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大会师观后感1
12月4日，由津楚四方智库主办的电影《大会师》观影研讨会在八一电影制片厂礼堂召开，八一电影制片厂领导、影片主创团队以及来自中央党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和知名影评人士与媒体人齐聚一堂，围绕该片的社会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深入研讨，对长征故事在当下现实中的价值引领和精神支撑力量给予了评价。专家们表示，主旋律影片要学会创新化表达，此外推动红色文化的世界传播也是当前课题。
影片《大会师》以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传奇与坎坷并重的历史史诗，揭秘长征途中红一、二、四方面军从合到分，从分到合，艰难北上，胜利会师的光辉历程。
在研讨会现场，中央党校教授王杰指出，这个片子让我们在记录长征精神的同时，提醒今天所有新的长征路上应该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大会师》制片人李义现场介绍，自己在二十年前就有一个想法，希望把大会师的故事搬上银幕。但电影拍摄期间遇到了重重困难，主要是资金问题。作为一名会宁人，李义为了宣传会宁，为了通过电影促进经济建设拉动旅游，他们用长征精神拍电影，用红军精神走完了这段艰辛的道路，最终完成了影片的拍摄。他表示，影片在中国给红军后代、中央党校的学员、北大清华的学生、部队官兵等看了都反映良好。
《大会师》导演安澜在回顾影片制作拍摄中的心路历程时介绍说，全摄制组的同志都是怀着敬畏之心面对80年前完成这次伟大壮举的先辈们、英雄们。《大会师》编剧雷献和介绍，通过领袖人物的长征和普通战士的长征两条主线展现大会师波澜壮阔的场景，选择了过去很少描绘的会师的点位很有新意。
长征大会师观后感2
想到我们国家几千年的文明，在近代遭到西方列强的欺凌和揉搓，国家满目创伤！
从起初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后来领导红军闹革命，一路走来真的是不易！
看到我们的革命先辈为了中国的伟大复兴，付出的代价是多么的沉重！
近代，西方列强靠着对别国的巧取豪夺，提前走上了所谓的发达国家的生活，抗着人权的大旗到处演讲，说我们西方的社会多么的民主！——虚伪！！
有些人也许去过西方，看到它们的生活就心生向往！回来后就说三道四，对制度不满！我只能说你们是吃饱了撑的！国家发展到今天让你们住的别墅，开着豪车，还能经常出国旅游，你们是改革开放的收益者，也正是你们享受着国家发展的成果，却到处散布谣言和不满，成为西方列强的.走狗！作为一个中国人首先要热爱国家，而不是诋毁国家，有意见可以提出来，让我们的国家变的更好。
看到先烈们的故事，心里备受感动！因为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怀揣着一个中国梦，希望我们的国家更加强大！对的起先烈们的牺牲！
想想从1949年到现在我们中国走得艰辛历程…
书记说不忘初心，但愿别忘记我们的百姓！
长征大会师观后感3
9月28日上午，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大会师》首映暨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该片由甘肃省委宣传部、八一电影制片厂、白银市委市政府、庆阳市委市政府、兰州电影制片厂有限责任公司、甘肃三军会师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甘肃会师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创作摄制，八一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安澜执导，王晖、侯祥玲、董永、陶贤锋等资深演员出演，10月将在中央电视台及全国院线播出。
影片通过全景式的宏观视角和生动流畅的叙事手法，清晰再现了红军三大主力历经艰难险阻、战胜重重困难后会师会宁，宣告长征胜利的伟大历史事件，真实塑造了、周恩来、朱德等领袖人物的光辉形象，充分展现了红军战士的伟大信念、钢铁意志和革命情怀，深刻阐释了长征精神的深刻内涵，表达了弘扬长征精神、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时代呼唤。影片中还加入了大量的观赏性元素，全片2700多个镜头中有1000多个是特技，充分再现了红军长征途中经历的百丈关、直罗镇、大渡河、腊子口、会宁城、山城堡等战役的宏大场面。该片的成功拍摄和放映，将使伟大的长征精神通过电影银幕更加深入人心。
长征大会师观后感4
任何一种精神，都是历史时代的产物，在从1934年10月开始，到1936年10月结束，历时两年整的红军长征中，培育了伟大的长征精神。在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上，它与其它不同阶段的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一起构成中国革命的精神长廊，铸成中国革命之魂。伟大精神一旦形成，就会成为历史变革和物质产生的强大动力，鼓舞和激励千百万群众投身于伟大的事业中。精神力量在推动中国革命建设事业中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长征精神一直受到全党和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它“永不过时”。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仍然需要长征精神。首先，“红军不怕远征难”是我党和人民坚韧不拔、顽强奋战、勇于开拓精神的体现和生动写照，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现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又一次伟大而艰巨的长征，进行新的长征同样需要“红军不怕远征难”的开拓精神和革命气魄，同样需要亿万人的无私奉献精神，也同样需要艰苦奋斗精神，要达到这一点，就要具有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的坚定信念。其次，党和红军在长征中所表现的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精神，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实践证明，什么时候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发扬不畏艰险的开拓精神，我们的事业就兴旺发达，相反就遭到挫折和失败。再次，艰苦奋斗是改造世界的一种实践，无论什么条件，无论过去、现在和未来，总要有这种永远开拓前进的创业精神。
长征精神能够形成发展，关键在于它深深植根于广大共产党员心里，体现在共产党员身体力行的先锋模范作用中。唯有如此，它才具有超越时空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弘扬长征精神，是时代的需要、人民的呼唤，也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必然要求。
长征大会师观后感5
正烦躁地按着发酸的腿，边按边抱怨着。看着桌子上乖乖趴着的帽子，又回忆起了那天的所见所感……
在周五那天，我们初一初二年级的学生举行了一次远足，听到这个消息当然让我们高兴得合不拢嘴。出发当天，带上统一的白帽子，望向初三班级的窗户——他们正羡慕地望着我们，我们的心里又是一阵得意。
终于，队伍的长龙开始移动了，同学们都压抑着心中的激动，愉快地踏上旅途。
途中同学们又说又笑，浩浩荡荡的队伍在街中走着，吸引得不少人朝我们行注目礼，在这些围观的人群中发现了许多老人们的身影，他们正用既羡慕又欣慰的目光看着我们。
本以为可以一直这么愉快地走着，没想到过马路时需要快速地跑，跟紧队伍。这大大减弱了我的忍耐力，不到一半的路程，我就累得气喘吁吁，与同学们谈笑的兴致也没有了，只是忍耐地走着。
浩荡的队伍向武警中队移动。
在那里我看到了武警们训练，也看到了他们的宿舍，一张张被子叠得像砖块一样，使我们不得不惊叹佩服，从那里走出再一次看到武警们的训练，突然在心里自嘲：“常抱怨学习累，那算什么呀！”
回来的途中，我们基本上走的是山路，脚下已经被石头磨出一个个泡，不得不偏着脚走。腿软了，走不动了，只得扶着路边的墙，愈来愈热的太阳晒得人头晕目眩，只是毫无知觉麻木地挪着脚步，因为疼，每走一步仿佛都看到了长征时每一位战士的神情，每一位战士的背影。远足开幕式记得老师曾经说过，这次远足路程不及长征的八百分之一，这就坚持不了了？仅有的一丝没有被疼痛吞噬的意识告诉我，要坚持下去！
一路上，我们唱着军歌，从未断过，因为同学们都知道，我们是国家的希望，即使再累，也要一直歌颂祖国，一只大声唱下去！
现在，我懂了那些老人的目光，他们羡慕我们年轻，他们期待我们的成长，他们欣慰，国家可以拥有如此的栋梁，他们为我们骄傲！
王定国，“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的夫人，生于1913年，是健在的年龄最大的女红军。她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新中国成立后，任最高人民法院党委办公室副主任，第五至七届全国政协委员。2009年9月，被评为双百人物之一。
“我清楚地记得在漆黑的夜晚，在蜿蜒曲折的路上，我们点燃了火把，长长的队伍像火龙一样，把天地照得通红……我一直在寻找这生命的火种。”王定国这样回忆。
这是一个忠贞追随者的人生写照。
百多年风雨，从黑暗到光明;两世纪奋斗，唯初心从未变。
蜕变：从童养媳到女红军
王定国的原名叫王乙香，1913年2月出生在四川省营山县的一个佃户家庭。困苦的生活迫使她早早地挑起了重担，六七岁的她，就要到卖担担面的面食馆推磨挣钱。
那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王家也难逃噩运。由于没有粮食，她的妹妹被活活饿死了，父亲也因过重的压力病故了。无奈的母亲卖掉了她三岁半的二弟，才安葬了她的父亲。为了活下来，只好把她给了邻村的李家当童养媳。
川东地下党中心县委委员杨克明以布客身份来山区开展工作。王乙香简陋的家，成了农会活动的秘密联络点。她从退婚、剪长发、解放小脚开始了闹翻身、求解放的征途。
获得自由的王乙香改名王定国，配合农民协会四处宣传放脚、剪发、男女平等三件事，让妇女劝男人不吸鸦片，动员妇女参加农民协会。
1933年10月，许世友率红九军解放营山，王定国参加了红军，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县苏维埃政权内务委员会主席、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营长、川陕苏区保卫局妇女连连长，为红军送弹药、清剿土匪，拿过枪、上过战场……
至今，王定国清楚地记得走上革命道路的那些细节：
“1932年，我跟着王维舟的川东游击队走南闯北。他有一个侄子叫王波，当时在91师，要我跟着他们走，我就跟着他们打游击去了。”“1933年12月，营山县委在消水河地区召开党代表大会期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记得那天晚上，县苏维埃组织部领导找到我，宣布我为中共正式党员，无候补期。他们和我谈了话，鼓励我在今后的斗争中要更加坚强。入党令我心绪万千，心情激动，我感到自己终于有了依靠，有了人生的奋斗目标。”
如果说一个人从平凡到伟大有一个起点，入党就是王定国的起点：“从那天起，我就只有一个想法，跟党走，不掉队!”
长征：五过雪山三过草地
1935年3月，王定国调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前进剧团，自此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路。
长征，一个震撼世界的艰难征程。在王老记忆中，牺牲与战斗永不磨灭：“草地我走了3遍，翻了5座大雪山，我们文工团要做宣传鼓动工作，行军途中跑前跑后，走的路远不止二万五千里，应该是一倍以上。”王老在雪山上还冻掉一个脚趾头，“用手一拨，趾头就掉了，也不疼也不流血。”
王老记得：“百丈关战斗，当时敌人把路全都堵住了，不让我们走，牺牲了很多人。剧团的人也参战，我们枪很少，大家都背着乐器赶路，手里有扁担之类的棍棒。也不是空手打仗，用棍棍棒棒打。”
艰苦卓绝这四个字，对长征中的女红军来说，考验更大。王老说：“过草地很艰苦，仗打得也很苦。敌人多，我们人少，打得好就赢了，打得不好，人就没了。”
革命路上有艰险，有时更会身临绝境。“我们想的，就是打开一条路，唯一目的就是和其他部队会合。男女没有什么区别，打仗时不是说女的留下男的打，而是大家一起打。”王老如此坚定。
过若尔盖草地时，王老的体重仅剩下50多斤，“要是胖的话，哪里过得来啊!踩到泥潭里就要陷下了。”除了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雪山草地的严酷环境，饥饿、疾病、疲劳也是大敌。历经艰辛，王定国最终还是走出来了。
让王老铭记的，是和主席一起过草地，“毛主席和战士们一起行军，也不骑马，徒步前行，还一路用浓重的湘潭口音给大家鼓劲儿。”
王定国的这条路走得心里踏实，步履坚定。
战斗：在危难中鼓舞士气
从长征开始，王定国的战斗方式就是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剧本。
王定国身材瘦小，平时就爱唱爱跳，还担任过地方革命负责人，随中央红军长征后，被抽调到剧团做宣传工作。
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那个时代的战地宣传是怎样的情景，又意味着什么。
王老曾这样回忆，“山高路险，道不好走，剧团走前面，当拉拉队，大家看了我们唱歌、跳舞，忘了疲劳和艰苦，就走得快了。”
一边要长征，一边要作战，一边还要创作、编演、做宣传。部队行军时，剧团必须在队伍前头赶路;休息时，演员们还得回过头来进行慰问演出，从队头一直演到队尾。有人说：宣传队员所走的长征路，有时甚至超过一般部队的.一倍。
仓德山是红军战士们翻越的第四座雪山。在那之前，战士们已经翻过了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雪山上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上山时，还是阳光明媚，爬到半山腰就云遮雾罩，寒气袭人。等爬到山顶时，气温更是急转直下。爬上来时刚出了一身大汗，紧接着被冷风一吹，顿觉腰背冰凉。战士们的双手被冻得僵直，几乎抓不住木棍，耳朵也仿佛是要被冻掉一般。
就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王定国和剧团的战友们仍然坚持着为同志们鼓劲，他们用自己的歌声和呼喊唤起同志们的斗志：“打了胜仗以后，剧团要去慰问我们的战士，我们去唱唱歌，跳跳舞，欢迎归来的战士，他们就不想战斗的事了，忘记战斗的苦了。”
1936年1月中旬，剧团翻过夹金山到大炮山慰问红五军三十七团，那里人烟稀少，野兽很多，经过艰苦行军，走了整整两天两夜才赶到大炮山脚下的牦牛村。“三十七团指战员听说我们冒着风雪，长途跋涉来前沿阵地演出，高兴极了，提前为战友做饭、烧水，并派人前往迎接。演出时，风像刀子一样刮着战士们的脸，而脸部肌肉冻僵了，手脚冻麻了，可这喧闹的锣鼓声却振奋着每个战士的心。”王定国回忆。
无悔：生死追随不改初心
在王定国的一生中，更严峻的考验是在参加西路军作战那一时期。
1936年11月，西路军向河西走廊挺进。王定国所在的剧团改称为“红西路军前进剧团”，过黄河后剧团跟总部行动。
“战斗中，我右腿被流弹击伤，剧团从士门到凉州时，我右腿又挨一枪，腿完全麻木了，天冷血流出来也冻成了冰，也不知道痛，包扎了一下照样行军。”王定国回忆说。
1936年12月5日，剧社奉命慰问从古浪突围出来的红九军，不料与马步芳部队遭遇。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剧社余下的30多人被敌人抓入了牢房。
“白天，不见太阳;夜晚，不见月亮。房阴森森，人孤零零，只有豺狼把牢房。”多年后回忆起被俘的境况，王定国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不叛变、不泄密、不出卖组织，千方百计营救战友，是王定国那个时期的全部信念。
1937年8月，党中央在兰州成立八路军办事处，全力营救被俘的西路军官兵，王定国和战友们被救出。当时担任八路军办事处党代表的是谢觉哉。
等见到营救回来的红军官兵时，谢觉哉一下子认出了王定国。谢觉哉
从此，从兰州、延安到北京，王定国几乎一直在谢觉哉身边工作。
从此，不识字的王定国有了一个不知疲倦的“识字教师”。
从此，王定国先后生育了7个子女，并全都抚养成才。
1971年6月15日，谢觉哉与世长辞。王定国在谢老走后的6年里，先后整理、撰写、出版了大量谢觉哉文献，总文字量多达500万字。
岁月易逝人易老，但革命者王定国心随党走不觉老。
1983年，从工作岗位退下来的王定国开始了新忙碌。她参与筹建了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她还关注林业发展，提出了我国造纸业应走林、浆、纸一体化等建议。2009年4月王定国被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中国生态贡献奖“特别奖”，2011年又被授予 “终身生态贡献奖”。
2017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颁奖观后感一：
孙家栋男，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1929年4月出生，1956年8月入党，大学文化。
孙家栋同志是著名的航天专家，“两弹一星”元勋，我国人造卫星技术和深空探测技术的开创者。在我国自主研发的100多颗卫星中，由他担任技术负责人的就有35颗。50年多来，他倾注于我国的航天事业，参与创造了中国航天史上多个“第一”的辉煌。他主持完成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和第一颗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的总体设计。他先后担任月球探测工程一期和北斗导航工程总设计师，建成北斗导航第一代系统。他担任东方红三号通信广播卫星、风云二号气象卫星、中巴资源卫星等3个我国第二代应用卫星工程的总设计师，主持解决一系列重大工程技术问题，各项工程均取得圆满成功。他提出的2020年前我国月球探测工程分三个阶段的实施方案，明确了我国月球探测的发展方向、目标和路线图，为我国突破卫星基础技术、卫星返回技术、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发射和定点技术、导航卫星组网技术和深空探测基础技术作出了重大贡献。
孙家栋同志2005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007年被授予“首次月球探测工程突出贡献者”称号，2010年获国家最高科技奖。
不知道经过了多少艰难险阻，不知道熬白了多少科学家的头发，也不知道耗尽了多少领导人和科学家的神力，更不知道工人、战士和科学家们总共流了多少汗水、鲜血和脑浆，1970年4月24日21时34分，我国第一颗卫星终于升空了!卫星总重量为173千克。而苏联第一颗卫星只有83.64千克，美国第一颗卫星只有8.22千克。我们的“东方红”重量相当于苏、美、法、日第一颗卫星重量的总和。这不仅实现了毛主席关于“鸡蛋那般大的我们不抛”的誓言，还在太空唱响了悦耳的《东方红》，让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得见、收听到。
中国的卫星上天，不仅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也鼓舞了整个第三世界人民的志气!
2017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颁奖观后感二：
王定国，“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的夫人，生于1913年，是健在的年龄最大的女红军。她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新中国成立后，任最高人民法院党委办公室副主任，第五至七届全国政协委员。2009年9月，被评为双百人物之一。
“我清楚地记得在漆黑的夜晚，在蜿蜒曲折的路上，我们点燃了火把，长长的队伍像火龙一样，把天地照得通红……我一直在寻找这生命的火种。”王定国这样回忆。
这是一个忠贞追随者的人生写照。
百多年风雨，从黑暗到光明;两世纪奋斗，唯初心从未变。
蜕变：从童养媳到女红军
王定国的原名叫王乙香，1913年2月出生在四川省营山县的一个佃户家庭。困苦的生活迫使她早早地挑起了重担，六七岁的她，就要到卖担担面的面食馆推磨挣钱。
那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王家也难逃噩运。由于没有粮食，她的妹妹被活活饿死了，父亲也因过重的压力病故了。无奈的母亲卖掉了她三岁半的二弟，才安葬了她的父亲。为了活下来，只好把她给了邻村的李家当童养媳。
川东地下党中心县委委员杨克明以布客身份来山区开展工作。王乙香简陋的家，成了农会活动的秘密联络点。她从退婚、剪长发、解放小脚开始了闹翻身、求解放的征途。
获得自由的王乙香改名王定国，配合农民协会四处宣传放脚、剪发、男女平等三件事，让妇女劝男人不吸鸦片，动员妇女参加农民协会。
1933年10月，许世友率红九军解放营山，王定国参加了红军，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县苏维埃政权内务委员会主席、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营长、川陕苏区保卫局妇女连连长，为红军送弹药、清剿土匪，拿过枪、上过战场……
至今，王定国清楚地记得走上革命道路的那些细节：
“1932年，我跟着王维舟的川东游击队走南闯北。他有一个侄子叫王波，当时在91师，要我跟着他们走，我就跟着他们打游击去了。”“1933年12月，营山县委在消水河地区召开党代表大会期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记得那天晚上，县苏维埃组织部领导找到我，宣布我为中共正式党员，无候补期。他们和我谈了话，鼓励我在今后的斗争中要更加坚强。入党令我心绪万千，心情激动，我感到自己终于有了依靠，有了人生的奋斗目标。”
如果说一个人从平凡到伟大有一个起点，入党就是王定国的起点：“从那天起，我就只有一个想法，跟党走，不掉队!”
长征：五过雪山三过草地
1935年3月，王定国调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前进剧团，自此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路。
长征，一个震撼世界的艰难征程。在王老记忆中，牺牲与战斗永不磨灭：“草地我走了3遍，翻了5座大雪山，我们文工团要做宣传鼓动工作，行军途中跑前跑后，走的路远不止二万五千里，应该是一倍以上。”王老在雪山上还冻掉一个脚趾头，“用手一拨，趾头就掉了，也不疼也不流血。”
王老记得：“百丈关战斗，当时敌人把路全都堵住了，不让我们走，牺牲了很多人。剧团的人也参战，我们枪很少，大家都背着乐器赶路，手里有扁担之类的棍棒。也不是空手打仗，用棍棍棒棒打。”
艰苦卓绝这四个字，对长征中的女红军来说，考验更大。王老说：“过草地很艰苦，仗打得也很苦。敌人多，我们人少，打得好就赢了，打得不好，人就没了。”
革命路上有艰险，有时更会身临绝境。“我们想的，就是打开一条路，唯一目的就是和其他部队会合。男女没有什么区别，打仗时不是说女的留下男的打，而是大家一起打。”王老如此坚定。
过若尔盖草地时，王老的体重仅剩下50多斤，“要是胖的话，哪里过得来啊!踩到泥潭里就要陷下了。”除了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雪山草地的严酷环境，饥饿、疾病、疲劳也是大敌。历经艰辛，王定国最终还是走出来了。
让王老铭记的，是和主席一起过草地，“毛主席和战士们一起行军，也不骑马，徒步前行，还一路用浓重的湘潭口音给大家鼓劲儿。”
王定国的这条路走得心里踏实，步履坚定。
战斗：在危难中鼓舞士气
从长征开始，王定国的战斗方式就是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剧本。
王定国身材瘦小，平时就爱唱爱跳，还担任过地方革命负责人，随中央红军长征后，被抽调到剧团做宣传工作。
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那个时代的战地宣传是怎样的情景，又意味着什么。
王老曾这样回忆，“山高路险，道不好走，剧团走前面，当拉拉队，大家看了我们唱歌、跳舞，忘了疲劳和艰苦，就走得快了。”
一边要长征，一边要作战，一边还要创作、编演、做宣传。部队行军时，剧团必须在队伍前头赶路;休息时，演员们还得回过头来进行慰问演出，从队头一直演到队尾。有人说：宣传队员所走的长征路，有时甚至超过一般部队的一倍。
仓德山是红军战士们翻越的第四座雪山。在那之前，战士们已经翻过了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雪山上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上山时，还是阳光明媚，爬到半山腰就云遮雾罩，寒气袭人。等爬到山顶时，气温更是急转直下。爬上来时刚出了一身大汗，紧接着被冷风一吹，顿觉腰背冰凉。战士们的.双手被冻得僵直，几乎抓不住木棍，耳朵也仿佛是要被冻掉一般。
就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王定国和剧团的战友们仍然坚持着为同志们鼓劲，他们用自己的歌声和呼喊唤起同志们的斗志：“打了胜仗以后，剧团要去慰问我们的战士，我们去唱唱歌，跳跳舞，欢迎归来的战士，他们就不想战斗的事了，忘记战斗的苦了。”
1936年1月中旬，剧团翻过夹金山到大炮山慰问红五军三十七团，那里人烟稀少，野兽很多，经过艰苦行军，走了整整两天两夜才赶到大炮山脚下的牦牛村。“三十七团指战员听说我们冒着风雪，长途跋涉来前沿阵地演出，高兴极了，提前为战友做饭、烧水，并派人前往迎接。演出时，风像刀子一样刮着战士们的脸，而脸部肌肉冻僵了，手脚冻麻了，可这喧闹的锣鼓声却振奋着每个战士的心。”王定国回忆。
无悔：生死追随不改初心
在王定国的一生中，更严峻的考验是在参加西路军作战那一时期。
1936年11月，西路军向河西走廊挺进。王定国所在的剧团改称为“红西路军前进剧团”，过黄河后剧团跟总部行动。
“战斗中，我右腿被流弹击伤，剧团从士门到凉州时，我右腿又挨一枪，腿完全麻木了，天冷血流出来也冻成了冰，也不知道痛，包扎了一下照样行军。”王定国回忆说。
1936年12月5日，剧社奉命慰问从古浪突围出来的红九军，不料与马步芳部队遭遇。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剧社余下的30多人被敌人抓入了牢房。
“白天，不见太阳;夜晚，不见月亮。房阴森森，人孤零零，只有豺狼把牢房。”多年后回忆起被俘的境况，王定国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不叛变、不泄密、不出卖组织，千方百计营救战友，是王定国那个时期的全部信念。
1937年8月，党中央在兰州成立八路军办事处，全力营救被俘的西路军官兵，王定国和战友们被救出。当时担任八路军办事处党代表的是谢觉哉。
等见到营救回来的红军官兵时，谢觉哉一下子认出了王定国。谢觉哉
从此，从兰州、延安到北京，王定国几乎一直在谢觉哉身边工作。
从此，不识字的王定国有了一个不知疲倦的“识字教师”。
从此，王定国先后生育了7个子女，并全都抚养成才。
1971年6月15日，谢觉哉与世长辞。王定国在谢老走后的6年里，先后整理、撰写、出版了大量谢觉哉文献，总文字量多达500万字。
岁月易逝人易老，但革命者王定国心随党走不觉老。
1983年，从工作岗位退下来的王定国开始了新忙碌。她参与筹建了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她还关注林业发展，提出了我国造纸业应走林、浆、纸一体化等建议。2009年4月王定国被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中国生态贡献奖“特别奖”，2011年又被授予 “终身生态贡献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