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评价
从文学史的范围来说，苏轼的意义主要有两点：首先，苏轼的人生态度成为后代文人景仰的范式：进退自如，宠辱不惊。由于苏轼把封建社会中士人的两种处世态度用同一种价值尺度予以整合，所以他能处变不惊，无往而不可。当然，这种范式更适用于士人遭受坎坷之时，它可以通向既坚持操守又全生养性的人生境界，这正是宋以后的历代士人所希望做到的。其次，苏轼的审美态度为后人提供了富有启迪意义的审美范式，他以宽广的审美眼光去拥抱大千世界，所以凡物皆有可观，到处都能发现美的的存在。这种范式在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两方面为后人开辟了新的世界。所以，苏轼受到后代文人的普遍热爱，实为历史的必然。
苏轼在当时文坛上享有巨大的'声誉，他继承了欧阳修的精神，十分重视发现和培养文学人才。当时就有许多青年作家众星拱月似的围绕在他周围，其中成就较大的有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四人，合称“苏门四学士”。再加上陈师道和李廌，又合称“苏门六君子”。此外，李格非、李之仪、唐庚、张舜民、孔平仲、贺铸等人，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苏轼影响。由于苏轼的成就包括各种文学样式，他本人的创作又没有固定不变的规范可循，所以苏门的作家在创作上各具面目。黄庭坚、陈师道长于诗，秦观长于词，李廌以古文名世，张、晁则诗文并擅。同时，他们的艺术风貌也各具个性，例如黄诗生新，陈诗朴拙，风格都不类苏诗，后来黄、陈还另外开宗立派。
苏轼的作品在当时就驰名遐迩，在辽国、高丽等地都广受欢迎。北宋末年，朝廷一度禁止苏轼作品的流传，但是禁愈严而传愈广。到了南宋解弛，苏轼的集子又以多种版本广为流传，以后历代翻刻不绝。
在后代文人的心目中，苏轼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巨匠，人们争相从苏轼的作品中汲取营养。在金国和南宋对峙的时代，苏轼在南北两方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苏诗不但影响有宋一代的诗歌，而且对明代的公安派诗人和清初的宋诗派诗人有重要的启迪。苏轼的词体解放精神直接为南宋辛派词人所继承，形成了与婉约词平分秋色的豪放词派，其影响一直波及清代陈维崧等人。苏轼的散文，尤其是他的小品文，是明代标举独抒性灵的公安派散文的艺术渊源，直到清代袁枚、郑燮的散文中仍可时见苏文的影响。
苏轼还以和蔼可亲、幽默机智的形象留存在后代普通人民心目中。他在各地的游踪，他在生活中的各种发明都是后人喜爱的话题。在宋代作家中，就受到后人广泛喜爱的程度而言，苏轼是无与伦比的。
苏轼历代评价
《宋史》：苏轼自为童子时，士有传石介《庆历圣德诗》至蜀中者，轼历举诗中所言韩、富、杜、范诸贤以问其师。师怪而语之，则曰：“正欲识是诸人耳。”盖已有颉颃当世贤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师，一日而声名赫然，动于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词科，入掌书命，出典方州。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所为也。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轼，而轼卒不得大用。一欧阳修先识之，其名遂与之齐，岂非轼之所长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呜呼!轼不得相，又岂非幸欤?或谓：“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
赵祯：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
刘安世：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才意高广，惟己之是信。
黄庭坚：①人谓东坡作此文，因难以见巧，故极工。余则以为不然。彼其老于文章，故落笔皆超逸绝尘耳。 ②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③真神仙中人。
苏辙：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用此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
晁无咎：苏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
王直方：东坡尝以所作小词示无咎、文潜，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对曰：“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词似诗。”
王灼：东坡先生以文章馀事作诗，溢而作词曲，高处出神入天，平处尚临镜笑春，不顾侪辈。或曰：“长短句中诗也。”为此论者，乃是遭柳永野狐涎之毒。诗与乐府同出，岂当分异?若从柳氏家法，正自不分异耳。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今少年妄谓东坡移诗律作长短句，十有八九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宠，虽可笑，亦毋用笑也。
赵昚：忠言谠论，立朝大节，一时廷臣无出其右。
陆游：①世言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乐府，多不协律。晁以道谓：“绍圣初，与东坡别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阳关曲。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试取东坡诸词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 ②公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
陈洵：东坡独崇气格，箴规柳、秦，词体之尊，自东坡始。
徐度：(柳永)词虽极工致，然多杂以鄙语，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其后欧、苏诸公继出，文格一变，至为歌词，体制高雅。
胡寅：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也。唐人为之最工者。柳耆卿后出，掩众制而尽其妙。好之者以为不可复加。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
王若虚：是直以公为不及于情也。呜呼!风韵如东坡，而谓不及于情，可乎?彼高人逸士，正当如是。其溢为小词，而闲及于脂粉之间，所谓滑稽玩戏，聊复尔尔者也。若乃纤艳淫媟，入人骨髓，如田中行、柳耆卿辈，岂公之雅趣也哉?公雄文大手，乐府乃其游戏，顾岂于流俗争胜哉?盖其天资不凡，辞气迈往，故落笔皆绝尘耳。
刘辰翁：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元好问：唐歌词多宫体，又皆极力为之。自东坡一出，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虽时作宫体，亦岂可以宫体概之?人有言，乐府本不难作，从东坡放笔后便难作。此殆以工拙论，非知坡者。所以然者，诗三百所载小夫贱妇幽忧无聊赖之语，时猝为外物感触，满心而发，肆口而成者尔。其初果欲被管弦。谐金石，经圣人手，以与六经并传乎?小夫贱妇且然，而谓东坡翰墨游戏，乃求与前人角胜负，误矣。自今观之，东坡圣处，非有意于文字之为工，不得不然之为工也。坡以来，山谷、晁无咎、陈去非、辛幼安诸公，俱以歌词取称，吟咏性情，留连光景，清壮顿挫，能起人妙思。亦有语意拙直，不自缘饰，因病成妍者，皆自坡发之。
王士祯：汉魏以来，二千余年间，以诗名其家者众矣。顾所号为仙才者，唯曹子建、李太白、苏子瞻三人而已。
袁枚：有才而无情，多趣而少韵：由于天分高，学力浅也。有起而无结，多刚而少柔：验其知遇早晚景穷也。
王士禛：山谷云：“东坡书挟海上风涛之气。”读坡词，当作如是观，琐琐与柳七较锱铢，无乃为髯公所笑?”
周济：人赏东坡粗豪，吾赏东坡韶秀。韶秀是东坡佳处，粗豪则病也。东坡每事俱不十分用力，古文、书、画皆尔，词亦尔。
刘熙载：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若其豪放之致，则时与太白为近。太白《忆秦娥》，声情悲壮。晚唐、五代，惟趋婉丽。至东坡始能复古。后世论词者，或转以东坡为变调，不知晚唐、五代乃变调也。东坡《定风波》云：“尚余孤瘦雪霜姿。”《荷花媚》云：“天然地，别是风流标格。”“雪霜姿”，“风流标格”，学坡词者，便可从此领取。东坡词具神仙出世之姿，方外白玉蟾诸家，惜未诣此。”
曾国藩：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立德最难，自周汉以后，罕见德传者。立功如萧、曹、房、杜、郭、李、韩、岳，立言如马、班、韩、欧、李、杜、苏、黄，古今曾有几人?
蔡嵩云：东坡词，胸有万卷，笔无点尘。其阔大处，不在能作豪放语，而在其襟怀有涵盖一切气象。若徒袭其外貌，何异东施效颦。东坡小令，清丽纡徐，雅人深致，另辟一境。设非胸襟高旷，焉能有此吐属。
王鹏运：北宋人词，如潘逍遥之超逸，宋子京之华贵，欧阳文忠之骚雅，柳屯田之广博，晏小山之疏俊，秦太虚之婉约，张子野之流丽，黄文节之隽上，贺方回之醇肆，皆可模拟得其仿佛。唯苏文忠之清雄，夐乎轶尘绝世，令人无从步趋。盖霄壤相悬，宁止才华而已?其性情，其学问，其襟抱，举非恒流所能梦见。词家苏辛并称，其实辛犹人境也，苏其殆仙乎!
沈曾植：东坡以诗为词，如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此后山谈丛语也。然考蔡绦铁围山丛谈，称：“上皇在位，时属升平。手艺之人有称者，棋则有刘仲甫、晋士明，琴则有僧梵如、僧全雅，教坊琵琶则有刘继安，舞有雷中庆，世皆呼之为雷大使，笛则孟水清。此数人者，视前代之技皆过之。”然则雷大使乃教坊绝技，谓非本色，将外方乐乃为本色乎?
夏敬观：东坡词如春花散空，不着迹象，使柳枝歌之，正如天风海涛之曲，中多幽咽怨断之音，此其上乘也。若夫激昂排宕、不可一世之概，陈无己所谓：“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乃其第二乘也。后之学苏者，惟能知第二乘，未有能达上乘者，即稼轩亦然。东坡《永遇乐》词云：“紞如三鼓，铿然一叶，黯黯梦云惊断。夜茫茫，重寻无处，觉来小园行遍。”此数语，可作东坡自道圣处。
王国维：以宋词比唐诗，则东坡似太白，欧、秦似摩诘，耆卿似乐天，方回、叔原则大历十子之流。
林语堂：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但是这还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这种混合等于耶稣所谓蛇的智慧加上鸽子的温文。
钱穆：①苏东坡诗之伟大，因他一辈子没有在政治上得意过。他一生奔走潦倒，波澜曲折都在诗里见。但苏东坡的儒学境界并不高，但在他处艰难的环境中，他的人格是伟大的，像他在黄州和后来在惠州、琼州的一段。那个时候诗都好，可是一安逸下来，就有些不行，诗境未免有时落俗套。东坡诗之长处，在有豪情，有逸趣。其恬静不如王摩诘，其忠恳不如杜工部。②他们(苏氏兄弟)的学术因罩上一层极厚的释老的色彩，所以他们对于世务，认为并没有一种正面的、超出一切的理想标准。他们一面对世务却相当练达，凭他们活的聪明来随机应付。他们亦并不信有某一种制度，定比别一种制度好些。但他们的另一面，又爱好文章辞藻，所以他们持论，往往渲染过分，一说便说到尽量处。近于古代纵横的策士。
苏轼轶事典故
苏轼道化童蒙
苏轼、苏辙兄弟少年时在家乡今四川省眉县天庆观读书，他们的启蒙老师是道士张易简。当时张易简道长收的学生有几百人，苏轼是倍受张道长青睐的学生之一，另一个是后来载入《仙鉴》的知名道士陈太初。据东坡《志林》记载，在苏轼被贬黄州时，他的老同学陈太初在汉中羽化仙去。
由于苏轼自小受道教的启蒙教育，他的一生对道教情有独钟，常穿道袍，游访道士。如《放鹤亭记》对道人张天骥大加赞赏，而《后赤壁赋》又以道人入梦结尾。在他被贬时，仍给许多道观、道堂撰文，于是有了《众妙堂记》、《观妙堂记》、《庄子祠堂记》等等美文。在《众妙堂记》文中他讲述了梦中见到自己的小学老师张易简道长并深受教诲之事，可见道教对其影响之深。
苏轼之弟苏辙在《龙川略志》开篇即言梦见小学时读书天庆观之事，梦中的苏辙通过与老子像的对话，泄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天道报应现象：不杀生可以长寿。
苏轼应考趣闻
宋仁宗嘉佑二年，苏轼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的论文得到考官梅尧臣的青睐，并推荐给主试官欧阳修。欧阳修亦十分赞赏，欲拔擢为第一，但又怕该文为自己的门生曾巩所作，为了避嫌，列为第二。结果试卷拆封后才发现该文为苏轼所作。到了礼部复试时，苏轼再以《春秋对义》取为第一。
关于《刑赏忠厚之至论》中的内容：“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当时考官皆不知其典故，欧阳脩问苏轼出于何典。苏轼回答在《三国志·孔融传》中。欧阳修翻查后仍找不到，苏轼答：“曹操灭袁绍，以绍子袁熙妻甄宓赐子曹丕。孔融云：‘即周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惊，问出于何典，融答：‘以今度之，想当然耳’。”欧阳修听毕恍然大悟。
苏轼程苏结怨
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去世，大臣们正举行明堂祭拜大典，赶不及奠祭，仪式一完成，大臣们希望赶去吊丧，程颐却拦住大家，说孔子“是日哭则不歌”，参加明堂典礼之后，不该又吊丧家。大家觉得这不近人情，反驳说，“哭则不歌”不代表“歌则不哭”。苏轼嘲笑程颐说：“这是枉死市上的叔孙通制订的礼法。”这是苏轼、程颐两人结怨的开始。
有一次国家忌日，众大臣到相国寺祷佛，程颐要求食素，苏轼责问说：“正叔(程颐表字)，你不是不喜好佛教吗?为什么要吃素食?”程颐说：“礼法：守丧不可饮酒吃肉;忌日，是丧事的延续。”苏轼唱反调：“支持刘家的人露出左臂来罢!”(用史记典故，苏轼自比为汉朝的太尉周勃，把程颐比为吕氏乱党，要求大家支持他。)范淳夫等人吃素食，而秦观、黄庭坚等则吃肉。
苏轼佛寺趣事
在黄州时常与金山寺主持佛印禅师来往，一日苏轼做一首诗偈“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呈给佛印。禅师即批“放屁”二字，嘱书童携回。东坡见后大怒，立即过江责问禅师，禅师大笑：“学士，学士，您不是‘八风吹不动’了吗，怎又一‘屁’就打过了江?”[56] “八风吹不动”可见于《佛地经论》卷五，诗僧寒山诗歌亦有此句，八风是佛教用语，指八种境界的风：称、讥、毁、誉、利、衰、苦、乐。
苏轼本人是个美食家，宋人笔记小说有许多苏轼发明美食的记载。苏轼知杭州时，元祐五年五、六月间，浙西大雨，太湖泛滥。苏轼指挥疏濬西湖，筑苏堤。杭州百姓感谢他。过年时，大家就抬猪担酒来给他拜年。苏轼指点家人将猪肉切成方块，烧得红酥，然后分送给大家吃，这就是东坡肉的由来。《曲洧旧闻》又记：苏东坡与客论食次，取纸一幅以示客云：“烂蒸同州羊羔，灌以杏酪香梗，荐以蒸子鹅，吴兴庖人斫松江鲙;既饱，以庐山玉帘泉，烹曾坑斗品茶。少焉解衣仰卧，使人诵东坡先生《赤壁前后赋》，亦足以一笑也。”
苏轼雷州西湖
广东雷州西湖原名罗湖，始建于北宋，自从大文豪苏轼兄弟在此醉游之后，罗湖更名为西湖。
宋绍圣七年苏轼从惠州贬移儋州，千里跋涉途经雷州，有幸与其贬雷的胞弟苏辙邂逅，悲喜交加。兄弟择日游罗湖泛舟，被罗湖秀丽的风光吸引，恋不思归，游罢到湖滨天宁禅寺憩休，苏城游趣尚浓，“万山第一”四字就是此时此地写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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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鲁迅作品的评论
我从小就常常阅读鲁迅的作品，最喜欢读的是鲁迅的小说和他回忆童年生活的散文，都使我百看不厌，如醉如痴。正是鲁迅的这些作品，给了我终身难忘的文学启蒙教育，初步窥探到了美好动人的文学殿堂，从而爱上了文学，引导我立志一辈子走文学创作道路。从青年时代直到今天，我虽然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但在我国现、当代的小说和散文作品中，我最喜欢的，仍然还是鲁迅的这类作品，经常“炒冷饭”，实际上是作为创作典范不倦地加以精读，细细品味。我之所以如此热爱鲁迅的这类作品，原因就在于鲁迅的作品中，含有开创性特色的艺术欣赏趣味和审美价值。这和一般评论界对鲁迅作品的研究，视角可能不尽相同。
有些人在谈论鲁迅的《狂人日记》时，说的往往就是作品最后的那两句话:“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许还有？救救孩子……”仿佛这篇文学经典之作的全部意义和价值，就在于这两句话。诚然，鲁迅借助于一个狂人的自我表述，以狂人的所见所闻和内心独白，深刻地揭露了半封建社会人压迫人、人吃人的内在本质，这确实是这篇作品的伟大思想意义和思想价值。鲁迅作为一位思想家和革命家，在作品中直言不讳地对此提出抗议和大声呐喊，永远应该受到世人的重视和尊敬。然而，我们必须看到，鲁迅写的《狂人日记》，并不是一篇政治论文或社会学论文，而是一篇以审美价值为前提的小说作品。如果我们(包括广大读者)要的仅仅是作品中所包含的思想意义和思想价值，鲁迅还何须用小说的形式去加以表达？只须写一篇政治论文或社会学论文就可以表达清楚了，甚至还可以直截了当地表达得比写小说更加清楚。
依此类推，如果根据某些评论家的评论方式，鲁迅所有的小说和散文作品全部意义和全部价值，也都是这么一回事了:《阿Q正传》就在于它说明了我国当时的国民劣根性；《故乡》就在于说明了人和人之间理想境界的向往和追求，所谓“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祝福》就在于说明了封建礼教对妇女的压迫和精神禁锢；《孔乙己》就在于说明了封建没落知识分子毫无出路的可怜境地。等等之类，不一而足。这样的评论说得也有他们的道理，可惜论者忘记了他们面对的却是作为文学作品的小说。按此论调，文学作品所必须的艺术欣赏趣味和审美价值还在哪里呢？
面对文学作品，仅仅满足于作品的思想意义和思想价值，而把文学作品的艺术欣赏趣味和审美价值视同可有可无的附加品，也许可以这么说:这是对作为伟大文学家的鲁迅，在艺术创造和艺术追求方面的忽视和不顾。
篇二：鲁迅作品的评论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狂人日记》吧。鲁迅写的这位患上了迫害狂型妄想症的主人公，由于他的病态思维，觉得摆在他面前的生活十分可怕，所有的人，包括“赵家的那条狗”和他的亲哥哥，都已串通在一起想吃他的肉；到了后来，甚至连他自己，好像也在他哥哥的哄骗下，吃过他小妹妹死后的几片肉，内心的痛苦无法言状。正因为如此，他的唯一希望，只能寄托于“或许还有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所以才在小说的结尾处，大声呼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可见，这声呐喊，全都和作品中的社会背景、故事情节、细节描写、人物形象等艺术手段和审美价值密切结合成一体的，水乳交融，血肉相联。丢开了文学作品中的艺术手段和审美价值，还能到哪里去寻找思想意义和思想价值？
作品描写主人公在病中的心理状态，以及周围人们对他的态度，处处显示了作品中互为因果的生动关系，结合得何等巧妙。人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实际上都是在那里关心他(当然也有一些看热闹的闲人和孩子)，照顾他，为他治病；可是，在他看来，却都是一批青面獠牙、对他怀有敌意的吃人家伙。鲁迅笔下的精神病患者，决不是一个疯疯癫癫、胡言乱语的模式化(或意想化)人物，而有他自己的思维逻辑。只是他的思维逻辑已完全受到妄想思维所控制，以至他自己认为很有道理，实际上却是一种荒唐的病态表现。人们越是关心他，他也就越是认为人们想吃他，形成了无法摆脱的恶性循环。这样的描写，随着故事情节的进展，悬念迭起，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时时都有一种揪心之感，既觉得相当可笑，却又不能关心着他那可怕的疾病，从而使读者在感情上产生强烈共鸣，获得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
不仅如此。由于鲁迅的博学多才，见闻宽广，作品中通过主人公的妄想思维，引用了很多“人吃人或接近于人吃人”的人世行为。其中有的来自于民间迷信，有的来自于世俗传闻，例如“用人血馒头治病”、“狼子村的村民吃了大恶人的心肝”之类；其中大多数则来自于古书中“易子而食”，“割股奉亲”的记载。这使主人公的妄想思维，似乎接近于现实生活(这在现代医学上称作为“现实性妄想思维”)，从而极大地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性和可信性。此外，作品的'环境描写中，如“今天全没月光，我知道不妙”、“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等等，以此烘托主人公的心理状态，有多么的情景交融，精彩纷呈。再加作品的语言非常简洁生动，运用如是，极富幽默感，用以描绘主人公的病态心理和周围人们对他的态度，着笔虽然不多，无论是主人公或其他各色人等，人物形象却全都神形毕现，跃然纸上——如见其身，如闻其声，如临其境。
上述种种，无不丰富了作品的艺术欣赏趣味和审美价值，并以此完成了作者所要表现的思想内涵。
篇三：鲁迅作品的评论
再如《阿Q正传》，又有另一番艺术特色。鲁迅用他特有的游戏笔墨(这从作品一开头讲述“正传”一词的来历时就可以感受到)，塑造了阿Q这么一个既可怜，又可笑，更令人同情的旧农村雇农形象。作品中处处用讲笑话似的讽刺笔调，描绘了阿Q的种种所作所为和性格特征，但处处让读者在酸心的苦笑中发人深思。所谓的“国民劣根性”，决不是一个离开了艺术形象的空洞概念，而是通过阿Q这个非凡生动的文学典型形象，以及有关的社会背景、故事情节和特色鲜明的细节描写，才得以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与《孔乙己》《风波》都有异曲同工之妙。至于《社戏》《故乡》《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阿长与〈山海经〉》等等，就不能不说，全都表现了鲁迅对人间真情的期盼和向往，极富浪漫主义的美好情怀。尤其是《社戏》，描绘的江南农村风光，描绘作者和农村小伙伴们月夜驾船去看社戏的欢快情景，他们之间天真纯朴的友谊，以及农村孩子热情、爽直的性格，都跃然纸上，如诗如画，令人心想神往。其中如孩子们看戏时最讨厌“只唱不做的老旦”而特别爱看“能连翻八十四个筋斗的铁头老生”，以及孩子们在归途中抢着“偷摘”自家田里的蚕豆等细节，描绘孩子们天真、无私的心理状态，简直已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其生活气息之浓，人物形象之鲜明，景物描写之富有诗意，艺术审美内容之深厚，令人击节叹赏，堪称绝世佳作，非有切身感受和洞察世情的能力，无法创作出如此高超的具有艺术欣赏趣味和审美价值的小说作品。然而，可能由于这类作品不像《狂人日记》《阿Q正传》那样可以用“一言以蔽之”的思想意义和思想价值加以赞扬，却常常未能引起某些评论家应有的重视。唯一例外的只是《故乡》，就因为那里面有一句“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由此可见，鲁迅小说和散文作品中的艺术欣赏趣味和审美价值，多么值得我们奉为典范，认真加以研读。我以为，鲁迅作品中所以能达到如此高超的艺术成就和审美境地，这是由他的语言功力、幽默感、洞察力、艺术表现力，以及文化素养、人文关怀精神和先进思想观念所综合组成的，缺一不可，值得我们学习一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