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诗三百零五首，而《关雎》被列为三百篇之首，可见其厚重而深远的显要地位。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作品创作年代大约在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除去六篇有目无辞的笙诗外,共收诗三百零五首。按内容的不同可以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而在这三百零五篇诗歌中《关雎》被列为三百篇之首,可见其厚重而深远的显要地位。下面着重从剖析文本涵义、探讨诗歌主旨以及反观其中所折射的周文化等方面,对《关雎》进行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一、文本涵义的依据
《关雎》作为诗经开篇之作,大多认为它是一首情歌,其中关雎与河州象征着东方人始终缥缈朦胧的情感意境,君子以求淑女代表了中国人的爱情定调,非常含蓄。但细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能发现更为深刻的文化意蕴,以下主要是从现存的文本对《关雎》作了一个儒家意义上的理解,同时也略谈了些其他的看法和见解。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毛传曰:“关关,和声也。雎鸠,王雎也。鸟挚而有别。水中可居者曰洲。后妃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关雎之有别焉,然后可以风化天下。夫妇有别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王化成。窈窕,幽闲也。淑,善;逑,匹也。言后妃有关雎之德,是幽闲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对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用意向来颇有争议,有的认为并不存在这样的意象,它的作用只是为了起兴,引申出后两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有的却认为雎鸠成双成对,相和鸣叫是实在的物象,它的存在触发了君子内在求偶的情愫。淑女外在仪态的幽雅娴静,内在性情的美好善良正是君子之佳偶,两人的结合可以构成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以此作为风化天下的楷模。通过阅读《毛诗正义》,我个人偏向于后一种理解,认为这是一种皇室之道于天下之理的表率作用,其用意非一般的爱情诗所能企及,耐人寻味,值得琢磨。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毛传曰:“寤,觉。寐,寝也”,郑笺云:“言后妃觉寐则常求此贤女,欲与之共已职也;朱熹《诗集传》则说:“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则无以配君子而成其内治之美,故其忧思之深,不能自已。”从中可以略探出两者观点的不同,毛诗郑笺是从咏德的基础对后妃美好性情品德进行了歌颂,从中体现出的是一种风化天下的内涵;而朱熹则更多倾向于“君子”精心选择、努力求取“淑女”之情,表现的是“君子”对“淑女”缠绵悱恻的爱恋和思念之情。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优哉游哉,辗转反侧”,毛传曰:“服,思之也。悠,思也。”孔疏言:“毛以为后妃求此贤女而不得,觉寐则思己职事当谁与共之。”郑笺:“服,事也。求贤女而不得,觉寐则思己职事,当谁也共之乎!思之哉!思之哉!言已诚思之。卧而不周曰辗。”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后妃的德行是如此的美好,她不仅能替君子分担忧愁,而且还尽自己的能力,去挑选能和自己一起共职事的贤女,为了此事竟反复思忖,卧而不周,可谓“德盛感深也”。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毛传曰:“宜以琴瑟友乐之”;郑笺云:“言后妃既得荇菜,必有助而采之者。同志为友,言贤女之助后妃共荇菜,其情意乃与琴瑟之志同”。对于此句的文本含义,我以为孔疏说得最为全面,孔疏曰:“作此琴瑟之乐,乐此窈窕之淑女,其情性之和上下相亲,与琴瑟之音,官商相应。无异若与琴瑟为友,然共心同志,故云琴瑟友之。”从中所表达的对后妃的称颂与前文一脉相承,朱熹的《诗集传》则认为“采是采取而择之,友,即是亲爱之意也”,这种解释也正如前文所说的,更倾向于从婚恋的角度去阅读而所得的观点。
“参差荇菜,左右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毛传曰:“择也。德盛者宜有钟鼓之乐”;郑笺云:“后妃既得荇菜,必有助而择之者。琴瑟在堂,钟鼓在庭,言共荇菜之时,上下之乐皆作,盛共礼也”。
综观全诗,可以看到,站在不同的角度对此诗的解释是大相径庭的。毛传郑笺主要从人伦之情出发,目的在于歌咏后妃之德、风化天下,所以对全诗的理解都是建立在对后妃美好性情品德进行赞颂的基础上;而站在婚恋观的角度去解释,则表现的是男女从寻求恋爱对象到结为婚姻的全过程,从中歌咏的是以君子配淑女的完美婚恋观。
二、诗歌的主旨
通过本文第一部分对文本含义论述,可以看出《关雎》是一首饱受争议的诗,对于该诗的主旨究竟是什么,大家都各抒己见,众说纷纭而却又莫衷一是,没有达到共性的认识,将大家的见解综合起来,大致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即“咏德诗”、“爱情诗”。
“咏德诗”即认为此诗的主旨是宣扬后妃之德。《毛诗序》曰:“《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化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也,用之邦国焉。”《毛诗正义》则解释为:“序以后妃乐得淑女,不淫其色,家人之细事耳,而编于《诗》首,因为歌乐,故于后妃德下即申明此意,言后妃之有美德,文王风华之始也。言文王行化,始于其妻,故用此为风教之始,所以风化天下之民,而使之皆正夫妇焉。”从这段引文的论述中,可看出周初统治者对于室家之道的高度重视,生动地体现了统治者的家国观,既对于统治者自身来说,要统一天下,首先就要从治家开始,《礼记・大学》也说:“欲治其国者,先其齐家,欲齐其家,先修其身”,由此可见,只有处理好夫妇这一步,在“齐家”之后,才能逐渐实现一统天下的理想,这种思想也可以作为后来儒家所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源流。
“爱情诗”则是单纯地认为此诗是歌颂爱情的,是一个青年炽烈地追求采摘荇菜女子的诗,为我们展现了男女从寻求恋爱对象到结为婚姻的全过程,提倡的是以“君子”配“淑女”的完美婚恋观。它的意义多是从美学的角度上去欣赏这首诗, 正如孔子所评价的一样《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体现了“发乎情,止乎礼”的君子风范和中和之美。
三、体现的文化特征
《关雎》被列为《诗》三百之首,同时也是十五国风之周南的开篇之作,足以见其厚重而深远的显要地位。“周”,是国名;“南”是指南方的诸侯国。通过对它的阅读,我们可以从中窥探出部分关于周初的文化特征。《毛诗序》:“《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爱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从中可以知晓,对其的推行是统治者施行统治的需要,只有迈出夫妇,“齐家”这一步之后,才能实现统一天下的理想,它的文化传播作用就在于歌咏后妃的美德,如孔疏所谓“文王正其家,而后及其国,是正其始也”,然后方能“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正是文王这样的做法奠定了周朝的政权和礼乐文明的`基础,充分显示了“窈窕淑女”对于室家之道,对于家国天下的重要性。其次,可以从中读出夫妇人伦也是周人的首重之情,《关雎》其所表现的正是周代重视的男女、夫妇之情,显示出一夫一妻制的发展要求,同时随着周朝礼乐文化的不断发展,也使人们在心里上建立起新的婚姻理想模式,即选择忠贞不渝、相敬如宾的婚姻生活,以“淑女”配“君子”的婚恋模式正符合人们对此的期盼,从这个层面上将,《关雎》也是对周代社会重视夫妇之情的艺术实录。再次,体现了周代的礼乐文化,其中流露出的审美情感是一种平静祥和的中和之美,《毛诗序》曰:“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仪,先王之泽也”生动地体现了这样一种礼乐文化的内涵,它的特征符合孔子在《论语・八佾》中对其的评价“《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本文只是从现存的文本对《关雎》作了一个儒家意义上的理解,同时也略谈了些其他的看法和见解,当然历来对这首诗的看法都莫衷一是,存在争议。至于这首诗的本来面貌如何,有待专家学者作出另一番的考证。
《关雎》是中国最古老的典籍《诗经》的首篇,其悠久的历史、特殊的位置、丰富的思想内涵及富有表现力的艺术形式等,历来为人称道,被人评说。
关雎
诗人:诗经 朝代:先秦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
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一、从美的本质的角度
人都有爱的本能欲望,选择和确定爱的对象,并把自己爱的感情全部倾注到对象中去,这时就产生了爱情。爱,就是精神之美。而美,就在自然的人化或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中产生。
《关雎》开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为我们展开了一个春暖花开、百鸟争鸣的美好风光。这个“自然”,已不是天然的“自然”,而处处都打上了人文的印记,是“人化了的自然”。正是这种人化了的自然,才显得是那样优美,是那样充满情感,充满寓意,才让人产生无限丰富的美好联想。而诗中的那个男子,也正是面对这一切,才意识到自己爱情的到来。同时,诗歌在美好的环境下点染出了人物即“君子”和“淑女”。而这两个人物,既是自然景物的一部分,也从自然景物中超然脱开。
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诗中“君子”的求偶,已不是低级的动物性媾合。“君子”把自己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到“淑女”身上,也只有“淑女”才能真正配得上“君子”,才能真正体现“君子”的生命价值。爱是精神之美,爱是自由的结合,但爱又是社会道德的体现。在《关雎》中,“君子”对“淑女”的热恋,把自由的情感合乎道德理性地投射出来,“淑女”成为他作为文明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体现着自然与社会人伦的完美和谐。透过《关雎》,人们不仅可以从自然美中直观自身,也从人情美、人伦美中完成细腻而深刻的审美感受过程。也许正因为此,《关雎》才成为一曲千古永新的永恒恋歌。
二、从审美心理的角度
在审美活动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审美情趣,有人欣赏“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荷花,有人偏爱在瑟瑟秋风中绽放的菊花,还有人则喜欢与冬季为伴的白梅。
《关雎》诗一开篇,就具有明显的自然意识和季节观念。在美好的春天,万物复苏,百草萌动,水鸟相鸣相欢,让人在感受春天气息的同时,不由得产生一种人的生命春天的联想,由水鸟很自然地会联想到人。但这不是一般的人,而是“淑女”。社会性因素时刻影响着和左右着人的爱情价值取向和行动方式。诗中的男子在无限相思的想象中,“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而这,也正是中国人“内倾”人格在心理上表现出的神思与“内游”,审美情感在此时得到极度的渲染。恋爱的结局是由代表社会因素的家庭、朋友等出面,“琴瑟友之”,在吹吹打打中完婚,实现爱情的美满。这是一种典型的传统中国式的婚恋,体现着世代中国人在审美心理上的含蓄、凝重和中和之美。《关雎》之所以被儒家如此推崇,被国人传唱几千年,很大程度上与民族审美心理、审美情趣、审美理想等密不可分。
三、从审美形态的角度
王朝闻认为,美的丰富形态是不容否定的存在,一方面可按它们的不同性质将其分为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等;另一方面,又可按它们的不同状态、面貌和特征,而将其分为优美、崇高、悲剧和喜剧。美的形态的这两个方面同时还彼此渗透和相互交错,呈现为多种多样的美的经验现象。
首先,《关雎》充分地体现着自然之美。春暖花开,百鸟争鸣,这是一个美好的现实的自然,而男女的相互倾慕体现的则是生命的自然。其次,《关雎》有着丰富的社会美的内容。诗中的君子和淑女都是社会教化出来的有涵养的人,他们以结婚为目的的相悦相亲,是一种积极的为社会所肯定的生活现象,体现着一种社会美的理想。再次,《关雎》的艺术美,诸如艺术表现上的比兴手法、回环复沓、用词典雅、音色优美等等,早已为历代诗评家所称道。
如果将审美形态分为优美、崇高、悲剧和喜剧,那么《关雎》作为美的现象应该属于优美。千百年来,《关雎》被代代传唱,不断地在唤起着人们圆满轻松的审美愉悦,体现着娴静恬淡、温柔敦厚的阴柔之美。
李泽厚从自然的人化、积淀和文化心理结构的角度立论,注意于人的审美能力的拥有和实现过程,将审美形态分为“悦耳悦目”“悦心悦意”“悦志悦神”三个方面,也可以说是审美过程的三个阶段,是人类审美能力的形态展现。
《关雎》从春水青草、水鸟和鸣到男女相惜相悦、恋爱婚娶的过程,就是三种审美形态在瞬间的审美感受中相继呈现的过程。从耳目之乐、生理快感到愉悦走向心灵的无意识满足,然后再进入某种合目的性的道德理念的追求和满足,美的感受阶段不同,深刻程度不同,审美形态也不同,但它们都体现着生理与心理、感性与理性、个体与社会、理想与现实的和谐统一,是三个不同的审美形态在人的心灵中立体性的展现。
“中和”这种审美形态最根本的特征是强调适度,即强调情感的适中、人格精神的和谐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中国人称赞美满的婚姻,往往叫作“天作之合”,实际上是在强调天地人的和谐。《关雎》就是这样,它作为审美对象,首先肯定男女相悦的感情是自然而美好的,但同时强调这种感情是与美德、地位等等相连,真实的感情表露得平和而有分寸,最后归于婚姻的美满。孔子评《关雎》称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这句话不仅成为后世诗歌评论的`重要标准,而且也使《关雎》成为“中和”之美的典范。
四、从审美教育的角度
审美教育又称美育,是通过审美的方式来教育人、感化人的身心,使之净化、升华和提高,是一种人格教育,同时也是情感教育和艺术教育。它与德育、智育、体育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寓教于乐,即在接受教育的同时满足主体的一种内在精神需求,既没有来自外部的利害关系、社会统一目的的要挟,也没有来自内心的良心、理智的强迫,而是一种无限的“享受”和愉悦。
《关雎》这首反映男女爱情的民歌被编纂在《诗经》的首篇,其深刻的用意之一就是:处理好男女情感问题是学会做人的第一课。男女情感是一把双刃剑,刻意地回避,诸如“存天理,灭人欲”,是有违人性、非人道的;但有意的放纵又是对社会规范的潜在威胁,它需要正确的疏导。《关雎》所歌颂的,正是这种“发乎情,止乎礼”的情感克制、行为谨慎、以婚姻和谐为目的的爱情,体现着生命之真、中庸之德和中和之美,是做人的教育。
《关雎》这种人格教育是通过乐教来实现的。诗篇的重章叠句、字数整齐、双声叠韵、朗朗上口等,具有极强的节奏感、音乐性,显示出音调的和谐美及描述人物的生动性,极大地体现了和乐而歌的特点,易于使阅读者抒发积郁于胸的感情,实现内心痛苦的艺术宣泄,从而达到心态平和、温柔敦厚,让人们在这种春风化雨般的吟唱中,最后养成健全的人格,充分展示诗歌、音乐净化人心的功能。
诗歌是一种具有多方面审美特征的文学样式,它展示给世人的美,往往是多维的、立体的、千姿百态的、五彩斑斓的。从不同的角度去审美,往往会产生不同的审美认识和感受,多角度的艺术审美应该是体验多层面美感的有效方法。用美学的眼光,从美的本质、审美心理、审美形态和审美教育等不同角度,去审视、欣赏《诗经・关雎》,就能够多方位地、更完美地感知到其丰富的思想内容、多姿多彩的艺术形象、微妙的心理描写和春风化雨般的美育。
《关雎》原文：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
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译文：
雎鸠关关在歌唱，在那河中沙洲上。文静美好的少女，小伙殷切的追求。
长长短短鲜荇菜，顺流两边去捞取。文静美好的少女，朝朝暮暮想追求。
追求没能如心愿，日夜心头在挂牵。长夜漫漫不到头，翻来覆去难成眠。
长长短短鲜荇菜，两手左右去采摘。文静美好的少女，弹琴鼓瑟表爱慕。
长长短短鲜荇菜，两边仔细来挑选。文静美好的少女，钟声换来她笑颜。
赏析：
《关雎》是《风》之始也，也是《诗经》第一篇。古人把它冠于三百篇之首，说明对它评价很高。《史记·外戚世家》曾经记述说：“《易》基乾坤，《诗》始《关雎》，《书》美厘降……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又《汉书·匡衡传》记载匡衡疏云：“匹配之际，生民之始，万福之原。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论《诗》，一般都是以《关雎》为始。……此纲纪之首，王教之端也。”他们的着眼点是迂腐的，但对诗的本义的概括却基本正确。问题在于它所表现的是什么样的婚姻。这关系到我们对《风》的理解。朱熹《诗集传》“序”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又郑樵《通志·乐略·正声序论》说：“《诗》在于声，不在于义，犹今都邑有新声，巷陌竞歌之，岂为其辞义之美哉?直为其声新耳。”朱熹是从诗义方面论述的，郑樵则从声调方面进行解释。我们把二者结合起来，可以认为《风》是一种用地方声调歌唱的表达男女爱情的歌谣。尽管朱熹对《关雎》主题的解释并不如此，但从《关雎》的具体表现看，它确是男女言情之作，是写一个男子对女子爱情的`追求。其声、情、文、义俱佳，足以为《风》之始，三百篇之冠。孔子说： “《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此后，人们评《关雎》，皆“折中于夫子”(《史记·孔子世家》)。但《关雎》究竟如何呢?
这首诗原是三章：一章四句，二章八句，三章八句。郑玄从文义上将后二章又各分为两章，共五章，每章四句。现在用郑玄的分法。第一章雎鸠和鸣于河之洲上，其兴淑女配偶不乱，是君子的好匹配。这一章的佳处，在于舒缓平正之音，并以音调领起全篇，形成全诗的基调。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统摄全诗。第二章的“参差荇菜”承“关关雎鸠”而来，也是以洲上生长之物即景生情。“流”，《毛传》训为“求”，不确。因为下文“寤寐求之”已有“求”字，此处不当再有“求”义。“求”字是全篇的中心，整首诗都在表现男子对女子的追求过程，即从深切的思慕到实现结婚的愿望。第三章抒发求之而不得的忧思。这是一篇的关键，最能体现全诗精神。姚际恒《诗经通论》评云：“前后四章，章四句，辞义悉协。今夹此四句于‘寤寐求之’之下，‘友之’、‘乐之’二章之上，承上递下，通篇精神全在此处。盖必著此四句，方使下‘友’、‘乐’二义快足满意。若无此，则上之云‘求’，下之云‘友’、‘乐’，气势弱而不振矣。此古人文章争扼要法，其调亦迫促，与前后平缓之音别。”姚氏对本章在全诗中的重要性分析最为精当。应当补充者，此章不但以繁弦促管振文气，而且写出了生动逼真的形象，即王士祯《渔洋诗话》所谓“《诗》三百篇真如画工之肖物”。林义光《诗经通解》说：“寐始觉而辗转反侧，则身犹在床。”这种对思念情人的心思的描写，可谓“哀而不伤”者也。第四、五章写求而得之的喜悦。“琴瑟友之”、“钟鼓乐之”，都是既得之后的情景。曰“友”，曰“乐”，用字自有轻重、深浅不同。极写快兴满意而又不涉于侈靡，所谓“乐而不淫”。通篇诗是写一个男子对女子的思念和追求过程，写求之而不得的焦虑和求而得之的喜悦。
这诗的主要表现手法是兴寄，《毛传》云：“兴也。”什么是“兴”?孔颖达的解释最得要领，他在《毛诗正义》中说：“‘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所谓“兴”，即先从别的景物引起所咏之物，以为寄托。这是一种委婉含蓄的表现手法。如此诗以雎鸠之“挚而有别”，兴淑女应配君子;以荇菜流动无方，兴淑女之难求;又以荇菜既得而“采之”、“芼之”，兴淑女既得而“友之”、“乐之”等。这种手法的优点在于寄托深远，能产生文已尽而意有余的效果。
这首诗还采用了一些双声叠韵的连绵字，以增强诗歌音调的和谐美和描写人物的生动性。如“窈窕”是叠韵;“参差”是双声;“辗转”既是双声又是叠韵。用这类词修饰动作，如“辗转反侧”;摹拟形象，如“窈窕淑女”;描写景物，如“参差荇菜”，无不活泼逼真，声情并茂。刘师培《
用韵方面，这诗采取偶句入韵的方式。这种偶韵式支配着两千多年来我国古典诗歌谐韵的形式。而且全篇三次换韵，又有虚字脚“之”字不入韵，而以虚字的前一字为韵。这种在用韵方面的参差变化，极大地增强了诗歌的节奏感和音乐美。
对《关雎》，我们应当从诗义和音乐两方面去理解。就诗义而言，它是“民俗歌谣”，所写的男女爱情是作为民俗反映出来的。相传古人在仲春之月有会合男女的习俗。《周礼·地官·媒氏》云：“媒氏(即媒官)掌万民之判(配合)。……中春(二月)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不禁止奔);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关雎》所咏未必就是这段史事的记实，但这段史实却有助于我们了解古代男女相会、互相爱慕并希望成婚的心理状态和风俗习尚。文学作品描写的对象是社会生活，对社会风俗习尚的描写能更真实地再现社会生活，使社会生活融汇于社会风习的画面中，从而就更有真实感。《关雎》就是把古代男女恋情作为社会风俗习尚描写出来的。就乐调而言，全诗重章叠句都是为了合乐而形成的。郑樵《通志·乐略·正声序论》云：“凡律其辞，则谓之诗，声其诗，则谓之歌，作诗未有不歌者也。”郑樵特别强调声律的重要性。凡古代活的有生气的诗歌，往往都可以歌唱，并且重视声调的和谐。《关雎》重章叠句的运用，说明它是可歌的，是活在人们口中的诗歌。当然，《关雎》是把表达诗义和疾徐声调结合起来，以声调传达诗义。郑玄《诗谱序》云：“《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然则诗之道，放于此乎?”
