小孩子只有往后靠一靠。二大爷见了对父亲说：“老四啊！快盛些肉让小嘎们也跟着吃吧！都饿一天了。”父亲半推半就的坚持着。“不忙！小孩子，过一会儿再吃。”忙了一天的堂哥赶紧穿鞋下地。“四叔！我们哥几个在柜盖上吃。反正我也不喝酒。”父亲看了一眼二大爷，又笑着对堂哥说：“你二叔都发话了！你们哥几个就自己盛肉吃吧。”父亲还吩咐我快些吃，吃完了就快些把酸菜炖猪肉给大娘、二大娘送去.
到了晚上，酒得人散后，父亲把卸好的猪肉半子，包括头蹄下水放在盖帘儿上，端到粮仓子里冻上。又严严实实的关好了仓门，防止那些猫狗给偷吃了。父亲边关仓门边自然自语：“吃的`没有剩的多。一半儿带拐弯儿，够了！”说罢又趴着门缝望一眼冻在仓房里的年猪肉。“猪虽小，可吃个全科。”
第二天，父亲又起个大早。在自家院内，用秋季换炕面子时扒下来的旧土坯，垒一个三层坯高，一米左右见方的冰窝子。再拿上冰钏子，挑着土篮子到辘辘井边的饮马槽子里，把白如玉坚如石的冰块儿挑回来。然后把被冻得邦邦硬的年猪肉码放到冰窝子里，倒进冰块埋好后浇上凉水。一袋烟儿的时间冰被冻得嘎巴嘎巴响，铮明瓦亮浑然一体。这样冻起来的年猪肉不仅保鲜，也是小孩子们盼过年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