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的文学以及成就有受到家庭的影响，郑氏家训就是一篇很好的例子。
郑氏简介
郑氏，欧阳观的妻子。宋真宗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欧阳观考中进士，做过州府主管刑狱的推官，五十九岁就去世了，当时欧阳修年仅四岁。
欧阳修还有一兄一姐，生活全靠母亲郑氏夫人一手维持。欧阳观在世时为官清正廉洁，无半点积蓄，所以他死后，全家人饭不饱肚，衣不蔽体。由于家贫，欧阳修读书买不起纸笔，郑氏夫人便以芦荻杆为笔，以大地当纸，教儿子读书写字。欧阳修毕生在各个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都与他母亲郑氏夫人的谆谆教诲分不开。
郑氏夫人用欧阳观生前的言行教育儿子，培养儿子，勉励儿子。
这是一篇发人深省的好家训。今特加以诠释和整理，以飨读者。
继承你父清廉自守的素志
【原文】
汝父为吏，廉而好施与[1]，喜宾客。其俸禄虽薄，常不使有余，曰：
“毋[2]以是为我累。”故其亡也，无一瓦之覆[3]，一垅之植[4]，以庇而为生[5]。
吾何恃[6]而能自守耶?吾于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于汝也。
汝父为吏，尝夜烛治官书[7]，屡废而叹[8]。吾问之，则曰：“此死狱也，我求其生不得尔[9]!”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矧求而有得耶[10]?以其有得，则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
夫常求其生，犹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顾乳者[11]，抱汝而立于旁，因指而叹曰：“术者谓我岁行在戌将死[12]。使其言然，吾不及见儿之立也，后当以我语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13]，常用此语，吾耳熟焉[14]，故能详也。其施于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无所矜饰[15]，而所为如此。是真发于中者耶[16]?呜呼!其心厚于仁者耶!此吾知汝父之必将有后也，汝其勉之。夫养不必丰，要于孝[17];利虽不得博于物，要其心之厚于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
———节录自欧阳修《泷冈阡表》
【注释】
[1]施与：帮助别人。
[2]毋：不要;切莫。
[3]无一瓦之覆：没有留下一间盖瓦的房。
[4]一垅之植：一块田地。
[5]以庇而生：可以靠着它维持生活。
[6]恃：依靠;凭借。
[7]治官书：批阅案卷。
[8]屡废：屡屡停下来;多次停下来。
[9]尔：如此;这样。
[10]矧：况;亦。
[11]乳者：奶妈。
[12]术者：算命先生。谓我岁行在戌将死：说我岁星行经戌年的时候就要死去。
[13]平居：平时。
[14]耳熟：听得多。
[15]无所矜饰：没有虚假做作的地方。
[16]发于中者：发自内心深处。
[17]要于孝：重要的是孝顺。
【译文】
你父亲身为朝廷官吏，清廉而又喜欢帮助别人，又好宾客。他的俸禄虽少，但他平时并不去千方百计积聚钱财。他说：“不要因积财损害我清廉自守的素志。”所以他死的时候，没有留下一间盖瓦的房屋和一块可以耕种的田地，让我们可以靠着它们来维持生活。我靠着什么来守节呢?我对于你父亲，有所了解，因此对你有所期待。
你父亲身为朝廷官吏，常常夜间点烛批阅案卷，我曾见他多次停下来叹息。我问他，他就说：“这是个死刑案件，我想给他一条生路却做不到啊!”我说：“生路可求吗?”他又说：“想给他一条生路却不可能，死者和我都没什么可怨恨的了。更况且有时还真能使罪犯得到一条生路呢?因为能得到生路，就知道如果轻率处死一个人，死者是有怨恨的。我常常为死囚求生路，还是难免有失误被处死的，何况有的人却总是想方设法把人处死呢!”他回头见奶妈抱着你站在旁边，于是指着你叹息说：“算命先生说我岁星行经戌年的时候，就要死去，如果真是如此，我将看不到儿子成人自立了。以后要把我的话告诉他。”他平时教育其他后辈，也常用这些话，我听得多了，所以能了解得详细。他处理外面的事，我不能知道;他平时居家，没有一点虚假做作的地方，所作所为就是这样。这些话是真正发自内心深处的。唉!他有着一颗深厚的仁爱之心。这就是我知道他必定能有好的后代的'原因。希望你以这些来勉励自己。奉养长辈不一定要衣食丰厚，重要的是要孝顺;对于别人有利的事虽然不能遍及到每一个人，但重要的是有一颗敦厚仁爱的心。我没有什么可教你的，上面这些都是你父亲的意愿和对你的期望。
【评析】
在此篇中，欧母郑氏夫人启迪和告诫儿子：第一，他父亲为官清廉而不积钱财，因为积钱财会损伤他的清廉自守的素志;第二，他父亲死时，既没留下一间房子，又没留下一块田地，自己靠着对儿子的期待和希望支撑下来;第三，他父亲处世为人没有一点虚假和故意做作的地方，更可贵的是有颗深厚的仁爱之心。因此，希望儿子今后好好向父亲学习，并以这些来时刻勉励自己。
阳修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他为人刚直敢言，虽屡遭贬谪，也不改初衷;他为官清廉，奖掖后进，为世所称。欧母以荻画地教子的故事也成为历史上流传的佳话。
“本论”分为上、中、下三部分，上作于庆历二年，收录于《居士外集》卷十，中、下作于庆历三年，收录于《居士集》卷十七
《本论》上译文
天下的事有本末，他是治者有先有后。尧、舜的书简单了，后世的治天下，没有不取法于三代的人，因为他推标本而知所先后啊。三王的治国呢，以理数均天下，以爵位土地等国家，以井田区域人民，以职务任职。天下有定数，国家有规定，民有定业，官有定职。使下的共同上勤勉而不困，上的治理下简单而不费。财富可以在使用后可以防备天灾啊，军队足以防止祸患而不至于造成的。所有这些都具备了，然后装饰礼、乐、兴仁义来指导的。这是因为他的政治改变行为，人们容易使，风俗淳厚，而王道成了。虽然有荒子屏孙继的，就像七八百年为止。
三王的治国，这不同于人呢?一定要向老百姓索取财物，官员必须养在禄，禁暴必派兵，防止人民一定要用刑罚，与后世的研究者大致相同的。然而后代经常乱失败，而三王却能安全的，为什么呢?三善推标本，知所先后，而为的有条理。后有天下的人，谁不想安定又好吗?用心中更加劳苦而政治更加不去，諰諰却常常担心祸乱及的，而总是能到这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推标本，不知道先后而已。
现在的事情太多了，当务之急是五点。这二者有司所知道的，第三人就没有想到呢。足天下之用，没有比财，把天下的安危，没有比战争，这是有关部门的所知道的。但是财富丰富了，取的无限而使用没有度，下面就越来越转向上更加劳苦。军队强大了，而不知道如何使用它，那士兵骄横而生灾祸。为了节约财物、用兵的人，没有比设立制度。制度已具备，军队已经可以使，财产已经够用，所用共守的人，没有比任人。因此平均财富而节战争，立法来控制的，任用贤人以守法，你的名字以激励贤能，这五个方面相互作用，有天下者的日常工作，当今的时代是先，而当权者所忽视的。现在四海的里面不是有混乱的，上的政令不是有残暴的，天时水旱不有大的缘故，君臣上下没有不和谐的。
以安然到广阔的天下，没有一个间隙的开端，而南夷敢杀天子的命令官吏，西夷敢有崛强的王，北方有敢分庭抗礼的皇帝的，为什么呢?活齿的数目日益增加，土地的产业越来越广，你家的用日益急，四方蛮夷不服从，中国不尊重，天下不真实的，为什么呢?以五的没有防备的缘故。
请说说你的一两个。现在农民的督促生产，可以说辛苦了;工商取利在山泽，可以说勤奋了;上的赋税征收交易商利的大臣，可以说是细致而无遗漏了。然而一遇到水旱灾害如明道、景佑之间，那天空下公私困乏。这是没有事情的时候，人民没有一年的准备，而国家没有几年的储备粮的。因此知道财富的不值得的。古代善于用兵的人，可以让他们赴汤蹈火。现在厢军和禁军，官吏不敢使用，必不得已而暂时使用的，那么所谓的借贷。他们的军队互相说官请我，而官的公文也说请。赏赐是用来酬劳的，现在因为大礼的原因，不费力的奖赏三年而一遍，花费八九百万，有司不敢延迟一天的时间。兵士得到奖赏，不因为没有功劳而觉得羞愧，于是称为多少，比好与坏，稍有不如意，则群聚而欢呼，拿着棍棒想攻打天子的大官。没有事的时候他还如此，因此知道军队骄傲了。
那些财富都出来了，还是不够的，以无定数啊。兵士敢于骄傲的，使用的不正确的方法。因此了解控制的不确定的。财物匮乏军队骄傲，法制不统一，但有没有激动地忘了自己国家的同意，因此知道不在信任人了。不信任别人的人，不是没有人了。他们有挟材料裴蕴知道，只是因为当时恶人的好名声，各藏牲畜收敛，不敢奋起露，惟恐近于名以犯人们所厌恶的东西。这是因为人们改变视为愚蠢，愚蠢的人没有任何责任，贤能的人被指责疾病，便使天下之事将废弛，而不敢出力量来做的。这还不名字的弊端的人，天下的最大担忧的`。所以说五的都废了。
前一天五代的混乱可以说达到了，五十三年之间，易五姓十三你，而亡国被杀的八，长的不过十几岁，严重的三四年就灭亡。在五代的君主哪里都是我的吗，他们的心难道喜欢祸乱而不想为长治久安的大计吗?但他们的力量有不会做的，当时的。在这个时候，东有汾晋，西边有条岔道蜀，北有强胡，南有长江、淮河，闽广、吴、越、楚潭，天下分为十三四岁，四面环绕的。以最狭窄的中国，又有叛将强我割而占据了，他的统治天下的人，一般都是国家的时间短，威德还不大，强君武主力而为之，仅以防守，不到屏你懦弱孙，不过是一个再传而再次溃败。因此养兵就像小孩子的吃虎狼，还恐怕不能用，还敢制?用这些弊端的人，丰富没有资助的赋税，头会箕敛，恐怕不脚，还有什么说节财以富民?当今天下形势如果我家，修补内室则墙角坏，整的椽子那栋倾斜，支撑扶持，如果存在而已，哪还有时间法象，规圆矩方成为制度吗?这是因为军队没有控制，用无节制，国家没有法度，一切得过且过而已。
现在宋朝存在，八十年了，外平错乱，没有对等的国家;内削方镇，没有强大叛逆之臣。
作诗作词是一件高雅的事情，读到好诗好词自是赏心悦目。借名家之诗词，以自己之口，昼诵夜吟，或者表达自己的思想抱负，或者抒发自己的春思秋愁，或者感叹自己的人生多艰，或者欣赏自然美景，或者体会人生乐趣。诗词就是这样以韵律和文字的形式美，充实完善我们的精神生活。然而唐诗宋词并不都高雅，金元明清时时会闹笑话；别具手眼的诗词作家偶尔作出来的诗词，也会让人忍俊不禁，更不用说那些附庸风雅的驽马弊车鹊噪鸦呜了。如今，自己将在正史与野史中翻看到的“雅噱”，“表而出之”，以供诸位饭后消食，正所谓“姑且言之，姑且听之，瓜棚豆架雨如丝”。
作诗作词贵在炼字炼词，炼得好，自是传为美谈，假如炼得不恰当，则会成为千古笑柄，千古公案。欧阳修《六一诗话》记载一名士子作的一句诗：“袖中谏草朝天去，头上宫花侍宴归”，欧阳修说句子好是好了，可是“谏草”两字用得不恰当：怎么可以用自己奏则的草稿拿给皇帝看呢？幸亏还只是说说而已，否则，皇帝非治你一个“大不敬”之罪！
这是一般读书人会犯的错：不切实际地用词！可是进士出身的士大夫也会犯这种错儿。王祈是北宋的大官儿，据说他写了一首《竹诗》，自己很是得意，就拿去给苏轼看，一面自己摇头晃脑吟诵：“叶垂千口剑，干耸万条枪。”谁想苏轼却噗嗤一笑，说：“好则极好，只是十条竹竿，一个叶儿也。”
有的人为了对属亲切，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亲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记载一名“措大”，拿着自己很是得意的两句诗“舍弟江南没，家兄塞北流”，去给一个达官看，以期得到赏识举荐。看了诗句后，达官一脸悲伤，说：“不意君家凶祸，重并如此！”“措大”赶忙解释：“不是这样的！舍弟和家兄都还好，我是为了对属亲切才这样写的！”不知这个“措大”的舍弟和家兄看了他的诗，作何感想！
江西诗派的祖师爷黄庭坚也犯过逻辑错误。王若虚就曾经愤愤地批评黄庭坚的《蓦山溪》里“婷婷袅袅，恰近十三余”一句，说：“夫‘近’则未及，‘余’则已过，无乃相窒息呼？”
当然，也有本来诗句是好的，可是评论家却吹毛求疵妄加点评的例子。杜甫有《古柏诗》，诗中有两句：“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沈括在《梦溪笔谈》里点评说：“无乃太细长呼？”乍一看，柏树周长四十围，而高却两千尺，确实不符合实际，可是沈括忘了（大概也不知道）诗歌里有一种修辞手法叫做“浪漫主义地夸张”！
这还算是存在有争议的'。可是像宋代许彦周评论杜牧的《赤壁》诗：“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就让人哭笑不得了。许彦周说：“意谓赤壁不能纵火，为曹公夺二乔，置之铜雀台上也。孙氏霸业，系此一战，社稷存亡、生灵涂炭都不问，只恐捉了二乔，可见措大不识好恶。”是啊，杜牧这个登徒子，吴国的社稷存亡、生灵涂炭都不问，就只关心两个美女的下场，真是让诸如许彦周这类“缙绅处士”，“咬牙切齿，奋袖攘袂”！不过，许彦周还是遭到了很多后人的抨击。明代有人说：“为此说者痴人也，到捉了二乔时，江东社稷尚可问哉！”甚至有的人就懒得与许彦周辩论，直接说：“此老专一说梦，不禁齿冷。”
除了《赤壁》，杜牧遭到非难的还有他的《江南春》。这是一段很有名的公案。起因是明代“七子”之一的杨慎在评论《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时说：“如杜牧之《江南春》：‘十里莺啼绿映红’，今本误作‘千里’。若依俗本，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映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反驳杨慎的人自然大有人在。清代的何文焕就用揶揄的口气一针见血地抨击说：“即作十里，亦未必听得着看得见。”
欧阳修也曾这样错误地点评过张继的《枫桥夜泊》，说“半夜”不是敲钟时候。可是后人已经证实欧阳修是错误的，寒山寺确实半夜敲钟。这给我们一个教训，即多多丰富实际经验，千万不要主观臆断，否则就要闹笑话。
让人发笑的吹毛求疵列子还很多。比如有一首《赠渔父》诗：“眼前不见市朝事，耳畔唯有风水声。”点评者说作者是得了“肝肾风”，肾虚了所以才“耳畔风声”。又有《咏诗者》一首：“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点评者说：“此是人家失却猫儿诗。”程师厚有诗句：“每日更忙须一到，夜深常是点灯来”，有人说它是上厕所的诗，“无乃登溷之诗呼？”杜甫有一句诗：“浊醪谁造汝，一醉散千愁。”袁枚《随园诗话》记载一个腐儒自鸣得意地点评说：“酒是杜康所造，而杜甫不知，安得谓之诗人哉！”真不晓得他是如何读诗的，知不知道有一种修辞手法叫“故设疑问”！
以上是针对诗歌本身点评的“笑话”，还有特别针对作者个人的，有的甚至已经达到了人身攻击的地步。和尚惠崇有“河分岗势断，春入烧痕青”两句诗，其实是“犯古”的，意思就是抄袭司空图和刘长卿的诗。于是就有人作诗嘲笑他说：“河分岗势司空图，春入烧痕刘长卿；不是师兄多犯古，古人诗句犯师兄。”这就好像如今说：“不是你像你爸，是你爸像你！”
模仿、抄袭前人诗句在古代是一个普遍的现象。王勃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其实是模仿庾信的“落花与芝盖齐飞，杨柳共春旗一色”。王维的“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其实是抄袭李嘉佑的“水田飞白鹭，夏木啭黄鹂”。
也许是模仿抄袭之风让古代之人特别具有怀疑精神，怀疑精神固然是好，可要是错误地怀疑，张冠李戴，那就有无边受累人了。欧阳修的《生查子》“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一词，有人就认为是朱淑真“偷汉子”的词儿，是她丧失妇德“幽会汉子”写的。可怜一代冰清玉洁的女词人，就这样遭到后人的玷污，蒙受了千年不白之冤。
就是钱钟书先生也曾“人身攻击”过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钱先生以张耒自己的诗句“六月火云蒸肉山”，“深堂无人午睡余，欲动身先汗如雨”为证据，揶揄张耒是个大胖子，殊觉可笑。不过张耒长得胖或许真有其事。朱熹就曾说张耒写诗“一笔写去，重字重意皆不问”，这样性格大喇喇的人，吃得下，睡得着，所谓心宽体胖，长得胖也正常。只是苏轼没有像调笑顾子敦“磨刀霍霍向顾屠”那样，调笑张耒。
后代的好事者有时不仅玷辱名家，还玷辱前世的无名老百姓。《随园诗话》载一经生，平生专心经学，尤其擅长注解《春秋》《诗经》，他注解《诗经》《佻兮达兮》那首诗时，说是“两男子相悦之诗”。原来那是一首“基友”写的诗啊，看了真让人喷饭！
还有的评论很带有偏见。有的是对作者的偏见。王士祯喜欢杜甫，在评论杜甫和李白熟优熟劣时，他说：“十首以前，少陵较难入；百首之后，青莲较易厌。”意思就是说，杜甫的诗是越读越有滋味，李白的诗读了百首以后，就让人厌烦了。北宋刘原父曾经说欧阳修：“好个欧九，可惜不读书。”大概欧阳修很在意这句话，后来宋仁宗问及刘原父的才能，欧阳修就报复说：“刘敞（刘原父）文亦未佳，其博雅足重也。”欧阳修称赞刘原父的广博知识，却贬低他的诗文。偏见假如发展到妒忌，那后果就不好了。传说薛道衡就因为做了一句“空梁落燕泥”，遭到隋炀帝的嫉恨，后来找了个理由将薛道衡杀了，杀了之后还恨恨地说：“更能做‘空梁落燕泥’否？”
有的偏见是针对人，有的则是针对一个朝代的诗风。明代的杨慎就记载过一个鄙视宋代诗文的例子。杨慎的好友何文默（何景明）尝说：“宋人书不必收，宋人诗不必观。”有一天，杨慎故意拿了张耒、杜衍、刘才邵、寇准四首咏莲的诗给何文默看，问说：“此何人之诗？”何文默一口回答说：“唐诗也。”杨慎于是笑了说：“此乃吾子之所不观宋人诗也。”以为何文默听了会很难堪，哪知他沉吟良久后却倔强地说：“细看亦不佳。”真可谓死要面子！
也有好的偏见。《北梦琐言》记载，唐代岳阳李远李员外因为喜欢诗人曹唐的《游仙诗》，而喜欢上曹唐这个人，以为他肯定是仙风鹤骨。没想等到见面时，曹唐却是一个“仪质充伟”，很胖大的人，于是李远就自我解嘲说：“昔者未睹标仪，将谓尔乘鸾鹤。此际拜见，安知壮水牛亦恐不胜其载！”清瘦得可以乘鸾鹤，和肥大得以至于壮水牛都搭载不了，那是怎样的落差呀！
李远因诗喜欢作者，可以说是合情合理，可是有的人因为名字而喜欢上一个人，真是让人无语。北宋的书法家、画家兼诗词作家米芾，有洁癖的毛病，号“水淫先生”，当他未来的女婿段拂来相亲时，米芾一见到段拂字去尘，就高兴地说：“既拂矣，又去尘，真吾婿也。”马上将女儿许配给段拂。
读过吴敬梓《儒林外史》的人，想必都对景江兰“每日在店里，手里拿着一个刷子刷头巾，口里还哼的是‘清明时节雨纷纷’”的酸腐气感到好笑，历史上这种酸腐的读书人确实也不少。贾岛可谓是酸腐的代表。《唐才子传》记载他在长安大道上一边骑驴一边吟哦诗句“落叶满长安”，思考下一句对属，忽然想到“秋风吹渭水”为对，一高兴唐突了大京兆刘栖楚，被抓到监牢里，蹲了一宿。还有一次，唐宣宗微行到贾岛的住所法乾寺，听到钟楼上有吟诗声，便登上钟楼，在案子上取下诗卷看，贾岛不知道是皇帝，一把将诗卷夺过去，“因作色攘臂，睨而夺取之”，说：“你们膏粱子弟，怎么懂得诗歌！”活脱脱一个张撇古！
《随园诗话》里有一个汪孝廉，有一天拿着自己的诗作给袁枚看，袁枚左看右看，实在看不出他的诗歌的佳处，汪孝廉就有些生气地说：“某诗须传五百年后，方有人知。”袁枚听了很好笑，就说：“人人不解，五日难传，何由传到五百年耶？”
《池北偶谈》里也记载一个类似的笑话。说的是宣城一个叫丘华林的老儒，拿着他过去咏梅花的诗一百多首给当时的大诗人梅禹金看，梅禹金只是为他点句读而已。后来某一天，一个叫林初文的闽南人拿一首绝句给梅禹金看：“不待东风不待潮，渡江十里九亭桡；不知今夜秦淮水，送到扬州第几桥？”梅禹金觉得好，为之“击节，逐句加圈”。那个老儒丘华林看了就不高兴了，说：“林诗二十八字得了二十八圈，我的诗作一百多首，最少也应该得二十八圈吧？”
写诗填词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难就难在炼词造句上，正因为难，所以古人为了炼字造句，以至于“朝吟忘其饥，暮吟散不平，头发不假节，家事不及营，儿啼不知怜，客至不果迎”。宋代的陈无己为了炼出好字好句，每次诗兴来了，就“拥被卧床，呻吟累日，乃能成章”，所以黄庭坚讥笑他说“闭门觅句陈无己”。贾岛炼字更是艰辛，“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正是因为难，所以才难免惹出笑话。现在也还有人在写古诗词，在诗句里掉书袋装高古，惹出的笑话更是俯仰皆是，只是很少有人发现指出；一味地只是互相夸赞，说好听是好像《西游记》里的“木仙庵三藏谈诗”，说不好听叫“小儿相夸”。我总觉得，现代人还是说现代语，作现代文好，当然也不是反对作诗词，只是不要做张撇古，老古董，否则好像《池北偶谈》里北宋仁宗朝那个武官就不好了。宋仁宗问那个被派去查访河北水灾的武官，问他河北灾况如何？武官文绉绉地报告说：“坏山襄陵。”宋仁宗又问百姓如何？武官回答说：“如丧考妣。”只把宋仁宗听得一头雾水，后来下诏阁门：“今后武臣上殿奏事，并须直说，不得过为文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