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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毕业寄语演讲讲稿汇合90条

时间:2020-11-25 13:01

黄岩谊老师在北大化学院2013年毕业典礼上的发言

亲爱的师弟师妹们、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来宾、家长朋友们:

大家好!

能够参加你们的毕业典礼,我已经深感荣幸;而让我站在这里发言,则受宠若惊。心里激动却又紧张:我何德何能,可以在你们完成学业即将远行之际,代表学长送去我们的祝福与希冀?

我平时从来没有主动回忆过自己的毕业,倒不是因为毕业前两天丢了伴随我四年的一辆自行车心里很搓火;主要是一回忆就会不由自主的感到恐惧,惊叹时间流逝速度之快,而自己不知不觉已经太老。我从化学学院毕业过两次,一次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1997年,我本科毕业,获得学士学位;五年后,2002年,研究生毕业,获得博士学位。我在北大读书一共九年,其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化学楼里面度过的。每次回到化学楼,都有一种亲切的感觉,心里踏实。心里踏实的时候,想的东西就比较容易触动心灵的深处。但是,就算触动了心灵的深处,我的这个发言很未必能让人记住,起码我不记得我的毕业典礼上那些发言的人都说了些什么。更糟的是,我已经想不起来是谁发言了。

在这里,我想以一个师兄的角度,通过自己的经历,谈谈毕业后的生活与工作。我想谈三个方面。

第一,兴趣与工作

胡适先生在1932年北大毕业典礼上演讲时说过:“人生的道路上满是陷阱堕落的方式很多,总括起来,约有这两大类:第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求知识的欲望。第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理想的人生的追求。”

他还说:“要防御这两方面的堕落,有三种防身的药方是值得一试的。”

第一: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第二: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

第三:你总得有一点信心。

本科毕业十六年来,我对胡适先生当时的这三个药方佩服地五体投地。

第一个药方,由于我的职业,倒是很好地解决了。我总是有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

第二个药方,非职业的兴趣。我的本科阶段,学习不算最用功的,花费了很多时间搞各种各样的事情。我有一个爱好,一直伴随我的生活,就是照相,所有的钱,都花到了和照相有关的地方。以至于我博士毕业前来回纠结了很长时间,我是当一个科学家呢,还是做一个摄影师呢,还是做一个摄影师呢,还是做一个摄影师呢……可以看得出来,我当时特别想把摄影当成我的职业。后来,我在加拿大碰到了一个退休的化学教授,我和他聊起了我这个纠结,他告诉我说,把摄影当成一个爱好,可以很快乐,时时

实际上,除了摄影和学术生涯的纠结外,我早些时候还有过在历史与化学之间的抉择。本科保送北大,我最想上的是考古系,挖墓、探险,多么让人神往的经历……我第二想去的是历史系。第三,才是化学系,因为化学竞赛的原因。但是最后我还是怂了,乖乖地在三个志愿上都写上化学,就成了你们的师兄。回头看,这是真是一个再好不过的选择了。我本科毕业上研究生的时候其实还犹豫了一次,我想报考化学史的研究生,就跑去问徐光宪先生。徐先生是可以带化学史的研究生的。他听我瞎扯了一通后,对我说了一句话:“小黄,趁年轻多做点业务吧,化学史你退休了研究还来得及。”我想了想,还是把考古和历史当成我的兴趣,或许也可以当成我值得一辈子研究的问题好一些,就继续读化学研究生。实际上,我现在所研究的课题中还有和考古直接相关的,真是命运的安排,也挺好。

第三个药方,信心。我毕业离开化学学院后,进入了一个非常不同的领域——光学。之所以进入一个我并非科班出身的专业,主要还是想拓展自己的`视野和能力。我大概花了8、9个月的时间,才渐渐地能和我那些同我背景相差很远的同事开始正常的对话。但是,一旦跨越了这个障碍,在往前走,就很快了。后来,我有换了专业,进入生物工程领域。在后来,我回到北大,开始独立工作,又换了领域,现在正在学习生命科学。只要有信心,没有学不会、做不来的。我和我的学生们说,我希望你们以后都尝试一些在我的课题组里面没有涉猎的东西,不要谨守在我的课题组研究的范围内,这样连我都不容易超越,怎么超越外面那么多的竞争对手?超越了我,才证明我是一个好老师。你们和我都毕业于这个学院,我有信心战胜我面前的一个个困难,我相信你们也会有同样的信心,战胜自己面起的困难!

第二,做什么,不做什么

我们的校友、师兄、美国科学院院士谢晓亮教授,现在是我的领导。他跟我说过好几次,一个人最重要的是知道做什么,但是更重要的是知道不做什么。听上去有一点儿奇怪,但是我通过自己的经历,越来越觉得这是一个价值连城的建议。我们的精力、时间都不是无限的,那么,做什么、不做什么呢?很多事情,大家都说应该做的,也许并没有做的必要;很多事情,大家觉得不值得做的,也许可以做一做。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个人色彩的判断,但是如果时时知道做这样的判断,也许也可以走的快一些、好一些。

我自己有过很多错误的判断。比如我曾经很追求过多发表文章,把自己装扮成为一个高产的科学家,可是若干年过去,回头一看,都什么呀,垃圾,大部分都是垃圾。由于做这些事情,做得还很投入,导致没有时间和精力做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现在看来就是最大的浪费了。什么样的事情值得做,如何取舍?我想借用一个前辈的话。我的第一个博士后导师Yariv教授是个大牌教授,很有名,不仅仅学问好,还成功创办了企业,有一个公司曾经以30亿美元的价格卖掉,是一个成功的将知识转化为社会价值的例子。他的有名,还在于写了几本教科书,是光电子学领域和激光领域经典的教材。其中一本书,前言里面讲到,他年轻时候当兵时,他的长官在上战场前的教导:“If it is beautiful, wear it around your neck. If it serves a useful purpose, carry it on your back. If it is neither, get rid of it.”做任何事情,也不过如此。

化学学院的大牌教授施章杰也有同样的深刻认识。他跟我说,要做的东西“要么上书架,要么上货架”。我时时刻刻都在反问自己,现在在做的东西是真的有用的吗?还是在污染环境、浪费时间、误人子弟?

第三,理想主义

我出国工作几年后,又回到北大,其实最怀念的还是北大人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理想主义”情怀。我把它称之为“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社会很复杂、奋斗很艰苦。很多时候你会沮丧,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原来这个世界并没有你想象的美好,你会感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但是希望你们不要忘记,我们都是北大人。北大人从来都具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豪感和责任心,希望你们把它们好好保留。要知道,你经历了这个社会可以给予你的最好的教育,享受过最好的资源。即使你自己没有意识到,你也不知不觉成为了社会的精英,成为我们进步的动力。不要轻易放弃,哪怕只有最渺茫的希望;不要轻易倒下,哪怕你已经精疲力竭。不要轻易地溶入人流,成为一颗普通的螺丝钉。你是北大人,你不是螺丝钉,你是螺丝刀!

著名作家萧伯纳说过:Reasonable people adapt themselves to the world. Unreasonable people attempt to adapt the world to themselves. All progress, therefore, depends on unreasonable people.

我也希望,你们和我一起,在今后的日子里,偶尔可以默念一百多年前林则徐写的一副

希望大家常回北大、回化学学院看看!真诚祝福大家一切顺利!谢谢!

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

演讲时间:1932年

——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在北大毕业典礼上的

你们现在要离开母校了,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只好送你们一句话吧。这一句话是:“不要抛弃学问。”以前的功课也许有一大部分是为了这张毕业文凭,不得已而做的。从今以后,你们可以依自己的心愿去自由研究了。趁现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努力去做一种专门学问。少年是一去不复返的,等到精力衰疲时,要做学问也来不及了。即为吃饭计,学问决不会辜负人的。吃饭而不求学问,三年五年之后,你们都要被后进少年淘汰掉的。到那时再想做点学问来补救,恐怕已太晚了。

有人说:“出去做事之后,哪有工夫去读书?即使要做学问,既没有图书馆,又没有实验室,哪能做学问?”我要对你们说:凡是要等到有了图书馆方才读书的,有了图书馆也不肯读书。凡是要等到有了实验室方才做研究的,有了实验室也不肯做研究。你有了决心要研究一个问题,自然会损衣节食去买书,自然会想出法子来设置仪器。至于时间,更不成问题。达尔文一生多病,不能多做工,每天只能做一点钟的工作。你们看他的成绩!每天花一点钟看十页有用的书,每年可看三千六百多页书,三十年可读十一万页书。

诸位,十一万页书可以使你成一个学者了。可是,每天看三种小报也得费你一点钟的工夫;四圈麻将也得费你一点半钟的光阴。看小报呢,还是打麻将呢,还是努力做一个学者呢?全靠你们自己的选择!易卜生说:“你的最大责任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学问便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自己。再会了,你们的母校眼睁睁地要看你们十年之后成什么器。

这一两个星期里,各地的大学都有毕业的班次,都有很多的毕业生离开学校去开始他们的成人事业。学生的生活是一种享有特殊优待的生活,不妨幼稚一点,不妨吵吵闹闹,社会都能纵容他们,不肯严格的要他们负行为的责任。现在他们要撑起自己的肩膀来挑他们自己的担子了。在这个困难最紧急的年头,他们的担子真不轻!我们祝他们的成功,同时也不忍

不依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赠与他们几句送行的赠言,——虽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许作个防身的锦囊罢!两个典故都出自通俗小说。(《西游记》和《三国演义》)

你们毕业之后,可走的路不出这几条:绝少数的人还可以在国内或国外的研究院继续作学术研究;少数的人可以寻着相当的职业;此外还有做官,办党,革命三条路;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业闲居了。第一条继续求学之路,我们可以不讨论。走其余几条路的人,都不能没有堕落的危险。人生的道路上满是陷阱堕落的方式很多,总括起来,约有这两大类:

第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求知识的欲望。你们到了实际社会里,往往所用非所学,往往所学全无用处,往往可以完全用不着学问,而一样可以胡乱混饭吃,混官做。在这种环境里,即使向来抱有求知识学问的决心的人,也不免心灰意懒,把求知的欲望渐渐冷淡下去。况且学问是要有相当的设备的;书籍,试验室,师友的切磋指导,闲暇的工夫,都不是一个平常要糊口养家的人所能容易办到的。没有做学问的环境,又谁能怪我们抛弃学问呢?此段讲社会往往不能给我们做学问的环境。

第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理想的人生的追求。少年人初次与冷酷的社会接触,容易感觉理想与事实相去太远,容易发生悲观和失望。多年怀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热诚,奋斗的勇气,到此时候,好像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渺小的个人在那强烈的社会炉火里,往往经不起长时期的烤炼就熔化了,一点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灭了。抱着改造社会的梦想而来,往往是弃甲曳兵而走,或者做了恶势力的俘虏。你在那俘虏牢狱里,回想那少年气壮时代的种种理想主义,好像都成了自误误人的迷梦!从此以后,你就甘心放弃理想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现成社会的顺民了。此段讲理想容易幻灭,人便甘心为现实奴役。

要防御这两方面的堕落,一面要保持我们求知识的欲望,一面要保持我们对于理想人生的追求。有什么好法子呢?依我个人的观察和经验,有三种防身的药方是值得一试的。

第一个方子只有一句话:“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问题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古今来一切知识的产生与积聚,都是因为要解答问题,——要解答实用上的困难或理论上的疑难。所以梁漱溟先生自认是“问题中人”而非“学术中人”所谓“为知识而求知识”,其实也只是一种好奇心追求某种问题的解答,不过因为那种问题的性质不必是直接应用的,人们就觉得这是“无所为”的求知识了。我们出学校之后,离开了做学问的环境,如果没有一个两个值得解答的疑难问题在脑子里盘旋,就很难继续保持追求学问的热心。可惜当时青年人最大的问题是养家糊口,生存都是难题,遑论其他?可是,如果你有了一个真有趣的问题天天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诱你去解决他,天天对你挑衅笑你无可奈何他,——这时候,你就会同恋爱一个女子发了疯一样,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没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没钱也得撙衣节食去巴结她。没有书,你自会变卖家私去买书;没有仪器,你自会典押衣服去置办仪器;没有师友,你自会不远千里去寻师访友。你只要能时时有疑难问题来逼你用脑子,你自然会保持发展你对学问的兴趣,即使在最贫乏的智识环境中,你也会慢慢地聚起一个小图书馆来,或者设置起一所小试验室来。所以我说:第一要寻问题。脑子里没有问题之日,就是你的智识生活寿终正寝之时!古人说,“待文王而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试想葛理略(Galileo)和牛敦(Newton)有多少藏书?有多少仪器?他们不过是有问题而已。有了问题而后,他们自会造出仪器来解答他们的问题。没有问题的人们,关在图书馆里也不会用书,锁在试验室里也不会有什么发现。

第二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所从事的职业往往并不能满足个人的志向,如果这份职业既轻松又赚钱,那么胡适的建议倒也不错。但当时的情况是“毕业即失业”,职业尚无,哪里能有“非职业的兴趣”?离开学校之后,大家总得寻个吃饭的职业。可是你寻得的职业未必就是你所学的,或者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学而实在和你的性情不相近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工作就往往成了苦工,就不感觉兴趣了。为糊口而作那种“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工作,就很难保持求知的兴趣和生活的思想主义。最好的救济方法只有多多发展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与活动。一个人应该有他的职业,又应该有他的非职业的玩艺儿,可以叫做业余活动。凡一个人用他的闲暇来做的事业,都是他的业余活动。往往他的业余活动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因为一个人的前程往往全靠他怎样用他的闲暇时间。他用他的闲暇来打麻将,他就成个赌徒;你用你的闲暇来做社会服务,你也许成个社会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闲暇去研究历史,你也许成个史学家。你的闲暇往往定你的终身。英国十九世纪的两个哲人,弥儿(J.S.Mill)终身做东印度公司的秘书,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在哲学上、经济学上、政治思想史上都占一个很高的位置;斯宾塞(Spencer)是一个测量工程师,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成为前世纪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个重镇。古来成大学问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善用他的闲暇时间的。特别在这个组织不健全的中国社会,职业不容易适合我们性情,我们要想生活不苦痛或不堕落,只有多方发展业余的兴趣,使我们的精神有所寄托,使我们的剩余精力有所施展。有了这种心爱的玩艺儿,你就做六个钟头的抹桌子工夫也不会感觉烦闷了,因为你知道,抹了六点钟的桌子之后,你可以回家去做你的化学研究,或画完你的大幅山水,或写你的小说戏曲,或继续你的历史考据,或做你的社会改革事业。你有了这种称心如意的活动,生活就不枯寂了,精神也就不会烦闷了。?

第三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你总得有一点信心。”我们生当这个不幸的时代,眼中所见,耳中所闻,无非是叫我们悲观失望的。特别是在这个年头毕业的你们,眼见自己的国家民族沉沦到这步田地,眼看世界只是强权的世界,望极天边好像看不见一线的光明,——在这个年头不发狂自杀,已算是万幸了,怎么还能够希望保持一点内心的镇定和理想的信任呢?我要对你们说:这时候正是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信心的时候!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还有救。古人说:“信心(Faith)可以移山。”又说:“只要工夫深,生铁磨成绣花针。”你不信吗?当拿破仑的军队征服普鲁士占据柏林的时候,有一位穷教授叫做菲希特(Fichte)今通译“费希特”,社科院哲学所梁志学先生译有《费希特选集》(已出至第五卷)的,天天在讲堂上劝他的国人要有信心,要信仰他们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是必定要复兴的。菲希特死的时候(1814),谁也不能预料德意志统一帝国何时可以实现。然而不满五十年,新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居然实现了。

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铁律的。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我们要收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的新因。

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这是我们今日应该有的信心。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初涉人世的青年都有的想法,但现实往往是劳而无获,因此理想也就丧失,心灵也就麻木了。?

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

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

佛典里有一句话:“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地丢了。我们也应该说:“功不唐捐!”没有一点努力是会白白地丢了的。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叶开花结果了!

你不信吗!法国被普鲁士打败之后,割了两省地,赔了五十万万佛郎的赔款。

这个例子无数次地被胡适用来证明“科学可以救国”,但是当时中国的现实是残酷的,连一张平静的书桌都放不下,哪里还能指望“科学”能救国!这时候有一位刻苦的科学家巴斯德(Pasteur)终日埋头在他的试验室里做他的化学试验和微菌学研究。他是一个最爱国的人,然而他深信只有科学可以救国。他用一生的精力证明了三个科学问题:

(一)每一种发酵作用都是由于一种微菌的发展;

(二)每一种传染病都是由于一种微菌在生物体中的发展;

(三)传染病的微菌,在特殊的培养之下,可以减轻毒力,使它从病菌变成防病的药苗。

这三个问题,在表面上似乎都和救国大事业没有多大的关系。然而从第一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定出做醋酿酒的新法,使全国的酒醋业每年减除极大的损失。从第二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教全国的蚕丝业怎样选种防病,教全国的畜牧农家怎样防止牛羊瘟疫,又教全世界的医学界怎样注重消毒以减除外科手术的死亡率。从第三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发明了牲畜的脾热瘟的疗治药苗,每年替法国农家减除了二千万佛郎的大损失;又发明了疯狗咬毒的治疗法,救济了无数的生命。所以英国的科学家赫胥黎(Huxley)在皇家学会里称颂巴斯德的功绩道:“法国给了德国五十万万佛郎的赔款,巴斯德先生一个人研究科学的成绩足够还清这一笔赔款了。”?

巴斯德对于科学有绝大的信心,所以他在国家蒙奇辱大难的时候,终不肯抛弃他的显微镜与试验室。他绝不想他的显微镜底下能偿还五十万万佛郎的赔款,然而在他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他已收获了科学救国的奇迹了。

朋友们,在你最悲观最失望的时候,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你要深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能够永远有这样的信心,自然也是好的。

大家上午好!

非常高兴许校长给我这么崇高的荣誉,谈一谈我在北大的体会。

可以说,北大是改变了我一生的地方,是提升了我自己的地方,使我从一个农村孩子最后走向了世界的地方。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北大,肯定就没有我的今天。北大给我留下了一连串美好的回忆,大概也留下了一连串的痛苦。正是在美好和痛苦中间,在挫折、挣扎和进步中间,最后找到了自我,开始为自己、为家庭、为社会能做一点事情。

学生生活是非常美好的,有很多美好的回忆。我还记得我们班有一个男生,每天都在女生的宿舍楼下拉小提琴,希望能够引起女生的注意,结果后来被女生扔了水瓶子。我还记得我自己为了吸引女生的注意,每到寒假和暑假都帮着女生扛包。后来我发现那个女生有男朋友,我就问她为什么还要让我扛包,她说为了让男朋友休息一下。我也记得刚进北大的时候我不会讲普通话,全班同学第一次开班会的时候互相介绍,我站起来自我介绍了一番,结果我们的班长站起来跟我说:“俞敏洪你能不能不讲日语?”我后来用了整整一年时间,拿着收音机在北大的树林中模仿广播台的播音,但是到今天普通话还依然讲得不好。

人的进步可能是一辈子的事情。在北大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开始,而不是结束。有很多事情特别让人感动。比如说,我们很有幸见过朱光潜教授。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是我们班的同学每天轮流推着轮椅在北大里陪他一起散步。每当我推着轮椅的时候,我心中就充满了对朱光潜教授的崇拜,一种神圣感油然而生。所以,我在大学看书最多的领域是美学。因为他写了一本《西方美学史》,是我进大学以后读的第二本书。

为什么是第二本呢?因为第一本是这样来的,我进北大以后走进宿舍,我有个同学已经在宿舍。那个同学躺在床上看一本书,叫做《第三帝国的兴亡》。所以我就问了他一句话,我说:“在大学还要读这种书吗?”他把书从眼睛上拿开,看了我一眼,没理我,继续读他的书。这一眼一直留在我心中。我知道进了北大不仅仅是来学专业的,要读大量大量的书。你才能够有资格把自己叫做北大的学生。所以我在北大读的第一本书就是《第三帝国的兴亡》,而且读了三遍。后来我就去找这个同学,我说:“咱们聊聊《第三帝国的兴亡》”,他说:“我已经忘了。”

我也记得我的导师李赋宁教授,原来是北大英语系的主任,他给我们上《新概念英语》第四册的时候,每次都把板书写得非常的完整,非常的美丽。永远都是从黑板的左上角写起,等到下课铃响起的时候,刚好写到右下角结束。我还记得我的英国文学史的老师罗经国教授,我在北大最后一年由于心情不好,导致

我记得自己在北大的时候有很多的苦闷。一是普通话不好,第二英语水平一塌糊涂。尽管我高考经过三年的努力考到了北大——因为我落榜了两次,最后一次很意外地考进了北大。我从来没有想过北大是我能够上学的地方,她是我心中一块圣地,觉得永远够不着。但是那一年,第三年考试时我的高考分数超过了北大录取分数线七分,我终于下定决心咬牙切齿填了“北京大学”四个字。我知道一定会有很多人比我分数高,我认为自己是不会被录取的。没想到北大的招生老师非常富有眼光,料到了三十年后我的今天。但是实际上我的英语水平很差,在农村既不会听也不会说,只会背语法和单词。我们班分班的时候,五十个同学分成三个班,因为我的英语考试分数不错,就被分到了A班,但是一个月以后,我就被调到了C班。C班叫做“语音语调及听力障碍班”。

我也记得自己进北大以前连《红楼梦》都没有读过,所以看到同学们一本一本书在读,我拼命地追赶。结果我在大学差不多读了八百多本书,用了五年时间。但是依然没有赶超上我那些同学。我记得我的班长王强是一个书癖,现在他也在新东方,是新东方教育研究院的院长。他每次买书我就跟着他去,当时北大给我们每个月发二十多块钱生活费,王强有个癖好就是把生活费一分为二,一半用来买书,一半用来买饭菜票。买书的钱绝不动用来买饭票。如果他没有饭菜票了就到处借,借不到就到处偷。后来我发现他这个习惯很好,我也把我的生活费一份为二,一半用来买书,一半用来买饭菜票,饭票吃完了我就偷他的。

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班的同学当时在北大,真是属于读书最多的班之一。而且我们班当时非常地活跃,光诗人就出了好几个。后来挺有名的一个诗人叫西川,真名叫刘军,就是我们班的。我还记得我们班开风气之先,当时是北大的优秀集体,但是有一个晚上大家玩得高兴了,结果跳起了贴面舞,第二个礼拜被教育部通报批评了。那个时候跳舞是必须跳得很正规的,男女生稍微靠近一点就认为违反风纪。所以你们现在比我们当初要更加幸福一点。不光可以跳舞,而且可以手拉手地在校园里面走,我们如果当时男女生手拉手在校园里面走,一定会被扔到未名湖里,所以一般都是晚上十二点以后再在校园里面走。

我也记得我们班五十个同学,刚好是二十五个男生二十五个女生,我听到这个比例以后当时就非常的兴奋,我觉得大家就应该是一个配一个。没想到女生们都看上了那些外表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的男生。像我这样外表不怎么样,内心充满丰富感情、未来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女生一般都看不上。

我记得我奋斗了整整两年希望能在成绩上赶上我的同学,但是就像刚才吕植老师说的,你尽管在中学高考可能考得很好,是第一名,但是北大精英人才太多了,你的前后左右可能都是智商极高的同学,也是各个省的状元或者说第二名。所以,在北大追赶同学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尽管我每天几乎都要比别的同学多学一两个小时,但是到了大学二年级结束的时候我的成绩依然排在班内最后几名。非常勤奋又非常郁闷,也没有女生来爱我安慰我。这导致的结果是,我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得了一场重病,这个病叫做传染性侵润肺结核。当时我就晕了,因为当时我正在读《红楼梦》,正好读到林黛玉因为肺结核吐血而亡的那一章,我还以为我的生命从此结束,后来北大医院的医生告诉我现在这种病能够治好,但是需要在医院里住一年。我在医院里住了一年,苦闷了一年,读了很多书,也写了六百多首诗歌,可惜一首诗歌都没有出版过。从此以后我就跟写诗结上了缘,但是我这个人有丰富的情感,但是没有优美的文笔,所以终于没有成为诗人。后来我感到非常的庆幸,因为我发现真正成为诗人的人后来都出事了。我们跟当时还不太出名的诗人海子在一起写过诗。后来他写过一首优美的诗歌,叫做《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们每一个同学大概都能背。后来当我听说他卧轨自杀的时候,嚎啕大哭了整整一天。从此以后,我放下笔,再也不写诗了。

记得我在北大的时候,到大学四年级毕业时,我的成绩依然排在全班最后几名。但是,当时我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心态。我知道我在聪明上比不过我的同学,但是我有一种能力,就是持续不断的努力。所以在我们班的毕业典礼上我说了这么一段话,到现在我的同学还能记得,我说:“大家都获得了优异的成绩,我是我们班的落后同学。但是我想让同学们放心,我决不放弃。你们五年干成的事情我干十年,你们十年干成的我干二十年,你们二十年干成的我干四十年”。我对他们说:“如果实在不行,我会保持心情愉快、身体健康,到八十岁以后把你们送走了我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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